一、森林民族文化研究綜述

1．西南地區

解魯云在年已經對云南地區少數民族生態觀等問題做了較為詳細的梳理和綜述，其成果可資借鑒。許再富等撰著的《熱帶雨林漫游與民族森林文化趣談》一書是進入世紀前我國森林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該書從地質學、地理學、生物學、生態學等諸多方面闡述了西雙版納熱帶雨林形成與演變的過程，并分析了自然環境對生活在這里的森林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影響，認為這里民族的種種文化皆與熱帶雨林有密切的聯系。羅蘋闡述了西雙版納地區少數民族的森林風俗和情趣。周鴻等將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稱為神山森林文化，認為這種森林文化體現一種敬畏生命的生態倫理學，有著深刻的自然保護意義。這足以看出這種獨特的森林民族文化對于一個民族發展的意義。吳兆錄等研究發現，在數千年的歷史演變中，西雙版納的各族人民形成了以“神靈為萬能，人只有依附地位，人必須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傳統生態觀。同時認為這一傳統生態觀固化在以利用、管理、保護森林為中心的生產活動中，具體表現為多樣的森林管理傳統，實現了人與自然雙方的和諧相處和持續發展。

尹紹亭通過研究云南少數民族利用森林的傳統方式———刀耕火種，認為當代的刀耕火種是亞熱帶、熱帶山地民族對于其所處生態環境的適應利用方式，是一筆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許再富以西雙版納為案例，探討了民族森林文化與生物多樣性有效管理之間的關系，指出民族森林文化是維持生物多樣性的最重要因素，現代的生物多樣性管理也離不開民族森林文化。周鴻等將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稱為神山森林文化，認為這種森林文化體現一種敬畏生命的生態倫理學，有著深刻的自然保護意義。楊玉、趙德光則以西南邊疆民族為中心探討了神山森林文化對生態資源保護的作用。西南邊疆各民族在與當地環境的不斷適應過程中創造了以神山崇拜為核心的森林文化，神山森林文化是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進的傳統生態文化模式，它維系了山地農業的生態平衡系統，又保護了大片原始森林，保存了大量的原生物種，對西南邊疆的生態資源有重要的保護意義。這足以看出這種獨特的民族森林文化對于一個民族發展的意義。蔡磊以貴州省都勻市兩個少數民族村為例，研究了少數民族地區以村規民約為基礎的社區森林資源保護問題。邱寅瑩通過梳理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森林資源保護法律體系，通過個案再現守法、執法、法律監督等各個法律實施的具體環節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出現問題的原因和改進策略。劉冬梅等從鐵刀木文化、貝葉文化、龍山文化和稻作文化這四個方面綜述了西雙版納傣族森林文化對當地植物多樣性的積極影響。吳思震總結了西南少數民族的生態觀，他指出西南地區少數民族認為“萬物有靈”，把自然和樹林當作一種神秘力量而無限崇敬;對其居住地區的山林都倍加珍惜，并形成了許多保護森林、愛護自然生態的習俗文化;形成積極植樹造林的文化習俗;在森林管理統籌方面以哈尼族“分區育林”與“種子孫樹”文化為典型代表。

關傳友從物質、精神文化兩方面，對西雙版納地區的森林文化進行了初步分析，總結了西雙版納地區的森林文化現象。作者認為物質方面的民族森林文化涵蓋食用、衣飾、居住、書寫載體、生產生活工具、樂器等六個方面，精神方面則表現為神林崇拜、神樹崇拜、佛教圣樹崇拜等森林崇拜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風民俗。雷啟義、周江菊研究了黔東南植物多樣性的原生態文化表現形式，進一步證明了原生態民族文化對植物多樣性保護與利用的積極作用，提出了利用原生態民族文化保護植物多樣性的重要建議。李莉、梁明武以黔東南苗、侗族自治州為案例，從建筑工藝、鼓樓、風雨橋、吊腳樓以及生活、娛樂工具入手考察了這一地區少數民族的物質文化，以及以林業契約、碑刻、林諺為代表的制度文化和樹神崇拜、民俗民風等精神文化的內容。與貴州、廣西接壤的湘西、湘西南地區也是森林茂密、民族眾多的地區之一，森林民族文化絢爛奪目。由于這一地區從大的地理環境上看可歸入大西南的范圍，故而將其附于西南地區進行討論。學術界對這一地區的森林民族文化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陳瑛等探討了湘西森林文化的建設問題，闡述了湘西森林文化建設的有利條件，并從建設軟環境、搞好規劃引導、探索規模經營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四個角度提出了建設策略。劉俊宇、鄒巔闡述了湘西少數民族森林文化中生態觀多樣化的表現形式，并在此基礎上挖掘了其蘊含的生態倫理思想，探討了其生態倫理思想的當代價值，特別是在旅游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胡萍、吳萍從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精神文化四個層次論述了湘西南地區森林民族鮮明的民族性，并分析了這些民族性的理論研究價值和應用價值。

2．東北地區

世紀年代，張碧波先生主持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七五”重點項目———“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課題，課題組歷經十年的艱苦奮斗，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年和年相繼推出《北方文化研究》第一集和第二集，－收入論文七十余篇。年出版了《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全書一百二十余萬字，以中國北方古代民族為綱，將文化學的內容分別歸入各個古代民族，是以民族劃分來研究文化的重要實踐，更是民族文化研究史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書。書中涉及了肅慎、挹婁、勿吉、室韋等東北古代民族的森林文化。年又出版了一百三十余萬字的《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專題文化卷》，該書打破了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地理學、歷史學等諸多學科的學科界限，將民族學與文化史相結合，并融合文化人類學、歷史文獻學、考古學等諸多學科知識，試圖以更加宏觀和立體的視角建立北方民族文化史學科，對北方區域文化及民族文化進行研究，具有文化史學的開拓意義。該書內容豐富，涉及了中國古代北方各個民族的原始文化、哲學思想、宗教、神話、習俗、文學、史學、音樂、舞蹈、美術，乃至巖畫、石窟、醫術、科技、軍事、體育等，其中也涵蓋了東北古代森林民族的狩獵、漁撈、采集等與森林息息相關的文化。這部著作填補了我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綜合研究的空白，也標志著“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課題的最終完成。

一、企業民族文化責任

以保護民族文化之名行追求經濟利益之實，這是很多民族旅游企業的真實寫照。雖然單純出于保護民族文化之目的來開發民族旅游的企業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但以保護民族文化的名義單純追求經濟利益卻無疑也是讓人難以接受的，它不僅使民族文化在社區居民的美好期待中轉瞬成為經濟理性的工具，而且更嚴重的是，它深深地傷害了社區居民的民族情感，這種傷害顯然違背了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須持守的底線倫理原則，即不傷害。“按照康德的絕對命令，一種行為是道德的，當且僅當該行為準則可無條件普遍化。照此，傷害他人的身體和精神從而引起疼痛和痛苦的行為，就不可能成為普遍化的準則。因為如果承認這是一個普遍化的準則，就等于允許別人去傷害他自己。所以，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傷害是人類社會所不能接受的。”不傷害倫理原則是基于人的脆弱性而提出的，人的脆弱性不僅表現在人的生理方面，人的心理和精神方面也同樣脆弱，甚至更為脆弱。而由人所組成的民族和由民族所創造的民族文化在受到沖擊和面臨傷害時，其脆弱性也暴露無遺。民族旅游企業對社區居民民族情感的傷害屬于精神的傷害，雖然不像經濟利益等物質層面的傷害那樣顯見，但這種傷害更深入，更具殺傷力。民族旅游企業到民族社區開發旅游項目，雖然會對民族文化帶來一些影響，這些影響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但企業至少應確保其自身的開發行為不會對民族文化及其主體社區居民的民族情感造成傷害，這也是保護民族文化責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如果連這一最低要求都不能達到，企業所謂民族文化責任便是欺世的空談。保護總是包含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責任之意味，也正因為如此，更加重了強勢群體的責任負擔。在民族旅游中，企業顯然處于強勢地位，而民族社區則處于弱勢地位。民族旅游企業對民族文化的保護就凸顯了強勢對弱勢的責任。這也就意味著，企業因為強勢而對民族文化的保護責任更顯重大并不容推卸。然而，強勢與弱勢又總是相對的，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漢族豈不也是弱勢?所以，不傷害原則是適用于所有人、所有群體、所有民族的。其實，強勢與弱勢本身可視為被一些所謂“睿智”的人們制造出來的“事實”，并在此“事實”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價值”推論:民族之間和民族文化之間“應該”是平等的，強勢“應該”幫助和保護弱勢，等等。照此推理，在當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的漢文化在美國人的眼中同樣也是需要保護。“正如我們很少聽見少數民族對漢族說要保護好漢族的文化，但卻可以聽到美國一些學者在中國的講壇上大發宏論說要‘保護好漢文化’一樣，這和我們冠冕堂皇地對少數民族說要‘保護好少數民族文化’的言論是同出一轍的。”如果按照“強－弱”的思維模式，中國的漢文化應欣然接受美國的保護，猶如中國的少數民族的民族文化應欣然接受漢族的保護一樣。但顯然，這樣的“宏論”是在中國五十五個少數民族面前“強勢”的漢族所不能接受的，也使漢族深感“受傷”。如果“強－弱”的對比是一個事實的話，也應更多地被理解為或被看成是經濟方面的差距，而這一差距與文化無關。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文化并無強弱優劣之分，無法也無需做出這樣的區分。因此，對任何民族文化的保護責任應該是對所有民族而言的，不存在所謂強勢對弱勢的保護，這是在民族旅游中企業對民族社區的民族文化的保護責任方面首先應明確的價值觀念，因為那種以“強—弱”思維為模板所塑造出來的價值觀念已經造成了，如不加以糾正，還將繼續造成對所謂弱勢的民族文化及其主體的民族情感的傷害，而這樣的傷害是應被制止和禁止的。履行保護民族文化的責任，首先應摒棄傳統的所謂強勢對弱勢的居高臨下般姿態的保護的誤導性價值觀念。這種對民族文化保護的不應有的姿態，本身就已經潛在著對民族文化傷害的可能，且易造成對民族情感的傷害。摒棄這種誤導性價值觀念之后，民族旅游企業將會發現，其所肩負的民族文化保護責任實在是責無旁貸，義不容辭，因為它所保護的民族文化與任何其他民族文化都是平等而應受尊重的，是整個人類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全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根據利益相關程度的不同，可以將民族文化旅游企業的文化保護責任的對象分為直接對象與間接對象兩類:(1)直接對象:少數民族。原因在于少數民族是其傳統文化的直接創造者與所有者。(2)間接對象:人類社會。這是因為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已成為人類共同的社會財富。”也就是說，民族旅游企業對民族文化的保護既是對作為民族文化主體的該少數民族負責，更是對由具有差異性文化傳統的各個民族所構成的人類社會負責，其倫理價值無疑遠遠超過因為保護民族文化給企業本身所帶來的經濟收益，這一倫理價值不是用經濟價值能夠衡量的。

二、政府民族文化責任

政府應在民族旅游中對民族文化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呢?這不是一個通過豐富想象力想象出來的理論問題，也不是一個需要通過嚴密推理推導出來的問題，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現實問題。民族文化就在民族旅游中，政府若只關注民族旅游的“表”，而看不到民族文化的“里”，這肯定是不負責任的搪塞推脫之辭。政府的責任是通過政府官員的行政責任表現和展現出來的。政府官員的責任，用傳統的說法就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開發民族旅游的經濟相對落后的民族地區，民族文化是優質的脫貧致富資源。當地政府官員的責任就是盡最大努力保護好這一能夠造福當地民族社區居民的寶貴資源，并將其發揚光大。這不僅是政府官員對其為官一方的負責，也是對這一方所孕育和蘊涵的豐富獨特而又異彩紛呈的民族文化負責，不僅是對民族文化的當下負責，也是對民族文化的歷史和未來負責。但政府畢竟也是民族旅游中的一個重要的利益相關者，其相關利益同樣是通過行政人員的行政行為得到反映的。民族旅游既是一項文化活動，也是一項經濟活動。對于民族旅游者來說，他們到民族旅游地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希望能夠體驗到民族旅游的開發者、經營者以及民族旅游的社區居民為其提供不同于其慣常地的“文化風光”，而不是令人沮喪的似曾相識的“千游一面”。對于當地民族社區的居民來說，他們希望通過民族旅游將自己民族的特色文化向旅游者，并通過旅游者向世界展示和呈現出來，在獲得經濟利益回報的同時，也收獲只屬于他們的那份強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對于當地政府行政人員來說，他們希望通過發展民族旅游，一方面可以提高當地民眾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他們的政績指標。如果關系協調，統籌兼顧，各利益相關者均可從民族旅游中有所獲益。政府究竟應在民族旅游作為商品消費的活動與文化體驗的活動之間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當然，理想的情況是對二者的兼顧，使二者各得其宜，各如所愿。鑒于政府在社會中所擁有的強勢地位及其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在民族旅游中充分發揮政府對民族文化的保護至關重要，這既是政府的一項基本職能，也可被視為政府不容推諉的道德責任。民族文化攸關民族旅游發展能否持續有力，以及民族地區經濟社會運行能否健康有序，可見政府所肩負的民族文化保護責任之重大，影響之廣泛，意義之深遠。民族文化的發展與變遷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符合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的。政府所能做和所應做的就是順應需要，因勢利導，充分利用民族旅游的良好機遇，既促進民族旅游經濟的增長，又促進民族文化的良性發展與變遷，實現雙贏乃至多贏的局面，從而為責任政府的執政理念交上一份取信于民的滿意答卷。“在對待民族文化的發展與變遷的時候，應該充分尊重本民族對如何繼承發展自己文化傳統的意愿，特別是充分理解各民族文化在漫長歷史發展中形成的自我意識和自身特色，讓各民族自己決定文化保護、傳習和發展的路該怎么走。這不僅是道義上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良性發展的需要。”畢竟，各民族自己是本民族文化的發展與變遷的主體，民族文化在他們身上一脈相傳，源遠流長。他們有權根據自己民族文化的發展歷史、自我意識和自足特色選擇如何在民族旅游背景下保護、傳習和發展。這樣的權利是不能被剝奪的，因為一旦被剝奪，就意味著不能自主，而一個不能自主的民族是名存實亡的。對于政府來說，將選擇民族文化的保護、傳習和發展的道路的決定權交給各民族自己而不是代替或僭越他們做出決定是明智的，而這樣的明智既是政府民族文化責任的體現，也是政府對各民族充分尊重的表達。“值得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尊重，并不是指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相互尊重這樣一種所謂‘微觀倫理’的問題，而是指政府機構、作為整體的社會組織對公民是否尊重這樣一種‘宏觀倫理’的問題。人們關心的不只是尊重準則所包含的道德價值的內涵，而是社會公民不被政治機構所侮辱的這樣一種道義上的權利如何能夠在政治上得以保障以及如何使這種保障得以機制化。”顯然，這里的尊重，含有對政府為實現公民道義上的權利而提供機制化的保障的道德要求。作為民族旅游中各民族文化之主體的各民族成員就擁有這樣的權利。從消極意義上來講，這首先是一種不被侮辱的權利。所謂被侮辱，通常是指處于弱勢地位者在面對處于強勢地位者的無端或無理侵犯時的無可奈何和無力反抗的一種狀態。具體到民族文化的保護、傳習和發展的道路選擇問題上，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強勢對其做出干預，而處于弱勢的被干預民族則顯然是既無可奈何又無力反抗的。但這樣的干預對該民族來說即意味著侮辱。政府首先應避免這一情況的發生，否則其合法性就應受到質疑，因為一個對其所治下的民族進行侮辱的政府的合法性無論如何都是成問題的。從積極意義上來講，政府應通過為民族文化的保護、傳習和發展的道義上的選擇權提供機制化的保障，來體現政府對處于民族旅游背景中和影響下的民族文化之主體的各民族自身的尊重。政府民族文化責任，正是在政府對民族文化的不侮辱的消極責任與為民族文化提供體制化保障的積極責任的踐履中得以實現的。

三、社區民族文化責任

如果說旅游企業和政府對民族文化的責任更多地表現在保護的層面的話，那么，民族旅游社區所應該和必須承擔的民族文化責任則除了保護之外，還有傳承和發展。作為民族文化的主體，社區居民對民族文化的保護、傳承和發展的意識是自內而外的，而非某種外部力量的強加和迫使。“旅游是能促使社區居民直接認識到自身文化價值的工具，能夠增強社區內部的族群文化保護意識，這種由內而外的保護才是最有效的保護方式。”旅游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社區居民的民族文化保護意識起到激發和調動作用，不僅因為旅游可以使社區居民直觀地感受到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經濟方面的工具價值，而且對于社區居民來說，保護民族文化猶如保護民族和族群的存在一樣，是一種原始的本能沖動。這種動力是不假外求的，是自然而然的，又是蘊藏著無盡的潛能的。民族旅游是以擁有獨具特色的文化傳統的民族社區為基礎和依托的，這也是民族旅游地吸引旅游者的最為關鍵的要素。如果沒有民族社區的傳統文化作為重要的甚至核心的吸引物，而僅靠景區靜態的民族文化展示和講解員背得滾瓜爛熟的民族文化解說詞，很難想象這樣的民族旅游地對旅游者有多大的吸引力。“從旅游供給的角度來看，文化傳統是接待地發展旅游的基本財富，強調和維護本土文化的傳統性實質上等于強調和維護接待地的旅游吸引力。”要想保持民族旅游地對旅游者的持久吸引力，就必須切實保護和維護民族旅游地社區的文化傳統。這種文化傳統不僅對旅游者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而且對其本民族成員更具有內在的恒久的吸引力、向心力和凝聚力。正是這一文化傳統以一種無形而無窮的力量將民族成員緊密地聚合統攝于一體，民族文化的歷史越悠久，內容越豐富，表現形態越多樣，在此基礎上所開發的民族旅游就越具有神秘和神奇的吸引力。民族傳統文化所具有的代代相傳、世世沿襲的影響力甚至堪比市場經濟條件下似乎處于“統治地位”的經濟的力量。如果沒有底蘊豐厚的民族傳統文化，擁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外來投資者斷不會到民族社區開發民族旅游。民族社區雖然經濟相對落后，但卻有民族文化的獨特優勢。雖然經濟與文化是兩種屬性不同的東西，在某種程度上不具有可比性，但民族旅游將二者奇妙而巧妙地結合在了一起。民族傳統文化確實為各利益相關者，尤其是開發者帶來了經濟上看得見的“善”，從而打通了長期存在于人們心中的經濟與文化之間的那層“阻隔”，也使民族社區居民更加珍惜和珍視自己祖祖輩輩用智慧的頭腦和勤勞的雙手創造出來并承繼延續至今的民族文化，并將保護民族文化看成自己分內之事，把這份責任看成是當然之責。社區保護民族文化的責任是伴隨著一種傳承和發展民族文化的沉甸甸的歷史使命感的，他們將繼承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視為神圣的職責。隨著民族旅游的開發和日益深入的發展，由于景區本身容納和吸納當地居民就業的規模和能力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在這種情況下，民族社區的一部分年輕人就開始走出社區，外出打工或另謀職業，這無疑給民族文化的傳承帶來一定的困難，甚至危機。但我們應該清醒地意識到，“民族文化傳承的危機不是因為發展民族旅游，也不是來自市場經濟，而是來自民族自身。民族文化傳承是民族自身的傳承，是民族前輩往下的傳授，民族后輩向上的繼承。”也就是說，民族文化傳承的危機是民族自身的危機，如果因為民族旅游的開發和市場經濟的沖擊而造成民族文化傳承的危機，那么，這一危機只能說明該民族文化本來就是如此的脆弱和不堪一擊，以至于根本就不需要民族旅游和市場經濟這樣的外部因素就可能自行消亡。民族文化之傳承是持續的接力，富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之上傳下承的過程，絕不會因為民族旅游的不速而至或市場經濟的大潮涌動而嘎然中斷。民族社區既承擔傳承民族文化的責任，又肩負發展民族文化的使命。在民族旅游中，民族文化的傳承是在與異民族文化的碰撞和交往中進行的。在這一過程中，民族文化既得到了傳承，也得到了發展。“事實上，民族文化是一種持續建構，民族文化并非某種自我規定，它取決于與異族文化的相互關系，發生于具體的歷史情境中，是多種力量互動的結果。在現代語境下，任何文化為了更新自己或影響其他文化，不可避免地會失去一些自身的東西，但這并不意味著民族文化的特質———民族性的去除，而是表明民族文化的發展。”民族文化與異族文化的相互影響所導致的一些自身東西的失去，可被視為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或民族文化不可避免的新陳代謝的自然結果。這是民族文化發展的常態。對于民族文化彌足珍貴的東西，就是在傳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傳承。更何況在現代語境下，保守封閉已無可能。保守封閉狀態下的對民族文化的“不舍”不但不能有所得，而且還會失去更多。在民族旅游這一特定的開放而非封閉的場域中，民族社區承擔著保護、傳承和發展民族文化的責任。民族社區與民族文化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這就決定了社區民族文化責任必然是當仁不讓的和完全“強制”的。企業一般不會對社區提出這種強烈的要求，而政府即使提出一些要求，通常也是以倡導性的表述或“軟約束”的形式出現。因此，這是民族社區的一種自我強制和自我設定的義務，每個社區居民都成為自我設定的義務主體。雖然在民族旅游的開發與發展過程中，由于每個社區居民所參與的具體工作和所面對的具體對象有所不同，從而產生民族文化責任實踐中的差異，但總體而言，可以肯定的是，社區民族文化責任的實踐效果絕非民族旅游中的其他利益相關者可以比擬。

作者：馮慶旭 單位：寧夏大學政法學院

1“民族文化進校園”的現實表現———形式與實質脫節

不僅因為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之基，同時面對逐日增加的世界一體化程度，人們愈加需要形成正確的文化批判意識，正如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曾指出:“在后冷戰的世界中，人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別。”因此，民族文化教育具有重要現實意義。以往學校進行民族文化教育主要是依托于國家課程，憑借課本知識傳授，由于升學壓力，教師偏重升學所需技巧知識，忽視民族文化價值精髓，結果導致學生中難免出現盲目相信課本權威或是缺乏興趣者。為加強民族文化教育，豐富民族文化教育形式，吸引學生學習民族文化的興趣，特引進“民族文化進校園”的教育活動形式。但是“民族文化進校園”活動多側重傳承民族文化的外在形式，諸如舞蹈、手工等，而個體文化心理結構的塑造關鍵在于形成合理的情感認知，民族文化的外在形式只能作為感悟民族文化價值精髓途徑之一。正如著名文化學者殷海光指出:“一個壺并非文化———所謂文化者乃在器物背后的觀念。而祈禱和禮儀只不過是一個文化觀念之可見及的表現方式而已。”因此，要真正促進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塑造，需要民族文化進校園活動達到形式與實質的深度統一。

目前在部分地區，由于初中學校教育傾向單一追求升學率、課程設置單一化、基礎設施僅為升學服務，更加由于教師欠缺相關基本知識等諸多現實困難，“民族文化進校園”教育也多是應付上級檢查，偶爾請當地居民進行教授，于是活動多流于形式。即便是相對重視民族文化教育的一些學校，卻限于自身的認識能力以及客觀能力不足，無法改進自身教育不足。形式多樣的“民族文化進校園”活動未能帶給學生深度的文化反思，這一點不僅得到學界的承認，也在筆者實地調研中得到證實。塑造民族文化心理結構需要個體形成對民族文化的價值認同，活動流于形式便導致學生無法進行理性思考及價值認同。

2流于形式的“民族文化進校園”活動所產生的消極作用

“民族文化進校園”活動旨在通過學生參與認同民族文化價值精髓，然而流于形式的活動無法使學生明白其中價值精髓，導致中學生在其關鍵期難以形成正確的文化心理結構，對于民族而言則無助于民族文化的傳承創新。

2．1個體難以形成正確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

民族文化傳承即各種文化要素的傳承，包涵行為傳承、語言傳承、器物傳承及心理傳承等，其中心理傳承是民族文化傳承中最穩定、最持久、最核心的傳承要素。究其原因:首先，在一個民族共同體中心理傳承往往表現為民族意識的深層次積累，構成民族認同感的核心部分。其次，心理傳承限制其他各種文化要素的傳承。對初中生個體而言，文化心理結構的塑造是終生持續的過程，但又有其不同的發展階段，尤其以中學階段的影響最為重要，個體能否形成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是個體民族文化適應成敗的關鍵。“正如傅玄在《正心篇》中所說:‘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心者，神明之主，萬物之統也。’傅玄所說的‘心’，即指人的文化心理結構，只有具有健全的文化心理結構，才能‘立德’、正身，才能使個體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而學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教育活動流于形式，不僅展現出學校培養目標失衡，更帶給學生錯誤的引導———民族文化毫無價值，使得學生對民族文化形成抵制情緒，最終難以使學生形成正確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

一、民族文化是羅平旅游文化建設的重要資源

民族文化資源與旅游資源有著密切的關聯性，“旅游是文化傳播的平臺和載體”，對一個地方來說，旅游不僅僅是一項經濟事業，它同時也具有強烈的地方文化性質，因此，發展民族文化旅游，成為現代旅游業越來越重視的資源。首先，借民族風情搭建旅游文化平臺。在國內旅游文化建設格局中，云南素以多樣化的民族文化資源在旅游發展中獨具特色。羅平旅游文化建設要走出省內，也需要借助民族風情，“以美麗的自然環境為載體;以獨特的民俗民趣為形態;以鮮明的民族氣質為核心;以豐富的民間藝術形式為見證。”展示自己獨到的區域民族特色，吸引省內外游客。所以，通過開發民族民俗、節慶文化等資源，如西雙版納傣家潑水節那樣，可以打造精品旅游文化平臺，以帶動整個區域旅游文化的建設，其次，以民族文化形成旅游文化品牌。民族地區各民族有著自己豐富的民俗風情，在區域差異性中形成民族文化的異質性。這種獨特的民族文化情韻，以豐富多姿的風俗民情與特色鮮明的文化景觀，對游客產生吸引力，從而形成旅游文化品牌。如昆明的民族村、楚雄的彝人古鎮，以及云南印象、麗水金沙等，都是通過民族文化獨特性而打造的旅游文化品牌，在旅游事業中形成影響力。再次，以民族旅游產業鏈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民族文化中體現著本民族的特色服飾、飲食、生產工藝用品等物質與非物質文化元素，為開發旅游商品提供了文化內涵，是形成旅游產業鏈的源泉。民族旅游商品不僅能滿足游客的需求，還能將民族文化元素借助旅游商品得以保存，這種民族文化含量越高，旅游產品越具有吸引力，越能使其產業鏈增值，對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越加明顯。隨著互聯網發展，以及人們出行方式多樣化，那種以“看”的旅游資源越來越滿足不了人們旅游的需求目的。現代旅游發展的趨勢，已經擺脫了單純的自然、人文景觀觀賞，逐漸向文化體驗轉型。因此，民族文化豐富的文化意蘊轉化為旅游資源，人們不是能夠通過“看”就能感受其魅力的，只有親自參與其中，才能真正體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民族文化的旅游，既能滿足人 們旅游中新奇的體驗，又能展示民族文化風貌，對促進民族文化交流與了解，保護和發展民族文化都有著積極的意義。

二、羅平旅游文化建設中的民族文化資源

羅平境內，居住著占總人口13%的布依、彝、回、苗等少數民族，相對于云南其他民族地區，羅平的民族文化資源并不具有太強的優勢，但在滇東依然有著它的獨到之處。羅平各民族服飾、節慶活動、民族舞蹈等民族文化元素，為羅平的旅游文化建設提供了豐富資源。

1.多樣化的民族節慶活動文化。

節慶活動是每個民族的民俗與文化集中表現形式，帶有濃郁的區域和人文特色。羅平除了漢族傳統節日外，還有豐富的少數民族節慶活動文化。如布依族的對歌節、潑水節，彝族的火把節、祭山節，苗族的踩山花節等，無不體現著群體的參與性，又呈現著差異性，以及狂歡性，表現出鮮明的區域特色，因此，“節慶的組合與協作是塑造旅游目的地品牌的良好方式”，開發民俗節慶旅游，不但能豐富區域旅游資源，還能從文化內涵上傳播當地形象。

2.獨具特色的飲食文化。

一、西雙版納傣族園概況

為了響應云南省提出的建設民族文化強省的戰略思想，以及在西雙版納大力發展地方民族文化的措施下，傣族園開始建設并以1999年開門迎客。現已建成了旅游景區大門樓、迎賓廣場、村寨旅游線路、江邊活動區、旅游購物區、燒烤場、潑水廣場、大型露天劇場等設施。傣族園首創“公司加農戶”的發展模式，從建園至今已走過10年歷程。按照公司加農戶的發展思路，傣族園公司征用村民的土地租金一年一付，不買斷，這使村民與公司之間保持長期的利益關系。其中公司462名員工中，70％以上是村寨的村民，近兩年來，五個村寨還各有側重地開展織錦、傣族首飾加工、制陶、榨糖等民族手工藝制作活動，開發旅游紀念品，既增加了景區的民族文化元素，又增加了游覽項目。村民廣泛參與的趕擺、放高升、坐傣王轎、祝酒歌宴、潑水狂歡等活動，讓傣族的傳統節日成為景區的重要內容。

二、西雙版納傣族園的文化移植現象

西雙版納傣族園經過十幾年的經營和發展，已極大改變了傣家人的生存生活面貌，同時傣族園的民族文化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傣家人傳統的民族風貌。在這變化的過程中，文化移植現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文化移植的結果是傣族園里有“欣欣向榮、紅紅火火”的傣族文化，同時也有很多傳統的民族文化如民族舞蹈、民族音樂、民族節日、民族建筑、民族服飾、民族語言、民族風俗、民族宗教、民族手工制作等失去了原生態特色的民族元素，民族性及內涵性逐漸喪失，到處充斥著現代性的衍生態。文章通過實地調查(入戶訪談和問卷調查，參見下表)，目前傣族園內所具有的民族文化特征大都是人為刻意打造出來的，在商業旅游開發后很多已經不具備傳統傣族的文化元素。傣族園的文化移植現象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民族舞蹈

民族舞蹈是最受歡迎的旅游項目之一，是傣族園里的一道風景線。傣族園在開放初期就組織了民族舞蹈表演隊，并請專業人士對其進行指導，還派人到傣族藝術培訓中心及傣族傳統舞蹈保存比較完整的村寨學習。在調查關于傣族民間舞蹈中，傣族園里的受訪者有98%對傣族舞蹈或多或少的了解。可見，“文化移植”使得傣族園里的村民對傣族舞蹈的認知度總體較高。然而，如表1所示，村民對傣族舞蹈形式在認知上卻存在較大差異。村民對于具有傣族典型特色的孔雀舞、象腳鼓舞和跳擺認知程度較高，而對其他傣族舞蹈的形式則認知度較低。

（二）民族節日

一、孔雀舞的起源

傣族人對孔雀的崇尚與喜愛由來已久，視孔雀為吉祥幸福、美麗善良和智慧的化身，孔雀舞歷史悠久，在傣族甚至全國都深具廣泛的群眾性。關于孔雀舞的美麗傳說，一千多年前的傣族民間就流傳著很多種不同的版本了。傳說中，孔雀并沒有一身華麗的羽毛，尾羽上也沒有漂亮的圓眼，但因其溫順馴良，深得人們的喜愛。在“擺帕拉”這個小乘教的宗教節日慶典上，佛祖為普渡眾生而下凡說法，被信徒紛紛圍住。在遙遠的天柱山上，棲息著一只雄孔雀，得知佛祖下凡后匆忙趕往寺廟，但因人多而不能靠近，在外圍急得打轉。佛祖覺察到孔雀的虔誠，投出佛光一束，去照耀孔雀，因孔雀正打轉奔跑，這束佛光只照到孔雀的尾部，霎時間，雄孔雀的尾部變得五光十色，綴滿了美麗的圓眼圖案。自傣族民族文化在孔雀舞中的藝術體現此后，每當“擺帕拉”節來臨，雄孔雀都會從天柱山趕來，以其美麗的翎羽和優美的舞姿，為佛祖獻上一支孔雀舞，也向人們展示佛祖恩賜的異彩。此后，為了祈福吉祥和賧佛，人們都會在年節及慶典的日子跳起孔雀舞，來表達美好的愿望。這就是傣族宗教節日一定有傳統孔雀舞表演的由來。另據相傳，一千多年前，召麻栗杰曾做為傣族人的首領，頗好舞蹈，尤愛模仿孔雀而舞，其舞姿優雅清逸、含蓄靈動，深得傣族人民的喜愛，并紛紛跟從，經數代傣族民間藝人的不斷改進成型，流傳中經發展和演變，形成今日的孔雀舞。據記載，孔雀舞最早出現在明朝，《南詔野史》曾以“婚取長幼跳蹈，吹蘆笙為孔雀舞”為記載。傣族民間俗稱傳統的孔雀舞為“嘎楠洛”，曾經都是男性來表演，他們帶上假面具和金盔，穿著有孔雀羽翼的架子，在鋩、镲以及象腳鼓的伴奏下載歌載舞。男性的舞姿雖顯挺拔和剛健，但仍豐富多變、形象生動。深具寓意的手部造型及轉動和跳躍的舞姿，同優美的軀體造型“三道彎”配合起來，傳神地演繹孔雀漫步森林、追逐嬉戲、飲泉戲水等情景。觀者沉醉其造型和舞姿的優美流暢當中，往往忽略了舞者的性別，但傳統孔雀舞缺少的陰柔美仍是存在的。

二、孔雀舞的動律之美

極具東方韻味的傣族舞蹈，民族風格濃厚而神秘，民族文化色彩深厚，文化品位極高。舞蹈風格平和含蓄、雋永而恬靜，演繹中透出傣族鐘靈毓秀、自然樸拙、山水秀美的人文風貌。孔雀舞表演時，舞者使身體各部位關節盡可能彎曲，使體態呈現多曲線的“S”造型，婀娜多姿，十分秀美。而孔雀舞造型中膝部柔韌起伏的豐富動感，也體現著孔雀舞鮮明的個性和豐富的造型之美，也是傣族民間舞蹈的共同特征。無論動作如何變化，膝部一直保持著起伏狀態，并隨著角色情感變化而發生改變，充滿韌性。孔雀舞在這種優美的動律之中顯得優美自在。令觀者感知到傣族人自然樸實、祥和寧靜的生活，體味傣族山河秀美的自然風貌，感受到傣族人民追求美、追求幸福祥和的生活態度。孔雀舞表演中，頭部及手部、腳部都極具表現力，半蹲的下身配合膝部動感柔美的動作起伏，手臂和身體形成三道彎的豐富造型。基本舞步是雙手叉與腰間，半蹲雙腿，上半身傾向一旁，躍動時講究輕和穩。在表演時，小腿運用靈活、步伐豐富，而上身及手部的舞姿也極為獨特，尤其是手式的變化，在姿態和動作一樣的舞姿中，手式變化就會產生不同的舞蹈含義和形象。動態舞姿中，表演者多以半蹲的姿態，在均勻有致的節奏變化中，以膝蓋部位的伸屈，來帶動身體左右輕搖擺動和上下的顛動，跺或踏的舞步看似有力，卻是重抬輕放，使全腳平穩落地，這都是孔雀舞動律最基本的特征。在這均勻柔美的動律之中，孔雀的舞姿柔美輕盈、飄逸靈動，表達了傣族人民對生活的創造與感悟。在镲、鋩及象腳鼓等樂器擊打出的和諧伴奏中，這些以優美舞姿展現的動態形象，仿佛溪泉淙淙，令人賞心悅目。象腳鼓鼓點緊湊有致，鼓聲配合著舞者的動作變化，節拍鮮明，動律優美。在綿延平穩的鼓樂聲中，配以孔雀舞均勻優美的動律，展現出傣族人古老祥和的生活狀態和熱烈濃郁的風情。韻律十足的動態舞蹈剛柔相濟，加之靜態舞蹈的雕塑感，使孔雀舞擁有了動靜相宜的優美造型和悅動感。可以說，孔雀舞的藝術表現形式及內涵，深刻地反映了傣族的民族文化、人文環境及宗教信仰，在中國的民族舞蹈中，具有極高的藝術地位和審美價值。

三、個性鮮明的舞姿意境美

1孔雀舞舞姿造型意境美

孔雀舞中的“三道彎”和“一邊順”舞姿造型是孔雀舞最具代表性的舞蹈造型。傣族曾做為古時百越人分支滇越的后裔，而“三道彎”源自古時百越人對水和蛇、鳥等圖騰的崇拜。以蛇的行動為實例：當蛇在前行中左右蠕動時，形成獨特的“S”造型的曲線，不由得使人聯想到傣族傳統民間舞蹈中獨特的“三道彎”基本造型，因其獨特的舞姿造型和動作而保持至今。在如今的軟舞（嘎溫）的舞蹈中，仍可見傳統舞蹈的一絲蹤跡。與傳統孔雀舞相比較，經過現代改編創新的孔雀舞，表演時演員卸掉了面具，在手、眼、身法上加強了配合。這種鮮明獨特的曲線特征模仿，也同靈動的小乘佛教的教義產生吻合，更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傣族舞蹈鮮明獨特的風格特點。“一邊順”的優美則是源自高原的生活勞作，融合兩者體態的舞蹈造型是傣族舞蹈獨有的特色。在傣族秋收后的揚場中，是沒有風車使用的，人們手持兩把寬大的竹篾扇子，以扇風的方式來篩選稻谷，此種篩稻谷法就成了后來別致獨特的“一順邊”舞蹈動態。當人們將右手的篾扇高高舉起，同時，高高抬起右腳并彎曲，隨之，腳和手同時朝下猛力去扇風，此時身體調整方向，由右側至左轉動。而以左手來扇風的時侯，轉動和姿態和右手是一致的，皆是手腳由一側同出。作為孔雀舞中的“一邊順”造型，和傣族人民在生活勞動中產生的審美情趣息息相關。該舞蹈造型作為高原舞蹈的特有形態和動律，與高原民族的文化是分不開的。但“三道彎”和“一順邊”在傣族民間舞蹈中融和后，它的獨特風格，也在傣族本就具備的形態與安詳的動律中得以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其獨特舞蹈的動態和審美情趣，成為傣族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傳統藝術元素

傳統文化藝術是擁有蘊涵富足的寶藏，它所蘊含的多種藝術表現形式、審美角度、立異精神和藝術作品都對現代海報設計有著深刻的啟示與借鑒作用。中國富含深厚的文化特性決定了現代海報設計獨特的東方文化韻味，也形成了大量具備東方神韻的海報設計元素，這些元素充斥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已滲透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這些元素運用在旅游海報設計中就可以被更多的人所認可，由于在中國這個特定的區域里，這些具有深刻涵義的傳統文化也只是自己本民族的人們才能理解讀懂。在現代旅游海報設計作品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濃濃的傳統中國味。如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的人們對中國紅的喜愛、對祥云、龍圖騰的認可等等。優秀的傳統藝術豐富我們視覺藝術語言，是我們探索和發現新的視覺語言、創新視覺文化的源頭。首先，確定“天人合一”的審美標準。“天人合一”思想在自然觀上強調的“渾然天成”“物我為一”。這樣人與自然渾然一體的世界觀造就了人們對事物認識的統一性、辯證性、因果循環的整體思維方式，強調事物各方面辯證統一和相輔相成，體現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觀念。將這種特殊的思維方式，運用到藝術創作當中，則形成了中國當下特有的審美習慣和美學標準。同樣，“天人合一”的抽象觀念并沒有完全停留在哲學的理念中，也滲透到我國古代旅游文化觀念中，強調在旅游過程當中不光注重山水的自然特征，更多在意的是人與自然相互交融的境界。晉代陶潛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所反映出來的歸依自然、物我兩忘的境界，正是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因此，旅游海報設計要根植于傳統藝術精華的土壤中，把設計思維糅合到中華民族傳統的自然觀、哲學、思維方式中，取得意想不到的審美效果。其次，追求“發于天然”的藝術造詣。唐代張璪則提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意在把繪畫藝術融入自然中，以自然為師，結合創作者心理情感，并將情感與寫實融合在一起，兩者交融呈現出最好的作品。這種追求“發于天然”的藝術精神反映在旅游海報設計中，則更多的是強調人們通過海報視覺符號而達到身臨其境、置身其中的感受和體驗，縮短游客和旅游地之間的空間和心理距離。再次，符合“美善統一”的價值規范。“美”與“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密不可分的統一整體，因此產生的傳統審美形態就必定帶著極高的道德意識。也就是說，藝術作品不但是視覺刺激的產物，也是社會價值規范的產物，包涵了人對自然生命欲求和現實社會的道德規范。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松竹梅象征友請與堅貞，大象寶瓶象征太平吉祥，石榴桂圓象征多子多福，仙鶴青松象征延年益壽等等，它都表達了人們求美求善的和諧愿望。因此，旅游海報設計不僅要表現旅游景區美好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而且不能脫離人們的審美標準和道德規范。孔子的“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君子比德”之說就是寓道德修養于旅游審美活動的突出表現，對旅游者的道德感養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宗教文化元素

“宗教情感與藝術的審美情感存在一定的差別，宗教中的如癡如狂的崇拜、義無返顧的獻身、驚心動魄的自殘行為，往往是與個人的生活目的、人生的價值等道德觀念直接相聯，而藝術審美情感與道德觀念的聯系則是間接的。審美活動本身只訴諸人的感情，通過對美的事物的感受和認識，獲得精神上的愉悅。”由此可以看出，宗教與藝術兩種思惟方式在運用想象和幻想把握世界的過程中異曲同工，相互共存，異同結合，使它們在對世界的認知和反映中，形成了相互浸透、相互交融的現象，使宗教中融入了藝術元素，藝術中滲透著宗教因素。同時，宗教與藝術對客觀世界的認知本領與方法又是同根共源，相輔相成，都運用了豐富的思維方式。黑格爾在《美學》中說：“如果談到本領，最杰出的藝術本領就是想象。”而民間傳說，圖騰符號，原始歌舞、藝術與儀式等宗教活動同樣使用了豐富的想象，并且最大程度的利用與發展了這種想象。豐富的聯想和幻想，既是藝術思維的首要特征，也是宗教活動的主要方法。在現代社會當中，當宗教與旅游密切地聯系在一起時，旅游成了宗教傳播、交流的主要途徑和手段，宗教則成了旅游活動的重要動力和目的，宗教蘊涵富足的旅游資源，旅游則增進這一資源價值的完成，將其轉變為現實的旅游產品。在漫漫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宗教造就了絢爛的精神文化和光鮮的物質文明，開辟了豐富自然風光和人文景觀，許多宗教文化的景區已成為世界文化和自然雙重遺產。優秀宗教文化資源與文明旅游行為充分結合，更好地宏揚傳統宗教文化的精髓，盡顯宗教規范人道德、凈化人心靈、升華人境界的積極作用，更好地致力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因此，宗教文化元素在現代旅游設計中的運用，首先要建立在對宗教理解的基礎之上，而絕非的輕易挪用對某個圖形符號。只有宗教思想與旅游海報設計語言完美結合，精確傳達設計理念，才是宗教文化與旅游廣告互動關系的體現。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們對宗教思想的逐步認識，使得宗教信仰中圖騰符號的利用價值得到不斷延展，雖然圖騰的原始意義發生了本質的改變，但體現宗教意義的圖騰符號或宗教傳說也已成為某個宗教旅游的象征或標識，給現代旅游海報設計提供了豐富的文化元素。如中國聯通標志，選用的是源于佛教八寶題材的“盤長”造型，取其“源遠流長、生生不息”之意，通過其文化的氣息與親和力來傳遞企業的精神理念。

三、民俗民風元素

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旅游目的也向文化旅游發展，以展示民族地區風貌、弘揚民族文化的民族區域旅游愈來愈受到大家重視，地位日趨提升。一些具有民俗文化特點的旅游區將該區域非物質文化遺產吸收并加以發展利用，開拓了通過旅游發展，開發宣傳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新通道。通過旅游開發，政府大力加強對當地民俗文化宣傳的扶持，加強對旅游目的地的重視和保護，以吸引更多的游客來參觀，在資金和管理上的投入，將為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創造更好的生存環境和條件。如屈原故鄉每一年端午節前后舉辦賽龍舟活動，已成為三峽地區主要的民俗文化旅游活動，并利用這一特殊性主題開拓其它更多的旅游活動。現在對旅游地的欣賞更多的人已經開始轉向民俗文化的審美。春節期間越來越多的人走向農村，關注那里的腰鼓、社火、廟會。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不同的民族，因為生存講條件、歷史境遇的差異，構成了各具特色的民俗民風，這是十分重要的文化遺產，一筆具有極高價值的民族旅游資源。各個歷史時期、各個民族文化、民間傳統、古老風俗的情景再現，更加迎合和豐富生活在現代多元文化社會中的人們的求新、求知、求同、尋根等心理滿足感。民風民俗指那些突出表現每個民族特點和他們所居住地區的地方性特征的因素，從服飾、飲食、禮儀、節慶活動、婚喪嫁娶、文體娛樂、鄉土工藝，到需要細心觀察、深入體會的思維方式、道德觀念、審美趣味等。在相應的旅游廣告中應突出民俗文化元素，如刺繡、剪紙、年畫等都是帶有民俗特色的民間裝飾風格的飾物，了解各個裝飾飾物的特點、風格、寓意，就可采用其特征進行藝術提煉。以現代的審美意趣對已有造型和文化元素加以提取、改造和運用，使作品保存了傳統藝術的神韻，帶有鮮明地域特征，同時也更富有時代特色。面對日趨激烈的旅游市場競爭，旅游即將進入銷售導向的營銷主導時期，旅游海報在廣告宣傳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要把旅游海報作為跨文化交流的營銷工具，進行系統的營銷規劃和運作，抓住民族文化傳統視覺符號所蘊含的精神方式與審美內涵，汲取外來優秀的思想意識、方法手段，兼收并蓄，融會貫通，創作一批既具有民族化特色，又具有國際化視野的旅游海報，不斷推進民族地區旅游廣告產業化進程，全面帶動我國內陸開放的生動局面。

作者：張莉 單位：寧夏大學美術學院

一、加拿大獲獎動畫短片中的文化融合

如今，人們經常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然而實際上“民族的”有許多時候并非完全是“世界的”，而有許多代表民族特色的文化特征。針對拿加拿大而言，由于加拿大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地理位置影響，促使其國家文化當中含有其他國家并不具備的獨特的多元文化結構。加拿大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因此曾經受到英國教科書式培養模式的影響，加之其與北美大陸相鄰，因此又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較大，長此以往，導致加拿大形成了“英國家長姿態以及美國平等主義思想”雙重影響下的文化融合，并表現出選擇吸取兩國中有利于加拿大自身發展的特點———有英國的溫文爾雅卻沒有刻板嚴謹，有美國的包容大度卻沒有放蕩不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加拿大的移民逐漸增加，其迅速接納和融合了各國的文化特點，并逐步實現了多元化的文化發展狀況。分析歷屆奧斯卡獲獎動畫短片，1985年獲獎作品《猜謎游戲》（Charade）是加拿大的一部典型代表作品，其導演約翰•明尼斯通過動畫短片呈現出的就是加拿大的文化融合精神，通過《猜謎游戲》（Charade）這一作品，作品里包含有多部膾炙人口的電影內容，營造出豐富多樣的鏡頭畫面，并巧妙地搭建出適宜的戲劇表演舞臺，其中的三位猜謎者如同普通觀眾一般，好似觀看舞臺表演的觀眾一樣坐于臺下，而站在舞臺上表演的出題者，其行為動作均表現出“卓別林”式極度夸張、幽默以及無厘頭的表演風格特點。而弗萊克•羅夫茨的動畫短片作品風格則與約翰•明尼斯完全不同，其作品里更多是灰色基調，體現的主題也大都悲觀晦澀，其原因與導演自身的經歷密切相關，因為在弗萊克•羅夫茨移民加拿大前曾經在早期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匈牙利過著充滿危機和無奈的生活。其作品《蒼蠅》（The　Fly）以一只蒼蠅的獨特主觀視角觀察世界，作品影射暗示的就是匈牙利人民的無奈生活狀態，即使人們再低調做事安分守己，也不會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命運，自發生匈牙利事件后，俄羅斯對其給予“高度重視”，然而正因這種“高度重視”，使得匈牙利更加無法主宰國家的命運和發展道路。弗萊克•羅夫茨以一只蒼蠅的命運側面反映了匈牙利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命運———那就是危機四伏，面對現實無法改變而只能哀嘆無奈。

二、美國獲獎動畫短片中的幽默風格

動畫短片中如果提出“幽默”這一詞匯，人們自然會聯想到美國，馬克•吐溫（Mark　Twain）作為美國著名作家和演說家，就是世界文學史上典型的美式幽默代表人物之一。美式幽默風格相對直白夸張，對比里透露著諷刺意味，苦悶里滲透有樂觀精神，其與美國開放式的文化思想具有密切關聯。陳清在《影視動畫藝術》一書中提出：美國動畫作品喜歡通過幽默的形式承載美國開放式、自由化的文化精神，且作品的結局大都是大團圓式圓滿收場，極少有悲劇性動畫作品。美國動畫作品中的幽默風格更多以對視覺、聽覺等感官娛樂的直接刺激加以實現完成。1984年，在第56屆奧斯卡獲獎動畫短片評選中，美國的《紐約圣代》（Sundae　in　New　York）獲獎，其也是美國式幽默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該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大膽使用時任美國紐約市長之形象，動畫作品的內容則直接表達了大都市社會里貧富差距較大的社會現實，和人們寧可“頭破血流”也想在大都市里奮斗開創一番業績的實際情況。該現實在讓人感到絕望的同時也帶給人們以希望和憧憬，雖然失敗的可能性極大，然而人們仍從未喪失前進的信心和勇氣。《紐約圣代》（Sundae　in　New　York）以美國式幽默風格營造出別樣的氛圍形態，讓觀眾的內心深處掙扎在矛盾之中。我們每個人心里都有對未來的美好夢想，然而在實現夢想過程中卻會荊棘叢生。該動畫作品里的粘土人物呈現給觀眾的就是極其強烈的共鳴與感受，好像奔走于美國紐約街道巷尾的人就是我們自己，眼前所面臨的磨難與坎坷，也會讓我們感到彷徨無助。然而該動畫作品里卻充滿了美國式幽默所蘊含的樂觀情緒，使人們在追求成功時充滿了動力，在實現理想過程中滿懷信心與勇氣。可以說這種建立在憂郁氛圍里的美國式幽默更能引人入勝，動畫短片在讓觀賞者感到無助和無力的同時，又以幽默的方式實現了自我調侃以及緩解的作用。

三、歐洲獲獎動畫短片中的古典傳承

十五世紀文藝復興的發源地就在歐洲，可以說歐洲擁有得天獨厚的藝術氛圍。在歐洲動畫領域，專家學者們試圖更深層次地挖掘出動畫所能蘊含的文化性以及藝術性，從而通過多種方法達到動畫藝術和現實的間離效果，從而讓動畫作品能夠代表人類生活之哲理寓言存在。歐洲藝術自古以來都是古典與優雅并存，凄美與浪漫同在。第59屆奧斯卡獲獎動畫短片《希臘悲劇》（Een　Griekse　tragedie／A　Greek　Tragedy），是一部充滿歐洲悲劇色彩的典型代表作品。尼克爾•凡•歌德姆（Nicole　Van　Goethem）導演以“希臘悲劇”直觀地表現作品主題，使該動畫短片的悲劇情懷顯而易見地加以體現。該動畫作品表面上看畫面比較隨意，并且夸張搞笑，然而實際上所有畫面都滲透著悲涼的意味，這部看上去荒誕幽默的動畫短片，卻有著深遠而沉重的主體思想，從而形成了反差強烈的經典之作。這部作品一句對話沒有，只是通過三位女神的行為向人們講述釀成的悲劇，正如亞里士多德《詩學》里的觀點：悲劇的摹仿方式主要借助人物之行動，而并非借助敘述。作品中的女神初始階段能夠堅守責任，隨后卻放棄了歷史去追求自由，通過這些行為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作品里蘊含的悲劇色彩。此外，《希臘悲劇》里展示的宿命論還完善傳承了古希臘的悲劇特點，作品里的主人公在面對襲來的斧頭這一外界不可抗力時，選擇無奈地順應命運安排，觀眾在宿命面前通常會同情三位女神應該放棄遺跡而去追求自由，無論三位女神是否選擇抗爭，觀眾都能體驗到歷史終將消失的遺憾和悲涼。

四、東方獲獎動畫短片中的含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