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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元805年，以王叔文、王?為代表的改革派在唐順宗的支持下，發動了一場政治革新運動———“永貞革新”。但是僅僅持續了百余天，這場運動便在保守勢力的反攻下以失敗告終。劉禹錫作為“二王八司馬”中的骨干，被貶為朗州司馬。“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性情。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于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為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劉禹錫的確做了十年的朗州司馬，但他所作“新辭”(竹枝詞)之地卻不在朗州，而是在夔州。劉禹錫何以要作《竹枝詞》，個中原因我們從作者作品入手自然更為可靠。他說:“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為《九歌》，到于今荊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詞》九篇，俾使善歌者揚之，附于末，后之聆巴?，知變風之自焉。”劉禹錫認為屈原居沅、湘之間而作《九歌》，朗州即今湖南常德一帶，東臨洞庭湖。屈原《九歌》產生的沅湘流域和劉禹錫謫居長達十年之久的朗州，屬于同一個地域空間。雖然劉禹錫《竹枝詞》作于夔州，但是朗州十年成為其無法忘懷的生命烙印。他與屈原在同一片土地上同遭貶謫，無疑會在其心中萌發復雜的情感共鳴。這就為日后夔州《竹枝詞》的創作埋下了伏筆。這份久久未曾迸發的情思，直到長慶三年(822)劉禹錫到達夔州，耳聞目睹了“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為賢。聆其音，中黃鐘之羽。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傖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艷。”才找到了合適的切入點，完成了九篇《竹枝詞》的創作。劉禹錫在《竹枝詞引》中明確提出了《九歌》與《竹枝詞》之間的關系，那么我們可以沿波討源，從《九歌》入手來在探討《竹枝詞》的主旨。關于《九歌》，東漢王逸云:“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狀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怨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托之以諷諫。”王逸《楚辭章句》是現存最早的屈賦注本，王逸為楚地之人，離屈原生活的時代也相對較近，所以其說法比較可信。從中我們可以捕捉到一些信息:《九歌》是屈原在放逐之后，依據楚地民間的祭祀歌舞所作，其中寄托著自己的“愁思”“冤結”。那么，“它既是從俗的怨歌，又是屈原個人的抒情詩。祭神與抒情相融，鬼事和人事結合;若即若離，虛虛實實，成為神曲、民俗與詩人內心情感的綜合體。從這個角度看，‘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正好道出了《九歌》即事抒情的總特征。”《楚辭論•歷代詠贊屈原詩詞選》輯錄了從漢至唐五十三位詩人的七十三首詩詞作品，其中有撫古思今，借屈原之酒杯澆一己之塊壘者，亦有祭祠臨江，托有情之詩文寄百代之敬仰者。作品詠贊的具體對象，或為遭貶而不棄故國，或為愁苦而長懷忠直，以至于最終自沉汨羅的高尚峻潔之人格魅力。既然這些文人對屈原人格及其思想評價如此之高，那么反映屈原思想的《九歌》等楚辭作品在他們看來，表達出“履行忠誠以事于君，不見信用而身放棄”也就很自然了。這種寄興說并未在唐代終止。相反，卻愈演愈烈。到了南宋，洪興祖作《楚辭補注》時，“幾乎對每一篇他都要詮釋出其‘存君興國’的微言大義。”既然如此，置身于以忠君愛國思想為重要準則的封建傳統倫理道德之中的劉禹錫，自然無法逾越這道天塹，更何況其貶謫遭遇又暗合了屈原這位以忠貞而見放的詩壇巨擘。那么，劉禹錫學習屈原在沅湘間作《九歌》的方式來作《竹枝詞》，又怎能沒有與屈原相似的情感寄托?

二

劉禹錫在《竹枝詞引》中提到他因《九歌》而作的《竹枝詞》有九篇。我們不妨一一來看。第一首:“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南人上來歌一曲，北人陌上動鄉情。”此詩所寫為思鄉之情。前兩句交代了時間、地點。春草初生，蜀青，南人或許只是不經意的歌唱，便觸動了客居于此的北人幾多愁腸。第二首:“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頭;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紅花開著，春水流著，然而作者面對盎然春意卻流露出濃濃的傷春之情。難道是劉禹錫下車伊始即對當地男女流水落花般的戀情感慨不已?客觀地說，這首詩從作者政治上悒悒不得志，借楚辭中“香草美人”的方式來表現內心世界的角度理解更具說服力。第三首:“江上竹樓新雨晴，?西春水?文生;橋東橋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雨過天晴，春波微漾，來來往往的人共唱歌行，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但這里有一個不容忽視的“楊柳”意象。“楊柳”意象從《詩經》“昔我往矣，楊柳依依”開始，便被詩人們賦予了送別、離愁的含義。此處正是以樂景來反襯詩人包孕在文字深處的幾許愁思。第四首:“日出三竿春露消，江頭蜀客駐蘭橈;憑寄狂夫書一紙，住在成都萬里橋。”此詩化用杜甫《狂夫》而來，卻能不著痕跡。昔日杜甫雖寓居成都，在萬里橋西結草堂而居，但心中卻時時不能忘懷帝都長安，生活的落魄和客居蜀地的鄉思讓他難以釋懷。有著某種相似經歷的劉禹錫，于詩中表現的正是此種情懷。第五首:“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春來。”前詩情系少陵，此詩意托明妃。王昭君曾遭畫師所誣而遠嫁胡廷，劉禹錫作為改革派而貶謫蜀地，雖情生此境，卻不多言一字，作化蛇之舉。第六、七首可一并來看:“城西門前滟?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恨人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來。”“瞿唐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閑平地起波瀾。”兩詩都以托物起興破題，或用“滟?堆”以突出堅不可摧，或用“十二灘”以表現路途難行，接著轉入正題，懊恨人心不能似石頭那樣堅，長恨世道卻比水道還要險。知人當須論世，這兩首詩，正是政治命運多舛的劉禹錫在貶官之后對世道人心深刻體味后的真實表達。第八首:“巫峽蒼蒼煙雨時，清猿啼在最高枝;個里愁人腸自斷，由來不是此聲悲。”“猿啼”亦為相傳已久的愁悲意象。劉禹錫于此詩一語道出真諦:猿啼之聲令人悲愁，但這啼鳴本身并不是感傷的根源，它僅僅是牽出愁情的誘因，只有親身所感之人，才能深味其中三昧。第九首:“山上層層桃李花，云間煙火是人家。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作者以寫實的筆法客觀展現了當地的勞動生活風貌。這九篇《竹枝詞》，從寄寓的情感來看，是一個整體。它主要表現的是劉禹錫被貶之后才不得展，志不得申，又客居蜀鄉，心戀魏闕的悲郁心情。從漢唐間詩人對屈原的評價，可知他們對屈原作品的認知、評價仍是定位在王逸所創立的“興寄說”基礎之上的。劉禹錫曾明言其因屈原作《九歌》，“故作《竹枝詞》九篇”，但這只是說出他學習了屈原，而這種學習一方面是形式層面，如借鑒民歌、選擇了數字“九”等。另一方面是精神層面，指與屈原相似的經歷以及對屈原人格的敬仰等。至此，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劉禹錫作于夔州的九篇《竹枝詞》，其創作主旨并非歌唱愛情。其創作起因是受到屈原的啟發，其創作形式也是像屈原一樣汲取了當地民歌的新鮮養分而別開生面，而最為重要的，是其創作精神———遠祧屈原風神，將自己比作屈原式人物，抒發其為正義事業而遭貶謫之后的客愁與深切怨憤。經過一系列分析、探討，實驗小組得出了基本結論。筆者在肯定學生取得進步與成績的同時，將評價的重心放在過程而不是結果上，讓學生在反思中通過自我評價發現自己的優勢與不足。其實，總結評價環節結束，也就意味著本次研究性學習的完成。但我院指導教師為了提高學生的論文寫作能力，額外增加了一項學習內容，即正確運用資料，用盡可能準確、規范的學術語言對基本觀點和結論予以闡述。本文即為本次研究性學習的基本觀點進行文字總結的產物。

三

經過本次學習活動，同學們普遍認為研究性學習方法的運用可以很好地激發學習興趣，他們認識到中國古代文學在專業知識學習、審美能力培養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對其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亦能切實提高。

作者：蘇利國 單位：甘肅政法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