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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掘“愛國”精神，實現古代文學教學與愛國主義教育的對接

愛國主義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基本主題，以愛國主義為題或具有鮮明愛國精神的作品層出不窮，學者指出:“愛國主義是我國古典文學中一個經久不衰的傳統思想，中國歷代的詩人、詞人以其飽滿的愛國主義激情，唱出了感人肺腑、動人心弦的時代強音。”其傳統最早形成于《詩經》時代，《秦風》之《無衣》、《墉風》之《載馳》等詩篇即不乏飽滿的愛國激情。戰國時期，屈原更以生命為此做了最好的詮釋，成為文學史上第一位愛國主義詩人，其作品不僅表達了一己之愛國，尤為可貴的是，對于那些捐軀戰場的將士還進行了熱情洋溢地揄揚與歌頌，“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九歌•國殤》)千余年后，女詞人李清照則將其凝練成震鑠古今的千古名句:“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夏日絕句》)甚可以說，如將歷代文學作品及作家履歷稍作檢閱，不難發現，多數作家大都具有不可割舍的家國情懷，如建安時期曹植，借《白馬篇》之“幽并游俠兒”形象，抒發了慷慨為國，不惜捐生赴死的決心與理想。唐代國力強盛，版圖廣袤，帝國氣象激勵著文人效力邊塞，衛國戍邊成了眾多文人揮之不去的情結，名篇迭出，佳制紛呈，如李白《永王東巡歌》十一:“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岑參《從軍行》:“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戴叔倫《塞上曲》:“愿得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聲氣相求，唐代邊塞詩在愛國主義精神燭照下氣勢恢宏，一如樂曲和聲，催人奮進。他如南宋詞人陸游、辛棄疾，宋末元初文天祥，元末明初余闕，明代中期于謙、戚繼光，鼎革之際陳子龍等，愛國精神不僅付于詩篇，也見之于行動。及至有清一代，內憂外患交織，愛國主義空前高漲，龔自珍《漫感》詩云:“絕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黃遵憲《贈梁任父母同年》更是沉痛地寫道:“寸寸山河寸寸金，侉離分裂力誰任。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無窮填海心。”字里行間流淌著外虜凌辱、山河破碎、朝廷無能的憂憤。愛國主義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另一層面上，則表現為愛民，因為在家國同構意識下，國(或朝廷)與家幾乎就是問題的兩個方面，歷史上大凡愛國者多有一顆愛民之心。屈原愛國不止于憂心楚國之安危，《離騷》中作者上下求索，尋求美政，而目的則源于“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與效死疆場者相比，為民奔走呼號更可見作家之良知，故同樣不失為愛國之音中強勁的音符，如唐代偉大詩人杜甫，庶幾用生命為民吶喊，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作者以如椽大筆直揭貧富不均的事實，“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對比鮮明，掊擊有力，遂成千古絕唱。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作者更以苦己利人的精神為天下蒼生請命:“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作者一生落魄，窮病而逝，卻也由此贏得后人尊重，為中國文學樹立了人格標桿。他如聶夷中《詠田家》:“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白居易樂府詩《紅線毯》:“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用兩千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李綱《病牛》:“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羸病臥殘陽。”張養浩《山坡羊•潼關懷古》:“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于謙《詠煤炭》:“但愿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如此等等，視角不同，而心系民生一也，皆可視作杜甫后繼。也應注意，世易時移，古代文學因囿于漢族文人視角，所謂“愛國”有一定局限性，不同程度地帶有較為狹隘的民族色彩，真正的愛國或者說具備當代意義的愛國則始于鴉片戰爭。然而，古為今用，無論近代或古代，時代所賦予的民族色彩在特定時代也是無可非議的，文人及其作品所體現出來的愛國精神作為人文精神的核心具有超越時空的意義，是任何時代都值得肯定的，古代文學教學應當予以關注，注意并實現這一寶貴資源的當代轉換，達到將古代文學教學與愛國主義教育的適時對接，將古代文學教學打造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二、發掘傳統“中和”思想，實現古代文學教學與和諧社會之間的對接

所謂“中和”，《禮記•中庸》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種要求天地萬物各循其位、中節和和的思想與當下倡言的“和諧”觀不謀而合，蓋由于當下所謂“和諧”思想以及所謀劃構建的和諧社會，質言之，也即指構成事物的各要素以及這一事物與周圍其他事物有序共處的趨勢或狀態。二者無論內涵抑或外延并無根本區別，或者說傳統文化中的“中和”思想一定程度上蘊含著新型“和諧”觀的基本元素，比如:其一，“中和”以人為本與和諧思想對人際關系的強調庶幾相同。“中和”思想發端于儒家，但由于春秋時代不尊一家，諸子并起，面對現實問題各抒己見，互相爭鳴，故也就難免某些方面存在“所見略同”之處，如《道德經》第79章云:“天道無親，恒與善人。”意同于《周書•蔡仲之命》“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差別僅在于:前者泛化為常人，后者集中于君上，皆言以德感人，和諧至上。同書第81章，老子更進而指出:“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為而不爭。”在他看來，“人之道”應該像“天之道”那樣自然。道家這種以“天道”比附“人道”的思想，后被儒家概括為“仁者愛人”的思想，如《禮記•中庸》篇云:“仁者，人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顏淵》)心懷仁心，則惻隱之心不失，人人皆可相安，《論語•衛靈公》載子貢問政，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從治國層面論述之，言以仁治國，則“子欲善而民善矣。”(《顏淵》)“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在政、刑、德、禮的規范約束下，整個社會知恥不辱，內修外睦，其人際關系以及由此建構起來的社會圖式正是先秦儒家所推崇的“天下之達道”和董仲舒所希冀的“天地之美達理”(《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循此理路，及至荀子，則更從個人與群體關系的角度提出:“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荀子•富國》)人不能離群，能否與群相處而不爭，在荀子而言則必須“有分”。古代社會以宗法為主，家國同構，荀子所論實質上已觸及人與社會乃至國家之間諸多層面。其次，“中和”不限于人，與當下“和諧”思想對自然萬物的重視遙相呼應。比如孔子由“仁”出發，由人及物，曾言“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朱熹注云:“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無獨有偶，《孟子•梁惠王上》記孟子與齊宣王辯云:“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將“遠庖廚”與君子人格對舉，并以之作為評判君子人格的標準，可見先秦儒家大師們對自然生命的尊重。這一思想經由莊子進一步被推而廣之，在其著述中，莊子常常物我兩忘，有關該命題的言論俯首皆是，不勝枚舉，比如《至樂》篇“魯侯養鳥”載魯侯竭盡所能最終致使海鳥“三日而死”的悲劇正如其本人所云“此以己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五稱:“文章雖皆出于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中和”以人為本，且因中華民族復雜之構成，故中和思想還含有民族團結之意，這也正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核心內容。雖然這方面的論述較少，但古代文人推己及人，非常自覺地將“中和”思想應用到現實生活中，比如唐元和十四年，劉禹錫被貶連州，在任之際，十分重視地方文化建設，積極扶持后進，包括民族文人在內登科及第者之多，“僅次于韶州”，“居嶺南各州前列。”據歐陽修《新唐書•王義方》記載，太子校書王義方被貶海南昌江，見其“蠻俗荒梗”文化落后，便“召首領，稍選生徒，為開陳經書，行釋奠禮”，為提高當地民族教育做出了積極貢獻。柳宗元貶謫柳州，充分“尊重少數族人的生活習俗”，毫無華夷偏見，在其任上，扶持經濟，興修水利，成為“較早關注西南民族問題的文人之一”。蘇軾貶官儋州，身體力行，與當地民族打成一片，如《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詩云“華夷兩撙合，醉笑一杯同”，在《勸農》詩中作者更坦言:“咨爾漢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訓，夫豈其真?怨忿劫質，尋戈相因，欺謾莫訴，曲自我人。”降至清代，隨著西北邊疆的復歸，流放文人多能立足于國家大局從民族團結的角度反映西域風物、人情，如祁士韻《西域竹枝詞》《烏什》:“閶闔風宣萬里疆，專城撫馭鎮天方。”修仲一等注云:“此處以閶闔風喻朝廷恩澤，贊頌清朝政府撫慰南疆維吾爾族的政策已經深入人心。”或許正是由于華夷之間和睦相處，文化之間才有了不同程度的交集，從而導致不同民族有著大致相似的祖先崇拜，如對炎黃二帝、女媧等始祖神的信仰，這一現象正如學者所言:“祖先是民族之根，祖先的認同無疑對于增強民族凝聚力有著重要的作用。”綜上可見，古代文人早就意識到和諧的重要，只不過所謂“和諧”為“中和”替代而已，言為心聲，古代文學無疑是這一精神的重要載體。和諧社會是包括人與社會、自然等多層面的和諧，民族團結是和諧社會的基本要義。古代文人、文學的中和思想正是以古鑒今、古為今用的典范，亦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文化基礎，自然亦是素質教育甚至包括民族教育在內應當關注的內容。

三、發掘“自強”精神，實現古代文學教學與完善主體人格的對接

古人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白雪遺音•南詞•十二時》)隨著工作壓力增大，競爭加強，“不如意事”亦愈來愈多，大學生自殺現象的增多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下高等教育人文關懷不同程度地滯后，甚至缺位。面對挫折，心理干預固不可少，而積極健康、自強不息的人生態度顯然更為重要。古代文學系古代文人心路歷程的具化，是其精神意志的凝聚。古代文人因不同環境使然，大都有過挫折與困頓，坎坷與艱辛，或宦海沉浮，或懷才不遇，抑或早年還曾為實現志向而埋頭苦讀等經歷，日累月積，也就鑄就并錘煉成中國古代文人自強不息、堅韌不拔的精神品格。這一品格肇始于《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子將其融入“君子人格”并予以發揮，以為:“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禮記•中庸》)“君子人格”立足于個人素質的全面提升，故自強更多表現在修身、修業等層面，在《論語》“述而”篇中，孔子曾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學者指出，“在包括進德、修業、徙義、改過在內的學習上，他總是抱有異乎尋常的緊迫感。”這種“異乎尋常的緊迫感”使得孔子樂此不疲，“好學不倦”，雖經顛沛流離之苦甚或面臨“子畏于匡”、“在陳絕糧”之類的嚴峻考驗，仍持之以恒，義無返顧，“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禮記•中庸》)由此他引顏回為同調，贊其“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這種知難而進、好學不倦的精神正是其“君子人格”與“自強不息”精神的生動詮釋。孔子之后，儒學被定為一尊。儒家學說不僅成為歷代封建王朝治國思想的來源，作為意識形態，儒家思想也成為后世文人精神建構的重要支柱，儒家對人生價值的規定深深影響著后世文人的價值取向。比如東漢王符在“乾乾進德修業”(《周易》)基礎上，將業修德進作為人生奮斗的目標，其《潛夫論》“贊學”篇引《詩經•小雅•小苑》“題彼鹡鸰，載飛載鳴”后云:“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為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勛績揚光烈者，莫良于學矣。”影響之下，歷代文人前赴后繼，及至明初，薛瑄循此超邁，論述尤詳，如云:“天運行不息，君子恒法之。乾乾不自已，汲汲非所私。”(《薛瑄全集•文集》卷一)又云:“天德流行不息者，剛健而已，人雖有是德而不能無間斷者，由有私柔雜之也;故貴乎自強不息。”(《薛瑄全集•讀書錄》卷一)“天之不息以剛，君子法天之不息亦以剛。”(《薛瑄全集•讀書錄》卷五)天德不止，剛健有為，生命的張力被揮灑得光彩淋漓。需要指出的是，自強精神不獨儒學一家，道家也不乏此論，如帛本《道德經》第64章:“民之從事也，恒于其成而敗之，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文學史上頗具典型的個案當屬司馬遷，其思想，一般認為更傾向于道家黃老思想。

四、結語

作為中華民族思想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負載”，古代文學教學在素質教育中應當扮演重要角色。這即意味著，將古代文人、文學負載的人文精神發掘出來，從民族復興、“中國夢”實現角度言之，將是一件頗為重要且富有實效的教學改革，這正如百年前梁啟超所言“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中國說》)，高等教育肩負著國家建設與發展的未來，培養什么樣的人才直接關系著整個民族的興衰，沒有人文精神的支撐則很容易喪失前進的動力。古代文學教學應當牢記這一使命，與時俱進，將人文精神與古代文學教學統一起來，積極擔負起時代所賦予的責任。

作者：朱仰東 單位：伊犁師范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