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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下文稱“兩創”),是歷代文人都會面對的學術話題。就古代文學而言,歷代文學經典的建構途徑與過程,事實上就是“兩創”思想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具體實踐。中國古代產生了無數的文學家、文學作品,經過大浪淘沙,經典性的作品一直流傳下來。從文學經典的建構過程來看,作品的內在價值是其成為經典的根本和基礎,這包括作品思想的廣度與深度、藝術的魅力與影響力、情感的普遍性與感染力等。當然,文學作品能否成為經典,外部因素也起著重要作用。
一、經典建構與文學進步的內外動因
中國古代文學有其特定的產生、傳播環境,其發展、變化也有特定的內、外因。從文學發展、演變與經典建構的外部因素來看,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第一,社會主流思想。中國古代不同時期都有占統治地位的主導思想,這是社會政治的需要。文學,包括各種學術,也是社會政治思想的表現形態之一,與政治密切相關,甚至在某個時期是政治的附庸。因此,政治意識形態對經典建構具有重要影響。這種影響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思想開放的時代,往往有利于經典的建構。相反,思想禁錮往往不利于經典的建構。在中國古代被官方以各種理由禁毀的書目中,既有糟粕性的,也有一些叛逆性的、與正統思想不一致的文學作品。古代官方為了適應當時的思想統治而欽定的作品,在今天看來既有許多糟粕性的東西,也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經典。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一些重要的文學典籍不斷擴大傳播范圍,成為經典。因此,即使是一些不符合當時正統思想的作品,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的價值也會逐漸被讀者認可接受,進而成為文學經典。第二,文化政策。一個時代的文化政策,就是一個時代思想的風向標,對文學觀念、文學活動、文學發展有重要影響。比如漢代把讀經與文人仕途關聯起來,體現儒家思想的著作便被當作經典而得到認可。為了統一經典,熹平石經的刊刻,對儒家經典的傳播和建構具有重要影響。又如先秦以來官府實行的采詩制度,尤其是樂府機構的不斷擴大,使得許多優秀的民間詩歌作品被保存下來,逐漸成為詩歌史上的經典。再如唐代以《史記》《漢書》《后漢書》為“三史”,并把“三史”作為科舉考試的一科,從制度方面有力促進了以《史記》為代表的史傳著作的廣泛傳播。唐代詩賦取士的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對前代詩歌、辭賦經典的學習,也推動了當代文學經典的形成。第三,經濟與科技的進步。書寫載體與形式的變化以及文學傳播手段的多樣化也是一個時代文化發展的標志之一,對文學傳播具有重要影響,而文學傳播又是文學經典形成的重要因素。由簡帛到紙張,由手抄到雕版,尤其是印刷術的發明,使文學的傳播發生了重大變化。明代由于印刷技術的進一步提高,特別是套版印刷的興起,給文學傳播、文學評點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因而出現了大量的文學評點著作,詩歌、散文、辭賦、小說、戲曲的經典作品大多有評點本,有些經典作品還不止一種評點。除書面形式傳播外,還有口頭形式的傳播。有些作品還傳播到域外,說明這些作品得到更大范圍的認可。經典建構與文學發展的內部因素,主要體現在文學思潮的發展上。文學思潮是一個時代政治文化發展的體現,對經典的建構有促進作用。古代中國文學是在不斷繼承和革新中發展的。當然,每個時代的文學思潮都與當時的文化發展息息相關。唐代韓愈、柳宗元掀起古文運動,舉起了向先秦兩漢散文學習的旗幟,其影響一直延續到宋代。這場運動使得先秦兩漢散文得到高度重視。古文家對《史記》《漢書》的推崇與學習也使他們自己的文學地位得以提升。宋代詩壇的江西詩派,以杜甫等人為榜樣,形成了自己的創作特色,人員眾多,影響廣泛。明代由于文學復古運動的反復出現,前代許多文學家和文學經典被樹為典范。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影響一直延續到近代。這一散文流派,把前代的散文經典如《左傳》《史記》以及唐宋八大家等作家的作品樹為榜樣,不僅在創作中學習,而且選編和評點這些作家的作品,這無疑鞏固了前代經典著作、經典作家在散文創作中的重要地位。
二、文學批評與經典建構
中國古代文學在自身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過程中,始終離不開閱讀者的鑒賞、評論,這其實也就是文學批評的過程。文學家作為創作者,也有自己的文學認識與文學批評。司馬遷在《報任安書》和《太史公自序》中提出“發憤著書”說,一方面說明了創作的動力和源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司馬遷對前代眾多經典的學習,尤其是對經典內在精神和情感的學習。西晉左思《詠史》云“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三都賦序》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說明他在創作中學習過賈誼、司馬相如和張衡的作品。古代小說中有許多模仿《西游記》《紅樓夢》等經典的作品,說明這些經典小說被作家廣為認可和接受。古代詩歌中有大量的“擬體”“效體”,如《擬詠懷》《擬古詩十九首》《擬行路難》《效陶詩》等,甚至有些詩歌直接化用前代作品,這也說明被擬作品具有榜樣的力量。古代作品還有大量的“續作”,如《續紅樓夢》等,說明這些作品得到了文學家的普遍認可,這是經典影響史的重要體現。文學評論家對前代作家作品的意義闡釋,是文學經典建構不可或缺的環節,也是推進古代文學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必要途徑。文學作品中隱藏著作者設置的“密碼”,讀者理解作品的過程就是解密的過程。評論家對經典作品的意義闡釋,能引導讀者深入理解作家作品的思想感情。這類意義闡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較為系統的理論闡釋。古代文學理論在先秦時期就已萌芽,發展至漢代,逐漸有了一定的思想體系,如這一時期的“美刺”說、“諷諫”說等。魏晉南北朝以后,逐漸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如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等開啟了較為系統的文學評論的先河。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是唐前最有代表性的理論性著作,豐富了古代的文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并且對后來的文學評論產生了重要影響。唐以后的文學理論,出現了詩話、詞話、文話、賦話等多種形式。在詩文評傳統進一步深入的同時,文學批評涉及的文體也在不斷擴展。古代的一些贈序、題跋、書信、墓志銘等,也包含著豐富的理論思想以及對作家作品的評論。歷代正史中的文學傳論,對文學演變發展的評論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基本勾勒出不同時代文學發展的線索。另外在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等史論著作中,也有許多關于作家作品的評論,值得重視。在古代還有獨特的論詩絕句,以詩論詩,很有特色,或提出理論,或評價作品。二是文學點評。宋代形成評點風氣,到明代達到鼎盛。點評是在原文本上的標記與評論,并形成一種新文本。在一部文學作品中,不同符號的“點”和各種形式的“評”,對讀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是讀者閱讀的引導者。古代的評點著作眾多,甚至一部作品有多種評點,如《史記》《杜工部詩集》《紅樓夢》等經典著作的評點超數十家。一些古詩文選本,雖是作品精選,但往往也有評點。評點家對作品的評點,大到思想、感情、段落、起承轉合,小到章法結構、辭藻、對仗、用典、音韻等,深入細致。三是文學賞析。文學賞析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礎,是進入文學審美、文學評論的前提。古代的評論鑒賞大多是感悟式的,也有較詳細的分析。進入現代以后,系統的文學鑒賞之作陸續出現,唐詩、宋詞等也都成為了人們賞析和學習的典范。在古代,一些名人的序言對作品也具有推介作用,尤其是一些文壇領袖、著名人物的序言、評價,往往影響讀者的選擇。在文學批評層面,還有一個特殊的階層,就是古代的帝王。他們掌握著政治權力與話語,尤其是喜愛文學的帝王,往往對一些文學家及其作品有一定推崇。這種推崇,有些具有政治因素,如漢武帝對司馬相如辭賦的贊賞、唐玄宗召李白入翰林等,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作家的影響,對文學作品的傳播也有促進作用。
三、文本保存方式與文學經典建構
中國古代文學自身存在一種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需求與方式,同時,從經典文本保存的外部方式看,古代文學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也有其外在的表現形式。古代文學經典的建構,就在于經典文本的多樣化保存,并為經典的傳播和研究、學習和接受提供了多種途徑。首先,是大量的文學總集。從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開始,歷代編纂的各類作品總集眾多,不僅給讀者提供了學習、選擇文學經典的基礎文獻,也對保存經典作品起了重要作用。其次,是作家個人的集子(別集),往往保存了作家創作的詩、詞、文、賦等作品。有些別集是作家自己編纂的,有些別集是親朋好友編纂的,而大部分作家的集子都是后人編纂的。再次,是大量的文學選本。由于古代作家、作品數量眾多,一般人很難全部閱讀,所以就有選擇精品的選本出現。古代還有大量的類書,在分類介紹具體條目的同時,也收錄或摘錄了大量的文學作品,是文學選本的特殊形式。文學選本是文學經典化的重要途徑之一,它的傳播范圍往往更加廣泛,歷代的文學經典大多和選本有密切的關系。選本不只是選作品,也往往和注釋、點評等結合在一起。雖然不同的選本有不同的選擇標準,但優秀作家的優秀作品,會被多個不同的選本選中,這體現了選編者共同的審美追求。一般而言,同一作品在不同時代的選本中出現的頻率越高,說明該作品的影響力越大,生命力越強,越可能逐漸成為不朽的經典。與文學選本相關聯的是文學教育。古代的文學教育對于經典的建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古代的文學教育是大文學教育,也就是文化教育。古代的文學教育途徑與整個古代教育相一致,主要有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等。文學教育的讀本,經過不同層次、不同受眾、不同范圍的傳播,人們會對它們進行經典化選擇。一大批有價值的選本,經過一代一代的流傳,逐漸成為經典。因此,可以說,文學教育的過程就是經典形成的過程。文學教育離不開文學教材。近代以來大學的文學史教材,從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開始,對文學經典的選擇各有不同,但總體上對經典還是有共同的認識。最后,古代文學作品的改編,也是文學經典化的特殊方式。改編有兩種主要形式:一種是直接取材,一種是不斷累加。文學作品的改編,有的改變了作品的文體形式,有的改變了作品主題,有的改變了作品結局,有的深化了作品思想,有的增強了藝術效果,等等,使得接受的群體進一步擴大。還應特別注意的是,史書對作家生平的記載和對作品的評價、收錄、保存,對經典建構具有重要意義。
四、文學接受與經典建構
從中國古代文學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實際來看,文學經典的建構始終與讀者的參與緊密相連。文學的生產與消費是一個完整的鏈條,讀者的認可與接受是經典形成的關鍵所在。作家(生產者)創作的作品(產品),只有被讀者(消費者)消費和接受后,才是一個完整的文學過程。文學消費的關鍵是閱讀,只有被讀者閱讀,文學作品才能進入接受的階段,作品的價值才得以實現。作家的品格、人格往往是讀者接受的一個重要因素。例如屈原高潔的人格被司馬遷等人稱為“與日月爭光”,但班固認為屈原是露才揚己。盡管從歷代文學評論來看,對作家作品都有不同的聲音,但總體上說來,重要作家作品被“點擊”的次數較多、頻率較高,說明他們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影響。讀者對作家作品的接受也有一個逐步認識的過程。陶淵明是田園詩的開創者。從東晉開始,經過漫長的時間,到宋代對他的接受才達到高潮,他的人品和詩文才被逐漸推到典范位置上,成為理想人格和理想詩美相統一的作家。當然,也有許多作家和作品在當時就被認可,如司馬相如的作品即被漢武帝欣賞,作為天才詩人的李白,其作品經典地位的確立當在盛唐,至遲不過中唐,在宋代又得到進一步強化。文學接受也受民族心理的影響。中華民族處于半封閉的大陸性地理環境中,傳統中國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受此影響,中華民族形成了面對現實、注重現實的民族性格,因此,在古代反映現實的作品往往更多地受到人們的重視和認可。與此相關的是,文學接受也受儒家傳統觀念的影響。還有一些民族心理,如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名人崇拜等,也影響著讀者對作品的認同與接受。另外,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對不同民族乃至于異域的文學作品也能吸收接納,并加以融合,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包容心態。文學接受,重要的是讀者要進入文學作品所創造出的藝術境界,在情感上能引起強烈共鳴。古代詩歌理論中所倡導的“性靈說”“神韻說”等,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強調這種境界,不只是形式上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心靈的啟迪。如果說宋代以前的文學理論主要強調作者如何作詩、作文,那么宋代以后的理論更多的是強調讀者如何讀詩、讀文,注意引導讀者的閱讀,甚至在評點著作之前示以“讀法”。被認可與接受的作家作品,往往被長期研究、大量闡釋,乃至于成為一門學問,如詩經學、楚辭學、左傳學、莊學、史記學、杜詩學、紅學等。能成為“學”的著作或作品,無疑具有廣泛的讀者,能夠超越時間、空間、階層的限制,得到歷代不同讀者乃至世界各地讀者的認可和接受,也就成為公認的文學經典。
五、余論
古代中國文學經典的建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本質上體現的是古代文學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實現途徑。古代散文、小說、戲劇、詩歌等不同文體各有自己的經典,同時彼此之間也有一定關聯。經典化的過程,讀者是主體,是讀者對作品揚棄的過程、接受的過程,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經典認同。經過不同時代、不同讀者的消費與接受,文學經典地位才得以建構。探討文學經典的形成問題,既有助于我們全面認識當代文學發展的規律,也有助于深刻理解“兩創”的理論內涵,最終實現新時代古代文學研究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目標。每個時代的文學,無論是作品的形式還是內容,除了自身的發展外,也離不開對前代經典的學習,同時融入新的元素,產生新的作品。尤其是歷代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多善于在繼承中進行創新,而不是一味守舊或單純模仿。劉勰“通變”理論和《南齊書》“新變”理論都注意到這個問題。當代文學的發展,同樣需要學習和借鑒古代的優秀經典,并進行新的創造。古代文學經典中的愛國主義精神、革新精神、積極進取精神、頑強不屈精神、先憂后樂精神等,是古代經典之魂,應不斷加以弘揚和發展,使其升華為我們民族精神中的積極成分,并代代相傳。
作者:張新科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