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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鑒賞（appreciate）是一個很奇妙的過程。所謂鑒賞，從字面意義上來看，主要是指鑒定和欣賞，它主要應用于文學、美術、文物等方面。從我國古代文學鑒賞史來看，人們對鑒賞的功能與地位的認識與理解經(jīng)歷一個漫長的過程。一個真正的鑒賞者，必須具備良好的審美意識、能力和再創(chuàng)造的意志與精神。本文主要從古代文學鑒賞理論的角度對自得說的相關問題進行研究與分析，以便為該學說的發(fā)展與應用盡一份綿薄之力。

關鍵詞：文學鑒賞學；肩上理論；自得說；意象；創(chuàng)造性

一、文學與鑒賞理論的相關性分析

從潛意識來看，無論是古代文學還是當代文學的鑒賞理論的產生都必須滿足的一個基礎條件，即文學作品必須在鑒賞發(fā)生前誕生，否則就是空談[1]。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與歷史的演變，文學作為一種以語言文字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xiàn)實、表現(xiàn)作家心靈世界的藝術，它在經(jīng)歷了漫長發(fā)展歷程后，其涵蓋的范圍已十分廣泛。就目前而言，詩歌、散文、小說、劇本、寓言、童話等都是文學的重要表現(xiàn)形式[2]。文學作為一種語言文字的藝術，不僅承擔著社會文化傳播的基本使命，還能形象、客觀地反映社會現(xiàn)實，直接或間接地闡述作家對社會[3]、對自然、對人和事的態(tài)度。正因為如此，科學、合理、深入地借助鑒賞理論對文學作品進行鑒賞就顯得十分重要。心學的開創(chuàng)者陸九淵(象山)、程顥承續(xù)并發(fā)展孟子學說，將禪學之思引入儒學，從而提出以心為本體的觀點，強調內心體驗，這使自得說有力理論基點。朱熹在借鑒、總結孟子君子修身與為學的基礎上，融合陸九淵(象山)、程顥承的內心體驗說，提出自得說，并創(chuàng)造性地應用于文學審美、批判上。自得說的提出在某種程度上更是對鑒賞主體性、能動性、創(chuàng)造性的肯定，而通過如詠誦、評點、引詩、注釋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展了自得說的范圍與深度[4]，自得說因此也成為我國古代文學發(fā)展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自得說的差異性

從邏輯學角度來看，文學作品鑒賞通常要經(jīng)過三個階段：一是審美感知階段，二是審美體驗階段，三是審美領悟階段，三者之間屬于一種循序漸進的過程，但有時也常常交織在一起，來共同推動鑒賞活動。古人進行文學鑒賞由于主觀認識、方法的不同，在文學鑒賞過程中便形成不同的風格與流派。一是否定鑒賞差異的存在。在南北朝時期，許多的文學評論家或是文學家對文學作品的評論都是有著明顯的取與舍之間的分別的，代表人物有劉勰、鐘嶸、江淹等，他們主張文學作品鑒賞的取與舍必須有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不能因為個人的愛好而出現(xiàn)：“論甘忌辛，好丹非素。”[5]二是認可鑒賞差異現(xiàn)象。隋文帝楊堅滅陳完成大一統(tǒng)后，隋朝進入了一段和平時期，中國古代文學進入蓬勃發(fā)展階段。正是這一階段的文化繁榮，為唐詩的興起做了文化上的準備。由唐及宋，中國古代文學進入高度繁榮時期，并出現(xiàn)多樣化趨勢。這也為文學鑒賞主體的多樣化發(fā)展與審美意識的提高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土壤。如宋魏泰在他的《臨漢隱居詩話》中記載來他與王荊公（王安石）評詩的一段對話：“頃年嘗與王荊公評詩，予謂：凡為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長。”[6]而王荊公則道：“不然，如杏仁仰頭飛鳥警之句，亦可謂有味矣。”從這段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文學鑒賞已出現(xiàn)明顯的變化，更強調自己的主觀認識，這是文學鑒賞的一大進步。三是自得說的提出并用于指導文學評論。歐陽修在他《六一詩話》記錄了這樣一段對話，著名大詞人晏殊對詩人梅堯臣的兩聯(lián)詩（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絮暖?魚繁，露添莼菜紫）特別欣賞，就將這兩聯(lián)詩寫下來，親自去找梅堯臣鑒賞。梅堯臣看后對晏殊說：“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得意于其間乎？”對這段對話，我們該怎樣看？在這段對話中，梅堯臣使用“自得”來顯示他與晏殊對梅堯臣詩評價上的差異。將這段對話放到鑒賞史上看，就具有一定的開拓意義的。其意義在于：從此文學作品創(chuàng)作者與鑒賞者都有了一個“心靈創(chuàng)造”的空間。這正如金代大文學家與詩評家王若虛（1174~1243年）所言：“文章自得方為貴。”

三、自得說與鑒賞主體意識

通常來說，一個優(yōu)秀的鑒賞者與一個優(yōu)秀的創(chuàng)作者是存在一定的共通之處的。因為一個優(yōu)秀的鑒賞者在鑒賞文學作品時，不會將讀詩或看小說視作一種被動接受過程，而是將其視為一種與自己心靈溝通的過程，從而完成對文學作品的再次創(chuàng)作。文學鑒賞必須以原作為再次創(chuàng)造的基礎，通過對原作的某個觀點、藝術手法、作品風格的評析實現(xiàn)再創(chuàng)作。鑒賞者在對文學作品鑒賞時，常常會受到文學作品（原作）的約束，會與作者的創(chuàng)作思路產生一定偏差，或者只是將原作的相關意象作為鑒賞的跳板、自身情感傳達的一種媒介、誘因和契機，更或者與原作發(fā)生背離，即意大利著名美學家弗•梅加利[8]所說的“創(chuàng)造性的背離”，這正如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學家、文學批評家金圣嘆對《西廂記》的鑒賞。“創(chuàng)造性的背離”是主體意識覺醒的產物，是文學鑒賞自得意識與創(chuàng)造意識的升華。“創(chuàng)造性的背離”對正確認識文學作品、研究文學作品，發(fā)掘文學作品的深刻內涵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詠誦中的自得

詠誦是閱讀文學作品的方式之一，因為詩歌具有音樂性，抒情性，合轍押韻，篇幅較小，更適合朗誦。如李白的《靜夜思》、柳宗元的《江雪》等只有短短的20個字。《毛詩大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詠詩言志最益自得。朱熹曾說：“讀《詩》正在于吟詠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fā)善心。”[9]而從詠誦的角度來看，由于詩歌所具有的獨特魅力，通過富有情感的抑揚頓挫的詠誦，不僅能有效的感受詩歌自身的魅力，更能使讀者產生情感的共鳴，就像朱熹說：“如吾自作此詩！”詠誦詩歌，最能悟得其中“三味”。

（二）于評點中自得

在文學鑒賞中，評點是一個相當浩大的工程性活動，它要求讀者或研究者必須對文本極其熟悉，爛熟于胸。例如恩格斯給拉薩爾的劇本《弗蘭茨•馮•濟金根》評點，先后讀了至少4遍，而他在看完《弗蘭茨•馮•濟金根》后說了了這樣一句話：“為了有一個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態(tài)度，為了在讀了之后提出詳細的評價、明確的意見，所以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我才能發(fā)表自己的意見。”[10]列寧為了評點小說《怎么辦》，甚至在一個夏天將其細讀5遍；也說過：“《紅樓夢》要讀五遍，不讀五遍就沒有發(fā)言權。”[11]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要真正“自得”，須認真解讀原作，而浮光掠影、蜻蜓點水式的閱讀是不能“自得”的。張竹坡在評點《金瓶梅》時說：“評點《金瓶梅》，一者可以消我悶懷，二者……亦可算我今又經(jīng)營一書，我雖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書之法，不盡備于是乎。然則，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與人批《金瓶》也哉！”想來文學評點中的“自得”或許真如張竹坡先生所說：“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與人批《金瓶》也哉！”

（三）于自我嗜好中自得

清人王士?選擇作品，更側重自身嗜好，譬如《唐賢三昧集》。王士?的詩學觀念更偏向于山水詩派，如陶淵明、王維、孟浩然等的作品，而他的性情與嗜好也與山水詩派契合，所以他在選擇這本集子時有過這樣評述：“清遠兼之也。總其妙在神韻矣。神韻二字……蓋專以沖和淡遠為主,不欲以雄鷙奧博為宗。”從這點可以看出，他選擇這個集子，是以性情與趣味為準的。明時的鐘惺和譚元春等人選編的《古詩歸》，由于他們所主張的詩學標準與山水詩派相近，故這個集子中更偏向山水清音。側重自身嗜好，與作品合流，更益“自得”。

四、“自得”是主體性、能動性、創(chuàng)造性的體現(xiàn)

中國古代文學鑒賞理論中的自得說體現(xiàn)了鑒賞者主體性、能動性、創(chuàng)造性，正像陸游在他的《文章》中所說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無疵瑕，豈復須人為。”[13]當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讀者的直觀感受，也更體現(xiàn)讀者的審美訴求。文學鑒賞中的“自得”，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讀者和作品本身的關系，甚至可以這樣理解，文學鑒賞理論中的“自得”就像在金字塔上層看風景，只有爬到金字塔上層，取得“特殊視閾”，你才能“自得”。總之，如果沒有鑒賞者的能動性、創(chuàng)造性，如果鑒賞者拋開“本體”，放棄自由的、主動的實踐，“自得”就無從談起。

作者:彭書剛 單位:延安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