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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文化關系認知的歷史軌跡
鴉片戰爭讓西方列強轟開了中國這個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老國度，自此明清以來長期處于閉關鎖國狀態的大門洞開，而涌進來的不僅有西方的鴉片和商品，同時還有西風與西學。伴隨著西風的東襲與西學的東漸，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也陷入了長達超過一個半世紀的思想與文化的困惑，這就是如何處理中學與西學，或者說西方文化與中國本土傳統文化的關系。圍繞著西學與中學的關系問題，中國知識界有過艱難的反思，也有過痛苦的掙扎；有過激烈的論辯，甚至有過尖銳的對抗與沖突。這種對抗與沖突雖然有高潮與低潮，但卻從未結束或終結，并且這種爭論與沖突總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新的歷史形式、話題與話語形式頑強地持續著。如何正確處理西方文化與中國本土傳統文化的關系，對于當下的中國來說，不僅仍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而且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它不僅關乎文化發展的未來走向，同時也關乎中華民族能否在真正意義上崛起與振興。
中國人的視野中，廣義的西方文化既包括西方近代以來以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為基礎的資本主義與工業文化，也包括產生于西方社會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狹義的西方文化，主要指向的是西方近代以來生成的以自由、平等、科學、民主、天賦人權等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文化。“西方”無疑首先具有明顯的地域性質，既屬于地理性概念也不僅僅屬于地理性概念，它同時含有社會歷史性意蘊，具有鮮明的社會歷史性。因為西方文化不僅意味著在西方土地上生成和從西方傳進中國的文化，主要是指在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基礎上生成與傳播的文化。西方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傳統，在地域上既包括近現代的歐洲，也包括近現代的美國，同時也包括近現代與中國處于同一地域的日本文化。近現代的日本雖然在地理位置上并不屬于西方，但由于先于中國步入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因而其文化系統在其本質性特征上具有發源于以英法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性質。西方的概念之所以不能訴諸一種地理性概念，還因為西方文化并不包括前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化，而只限于西方近代以來的文化。真正對中國傳統文化造成沖擊與引發碰撞的是西方近代以來生成的以自由和平等為核心的反映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發展要求的文化。所謂中學與中國傳統文化，從語義上看應包括中華民族在5000年文明史的發展過程中創造、生成、流傳、存活下來的一切文化。若從中國傳統文化系統的本質特征，以及從中西文化相互碰撞與沖突的維度看，人們通常所稱的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指向的是中國傳統的儒學與儒家文化。不可否認，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復雜的文化系統，不僅存在儒、釋、道的共存與伴生，而且由于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各地發展的不平衡性與各個民族之間的差別性存在，因而無論是就其內容上還是表現形式上，很難給予一個準確的描述與概括。但有一點是可以確認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指向無疑是儒學與儒家文化。
儒學與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始終處于一學獨尊的統治地位，滲透并影響著中國其他各種形式的傳統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系統中起著一種“普照的光”的作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符號與代名詞。這些可以從近現代中國圍繞中西文化關系的沖突與論爭中得到證明與闡釋。追溯與分析自1840年以降中西文化交流與碰撞的歷史軌跡，大致可區分為相對獨立的四個較為明顯的階段：第一階段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鴉片戰爭前，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與英法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總體上處于相互隔絕的狀態，不存在彼此間的碰撞與沖突。鴉片戰爭的爆發以及清朝軍隊的慘敗，使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鴉片戰爭的結局，既改變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認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對自己與對西方的認知。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不再是神秘可畏；中國人的認知中，中國不再具有妄自尊大的資格。鴉片戰爭之后，少數中國知識精英與洋務派官僚雖然也有初步反思，但并沒有深入到制度與文化的核心層面，僅停留在器物表層，他們片面地認為中國的戰敗是由于缺乏堅船利炮，對待西方文化占主導地位的態度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第二階段從甲午戰爭到。中日甲午海戰在中國近展史上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歷史節點，成為中國人走向真正覺醒的起點。在人口、幅員、經濟總量遠超日本，武器裝備也大致與日本相當的情況下卻遭慘敗，終于使中國人認識到落伍并不僅僅是武器的落后，更重要的是社會制度與文化的落后。甲午戰爭之敗及對其反思，直接與間接導致了中國近代史上兩項重要歷史事件的發生：辛亥革命與。如果說辛亥革命的爆發是對中國落后的封建制度進行反思與自覺的必然結果，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則是對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與自覺的必然結果。作為一場新文化運動，使中國人在對待中學與西學關系認知上發生了顛覆性或革命性改變，不再固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維模式，而是對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采取了激烈的批判與否定的態度。“打倒孔家店”口號既是對以儒家文化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也是對鴉片戰爭以后形成的“中體西用”思維認知的否定與顛覆，使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學”第一次受到了具有真正意義的“西學”的嚴重沖擊，這種沖擊既表現為來自以西方近代形成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西學”，也表現為來自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西學。不可否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對待中國傳統文化采取的極端批判態度確有過激的歷史與文化虛無主義之嫌與之誤，至今仍受到一些批評與詬病也是不無根據和理由的。但同樣不可否認，的基本方向是正確的，對中國文化在20世紀發展中的影響是正面而積極的。第三階段應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這一歷史階段曾發生過兩次重要事件：一是提出與發起的新生活運動；二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發起的所謂新生活運動，雖名其為“新”，實則是想通過恢復傳統的儒家文化倫理規范，為其建立專制統治服務；而抗日戰爭關涉的不僅是保國、保土、保家、保種的問題，同時也關涉著保傳統、保文化的問題。在這兩次歷史事件影響下，始于19世紀40年代中西文化相互沖突的關系發生了一次較為明顯的逆轉。如果說從鴉片戰爭到的階段中，西學在態勢上呈東漸或東進；20世紀三四十年代，儒學似乎獲得了一次短暫的中興機遇，形成了以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為代表的所謂新儒學的崛起。然而，因長期激烈的對日戰爭與國內戰爭，儒學的這種中興并未在普通民眾中產生較大影響，而是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而中斷。第四階段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時下中國走向崛起。該階段又可區分為兩個時期，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至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第一時期，這一時期在意識形態與文化領域中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權與指導地位。這段時期一方面為防止西方勢力的和平演變，在意識形態與文化領域對西方自由主義文化采取了嚴密防御與激烈批判的態度；另一方面，也對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展開了規模空前的批判，這種批判在“”中達到了巔峰。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已不被視為原有意義上的“西學”，而被視為一種先進、正確、科學的思想與理論；無論是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儒學，還是以復興、改良中國傳統文化為目的的“新儒學”都受到了一次嚴重的沖擊與重創。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為第二時期，這一時期，一方面，隨著對外開放與國門的敞開，以西方自由主義為代表的“西學”與“西風”又開始卷土重來；另一方面，隨著對“”反思的深入與對歷史和文化虛無主義的批判，加之海外“新儒學”思潮的傳入，中國傳統文化再次迎來了復興，中國也似乎進入了一個中、西、馬多元文化彼此并立與相互競爭的時代。尤其是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與經濟、政治、軍事硬實力的增強和提升，復興中國傳統文化以提升中國軟實力的呼聲日漸增高，“儒學”與“新儒學”似有再次成為“熱學”與“顯學”的趨勢。然而，也使時下中國再一次陷入中學與西學關于“體用”問題的困擾與紛爭。
二、文化的生成性與歷史性意蘊
如何看待和評價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能否依憑“新儒學”家們的主張仍因襲“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固有思維理路，通過揚棄與復興中國傳統文化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呢？這是一個需要深入思考與回答的重要問題，因為它既關乎著中國軟實力的提升，也關乎著中國硬實力的提升，歸根結底更關乎著中華民族的真正崛起與復興。在發生學的維度上，人在自己所創造的文化面前具有無可爭辯的主體地位。文化作為一種屬人的存在和為人的存在，決定著文化是一種有根的存在。文化有根性的意蘊在于，任何形式的文化生成并不是無緣無故的，更不是偶然性的產物，一切形式的文化都直接或間接來源于人們的現實生活，現實生活是文化扎根其中的土壤。文化的有根性表明，文化雖然是人創造的，是人自由的表現與確證，但并不是人隨心所欲的創造物，人們在進行文化創造時要受到其現實生活條件及其需要的規定與規范，因此，一切文化都具有被規定與規范的性質，或者說具有被決定的性質。在文化生成與發展的過程中，雖然不能排除與否定偶然性因素的作用與影響的存在，但問題是，在偶然性作用的背后有著必然性的作用。世界上不存在兩種完全相同的文化，這一事實與現象的存在非但不能成為某些文化是非決定論者否定文化是非決定論的根據，反而構成文化是被決定理論的重要根據，正是人們現實生活的不同條件與不同狀況，才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表現形態。影響與決定文化生成的原因是復雜與多樣的，但概括來說不外乎有自然因素與社會歷史因素。自然因素對一種文化形態的生成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任何一種文化形態都明顯地呈現出地域性色彩，文化形態學上存在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河流文化與山地文化、水鄉文化與高原文化、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的區分。相對于自然因素而言，一種文化的生成與存在，更主要的是受到社會歷史因素的作用與影響。文化的生成與存在，要受到經濟與政治因素及其所決定的各種社會關系的作用與影響，其中也包括受社會關系規定的階級關系的作用與影響。一種文化的基本內容與內核，歸根結底是由社會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所決定，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一個經典性表達應是：“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文化有多種多樣的存在與表現形態，有物質的、實體的存在與表現形態，也有非物質的、非實體的存在與表現形態，但文化在本質上是一種觀念性的產物，文化的物質與實體方式的存在不過是觀念形態的對象化與現實化，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即是所謂的外化與異化。一切文化在本質上都是社會存在的反映，“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人們的“現實生活過程”即是人們的實踐活動，因為人的“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正因為如此，在文化形態的區分上，除了地域性的區分之外，或者說還應具有以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為參照坐標的區分，這種區分通常表達為農耕文化與工業文化以及不同形式的制度文化與階級文化。
文化是生成的、有根的，也意味著文化是變化的、發展的，因而文化也是歷史的。世界上不存在兩種完全相同的文化，也不存在永恒不變的文化，純粹原生態的文化其實是不存在的，不過是面對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并在文化戀舊情結的作用下產生的一種認知錯覺。不可否認，不同的文化因素在其歷史演進的過程中，其變化的節奏并非是平衡與同步的，而是存在著快慢之分。一般來說，在自然條件與環境作用和影響的基礎上生成的文化因素變化較慢，具有較明顯的穩定性，這是因為自然條件與環境的變化相對較小。即便如此，人們對自然條件與環境的認知與理解也不是始終不變的，伴隨著人們的認知和審美能力的提高及人與自然關系的變化，人們對自然條件與環境的文化認知也會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與深化。至于那些受制于社會歷史因素作用與制約的文化因素，其生成與演進的歷史性法則更是毋庸置疑的。不同的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不可避免地會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會生成不同的文化，尤其是作為文化內核的價值觀念。隨著社會生產與交換方式的改進與進步，社會的文化也會發生改變與進步，這是社會歷史與文化演進所顯示出來的趨勢與規律，也是一個人們無法否認的經驗性現象與經驗性事實。文化在其歷史演進的過程中，會有相對停滯或發展緩慢的時期，也會有繁榮時期，總趨勢是向前的。作為文化生成的基礎與推動文化發展動力的人類實踐活動與能力是不斷擴展和增強的，這種擴展與增強的基本趨勢具有不可逆的性質。對待文化應進行歷史性的把握與分析，訴諸歷史性的評價，以歷史性的眼光去看待具有歷史性意蘊的文化，可進行如下合理性解讀：其一，任何文化的生成與存活都有其土壤與原因，對文化的審視與評價應與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相聯系，在其生成與存在的特定歷史條件和環境中進行分析，而不應對歷史與文化采取歷史與文化虛無主義的態度，用一種抽象的、完美性的標準與今人的眼光看待過去的文化，貶斥與否定在歷史中生成與存在的文化。在今天看來是落后甚至消極、腐朽的文化，也許相對其歷史生成與存在的條件來說卻是適宜的、先進的，相反的情況也有可能。一些從事思想史研究的學者給予古希臘雅典民主制與民主思想積極的正面肯定與評價，這是一種非歷史眼光的錯覺，民主制與民主觀念并不適合農耕社會生產與交換方式的需要。其二，文化是生成的、歷史的，即意味著文化是流動的、發展的。人類的實踐活動能力與范圍是不斷拓展與提高的，以人的實踐活動為基礎的社會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是發展與變動的。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會直接或間接影響與作用社會文化的發展，因此，在不同的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的基礎上必然需要與生成不同的文化。歷史上屬于必然產生的、合時宜的，并且曾經屬于先進的文化，也有可能隨著歷史條件與環境的改變，喪失其必然性、適宜性與先進性，變成應當批判與揚棄的東西。因此，正如與文化虛無主義是錯誤的一樣，歷史保守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戀舊主義、復古主義同樣是錯誤的。
三、中國傳統文化資源與文化強國建設
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理論邏輯中，對于歷史與文化的關系無疑是應將歷史性的文化放在整體性的歷史中進行考察與把握，相對于文化的生成與發展來說，歷史擁有無可爭辯的在先或在前的地位。應從人類社會歷史的生成與演進出發闡釋人類文化的生成與發展，而不是相反。從文化生成與發展出發去闡釋人類社會歷史的生成與發展，對于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來說，是必須堅持與因襲的理論原則。文化存活于歷史中，被歷史制約與決定。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理論邏輯中，歷史相對于歷史中文化的在先或在前，是一種邏輯上的而不是時間上的在先或在前。文化是歷史的，同樣歷史也是文化的，歷史與文化在社會中通常是相互依存的。歷史是文化的，不僅在于文化是構成社會歷史不可分離的內容，而且更在于任何形式的文化一旦生成，都會反過來影響和作用于歷史。文化對一個民族與國家的作用與影響是不容置疑的，那些在世界歷史上表現得強盛的民族、國家通常也伴隨著文化的繁榮與強盛。一個民族與國家的文化不僅對歷史發展起著重要的精神支撐作用，而且對其他民族與國家也具有一定影響力。文化對歷史的作用與影響是雙重的，不符合時代需要的文化對歷史的發展也會起著阻礙或負面的作用。中華民族的復興與崛起，不僅需要經濟、政治、軍事的現代化，也需要文化的現代化；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文化強國，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應有之義。文化發展的動力主要依賴于以時代實踐為基礎的創新，文化創新是推動文化發展與進步的強大動力與重要杠桿。文化的發展與創新通常是在繼承基礎上的發展，揚棄基礎上的創新，因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文化的發展與創新“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經濟的事實中”。文化的發展是一個連續性與革命性相統一、繼承與創新相統一的過程，“已有的思想材料”是文化的歷史成果，也是文化的歷史基因，對“已有的思想材料”的繼承是進行文化創新的基礎和前提。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不應割斷文化的歷史聯系，應重視科學地挖掘與利用“已有的思想材料”或文化的歷史資源。需要指出的是，對“已有的思想材料”的把握與理解不應具有狹隘性與片面性，應擺脫“體用”關系的思維模式的局限與糾纏。無論是中國本土的歷史文化還是西方的歷史文化，都是人類實踐創造與智慧凝聚的結晶，都應成為我們推進文化發展與創新的出發點，都應給予應有的重視與尊重。
文化的發展并不是一個簡單相加與累積的過程，而是不斷揚棄與吐故納新的過程。文化有優劣之分也有先進與落后之別，因為文化是生成的、流動的，是屬于歷史性的存在，所有屬于歷史性的存在物都是可以進行比較的，有比較就存在優劣之分。不能以文化平等為根據否定不同類型的文化之間，以及文化傳統中不同文化因素之間存在著進行優劣比較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否則，不僅否定了文化的歷史性與進步的可能性，而且還會導致文化評價與文化批判合法性的取消。應該說，大多數人不否認文化的先進與落后之間的可比較性與評價性，不然的話，也就不可能在中國近代史上產生所謂的“體用”之爭。那么，何謂文化的精華與糟粕？有沒有判定文化優與劣、先進與落后的參照坐標和合理標準？筆者認為，不能依據人們對某種文化是否喜歡或認同作為尺度，因為人們主觀感受與其所持的歷史觀與文化觀、感受能力與認知能力、社會地位和生活環境等有關。任何一種文化的存活與延續都以人們是否認同為其前提和基礎，沒有人喜愛與認同的文化是不可存活與延續的。但存在的并不都是合理的，能夠存活的文化可能是優秀的，但也可能是落后的與應該清除掉的。文化的觀念與形式一旦生成，就有可能演變成一種文化傳統，而傳統通常具有保守性的一面，優秀的文化傳統如此，消極落后的傳統也會如此。對文化的先進性與落后性的判別與確認不能訴諸一種抽象的道德性評價，這不僅在于道德觀念本身屬于文化觀念的范疇，更為重要的是，道德也屬于歷史性范疇，其隨著社會的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的變更而發生改變，不存在超越歷史條件的抽象的道德，更不存在“永恒的、終極的”真理式的道德。深刻的原因在于：“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當然，判定與確認一種文化是否具有優秀的品格與先進的性質，也不能根據其歷史作用為參照坐標，時代的不同也導致社會歷史條件與環境發生變更。一種文化的內容與形式是否具有優秀的品格與先進的性質，必須適應時展的趨勢與潮流，尤其是當下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發展的需要。文化的生成與演進不僅由人類的實踐活動決定，也是為人類實踐服務的。文化在本質上是一種基于實踐并服務于實踐的存在，一切阻礙人類實踐活動發展與進步的文化，都應給予歷史性的揚棄。文化是歷史的，應以歷史的態度對待文化。人們不僅應以歷史的態度對待西方文化，也應以歷史的態度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歷史地看，儒家文化無疑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最為絢爛的瑰寶，自漢武帝采納大儒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以降，直到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王朝滅亡的封建時代，儒家文化不僅連續不斷而且始終處于主導性統治地位，這決不是偶然的、人為的歷史現象，而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必然性。農耕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社會中，所生成的必然是以封建主或貴族為首的生產關系，所導致的必然是等級制的階級結構，所生成的必然是以反映維護等級制需要的、以等級制為核心的文化觀念，這不僅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表現出的普遍性的歷史現象，也是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中表現出的普遍性的歷史現象。中國封建社會更替后的王朝依然采用儒學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合理性的解釋只能是，唯有儒學是適合農耕社會與封建等級社會之需要的。在農耕與封建社會的文明中，儒學的生成與延續不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先進性。這種先進性，可從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長時段居于領先地位的客觀事實，獲得無可爭辯的證明。中華民族自秦統一以后之所以能長久保持統一與強盛的地位，儒學的作用是功不可沒的。進入19世紀以后，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統治地位的動搖，儒學的日漸式微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歷史必然性，以農耕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為基礎的農耕文明已經走到了歷史盡頭。以后，中西文化的碰撞與競爭，從形式上看是兩種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與競爭，而就其實質則是兩種不同時代的文化之間的碰撞與競爭。歷史地看待中國的傳統文化，對于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來說，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中華民族要實現現代化與崛起，無疑需要文化的崛起與文化力量的增強。只有具備優秀與先進的文化，才能對內增強凝聚力、自信力，引導與激發人民群眾奮斗與創造的激情與活力，對外形成積極的影響力、輻射力。但如何才能實現中華民族文化的現代化與崛起，能否依賴通過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回歸，或創造出一種新形式的所謂“新儒學”來達到這一目標呢？毋庸諱言，時下的中國有不少人持有這種認知，但從文化演進的歷史規律看，這樣的認知理路是大有疑問的。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在歷史上曾經是合適宜的，也曾經是優秀的、先進的，對此我們應給予歷史肯定與應有尊重，否則我們就是在重復與文化虛無主義的錯誤。今天的中國已不同于歷史上的中國，社會的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關系與生活方式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讓今天的鄉村去吟唱昨天的民謠，既不合適也不可能。試圖通過創立所謂的“新儒學”的方式增強中華民族文化軟實力，看起來似乎很美，實際上卻不可能，因為“儒學”無論采取什么樣的形式，其文化內核如果不變就仍然是儒學。不可否認，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無疑具有不少的好東西，這些好東西也無疑需要我們以揚棄的態度加以繼承與合理的利用，使之成為我們創造和構建社會主義文化新形態的有用資源。但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儒學作為一個整體性的文化系統，尤其是這個系統中所蘊含的核心價值觀，總體上已不適合今天時代的需要。試圖通過回歸與復興儒學的方式來建設一個現代化的文化強國以增強我們的文化軟實力的愿望，是難以實現的，這已被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現代史的經驗事實證明。文化是歷史的，它應該沿著歷史進步的軌跡向前流動。要真正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文化強國，可能性的路徑只能是以馬克思的歷史觀與文化觀為指導，充分尊重文化發展的規律，以揚棄的態度吸取人類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立足于文化創新，創造出一個既包容人類一切優秀文化成果，同時反映時代實踐與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社會主義文化新形態。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應反映與服務社會主義發展的需要，這不僅涉及到文化建設的方向問題，更重要的是涉及到我們的目標能否達到的問題。因為無論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還是近代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它們反映與代表的是歷史的過去，而社會主義文化代表的是歷史的未來。人類社會的歷史反復證明，沒有哪一個民族與國家能夠依賴于恢復自己的傳統文化實現自己的經濟與文化強國之夢，也沒有哪一個民族與國家依賴于照抄照搬外來文化而實現自己的經濟與文化強國之夢。只有那些勇于實踐與創新，反映與代表歷史發展必然性與未來方向的民族與國家，才能成為真正的經濟強國與文化強國。
作者：林劍 單位：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