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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的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內涵

所謂中國傳統法律思想是指中國持續幾千年來各個時代所有支配法律內容全部的根本原理。要繼承、發揚和革新傳統,首先就是要認清、把握傳統法律思想的精神實質所在。當代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魯克洪將文化分為顯型文化和隱型文化兩大類。法律文化也可以分為兩類：顯性法律文化和隱性法律文化。顯型法律文化主要指制度性的文化,包括法律法規、法律制度和法律設施,它總要人用權力來維持和運行,是一國法律文化的表現形式。隱型法律文化指理念性的成分,包括法律心理、法律意識和法律思想。它深藏于社會深層,是一國法律文化的根基。由此根據構成成分，作者認為法律文化是指內隱在法律理論、法律規范、法律制度、法律組織機構和法律設施當中并通過這些法律現象表現出來的法律思想觀念價值體系。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作為社會總體文化的一部分,許多特征都可以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找到根據。正如馬克思曾說: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他們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的。

（二）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進程

法治通常的理解就是法律之治，即通過法律治理國家；同時，法治又是通過法律使權力和權利得到合理配置的社會狀態。中國試圖建設法治國家的努力已有百余年，但是回顧這百余年的滄桑歷程，中國仍然沒有實現法律的現代化。1842年到1901年這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中國在堅持根本的政治制度、倫理綱常不變的前提下進行了一些與西方法律接近的改良和補充，這是一條過于保守的道路。1905年開始的清末修律到1949年國民政府垮臺，這一時期法律現代化的進程實際上是貫穿了“全盤西化”的原則；而自中國共產黨及其政權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現代化進程則以“全盤蘇聯化”為原則，這兩個階段的法律現代化都是照抄照搬他國的東西，無視本國實際，以強制推進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國法律實現現代化，事實已經證明這是失敗的。中國真正走上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之路，嚴格的來講只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表現在：黨的十五大確立了“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現了領導干部職務和政治生活的法治化轉變，基本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人權得到可靠法律保障，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的法治環境不斷改善，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斷提高，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得到加強。

（三）傳統中國法律文化的積極作用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蘊含著值得借鑒和繼承的合理成分，對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

1、民為邦本。

民為邦本的思想文化，強調在人民與國家、政權、君主、官吏等關系中人民處于根本的地位。這種思想文化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很多，比如“民惟幫本，本固邦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等。民為邦本的傳統思想文化為保護公民權利、保護私權利，以及減少“人治”提供了思想基礎。

2、以法治國。

以法治國最早是法家倡導的治國理政策略。韓非子說：“治民無常，唯以法治。”管仲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隨著這種為鞏固和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治服務的策略，與社會主義法治存在著本質區別。但不可否認，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最早期的思想淵源。

3、禮法并用。

中國傳統法律思想文化中倡導把禮治、德治與法治有機結合起來，把天理、國法、人情有機結合起來，把“嚴刑峻法”與“慎刑恤罰”、“和為貴”，“少訟”、“息訟”、“無訟”等結合起來，強調社會和諧，注重以非訴訟手段化解矛盾糾紛。可以說，中國傳統法律思想文化既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文化背景和歷史土壤，也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文化資源。社會主義法治正是在批判地吸收、揚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基礎上不斷前進的。

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對實施社會主義法治的制約

中國是一個有著數千年專制主義傳統的國度，政治傳統和法律文化一向崇尚權力至上、推崇禮治而輕視法治，把法律視為統治人民之工具。在這樣一個政治傳統和法律文化的基礎之上移植或建設現代文明的法律制度、建設法治秩序，也就注定了現代法治理念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沖突，將會伴隨著中國法治建設進程之始終。

（一）“權力至上”傳統與“法律至上”原則的沖突

在西方，法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崇高地位，法從某種意義上就代表著對上帝的信仰，而不只是一種外在的工具。人只是發現法律而不是創制法律，宗教信仰在西方價值系統中的神圣性和崇高性，確立并且鞏固了法的神圣與權威，從而使后來的法治與憲政的發展成為可能。而由于中國的價值系統先天性缺乏西方那種“上帝立法”的觀念，法律的地位不高，因而也不可能具備如西方歷史上法律所擁有的那種神圣性和權威性地位。兩千多年來的專制主義政治，強調皇權獨尊，至高無上，強調“尊君、卑臣”，實行“愚民”統治，政治權力壟斷整個社會、政治權力決定一切的現實，積淀而形成了“權大于法”、權力就是真理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傳統。在中國法治建設過程中，此種政治文化傳統實乃對現代法治“法律至上”理念構成的一股最強大的排拒力。“權力至上”傳統與“法律至上”原則的沖突，在現實社會的具體表現是：法律的權威性一直難以得到政府和民眾的認同，作為法治國家的根本大法、最高權威的憲法，在建國以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都被當作一種花瓶和擺設。在十年“”期間，憲法成了一紙具文，法律遭到踐踏，法律制度毀壞殆盡。改革開放以來，民主與法制建設雖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至今還面臨巨大的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文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但在現實生活中，違憲現象常有所見，憲法至上、依法治國并沒有真正落到實處，一些個人、組織和行政機構的權威高于法律的權威，執政者“以言代法，言出法隨”，違憲的審查和監督機構未能有效地發揮作用，“黨大于法”、“權大于法”的現象在實際生活中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

（二）“引禮入法”模糊了法律與道德的界限

在法治社會里，法治不僅意味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人都要接受法律的規范，任何人都不得超越法律之上；還意味著法律平等適用于一切人。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以儒家的“禮”或禮教倫理維系的社會，儒家講究私人關系；強調道德標準內外有別的道德價值和倫理規范的二元化特質與現代“法治”強調法律的普遍性；強調法律平等適用于任何人的理念判斷有別。結果,法與道德的界限消失了：一方面,道德、禮義,成為法的最后根據,以致兩者在內容上趨同。合乎道德的即為合法的,違背道德的,要受到刑罰。另一方面,立法者和執法者也都在不容程度上受到了社會中占優勢的道德觀念的影響,從而使道德信條不可避免進入法律制度中。這樣一來,法就成了禮的附庸。中國的價值系統注重道德的內在超越，政治和知識精英們都執著于對“內圣”功夫的強調，推崇道德至上、倫理至上，在社會生活中，往往熱衷于發揮主觀的能動性，講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不重視也不愿意接受法律這種客觀外在的規則對日常行為的規范。客觀精神的先天性缺失，法律缺乏權威，與儒家道德價值和倫理規范的二元化特質兼容一體，投射在當代中國的司法實踐上，重視人情，漠視法律，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隨心所欲地運用自由裁量權，不重視客觀的方法和一般司法程序，法律得不到一體遵行等弊端幾乎與中國法治建設的進程形影相隨。

（三）國家本位和等級觀念導致對平等、自由的忽視

我國傳統法治觀念和法律秩序是以法家的法治理論或儒法合流統治思想構筑的，它以“尊君卑臣愚民”的君主專制而不是“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為基礎，以官民的等級特權而不是全體人民的主體平等為前提。導致了中國古代政權的架構是以皇權為中心的國家政權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無論是強調以“權”、“術”治民的法家的國家專制和集權思想還是強調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同樣受到統治者的青睞，并使這些理論和觀念得到國家強制力的保護。在這種背景下，國家本位主義就有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生存環境。國家本位主義、等級觀念的法律傳統雖然在現今的制度層面上被否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控制著人們的思想，這直接導致了現今我國公民對權利的不尊重，維權意識的淡薄在“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號下，漠視了對平等權利的追求。中華民族的人民習慣了順從、忍讓，無形中導致了對法律的輕視、遠離和不信任，因此他們難以真正地以納稅人的身份理直氣壯的監督政府行為，理所當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權利，不卑不亢與政府對話。

三、結語：革新傳統法律文化，突破實施社會主義法治的文化瓶頸

作者認為，盡管我國法律傳統與法治原則有著諸多的不兼容，但這并不足以構成我們拒絕、不接受或故意拖延將現代法治理念及相應制度安排移植入中國的理由。我們應該革新不利的因素,為實施社會主義法治掃除障礙。

第一，繼續大力推進普法宣傳教育。

1985年，國家開始“一五”普法，這是在“”后撥亂反正的特殊時期和計劃經濟體制下開展的全民活動，具有法治觀念啟蒙式的掃盲運動性質。目前已經是“五五”普法。在普法中，要特別注重對“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法律意識的培養，抵制“權利本位”、“官本位”思想，真正提高全民的法律素質，營造濃厚的法治氛圍，為實施社會主義法治創造人文環境。

第二，普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

去年以來，中央在國家部委機關、央企、高校開展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讀本》的學習宣傳活動。作者認為應當不斷擴大和深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學習，強化廣播、電視、報刊、網絡等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要讓廣大人民切實了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本質屬性、基本內容和基本要求。

第三，塑造法治政府良好形象。

政府是法律的創始者和保護者,政府行為的合法程度是現代法治的一個重要標志。政府應自覺模范守法，規范執法，公正司法，作自我約束型政府，要自上而下地推動和領導法制現代化，依靠現性的法制化的政治架構來推進傳統法律文化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