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學事件理論在衛生法學教學中應用的必要性

有部分學者認為，加涅的九大教學事件的思想是突出以“教”為中心的學習。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為我國本科教學改革開辟了新的思路。“‘以學生為中心’的本科教育變革將成為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和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必然要求”。筆者認為教學包含教與學兩個方面。大學教師的地位不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者，更應該是培養學生其他能力的引導者。在教學過程中應當形成教師與學生的積極互動。利用教學事件原理作為指導教師進行有效的教學設計，可以幫助教師思考學生學習中可能被影響的外部環境因素，從而幫助學生提高學習興趣與能力。從這一點來講，教學事件理論與“以學生為中心的”的教學理念并不矛盾。

二、教學事件在衛生法學教學設計中的應用

教學事件在教學活動中不是獨立的，而有可能是相互交叉的，一個教學活動可能會呈現多個教學事件。將教學實踐應用到衛生法學的教學活動中，對教師的教學有更加明確的指導意義。筆者將衛生法學的部分教學活動與教學事件對應到下表，以供參考。

1．引起注意。

這是用以喚起和控制學習者注意的活動，保證了刺激的接受和神經沖動模式的學習過程。常見的基本內容有二:突然改變刺激，引起學習者興趣。利用與理論相關的文字、視頻案例引起學生對所學習理論和理念的興趣。例如在介紹醫療事故的概念和要件時，可通過屬于醫療事故的案例與不屬于醫療事故但可能引發糾紛的案例進行對比，以刺激學生的注意，并利用案例中的細節差異，引導學生對相關理論的探討。

2．告知學習者目標。

摘要：近年來，國家在大力發展衛生服務事業的同時，提出發展健康產業，實施健康中國2030規劃，這也要求高職衛生法律課程改革應順應社會發展變化，在實踐中圍繞教學內容設計、教學方法選擇、教學資源建設、師資團隊構建等方面開展教學改革。

關鍵詞：健康視域；衛生法律；課程改革；高職院校

近年來，我國社會民眾生活質量水平提高、健康需求日益旺盛，由此出現的家庭照護、老年照護、康復保健、健康管理、營養指導等現代健康服務產業逐漸成為國家及地區促進經濟轉型、保障民生的重要戰略選擇。2013年10月，國務院了《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更是適應形勢，提出了加快發展健康服務業，是深化醫改、改善民生、提升全民健康素質的必然要求。高等職業教育必須貼合行業發展的需求變化，根據當前衛生部門管理內容從衛生領域向健康領域的拓展，高職衛生法律課程的教學也應主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增加醫藥衛生類專業人才培養內容，調研健康行業、衛生事業發展的趨勢和動態，結合社會中已存在或潛在的衛生服務及健康產業鏈中工作崗位對于法律知識的要求，確定專業人才培養的方向。

1基于健康戰略對高職衛生法律課程改革的現實意義

2015年，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不斷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打造健康中國。”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推進健康中國建設”。2016年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審議通過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健康優先的內涵與要求，更是提出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要求重視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制度化地將促進健康的理念納入各部門公共政策制定實施的全過程。因此，將健康戰略貫穿到高職衛生法律課程改革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1衛生健康雙領域發展是高職衛生法律課程改革的現實要求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原有的國家衛生事業發展的局限性已經和現有的社會民眾對于健康服務的需求存在明顯差距，高職院校的人才培養要緊密結合行業發展趨勢，衛生類高職院校人才在法律素養方面的培養要適應服務需求的變化，在知識體系上要進一步融合相應諸如社會學、心理學、管理學、營養學等知識在法律法規上的結合和應用，促進知識結構體系在健康服務領域的拓展和延伸。因此，衛生健康雙領域的現實背景為高職衛生法律課程改革營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

摘要:以唐代的醫藥衛生法制為研究對象，梳理其中所蘊含的人文關懷思想。唐代是我國醫藥衛生法制迅速發展的時代，統治者對于醫藥衛生制度高度重視，頒布了大量的醫藥衛生律令，諸如《唐律疏議》《唐六典》《醫疾令》等，這些均體現了唐代統治者對人的生命健康的重視。與此同時，唐代統治者也關注弱勢群體的生命健康，重視社會救助機構的設置，保障了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命權。

關鍵詞:人文關懷;醫藥衛生;生命健康;唐律;唐代

法律作為規范人們行為的規則，似乎與個人存在隔膜，而與國家或者政府具有更大的耦合性，但事實上，法律規范包含了豐富的人文關懷思想，“法治與個人之間的內在聯系遠比其與社會與國家(政府)之間的聯系更為真切、實在而緊密，法治不僅產生于個人的真實的歷史與現實的生活，而且還以其特有的方式和內容塑造著個人的真實生活，并因而成為個人的真實生活的重要部分。”［1］早在唐代，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繁榮，唐代法律獲得了巨大的發展，醫藥衛生法制作為唐代法制的一部分更是獲得了長足發展。《唐律疏議》的頒布，標志著禮法融合的完成，相關的司法制度和訴訟制度也發展到了高峰。與此同時，唐代醫學實踐取得了巨大進步，出現了明確的分科，產生了大量論著，官辦醫學教育應運而生，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醫學教育體系。本文結合唐代諸多法規，諸如《唐律疏議》《唐六典》中有關醫療衛生的內容，以及唐開元年間頒布的《醫疾令》，還有散見于各種史籍中的規定，探析其中蘊含的人文關懷思想。

1以人的生命健康為核心

唐代之前，醫生尚未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國家關于醫療的法律制度尚不系統，覆蓋的范圍有限。到了唐代，律學有了長足發展，并推動了社會法制的進步。醫療衛生法制在這一時期呈現出制度化和規范化的趨勢。醫生的職責逐步明確，醫患關系進一步理順。醫藥衛生法治關乎人的生命健康，而生命健康是人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唐代醫藥衛生法治首先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作為核心關注點，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

1．1規范藥物流通，嚴懲流通亂象

征納藥材是唐代官方醫療機構重要的工作項目，但唐代初年，政府對于各州出產的道地藥材尚未能詳盡了解，當時各州所進貢的藥材也并非是本地所產，“封建時代之土貢，往往出以榨取，不盡是當地原產”［2］。直到高宗顯慶年間“征天下郡縣所出藥物”，對全國道地藥材進行普查，形成了國家權威性藥典《新修本草》，才規范了道地藥材的供應。為了保障道地藥材的安全和質量，唐代制定了嚴格的程序，根據唐開元《醫疾令》十一條規定:“諸藥品族，太常年別支料，依《本草》所出，申尚書省散下，令隨時收采。若所出雖非《本草》舊時收采地，而習用為良者，亦令采之。每一百斤給傳驢一頭，不滿一百斤附朝集使送太常，仍申帳尚書省。須買者豫買。”第十三條:“諸州輸藥之處，準校課數量，置采藥師。令以時采取。其所須人功，申尚書省，取當州隨近丁支配。”［3］138從而形成了一套以太常寺、戶部、各州置采藥師、尚書省共同運作和保障的藥物流通體系。首先在各產藥州設置采藥師;其次從法律上規定征收藥物的人力來源;最后由尚書省向各州分配收采任務，太常寺揀選藥物，嚴防假冒偽劣藥材流通。

1999.年10月1日實施的《行政復議法》，與現行的衛生法律法規中有關行政復議的規定，有諸多不相適應的地方。本文對此進行了分析，并對怎樣進行衛生行政復議進行了闡述。   1現行衛生法律法規中對行政復議的規定   現行的衛生法律法規有兩法五條例，其對解決行政爭議的救濟途徑都有明確具體的規定，除《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外，每部法律法規對行政復議都有相應的規定。這些法律法規中申請行政復議的時間均為15日;復議機關均為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上級衛生行政部門;復議期限《食品衛生法》規定15日，《化妝品衛生監督條件》、《塵肺病防治條例》規定了30日，同時在救濟方式上明確規定了《化妝品監督條例》、《塵肺病防治條例》、《放射防護條例》為復議前置。   2、《行政復議法》中的有關規定   1999年10月1日實施的《行政復議法》對申請復議時間的規定:“第九條，公民、法人或其它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自知道該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六十日內提出行政復議申請，但法律規定的申請期限超過六十日的除外”。《行政復議法》對復議期限的規定:“第三十一條，行政機關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六十日內作出行政復議決定;但法律規定的行政復議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行政復議法》對復議機關的規定:“第十二條，對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工作部門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由申請人選擇，可以向該部門的本級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向上級主管部門申請行政復議”。《行政復議法》對救濟方式的規定:“第十六條，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申請行政復議，行政機關已經依法受理的，或者法律法規規定應當向行政機關申請行政復議，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在法定復議期限內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人民法院已經依法受理的，不得申請行政復議”。   3如何進行衛生行政復議   現行衛生法律法規有關行政復議的規定與《行政復議法》在申請復議時間、復議期限、復議機關等方面存有以上諸多不同的地方.   那么，怎樣進行衛生行政復議呢?根據法律規范沖突的適用原則:“新法優于舊法，高層級的法律優于低層級法律”的規定，衛生法律法規有關行政復議的規定與《行政復議法》不相適應的地方，應服從《行政復議法》。即:現行衛生法律法規中申請行政復議的時間執行60日;   復議機關由申請人選擇，即可以向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上級主管部門申請復議，也可以向本級人民政府申請復議;   復議期限除《食品衛生法》15日，《化妝品衛生監督條例》、《塵肺病防治條例》30日外，其它法律法規均執行60日;   在救濟方式上采取先復議后訴訟或只訴訟的原則，但在有復議前置規定的法律法規中，必須先復議后訴訟。   行政復議是行政司法的一種表現形式，《行政復議法》是我國法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頒布實施，對防止和糾正違法的或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保護公民、法人和其它組織的合法權益，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摘要：目的了解在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中設置衛生法律法規課程的必要性及培訓形式、內容的改進方法。方法采用非概率抽樣的方法，選取正在參加北京市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268名學員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結果97.0%的醫師認為非常有必要和有必要進行衛生法律法規培訓，100人左右的班級人數、4課時培訓時間、專題講座、開卷考試最受歡迎，醫師普遍希望了解各種衛生法律法規。結論有必要堅持在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中設置衛生法律法規課程，但培訓形式有待完善，培訓內容應選擇與臨床工作和醫療糾紛密切相關的衛生法律制度。

關鍵詞：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衛生法律法規；培訓形式；培訓內容

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是醫學生畢業后醫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1993年原國家衛生部開始試點，2005年北京市要求住院醫師必須到北京市衛生局認定的基地進行規范化培訓。2013年國家衛生計生委等7部門《關于建立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的指導意見》（國衛科教發[2013]56號）提出，要健全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要求醫學院校本科生畢業后，在培訓基地接受3年的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培訓以提高臨床診療能力為主，輔以醫德醫風、政策法規、人際溝通交流等內容。與此同時，相關的研究也日漸增多，且2009年后關注度顯著提高，科研基金和數量于2014年達到峰值[1]。但鮮有研究涉及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中衛生法律法規培訓的必要性及培訓內容和形式。為了了解衛生法律法規培訓的必要性，提高培訓的針對性，本研究對正在北京市參加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醫師進行了抽樣調查，了解住院醫師對目前培訓內容、形式、時間等方面的意見和建議，現介紹如下。

1對象與方法

1.1調查對象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是正在北京市參加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并選擇在2015年10月27日參加首都醫科大學衛生法律法規培訓的所有住院醫師，共268人。課題組于本次培訓結束后發放調查問卷268份，回收有效問卷268份，有效問卷回收率100%。

1.2調查內容

摘要:目的：了解醫學生衛生法律知識認知水平，尋求提升醫學生衛生法律素質的有效途徑。方法：參閱相關資料，自行設計醫學生衛生法律素質培養調查問卷，內容主要包括醫學生基本信息情況、衛生法律知識知曉情況和學習衛生法律知識的態度及途徑；使用該問卷對某醫學院校600名醫學生進行調查，并對調查結果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回收有效問卷583份，各項衛生法律知識的認知程度的分值均值處于1．69～2．35，實習經歷、專業、年級是衛生法律知識認知水平的主要影響因素。結論：醫學生衛生法律素質培養需從整個醫學生群體出發，培養模式應以醫學生自身需求為導向，實現其衛生法律素質的全面提升。

關鍵詞:醫學生；衛生法律素質；培養模式；調查研究

法制教育是當代大學生綜合素質培育工作中的重要一環，也是大學生社會競爭力、自我管理能力培養與提升的重要途徑［1］。醫學生作為國家未來醫療衛生事業的后備軍，其衛生法律素質水平直接影響中國衛生事業與法制事業的發展。隨著醫學教育理念不斷更新，衛生事業不斷發展，出現了醫患矛盾不斷凸顯、醫療風險持續擴增等社會現象，這對在校醫學生衛生法律素質的培養、衛生法律知識水平的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本研究對某醫學院校600名醫學生進行問卷調查，旨在了解醫學生對衛生法律知識的認知水平，探討醫學生衛生法律素質培養的現狀及存在問題，并就此展開分析，從而提出合理化建議。

一、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方法

依據所要了解的內容和目的，參考以往學者研究內容［2－3］，自行編制《醫學生衛生法律素質培養現狀調查表》，內容包括醫學生的基本信息情況、衛生法律知識知曉情況、學習衛生法律知識的態度及途徑。對本問卷涉及內容進行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α系數為0．925，可知問卷信度較高。調查問卷內容由參與者獨立完成作答，期間不能查閱資料，問卷當場發放并及時回收。調查問卷回收后統一編號并刪除無效數據。

（二）研究對象

本文作者：趙德余 單位：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

精神衛生政策決策及其立法的邏輯:一個解釋模式

從需求邊來看，精神疾病患者對醫療衛生服務的需求和有效的支付能力多大是至關重要的問題。首先，高昂的精神醫療衛生費用壓制了大量患者的有效需求。對精神疾病患者個體而言，平均每月1000元的藥物費用是一個沉重的醫療負擔，大部分患者顯然難以獨自負擔;而就全國而言，1600萬重型精神病患者，一年僅藥物費用合計就達到1440億元，這顯然不是一筆小數目。從全國來看，最終能進入精神病院接受有償治療的患者，其實不到十分之一。［2］其次，多少精神疾病患者參加了社會醫療保險，對于參保者而言，其精神醫療衛生費用支出中需要自付的比例是多少?對此，目前還缺乏可靠的研究數據作為參考。再次，對于貧困、無業、流浪精神疾病患者而言，社會救助對其醫療衛生費用能否補貼?補貼規模能有多大?如何為有工作能力但無職業的精神疾病患者創造無歧視的就業機會?這些尚不清楚，還有待更多的數據支持。最后，對于輕度或隱性的精神疾病患者，如何提供“早發現，早預防，早干預，早治療”的服務模式，以控制重癥精神疾病的發病率?患者對診斷、預防與康復這類精神衛生服務需求相對而言不迫切的原因，除了費用支出的約束之外，還受幾個因素的影響:一是公眾或患者自身對一些輕度或隱性的精神疾病缺乏相關的認知。公眾對精神疾病的知曉率在2009年時只有不足50%。二是精神疾病的“污名”或不良的社會形象會抑制患者對疾病的承認和重視，從而不愿意就診以避免暴露其精神疾病情況。

供給邊的問題涉及到精神衛生服務的提供能力及規模，包括專業精神衛生人員、精神衛生服務床位設施與財政資源的投入水平以及精神衛生服務機構的數量等。據統計，全國13億人口中僅有1．9萬名精神醫生，而且其中只有4000～5000人為本科以上學歷。估算我國每10萬人口只有1．27名精神科醫生，與全球平均每10萬人口有3．96名精神科醫生這一比例相差3倍;我國每10萬人口只有2．1名精神科護士，而全球的平均水平是12．63名，相差達6倍。［3］數十年來，我國精神衛生機構與專業隊伍有了很大的發展。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精神專科醫院已明顯滯后于變化了的形勢。客觀上，精神專科醫院承擔著大量的公共衛生任務，對患者收費低廉。而在經費投入上，精神專科醫院沒有進入公共衛生機構序列，財務上仍在實行差額撥款政策，而且撥款比例很小，致使精神專科醫院業務開展面臨困境，同時也難以吸引高素質人才進入。在北京的一些著名精神專科醫院，人才流失現象很嚴重。北京安定醫院2001—2004年流失醫生30人，占全部醫生的1/5;北京回龍觀醫院近年流失醫務人員112人。在其他一些地區，精神專科醫師流失現象更為嚴重。統計數據顯示，齊齊哈爾醫學院心理衛生系畢業生只有1/4從事本專業，其余均已轉做其他專業。［3］有學者做過統計，我國二三十年來每年在精神衛生領域的投入，只占到衛生總投入的1%。而這與精神疾病負擔占疾病總負擔20%的比例極其不匹配，問題也由此越積越深。一方面，“該收治的人不被收治”，在中國能享受到衛生部門有效治療的精神病人，不到10%;另一方面，因為無法保證對所有送來的準精神病患者進行全面檢查后再進行治療，以及強制收治程序性規定的缺乏，使得部分“不該被收治的人反而被收治了”。［2］建國初期，我國僅有精神病院9家，床位不足1000張，精神專科醫師50～60人。截至2005年底，全國已建立精神衛生機構1052家，其中精神專科醫院592所，有精神科的綜合醫院460個，共有精神科床位132881張。全國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為1．04張/萬人。床位密度最高是上海，為5．68張/萬人;其次是北京，為4．08張/萬人;西藏地區沒有一張精神科病床。全國注冊精神科醫師16383人，其中擁有精神科醫生人數最多的是山東，較多的是江蘇、廣東和遼寧;較少的是青海、寧夏，均只有28名;最少的是西藏，只有1名。從精神衛生資源總體水平看，上海和北京遠遠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在全國平均水平之上的還有天津、遼寧、江蘇、浙江、吉林、重慶和黑龍江，其余20多個省區的精神衛生資源均在全國平均水平之下，還有一些省區精神科床位是空白。［3］

從精神疾病患者與醫療機構或社會互動的交易方式來看，有三類特征性行為值得關注:一類是社會觀念對精神疾病的偏見與誤解，制約了患者客觀地認識自身的疾病特征，使患者感覺自身被社會所排斥或存在某種羞恥感，不愿意主動承認疾病，或者不接受治療，甚至難以重新融入社會關系之中。二是對精神疾病的醫學界定與司法界定及其程序存在局限性。精神病院的這道“確診”程序，“不可能嚴格到司法鑒定的程度，甚至稱不上是鑒定”。司法鑒定里具備的鑒定程序，包括3名以上具備資質的醫師、長時間的檢驗程序，這些在精神病院的“確診”程序里都不具備。如果都走司法鑒定的程序，在確認當事人有精神病后再進行治療，一個是時間耽擱不起，一個是意義也不大，因為通過簡單的“確診”程序，出錯的概率很低。［2］三是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肇禍問題，時常造成比較嚴重的社會危害，造成較大社會影響。在涉及到精神衛生的眾多問題中，解決重性精神病人的肇事(肇禍)似乎成了政治治理中的重中之重。重性精神病人若得不到有效治療，則大約有10%可能肇事肇禍，大約有30%可能致殘，重癥抑郁障礙患者若得不到有效治療，大約10%有嚴重自殺傾向。精神病人肇事肇禍問題也并不少見，甚至會導致嚴重損失。［3］

由于政策共同體內牽涉到多達8家以上的主要政府職能部門，而總體上卻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核心決策層或協調機構協調、統籌，制定綜合的政策方案。從圖1可見，無論是政策問題的具體界定，還是政策工具的設計，對于精神衛生問題的治理權限本質上是被不同職能部門所分割的。如衛生部門關注的重點是精神疾病患者的醫療服務提供問題;勞動保障部門需要關注參保重點精神疾病患者的醫療費用負擔問題以及有勞動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康復后的就業問題;民政部門則對重點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庭實行救助的政策;公安部門則重點掌握轄區內可能肇事肇禍精神疾病患者的基本情況，落實日常監管和控制措施，尤其是對嚴重肇事肇禍精神疾病患者進行強制收治;司法行政部門的職責是配合衛生部門制定和完善精神疾病司法鑒定政策，并配合監禁及強制性教育改造場所的醫療衛生工作，向被監禁人群和強制性教育改造人群提供精神衛生鑒定等服務。此外，人事部門應當會同衛生部門、民政部門建立和規范心理治療與咨詢、社會工作專業人員技術資格管理制度，研究制定加強精神衛生專業人員隊伍建設的相關政策，以擴大精神衛生專業技術人員的規模和調整精神衛生相關專業的結構。最后，對于財政和物價這兩個部門，政府的文件通常會這樣描述和規定其職責，即“財政部門要根據政府職責和工作需要，適當安排精神衛生工作經費，逐步增加對精神衛生工作的投入。物價部門要根據各地經濟發展和精神衛生服務的實際情況，確定精神衛生服務的價格體系，適時調整服務收費結構和價格”。［4］顯然，現行政策文件對于財政部門和物價部門職責的規定是十分原則性和概括性的，其中“適當增加”和“逐步增加”這類描述既沒有規定經費增加的比例，也沒有強調財政投入增加的政策約束性，從而易流于形式。同樣對于精神衛生服務的價格政策，也沒有明確哪些精神衛生服務是可以對患者免費或經過政府補貼后低價提供的，哪些精神衛生服務是需要患者及其家庭自身負擔的，而價格部門應該如何設計相關精神衛生服務的價格決定原則等都不是很清楚的。#p#分頁標題#e#

精神衛生政策的漸進式制定及其對立法過程的影響

摘要:通過中國知網查閱《中國衛生法制》近10年來的電子期刊，刨除期刊中簡訊等相關不屬于學術論文部分，共刊發學術論文1111篇。查閱這些文章中有無中醫、中藥、中醫藥相關法律研究等信息，結果顯示共有44篇，總體占比為3．96％，占比較小。據此得出今后要加強中醫藥相關法律制度、法律規范、法律保護等方面的研究，為我國中醫藥事業的快速發展提供重要保障。

關鍵詞:《中國衛生法制》；中醫藥；衛生法律；中醫藥法律

中醫藥作為中華民族的瑰寶，在疫情防控、疾病治療期間發揮了巨大作用，也引起了我國社會各界對中醫藥發展的關注，中醫藥行業迎來重要發展契機。國務院于2009年5月7日頒布的《關于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了“研究制訂中醫藥傳統知識保護名錄，逐步建立中醫藥傳統知識專門保護制度”［1］。《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2016－2030年）》曾指出“以提高中醫藥發展水平為中心，以完善符合中醫藥特點的管理體制和政策機制為重點，以增進和維護人民群眾健康為目標，拓展中醫藥服務領域，促進中西醫結合，統籌推進中醫藥事業振興發展”。《中醫藥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國家鼓勵科研機構、高等學校、醫療機構和藥品生產企業等，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和傳統中醫藥研究方法，開展中醫藥科學研究，加強中西醫結合研究，促進中醫藥理論和技術方法的繼承和創新”。可見加強中醫藥行業迎來重要發展機遇的同時，其相關法律的研究勢在必行。《中國衛生法制》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管，集學術性與實用性為一體，研究衛生法和衛生法學理論，探討衛生法制工作的規律和發展方向，介紹國內外衛生法制建設動態和衛生法學研究成果，交流地方衛生法和執法經驗，普及衛生法律知識等的中文學術期刊，在相關衛生法律研究領域中具有代表意義。本文通過分析《中國衛生法制》近10年來中醫藥相關法律研究情況，并根據其結果指出我國近年中醫藥相關法律的研究狀況，以期為中醫藥相關法律的發展提供建議。

一、對象與方法

（一）對象。以《中國衛生法制》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所刊發的中醫藥法律相關的44篇學術論文（不包括簡訊、文摘與信息等）為研究對象，對其數量、作者單位、基金項目、被引情況逐條記錄，進行統計分析。

（二）方法。在參考相關文獻的研究方法基礎上［2］，通過查閱《中國衛生法制》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所刊發的1111篇學術論文，仔細查看有無中醫、中醫、中醫藥相關信息，并將登記數據分類輸入Excel進行統計處理。

二、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