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網絡輿情是新時期高校提升管理水平面臨的重要課題。本文回顧了近年來高校網絡輿情研究活動的開展情況，歸納總結了國內外代表性觀點，從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圍等方面闡述了下一階段的突破方向和改進目標。

關鍵詞:高校;網絡輿情;研究綜述;趨勢分析

互聯網既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巨大變化，也形成了全新的輿論環境，網絡輿情成為網絡管理的重要內容。網絡輿情是由某事件的刺激而產生的通過互聯網傳播的人們對于該事件的所有認知、態度、情感和行為傾向的集合［1］。作為網絡輿情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校網絡輿情近年來已成為提升高校治理能力的重要課題，受到高校的重視和學者的關注。

一、主要研究成果

目前，高校網絡輿情研究人員主要選擇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中國知網博碩士學位論文和學術期刊論文作為數據來源，從時間維度、學者角度、發展趨勢等方面進行分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對網絡輿情研究的立項資助情況，可以反映國家層面的研究導向和研究人員的關注程度。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據庫，使用“網絡輿情”關鍵詞檢索到的2008—2019年立項課題達89項。網絡輿情研究的第一個高峰時段是2010—2012年。這一時期，我國移動互聯網飛速發展。便捷的網絡訪問使自媒體用戶數量迅猛增長，傳統媒體的話語能力和議程設置能力被蓬勃發展的自媒體削弱，每個網民都可以積極參與信息的、傳播和互動，此起彼伏的網絡輿情事件引起政府重視和全民關注。第二個高峰時段是2017年至今。黨的報告把網絡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隨后研究人員圍繞報告提出的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的目標再次聚焦網絡輿情研究領域。從項目類別來看:網絡輿情研究一般項目占51%，重點項目和重大項目分別占7%和4%，體現出典型的應用型研究特點;青年項目占28%，說明對互聯網比較熟悉的青年學者更加關注網絡輿情研究領域。在中國知網使用關鍵詞“高校網絡輿情”可以檢索到2007—2019年發表的博碩士學位論文309篇、學術期刊論文2531篇。高校網絡輿情的研究始于2007年，2008—2014年是快速增長階段，2015年至今該領域仍是研究熱點。此外，高校網絡輿情研究成果的質量也逐漸提高，表現為已發表的博碩士學位論文、核心期刊論文數量明顯增加。

二、代表性研究觀點

(一)國外研究現狀

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技期刊作為科技信息的傳播媒體和科學技術的交流平臺，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作為一本旨在推動學科建設的科技期刊，也同時在體現著一個國家相關領域的技術實力。因此，努力做好科技期刊編輯工作，是每一個科技期刊編輯人員義不容辭的責任，一本優秀的科技期刊也需要有一支良好的科技期刊編輯隊伍。筆者就新形勢下科技期刊編輯人員應具有的政治素質、基本編輯素質及新形式出版方面應具有的素質等進行分析探討，提出新時期科技期刊編輯人員在編輯出版數字化及新媒體出版方面應具有的能力，以期對科技期刊把握正確的報道方向、提高編校質量、適應新形勢發展有所裨益。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質

科技期刊尤其是公開出版發行的科技期刊，一般都具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其中報道的一些正面的觀點或科學的技術要點都可能會對社會產生一定的導向作用，而一些論文作者的錯誤言論也有可能通過我們提供的平臺傳向社會的各個角落，無論是涉及國家主權問題的錯誤，還是以“科學”為幌子的騙局，一旦公開發表，必將會給國家和社會帶來嚴重的不良影響。因此，科技期刊編輯應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質。首先要堅持正確的政治導向。科技期刊正確的導向性關系到科技事業的健康發展，關系到創新型國家建設的大局。客觀的信息和正確的輿論導向，有利于國家的安定和社會的和諧。期刊媒體具有天然的導向屬性，科技期刊也同樣如此。每一篇科技論文除了有作者的思想和觀點外，也有著編輯對于論文主旨的選擇，其選擇標準代表著其主觀立場、價值判斷以及政治傾向，并通過編輯的選題策劃及實施等得到具體體現，最終影響讀者和整個社會。一個負責任的科技期刊編輯應對自己的政治立場有清醒的認識，并對期刊論文選擇、判斷以及表達負責，增強導向意識，自覺擔當起輿論引導的義務和責任。科技期刊編輯工作者只有不斷地培養自己的政治敏銳性、洞察力和判斷力，才能夠與時俱進，保持先進的思想和社會意識，為社會和國家的快速發展提供正確科學的資料信息。還要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報告中指出，要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創建、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的引領作用，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發展各方面，轉化為人們的情感認同和行為習慣。科技期刊作為科技交流及傳播科學文化知識的媒體平臺，其編輯亦應堅持正確的價值觀，倡導積極健康的輿論主題，堅持唯物主義的科學觀，以及對科學本質、結構功能、運動機制和發展規律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

2具有過硬的編輯素質

科技期刊編輯除了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質外，為保證科技期刊的編校質量，還應具有較好的基本編輯素質，具體應體現在以下方面：①科技期刊編輯應具有把握所負責欄目及領域論文的全局能力。一是要能把握論文題目是否鮮明，主題是否明確；二是要能把握摘要是否充分真實概況和體現論文所研究的內容觀點、方法和結論；三是要能把握論文觀點是否正確，方法過程是否合理，結論是否可行等。②科技期刊編輯要能基本把握論文科學水平。科技期刊對專業知識的要求一絲不茍，且科學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科學來不得半點馬虎，每一個科學觀點的提出都應有其強大的理論知識作為前提，而每一項新技術的也都應有其完善的試驗數據作為基礎。因此，科技期刊編輯應具有相關領域較為扎實的專業知識，以便正確分辨論文中觀點的對與錯；另外，科技期刊編輯要不斷加強專業知識的學習，及時更新和延伸自己的專業知識，強化所掌握專業知識的深度及廣度，以便敏銳地在論文中解析出所含技術的對錯與舊新，進而給予作者正確的幫助和指導，否則就很難加工出一篇高水平的論文，發揮不出一名科技期刊編輯所應有的作用。因此，要想做好科技期刊的編輯工作，扎實的專業知識對科技期刊編輯來說是必不可少的。③科技期刊編輯要具有較強的編輯技能。期刊質量是編輯素質的延伸，有高素質的編輯人員才會有高水平的期刊。科技期刊編輯人員不僅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質和扎實的專業知識，還應該具有過硬的業務素質。在科技期刊編輯工作中，科技論文編輯修改應該是其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檢驗編輯工作水平最主要的方面。因此，科技期刊編輯要有扎實的文字基礎和較強的文學修養，要熟練掌握語言文字的規范和標準，系統學習編輯學理論與實務，練就較強的編輯加工技能，追求更高的編輯學術水平，做到對科技論文文字問題的嚴謹和明察秋毫。誠然，科技期刊編輯要靠長期的工作積累和博學多才才能完成好科技期刊的編輯工作，且編輯加工是編輯的基本功，熟練掌握基本功是做好編輯工作的有力保證，這些均需要期刊編輯在工作實踐中不斷學習和提高。④科技期刊編輯要具有較強的社會活動能力。優秀的期刊編輯，不僅要做好期刊內容的把關和編輯加工工作，還應做好期刊的作者及讀者工作。簡單講，作者是期刊內容的供給方，是稿件的撰寫者和提供者，是期刊穩定滿足讀者需求的根基，數量充足、質量優秀的稿源是科技期刊發展的根本所在，是期刊健康、穩定、持續發展的保障和動力源泉；而讀者是期刊內容需求方，是期刊內容傳播的對象，通常也是期刊發行的對象。傳統的期刊編輯工作基本是等待自由投稿，根據內容找讀者，而新技術新媒體的出現，要求科技期刊編輯要走出去，不斷研究社會需求。應該說，要使期刊內容的供給和需求均保持活力，就需要科技期刊編輯加強與廣大科研作者及讀者的聯系與交流，充分了解廣大作者的研究方向及進展，以利于科技期刊獲得高質量的優秀論文；同時，不斷做好讀者需求調研，更多地了解社會需求，期刊的報道選題有的放矢，期刊才會獲得更多的受眾。

3應具有敏銳的創新意識

當今，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電子技術、網絡技術、通信技術、新媒體等技術呈現前所未有的發展速度，技術知識的更新周期不斷縮短，紙媒期刊的發展生存空間不斷被擠壓，形勢逼人。這要求科技期刊編輯要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跟上時代的步伐，具有敏銳的創新意識。一是要善于捕捉最新科技信息，多渠道、多途徑地了解科技前沿及有關領域的新進展、新成果，掌握學科發展新動向；二是積極學習新型出版技術知識，如數字出版、網絡出版、新媒體出版等新的出版技術、方法及手段，提高編輯出版工作流程的數字化、網絡化及辦公自動化水平，積極強化微信公眾號、APP、流媒體出版等方面的知識能力，轉變傳統的編輯出版工作模式；三是積極引入“現代紙書”的數字出版模式，探索適合自身期刊發展的傳統紙刊數字化途徑，拓展傳統出版與新媒體出版相融合的程度，提高傳統出版的數字化、網絡化水平。總之，科技期刊編輯需要有廣博的知識和多方面的技能。除具備上述幾個方面以外，優秀的科技期刊編輯還需具備一定的美術編輯技能、良好的交流和攻關能力、編輯管理能力、期刊經營能力等。科技期刊編輯必須不斷地充實、完善自己，努力提高自身各方面的素質，不斷學習新技術、新技能和新方法，以更好地做好科技期刊編輯工作，更好地服務于社會，推動相關學科的建設發展。

【摘要】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傳媒格局和輿論生態發生深刻變革。當前，網絡輿情生態不斷演變，傳統治理手段面臨新挑戰。如何適應新常態開展網絡輿情治理，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輿論環境，成為新時代重要命題。文章對網絡輿情生態治理體系形成和演變過程進行分析，探索融媒體時代網絡輿情治理的創新策略和路徑，提出新時代應融合內容、技術和平臺優勢，協同政府、媒體和公眾力量，構建綜合治理新格局。

【關鍵詞】輿論場；網絡輿情；輿情治理；媒體融合

融媒體時代，互聯網呈現用戶聚合化、價值多元化、生態復雜化等新特征，“網絡空間內由特定事件（議題）引發的公眾意見、態度和情緒的集合，形成獨具特色的輿論形態[1]”，即網絡輿情。黨的報告作出“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的重大部署，為新時代體系化治理網絡輿情指明了方向。

一、網絡輿情生態演變和治理體系建設的階段性分析

筆者通過萬方知識服務平臺以“網絡輿情”為關鍵詞、以“期刊論文”為文獻類型進行精準檢索，獲得相關文獻13618篇，結果顯示，國內提出“網絡輿情”研究最早開始于2005年（6篇），2015年達到頂峰（1499篇），此后每年文獻數量有所下降，但均不低于1300篇/年，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國政治、信息與知識傳播、教育3類學科。由此可見，近年來中國互聯網技術更新、媒介平臺融合、網民規模化增長的同時，網絡輿情更深刻地影響中國政治生態、傳播格局和未來發展趨勢。筆者試以2005年至今為時間段，對網絡輿情生態治理體系形成和演變過程分3個階段進行分析。

（一）興起發展階段（2005—2013）

2003年“非典”疫情暴發，傳統門戶時代的網絡新聞平臺在信息傳播鏈中嶄露頭角。2005年，“網絡輿情”被正式提出并進入學界研究視野。2009年新浪微博創立并迅速滲透到社會生活各方面，成為重要輿情源。同年，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召開并明確提出“注重分析網絡輿情”，此后，網絡輿情引導、監測、預警和應對成為學界研究焦點。2011年7月，上海交通大學主編的輿情藍皮書《中國社會輿情與危機管理報告》披露，2010年發生的155起影響力較大的社會輿情熱點事件中，網絡新聞、報紙、論壇、微博、電視排在輿情首發媒介的前五名，指出“新媒體正日益成為眾多輿情熱點的首發媒體”。在此期間，國內媒體開始基于網絡平臺探索“網絡問政”輿情治理新路徑。2009年7月，廣東省奧一網完成國內第一家系統化問政平臺建設，此后如湖南紅網“百姓呼聲”、山東膠東在線“網上民聲”、河南大河網“焦點民聲”、浙江寧波網“對話”等一批獲中國新聞獎一等獎的代表性問政平臺先后誕生。2010年，湖南、安徽、廣州等省、市開全國風氣之先河，將網絡問政寫進政府工作報告，由政府主導推動網絡問政制度化，實現政民互動常態化，成為輿情治理創新共識，同年，網絡發言人在全國推廣。平臺技術升級、治理理念更新、用戶群體分化是這一階段輿情生態發展的主要特點，但是，網絡輿情治理面臨技術、道德和法律3個方面的挑戰，表現為網絡水軍、網絡謠融媒體時代網絡輿情治理的策略和路徑言、網絡暴力、非法公關等不良現象頻發。

“期刊+”是利用和參考“互聯網+”思維模式提出的一種期刊發展新思路，是新時期的期刊轉型和融合創新實踐的成果。由于作者是促進出版事業良好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因而期刊編輯在“期刊+”的發展形勢下探索培養作者隊伍新路徑，應該說是順應新的發展形勢，利用新的理念、思維來培養作者隊伍的一種創新行為，具有時代意義和重要作用。

一、當前教育期刊面對的利好形勢

當前，有較多的政策利好能使期刊健康持續發展，如黨的十八大報告就強調要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2014年4月28日劉奇葆部長在“期刊發展茶敘會”報告中批示：“期刊是主流輿論陣地，要發揮有能力做內容的優勢，并在傳播方式上及時創新……使期刊跟上時展的步伐，堅持發揮傳播正能量的作用。”同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推動傳統傳媒和新形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2015年3月，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頒發了《關于推動傳統出版和新形出版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2016年6月，、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國家發展改革委等11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支持實體書店發展的指導意見》，設立了2020年發展的宏偉目標。2014—2017年的全國“兩會”中，“全民閱讀”四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16年12月，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全民閱讀“十三五”時期發展規劃》。以上這些對于我們期刊界來說都是政策利好，我們要抓住這些利好機會及時發展壯大自己。具體對于編輯而言，就要依靠期刊多年形成的內容優勢、人才優勢、品牌優勢，深耕主業，延伸產業，在跨界和融合中實現期刊的“媒介平臺價值”，做好期刊輿論引導力、內容傳播力、市場競爭力、品牌影響力的穩步提升，不斷增強期刊影響力。這也應該成為期刊業界轉型創新的共識。期刊創新的前提是有優質的內容，而優質內容的提供者是作者，因此，我們要重視作者隊伍的培養和建設，才能使期刊高質量地發展。

二、當前教師作者隊伍中存在的問題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學生抄襲畢業論文、教授抄襲學術研究論文、教師找“”寫職稱論文等現象層出不窮。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因為有機會長期和一線教師接觸，筆者特地與教師們對這一問題進行了交流和溝通，從中了解到教師找人寫論文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如教學任務重，教師和學生一樣面臨繁重的作業和考試負擔，心理負擔非常重；教師在百忙之中要兼顧家庭，工作家庭忙不過來，抽不出時間寫論文；職稱關系到教師的工資和名聲，而評定職稱需要發表相關專業論文；工作壓力和時間不夠用讓很多教師疲于寫專業論文……這些都導致教師缺乏寫作動力，而為了評職稱或評優秀骨干，不得不找“”幫寫文章的因素。

三、解決對策：結合新形勢，利用“期刊+”的思路培養教師作者隊伍

在這樣的背景下，編輯需要多途徑地挖掘和培養熱愛寫作的作者隊伍。良好的作者隊伍是期刊能夠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決定因素，因此，編輯除了要善于利用期刊輿論的傳播作用和影響力的優勢來培養作者隊伍，還應該根據“堅持內容的獨立性、公正性和真實性”的指導思想去挖掘和培養作者隊伍，要多途徑約稿。下面，筆者擬結合“期刊+”的功能和作用，介紹如何利用“期刊+”的思路來挖掘和培養教師作者隊伍，從而促使教育期刊能擁有一支較高質量的作者隊伍。

摘要：在網絡高度發達、信息傳播極其迅速的微傳播時代，網絡輿情頻繁發生，高校更是輿情高發地和高危地。網絡輿情的出現不僅給學校的教育教學管理帶來了巨大壓力，也給學校的聲譽形象造成了巨大損失。加強高校對網絡輿情風險管理的認知，可以有效預防或減少由人為因素引起的網絡輿情事件，對構建和諧校園與穩定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微傳播；高校；網絡輿情；風險管理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第4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為9.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7%。20～29歲網民占比19.9%［1］。由此可見，高校學生是網民中的主力軍。網絡是大學生發表言論、表達訴求、宣泄情緒的重要渠道，也是引發高校輿情的重要載體。

一、網絡輿情風險管理的特點及意義

風險管理是指在一個肯定有風險的環境里把風險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降至最低的管理過程。風險管理實質上是在對風險進行系統認知、評估、分析的基礎上，通過較為合理科學的辦法，進行科學有效的、有計劃的處理，從而付出最低的成本，達到最優的效果［2］。輿情風險管理對高校的形象塑造和聲譽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加強輿情風險管理是實現校園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輿情風險管理一般有應急和長效兩大機制。應急機制即危機管理機制，是指當輿情信息出現后，高校管理者根據輿情事件作出判斷，核實事件的真實性后及時給予回應或依據相關制度流程加以處理，為引導網絡輿論贏得先機。根據網絡輿情傳播的一般規律，網絡輿情管理一般都會經歷監測、預警、研判、處置和修復幾個步驟，這套處置流程也被稱為輿情管理的標配。大多數高校都是按照這樣的基礎流程制定相關的預案，有條不紊地對輿情事件進行積極妥善處理，盡可能將事件可能引發的后果以及帶來的不良影響降到最低。但網絡輿情風險管理應急機制只是權宜之計，一般情況下僅用于單一的輿情個案，并不能替代長效機制的建設。微傳播時代，人人都是記者，人人都可能被關注、被監督，網絡輿情風險管理需要更專業、規范、權威的內容來源。這就要求高校各級管理者要有將自己從危機處理者變為問題預防者的意識，將可能出現的風險消化和控制在輿情爆發之前，有效預防、及時控制以及杜絕輿情事件給學校帶來的輿論影響。

二、高校網絡輿情風險管理的現狀

高校中發生的網絡輿情，大多都是由某一個局部問題引發，最終導致學校整體“買單”。從當前高校網絡輿情管理現狀來看，大部分高校還未形成運轉協調、引導規范、高效有序的網絡輿情管理體系，尤其是忽略了網絡輿情發生前的預防及事后的總結工作，缺乏主動預防的意識和能力。

一、什么是"沉默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一詞最早見于德國女社會學家伊麗莎白•諾爾-諾依曼1974年在《傳播學刊》上發表的一篇論文-《-重歸大眾傳播的強力觀》。該假說由三個命題構成。第一，個人意見的表明是一個社會心理過程。第二，意見的表明和"沉默"的擴散是一個螺旋式的社會傳播過程。第三，大眾傳播通過營造"意見環境"來影響和制約輿論。根據諾依曼的觀點，輿論的形成不是社會公眾的"理性討論"的結果，而是"意見環境"的壓力作用于人們懼怕孤立的心理，強制人們對"優勢意見"采取趨同行動這一非合理過程的產物。[1]沉默的螺旋解剖的是人的從眾心理對人認知、判斷直至行動的影響。   諾依曼從社會心理學的視角解讀了輿論的現象。簡而言之，輿論并不一定是"公眾意見"，而傾向于是一種"公開的意見"，輿論具有社會控制的功能。同時，從傳播效果的研究角度來看，"沉默的螺旋"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傳播媒介提示的"意見環境"未必是社會上意見分布狀況的如實反映，而一般社會成員對于這種分布處于"多元無知"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傳媒提示和強調的即便是少數人的意見也會被人們當成"多數意見"來認知，即媒介具有"創造社會現實"的巨大力量。   二、互聯網時代"沉默的螺旋"被弱化   麥克盧漢（McLuhan，M）指出："任何媒介（亦即人的任何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產生的影響，都是由新的尺度引起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曰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2]近年來，互聯網作為一種新媒體憑借自身的優越性在短時間內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擴張，成為人們不可或缺的媒介工具。在網絡傳播的快速性、跨地域性、匿名性等特征的影響下，互聯網媒介承載的意見對個人所產生的壓力要大大減少，"沉默的螺旋"作為經典的宏觀效果理論，所宣揚的那種個人對陷入孤立狀態的恐慌、劣勢意見趨于社會壓力而對優勢意見趨于"沉默"等觀點勢必將被弱化。   1、網絡傳播的匿名性和互動性特征提供給個人更自由的意見表達平臺   汪碧芬、吳英在《"沉默的螺旋"理論與實踐局限初探》一文中提出，網絡傳播對"沉默的螺旋"最明顯的挑戰直接來自于網絡傳播的顯著特性之一--匿名性。網絡傳播的匿名性會使個體在進行自我表達時較少顧及社會規范的約束，可以隨意發表自己的觀點，而不受別人想法的影響，他們無需對自己的行為承擔心理上的負擔[3]。甚至而有些不方便用真實身份表達的意見也可以采用匿名的方式發表。例如記者戴驍軍拒絕封口費事件中，他就是通過匿名發文的形式才得到了廣泛的關注。   2、網絡傳播的快速、高效，大大削弱了媒介的社會控制功能   網絡傳播具有快速高效的特點，在網絡上意見的表達可以在短時間內引起廣泛的關注，甚至很多時候引導了傳統媒體進行報道，這就大大削弱了媒介的社會控制功能。在網絡時代，受眾通過微博、博客等許多形式都可以在最快的時間內信息，所以傳統媒體無法完全憑借自身傳播目的提供給受眾意見，否則媒介的公信力會受到極大的質疑，從這個角度上看，媒介"創造社會現實"的能力的確是被削弱了。濟南8.17事件就是很好的一個例證。如果不是網絡的強大力量，山東省女子監獄女民警林某也不會因為與修車人這件小事的爭執而受到廣泛關注。   3、網絡傳播中個性化的表達方式讓許多人不再"沉默"   網絡傳播過程中，受眾具有鮮明的特性。許多網友為了顯示自己的與眾不同，會極力提出與主流聲音相悖的觀點。例如在教育公平呼聲愈來愈強烈的今天，"綠領巾"事件無疑激起了公眾極大的憤慨，但是，在輿論幾乎一邊倒反思教育失敗的時候，有人卻提出不要給"綠領巾"上綱上線。   三、互聯網時代"沉默的螺旋"仍有存在的合理性   網絡傳播雖然在信息的傳播方式上引起了重大的變革，從而導致其對傳播效果有了多元化的影響。但是，"沉默的螺旋"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沉默的螺旋"不會沉沒。這與人的心理特點和互聯網的缺陷是分不開的。主要表現在：   1、受眾從眾心理的個性使然   學者阿希曾進行過從眾心理實驗，結果在測試人群中僅有1/4~1/3的被試者沒有發生過從眾行為，保持了獨立性。可見它是一種常見的心理現象。互聯網是"意見的自由市場"，但這并不意味著互聯網上沒有占大多數的"主流觀點"。如果受眾在現實生活中已經習慣了這種"從眾行為"，即使在互聯網的世界中有所改觀，也不會根本消除。   2、群體壓力在網絡傳播仍然存在   網絡的社區化等特征，使受眾即使在擬態環境中仍處在一種"社會圈子"中。這樣，受眾會繼續受到來自群體方面的壓力從而成為沉默的大多數。網絡可以給你匿名發言的權力，但這并不意味著你就可以免于攻擊、不被孤立。2010年，英國肯特大學研究人員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在網絡空間被孤立，可能造成孩子情緒低落。很多人之所以寄托于網絡就是為了逃避現實中受到的孤立，而網絡中的孤立雖然可能少了一些指名道姓的人身攻擊，但對個人造成的心理影響卻并不比現實小多少。   3、受眾處理信息的方式不同   上網瀏覽信息雖已成為不少人最主要的信息獲取方式，但卻并非每個人都經常發表言論。據統計，"所有新聞組的讀者只有不到10%的人投稿參加討論"，中國因特網的用戶95%的人上網只是查閱和瀏覽，網絡數據信息傳輸水平極低[4]。這樣就造成在互聯網傳播中，愛發表言論的更加肆無忌憚的發表言論，而不愛發表言論或者不屑發表言論者就繼續沉默，兩方的意見表達仍形成了"沉默的螺旋"中兩方實力懸殊的群體。#p#分頁標題#e#   4、網絡中的個人傳播與傳統媒體難以抗衡   雖然在新媒體時代，人人看似都成了信息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對社會起到監督作用，甚至為傳統媒體提供信息渠道。但在傳播技術和影響力方面，主流媒體仍占有絕對的優勢。更多人了解到的信息還是大眾媒介篩選后的信息，所以大眾媒介的社會控制功能并沒有完全消解。   四、結語   沉默的螺旋在20世紀70年代電視作為傳播主導力量的情況下提出，必然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而今天網絡高速發展，其匿名性、互動性、高效性、個性化等特點對意見表達的多元化的確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網絡傳播的時代，"沉默的螺旋"是逐步走向弱化的，我們可以聽到越來越多的不同聲音，可以更自由的進行表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大眾媒介的社會控制進行遏制。但網絡傳播并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虛擬世界，它與現實世界有著種種關聯，其功能絕不能被神化。因此，從多個角度來看，"沉默的螺旋"消解也是有限度的，它有繼續存在的合理性。即網絡時代下，"沉默的螺旋"會弱化，但絕不會沉沒

1媒體融合發展背景

西方學者對媒體融合的研究起步較早，20世紀70年代，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創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龐蒂首次提出媒體融合的概念(MediaConvergence)，他認為“媒體融合是將各種各樣的技術和媒介形式匯集在一起”，并指出“數字化將決定我們的生存”。在我國，數字化信息處理技術發展迅速，使人們快速步入信息時代。近年來，3G技術、移動互聯技術在通信和大眾傳播領域全面推進，數字化新傳媒以及新的傳播方式層出不窮。在此環境下，我國新聞傳播界引入媒體融合這一概念，并將其內涵進行拓展，使不同媒體通過交互作用，達到和諧共生、互促發展的狀態。媒體融合是基于多元化信息傳輸渠道的新興傳媒模式，將以往報紙、期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通過數字化技術與電腦、手機客戶端、閱讀智能終端等有效結合起來，衍生出多種形式的信息產品，通過不同的傳播平臺實現資源的共享，使受眾能夠隨時隨地、便捷地接收、查閱、觀看自己所需信息。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推動傳統媒體和新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對媒體融合發展提出了具體目標，強調要推動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的深度融合。黨的十八大以來，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要利用新技術、新應用創新媒體傳播方式，“融合發展關鍵在融為一體、合而為一”。可見，媒體融合將成為新聞傳播、出版發行行業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目前學界的研究熱點。

2媒體融合時代學術期刊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在媒體融合背景下，互聯網絡技術日臻完善。受眾一改以往只能通過紙質媒介閱覽信息的狀態，他們更傾向于通過手機、電腦等即時通訊設備獲取海量的信息。信息時代紙媒危機，曾經覆蓋面廣、影響力強的《京華時報》《東方早報》均于2017年1月1日休刊，《東方早報》原有的新聞報道及輿論引導等內容全部轉移到澎湃新聞網。具有傳播思想、發展學術、傳承文化等社會功能的學術期刊，其紙刊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目前，絕大部分學術期刊的出版方式還是以紙刊為主，通常是將紙質刊的同等內容上傳至網絡數據平臺。在網絡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學術期刊不可避免地面臨如下一些問題:(1)學術論文的時效性沒有得到充分體現;(2)學術期刊容量有限;(3)傳播面、影響范圍有待進一步拓寬;(4)學術論文的呈現形式比較單一。在媒體融合背景下，如何將學術資源和學術信息通過電腦、智能手機、移動終端等設備及時、迅速地傳播出去，在讀者、作者、編者之間實時流通，是學術期刊在轉型發展過程中必須認真考慮的。媒體融合，雖然對以往按部就班運行的傳統紙質學術期刊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但同時也為學術期刊的轉型發展提供了契機。因此，研究媒體融合背景下學術期刊的發展，對推動我國新聞出版業的進一步繁榮具有重要意義，對促進我國科技成果轉化、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3媒體融合背景下學術期刊運行策略

學術期刊展示的是特定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具有引領、評價、傳播和館藏的作用，其中所刊發的文章主要以原創論述、研究綜述、書評等為主。目前，各辦刊人就學術期刊與新媒體的融合發展已達成共識，紛紛探討融合之路，并付諸實踐，針對傳統紙質期刊所面臨的各種問題采取相應的對策。

3．1優先出版，網絡首發

2019年春節，一個被萬千學子所敬仰的北京大學聘用的博士后因不知道“知網是什么”，引發了一件學術圈大案。本來是一件學術丑聞，但因主人公翟天臨是電視公眾人物而升級為全社會轟動的新聞熱點。一時間，把北京大學和北京電影學院兩所高校也推上了風口浪尖。此外，網友們憑借著網絡時代的“人肉搜索”技術手段，把翟天臨的同學和老師也翻了個底朝天，弄得人人自危。事發后，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行政部門教育部，還是主流媒體《人民日報》都對這個事件給予了高度關注。事情的最后處理結果是，翟天臨自動放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后機會，并且在坐實學術不端的情況下被北京電影學院撤銷博士學位，而他的導師也被一并取消博士生研究生導師資格。“翟天臨無心一語，卻打開了一扇暗啞老舊的門扉——歷史常常在這種貌似無意義的小事件或小人物身上爆發。”[1]從整件事情的過程來看，正是知網撕開了這個口子。知網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一個明星學術不端何以造成如此巨大的社會影響力？筆者試著以分析知網與學者、學位授予單位及學術期刊的關系來揭開這些謎底。

一、知網與學者

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翟天臨一直以學霸身份混跡于娛樂圈。醉心于名利場的他本希望憑借著自己或明或暗的關系在學術圈再撈一把，卻沒想到摔了一個重重的跟頭。也只有這個事件發生之后，人們才知道在娛樂圈眾多的明星里，擁有博士學位的人寥寥無幾。究其原因，北京電影學院退休教授、第四代導演謝飛一語道破天機。2019年2月15日，也就是事件發生后的第六天，謝飛教授在《成都商報》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其中提到“像我們電影學院以培養史論研究的‘電影學系’可以設立博生研究生教學，其它以專業知識技能培訓的編、導、演、攝、錄、美、制、動畫等專業是不適合的，也沒必要開展這樣的純理論研究型的博士研究生教學！”[2]言外之意便是研究型博士學位課程對藝術創作專業的實踐幫助并不是很大。因此，也可以說這個博士學位對翟天臨演藝成績的取得并沒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但由學術圈而來的“學術不端”這項罪名對于他這個社會公眾人物來說卻是致命的，他的一句“知網是什么東西”幾乎把他之前所有的成績都付之一炬，有人把它總結為“辯證法的吊詭在此顯出真面目”[3]。知網是什么東西？知網是由清華大學、清華同方于1999年6月發起的一項以實現全社會知識資源傳播共享與增值利用為目標的信息化建設項目。經歷了這么多年的與期刊界、出版界及各內容提供商的合作，其早已發展成為集期刊、博士論文、碩士論文、會議論文、報紙、工具書、年鑒、專利、標準、國學、海外文獻資源為一體的、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網絡出版平臺。因此，對于任何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人來說，知網是一個必經之地，也是一個重要的戰場。翟天臨作為一個正兒八經的擁有博士學位的學者，卻對現在連本科畢業生都知道的知網一無所知，實在是不應該，但更不應該的是他在知網上為數不多的文章還涉嫌嚴重抄襲。事發后，新京報記者對翟天臨的文章進行了檢索，發現只有兩篇文章，一篇報紙和一篇期刊論文。其中，《談電視劇<白鹿原>中“白孝文”的表演創作》這篇期刊論文在經知網學術不端行為檢測系統檢測后顯示，有1處疑似剽竊他人觀點，7處疑似剽竊他人文字表述。在這篇只有2851字的文章里，去除本人文獻文字復制比結果為39.4%，也就是說有1646字的內容與他人發表內容一樣。[4]事實上，在2017年劉進擔任導演的電視劇《白鹿原》中，白孝文的出演者正是翟天臨。無論如何，《白鹿原》劇本他是看過的，甚至是熟讀過的。尤其是關系到白孝文的片段，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可以說，沒有多少作者能有他這份經歷。他只要能把自己在演藝過程中體會到的真情實感稍微動點腦筋加以分析綜合，都是第一手資料，都是具有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的經驗之談。但恰恰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他的論文卻漏洞百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更諷刺的是翟天臨事件發生的時間正好是2019年春節期間，這個“假”博士在2019年春晚上剛剛扮演了一個打假警察。假如沒有知網，我們還真不一定能發現翟天臨原來是一個水貨博士。因為人們是先發現他“竟然不知道知網是何物”這個漏洞，才來檢索他的文章。不是先檢索他的文章有問題，才來質問他的學歷。但有了知網，一切就變得清清楚楚。包括你的論文有多少字？有多少屬于你自己的觀點？有多少涉嫌抄襲？抄了誰的？都能在第一時間反映出來。數據是冷漠無情的，但數據也是最不會撒謊的。目前，翟天臨的博士學位被北京電影學院撤銷，至于我們還能不能在知網上看到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現在已經不重要了。翟天臨從神壇跌入谷底，可能今生再無緣知網，因為本質上他并不是一位學者。由此，我們不得不感謝有了知網這個平臺，給了學術一個重要的監督渠道，也讓每個從事學術的人對學術產生敬畏之心。知網是一個容器，是一個晾曬平臺。對于學者而言，無論是學術大腕，還是學術小卒，無論是政商名流，還是寒門學子，在這里都一視同仁。

二、知網與學位授予單位

翟天臨之前之所以敢于在各個公共場合炫耀自己的高學歷，主要在于他的這個學歷不是空穴來風，他是堂堂正正被北京電影學院授予學位的博士生。只是他的一句“知網是什么東西”暴露了他的學位名不符實。因為在北京電影學院博士學位申請條件里有明確規定“凡我校錄取的博士生，在校期間個人獨立或與指導教師聯合(本人擔任第一或第二作者)在國內外公開出版的學術期刊上正式公開發表與本學科相關的至少2篇學術論文，其中應至少有1篇在中文核心期刊發表”。[5]而這個翟天臨不僅未滿足正常畢業條件，其中一篇文章還涉嫌抄襲。這次東窗事發，很多人把它歸咎于翟天臨自身的“作”，結果是搬塊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還有人說，翟天臨不僅害了自己，還害了一群人。事實上，筆者要說的是恰恰也是這一群人害了一個年輕人。不難發現，事件發生之后，輿論重心在翟天臨身上短暫停留之后，便直逼北京大學和北京電影學院兩所學位授予單位而去。因為翟天臨是完完整整地走完了博士培養程序的，他拿到的學位證書是真的，包括他在微博上曬的北京大學博士后錄取通知書也是真的。假如沒有這次偶然事件，誰也不敢貿然質疑他的學霸身份。因此問題就來了，翟天臨明明不夠條件，他是怎樣拿到學位證書的？責任顯然在于學位授予單位。由此，“翟天臨學術不端事件”已經不再是一件簡單的個人誠信事件，而是一件重大輿論危機，并且事關國家教育部門形象。所以，教育部才在第一時間回應此事：“調查不光是涉及到本人是否涉嫌學術不端，也涉及到工作的其他各個環節有沒有問題。”[6]而在事后的調查結果里面，兩所學校分別承認了自己在培養和招生環節存在失誤，特別是其導師硬是被取消了博士研究生導師資格。另外，在謝飛教授的那篇《大學藝術創作專業需要開設理論研究型的博士學位教學嗎？》評論中，他還呼吁大家停止網絡暴力，“對犯過錯誤、有污點的人，特別是年輕人千萬不要一棍子打死”。[7]這篇文章雖有護校護生之嫌，卻是一篇極具理性的反思性文章。民眾可以原諒翟天臨的虛榮心，但卻不能對學位授予單位的糊涂賬置若罔聞。翟天臨事件是一次信任危機，不僅牽扯學者個人誠信的失德，也涉及到部分高校在招生錄取培養過程中的管理失范，同時還關乎到整個社會的誠信體系建設。正如一位記者所言翟天臨“學術不端不是小事一樁，更不是娛樂事件，它不僅關乎道德誠信，更關乎教育公平，其背后的問題遠不是一個藝人的‘人設崩塌’可以涵蓋。”[8]這不是一個低級錯誤，因為這件事情本身很難讓大家相信之前就沒有其他“翟天臨”。翟天臨一個人事小，但是一群“翟天臨們”活活地占用了那么多本來就很少的博士學位指標卻是大事。而且對于這部分人來說，博士學位只是拿來給自己貼金的一個裝飾品，對于他們的實質性事業甚至沒有多大用。而他們卻讓大一批靠自己努力并把改變命運寄托于此的寒門學子望塵莫及，這種赤裸裸的差距才是最可惡的。翟天臨這種騙子固然可恨，后面為其大開綠燈的人才更可恨。但可恨歸可恨，至少在事情責任尚不明朗的情況下，民眾不能把私憤發泄到某一個人頭上。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對北京電影學院院長追著不放，甚至可以說是變相的人身攻擊。當人們喪失理智地去參與到這樣一場“泄憤”狂歡，追逐網絡暴力帶來的刺激時，同樣是一種病態。在這個既真實又虛幻的網絡世界中，誰也不敢保證，誰一定不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為了最大限度地平息輿論，化解民憤，當然也是為了遏制這種現象再發生。教育部辦公廳在2月底連續了兩個公文，《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規范和加強研究生培養管理的通知》（教研廳〔2019〕1號）和《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規范和加強研究生考試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學廳〔2019〕2號）。一個是規范和加強研究生培養管理，一個是規范和加強研究生考試招生工作，不能說這兩份文件完全是因為翟天臨事件，但也不能說毫無關聯。尤其是教研廳〔2019〕1號文件，實實在在給廣大學位授予單位敲了一個警鐘。其中提到“狠抓學位論文和學位授予管理”、“強化學位論文抽檢結果使用”和“加大評估和問題單位懲戒力度”，可謂在廣大學位授予單位頭上懸了一把利劍。另外，在今年的兩會期間，“加強科研倫理和學風建設，懲戒學術不端，力戒浮躁之風”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有這些政府行為，讓我們又一次看到了希望，夯實了信心。上文提出，假如沒有知網，我們很難發現翟天臨是個水貨博士，相應地我們也很難去質疑一些高校在招生錄取過程中存在不規范行為。假如沒有知網，這種檢查只能靠各高校內查，或者互查。而有了知網，各種暗箱操作便成為了一個隨時都可能會爆炸的定時炸彈。因此，看起來知網和學位授予單位沒有多大關系，甚至八竿子打不著。但是，既然是學位授予單位，學生必須在學習過程中滿足一定的學術成績才能拿到學位證。而知網就是學術成績的容納器，因此就把知網和學位授予單位聯系了起來。教研廳〔2019〕1號文件提出“探索建立學術論文、學位論文館際和校際學術共享公開制度，以公開促進學術透明，主動接受社會監督。”其實知網在這個方面已經做了很多，起碼翟天臨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也只有對學位授予單位施以高壓，才能有效地遏制學者學術不端。現在越來越多的高校都把公開發表一定數量的學術論文作為碩士和博士畢業的硬性條件，而且也有越來越多的高校把碩博士論文上傳知網。因此，知網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監督窗口，實際上也把那個定時炸彈的“按鈕”放在了人人皆可觸碰的地方，成為預防學術不端的一個重要機制。

三、知網與學術期刊

從科研倫理角度而言，是保證文章原創性的前提，是為了預防學術不端。就像人們制定法律宣傳法律，不是為了懲治犯罪，而是為了預防犯罪。但假如沒有知網，沒有大數據時代的學術不端文獻檢測系統，我們還真的缺乏一個約束科研倫理的他律性工具，而只能依靠學者的自律和微不足道的檢舉。但有了知網等這類網絡出版平臺，文章重復率便一清二楚。但有了這個利器，用和不用，怎么用？便又成為了一個問題。這就牽扯到誰來把這個關？學位論文當然是靠學位授予單位，而期刊雜志的把關者顯然是期刊社，而與學者打交道時間最長的也正是期刊社。回到翟天臨《談電視劇中“白孝文”的表演創作》這篇文章，既然有這么高的重復率，甚至還涉嫌嚴重抄襲，為何還是能夠發表？在學術活動中，我們痛恨學術腐敗，痛恨像《求索》等一些學術期刊在一些膽大妄為的主編手中成了牟利的工具。但還有一種學術縱容同樣值得警醒，一些期刊不求上進，但求有稿就發，甚至文章重復率門檻也形同虛設。盡管我們認為學術期刊有著劃分檔次的必要性，但是并不意味著非核心期刊要在這一關失守。一篇文章，只有在保證原創性的基礎上才能談學術貢獻，因此文章，應該是任何期刊在接到作者稿件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恰恰在這第一件事上，學術期刊再次對翟天臨放了水。事實上到最后，果然這件事害了他。上文提出，假如沒有知網，我們很難發現翟天臨是個水貨博士。更難發現由于一些學校在招生培養過程中的不規范，還可能存在很多“翟天臨們”。但是一個更為殘酷的現實是，即使有知網，我們也并非一定能揪出問題。盡管現在越來越多的學校把碩博士論文上傳知網，但范圍并非覆蓋所有學校，并且學校上傳的時間進度也沒有期限要求。如果這次不是翟天臨自己犯下“不知知網是什么東西”這么低級的錯誤，指望我們去追查他的材料，或者指望通過輿論去迫使相關學校自我調查，可能結果又是另外一番結局。盡管他不知道“知網是何物”，怪就怪在他在知網上竟然還有一篇文章，也難怪有人質疑這篇涉嫌嚴重抄襲的文章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所寫。僅僅是這篇文章又進一步暴露出他的學術不端，只能說他運氣壞到了極點。另外，如果沒有人去把這篇論文拿去再，又有誰會發現這篇經期刊正式發表并且上傳知網的文章還有著這么高的重復率。就像剛剛上文所講，事發后，我們把矛頭直指翟天臨，卻忽略了學校。事實上，學術期刊也有責任。如果當時這個期刊以重復率過高打回讓其修改或者干脆拒絕發表，或許不會對今天的結局有什么改變，但至少翟天臨少了一個污點，期刊的名聲也能得以保留。翟天臨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當前的學術環境不容樂觀，但在這個事件的處理過程中，板子顯然不能只打在作者身上，后面的期刊社同樣難辭其咎。期刊社把關不嚴，罪魁禍首是背后學術體制對期刊社機構地監管不力。而知網給了學術圈一個重要的監督力量，在共享所有人的學術成果的過程中也賦予了所有人知情權和監督權，同時也把期刊囊括了進來。至此，知網織了一個巨大的網，它完美地把學者、學位授予單位和學術期刊網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