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環境下宣傳文化工作面臨的新機遇

2011年同志對省部級領導講話中提出，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信息網絡管理，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平，健全網上輿論引導機制。2009年，同志首次和網民在線交流時就說：“我覺得這種交流能使我看到網友的意見和要求，網友也知道政府的政策。一個為民的政府應該是聯系群眾的政府，與群眾聯系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但是利用現代網絡與群眾進行交流是一種很好的方式。”

1.網絡傳播的無限性拓寬了宣傳文化工作的空間。在網絡環境下，信息的傳遞已經不僅僅屬于哪一個國家、民族或社會組織，信息傳遞已經跨越了國家界限，通過網絡實現了全球信息共享，無限延伸的網絡節點使宣傳文化工作不再僅限于某一個群體，極大地拓寬了宣傳文化工作的空間，提高了宣傳文化工作的覆蓋面，使受眾從有限變為無限，為我們黨在網絡社會中傳播真理，宣揚馬列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創造了無限的條件。

2.網絡傳播的即時性提高了宣傳文化工作的時效。“即時新聞”成為網絡環境下的新特點。在網絡環境下，信息正在以“小時”、“分”、“秒”的速度更新，人們通過網絡可以隨時了解各地發生的事件獲得相應信息，這給宣傳文化工作提供了新的機遇。通過網絡，黨的方針政策、國家對外關系、政策輿論引導等工作都可以第一時間讓民眾知曉，獲得群眾支持，這種宣傳輿論引導方式及時回答了民眾關切，體現了新時期黨的宣傳文化工作緊跟時代潮流的新特點。

3.網絡信息表態的多樣性增強了宣傳文化工作吸引力。在網絡環境下，信息的表現形式更多地是融“圖、文、聲、像”于一體，可在屏幕上營造一種輕松、愉悅的信息接收環境，在這種環境下，信息更容易被接受和認可，也更加有利于宣傳文化工作的開展，這種輕松的網絡環境提高了群眾對信息的認可度，會進一步增強宣傳文化工作吸引力。

4.網絡信息傳遞的交互性提升了宣傳文化工作效果。在網絡節點平等性的情況下，每個人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傳播者，網絡的交互性改變了以往信息的被動接受方式，讓群眾參與其中進行討論。這種交互式溝通，可吸引人們由傳統的被動式“灌輸”教育變為主動參與思想交流，在質疑與溝通中達成思想上的一致，從而實現宣傳文化工作由傳統的單向傳播向互動式交流拓展，提高宣傳文化工作實效。

網絡環境下宣傳文化工作面臨的新挑戰

【摘要】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傳媒格局和輿論生態發生深刻變革。當前，網絡輿情生態不斷演變，傳統治理手段面臨新挑戰。如何適應新常態開展網絡輿情治理，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輿論環境，成為新時代重要命題。文章對網絡輿情生態治理體系形成和演變過程進行分析，探索融媒體時代網絡輿情治理的創新策略和路徑，提出新時代應融合內容、技術和平臺優勢，協同政府、媒體和公眾力量，構建綜合治理新格局。

【關鍵詞】輿論場；網絡輿情；輿情治理；媒體融合

融媒體時代，互聯網呈現用戶聚合化、價值多元化、生態復雜化等新特征，“網絡空間內由特定事件（議題）引發的公眾意見、態度和情緒的集合，形成獨具特色的輿論形態[1]”，即網絡輿情。黨的報告作出“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的重大部署，為新時代體系化治理網絡輿情指明了方向。

一、網絡輿情生態演變和治理體系建設的階段性分析

筆者通過萬方知識服務平臺以“網絡輿情”為關鍵詞、以“期刊論文”為文獻類型進行精準檢索，獲得相關文獻13618篇，結果顯示，國內提出“網絡輿情”研究最早開始于2005年（6篇），2015年達到頂峰（1499篇），此后每年文獻數量有所下降，但均不低于1300篇/年，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國政治、信息與知識傳播、教育3類學科。由此可見，近年來中國互聯網技術更新、媒介平臺融合、網民規模化增長的同時，網絡輿情更深刻地影響中國政治生態、傳播格局和未來發展趨勢。筆者試以2005年至今為時間段，對網絡輿情生態治理體系形成和演變過程分3個階段進行分析。

（一）興起發展階段（2005—2013）

2003年“非典”疫情暴發，傳統門戶時代的網絡新聞平臺在信息傳播鏈中嶄露頭角。2005年，“網絡輿情”被正式提出并進入學界研究視野。2009年新浪微博創立并迅速滲透到社會生活各方面，成為重要輿情源。同年，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召開并明確提出“注重分析網絡輿情”，此后，網絡輿情引導、監測、預警和應對成為學界研究焦點。2011年7月，上海交通大學主編的輿情藍皮書《中國社會輿情與危機管理報告》披露，2010年發生的155起影響力較大的社會輿情熱點事件中，網絡新聞、報紙、論壇、微博、電視排在輿情首發媒介的前五名，指出“新媒體正日益成為眾多輿情熱點的首發媒體”。在此期間，國內媒體開始基于網絡平臺探索“網絡問政”輿情治理新路徑。2009年7月，廣東省奧一網完成國內第一家系統化問政平臺建設，此后如湖南紅網“百姓呼聲”、山東膠東在線“網上民聲”、河南大河網“焦點民聲”、浙江寧波網“對話”等一批獲中國新聞獎一等獎的代表性問政平臺先后誕生。2010年，湖南、安徽、廣州等省、市開全國風氣之先河，將網絡問政寫進政府工作報告，由政府主導推動網絡問政制度化，實現政民互動常態化，成為輿情治理創新共識，同年，網絡發言人在全國推廣。平臺技術升級、治理理念更新、用戶群體分化是這一階段輿情生態發展的主要特點，但是，網絡輿情治理面臨技術、道德和法律3個方面的挑戰，表現為網絡水軍、網絡謠融媒體時代網絡輿情治理的策略和路徑言、網絡暴力、非法公關等不良現象頻發。

【摘要】互聯網的不斷發展不僅推動了現實文化在網絡世界的落地生根，也呼吁著新型網絡文化建設在互聯網世界的持續開展。近年來，由于網絡世界缺乏有效的管制，與網絡相關的問題層出不窮，亟需我們通過法律的方式構建新時代網絡文化，從根源上解決網絡相關問題。

【關鍵詞】新時代;網絡文化建設;法律

隨著時代的進步，互聯網的普及程度也越來越高，互聯網的使用已經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個現代人，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不是觀察身邊的景致，也不是了解附近的風土人情，而是去尋找有無可用的無線網。互聯網已經成為了人們新的生活方式，互聯網時代不僅帶來全新的傳播方式，更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網絡文化作為傳統文化的延伸，在全球化背景下，快速傳播，并形成其獨特的文化體系。我們一方面驚艷于它非凡的魅力，又對它難以管制的現狀如履薄冰。如何正確維護和引領網絡價值觀、保障網絡文化的安全、推動網絡文化的健康發展成為了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巨大難題。對此，完善的法律制度就成為了一劑良藥。

一、網絡文化的定義及優弊

1.1網絡文化的定義

文化是一種由人類創造并被傳承下來的精神文明，文化的形式多種多樣，覆蓋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網絡文化是以語言數字化為前提，在網絡信息的基礎上進行傳播，并對政治、經濟、社會、交往起巨大作用，在網絡空間中形成一個全新的文化體系。網絡文化是現實文化的一種擴展和多樣性的表現。網絡文化只是一種在互聯網上進行傳播的文化，并不是只有部分網民才知道的獨有文化。但由于網絡對于世界是相通的，各地的網絡文化在賦予本地網民認知之外，也會在網上經過匯聚與融合甚至演變出新的文化形式。現代人類文明在網絡出現后，有了全新的變化，網絡文化的價值觀與風氣也會對現代人類文明產生巨大的影響。所以如何運用法律來建設、管理、和引領正確的網絡文化就成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1.2網絡文化的優弊

長期以來，學術期刊在促進知識傳播與科技進步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受傳統服務受眾與出版模式的制約，其影響力相對有限。一方面，學術研究的專業性導致其受眾范圍相對有限；另一方面，當前影響因子仍為評價學術期刊影響力的通用方式，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期刊服務主要以科研工作者及相關專業人員為主的導向。這些原因造成了前沿成果的交流與學術期刊影響被限制在研究者社群范圍內。因此，擴大學術期刊影響范圍就要求期刊擴大讀者群，關注讀者的不同屬性類別并為其提供差異化的服務［1］。作為期刊服務的主體，科研工作者不僅是潛在的供稿人，也是專業的讀者。這類人群在科研工作中依賴期刊內容的學術導向，同時也期待更精細化的內容推送和更高效省時的閱讀體驗。因此，打造精準的內容服務模式有助于優化專業受眾對學術期刊的整體評價，進而推動期刊的品牌形象建設。此外，為了進一步提高期刊的影響力，當前部分科技期刊已經開始嘗試與新媒體平臺合作進行融合出版，借助微信公眾平臺以及直播平臺等渠道傳播期刊內容［2］。新媒體在期刊文獻傳播中的應用從獲取渠道上大大降低了大眾獲取專業知識的門檻，同時嵌入了社交與互動的屬性，推動實現科學知識的普及和惠及，為科學普惠的實現創造了適宜的傳播環境。

一、“微會員”訂閱模式優化期刊服務

（一）“微會員”訂閱模式

從紙質出版到數字出版，內容的訂閱服務也隨著媒介的發展而逐漸演變出多種形式，例如會員制、付費墻等。“微會員”則是一種以會員制為基礎進一步細分的訂閱模式。《時尚先生》近年嘗試了這一發展路徑，雜志社為政治專欄作家查爾斯•皮爾斯創建了一個專屬的年度會員計劃，成為皮爾斯“微會員”的用戶能夠獲得他所有文章的閱讀權限，并且每周會收到一封深度新聞郵件。圍繞皮爾斯個人的會員模式建立在用戶對他個人文章極高的關注度的基礎上，而自2018年11月推出“微會員”模式以來，皮爾斯的網站已經吸引了超過1萬名的注冊用戶［3］。科研工作者通常都有明確的研究方向以及關注的學者，采用研究領域及方向的分欄方式在學術期刊中已經較為常見，而讀者與作者之間的“連線”仍然有待開發。“微會員”模式在學術期刊內容推送中的應用可以使得讀者人群的劃分從某一研究方向的興趣用戶進一步下沉到圍繞學者個人的忠實粉絲。例如，學術期刊用戶對自身專業領域的某個或某些學者感興趣，可以通過訂閱成為相應學者的“微會員”，就會定期收到期刊整理的相關文章；同時，作為供稿人的科研工作者也可以被訂閱，通過期刊平臺將自己的研究推送給真正感興趣的讀者，并建立起相對固定的受眾群。這一模式在學術期刊的應用中，一方面，期刊可以通過訂閱情況系統地了解讀者的興趣點，并且由此實現內容的定向推送，在期刊與讀者之間建立起更加穩固的關系；另一方面，讀者借助期刊的內容分發服務可簡化日常跟進學術動向的流程，提高信息獲取的效率，對期刊服務的依賴程度也會隨之提高。另外，作為學術期刊用戶的學者，具有作者和讀者的雙重屬性，在被訂閱的過程中獲得同領域讀者和學者的支持與肯定也有助于推動高質量成果的產出，并加強與該期刊的合作關系。因此，基于“微會員”的訂閱將期刊內容進行精準化定向推送，有助于增強期刊、讀者與作者三方之間的黏性。

（二）基于“微會員”訂閱的互動服務

“微會員”訂閱模式是通過期刊為作者與專業讀者之間精準化“牽線搭橋”來完成的，盡管在訂閱與被訂閱的過程中實現了關系上的互動，然而這一推送模式架起的是學術成果交流的“單行道”，即作者向讀者單向的內容輸出。作為“微會員”模式的發起者，《時尚先生》同樣面臨這一困境，為了補充反饋機制，雜志社嘗試在訂閱中整合新的互動服務。譬如，定期開展在線互動活動，會員可以報名在線參與直接向皮爾斯提問。另外，在重大的政治事件發生后，訂閱者（微會員）有權限收聽皮爾斯和編輯談話的播客直播，談話中會對熱點話題進行回顧或是回答訂閱者的問題。這一互動模式也可以引入學術期刊文章作者與讀者的交流環節之中。作為專業的讀者，科研工作者對學術期刊的定位不僅是前沿學術成果的載體，同時也是學術成果交流的平臺和通道。基于期刊文章發表的傳統互動模式，一方面理論型學者當前學界的重要問題和研究狀況；另一方面實踐型學者從中提取理論重點、難點并應用于實踐，再以論文的形式通過期刊平臺反饋給理論型學者，從而使得理論和實踐有效互動實現社會價值［4］。然而，依賴期刊文章發表的互動模式受限于審稿與發稿的周期，弱化了學者在期刊平臺上的雙向交流的時效性和社交屬性。借鑒《時尚先生》的“微會員”互動服務，學術期刊可以定期組織熱門學者與其“微會員”的線上線下交流活動，例如在線會議、播客節目、學者工作坊等。這些活動作為傳統長周期的“論文社交”互動模式的補充，使得同領域科研人員的聯絡從書信時代跨越到電子通信時代。因此，在“微會員”訂閱的基礎上引入互動功能不僅能夠建立連接期刊作者和讀者即時的雙向交流通路，同樣也可以為學術期刊這一互動平臺的搭建者提供推廣品牌、擴大影響力的機會。

二、“新聞+”合作解困助力科學普惠

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以無處不在的網絡為特征的社會，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巨大改變，但也正如斯皮內洛所說“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也不是沒有社會代價的”［1］。例如互聯網既為公民有效監督公權力的行使提供了方便，卻也使得侵犯個人隱私變得容易;它使得人們傳遞獲取信息極為便利，但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卻變得困難。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究其原因，湯因比的一段話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示:“迄今為止，人的倫理行為的水準一直很低，絲毫沒有提高，但是，技術成就的水準卻急劇上升，其發展速度比有記錄可查的任何時代都要快。結果是技術和倫理的鴻溝空前增大。這不僅是可恥的，也是致命的。”［2］所以，網絡倫理建設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是如何建設卻值得我們深思。很多學者對此做了積極有益的思考，然而大多數探討均是基于傳統的倫理文化來思考這一問題，對于互聯網本身的發展邏輯卻少有關注，顯而易見，由此得出的結論勢必有失偏頗。本文嘗試基于互聯網發展邏輯的視角對此作一探索。   一、互聯網發展簡述   眾所周知，互聯網源起于冷戰期間美國建造的阿帕網(ARPANET)，它的初始設計目的是為滿足抗癱瘓通信的需要，從而提升美國的軍事實力，抵御核戰爭。它的建造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需要一系列技術的實現與合作才能夠達成。1961年，保羅•巴蘭開發了“包交換”技術，這項技術的原理就是將要傳送的信息分拆成若干個小數據包，為每一個數據包貼上含有發送地址和接收地址的標簽，然后通過網絡，從一個結點經由自選擇的路徑到達另一個結點，再重新整合。因此，該技術從本質上來講是去中心化的，并具有不可控制的秉性。1971年阿帕網建造成功并投入運行。建造阿帕網的科學家們的本意是為了使聯結的計算機終端共享硬件處理能力、軟件和數據，但是，電子郵件功能卻成為最受用戶歡迎的網絡應用，由此，網絡開始擺脫軍事科研的束縛，逐漸滲入民間融入生活，在實現其初始目的的基礎上日益成為把人們聚焦到一起的重要途徑。   盡管電子郵件功能使得信息交往行為急劇增加，但仍然缺乏簡單便捷的方式把各種不同的網絡或者具有不同操作系統的計算機終端聯結起來，這個問題一直被熱衷于網絡建設的科學家們所關注，羅伯特•克恩和文頓•瑟夫秉持公開網絡設計架構的理念提出設計一種協議，使得每一個局部的、單獨的網絡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去設計和創建，可以有自己的操作系統、用戶環境、與其他網絡連接的獨特界面，只是在連接互聯網這一點上，要遵循該協議，這就是奠定互聯網的TCP/IP協議。TCP/IP協議使得網絡對于任何用戶都是開放的、平等的，不管他們自身使用什么樣的軟硬件系統，只要遵守TCP/IP協議標準，就可以相互通信，此外，由于TCP/IP協議是一種自由開放的標準，能夠在技術進步和不斷的實踐中繼續完善，從而為互聯網未來的發展敞開最大可能性［3］，也因此賦予互聯網最重要的特征:開放性。雖然TCP/IP協議帶給網絡最大可能的開放性，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阿帕網仍是美國國防部承包的防御網絡，并由一小部分精英型研究大學控制該網絡［4］，致力于建立在可接受的使用規范下供公眾使用的網絡。但與此同時出現了電腦反傳統的黑客文化，正是這個技術的反傳統取向讓電腦網絡迅速進入社會，調制解調器、個人電腦、網絡新聞組等硬軟件系統就是在這個時期產生的，它讓擁有技術知識和電腦工具(個人電腦很快便十分驚人地增強能力，卻降低價錢)的任何人都能采用技術手段，個人電腦與網絡溝通能力的出現，刺激了電子布告欄系統(BBS)的發展，最初是在美國，其后擴及全世界［5］。   20世紀90年代，接入互聯網的計算機數量迅速增長，但對網絡使用的便捷性問題仍然存在，解決的辦法就是萬維網的誕生，蒂姆•伯納斯•李和羅伯特•卡里奧受益于《計算機圖書館/夢幻機器》雜志中特德•納爾遜的觀點，創建了超文本標記語言，用其標記各種現存的數據形式，包括靜止圖像、文本、數字音頻和視頻，超文本標記語言與超文本傳輸協議結合之后，就為瀏覽器軟件的誕生創造了基礎，隨后，網絡應用日益增加，電子郵件、搜索引擎、網絡新聞、即時通信、網絡購物、網絡游戲、博客、維基等等引得網民數量不斷增加，據2010年7月CNNIC的“第2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提供的數據，截至2010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4．2億，突破了4億關口，這還只是中國網民的數量，無疑，我們已經步入網絡世界。   二、互聯網的發展邏輯   科學技術作為人實現自己目的的一種活動，其本身的發展是具有邏輯性的。通過對互聯網發展歷程的回顧，我們認為互聯網的發展邏輯并不是為了要實現某個特定目標，它是要建設一種能夠接受任何新的目標的全開放式架構。互聯網的發展邏輯實際上在阿帕網建造之前就已經被樹立起來了，原因在于，早于阿帕網建造而應用于大型計算機之上的時間共享計算機方式，其意便是通過靈活分配處理時間，共享主機允許多個輸入終端執行不同的任務并接收主機反饋回來的輸出結果。這種工作方式無疑影響了使用計算機的人們(那個時期更多的是科研工作者)的行為方式，即認為對計算機的使用要有極大的自主權利，而在這些受到影響的科研工作者當中，便有出任建造阿帕網的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主管的利克萊德、羅伯特•泰勒等人。利克萊德在其一篇影響深遠的論文《人與計算機共生》中提出“通過網絡合作解決共同技術難題，這是一種新的人機交互方式”［4］。而奠定阿帕網基礎的“包交換”技術則在實際行動中踐行了這一發展邏輯，尼葛洛龐帝曾對這種信息傳遞方式有過淺顯說明:無論是通過法律還是炸彈，政客都沒有辦法控制這個網絡。訊息還是傳送出去了，不是經由這條路，就是走另外一條路出去［6］。在將“包交換”技術作為阿帕網的基礎后，麻省理工學院林肯實驗室勞倫斯•羅伯茨和他的研究生團隊創建了“網絡工作組”，網絡工作組以一種開放源代碼的方式運作，所有的技術源代碼從一開始就是對外公開的，其他人可以使用、測試和發展它們，然后擇優成為網絡的“標準”規范，也就是說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為網絡貢獻思想，然后被集體發展。因此，雖然阿帕網的出現有軍事主義的影響，但各種類型的精英主義與對科學技術的嚴謹探索也始終與它相伴。#p#分頁標題#e#   如果說阿帕網的發展只表明網絡的發展邏輯局限在科研工作者或技術精英當中，那么，TCP/IP協議的出現與應用則使得互聯網的發展邏輯得到了廣泛體現。TCP/IP協議使得不同的網絡相互通信，從而使互聯網成為一個統一的網絡，這不單是一個技術指標上的開放，而且是互聯網對網絡主體的充分開放，從而使活動在其中的網絡主體一經進入互聯網便具有了開放意識和開放精神。因此，盡管政府與科研機構試圖主導控制互聯網的發展，但互聯網自身的發展邏輯卻蘊育出一股反傳統的“自已動手做”的黑客文化，黑客文化將計算機、網絡本身視為娛樂，對涉及計算機、網絡的事情充滿激情，不斷挑戰，不贊同對網絡的管制，從而涌現出更多的網絡新事物。比如說，在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網絡域名系統，對于網絡域名系統的管理，似乎應該對應于某個機構安排，但在實際運作中，對域名體系的大部分管理只落到了一個人手里———喬恩•波斯特爾，他在1988年創立了一個不為法律認可卻具有技術合法性的管理機構———互聯網編碼分配機構，原因便是“只要阿帕網仍是一個受限制的學術或政府網絡，這個主要基于其他網絡用戶對波斯特爾的信任的基礎上的非正式系統，就會把有關域名注冊與管理這種潛在的爆炸性議題牢牢地限制在技術領域”［4］。   互聯網的迅速發展帶來數量龐大的網絡用戶，其自身發展邏輯促成了萬維網的出現，萬維網的創始人伯納斯•李深情地描述了萬維網是如何打造一個更好的世界的:“萬維網與其說是技術的產物，不如說是社會的產物。我設計它是為了社會影響，幫助人們一起工作，而不是作為一個技術玩具。萬維網的最終目的是支持和促進我們網絡式地存在。”［7］而人們也正如伯納斯•李在他的著作《編織網絡》中所說:“互聯網上感興趣的人們提供反饋、激勵、思想、源代碼和道德支持，這些在本地難以得到，互聯網上的人們以真實的草根方式建設了萬維網。”［7］所有這些，其實都是基于互聯網的開放性發展邏輯而得到的。   三、基于互聯網開放性發展邏輯下的倫理建設   從前文的描述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互聯網是“由一個自行選擇的專家群體非正式和不動聲色設計的”［7］，在推動互聯網發展的過程中，這些專家群體奉行的是非正式性、信任及技術擇優的倫理規范，因而，互聯網由此所具備的開放性的發展邏輯使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從物質層面來看，它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基本因素，從精神層面來講，我們將逐漸網絡化地存在。最重要的是，它自身始終在向網絡使用者傳達一種“自由、開放、共享”的倫理精神，因而，便有了“電子前沿基金會”創始人約翰•佩里•巴洛著名的《網絡空間的獨立宣言》，在其宣言中向世人宣告“在這里有著自由本身一直宣示的最大自主權”［4］。然而，也正是由于互聯網的這種開放性發展邏輯，使得自身沒有成為一個特定對象，而是搭起一個允許任意對象進入其中的平臺結構，隨著接入互聯網的人越來越多，我們不得不說，互聯網為人們的生活帶來的不確定性與問題也越來越多，被專家群體身體力行潛意識賦予的互聯網的初始倫理規范也由此受到了挑戰，這從發生于網絡環境中的文化沖突、病毒木馬泛濫、低俗網站遍布、虛擬身份詐騙、個人隱私被頻繁侵犯等現象就可見諸一般。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學者提出要通過加大政府對互聯網的監管力度、加強對互聯網的立法力度來改善互聯網的環境，對于具備開放性發展邏輯的互聯網而言，這種對現實生活的管理方法手段無非是要借助現實權力來為互聯網帶上手銬腳鏈，效果顯而易見是不會很好的，因此，本文認為，對于互聯網問題的治理，終極管理還需倫理建設。基于互聯網的發展邏輯，作者認為網絡倫理建設需要重點考慮它的包容性。   網絡的開放性使得我們要面對一個多元化的世界，這種多元，包括國家、民族、地理的不同，語言、道德、法律、習俗、宗教的差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制度的區別，也包括人或群體與人或群體之間的興趣愛好、職業、地位的區別，在這些多元差別中，雖然存在著某些先進與落后、正確與錯誤、美好與丑陋的區分，但就大多數“多元”成分而言，更多的是各自的個性，普遍地表現為各有短長，瑕瑜互見。因此，在多元成分之間更多地是互補的關系，而不是排斥和沖突。這正與互聯網發展前期，存在著不同的網絡類型與結構一樣，而互聯網所起的作用就是將這些不同類型或結構的網絡連接起來，使它們相互能夠通信而不破壞它們各自的存在，意即求同存異。所以，對于這種多元成分，我們所要做的是要建立包容的倫理規范，做到相互尊重，取長補短，通過互相交流、諒解、學習，甚至雙方融合，互惠互利，促進共同發展和繁榮。特別注意的是，建設包容的倫理并不是要發展道德相對主義，而是要建立一種開放的倫理規范，使得多元成分能夠相互溝通、相互尊重，實現社會乃至世界的和諧發展。一個技術上可以被我們借鑒的事例便是超文本標記語言由HTML規范向XML規范的演進，在HTML規范當中，英文大小寫是沒有區別的，一些注釋標點符號也是比較隨意的，然而在XML規范當中，英語大小寫是被嚴格區分，語義符相比HTML要嚴謹得多，但是XML已取代HTML成為網頁編輯語言規范的結果表明，通過對不同元素的區分，所帶來的將是為人們認可的標準與秩序。因此，網絡倫理建設的包容性并非模棱兩可，而是指對不同倫理規范的相互開放與尊重。

本文選取《編輯學報》《中國科技期刊研究》《編輯之友》《出版發行研究》《中國出版》《出版科學》《科技與出版》《中國圖書評論》《中國編輯》《編輯學刊》《出版參考》《現代出版》《出版廣角》等13種編輯出版類期刊。其中，《編輯學報》《中國科技期刊研究》《編輯之友》《出版發行研究》《中國出版》《出版科學》《科技與出版》《現代出版》等8種期刊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17年版）》（習稱北大核心）收錄，也是“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17—2018）”（習稱南大核心，英文縮寫CSSCI）來源期刊；《中國編輯》《編輯學刊》《出版廣角》等3種期刊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17年版）》收錄，也是“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17—2018)擴展版”來源期刊；《中國圖書評論》是“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17—2018)擴展版”來源期刊；《出版參考》由中國出版協會、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主辦，開設理論探討、海外市場等學術欄目，具有前瞻性。這13種期刊在我國編輯出版類期刊中具備代表性。筆者于2018年4月13日利用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以“JN=出版科學ORJN=中國出版ORJN=現代出版ORJN=編輯學報ORJN=中國科技期刊研究ORJN=編輯之友ORJN=出版發行研究ORJN=科技與出版ORJN=中國編輯ORJN=編輯學刊ORJN=出版參考ORJN=出版廣角”為檢索式進行檢索，共得到13種編輯出版類期刊的107610條論文數據。

一、期刊載文量和作者發文數量

將這13種期刊按照CNKI數據庫2017版復合影響因子由高到低排序依次為：《中國科技期刊研究》《編輯學報》《科技與出版》《編輯之友》《出版發行研究》《中國出版》《出版科學》《中國編輯》《編輯學刊》《現代出版》《出版廣角》《中國圖書評論》《出版參考》。首先，統計這13種期刊自創刊以來的載文量。期刊載文量是指期刊在一定時間內所刊載文章的數量。[1]載文量常被用作衡量期刊吸收和傳遞科學信息的能力，也往往被作為遴選核心期刊的基本指標之一。[2]根據這13種期刊創刊以來總載文量，由多到少排序依次為：《出版參考》（23445篇）、《中國出版》（16930篇）、《出版廣角》（12353篇）、《中國圖書評論》（10891篇）、《編輯之友》（9415篇）、《出版發行研究》（8826篇）、《科技與出版》（8218篇）、《中國科技期刊研究》（6978篇）、《編輯學報》（6276篇）、《編輯學刊》（5078篇）、《出版科學》（3896篇）、《現代出版》（3238篇）、《中國編輯》（2866篇）。再統計在這13種期刊中發文較多的作者。根據作者發文數量排序依次為：中華醫學會雜志社游蘇寧（159篇）、南京大學張志強（117篇）、武漢大學徐麗芳（114篇）、華中師范大學范軍（112篇）、《防護工程》編輯部朱大明（80篇）、美國佩斯大學練小川（79篇）、新鄉醫學院劉雪立（78篇）、武漢大學黃先蓉（77篇）、原新聞出版總署柳斌杰（69篇）、北京大學肖東發（60篇）、武漢大學方卿（60篇）、西北大學姚遠（58篇）、人民出版社林穗芳（58篇）、北京印刷學院葉新（53篇）、百花文藝出版社徐柏容（48篇）、西安交通大學趙大良（48篇）、中國人民大學周蔚華（45篇）、第三軍醫大學冷懷明（44篇）、北京印刷學院嚴晨（43篇）、中國藥科大學鄭曉南（42篇）、武漢大學羅紫初（42篇）、長安大學趙文義（42篇）、中國青年出版社闕道隆（41篇）、上海大學鮑國海（41篇）、中華醫學會雜志社石朝云（41篇）、蘇州大學吳培華（40篇）、湖北警官學院陶范（40篇）、中國編輯學會邵益文（39篇）、北京師范大學陳浩元（38篇）、東北大學米戎（38篇）等。

二、高被引論文研究

為進一步評價這13種編輯出版類期刊的學術影響力，筆者對這13種期刊中引用20次及以上論文進行了統計，發現這13種期刊在CNKI數據庫中被引用20次以上的論文有1563篇。

1.高被引論文期刊分布

將這13種期刊按照高被引論文數量由多到少排序依次為：《編輯學報》（604篇）、《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97篇）、《編輯之友》（137篇）、《出版發行研究》（130篇）、《中國出版》（103篇）、《出版科學》（72篇）、《科技與出版》（72篇）、《中國圖書評論》（36篇）、《中國編輯》（35篇）、《編輯學刊》（26篇）、《出版參考》（22篇）、《現代出版》（21篇）、《出版廣角》（8篇）。其中，《編輯學報》的高被引論文數量遙遙領先，說明其刊發的論文具有較高學術影響力。若從高被引論文出版年份來看，刊發高被引論文較多的年份均在2000年后。（見圖1）其中，2007年發表高被引論文數量最多，為115篇，2011年發表114篇，2010年發表113篇，2005年發表110篇，2006年發表107篇，2002年發表105篇，2003年發表101篇，2009年發表100篇。2000年以后發表的高被引論文數量較多，一方面說明2000年后我國編輯出版學研究水平進一步提升，論文質量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編輯出版類期刊更加注重學術規范，刊發論文的引文增多。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網絡的普及，新媒體逐漸走進大學生的學習與生活，它在豐富大學生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時［1］，也對當代大學生的思想、行為方式帶來種種沖擊、刺激與誘惑。同時，它也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著大學生的學習方式和閱讀方式。大學生群體接收新事物的意愿比較強烈，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較強、速度較快，但他們對新事物的抵抗力和自我約束力普遍較差，這一群體無疑是受新媒體影響最大的。因此，這對教育教學改革和學校常規管理來說既是嚴峻的挑戰，也是改變傳統教學方式、學習閱讀方式的良機。作為當代大學生，閱讀對于他們的意義和作用不同于一般讀者［2］，一般讀者閱讀行為比較休閑，內容也較為自由，而大學生則更注重于自我精神層面的提升。大學生對閱讀方向、閱讀內容的選擇、理解與接受能力也都與一般的讀者群體有很多的區別。尤其是高職高專的師范生，自身文學素養普遍不高，又在各個區域與地方承擔著“傳道授業解惑”的職責與任務，自身的知識儲備和人文素養都亟待加強，那么閱讀就是高職高專師范生必不可少的一項塑造能力與提升能力的途徑。

一、師范生新媒體閱讀現狀

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新媒體對社會與生活的影響也越來越大，而閱讀同樣也受到了新媒體的影響，各種區別于過往紙質閱讀的閱讀方式層出不窮，例如電子書、公眾號、網絡新聞等。以阜陽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為例（以下簡稱“本校”），本校曾以網絡問卷形式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問卷內容直接相關新媒體環境下本校大學生閱讀情況，如本校師范生閱讀的方向、態度、習慣、特點等相關問題。經過近一個月的問卷收集，利用統計、對比等方法對問卷結果進行了分析，從而掌握本校師范生應用新媒體閱讀的現實情況［2］。本次問卷調查共有376名大學生參與調查問卷。由于本校男生偏少，其中男生只選擇了98人，其余均為女生，涉及學前教育、小學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數學理工科、學前衛生學等各專業。分析結果顯示，本校21%的師范生選擇紙質書籍閱讀與期刊雜志等，她們認為紙質書籍更有收藏價值，閱讀時可以做批注筆記，紙質閱讀的思考性較強，而且書籍信息集中不雜亂，書籍閱讀也因為通過權威出版社的審核與校正而更具權威性；79%的大學生會在日常的學習與生活中選擇電腦閱讀、手機閱讀等新媒體形式閱讀，通過網絡搜索平臺尋找相關知識與方法，用于提升自己能力、日常消遣娛樂等。他們認為新媒體方便攜帶，信息購買便宜，節省空間、互動性強、更加環保等。由此而知，目前本校師范生電子閱讀、網絡學習已成為一種普遍的時尚與主流，遠超以往的紙質媒介閱讀與學習，但是仍有21%的學生選擇傳統紙質閱讀，這也說明傳統紙質閱讀具有獨特的優勢而并未被淘汰。并且，還可發現約85%的學生在電子閱讀上花費的時間并不長，每次閱讀時間約在5—10分鐘，且大多內容是網絡“主動推送”的訊息，其中約有45%的學生會根據自己的偏愛、興趣和喜好進行尋找閱讀，例如娛樂新聞、各類小說、散文短文等。這也反映普遍大學生存在新媒體閱讀時間短，知識碎片化，目的娛樂化等諸多現象。并且，根據問卷結果可知，約23%的師范生閱讀時間較長，閱讀的同時也在思考與理解，存在深度閱讀的行為與傾向，但也僅限于理論閱讀層面，缺乏理論之后的實際行動，缺少將閱讀得到的理論與日常實踐、生活學習相結合等現象。因此，新媒體閱讀雖然發展迅速，對當代大學生影響較為普遍，其形式內容較快讓人接受并傳播，但新媒體閱讀對于師范生來說利弊交加，渠道更加多樣復雜。

二、師范生新媒體閱讀的優勢

（一）新媒體閱讀為大學生提供了便捷。隨著大學生智能手機與微信社交工具的普及，大學生可利用智能手機、電腦或其他移動設備進行隨時隨地的閱讀，把以往固定行為融入日常學習與生活中，例如乘坐火車、上下學路途中等待公交車、宿舍晚上臨睡前等，這使得大學生閱讀場所更加多元化，不再局限于以往課堂及圖書館，閱讀形式也更加便捷。

（二）新媒體閱讀提高了大學生閱讀效率。相較于傳統紙質閱讀的書籍、報刊、雜志等純文本形式，新媒體可以把信息與知識以聲音、圖片、動畫等形式進行多方位展現，給大學生日常閱讀提供了各式各樣的豐富體驗與自我感受。學生可以通過新媒體更快地捕捉到媒介所傳遞及自我所需要的信息重點，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獲取信息的速度，從而節省大量閱讀時間，大大提高了閱讀效率。根據認知心理學，同一信息的編碼越豐富，越有利于信息的存儲和提取。因此，同等情況下新媒體多種形式信息的呈現會比單一文字信息更容易獲取、記憶、提取［2］。而新媒體閱讀的制作者與傳播者更是掌握了受眾的習慣，也提取了內容，將更加精準、形式更加多樣的知識、訊息推送給更多的受眾。

（三）新媒體閱讀提升了大學生閱讀的興趣。傳統紙質閱讀是傳達觀點，展示知識，屬于創作者對讀者的單向傳達。而新媒體閱讀具有雙向傳送、互相討論的特點，新媒體下所有讀者針對閱讀的內容與信息，可以自由發表自己的感悟和想法，可以與不同時間、不同地域、不同年齡、不同文化背景的其他讀者進行交流。文章的創造者也可以參與討論，而這種閱讀后的即時反饋、突破時間等限制的互動交流也為大學生增加了閱讀興趣。

一、網絡信息資源的特點、類型和獲取途徑

（一）網絡信息資源極其特點

1.網絡信息資源

信息資源是指廣各種信息資源的總和可以滿足廣大的用戶，但是要想獲取有用的信息資源需要通過計算機網絡。詳細的說是指所有可以滿足用戶有用的圖像、聲音、文字、動畫等多種形式的信息以電子數據的形式存儲在光盤、磁碟等不是紙介質的載體上，并通過計算機呈現出用戶有用的信息資源，通過網絡通信或者是終端等方式將用戶有用的信息資源呈現出來。

2.特點

1）網絡信息資源的數量增長的非常迅速，但是網絡信息資源的質量總是良莠不齊，在我個人認為只要求數量而不要求質量。例如，In-ternet是一個基于TCP/IP協議聯結各國、各類機構成千上萬個計算機網絡的通信網，而且，它還是一個云集各種各樣大量的信息資源融為為一體的巨大的信息資源網，但是，機構、政府、企業、個人等以各種方式都可以在各個網頁上信息資源，因此就出現了無所不有的網絡信息資源，良莠不齊的網絡信息資源，并具有分布在全球的各個領域全球人類都可以共享到所檢索的這種資源。2）用戶所需要的信息源要求不規范，使用戶難以客觀的著文且錄入。3）所查出的內容豐富多彩，用戶難以得到準確的標示和指引。致使用戶很迷茫。4）存入或獲取本質是最為本質的特征。由于信息資源更新的快，信息資源內容新穎而且時效性非常強。各種網頁上的信息資源具有高度的動態性，用戶所需要的各種各樣的信息資源處不斷淘汰，不斷產生和更新的狀態，由于各種原因，它連接的網頁，網站、網絡也都處在不斷地變化之中，任何一個網站資源都有可能在短暫時間內建立地址、更新地址、更換地址甚至都有消失網址的可能，這樣致使得網頁上的信息資源瞬息間千變萬化。5）由于搜索引擎的快速發展，使得檢索方式快捷方便。這樣，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多元化的知識網絡結構，但是建立知識網絡結構需要利用超文本鏈接并且按照知識單元和知識單元之間的關系建立。通過各種各樣的搜索引擎和檢索系統，在信息檢索時，我們用得更方便更快捷。6）信息資源使用的成本變低。這么說的主要原因是用戶所使用的網絡信息資源大部分都是可以免費使用的，然而，用戶所需要支付費用主要有市話費和網絡費用。就算從用戶信息需要的角度來看，網絡信息資源的使用者拉動了網絡信息資源的有效的配置和合理的配置。

（二）網絡信息資源的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