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影響因素，國內外理論界已有一些相關理論與實證文獻加以探討，但是，由于觀點、方法與分析工具等的不同，目前尚未形成比較統一的認識。特別是，現有相關文獻針對外商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研究，在分析對象上大多只包括發達國家，或是單獨某個發展中國家，較少涉及轉型國家這一特殊類別國家群體。而根據上文所述，外商直接投資對于轉型國家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因此，本文擬以在西方轉型國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且轉型期較為一致的波蘭等東歐四國為例，對其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影響因素進行理論與實證分析，以期能為我國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促進經濟發展提供一些借鑒。

文獻回顧

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資理論基本從市場不完全的角度出發，其基本假設為：在市場接近完全競爭條件下，FDI不可能發生，這些不完全可能來自于商品與要素市場以及政府法規，特別是關稅與貿易障礙等，以至于資源與生產產品無法做有效的分配。Vernon（1966）的產品周期理論通過將新產品的生命周期分為3個階段，說明了動態的比較利益，以及隨著廠商考慮成本因素時轉移生產地點，FDI在其中成為一個相當自然的過程；Knickerbocker（1973）觀察到寡占廠商在一地從事外商直接投資時，其他的競爭者也會跟進，因此提出“跟隨領導者（followingleader）”理論，他假設這些跟隨者之所以會隨著領導公司進入東道國設廠，主要是不想讓領導廠商取得諸如規模經濟等競爭優勢，并將外商直接投資按照服務何種市場分成3類：供給當地市場、資源取得與以出口為目的的投資；Dunning（1993）的折中理論（eclectictheory）結合了國際貿易與國外生產觀點，包含了各種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并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必須在所有權、區位與內部化3個條件都得到滿足的情況下才會進行。其中，區位因素強調的是東道國自身在投資環境上所存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各種可吸引FDI流入的要素。他歸納出4類區位影響因素，包括市場因素、貿易障礙、生產成本與投資環境等。一國投資環境如果能滿足外國投資者所需條件，在所有權與內部化優勢均存在的條件下，跨國公司便會到該國投資生產。以上對外商直接投資相關理論的探討，已從最初古典的比較利益之機會成本問題，延伸到廠商對其他廠商競爭策略的布局研究，特別是Dunning的折中理論將過去外商直接投資的相關理論加以整合，在實際分析上更具彈性，也即在研究上既可以從廠商、特定產業，也可以從東道國的角度去討論。在實證研究方面，Lucas（1993）在探討東亞與東南亞7國外商直接投資決定因素時，基于獨占者對于利潤最大化的外國資金延伸性需求，發展出包含相對價格與其他稟賦變量的基本模型，以及包括區位、市場規模、政治風險等變量的延伸模型，并分析了政治環境對外商投資的影響；Gastanaga（1998）利用折中理論檢驗49個低開放度國家在1970年~1995年間各種有關外商直接投資政策的效果，并認為政策與制度因素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顯著影響；Cassou（1997）利用paneldata分析美國等6個發達國家稅率與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實證結果發現，除了企業稅如預期般具有顯著影響外，所得稅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KerrandPeter（2001）采用市場不完全架構，利用1980年～1998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對中國大陸的外商直接投資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工資水平、開放度與匯率波動均對我國FDI流入具有顯著影響。從以上文獻可知，關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還存在許多分歧，同時，現有相關文獻較少涉及轉型國家。

分析框架

1.理論分析本文研究主要基于Dunning的折中理論（e鄄clectictheory）。其中，區位優勢作為折中理論的重要一環，指東道國擁有一些該國區位環境上的因素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這些因素用來解釋跨國公司在具有所有權與內化優勢下，在外國生產的動機。Dunning把驅動跨國公司進行外商直接投資的要素歸結為4個方面，包括取得自然資源、服務國外市場、重新建構生產行為或改善整體效率與競爭力以及獲取與現有資產互補或競爭的資產以降低風險。比較其他相關理論，折中理論相當具有彈性，它不僅可用在個體的研究，如個別廠商、產業或國家，也可在總體的研究上進行。對東道國而言，區位優勢是內生的，東道國并不會被動地等待跨國公司來投資，它能改變國內政治經濟環境以吸引外資流入。就一國顯示出的FDI數據而言，一個已進入一東道國從事FDI的跨國公司，勢必已將所有權優勢與區位優勢內部化，也即在考慮兩優勢后，決定在海外生產。同時，必須強調的是，不同的區位因素（優勢或是劣勢），對于不同性質的跨國公司而言，存在不同的重要程度。盡管如此，對于東道國而言，營建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從長期來看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東道國在吸引FDI的政策上也主要集中在對區位優勢的影響上，這從Dunning歸納出的4類區位影響因素也可看出。另外，東道國如能通過若干政治經濟改革措施以改變并獲取區位優勢，使得廠商經過內部化過程后投資于該國，則東道國就擁有相對于其他國家的區位優勢。因此，本文假設在給定跨國公司具有所有權優勢的情況下，跨國公司決定內化，并在一國投資設廠，要視東道國的投資環境而定；本研究對象以個別國家為單，并不考慮流入這些國家的FDI國別與性質。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本研究在變量的選擇上采用Nabende（2002）等人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區位因素作為依據，同時考慮到區域性經濟沖擊的影響，將其區位因素主要分為3類，分別為成本相關因素、投資環境因素與總體經濟因素。成本相關因素主要是說明那些在投資國與東道國之間存在重要生產成本要素的不均衡，這種不均衡現象對于投資區位的選擇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如果這些跨國公司主要是以勞動密集與出口導向為主，并且在海外設廠主要是因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不對稱的投入成本，兩地之間不均衡現象則更為明顯。東道國的關鍵成本要素包括實際工資率、匯率、土地與財產權、當地投入成本、稅率、交通成本以及資本使用成本等；投資環境改善的主要因素包括經濟開放程度、投資與貿易體制自由化及政治風險等，其中，外商直接投資政策包括所有權政策、稅率與補貼、價格控制等，貿易政策自由化主要是貿易商品關稅限制的降低；東道國在考慮總體經濟因素時，應注意那些能吸引跨國公司在本國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主要包括市場規模與潛在市場規模兩個變量。基于實際資料數據的缺乏，以及技術上的困難，實際研究中不可能包含上述所有理論變量。本文僅選擇可衡量變量，并對某些難以量化的變量進行變量替代。在成本相關因素上，本研究納入兩變量，包括實際工資率與匯率；投資環境改善變量采用人力資本與政府效能；總體經濟變量采用經濟規模、經濟增長與開放度；此外，考慮到區域性經濟沖擊，還加入亞洲金融風暴變量；最后，本研究加入了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資作為變量。2.模型設計根據上述變量說明，同時考慮到時滯效應，本研究將計量模型設計如下：（略）其中，i為國家，FDI為外商直接投資，gdp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GW為實際經濟增長率，HC為人均政府教育支出，ER為市場匯率（本國貨幣/美元），WAGE為實際工資率，OPEN為開放程度，GE為政府收支余額占GDP比重，D97為亞洲金融風暴（虛擬變量）。#p#分頁標題#e#

實證結果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討轉型國家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影響因素，本研究以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等東歐轉型國家為樣本②，樣本區間為1997年～2011年，對于四國的樣本數據，盡可能保證數據來源的一致性，除了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與聯合國有關機構外，還包括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與各國政府相關網站上的資料。表1顯示了回歸估計結果。實證結果如上表所示，調整后的R2為0.932，F值達到1%的顯著水平，Durbinh值顯示出無自相關的結果。此外，本研究嘗試利用Carree的近似無偏估計法估計動態pandeldata中滯后一期的FDI系數，結果發現，在進行估計過程中，許多數值并未呈現收斂狀態，并且出現負向的數值而無法進一步計算，同時，在能計算的范圍下，事實上所觀察到的計算結果并未產生與原數值差距太大甚至相反效果的情況。在這些條件下，本研究并不對原始結果做進一步的修改與推估。根據以上對東歐四國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影響因素的實證估計，結果發現，9個變量中，僅有匯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開放程度呈現顯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如預期地具有正面影響。匯率方面，東歐國家自然資源豐富，因此，如果東道國匯率貶值，意味著投資者可投資相同金額便可獲取更多的本地資產或雇傭更多的勞工，尤其各國在轉型過程中施行大小規模不等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政策，舊有國有企業在本國匯率貶值時，外國投資者可以較便宜地購入，因而，匯率對于東歐轉型國家具有正面的效果。開放程度的影響方向是負向的，恰好驗證了本研究關于開放程度對FDI的另一個可能影響方向，即開放程度降低反而會吸引FDI進入，不過其效果并不很顯著。另外，東歐國家的FDI流入受到前一期FDI流入影響并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轉型過程中政治經濟變化的原因，如東歐國家在1990年前后就開始施行開放政策，允許FDI進入。東歐國家的匯率FDI流入有正面的顯著影響。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東歐國家在轉型初期對于匯率制度就進行了相當大程度的開放，此四國在現金轉換上大抵是相當自由的，而且，在模型設定上，匯率是以自然對數后的數值進行的，其數值相較于FDI而言，并沒有明顯的波動，因此未能顯著呈現。最后，盡管許多文獻指出，低廉的工資與較具效率的行政組織是發展中國家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兩者并不顯著，可能原因在于，除了這些國家逐漸發展的同時，人力素質也隨之提升，工資因此增加，從而可能產生抵消作用，尤其這些工資基本上為東道國各部門工資的平均，因此未能真實呈現。總之，從實證結果可知，東歐四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吸引外國投資進入這些國家，因而對于匯率的波動影響資產價值特別重視，外國投資也能利用開放程度的下降，轉而直接進入東歐國家生產來搶占市場。然而，由于這些轉型國家雖然已經歷了10多年的市場經濟改革，但就經濟發展而言，它們尚處于初期階段，許多非經濟因素仍干擾著各國，若干的影響因素或許需要再觀察一段時間才能顯現其效果。

提要:近年來，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老撾政府出臺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規，其中最吸引投資者的是經濟特區法令，因為它使外資企業對老撾的投資程序更加簡化，外商投資制度更加透明和公平化，正是因為老撾外資管理制度的不斷修正與調整，促進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對老撾經濟發展起到十分積極的促進作用，體現在促進GDP增長、帶動外貿出口、生產技術水平提升、就業率增加等方面。本文基于對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發展現狀分析，從積極的視角探討外商直接投資對老撾經濟發展的影響。

關鍵詞:老撾；外商直接投資；現狀；影響

多年來，老撾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不斷加強，對外經貿關系不斷擴大的同時，吸引外資的環境也逐漸改善，并且頒布和不斷調整了外資法，這體現出了老撾政府以更加包容和開放的姿態來吸引外商投資者。2012年，老撾正式成為WTO成員國，這為老撾參與國際分工以及經濟的進一步開放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自從老撾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吸引外商投資規模不斷擴大，一躍成為東南亞地區新興外商直接投資地區，經濟增長速度也成為全球最快的國家之一。

一、老撾吸引外商投資現狀

（一）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增長速度。為了擺脫不發達的經濟現狀，提升老撾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老撾政府開始從商業環境、法律法規以及基礎設施等方面著手，為吸引外資創造更好的條件。自從老撾新外資法實施以后，外商直接投資環境得到了進一步改善，外國投資者的法律保障更加穩固，外資準入要求也更加寬松，使得老撾外商直接投資數量快速增長。當前，老撾已經建設有12個經濟特區，共計覆蓋面積達1.96萬公頃以上，成為老撾吸引外商投資重點區域，截至2018年年底，老撾經濟特區吸引投資額共計16億美元左右，共計包含國內外投資企業539家，其中外國投資企業474家。由此可見，外商投資占大部分比例。（圖1）從圖1可以看出，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額從2001年開始不斷上升，尤其是到了2005年和2010年分別取得了量的突破，而且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也沒有縮減，但2011年以后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數額起伏不定，然而整體仍保持較高的水平。除此之外，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企業數量也不斷增多。（圖2）從圖2可以看出，老撾自2009年開始吸引外資企業的數量一直保持在300家左右，與2001年的61家外資企業數量相比增加了很多。整體而言，老撾吸引外商投資規模呈現出了不斷擴大的趨勢。

（二）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自從20世紀90年代老撾頒布外資法以后，在老撾投資的企業共計來自世界40多個國家。據統計，從2001年開始截至2018年，老撾吸引外資總額累計為318.6億美元，但是這其中的大部分投資額來自于東亞周邊國家。其中，截至2016年，中國企業對老撾投資項目共計830個，泰國企業對老撾投資項目為746個，越南企業對老撾投資項目為421個。截至2016年，這三個國家是老撾吸引外資的前三大來源地。其中，中國企業占老撾外資比為38.7%；泰國企業占老撾外資比為16.8%；越南企業占老撾外資比為9.6%。除東南亞周邊國家以外，還有來自日韓以及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投資，其中，2016年韓國企業對老撾的投資額排名第四位，法國和日本分別位居第五、第六位，分別占老撾外資比為9%、4%和3.6%。

（三）外商直接投資在老撾的投資產業結構。隨著老撾吸引外資數量的不斷增多，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老撾投資的行業也表現出了逐漸多樣化。例如，以老撾吸引外資的12個經濟特區為例，吸引外資的產業結構已經涉及到政府投資、開發商投資以及零售商投資，其中建筑行業的開發商投資額較大，零售商投資份額其次。2018年，開發商投資額高達12.7億美元，零售商投資額也高達3.49億美元。從具體行業結構分布來看，商業占外資比例的28%；工業占外資比例的32%；服務業占外資比例的40%，農業等其他產業幾乎為零。

摘要：結合現狀分析江蘇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中存在的問題，并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均衡各產業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利用；加強省內各地區對外商直接投資吸引力；均衡對各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改善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環境等對策。

關鍵詞：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問題；對策分析

一、江蘇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現狀

2012至2016年，江蘇省地區生產總值與上年相比，增長率分別為10.08%、10.54%、8.92%、7.72%、8.51%。可以看出江蘇省地區生產總值從2012年至2016年持續增長且增速較穩定，即江蘇省經濟呈上升趨勢發展且增速較為穩定。在江蘇省經濟發展持續增長的背景下，2012年江蘇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357.60億美元，增長11.29%。2013年金額為332.59億美元，減少6.99%。2014年為281.74億美元，減少15.29%。2015年為242.75億美元，減少13.84%；2016年金額為245.43億美元，增長1.11%。由此看出，2012年至2016年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減少情況為111.17億美元，總體下降。2013年至2015年期間持續出現負增長。2016年，雖然有所改善，但只是略有增加，出現較為特殊的情況，（如表2）即隨著江蘇省經濟增長，江蘇省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量反而呈下降趨勢。

二、存在的問題

（一）不合理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

2012年至2016年，江蘇省三大產業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表現不一，且都不是特別理想。其中，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呈負增長趨勢。盡管第三產業有所增加，但增長幅度較小，這直接反映了江蘇省不同產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的不合理。第一、二產業嚴重減少，而同時第三產業卻有所增長，這種情況與正常三大產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同步增長的合理結構存在嚴重偏差。

內容摘要：本文首先介紹了FDI在中國的總體行業分布情況，以及對中國綠色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其次，文章分析了外資驅動綠色經濟發展的機制。再次，進一步分析當前外商直接投資在驅動中國綠色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最后，結合當前中國實際情況提出了解決相關問題的對策建議。本文的研究將對如何高效發揮FDI對中國綠色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論參考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綠色經濟發展；驅動效應；存在問題；影響機制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多年來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中國經濟總量得到快速壯大，但是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大量的問題。當前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是如何進行節能減排從而實現可持續的綠色經濟增長。當前中國正處在城市化和工業化高速發展的時代，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但是中國人均能源卻特別缺乏。同時，大量工業廢水、廢棄污染物的排放已經造成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因此，為了解決該問題，中國必須依靠科技的進步和管理的創新，降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從而實現可持續綠色發展。外商直接投資（FDI）長期以來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中國對外資企業的吸引力也是逐年增強，FDI的規模從1992年的110億美元一直增加到2019年的1384億美元。如何在當前中國產業結構、經濟總量發生較大變化的情況下，更有效地利用新的比較優勢，從而引導外商直接投資為中國綠色經濟發展做出新的貢獻，成為當前必須要加以解決的重要問題。外商直接投資究竟是促進中國綠色經濟發展還是阻礙中國綠色經濟發展目前還未有明確的結論，學者們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的研究對象進行的分析得到的結論差異較大。 部分觀點認為FDI促進了綠色經濟增長。李文鴻和曹萬林（2020）認為FDI能夠通過帶來的先進技術和綠色創新研發資金支持，促進綠色創新效率提升，而環境規制則會更合理地引導FDI，從而充分發揮FDI對綠色創新效率的支持。也有部分觀點認為，FDI抑制了綠色經濟增長。賈軍（2015）發現FDI對中國環境效率提升產生了顯著抑制作用，當FDI所在地擁有環境技術優勢時，則FDI能夠更好地融入該地區的綠色生產中，從而促進綠色經濟發展。李光龍和范賢賢（2019）認為FDI對中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抑制作用，而這種抑制作用在中國的中西部地區更為顯著，而貿易開放的提升則能夠降低FDI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的抑制作用。其余學者認為不同類別的FDI對綠色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存在較大差異。咼小明和黃森（2018）發現只有以國內市場作為主要目標的外商直接投資才會促進中國區域綠色經濟的發展，因而各地區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時，一定要對外商直接投資進行分類，減少引進那些以出口為主要目的外商直接投資。周杰琦和徐國祥（2020）就FDI影響中國省級綠色經濟增長進行研究，發現當要素市場扭曲效應較高時，FDI通過資源詛咒和低端產業鎖定效應抑制區域綠色經濟增長，當要素市場扭曲效應較低時，FDI通過綠色技術溢出效應促進綠色經濟增長。余穩策和楊立卓（2017）認為不同類型的FDI對中國綠色經濟發展產生了差異化影響，其中來自于西方發達國家和來自于服務業以及相關高端制造業的FDI對中國綠色經濟發展產生促進作用，而其他類型的FDI則不利于中國綠色經濟發展。本文的后續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紹FDI在中國的總體分布情況，及其對中國綠色發展帶來的影響。第三部分詳細分析外資驅動綠色經濟發展的機制。第四部分分析當前外商直接投資在驅動中國綠色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第五部分結合當前中國實際情況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建議。

二、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的分布現狀

FDI在不同產業的分布情況直接影響著地區綠色經濟發展。當FDI主要集中在以重化工業為代表的第二產業時，則消耗能源大、污染物排放水平較高，此時就會對地方綠色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當FDI集中在能耗低、污染物排放水平低的第三產業時就會對地方綠色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表1顯示了近10年中國實際利用的FDI總規模，以及中國三大產業吸引FDI的規模。由表1發現，2010年-2019年區間中國實際利用的FDI實現了穩步增長，FDI的規模已經由2010年的1057.35億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381.35億美元，其中第三產業實現了較快增長，第三產業FDI的規模已經由2010年的499.63億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952.73億美元，而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則分別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由圖1發現第三產業實際利用的FDI占總FDI規模的比重由2010年的47.25%增加到2019年的68.97%，而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實際利用FDI占總FDI規模的比重則分別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不同來源地的FDI所投資的產業領域不同，因而其對綠色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也存在著較大差異。通常來自于中國臺灣地區以及日本和韓國的FDI，更多是投資于勞動密集型和相關污染程度比較高的行業，而來自于歐美等發達國家的FDI更多集中于電子、機械和其他精密儀器生產行業。由表2發現，來自于荷蘭、德國等西歐發達國家的FDI出現一定增長，而來自于中國臺灣地區和日本的FDI在緩慢減少，因而總體上FDI來源地的變化可能對中國綠色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三、外商直接投資驅動中國綠色經濟發展的機制

FDI與進出口貿易通常被看作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催化劑，它們之間的關系也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熱點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積極發展外向型經濟，大力發展對外貿易，貿易規模迅速擴大，對外貿易依存度也不斷提高，外商直接投資逐漸成為廣東省利用外部資源的主要方式。進出口貿易的不斷擴大和外資的流入對廣東省的經濟增長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廣東省FDI、對外貿易的發展情況   近年來，國內外展開了新一輪的利用外資競爭，廣東利用外資的龍頭地位已被后起的江蘇全面超越，并且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速明顯趨緩，越來越多的省市正在追趕廣東。讓廣東省更擔憂的是，中國2010年實際使用外資突破千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057.4億美元，同比增長17.4%，而相比之下，2010年廣東全省新批外商直接投資合同額246.01億美元，增長40.11%；實際投資額202.61億美元，增長3.72%.廣東吸收外資增速已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07-2009年由于受到次貸危機的影響，我省的進出口也全面下滑，因此有必要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對廣州經濟的影響情況。   二、實證研究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廣東省統計年鑒》2010，其中進口(ex)、出口(im)和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數據用當年的匯率折算為以億元為單位的人民幣。因為數據的自然對數不改變原來的協整關系，并且能夠使其趨勢線性化，同時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現象，所以對各變量進行對數變換。對GDP、FDI、EX、IM分別取對數，得到序列LNGDP、LNFDI、LNEX、LNIM。再分別進行ADF單位根檢驗。   1.平穩性檢驗   本文采用ADF檢驗法來檢驗平穩性。由表2-1的檢驗結果可知，所有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是平穩的。   2.協整檢驗   根據上文的單位根檢驗，時間序列是平穩的，LNGDP、LNEX、LNIM、LNFDI是零階單整序列，由于零階單整同樣符合協整的前提條件，對變量做協整分析是用來檢驗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協同趨勢，至于這種協同趨勢的有效性還要通過檢驗，并且通過誤差修正模型修正。因此LNGDP、LNEX、LNIM和LNFDI之間可以進行協整檢驗。本文將采用Johansen檢驗，在協整檢驗前必須先確定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由于五個評價指標LR、FPE、AIC、SC和HQ全部認為應該建立VAR(2)模型，因此，確定滯后階數為2。Johansen檢驗，結果如表2-2和2-3所示。在5%顯著水平上，協整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結果表明四個變量之間存在最多3個協整關系，因此各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穩定關系和趨勢。從上面的協整方程可以看出，在長期內，廣東省的經濟增長與進出口之間存在著穩定的正相關關系，和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存在穩定的負相關關系。   3.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由表2-4可以看出，在90%的置信水平下，EX不是GDP的格蘭杰原因和IM不是GDP的格蘭杰原因拒絕了原假設，說明EX是GDP的格蘭杰原因，IM是GDP的格蘭杰原因，出口可以引起經濟增長的變化，進口可以引起經濟增長的變化，但FDI不是GDP的格蘭杰原因，接受了原假設，外商直接投資不能直接引起GDP的變化。反過來，GDP不能夠稱進口、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的格蘭杰原因。   4.脈沖響應分析   在模型中將沖擊作用的滯后期設定為15年。從脈沖響應圖可以看出，出口在前5期會對GDP有正效應，隨著時間推移從第6期開始對GDP有負效應。進口貿易的增加，對GDP有正效應。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在前5期出口會對GDP有正效應，隨著時間推移從第六期開始對GDP有負效應。   三、政策建議   要進一步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通過本文的分析，外商投資對廣東經濟增長的影響要小于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原因是利用外資的質量不高。因此，在新形勢下，廣東省除了要繼續擴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外，更應重視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率，要把引進外資工作的重點從單純吸引國外資金為主轉移到引進先進技術、引進現代化管理、引進專門人才方面來，積極引導外商直接投資向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轉移，擴大外商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作用，推動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   繼續開拓國際市場，提高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增加其附加值。出口貿易對廣東省經濟增長有一定作用，但這種作用還是比較小。目前廣東省出口貿易市場不均衡，因此，必須有步驟地開拓具有發展前景和潛力的市場，多元化開拓國際市場，發展新的出口增長點。同時，還要改善出口商品結構，加強技術改造，提高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   要高度重視和擴大進口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從實證分析中可知，進口貿易對廣東省經濟增長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因此，要正確看待進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加強對外商投資企業進口的監督和管理，使廣東本地企業在合作中盡可能地掌握核心技術。

內容摘要：本文利用中國A股上市企業2007-2018區間的面板數據就外資流入對企業信貸融資產生的具體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發現：總體上外資流入使得企業更容易獲得信貸融資；從所有制角度來看，外資流入使得非國有制企業更易獲得信貸融資，而對國有制企業的影響不顯著；從融資約束角度來看，外資流入使得高融資約束企業更易獲得信貸融資，而對低融資約束企業的影響不顯著。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融資約束；異質型企業；外資流入；企業信貸融資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所產生的積極影響已經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外商直接投資能夠帶來更加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式，進而有效促進國內企業的發展。根據學者們已有研究發現：由于地方保護和市場發展的不成熟，中國當前資本配置效率偏低。宋馬林和金培振（2016）認為由于中國現實中大量存在地方保護，使得資本資源錯配嚴重，大量優質企業無法獲得信貸資金支持。譚語嫣和譚之博（2018）認為由于大量僵尸企業的存在，弱化了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優質企業無法獲得信貸資金。而外商直接投資能夠優化中國的資本配置。郭炳南和唐利（2020）發現外商直接投資能夠促進中國綠色經濟效率的提升。張士軍（2016）基于浙江省民營企業數據進行的實證分析發現外商直接投資能夠影響企業銀行貸款的獲取，進而對企業出口產生影響。筆者梳理文獻發現：當前從微觀層面就外資流入對企業信貸融資產生的影響進行分析的相關文獻較少。為此，本文收集了2007-2018年中國A股上市企業的面板數據就外資對企業信貸融資產生的具體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并深入探討了這種影響對不同所有制與不同融資約束企業間產生的差異影響，從而拓展當前的研究。

二、研究設計

（一）計量模型建立與變量選取。為了分析外資流入對企業信貸的影響，本文建立如下計量回歸模型：loanit=α+β1fdiit+∑βcontrolscontrolsit+εit（1）其中loan代表企業信貸規模，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資，controls代表控制變量。下標i代表企業，t為年份，ε為誤差項。如果fdi的回歸系數為正且顯著，則表明外資流入使得企業更容易獲得信貸資金。

（二）變量定義和解釋。上述模型設定中涉及的變量定義如下：企業信貸規模。信貸規模采用企業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從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獲取）的對數值來衡量，該數值越大表明企業越容易獲得信貸資金。外商直接投資。本文將外資企業所持有的股數占上市企業總股數的比重作為外資流入情況的衡量指標，該指標越大則表明越多的外資流入了該企業。其他變量。本文進一步控制了其他可能影響企業信貸融資的主要變量，這些變量包括：凈資產收益率（roe）=凈利潤／平均股東權益，代表企業的盈利能力；資產負債率（lev）=總負債/總資產，代表企業的財務杠桿率；總資產增長率（dev1）=本年總資產增長額/年初資產總額×100%，代表企業的發展；最大股東持股比率（large）=（最大股東持股數量/總股數），代表最大股東對企業影響力；現金資產比率（rmoney）=（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余額/總資產），代表企業流動性；托賓q值（qa）=企業股票市值/資產重置成本，代表企業的經營績效。

摘要:基于2009－2017年珠江三角洲9個城市的面板數據，探究外商直接投資(FDI)和國際貿易的雙重溢出效應對區域創新的影響機制。研究表明，珠江三角洲的區域創新能力呈現兩極化，深圳、廣州創新發展能力持續增加，而其他城市則增長緩慢;國際貿易溢出對珠江三角洲區域創新能力存在顯著正效應，但并沒有發現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企業創新;研發投入是提升珠三角區域創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區域創新;外商直接投資;國際貿易;珠三角

一、引言

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廣東由于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得到中央政府的重視，先后設立了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經濟特區。其中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區域與省內其他地區發展具有巨大的差異，無論在基礎設施建設、國際貿易、還是地區生產總值都是廣東乃至全國都是突出的。近年來，對外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對珠三角地區而言尤甚。一方面，對外貿易不僅通過向國外出口產品增加了珠三角地區的經濟產出水平，而且通過更有效的配置資源和加快技術升級大大提高了生產率。另一方面，FDI的流入對于珠三角經濟的貢獻包括擴大資本構成，加快技術轉移，增加就業和出口。總之，對外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珠三角市場擴張，加快了當地企業改革，并且刺激了不同行業的競爭。但是對外貿易和FDI溢出效應并非只有積極的。本文試圖探究外商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對珠三角地區區域創新能力的作用大小和方向，從而為相關部門提供有關發展建議。

二、文獻綜述

(一)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溢出效應。SpencerJ．W．(2008)認為FDI的積極溢出效應可以通過以下渠道進行:第一，示范效應。跨國企業對東道國企業的投資使當地企業可以觀察和模仿跨國企業的技術、組織實踐、經營戰略，通過“干中學”的方式向跨國企業學習，有利于促使當地企業提高其自身競爭力。第二，當地聯系效應。當跨國企業在與東道國企業開展交易活動時，可以對當地企業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產生溢出效應。第三，雇員流動效應。跨國企業會更加注重企業人才培養，所以當跨國企業的雇員在當地企業找到新工作時，尤其是經歷離開跨國企業而到東道國的企業任職或者自主創業，跨國企業的戰略和運營細節可以傳播到當地企業，產生水平溢出效應。第四，競爭效應。通常跨國企業比本地企業有更高生產力，導致本地市場的競爭加劇，從而迫使本地企業通過更新制造技術、采用先進管理手段和營銷技術來迎接這個競爭性挑戰來提高他們生產力，強化自身創新能力。

(二)國際貿易的溢出效應。國際貿易主要通過以下四種傳導機制作用于區域創新:第一，技術模仿。國際貿易促進了國家間的交流，由于國家間的技術水平不同，具有較低技術水平的國家通過進口具有較高技術水平的產品，從中對高技術國家的產品進行模仿，從而提高其自身的生產技術水平。第二，知識產權保護。當進口國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較差時，出口國企業為避免本國產品的核心技術被竊用，會向出口國出口較低技術水平的產品，而當進口國的知識產權較為完善時，有利于國外技術的不斷流進。第三，技術模仿利潤驅動。當國外創新技術進入本國市場時，由于本國市場的各種條件尚未完善，此時的模仿能力較低，而且國外企業也過設置各種瓶頸阻礙本國企業進行模仿，但是隨著本國企業的不斷模仿，本國產品的技術工藝上升，此時本國產品有較大的利益空間，也推動模仿速度將不斷加快，最后當該技術處于衰退期時，技術模仿所帶來的利益將最低，因此本地企業對創新技術的模仿呈現一個先慢后快再慢的曲線。第四，培育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本積累有助于本國實現，技術進步，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經營策略等等，從而提高本國技術創新水平(李曉等，2018)。

摘要:伴隨經濟的發展，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成為全球各國關注的焦點，人類可持續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目標，本文在可持續發展背景下探索了中國裝備制造業的發展問題，主要分析了環境規制影響中國裝備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升級現狀問題，從直接和間接的角度分析了其影響路徑，期望為中國裝備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升級提供理論借鑒。

關鍵詞:環境規制;裝備制造業;發展現狀

1我國裝備制造業現狀

我國裝備制造業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快速發展，目前已成為世界一流的裝備制造大國。但受產能嚴重過剩、關鍵技術短缺以及裝備行業在價值鏈中長期處于低端地位的影響，裝備制造業近年來仍處于低迷發展狀態。2010年以來，規模以上產品工業總產值增加值雖然呈現出擴張的趨勢，但是其增速呈現出下降的趨勢，發展遇到了一定瓶頸。同時，裝備制造業采購管理指數保持在50個百分點左右。這表明裝備制造業的發展趨勢不容樂觀，尤其是新興的鋼鐵、化工等傳統裝備制造業。由于營銷活動的低績效，運營陷入困境并難以盈利。2015年11月，中央財政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首次明確提出推進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總體思路，旨在有限度地調整和優化我國現行市場經濟體制結構，實現資源要素的合理優化配置，促進其高質量的市場經濟活動和增長。隨著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特別是“三走一減一補”的逐步實施，我國裝備制造業正悄然從一個新時代的起點開始，從一個更高層次的時代轉型。

2環境監管及環境法規情況

國家越來越重視環境資源和經濟社會環境保護，追求協調發展、共贏。為了有效減少大氣污染物的排放，大大改善其環境質量，一系列環境管理監管措施相繼出臺。正如黨的十九大明確強調的那樣，中國應該不斷推進空氣污染的預防和控制。所以嚴格的環境監管將被視為中國今后長期將繼續推進的一項重大政策措施。雖然環境管理條例的實施有利于保護和維護我國的自然環境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環境，但這種管理模式必然會直接影響到包括裝備制造業在內的其他行業。在新古典經濟學完善競爭市場的動態分析理論框架下，為了更好地保護和優化企業環境，企業必須加大對該領域生產技術應用領域的人員和資本投入，不斷創新和提高，升級生產技術，調整和優化現有工藝。否則，企業將無法補償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對人員或社會環境造成的損害，如支付排污費等。同時，從產業的角度來看，由于許多產業同時處于產業鏈的不同層次，它們之間可能存在著很強的相關性。因此，如果一個產業鏈受到環境監管的嚴重影響，也可能通過整個產業鏈的關聯效應對其他相關產業的環境產生二次影響。這一說法得到了國內外許多研究成果的證實。在中國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下，越來越多的環境問題逐漸顯現。然而，環境法規的引入給設備制造業帶來了新的市場壓力。因此，它對裝備制造業的重要性和影響以及它們之間的傳導機制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在這些研究中，早期的主要議題集中在國際或特定地區和國家之間的比較。目前，隨著科技界人士對這一影響的關注，研究范圍正在逐步縮小，并進一步細化到一些地區甚至特定行業。在研究內容的形式上，逐漸從早期的確定性研究轉向定量分析。目前，關于裝備制造業環境規制對環境因素的具體影響及相關研究還沒有達成一致的結論，存在諸多分歧。然而，一般來說，大多數研究人員認為，環境法規的引入將給裝備制造業帶來明顯的限制和影響。同時，就本文的具體內容而言，目前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創新能力、企業短期和長期績效，但研究成果數量仍然較少，需要進行系統的論證和分析。

3環境規制對中國裝備制造業發展現狀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