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課程目標的思考

根據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研究生培養目標及“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的課程特點，我們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課程目標的建構應體現出課程目標的三個維度:

(一)社會發展目標

社會發展目標是社會期望在課程目標中的具體體現。“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課程的社會發展目標是與思想政治教育碩士專業的培養目標相一致的。其培養目標為:培養黨政工作管理干部和學生工作管理干部及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因此，要求學生不僅要具有堅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和本專業系統的專業知識，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較好地解決實際問題，還要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的講授與傳播方面具備獨立工作的能力和較強的社會實踐基礎，成為能夠在高校從事科研、教學工作的高層次專門人才。

(二)學科知識目標

學科知識目標是課程目標實現的載體。學科知識目標會體現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的課程要求上，具體表現為:要求研究生對“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有較為全面、系統的了解，能夠基本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的理論知識，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的歷史經驗，比較系統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基本研究方法，充分認識心理學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義，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發展動態，提高對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的理論認識。

(三)心理發展目標

一、研究生思想道德應該怎樣引領

研究生隊伍當中，會有很多價值取向，更是多元化存在，我們應該多關心國家大事，應該具有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尤其是在我們祖國人民生活條件不斷的提高，偉大祖國實力不斷增強的今天，作為新一代天之驕子的研究生更應該真正了解自己所背負的神圣使命。在研究生這個龐大的群體中首當其沖的應當從教育入手，開設教育課程從根本上提高整體研究生的思想道德建設。其次引領研究生從最簡單做起，古人云不以善小而不為研究生群體也是一樣從最簡單的知、書、達、理開始做起必定會得到更大的提升。最后實行全民從監督，現在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全民都在提高道德精神文明建設，在這時如果全民參與進來互相的進行監督，那么提高研究生思想道德建設指日可待。

二、研究生思想道德對和諧社會的重要性

研究生思想道德里存在道德意識和道德情感，當代研究生更應該具備道德責任感，研究生這個層次，應該定性為高層次人員，對于歷史責任，這個群體更應該擔負起歷史的使命，不僅單指對國家，對家庭對愛情這都能體現出來它的重要性，更不能忽視對社會以及他人的社會道德，也不能只單獨看中個人利益，以功利主義為自己的價值觀，應該具有正確的道德認識和道德責任，做到知行統一，道德認知的水平提高了道德責任感也會增強，研究生應該道德主流積極向上。應該具有比較成熟的道德觀念。應該加強自己的愛國主義情懷，深知自己使命感。

三、研究生思想道德教育對建設和諧社會起到的重大意義

一個美好和諧會是我們一直向往，夢寐以求的。從古代刀戈鐵馬到現代信息文明這幾千年來我們人類為了這個各諧社會不斷的努力，從未停息。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也是研究生義不容辭的責任。也許會有人問建設一個社會豈能是一個研究生就能建設得了的，但是俗話說眾人拾柴火焰高，你我共伸一把手，和諧社會天天有。在這個飛速的信息化時代里，人們身邊每天都有著日異月新的變化。但是隨著我們年齡、知識、還有所謂的境界的增長的同時是否還記得當初從小學就開始學習的思想道德教育。現在出現了這么一種狀態在我們社會的大家庭下往往不遵守規則、不注重道德的往往是成年人。例如最簡單的公交車讓座、車窗拋物、公共場所吸煙等等……為什么隨著年齡的增大，教育的深入，境界的提高反而我們的思想道德水平成反比例下降。和諧社會下的思想道德建設，就是要解決我們整個國家民族的精神支柱以及精神動力的問題。思想道德建設引領著精神文明建設的方向，可以說是精神文明建設之源。提高研究生思想道德教育就是提高了國之根本，更是提高了國之素質使社會更加井然有序的運行，使科研學術更加創新的開發。所以對研究生思想道德建設刻不容緩。

四、結束語

摘要：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以信息技術的廣泛深度應用為特征的融媒體時代。在融媒體時代，學術期刊作者與編者的各自角色定位與相互作用關系，在社會文化變遷和科學技術創新的背景下，在不斷演變。學術期刊作者與編者的角色，在學術論文的課題研究、論文寫作、編輯校對、出版傳播四個環節，實現了開始融合、加深融合、深度融合、高度融合的發展過程。學術期刊作者與編者的角色融合，未來將呈現出更加多彩的態勢，值得學術共同體持續關注。

關鍵詞：融媒體；學術期刊；作者；編者；角色；融合

一、前言

學術論文是人類探索自然和思考社會的思想成果和理論結晶。學術論文組合成為學術期刊。“學術期刊是國家科研和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繁榮學術研究，推動文化創新，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自從世界上第一本學術期刊LeJournaldesScavans（可譯為《學者雜志》）于1665年在法國創刊以來，學術期刊作者與編者的各自角色定位及其相互作用關系就隨之產生了。學術期刊作者和編者的角色的連接紐帶，是刊發在期刊上的學術論文。一般認為，作者是學術論文的創作者,編者是學術論文的加工者。學術期刊作者與編者的角色之間的關系，隨著學術期刊本身的變遷，以及科學技術、社會文化的發展而變化，從高度重合，到逐步分離，再到相互融合，經歷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過程。在學術期刊隨著印刷術的出現而誕生和成長的起始階段，作者與編者的角色高度重合。在學術期刊產生后的一段時期，作者與編者的角色是高度重合的。無論是歐洲歷史悠久的學術期刊，還是中國早期出版的學術期刊，“作者即編者，編者即作者”的現象普遍存在。在學術期刊隨著社會工業化而不斷壯大的階段，作者與編者的角色逐漸分離。從工業革命時期到二十世紀末，科學技術實現了若干次跨越式創新，社會經濟生活領域中崗位設置日益專業化、職業化。學術期刊作者與編者的角色逐步分離，重合之處日益減少，即“作者是作者，編者是編者”。在學術期刊伴隨信息技術廣泛應用而轉化為融媒體的階段，作者與編者的角色開始相互融合。在融媒體時代，由于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的廣泛應用，學術論文研究、寫作、編校和出版傳播的模式發生深刻變革。學術期刊作者與編者在工作上的交流溝通日益增多，角色開始相互融合。融媒體時代，學術期刊作者與編者的角色融合，表現為在學術論文的構思、寫作、編校到出版、傳播的流程中，在各個環節上，作者與編者自身學術活動的范圍拓展和相關各項工作的相互介入。融媒體時代，學術期刊作者與編者的角色開始融合，反映了學術期刊本身發展的要求，也是信息技術廣泛深入使用的結果。作者受到各種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激勵和約束，需要盡可能多地發表學術論文；學術期刊擁有建設學術品牌的動力和面臨評價體系的壓力，力求發表高質量的學術論文，而且在發文數量上有所控制。這樣，形成了作者投稿數量多而期刊發文數量少的結構性矛盾。為了解決這一結構性矛盾，作者與編者必須實現角色融合，才能實現作者投稿與期刊發文的精準匹配。信息技術的廣泛而深度的應用，為作者與編者的角色融合提供了支撐。作者進行研究、撰寫論文，編者編輯校對、出版傳播，作者與編者的溝通交流，都隨著融媒體時代信息技術的應用發生了深刻的模式變革。特別是作者與編者的聯系，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方式更加多元化，使得作者與讀者的角色開始不斷融合。

二、課題研究環節作者與編者的角色融合

作者的思想和知識是學術論文的源泉，而思想和知識來自科學研究。在融媒體時代，無論是在自然科學領域，還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科學研究都需要一定數量的資金投入（通常以課題立項的形式撥付）作為保證。這使得學術論文的“生產”大多依賴于課題研究，即論文的完成需要大量的課題經費支持。可以說，在融媒體時代，作者沒有課題，論文難以產生。對于學術期刊而言，論文受到課題經費支持的情況，也是期刊評價的重要指標，例如北京大學圖書館等機構編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在設定核心期刊評價指標時，明確列入了“基金論文比”（學術期刊發表的受到課題經費支持的論文所占比重）。為了實現作者投稿與期刊發文的精準匹配，作者與編者需要相互“發現”，即編者尋找目標作者，組織稿件，作者確定目標期刊，投出稿件。作者和編者需要建立長期的、穩定的合作關系。在課題研究環節，憑借融媒體的各項技術，作者與編者的角色開始融合。

（一）作者在課題研究環節的角色。在課題研究環節，以課題的申報、研究等工作為基礎，作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向編者的角色靠近。作者應當明確，自己不僅是課題的研究者，更應當成為課題的宣傳者、論文的推薦者。進一步樹立打造個人學術品牌的意識。作者應當積極申請各種類型的課題，尤其是國家級課題，爭取成為課題的主持人或者參與者。課題立項開始運行后，收集整理數據，依據課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構思可能的創新方向，凝練創新之處，并開始撰寫學術論文。在此基礎上，利用各種期刊評價成果，例如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的《中國科技核心期刊目錄（自然科學卷）》、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遴選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目錄》、北京大學圖書館等機構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推出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AMI綜合評價報告》，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編制的《中國學術期刊評價研究報告》等，確定投稿的目標期刊。除了傳統的信件往來和電話聯系，作者應當使用融媒體時代的先進技術，例如微信、微博、手機客戶端等，及時向目標期刊的編者介紹課題立項情況和論文主題側重，特別需要突出論文的創新之處。

一、導言：我與《江海學刊》的結緣

我是20世紀80年代初進入華東師范大學學習的。在改革開放剛開始的年代，由于荒廢了十幾年時間，我進入大學后，讀書的欲望十分強烈，總是希望能夠找到更多的書來讀，所以每個星期都會到上海的南京路及福州路的書店里淘書。我在上海上學7年，那種淘書之樂趣也保持了7年。直到現在，到書店淘書仍然是我最大的嗜好。但是，在那個時代，由于出版物少，即使有經濟能力也是無書可買。所以，要滿足自己讀書的欲望，只好到學校的圖書館尋找。我算是十分幸運的，在那個找不到書的年代能夠在華東師范大學上學。因為華東師范大學具有久遠的歷史，她是1954年由上海幾所老牌大學合并組成，包括上海的圣約翰大學、華夏大學等。當時，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的圖書收藏量是非常豐富的。所以，在上海讀書7年的時間里，泡在圖書館里是我最幸福的時光。那時候，我只要不上課，圖書館開門，就會坐在圖書館固定的位子上。后來去多了，我也與圖書館的管理員結下友誼，他們有什么事情，我都會幫著做，成了當時圖書館的編外管理員。就當時來說，對此我也感覺到非常自豪。也正是這樣，我與《江海學刊》結緣了。我最早是在圖書館期刊的過刊書架上看到《江海學刊》的，翻閱之后就覺得是一本可讀的雜志，很有學術品位。所以，在上海讀書的7年里，幾乎每一期都會借來閱讀，從中獲得了許多知識。在此，我還得向《江海學刊》說一聲感謝，感謝我在那個時代遇見了你。離開上海之后，在外工作及學習十幾年，后來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做學術研究，論文寫好之后投稿時，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學期間讀過的幾本雜志，《江海學刊》自然是我的心愛之選。有一年單位年終總結，單位的領導就問我，你為何老是把文章投稿到這幾本雜志去，我說我喜歡。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與《江海學刊》結下了不解的情緣，我與《江海學刊》的友誼也沒有間斷過。2018年6月初，戰炤磊編輯告訴我，《江海學刊》要搞一個出版發行60周年的紀念活動，要我寫一篇與《江海學刊》建立友誼的文章，我欣然答應。但是，接到任務之后，一直在琢磨到底寫什么好，拿著這本雜志翻來覆去，最后眼睛一亮，終于找到本文的聚集點。《江海學刊》作為一本“關注學術前沿，倡導標新立異、引領學術爭鳴”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性期刊，它是如何獲得首屆“國家期刊獎”的？《江海學刊》作為一本地方性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性期刊，如果沒有特別的功夫，要在眾多的期刊中脫穎而出并非易事。而這也許就是《江海學刊》60年來點點滴滴升華的結果。本文先是簡單地從知網所統計的三本同類型學術刊物被引用最多的12篇論文來做一個比較分析，據此洞察《江海學刊》的實力所在，并由此引申出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公共理性的基本特性；然后在此基礎上討論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本質及內在價值；最后在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公共性的基礎上討論保證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得以發展與繁榮的條件及環境。

二、從三本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看學術刊物的公共理性

對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質量的評價，目前國內有各種各樣的評價體系、評價機構及評價標準等。目前國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評價指標有20種以上，其中影響因子、引用率等量化指標最為重要。黃頌杰教授也認為，學術期刊發文被引用量或引用率和被轉載量或轉載率這兩個量化指標是學術期刊質量高低的主要評判標準，特別是被引用量或引用率更具有客觀性，最為重要。《江海學刊》之所以能夠在1000多種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脫穎而出，獲得首屆“國家期刊獎”，肯定有其過人實力。本文從知網上簡單地選取了3本有代表性的同類型的學術期刊：《江海學刊》《學術月刊》《社會科學戰線》，每一種期刊選取被引用量最多的前12篇論文，并列出這12篇論文的下載量和下載量排序。通過對這些數據進行簡單分析，看到了下面有趣的現象，并對此進行簡要地分析解釋，由此一葉知秋。首先，從三本雜志引用量最多的12篇論文的情況來看，《江海學刊》所刊出論文的最高引用量為1178，最低引用量為242；《學術月刊》所刊出論文的最高引用量為676，最低引用量為170；《社會科學戰線》所刊出論文的最高引用量是394，最低引用量是160。從這些數據來看，《江海學刊》所刊出論文的最高引用量分別是《學術月刊》和《社會科學戰線》所刊出論文的最高引用量的1.74倍和2.99倍；《江海學刊》第12篇論文的引用量分別是《學術月刊》和《社會科學戰線》同樣位置論文的引用量的1.42倍和1.51倍。盡管這種量化比較受采集數據量少的限制，存在某種程度上的不足，但同樣不失一般性。由此可以容易地推導出，在整體上《江海學刊》所刊出論文的引用量要高于另外兩本雜志，如果以所刊出論文的引用量為衡量學術期刊質量高低的重要標志，那么《江海學刊》當然優于另外兩本雜志。其次，從三本雜志引用量最多的12篇論文的下載量的情況來看，《江海學刊》所刊出論文的最高下載量是17533(1)（括號中的數字是三本雜志下載量的各自排序，下同），最低下載量是1499（174）；《學術月刊》所刊出論文的最高下載量是8292（2），最低下載量是692（1160）；《社會科學戰線》所刊出論文的最高下載量是11206（1），最低下載量是835（726）。也就是說，《江海學刊》所刊出論文的最高下載量分別是《學術月刊》和《社會科學戰線》所刊出論文的最高下載量的2.11倍和1.56倍；《江海學刊》的前12篇論文中的最低下載量分別是《學術月刊》和《社會科學戰線》同樣位置論文的1.42倍和1.51倍。論文下載量可以反映對社會重大問題的關注程度。上述比較意味著《江海學刊》所刊出論文所討論的話題的社會關注程度遠遠高于《學術月刊》和《社會科學戰線》。第三，對于三本學術期刊的質量比較，為何不選擇通行的所刊出論文的被轉載量或轉載率，而是選擇所刊出論文的引用量及下載量呢？因為論文的引用量和下載量比論文的轉載量更具客觀性，學術期刊所刊出論文的引用量和下載量是直接面向讀者。只不過，學術期刊所刊出論文的引用量和下載量所面臨的讀者有所不同。論文引用量對應的讀者更多的為專業性讀者，由此顯示出所刊論文的專業性，而論文下載量對應的讀者是專業性讀者與一般性讀者之和，兩者都是讀者行為的直接結果，更具有客觀性。而轉載量往往會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如轉載期刊篇幅、編輯人員能力及取向等限制），其評價客觀性可能會降低。所以，黃頌杰教授認為，以轉載量為評價標準，意味著凡是被轉載的就是優，而未被轉載的則是非優，這是一個未被驗證的似是而非的虛假命題。本文基本上認同這種觀點。第四，從上面所選擇的36篇論文的主題來看，除了幾位學術大家（如譚其驤、鄧廣銘、顧頡剛等）所討論的論題較為小眾化之外，所涉及的論題基本上都是現代社會生活中的重大課題（或既重大又熱點），如城市化、農村、農民工、公共政策、金融危機、產業鏈、法治建設等，而這些論題又都是當前我們社會所面臨的最為重大的公共問題。正如韓璞庚教授指出的那樣，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就是多元性知識主體進行多元化異識整合的一個平臺或者說學術交流的公域，同時也可以說是催生與促進公共理性的搖籃與溫床。可以說，人文社會科學期刊通過一套嚴格的編輯程序，把當代最具學術性的論文匯集到這個平臺上，同時通過這個平臺把這些學術思想、知識和信息傳播給社會。正是從這意義上說，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具有公共品的特性，它所形成的是每一個時代的公共理性。當然，這里所指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具有公共品的特性，不僅是指它在消費上具有完全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特征，更是指學術思想的創造或生產只能通過公共的方式來實現。與這類公共品所產生的效益相比，學術期刊出版發行所支付的成本及讀者購買期刊所付出的成本完全可忽略不計。所以，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質量高低，既可以通過所刊出論文的引用量來衡量，也可以通過所刊出論文的下載量來反映。后者正是反映了學術期刊通過一套嚴格的編輯程序對現實生活中重大問題與熱點問題所具有的公共性的理論回應。在這個意義上，上述的三本學術期刊相比較，《江海學刊》同樣略勝一籌。而下一節對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本質特征和內在價值的討論，則是對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所具有的公共理性特征的進一步展現與深化。

三、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本質特征和內在價值

學術期刊是刊登學術研究成果的載體，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是刊登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成果的載體。這是學術期刊的本質特征。從1665年法國的《學者雜志》問世開始，這一宗旨或本質特征從來就沒有改變過，否則就不是學術期刊了。也就是說，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本質就是其學術性，其本質特征就是刊登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成果，離開了這種本質特征就不是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了。現在的問題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性是什么？其學術研究成果又是什么？我們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來識別和評價其學術性及學術研究成果？一般來說，學術通常是指對存在物及其規律的學科化論證，是指知識的累積和系統專門化的學問。英文通常用Academia這個詞來表示，并由此引申出學術是進行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科學與文化群體，即學術界或學術機構。就此而言，學術的內涵應該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一是學術研究機構，二是學術，三是思想。所以，在古希臘Academia最早起源于一種地名，是一種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或榮譽會籍的機構，它是對專門化知識進行討論與研究的場所。此涵義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本文的重點在于學術與思想的兩個層面。在中國古代，學術的含義有分而治之，有合而為一。如有人把學術看作是治國之術，也有人把學術理解為影響人們生活的思想。所以，在中國的不同時期，有專注考據的漢代公羊學及專注義理的宋明理學。但實際上，學術與思想兩者既相互聯系，又可區分為不同的觀念形態。就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而言，學術側重于實然性，專注研究對象的事實性，即實際上如何，又以什么樣的方式出現與存在。比如，表現為文獻考證的學術形態，它所關注的是相關文獻中文字中的文本含義和它的演變，文獻自身的本來形態和它的變遷沿革等；而表現為社會現實的學術形態，更關注研究對象的現實狀況，通過何種實證性的工具來把握等。所以，學術活動或學術研究的內在要求，就在于追求事實的完整性或充分性，否則無法形成專門化和科學化的知識，以此來幫助人類認識與把握外部世界的真實性。一般來說，思想就是學術研究所遵循的范式。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它強調的是價值取向與價值選擇。它所關注的是世界為何如此，這種事件或這種現象為何會出現，其前后之間到底有什么樣的因果關系，未來又會發生什么，等等。所以，思想更關注理論的分析和理論的解釋，強調對事實所蘊含的因果關系的追溯與把握，強調理論上的自洽，追求觀念形態上的系統性。所以，如果我們進入了某門學科的研究，就得遵照這門學科的范式來進行推理與演算，來尋找答案、解決問題或處理事情。也就是說，思想更強調研究對象的價值與意義，強調這些價值與意義對人類生存的影響等，并由此累積成系統性的知識或學科。不過，盡管學術與思想有觀念形態上的分野，但學術所涉及的事實層面和思想所涉及的價值層面，在人與世界的關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說，學術與思想可以在觀念形態分開解釋，但更多的是整合在一起的。因為，對于學術研究來說，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無論是考據還是實證，如果沒有思想作為其內在的靈魂，那么史料與文獻僅是一堆故紙，現實的數據與信息也只能是毫無關聯、冰冷冷的數字。只有站在新的視角、用新的觀念和新的范式，才能顯示出這些材料和數據的內在邏輯及生命力。同時，任何思想都是建立在前人的思想基礎上的，都與一定的文化積累和文化傳承有關，都與現實生活的事實性有關，這些是思想創造的根基與前提。在具體的學術研究中，學術與思想應該是合而為一的。可是，在中國現實的學術研究中，把學術與思想兩者分離開、對立起來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從而使得不少學術研究成了相關從業者自娛自樂、博取名利的“學術工業”。比如，當前經濟學的不少研究，把整個現實世界都數學化，從而使得現在經濟學所面臨的世界不是理性思維所發現的事物的秩序，而是研究者心靈構造的秩序或世界。當人類把自然和世界作為自己構造與控制的對象時，他實際上“在世界中失去了他的位置，或者更加確切地說，人類失去了他生活于其中，并作為思考對象的世界”，從而讓世界也離人而去。所以，學術期刊有責任引導一個國家的學術研究，讓一個國家的學術研究回歸到它的本源，阻止自娛自樂、博取名利的“學術工業”。這也是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內在功能。俞伯靈研究員認為，一個國家或學術期刊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這個國家或地區學術研究的水平，不同時期學術期刊的狀況大體也可以反映出不同時期學術研究的狀況。也就是說，對于學術研究而言，學術期刊既是一種篩選機制，也是一種評價機制和引導機制。這是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內在價值及基本功能。首先，在現代社會，學術研究成果不僅是個人能力的重要體現，也是大學、學術機構甚至各種事業單位，職稱晉升、獲得學位、學術成果考核、各種項目申報、獎項評價等的評判標準和依據。在這種過強激勵機制的推動下，各種所謂的學術研究成果或學術論文蜂擁而出，泥沙齊下。所以，一本優秀的學術期刊或有價值的學術期刊，它就是一種篩選機制，把有價值的學術論文篩選出來，把那些不成熟及不良的論文剔除出去。而學術論文良好的篩選機制不僅在于編輯知識的專業性、廣泛性，還需要給予編輯一個好的環境。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法律與經濟學》雜志，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60年代初問世不久就能夠刊出著名經濟學家科斯后來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論文，就能夠成為有學術影響力的名刊，就是與這樣的學術論文篩選機制有關。其次，學術期刊也是一種學術研究成果的評價機制。學術期刊對學術研究成果的評價功能在當下的主流表現在于，學術研究成果的好壞、質量高低、能夠獲得多少獎勵完全取決于學術論文所刊出的學術期刊的級別。比如，刊登在《自然》和《科學》等全球頂級雜志的學術研究成果一般都會被科研管理機構認定為頂級學術論文，而刊登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論文一般都會被認定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優秀成果。盡管這樣的認定也存在不少缺陷，但不失一般性。因為，到目前為止，人類還沒有找到一種比這更好、更科學的學術科研成果評價方式。所以，在這里，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一套科學、客觀、有效的學術研究成果的篩選機制和優秀學術期刊的評價機制。這對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更是十分重要的。第三，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引導機制，并不單單是指宣傳引導、輿論引導、意識形態引導，還包括更重要的學術規范或學術范式的引導。也就是說，優秀的學術論文，必須建立在嚴密的學理及嚴格的學術規范的基礎上。只有這樣才讓中國的學術研究走向成熟，并逐漸地走向國際化。

四、絕對保證期刊的公共品性質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繁榮與發展的根本所在

【提要】何其芳在任文學理論研究班(簡稱“文研班”)班主任最后一年(1963)的上半年，曾經指導研究生學員黃澤新、賀興安、劉建軍、李希賢撰寫紅學畢業論文。筆者在“文研班”一期學員的回憶錄中，查到了何其芳指導黃澤新撰寫《〈紅樓夢〉對我國古典小說傳統表現方法的繼承與發展》論文的四次談話(包括一次筆談)的記錄。黃澤新、李希賢的畢業論文流傳下來。本文介紹了何其芳指導紅學畢業論文寫作的全過程，從中可以看出何其芳紅學論文寫作的思想理念和經驗做法。何其芳指導文學研究生紅學畢業論文寫作，在新中國紅學建設史上具有首創性。

【關鍵詞】何其芳；指導意見；紅學畢業論文寫作

近期，筆者查閱到一件有關何其芳紅學實踐的新文獻資料———指導文學理論研究班(簡稱“文研班”)學員黃澤新撰寫《〈紅樓夢〉對我國古典小說傳統表現方法的繼承與發展》畢業論文的四次談話(包括一次筆談)記錄①。由此順藤摸瓜，查到何其芳在“文研班”一系列紅學教育實踐活動和指導另外幾位學員紅學和涉及紅學的畢業論文的資料。從1959年9月到1963年6月，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合辦的“文研班”，前后共辦兩屆，外加一期進修班。辦學期間，正好趕上文藝界、文化界開展“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動(1962—1963)。何其芳是“文研班”的班主任，他有意把《紅樓夢》規定為“必讀書目”之一，聘請吳組緗、俞平伯、李希凡、馮其庸等專家講“《紅樓夢》研究”專題課①，并親自講他的“‘紅學’研究成果”和《論紅樓夢》的研究心得及寫作經驗②。他還帶領學員走出課堂，廣泛接觸文藝實際，向社會學習，“還組織看過美術展覽，參觀過魯迅故居以及據說是《紅樓夢》中大觀園原型的恭王府，林姑娘‘瀟湘館’的幾叢竹子，幽靜的居室，以及賈母看戲的戲樓，還真有幾分近似，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③。

一、論題“順利確定”與論文“鎖進抽屜”

首屆“文研班”因延長一年學制，要到1963年暑期畢業。學員此時最重要的任務是撰寫畢業論文，何其芳、唐弢等人擔任論文導師。畢業論文選題方向可以依據所學內容自由選擇，一些同學選擇了《紅樓夢》研究方面的選題。學員黃澤新回憶:文研班學習的最后一年，學校規定每人寫一篇畢業論文。我的選題是關于《紅樓夢》的，由何其芳先生負責輔導。另外，賀興安、劉建軍同學寫的也是關于《紅樓夢》的論文，李希賢同學寫的是典型問題的論文，也都由何其芳先生指導。從草擬提綱到論文定稿，何先生輔導我們四次。頭三次是去何其芳先生家里直接接受他的輔導，最后一次寫的是書面意見。④為什么黃澤新、賀興安、劉建軍和李希賢同學的畢業論文皆由何其芳任導師?道理很簡單，是因為何其芳在《紅樓夢》研究和典型研究方面有創見，有成果，“共名說”是其顯著標志，課堂上又以“講紅課”為人稱道。筆者收集了何其芳輔導四位學員畢業論文的資料，結果是多寡不一。在黃澤新的回憶文章中，意外發現何其芳輔導他畢業論文談話的全部記錄，這是一件很珍貴的紅學文獻，因此要費些筆墨在下一節專門敘述。現在分別講述何其芳對賀興安、劉建軍和李希賢畢業論文的指導。指導賀興安紅學畢業論文的寫作賀興安和李希賢劃為一個組，每次到何其芳家談畢業論文寫作，兩人總是相伴同行。李希賢回憶:何主任約定，賀興安和我間隔一周的周三下午兩點半到裱褙胡同的何宅，面談。我倆每次提前幾分鐘進入導師家。此時，白瓷壺沏的熱茶、三只茶杯已置于小客廳的小方桌上，三把木椅放在它的三方。據我的記憶，興安坐在何主任的右側，我坐在導師的對面。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選題。興安同學匯報后，他撰寫《紅樓夢》的論題順利地確定了。①李希賢只講了賀興安的紅學選題“順利確定”，沒有展開記述輔導了哪些論文寫作具體意見，令人遺憾。查賀興安回憶“文研班”學習生活的文章，他說何其芳“一直是大家暗中崇敬和學習的榜樣。他在創作和研究兩大領域都貢獻卓著”。何其芳對賀興安還講過他寫作《論紅樓夢》花的時間很久:何其芳……他的批評理論文章最有文氣，最少教條，在以情動人和以理服人結合上，大陸學人難以與之匹敵。他的《論〈紅樓夢〉》是大陸那些年“紅學”熱浪中寫得最好的。有一次，他講到寫這篇文章整整花了八個月時間，那意思是如有人想批駁他、超越他，起碼在時間上得花八個月以上。②賀興安贊佩何其芳文章“學人難以與之匹敵”，因為其“最有文氣，最少教條”，“以情動人和以理服人”。這首選應該是《論紅樓夢》的韻味和亮色。賀興安沒有說此事的發生時間，但何其芳在用切身體驗鼓勵賀興安投入巨大精力寫好學術論文，使其超不過、駁不倒、站得穩、立得住的用心，卻十分明顯和殷切。指導劉建軍紅學畢業論文的寫作劉建軍對論文導師何其芳也懷著一種崇敬心理。他對何其芳的總體印象是:“何其芳師是我們的班主任，也是我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在對我班同學的多次講話中，雖然非常強調馬列主義的指導作用，但他循循善誘地要我們打好扎實的基本功，重視第一手資料，從實證出發，切忌空頭理論。他的詩人氣質很重，講話感情色彩鮮明，有時激動得說不出話。”提到何其芳對他畢業論文的寫作輔導，他滿懷欽敬地說:我向他匯報論文提綱時，他不太同意我引用的蘇聯一位理論家的藝術結構理論，他認為這位理論家的藝術結構理論有些無限擴大。也不太認同我關于《紅樓夢》以四大家族衰亡為主線的說法。但他始終沒有要求我改變觀點，他的看法只供我參考。第二次談論文時，他同意我關于《紅樓夢》藝術結構主線的說法，認為我的論述成立。此事當時對我震動很大，一位理論權威，與一位年輕學子平等商討，學術自由、學術民主的風范令人敬仰。①劉建軍的論文選題是“《紅樓夢》藝術結構主線”。這里他簡要記述了何其芳的兩次輔導情況:第一次是修改論文提綱，何其芳對引進的域外“藝術結構理論”持存疑鑒別態度，因其大而無當“不太同意”引用，表明他是在將獨立思考的學術品格傳授給學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紅學界已經有了“《紅樓夢》是描寫四大家族衰亡史”的評論觀點，但何其芳歷來認為《紅樓夢》“寫的只是兩個封建家庭”②，因此對劉建軍關于“《紅樓夢》以四大家族衰亡為主線”的說法“不太認同”。但是，這兩個“不太同意”，只供劉建軍“參考”，并不要求論者(學生)“改變觀點”。第二次是肯定論文的“論述成立”。論點、論據通過論證過程才形成論述，形成論文。也許在兩次輔導之間，劉建軍在沒有“改變觀點”的情況下，部分接受了導師的意見，使論述趨向合理與完善，使何其芳轉而“同意”他的“說法”。“論述成立”也就是論文總體上合乎寫作要求，達到了畢業水準。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劉建軍在何其芳輔導過程中感受到其令人敬仰的“學術自由、學術民主的風范”!指導李希賢典型問題畢業論文的寫作李希賢1959年夏季在湖北漢口參加“考研”筆試時，面對試卷中的一道“典型”試題，有過交白卷的尷尬。錄取到“文研班”深造，他時刻牢記自己這個“軟肋”和“跟頭”，特別“注重文藝學中的典型問題”。他也因此在臨近畢業選擇論文題目時，確定以研究“典型問題”為方向———這也與何其芳倡導“典型共名說”的影響有關。他自以為掌握的資料可以寫一部談典型的專著。但是，他的撰著畢業論文之路也還是不順暢，甚至一波三折，屢遭坎坷。他回憶幾次到何宅談論選題時說: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選題。……我匯報所作的準備時，何主任靜心地聽著。我又試探性地表示:我想撰寫一部談典型的專著。導師沒有笑，沒有責備，心平氣和地說:“寫專著，當然好，那是以后的事;現在，只要你寫一篇兩三萬字的論文。”在科研上尚未登堂入室的我，頓時心緒紊亂，“典型”在腦海中飛舞，不知如何捕捉。其芳先生開導我:可以選典型理論中的一兩個問題，也可以從典型創造類別中選題，還可以從某部名著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我感到有頭緒了、有思路了，最后商定:談阿Q典型。論題定后，我環繞論題鉆研材料、準備提綱、撰寫初稿。當我倆(指與賀興安———引者注)上門聽取對初稿的意見時，何主任依然先對賀后對我。他把我的初稿翻了一遍后，漫談式地發表意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文章倒有些新意，可是“我讀時只想瞌睡”。他透過鏡片，注視著我，見我滿臉緋紅，又微笑道:“可能我未睡好。”對我行文中的弊病，導師來了個一針見血!……臨到論文能否定稿通過時，我的心緒宛如面對法庭。他翻完《論阿Q典型和阿Q主義》文稿后，對此文只說了一句話:“你的文章，依我看，目前也只能這樣。”……我脫口而出:“何主任，我的論文能不能在《文學研究》上發表?”他回答:“要發表?那還不容易，我簽個字就行。”停了停，接著說:你把論文帶回家，鎖進抽屜，半年后再拿出來修改，改得不能再改時，謄正寄給我。他是《文學研究》雜志的主編，由他簽署意見，在刊物上發表他門生的論文，顯然“容易”辦到。他不這樣做，還指明要鎖過半年，然后才可能提升。當時我就懂得，他這樣說，他要我這樣做，實則是對我的指引、對我的鞭策、激勵和期盼。我理應如是為之。①何其芳指導畢業論文《論阿Q典型和阿Q主義》的寫作，針對學員研究和寫作上的薄弱環節，可謂處處把關，歩步緊逼:選題不準確，他糾正后連續指出三個“突破口”;初稿有弊端，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并用“我讀時只想瞌睡”的話形容其沉悶不靈動;定稿雖然體現了作者當時所能達到的最高的寫作水平，但還是令人不滿足，何其芳建議暫不發表，“鎖進抽屜”。怎樣才能把這篇論文修改好，何其芳給出的辦法是，“把論文帶回家，鎖進抽屜，半年后再拿出來修改，改得不能再改”，“然后才可能提升”。也就是說要“冷處理”，放一放，悟一悟，獲得新的認知，一改再改，反復打磨，使其躍進升華。這是通達研究甘苦之語，懂得寫作三昧之言。這體現了何其芳指導論文寫作的另一種風格:所謂“嚴師出高徒”!李希賢對此十分理解和服膺。嚴師的教誨幾乎影響了他后半生的教學和科研，并做出了不凡的業績。指導黃澤新紅學畢業論文寫作的文獻內容較多，下面設專節來介紹。

二、“論文中主要觀點應當是自己發現的”

黃澤新的論題是《〈紅樓夢〉對我國古典小說傳統表現方法的繼承與發展》。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何其芳先生“當時正值盛年，充滿熱情與活力”。他“親自為同學輔導論文”。“他的講話如同他的詩文，是發自肺腑的聲音，閃爍著真知灼見，每次講話都給我們很多啟迪。”“我這里所記的，除了第一次有幾點共同性的指導意見外，其余全是對我的研究論文的指導意見。”①黃澤新與劉建軍為一組。何其芳第一次輔導談話是在1963年2月27日下午。何其芳首先講的正是“共同性的指導意見”:我先說說寫研究論文要注意的幾個問題:第一，要寫提綱。寫一般性的文章可以不要提綱，寫長篇論文，尤其是論述復雜問題的長篇論文，一定要寫提綱。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結構完整而周密，說理性很強。我們恐怕很難找到比那更好的安排形式。提綱在寫作實踐中還要反復修改，盡量使論文層次清晰，邏輯性強，富有說服力。第二，把思想變成文章，不僅是文字表達的問題，還可以使思想更準確、更精密。一定要下工夫，要認真考慮。論文的文字要講究。不要用隨便拾來的語言，要用經過思考的語言。要培養對語言的敏感，什么是好的講究的語言，什么是不好的不講究的語言，要善于區分。寫得太輕率不可能有好文章，要高度地集中精力，花大量的勞動來完成這篇論文。第三，寫成初稿后，要認真地仔細地反復地修改。中央文件有的改了十多遍，我們也要學習這種精神。自己的稿子自己動手抄，才經得起考驗。自己不耐煩抄，還有發表的價值嗎?隨后，何其芳就《紅樓夢》的研究課題，談了幾點意見:研究《紅樓夢》，首先要重視研究《紅樓夢》的時代背景。為什么《紅樓夢》在那個時代產生?包括社會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以及傳統的原因都要摸一摸，搞清楚。社會背景是文藝作品的根。不論你研究什么問題，都不能忽略它的根。例如，賈府衰敗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人說是“坐吃山空”。我覺得這個看法，講得不夠太深。應當從時代背景的諸多因素中探討賈府衰敗的必然性。其次，要多閱讀與《紅樓夢》有關的研究資料，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新的看法從材料中來。論文中主要的觀點、材料應當是自己的，是自己發現的、思考的，但不可能完全新。材料要反復看，反復研究。這一次，先談到這里吧!下一次你們談談個人論文的提綱，我再說說具體意見。首次談話，是說給黃澤新與劉建軍兩個人的。就紅學畢業論文的總體要求，何其芳強調三點:“重視研究《紅樓夢》的時代背景”“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與“論文中主要的觀點、材料應當是自己的”，這恰恰是最基礎、最要害的法則。依據指導老師的要求，黃澤新開始考慮“論文的提綱”。他最初的論文題目是《論〈紅樓夢〉的人物形象塑造》，后來改為《〈紅樓夢〉對我國古典小說藝術表現方法的繼承與發展》。他的思路是:魯迅先生說過“自有《紅樓夢》出現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畢業論文的主旨就是具體闡述這個“打破”，這就有必要從中國小說藝術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去尋找答案。為此，他著重地研究了《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等三部有代表性的古典長篇小說藝術表現上的特點，與《紅樓夢》作具體的比較，找出《紅樓夢》究竟繼承了哪些方面，又“打破”了哪些方面。他寫出一份兩千多字的提綱。第二次輔導談話的時間是同年3月30日。何其芳聽取了黃澤新的立意構想后，翻看了兩遍提綱，然后說:思路可以，條理也比較清晰。不過有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思考。關于人物的階級性與典型性的問題，有人主張階級性是人物的本質，甚至認為一個階級只有一個典型。可是為什么某個階級的典型人物的某些特征能夠抽出來用在其他階級人們的身上?一種解釋是借用，另一種解釋是相同而又不同。阿Q忌諱癩子，不能說這是從統治階級來的;排斥異端則可能是從統治階級來的。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人們會有不同的忌諱，各有什么特點?考慮問題盡可能從實際出發。分析人物性格要科學、辯證。劉姥姥流行的看法有兩方面:一是進大觀園，因無知而鬧了許多笑話;二是幫閑。過去，我們叫吳稚輝為劉姥姥，就是譏諷他是個幫閑。流行的這兩點對劉姥姥的看法，并不是劉姥姥的性格的全部。對于賈寶玉，流行的看法是愛女孩子，而不是叛逆，流行的看法只是表面的東西。搞研究，不要被流行的看法所誤導，要運用科學的認識論獨立地思考，提出自己的見解。這里還需要強調一下，評價形象的意義也好，評論作品的思想和藝術成就也好，都要從作品的實際出發，先搞具體的東西，然后再概括，再下判斷。不要先有了論點，然后再在作品找有關的現象證明。現象是復雜的，不同的論點都可以找到相應的現象作例證。先有論點再找例證的做法很容易導致錯誤。研究論文要寫得準確、鮮明、突出。要花大氣力找出《紅樓夢》藝術上的特點，找出它最成功最獨特的地方。我們搞研究的目的是為現實服務的，因此更要關注對今天有意義的東西。拿心理描寫來說，托爾斯泰寫人物心理很細致，著重過程，但故事進行太慢，比較沉悶。《紅樓夢》的心理描寫也很細，但和生活一樣，并不慢，這就是發展創造，充分顯示了我國古典小說心理描寫的特色。直到今天，仍值得我們借鑒。這次輔導也是黃澤新、劉建軍小組兩人同時聽講。但是，這里只記錄下何其芳對黃澤新論文提綱修改充實“進一步思考”的意見。這些意見最為可貴的是強調研究方法的正確性，如分析人物形象要“運用科學的認識論獨立地思考”;任何研究都要從作品的實際出發，“先有論點再找例證的做法很容易導致錯誤”的;花大氣力找出《紅樓夢》最成功最獨特的地方，“搞研究的目的是為現實服務的，因此更要關注對今天有意義的東西”。只有這樣，畢業論文才能有創見，有高度，有價值。接受第二次輔導以后，黃澤新動手草擬初稿。一個半月以后，他將稿子交給何其芳審讀。6月2日，導師通知他第二天上午9點到家去，談談對初稿的意見。第三次輔導談話于6月3日9點準時開始。何其芳拿出論文初稿放在茶幾上，開門見山地說:稿子我看了，大體上可以，不過，還要作一些修改。1.文章對問題分析得比較細致，但是理論概括不夠。文章談的是人物塑造問題，對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就應該有所強調。另外，《紅樓夢》“打破傳統寫法”的意義和價值，也需要進行充分的理論闡述。2.文章著重講了《紅樓夢》對傳統藝術表現方法的突破與超越，繼承講得不夠。對《三國演義》《水滸傳》以及《金瓶梅》藝術特點的概括不夠完全恰當。當然，藝術分析是個極其復雜的問題，要做到完全的恰如其分，是很困難的，越是困難越需要認真、細心，盡量使我們的分析符合作品的實際。3.環境描寫，有的能折射人物的性格，有的則不能折射人物性格。只不過是人物的居住場所，不要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環境都和人物性格聯系到一起。例如《西廂記》，故事發生在寺院里，崔鶯鶯、張生與紅娘的性格與環境有什么關系?分析其他作品，也要實事求是，不可牽強附會。第三次談話，核心問題是修改文稿。何其芳指出了三個問題:“理論概括不夠”“繼承講得不夠”“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環境都和人物性格聯系到一起”。同時，也輔導了解決問題的方向和方法。黃澤新用近兩周時間將稿子修改一遍上交。第四次輔導何其芳變更了面談方式，而是采取書面筆談的辦法，把他的意見寫在了改稿前面的空頁上，于6月22日將稿子讓人送還給黃澤新。何其芳用紅鉛筆在稿子上寫的意見如下:6.文字還不夠準確、講究，有些名詞造得有些生硬，如“行動細節”“表現傳統”;3.講《紅樓夢》以前小說在寫人物上的區別和特色還是要講得更恰當一些、更符合事實一些，《三國》《水滸》也并非完全沒有細節描寫，《水滸》就較多一些，也并非都是只能通過一件事寫一兩個人物。繼承方面似講得不夠;1.有對塑造人物問題的概括性的理論性的論述，可是只有細致的一面，而缺少思想與理論的高度;4.心理描寫一節似舉例過多;5.環境描寫一節中寫風一例似與塑造人物無關;2.結束語未能把前面三節總結起來。①何其芳為何把所寫意見的序號標為“6、3、1、4、5、2”呢?黃澤新推測:何先生隨看隨記，沒標序號，稿子看完以后，才根據內容編列了序號。除上面所寫的具體意見以外，何其芳還逐行逐句地修改文字和標點符號，共修改了十四處。這六條修改意見，還是為了使前幾次的輔導內容得到貫徹，四腳落地。第四次書面輔導，表面看，意見零零碎碎，對論文修修補補;細品味，一則可看出何其芳的煞費苦心，二則說明論文基本完成，小動微調就可以定稿。黃澤新“文研班”紅學畢業論文如期完成，順利通過。筆者查閱了相關資料，就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而言，這是新中國文學專業研究生的首篇紅學畢業論文。這也表明，何其芳的紅學實踐活動中，又有一項開創性的業績。更令人慶幸的是，何其芳辛勤輔導這篇論文的全部意見被黃澤新原汁原味地記載、保存并公布出來，其中包含著如何進行科學研究、如何評論《紅樓夢》、如何撰寫紅學論文等豐富思想和經驗。黃澤新當年親聆教誨，對何其芳的耳提面命、春風化雨，幾十年后回憶及此仍感慨萬千，他寫道:“通過輔導論文，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何先生的熱心、耐心與細心，感受到了他對培養學生的無私奉獻精神。他對學生既嚴格要求、一絲不茍，又關懷備至、體貼入微;他從不輕易地說一句贊美你的話，然而卻處處感受到他對你的關心、呵護和激勵。我崇敬先生的為人品格，我感激先生的教誨之恩。”①

1引言

2015年，總理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引導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從中央到各級政府教育部門、再到各級高等學校都非常注重培養大學生的實踐創新能力。應用型本科院校的建設和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己成為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改革重點問題,也是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時代命題。作為培養大學生創新、實踐能力的重要環節——本科畢業論文，在培養應用型人才中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其地位不言而喻。近年來，應用型本科畢業論文問題凸顯，高校學術造假現象越來越嚴重。圍繞畢業論文質量問題，國內外學者做過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實踐，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物流管理專業是一門新興學科，畢業論文對學生的綜合素質要求更高，且對于很多新建的應用型本科院校由于轉型時間不長，經驗不夠，畢業論文難免出現很多問題。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中的“過程管理”思想主要是對關鍵環節、節點進行質量控制，通過每個過程細節進行控制管理，從而達到全面質量管理的目的。本文以物流管理專業為例，將過程管理這種方法引入到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管理中，創新改進管理辦法，努力提高畢業論文質量。

2應用型本科院校畢業論文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篇畢業論文質量的高低會受很多因素影響，有外部因素、內部因素，有關鍵因素、有次要因素，有老師因素、學生因素等。從宏觀到微觀，文章認為畢業論文問題可以從宏觀教育大環境、學校小環境和學生角度來分析。

2.1教育大環境因素

由于我國普通高校不斷進行大規模的擴招，就業人數也在不斷增加，畢業生人數從2011年的660×104人增加到2019年的834×104人；由此帶來了與就業崗位需求量之間的矛盾，以及越來越大的就業壓力和考研壓力。學生在撰寫畢業論文時在時間上就與就業準備或實習時間產生沖突，而學校也重點放在畢業生的就業率方面，有限的時間與精力隨之分散，不可避免地造成畢業論文質量的下滑。

2.2校管理因素

【摘要】本科生畢業設計在教學環節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如何提高畢業設計(論文)質量,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是本科教育中亟須解決的問題。本文深入探討了班導師制度在藥學專業本科生畢業設計中發揮的作用，系統的論述了應用班導師制度提高藥學專業本科生畢業設計質量的可行性，并建立了相應的質量保障體系。

【關鍵詞】班導師；畢業設計；質量

藥學專業本科生畢業設計不僅是專業學習中一個重要的理論聯系實際環節,其畢業設計（論文）質量也標志著本科生的專業知識水平和實踐創新能力[1]。隨著社會的發展，現有的藥學專業本科生畢業設計質量保障體系已不能滿足藥學教育的要求，同時部分“灌水”論文、“抄襲”論文、“綜述”論文的存在，嚴重影響了畢業設計的質量，也不利于藥學專業人才培養[2]。如何提高藥學專業畢業設計(論文)質量,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是本科教育中亟須解決的問題[3-4]。班導師制是我國近年發展起來的一種新型的學生管理模式[5]。我們在藥學專業本科生畢業設計中充分發揮班導師的作用，開展了應用班導師制度提高藥學專業本科生畢業設計質量的可行性研究，并建立了相應的保障體系。

一、影響藥學專業本科生畢業設計質量的因素分析

縱觀國內藥學專業本科生畢業設計，影響其質量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管理機制體制因素

一方面，現有的培養方案將學生主要就業簽約階段與畢業設計階段大部分重合，導致學生忙于找工工作，到崗實習。做畢業設計的時間少，精力分散，間接影響畢業設計質量，導致畢業設計質量下降。另一方面，在實施專業認證之前，各校的培養方案對畢業設計規定表述較為簡單或要求較低，總體上重視程度不夠，導致一些畢業設計（論文）質量雖然較差，最后也通過了。如此導致學校、教師、學生都不重視畢業設計（論文），質量較低。

當下，學術期刊編輯的邊緣化盡管是學界關注度較高的老話題，但從學術期刊編輯所面臨的諸多現實困境這一維度加以透視并進行深入闡釋的優秀成果還不是很多。如有學者從編輯的地位、待遇、學術、心理和角色等方面來分析編輯的邊緣化現象，認為學術期刊編輯邊緣化的原因在于編輯主體對期刊的“依附性、傳統雜家觀念的影響、內在發展動力和責任感的缺失、編輯角色能力的弱化”［1］;有學者認為學術期刊編輯邊緣化主要是由于體制、編輯自身、職稱評定和期刊自身發展方向等因素而產生的［2］;有學者進而提出克服邊緣化的出路在于重建編輯主體精神，期刊編輯應重視提高其職業“敏感心、責任感、理論素養和數字化技術意識和能力”［3］。這些探討盡管已涉及問題的諸多方面，但大多停留于現象剖析，較少從理論層面作出深入闡釋。而如何從編輯體制和職業的多維復雜特性入手闡釋邊緣化問題的多重根源，進而從編輯學者化方向探討邊緣化突圍路徑，以促使學術期刊編輯可持續發展，正是本文所要論述的主要內容。

一、學術期刊編輯面臨困境的體制因素

學術期刊編輯邊緣化是伴隨體制內學術評價體系而出現的現實問題。新時期以來，期刊編輯在體制內逐漸被定位為獨立于學術研究系列之外的一個群體。其在職稱晉升時被列為單獨系列，也就是所謂的編輯系列進行評比，這一評比的好處是編輯之間的對比顯得更加明晰，缺憾是編輯與學者之間被劃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長此以往，編輯在人們的心目中也大都是指那些文章文字的加工者，人們甚至把編輯的工作美其名曰“為他人作嫁衣”。在這里，“他人”這一限定詞，一方面說明了編輯的工作是富有奉獻、創新精神的，另一方面說明了編輯是依附于作者以及作者文章而獲得自我存在價值的“他者”。其實，如果追溯現代編輯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我們便會發現，現代編輯從作為一種職業開始便獲得獨立存在的價值。如陳獨秀在擔任《新青年》主編時，一方面從事編輯工作，另一方面從事寫作實踐，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由此成就了一代難以復制的神話。再如錢玄同作為北京大學的學者，在兼任《新青年》編輯時積極約稿，最終促成了魯迅向文學創作實踐的回歸，創作出《狂人日記》這樣第一部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短篇小說，由此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的新紀元［4］。尤其值得稱贊的是，許多編輯還是多面手:一方面，他們從事期刊編輯工作，負責約稿編稿和發排等一系列事務性工作;另一方面，他們還是作者，或從事文學創作，或從事學術研究，成為著名的作家、批評家或理論家。如葉圣陶、茅盾、巴金等人便是一邊擔任期刊編輯，一邊從事文學創作或文學批評，成為“左右開弓”的典范。特別是他們在擔任編輯時不僅發現和培養了大批的青年作者或學者，而且還在文學創作或理論研究方面取得顯赫的成就，茅盾和葉圣陶就是典型代表。1920年，茅盾擔任《小說月報》主編后便著手對《小說月報》進行全面改版，由此不僅促成了他在文學批評和文學社團領域的發展，而且還成就了《小說月報》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當然，我們并不能說《小說月報》之于茅盾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畢竟，茅盾在入主《小說月報》之前便已是在文學批評界享有盛譽的批評家。但是，茅盾擔任《小說月報》主編進一步促進了其文學的跨界寫作，應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如果說茅盾在做期刊編輯之余堅持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寫作有其獨特性的話，那么，葉圣陶作為文學編輯對當下的期刊編輯還是具有借鑒意義的。葉圣陶任《小說月報》主編時，沈雁冰(茅盾)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說《幻滅》交給葉圣陶。葉圣陶閱讀后立即對茅盾說:“寫得好，今天就發稿。”這種速度令茅盾“吃驚”［5］。葉圣陶還在一大堆自然來稿中發現了丁玲的處女作《夢珂》，然后在頭條位置予以發表，接著《莎菲女士日記》等3篇小說都在頭條連續發表。后來，葉圣陶給丁玲寫信，告訴她4篇小說可以出一本集子，還為她聯系了開明書店。小說集出版后，引起文壇強烈反響。當丁玲從外地來到上海上門感謝時，不善言辭的葉圣陶諄諄叮嚀:“繼續寫吧，認真地寫。”［6］事隔半個世紀后，丁玲仍懷著無限感恩的心情對葉圣陶說:“當年要不是您發表我的小說，我也許就不會走這條路。”［7］巴金在留學法國時把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投給《小說月報》，同樣受到了葉圣陶的賞識。為此，葉圣陶在發稿預告上寫道:“《滅亡》，巴金著，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處女作;寫一個蘊蓄著偉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動與滅亡。”對此，巴金后來回憶道:“倘使葉圣陶不曾發現我的作品，我可能不會走上文學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在貧困中死亡。”［8］作為編輯的葉圣陶，慧眼識珠已經非常不易，更為難得的是他并沒有止步于編輯工作，而在編輯之余還從事文學創作，寫出被茅盾譽為“扛鼎之作”的長篇小說《倪煥之》，成就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著名作家的偉業［9］。至于現代出版大家趙家璧，盡管與茅盾、葉圣陶等文學巨擘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他憑借其策劃并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十卷本而成就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無可替代的獨特地位。然而，在體制化日益凸顯的當下，編輯自身的黃金時代似已逐漸遠去。2012年7月30日，新聞出版總署印發《關于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黨政部門、派、人民團體、行業協會、社會團體、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主管主辦的報刊編輯部，并入本部門本單位新聞出版傳媒企業;本部門本單位沒有新聞出版傳媒企業的，并入其他新聞出版傳媒企業。近幾年，隨著這一辦法出臺，不少高校已將期刊編輯部納入企業運營的軌道，實行企業化的管理模式。面對從事業到企業的體制轉變，期刊界呈現出無所適從、焦慮恐慌。編輯們既要有編輯專業知識，又要懂經營、會管理，這種復合型編輯的職業要求，給傳統期刊編輯的素養帶來極大挑戰。除此之外，由于大部分高等院校以抓教學科研為中心，教師和編輯相比較而言，編輯往往處于邊緣化位置，無論職稱評定、課題申報，還是學歷進修、信息技術培訓、工資待遇等方面，都難以與教師相提并論。因此，這種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不僅嚴重打擊了期刊編輯工作的積極性，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影響到期刊編輯學術素養的提高。一方面，編輯無暇像茅盾、葉圣陶那樣可以如此自由地穿梭于不同職業之間從事著跨界的寫作;另一方面，也無法像趙家璧那樣可以專心致志地從事出版工作。尤其令人深感無奈的是，編輯已經被設定為一個單純的“門類”，已經成為獨立于其他學科之外的所謂“學科”，而諸如文學創作早已不在考核的范圍之內，即便專業的學術研究似乎也被逐出編輯行當的“伊甸園”，以至于考核所需求的僅僅是“編輯學”方面的相關學術性的研究成果。至于編輯在“編輯學”實踐方面的表現如何，似乎早已被摒棄在考核之外。如此一來，編輯在體制內的學術評價體系中日漸邊緣化的情形便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從體制來看，編輯邊緣化并不是由編輯的主觀意志可以改變的，而是體制評判的自然結果;從職業來看，編輯邊緣化也具有其無法取代的必然性，是職業規訓的必然結果。編輯作為一種職業，對一個人的影響是深遠的。一般說來，期刊編輯在開始從事編輯工作之前，大都接受過一定的學術訓練，甚至接受過博士階段的學術訓練。而接受過學術訓練者進入不同的行業領域對其未來發展方向的影響是大不一樣的，有些影響甚至截然相反。一個學者進入學術研究機構或者大專院校從事專業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自然與其進入期刊從事編輯工作會有不同的價值評價標準。從研究機構或大專院校的評價尺度來看，一個學者的學術研究水平的高低是其所在的體制對其進行評判的重要標準，這樣，他自然就要向著評判標準規范的方向努力，并由此進入論文寫作的實踐，逐漸培育自我在學術論文撰寫方面的能力。長此以往，其論文的寫作功力也就可以不斷地得到歷練和提升。實際情況也的確如此，在職稱評審或任職考核時，許多機構在評價期刊編輯時注重的往往并不是其所編輯的文章產生怎樣的學術影響力，而是該編輯撰寫了多少篇學術論文、發表了哪些層級的論文。有學者曾經針對這一現象指出:現行的評價體制導致了人們“將注意力停留在與出版著作的數量和級別等表面層次”上［10］。然而，緣于職業使然，期刊編輯的自我價值重心已經不在于其撰寫了多少篇論文，而在于其編輯了多少篇優秀論文。這種評價機制的錯位不僅使編輯自我的人生價值無法真正得到體現，而且最終導致期刊編輯在體制內的逐漸邊緣化，由此陷入無可掙脫的尷尬境地。多年來，盡管期刊界也呼喚期刊編輯學者化，但真正地踐行這一倡導并取得成功的編輯畢竟為數不多。大多數期刊編輯未能走上編輯學者化的道路，反而走上了一條背離學者化的道路。這說明，所謂的要做到編輯學者化，其實隱含著某種期刊編輯在學者化道路上的艱辛和艱難。可以說，編輯這一職業體制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對學者化存在著對抗乃至消解，由此使得許多期刊編輯無法成為學者化的編輯。因此，我們要破解期刊編輯自身發展的難題，不能不追溯這一現象產生的本原。

二、學術期刊編輯面臨困境的身份因素

學術期刊編輯為什么會陷入令人如此尷尬的困境?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很多，但就其根本來說，與其所從事的期刊編輯的身份固化及其由此而來的自我認同有著直接的關系。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確認。其一，編輯身份決定了期刊編輯具有一雙辨識學術論文水平高低的慧眼，而這一身份對學術論文的撰寫則沒有必然要求，這就使得期刊編輯的慧眼在愈發明亮的同時，其靈手則在閑置和荒蕪中逐漸失卻了寫作的能力。學術期刊編輯作為期刊的第一道守門人，其職責所系在于從浩如煙海的來稿中遴選出優秀的稿件，然后讓這些優秀稿件進入審稿程序。一般說來，來稿能夠被編輯的法眼看中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目前，期刊編輯部或采用網上投稿系統，或采用電子郵箱，不管采用哪種方式，這些稿件都將直接接受網絡背后的編輯的審視。這自然就需要編輯首先調動自己的那雙“慧眼”來甄別稿件的質量高低，確認稿件的學術價值大小，然后作出用稿與否的判斷。實際上，編輯在瀏覽這些稿件時要做到逐字逐句地閱讀幾乎是不可能的，其主要是根據標題、引論部分判斷作者要談什么問題，對這個問題又是怎么進行分析的，在最后的結論部分是否有新的學術見解或突破，給人耳目一新之感。海選稿件正是需要編輯練就這樣一雙能夠石中識玉、沙里淘金的慧眼。正是緣于編輯這一身份對學者的規訓，相當一部分學者在進入編輯隊伍之后，自認為所謂“編輯”就是修改、剪貼，有術而無學;是“為他人作嫁衣”的匠人，不需要掌握高深的理論。在這些錯誤思想的影響之下，編輯在練就較高的“眼上功夫”的同時逐漸地喪失了“手上功夫”，其結果是編輯成為學術論文的加工者，而編輯自身的價值也大都依賴其所編輯的論文而獲得。然而，令人深感遺憾的是，從體制內的評價標準來看，作為責任編輯編發的學術論文所帶來的榮耀并不屬于編輯，而是屬于作者，甚至在某些極端情況下，編輯連分享這一榮耀的機緣都沒有。如此一來，期刊編輯便在體制內陷入了邊緣化的現實困境。如果拋開體制對編輯本體加以追問的話，我們會發現，在常人的眼里，期刊編輯似乎就是學術論文的加工者，是文字的修飾者。也很少有人會認為編輯通過其加工的學術論文就實現了自我的價值。事實證明，一篇論文產生較大的學術反響，人們首先關注的是作者，而沒有人會首先關注編輯。當然，人們首先關注作者也的確在情理之中，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沒有幾個人在首先關注作者之后也會想起那位做嫁衣的期刊編輯，這就使得期刊編輯被作者的高大身影所遮蔽，期刊編輯成了真正的看不見的幕后英雄。因此，期刊編輯即便通過其編輯的學術論文來有意識地尋求自我人生價值的實現方式，最終效果也多半會大打折扣。其二，編輯身份本身促使期刊編輯逐漸養成“字斟句酌”的習慣，甚至養成“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推敲”情結，這就使得期刊編輯在對學術堅守的同時，其寫作能力逐漸離開實踐層面而在“細枝末節”的“推敲”過程中逐漸退化。真正的問題不在于期刊編輯作為名副其實的為他人做嫁衣者始終默默無聞，而在于期刊編輯在為他人做嫁衣時逐漸失去了為自我做嫁衣的能力。期刊編輯在為他人加工論文的同時，其職業責任使然的一個必然結果便是更為關注如何加工他人的論文。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論文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議;二是對論文的語言進行精細加工;三是對論文的錯別字、標點符號等進行修正;四是對論文的引文進行核對和訂正。這四個方面的編輯工作，便耗去期刊編輯非常多的時間與精力。期刊編輯在對論文進行整體把握時，大都能夠洞察作者提交論文所存在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匡正乃至建設性的建議，甚至有些編輯提出的建議還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深化提升作者提交論文的論點，直接參與論文的生產過程。至于論文的句子或錯別字等問題，許多作者則沒有切身的體會。實際上，經過編輯加工的諸多論文，其句法和文字的修改幅度是非常大的，但很少有作者能夠真正體會并感知到編輯到底是怎么修改的。一般說來，作者關注的是本身這一結果，而很少關注論文在發表之前要經歷不知多少次翻來覆去的編校修改加工，因而對期刊編輯在論文編校加工中所做的大量工作缺乏起碼的了解，至于對隱藏其背后的編輯修改加工更是知之甚少。實際上，很多作者由于在遣詞造句方面已經形成一種語言習慣，甚至有些習慣背離漢語語法規范，而這些問題都需要期刊編輯進行必要的更正。至于有些學術論文引用參考文獻時的錯誤，更可謂比比皆是，這些錯誤的更正任務自然也落到了期刊編輯的身上。根據有關調查顯示，有些學者的引文極不嚴謹，還有些學者隨意更改引文，以至于出現“有引必錯”［11］的尷尬局面。所有這些編輯常規性工作，耗去期刊編輯的許多寶貴時間，自然也就擠壓了其撰寫論文的時間。因此，就其自身要求而言，期刊編輯便被置于一個永無止境的文字“推敲”和繁瑣的編校過程，而論文寫作所需要一氣呵成的心境則很容易被瑣碎的編輯工作所消解。其三，編輯身份本身還決定了期刊編輯在編輯過程中總是如履薄冰，對論文寫作心存敬畏，唯恐自己寫出不成熟的論文被同行與方家恥笑，亦不敢輕易動筆寫作，由此往往錯失在實踐中提升論文寫作能力的良機。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從學術論文寫作的內在規律來看，作者之所以能夠進入寫作的自由境界，首先需要掙脫的便是那種羈絆自我情思表達的語言。換言之，作者在進入寫作時是絕少認真打磨文字本身的。這一過程恰如行云流水，盡管會存在某些瑕疵，但文思泉涌之后的恣肆的態勢只能使其一瀉千里，泥沙俱下在所難免。在此過程中，如果作者停頓下思緒，認真雕琢文字本身，甚至像賈島那樣糾結于“推敲”之中，那洋洋灑灑數千上萬言的論文便絕難橫空出世。然而，期刊編輯這一職業所帶來的文字推敲積習卻恰好窒息了作者所需要的論文寫作的“氣勢”，這便從客觀上限制了編輯進入自由寫作場域的可能性。因此，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期刊編輯將其時間大都用在編校加工論文稿件上面，而在于編輯工作本身使他長期陷入這種無限循環往復的工作中，并由此阻礙了期刊編輯邁進寫作自由境地的路徑。嚴格說來，論文寫作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期刊編輯也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但這兩種勞動指向的結果是不一樣的。從論文寫作來看，寫作這種創造性勞動注重的是把閃耀在頭腦中的思想用文字的形式外化出來，這就需要作者更為注重“手上功夫”，而“手上功夫”則更多地依賴不間斷的實踐而習得的。所謂的“曲不離口”，便是對這個習得能力培養的真實寫照。從期刊編輯來看，編輯這種創造性勞動注重的是在作者既有論文的基礎上如何“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精細加工能力，這就需要編輯更為注重“眼上功夫”，而“眼上功夫”則更多地依賴閱讀優秀論文培養出的基本“范式”獲得。所謂的“火眼金睛”，便是對這個能力的形象描述。由此看來，編輯這一身份本身便逐漸讓編輯遠離“手上功夫”而切近“眼上功夫”，其最終結果自然就是編輯評述起論文來“頭頭是道”，但根據其“頭頭是道”的理論來指導自己的寫作實踐則顯得勉為其難。長此以往，編輯在疏遠論文寫作的同時，其寫作能力的提升便成為空頭支票。這樣自然便導致期刊編輯循著職業分工逐漸成長為專事論文編校的“加工者”，而不再是論文寫作的“生產者”。嚴格說來，其實編輯的身份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編輯實踐中不斷建構起來的。編輯身份的建構過程既是一個外在的社會諸多因素共同參與作用的結果，也是一個內在的編輯自我認同和皈依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編輯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和皈依對其影響更大，自然也更加深遠，這也是外在的社會諸多因素最終起作用的根本所在。

三、學術期刊編輯面臨困境的突圍路徑

期刊編輯從事編輯工作，在論文的撰寫以及發表方面本來屬于近水樓臺的人，但其結果為什么不能“先得月”，反而“后得月”乃至“不得月”呢?其學術人生為什么反而陷入困境?面對如此困境，期刊編輯能否突圍?又應該怎樣突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