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縣司法行政系統將繼續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在縣委縣政府堅強領導、省司法廳正確指導下，全面落實中央、省、市政法工作會議和司法部、省司法廳系列工作部署，堅持以推進全面依法治縣為統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積極履行行政立法、行政執法、刑事執行和公共法律服務四大職能，不斷提升司法行政工作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能力和水平，為推動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三個走在前列、兩大戰略任務”和“六個奮勇爭先”，加快持續高質量跨越式發展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和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提升法治宣傳職能，營造全民守法氛圍

1.全面落實“誰執法誰普法”責任制。按照“誰執法誰普法”的普法責任要求，建立健全重點單位法治宣傳教育責任清單，廣泛開展以案釋法活動，構建分工明確、各司其職、齊抓共管的社會化法治宣傳教育工作格局。結合繼續結合節點廣泛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法治宣傳教育活動，為經濟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2.逐步建立完善國家工作人員學法用法制度，探索建立領導干部法治素養和法治能力測評指標體系。實施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在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完善中小學法治課教材體系，配發法治教育教材、讀本，充分利用第二課堂和社會實踐活動開展青少年法治教育。

3.扎實推進法治文化陣地建設。因地制宜建設廣泛覆蓋的法治文化中心、法治廣場、法治公園、法治街道等陣地，充分利用戶外電子顯示屏、廣告牌、公共交通工具、便民服務大廳、服務窗口等陣地開展環境整治等綜合法治宣傳，擴大法治文化建設覆蓋面、增強滲透力。總結和培育法治文化建設先進典型，發揮典型引路、以點帶面作用。

4.不斷強化新媒體普法力度。積極適應全媒體時代社會公眾需求，加強互聯網、移動互聯等新媒體新技術在普法工作中的廣泛運用，將網絡平臺作為普法宣傳的重要載體，發揮網絡規模和集群效應，構建“線上線下”立體式法治宣傳教育體系。

二、以依法行政為第一任務，推進法治政府建設

2020年全縣司法行政工作總體思路：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中央、省、市政法工作及司法行政工作精神，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緊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以加強司法行政隊伍建設為抓手，統籌推進法治宣傳教育、社會和諧穩定、法律服務、行政執法等各項工作，為全縣經濟社會建設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和堅強的法治保障。

一、著力推進司法行政隊伍建設

（一）加強黨的建設。堅持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常態化與推進司法行政改革發展各項工作緊密結合；堅持把學習貫徹黨的四中全會精神作為重要政治任務，與深入學習貫徹關于、和司法行政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緊密結合；全面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深化主體責任清單化管理；完善黨對司法行政工作絕對領導的制度體系，深入落實《中國共產黨政法工作條例》；扎實推進“基層黨建質量提升年”活動，實現基層黨組織全面進步、全面過硬，完成律師行業黨建全覆蓋、全規范、全統領三年任務。

（二）加強領導班子建設。將政治標準貫穿干部隊伍建設始終，引導黨員干部堅決執行黨的政治路線，嚴守政治規矩，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建立黨政干部政治素質檔案，把政治素質考察結果作為干部使用、獎懲、教育、管理的依據，落實“五個好”干部標準，切實做好干部選拔任用工作，增強隊伍活力。

（三）加強意識形態安全工作。定期分析研判意識形態領域情況，對重大時間、重要情況、重要輿情中的傾向性苗頭性問題進行引導，加強正面宣傳報道，做好輿情處置。

（四）加強作風紀律建設。加強與派駐紀檢組工作的銜接與協調，建立并完善司法行政系統內部審計監督體系，加大對重點資金和項目審計力度；建立干警依法履職免責、容錯糾錯機制，健全履行職務受到侵害保障救濟機制和不實舉報澄清機制；大力培養、選樹、表彰梁小輝、高瑞奎式的先進模范典型,增強職業榮譽感和歸屬感。

（五）加強業務能力建設。按照“全員培訓、全方位培訓、全過程培訓”思路深入開展執法執業大培訓、崗位大練兵、技能大比武活動，推進培訓實戰化常態化，提升履職能力。

一、加強思想政治建設，確保司法行政系統隊伍政治堅定

（一）加強理論武裝。繼續組織全縣司法行政系統干部職工和法律服務工作者，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和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主題，緊緊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這一目標，認真制定好各項政治理論的學習計劃，繼續完善“周講壇”學習制度，堅持制度引導學習規范。結合本單位實際，建立健全學習成效考評機制。將學習成效體現在落實縣委、縣府和省廳、市局各項工作部署上來，強化對全面深化改革的認識，自覺用改革創新的精神統攬工作大局，指導司法工作實踐。

（二）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強道德修養，自覺轉變思想作風，緊緊圍繞“三個倡導”這一基本內容（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繼續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以紀念建國65周年系列活動為契機，以學雷鋒志愿服務、文明創建、平安創建、典型宣講、道德講堂等為載體，大力弘揚精神和司法行政“十種精神”，引導全縣司法行政干部職工和法律服務工作者不斷提升價值判斷力和道德責任感。堅持教育和懲戒相結合，嚴肅查處各種違規失范行為，使背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行為受到制約，使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行為受到鼓勵。

（三）開展好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按照縣委的統一部署，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已經開始。加強領導，精心組織，切實把中央、省委、市委、縣委和省廳、市局的部署要求落到實處。落實責任，把教育實踐活動擺上突出位置，列入重要議事日程，精心組織，周密安排，有序有效推進。把“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總要求，貫穿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全過程，聚焦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侈之風的突出“四風”問題。要加強宣傳，強化正面宣傳和輿論引導，注重推廣好經驗好做法，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健全機制，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制定新的制度，完善已有制度，廢止不適用的制度，強化制度的執行力和約束力。認真完成好規定的學習教育、聽取意見，查擺問題、開展批評，整改落實、建章立制等動作，結合司法行政工作實際，創新教育實踐方法，確保取得實效。使黨員干部思想認識進一步深化、作風進一步轉變、群眾工作能力進一步提高、黨群干群關系進一步密切，為民務實清廉形象進一步樹立。

二、強化領導班子建設，發揮領導班子的核心作用

（一）加強民主集中制建設。嚴格落實民主集中制，進一步健全完善領導班子成員之間的溝通協調機制，做到“重要決策事先溝通，日常工作經常溝通，緊急事項及時溝通”。干部調動、選任干部、干部輪崗、評先評優、學習培訓、重大經費支出和其它重要事項都要提交局支委集體研究。認真開好2013年度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對民主生活會反映的問題，認真分析原因，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加以整改。堅持和完善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述職述廉、誡勉談話和廉政談話等制度。

（二）從嚴管理干部隊伍。以嚴的態度、嚴的措施、嚴的紀律，做好干部管理工作。突出日常管理，務必強化抓早抓小抓預防的組織措施，及時發現苗頭性問題、及時提醒制止，防止小毛病演化為大問題。突出制度落實，務必抓好黨紀國法和鐵規禁令的嚴格執行，對司法行政隊伍中的違法違紀問題要零容忍，發現一起、查辦一起，絕不姑息遷就。突出作風建設，務必持之以恒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堅決整治“四風”問題，堅決扭轉特權思想、衙門作風，堅決遏制不作為、亂作為；強化機關效能建設，以貫徹落實今年施行的《省機關效能建設工作條例》為抓手，認真學習、逐條落實，嚴格執行效能建設各項制度，深入開展“馬上就辦，辦就辦好”活動，切實改進工作作風。

2019年司法行政工作總的要求和主要任務是：全面深入貫徹黨的和二中、三中全會精神，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學習貫徹對政法工作重要批示，貫徹落實中央、省、市、縣政法工作會議精神，以穩中求進的總要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踐行全面依法治國，建設覆蓋城鄉、滿足各領域各層次需求、體現公平正義價值追求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為實現“三個走在前列”“兩大戰略任務”和“三先目標”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和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加強干部隊伍建設

1.堅持把學習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精神作為司法行政機關首要政治任務，制定學研計劃，開展好每月“黨日活動”，創新學習形式，檢驗學習成效。

責任股室：辦公室、各黨支部

2.認真履行“一崗雙責”，全面落實黨風廉政建設黨總支主體責任，協助黨總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加強黨風廉政建設。

責任股室：辦公室

3.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始終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與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019年縣司法局在縣委、縣政府的領導和市司法局的指導下，緊緊圍繞縣委、縣政府的中心工作，充分發揮司法行政工作的職能優勢，扎實開展法治宣傳、法治建設、法律服務、法律援助、人民調解、社區矯正及安置幫教等工作，為維護全縣社會大局穩定作出了積極貢獻，在新時代開創了全縣司法行政工作的新局面。

一、2019年工作回顧

（一）發揮職能，服務人民

1.扎實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活動。今年以來，我局積極開展好“法律八進”工作，利用春節農民工返鄉期和鄉鎮圩日，深入鄉（鎮）村開展“送法下鄉”活動。在“3.8”、“3.15”等時期，聯合各單位開展形式多樣的法治宣傳活動，為群眾提供法律咨詢和法律援助。九月在全縣集中開展《保密法》宣傳月活動，開展百萬網民學法考試活動。今年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對全縣各鄉(鎮)農村“法律明白人”骨干和人民調解員進行培訓，受訓人數3900多人，共開展“送法下鄉”活動61次；各鄉鎮法治副校長開展校園法制講堂82余次；開展“送法進重點工程”宣傳活動20余次；組織律師送法進企業9次。2.扎實推進公共法律服務平臺建設。完善了公共法律服務中心工作制度，改善服務態度，提升服務質量，實現“一站式”窗口服務，節約司法運行成本。各鄉（鎮）設立法律服務站，中心村設立服務點，縮短了服務距離，提高了服務效率。今年以來，共接待群眾來訪623人（次），信訪721件，電話咨詢352人（次），調解矛盾糾紛215件，其中醫療糾紛2件，調處成功率為100%，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89件，受理公證245件，提供上門服務98次，為群眾提供其他法律服務124件，較好的化解了工傷、交通事故、醫療事故、勞資和其他人身損害賠償等糾紛。充分發揮法律服務中心在維護社會穩定中的重要作用，滿足群眾的法律需求，實現了讓“數據多跑腿，群眾少跑路”，打通了為群眾提供法律服務“最后一公里”，推動形成遇事找法、維權靠法、辦事依法的法治環境。3.大力做好提升公眾安全感滿意度工作。我局高度重視，深入開展滿意度提升工作，壓實責任，分配任務，各司法所堅持上戶開展宣傳，節假日、圩日聯合其他部門集中宣傳，對所有司法行政干警分配電話走訪任務，上半年我縣司法行政滿意度工作在全省排位中有了較大上升。今年以來，累計電話走訪數5萬余人次，對法律援助、人民調解案件回訪895件，向全縣“兩代表一委員”、縣直單位及各鄉鎮領導、企業經營管理人員、村（社區）干部、學校校長等多個層面寄送了1000多封書面感謝信，利用手機短信向全縣30多萬手機用戶發送感謝信。4.積極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根據上級要求及部門職能，對每一位社區矯正人員、刑滿解戒人員進行談話，深入摸排涉黑涉惡線索，進一步開展“掃黑除惡”宣傳、在微信公眾號上開展“以案釋法”宣傳，組織司法行政干警及律師到鄉鎮、單位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以案釋法”宣講活動。截至目前，摸排社區服刑人員757人次，刑釋解教人員1013人次，均未發現涉黑涉惡現象。5.大力化解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充分發揮基層司法所和鄉村兩級人民調解組織的作用，破解矛盾難題，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消滅在萌芽狀態，有力促進了社會和諧穩定。發揮交通調解委員會作用，派出專人在交警隊開展交通事故調解，大幅度縮減了調解時間，有效化解了雙方當事人的矛盾糾紛。今年以來，各鄉鎮化解矛盾糾紛678件，交通事故糾紛186件，醫患糾紛7起，農民工糾紛4起，重大信訪積案4起，挽回經濟損失1168萬元，對我縣綜合治安治理起到了較大作用。6.大力加強重點人群幫教管控進一步完善了“縣社區矯正監管中心”。加強了對重點人員的管理，制定了社區矯正“請示報告制度”、“獎懲制度”、“日常管理制度”等。在國慶、兩會等重點時期，組織社區矯正人員進行集中點驗，嚴肅管理紀律，嚴格落實矯正措施，通過系列行之有效的監管措施和方法，形成一套有效管用的管理機制，對違反管理制度的重點人員按規定嚴肅進行處理。進一步健全縣、鄉、村三級安置幫教無縫對接工作網絡，做到刑釋解戒人員必接必送。11月29日，我局組織人員到贛州監獄開展聯合幫教，對贛州監獄籍在監服刑人員進行幫教，促進服刑人員改過自新。今年以來，接回省內刑釋人員104人，省外刑釋人員27人，入矯46人，期滿解矯44人，現有在矯人員99人，完成遠程會見53人次，發放刑滿釋放人員生活補助119695元。7.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根據“能援則援，應援盡援”原則，逐步擴大法律援助范圍，確保困難群眾遇到法律問題或者權利受到侵害時獲得及時有效的法律援助，切實維護困難群眾、弱勢群體合法權益，傳遞司法行政正能量。截至目前，共辦理贍養、工傷、農民工維權、刑事等各類法律援助案件314件，解答法律援助咨詢1600余人次；為當事人挽回經濟損失680余萬元。8.全面提升公證服務水平。堅持抓好公證業務辦理，努力提高公證服務水平，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有機統一，積極為全縣重點工程項目建設提供公證服務。組織公證處業務骨干參加省、市公證業務培訓，提升了業務人員業務水平。通過針對特殊人群采取窗口預約和電話預約相結合的辦法，集中力量專人限時辦理老年人遺囑等公證事項，適當減免家庭經濟條件困難對象的公證費用等多種措施，為困難群眾提供公證法律援助，推進便民公證服務。今年以來，縣公證處已辦理公證業務392起。9.加強律師隊伍監管管理。一是強化對法律服務隊伍的監管。我局積極履行對法律服務市場監管職責，組織律師事務所、法律服務所負責人召開規范全縣法律服務市場工作會議。加大對律師、法律工作者所辦案件滿意度進行全部回訪，對當事人不滿意的情況進行跟蹤督辦，要求辦案律師、法律服務工作者寫出書面情況報告，對存在“吃拿卡要”等違規違紀問題進行查處。二是堅持落實法律顧問制度。為全面推進依法治縣工作，我局加強對各鄉鎮、各單位聘請法律顧問管理，積極引導律師擔任政府法律顧問，今年全縣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共擔任機關、企事業單位及村（居）法律顧問169家。10.扎實推進法治政府建設。機構改革以來，我局高度重視，配強法制股工作人員，扎實推進法治政府建設工作，重點做好行政復議、行政應訴、合法性審查、信訪復查等工作。目前，我縣行政應訴工作排在全市第一位，并在全市工作會議上作先進典型發言。11.大力完善基層基礎建設。為了讓基層司法所向群眾提供更優質、更便捷的服務，我局積極推進基層司法所規范建設工作，現有16個司法所完成外觀規范化建設，尚有2個司法所未到位，基層基礎建設取得長足發展，最近被市局推薦至省廳表彰為“基層司法所規范化建設先進單位”。

（二）堅持學習，加強黨的建設

1.深入學習黨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神、系列重要講話精神、《黨章》、《憲法》、《保密法》等學習教育活動。今年我局深入開展和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神、系列重要講話精神、《黨章》等學習教育活動，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每月全縣司法行政例會前，進行臺前半小時學法考試制度。通過開展學習教育活動，提高全局黨員政治理論素質，為司法行政工作科學發展提供精神動力。2.深入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一是組織全體黨員參加“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活動中，確保主題教育寬度，提高受教育黨員覆蓋面。二是通過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學習領會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黨的四中全會精，瞄準重要學習篇目，深入學習了黨的報告、黨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等重點篇目，將讀書、思考、交流相結合，進行集中學習、集中交流研討。認真細致地開展調查研究，深入基層一線，了解社情民意，實實在在地為人民群眾解決問題。三是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班子成員對照黨章黨規、黨的四中全會精神等，結合工作實際檢視自身存在的問題，并查找問題存在的原因，精準施策，抓好問題整改。“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開展以來，局班子檢視出問題13個，已整改11個問題，班子成員檢視問題55個，已整改42個問題。其中，關于基層司法所外觀規范化建設這個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我局已將全縣16個有條件的司法所按照省廳要求建設到位，這項工作在主題教育期間，被市局推薦至省廳表彰為“基層司法所規范化建設先進單位”。3.線上線下結合開展學習。一是我局堅持用好江西干部網絡學院、學習強國APP等學習平臺，在網絡是進行日常學習。二是堅持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活動、“”制度組織干部集中學習。三是每月司法行政例會上安排干部臺前作“嵐山讀書”活動交流發言。4.積極配合政治巡察。7月份縣委巡察組對我局進行政治巡察、干部作風巡察，我們積極支持、全力配合，對巡察出的五大項十二個問題都已整改到位，經請示巡察組同意認可整改到位。5.切實加強隊伍建設、作風建設。今年我局制定出臺了《縣司法局機關干警2019年“千分制”考核考評方案》、《縣司法局2019年度基層司法所工作目標管理考評方案》等文件，為隊伍建設提供了制度保障。按規定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六項禁令”，繼續嚴格實行干部管理苗頭提醒、打招呼制度、干部跟蹤和互相監督制度、談心和誡勉談話制度以及基層司法所干警不定期查崗等制度，常態化開展干部作風建設。

（三）服務大局，發揮作用

總體思路：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中央省委市委政法工作會議、全省司法行政工作會議精神，圍繞司法行政工作平安和諧發展總目標，按照“抓改革、促發展、保穩定、創一流”總要求，以改革創新為動力，以能力作風建設為保障，以確保監管安全穩定發展為重點，以推進公共法律服務、特殊人群管理、矛盾糾紛調處、法制宣傳教育“四個全覆蓋”為抓手，突出重點，增加亮點，多干實事，著力實現法治建設、基層基礎工作、法律服務工作、綜合保障工作新突破，全面推進司法行政工作改革發展，努力為省會現代化建設搞好法律服務和保障。

主要目標：（一）公共法律服務、特殊人群管理、矛盾糾紛調處、法制宣傳教育“四個全覆蓋”全面推進，全市70%的縣（市）區司法局建成“四個中心”。（二）監獄場所持續安全穩定，教育改造質量不斷提升，罪犯刑釋時改好率達95%以上；勞教制度廢止后轉型工作穩步推進；監獄經濟持續轉型升級，優勢產業做大做強。（三）法治建設全面推進，領導干部學法用法和法治文化陣地建設取得突破，法治創建工作進一步深化，全社會法治化水平明顯提升。（四）法律顧問覆蓋率進一步擴大，律師在依法維護公民和法人合法權益方面的作用充分發揮；公證機構管理體制和工作機制更具活力，業務總量突破7萬件；確保完成2014年市政府承諾向市民提供6000件法律援助的民生實事任務，完成省廳下達的法律援助案件任務；圓滿完成2014年國家司法考試考區工作，司法鑒定監管力度加大，司法鑒定管理機制不斷完善，執業活動更加規范有序；基層法律服務布局日趨合理，服務水平不斷提高；法律服務行業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不斷加強，政府購買法律服務不斷推進。（五）專業性、行業性人民調解組織進一步拓展，矛盾糾紛調解成功率達98%以上；社區矯正執行和保障體系不斷完善，社區服刑人員再犯罪率控制在0.06%以下；安置幫教銜接機制進一步規范，幫教率、安置率分別達到100%和90%，重新犯罪率控制在2%以下。（六）基層司法行政保障水平明顯提升；70%的司法所達到省級規范化標準，司法所實現統一標識；信息化建設實現省市縣三級聯網。（七）司法行政工作改革有序推進，勞教制度廢止后轉型工作取得突破。司法行政法制化建設進一步加強。（八）班子隊伍作風紀律建設、廉政建設進一步加強，亮點、典型、品牌推樹力度加大，司法行政工作社會影響力顯著提升，全系統政風警風行風明顯改進。

一、深入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和重要講話精神

1.認真組織學習，掌握精神實質。把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央政法工作會議精神和重要講話作為重大政治任務，精心組織，周密安排，以此武裝頭腦，推動工作，提高司法行政工作服務大局的能力和社會影響力。

2.堅持解放思想，借勢借力改革。圍繞落實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司法行政體制改革任務，積極爭取關心和支持，借勢借力推進勞教所轉型、政府購買法律服務、公益性崗位開發、法律援助體制改革、健全社區矯正制度、建立法治建設指標體系和考核標準等改革工作。

二、全面推進“四個全覆蓋”工作體系建設，進一步加強司法行政基層基礎工作

3.推進“四個全覆蓋”工作體系建設。制定出臺關于推進“四個全覆蓋”的總體實施意見和單項實施意見、工作推進方案，推進公共法律服務、特殊人群管理、矛盾糾紛調處、法制宣傳教育“四個全覆蓋”工作體系建設。加強縣（市）區司法局綜合法律服務、特殊人群管理、矛盾糾紛調處、法制宣傳教育“四個中心”建設，將司法行政工作覆蓋到城鄉基層，更好地為群眾服務。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全縣司法行政工作的指導思想是：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和中央、省、市、縣委政法工作會議精神以及省、市司法行政工作會議精神，在縣委、縣政府的堅強領導下，以黨建工作為引領，以服務大局為根本，統籌推進依法治縣，提升公共法律服務，強化特殊人群監管，為高質量推動“四個示范區”建設和維護社會大局穩定營造濃厚法治氛圍，提供堅實法治保障。

一、以黨建為引領，全面加強思想政治建設

1.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首位。建立常態化政治學習制度，每月第一周周一為黨支部集中學習日，每次黨組會第一個議題為政治學習；突出學習重點，深入學習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黨章黨紀，學原文、讀原著，教育引導黨員干部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確保政治方向不偏；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長效機制，匯聚干事創業強大動力，鞏固主題教育成果。

2.把意識形態責任扛在肩上。全面落實意識形態責任制，努力形成黨組統一領導、班子成員齊抓共管、黨員干部積極參與的工作格局；主動適應新形勢，充分運用微信公眾號、“司法惠民”官方抖音、法律服務微信群等媒體媒介，重點宣傳全面推進依法治縣的重大意義、新時代深化依法治縣實踐的主要任務和法治扶貧的好做法、新典型；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導干部職工從紅色基因和先進典型中汲取信仰力量；倡導文明新風，在創建文明、衛生城市中主動作為。

3.把支部建設抓在手上。自覺履行黨組書記抓黨建責任和班子成員“一崗雙責”，全面落實基層黨建質量提升行動工作部署；嚴格落實“”、組織生活會制度、民主評議黨員制度、談心談話制度；高標準、嚴要求抓好黨員發展工作；開展黨員志愿服務活動和“先鋒創績”、“五星創評”等創先爭優活動，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推進結對共建，大力加強法律服務行業黨的建設工作，鞏固提升與城市社區結對共建水平。

4.把紀律作風挺在前面。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深化黨性、紀律、法治和道德教育；用好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注重抓早抓小，筑牢黨員干部拒腐防線；全面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完善內部監督管理制度；加強與第四派駐紀檢監察組溝通聯系，主動接受監督，養成在監督下開展工作的習慣。

二、以滿意度為統領，全力提升法律服務水平

本文作者：李光和 單位：廣東商學院思想政治理論教學部副教授

國民黨中央關于會議提案標準說:凡蒙藏地方現在代行司法權之機關，須將司法權交由新設之司法機關行使，以期蒙藏人民與內地人民受同一法律之保障。⑤會議通過《改進蒙古司法辦法大綱》⑥8條，由蒙藏委員會呈行政院轉咨司法院核準，由兩院會呈國民政府第100次國務會議修正備案。該大綱改革盟旗司法制度的取向是明確而堅定的。如第1條“蒙古地方，應于旗治或其他適宜地點，由司法院積極籌設獨立司法機關”;第5條“蒙古世爵、喇嘛等私人均不得受理或處理關于司法案件”。但它也考慮了盟旗地方的特殊性。如第3條“蒙古地方現已設立及將來籌設之獨立司法機關，須參用蒙人為推事及檢察官，并須設蒙文譯員及代繕訴狀，以期使得蒙人之訴訟”;第6條“蒙古各旗應選送兼通漢蒙語言文字之蒙人入各法律學校肄業”;第7條“游牧地方得因其情形采用巡回審判制度”;第8條“蒙古地方司法機關傳集蒙人時，應請該管旗署或旗員協助辦理之”，即保留其部分司法權。“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華北危急。救亡壓倒建設，訓政話語下的激進方案破局。朝野各方關注經濟、教育和國防，“獨于內外觀瞻所系、人民生命財產所托，且為法權收回樞紐，并關全民重心吸力之邊疆司法事務，尚未從長計劃、徹底改善，并因厄于目前國庫空虛、無暇兼顧”。①當局邊疆政策特別是“治蒙”方略也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在總體上，南京政府的邊疆民族政策已趨軟化，且其堅持已非現代化改革，而在于國防安全與國家統一。1934年，南京政府決定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并承諾“各盟旗管轄治理權一律照舊”、“盟旗地方以后不再增設縣治或設治局”。②這使得盟旗地方司法改革的法理基礎流失，改革成效可想而知。律師劉陸民1935年說:“迄今內蒙古各盟旗之司法權可謂超前清而上之，抑何從而見有司法系統”;新疆“高等法院終不辦一案，其對各縣司法亦自無系統可言”;西康之司法系統亦“無從說起”，③遑論外蒙古與西藏。

國難當頭，邊疆地區的司法改革問題也受到邊遠省區代表和法律界人士的重視。相關提案在1935年司法會議提案中占相當大比重。其中關于司法經費問題者25案，5案涉及邊疆地區;關于法院設置及法官配置問題者18案，8案涉及邊疆地區。尤以綏遠高院院長余俊將邊疆司法改革提到“救亡圖存”的高度。他說:“擁護法權，實為目前治邊之唯一出路，亦即民族復興之一線生機。是邊區法院比較內地尤為重視，無待煩言。倘再沓泄因循，堅持以前錯誤心理，仍將邊陲司法視作不急之務，聽其自為生滅，則覆巢之下必無完卵，皮之不存，毛之安附?”④相關提案均獲會議通過，會議宣言強調:“內地組織較完備，而邊遠省份，輒多因陋就簡，似此畸形發展，殊非所宜”。按照這次會議的精神，司法行政部于次年制定分三年普設計劃，邊疆省份各縣均須同時籌設(盟旗地方則無安排)。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民國政府的地方司法改革幾乎橫遭中斷，但客觀上對西部省區的司法發展卻有促進作用。論司法人才，東南沿海地區淪陷后，戰區法院關閉，司法人員求職于西南邊遠省區，“貴州司法官幾有人滿之患”。⑤論改革進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清末以后，新式法院集中于東部的不平衡發展格局。⑥同時，民族地區司法改革問題也受到較多重視。1943年9月，國民參政會三屆二次大會通過的《推行蒙藏地方司法制度》案說:近年來，邊省當局尊重司法獨立，司法行政人員多能明了邊情，恪盡職守，善為處理，故能博得邊民極深切之信仰，樹立法治清明之威信。因此，提案擬出兩項具體辦法:(1)請增設蒙藏地方司法機關;(2)請增加青、康、寧、新等邊遠省區司法人員經費。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交行政、司法兩院會商辦理”。①當然，司法行政部辦理時卻不無折扣。國民參政會通過的《川康建設案》，較為完整地表述了南京政府推進邊疆民族地區司法改革的策略和地方的呼聲。1939年初，國民參政會一屆三次大會決定組織川康建設期成會，派遣視察團分赴川康各地視察。參政會在視察團報告書基礎上通過的《川康建設案》中提出治本與治標兩方面的辦法。治本方面有三條措施:(1)制定適合康區民情之特別法規，斟酌康寧各地情形制定特別適用法規，以為邊地司法人員處理民刑案件之根據;(2)用彝族民族文字翻譯適用法典，“俾康人倮人得知法律究為何物，庶幾可以減少各民族間若干無謂之糾紛”;(3)向康百姓普遍宣傳法律常識。治標方面有四項辦法，即:培植邊疆司法人才、統籌邊疆司法經費、改進邊疆司法程序和縮小邊疆司法單位。②1941年初，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因“旅藏漢民管轄權已逐漸收回”，會商司法當局“暫將旅藏漢民司法權，托由本處斟酌地方習慣代行”。司法行政部派員會同蒙藏委員會議定“要點”6項和《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理司法事務暫行辦法》10條，經行政、司法兩院會呈國防最高委員會。但國防最高委員第71次常務會議決議“緩議”，直到1944年才“核準施行”。1945年初，司法行政部與蒙藏委員會擬訂《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處長審理訴訟暫行條例》(草案)和《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辦理司法事務暫行條例》，經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③但終至南京政府覆滅，該法案尚未完成其立法程序。

1945年5月，國民黨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宣言強調“必以全力解除邊疆各族所受日寇劫持之痛苦，必亦全力扶助邊疆各族經濟、文化之發展，尊重其固有之語言、宗教與習慣，并賦予外蒙、西藏以高度自治之權。”④同年7月，國民參政會召開四屆一次大會，邊疆民族問題成為提案熱點。雷沛鴻提案在政治方面“宜以法律保證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利”，在文化方面“仍宜尊重文化的少數者之語言，文字，風俗，習慣”。⑤格桑澤仁提議將蒙藏等少數民族自治制度“載諸憲法”，提出3種自治區構想:一是設特別自治區，即外蒙古、西藏，實行高度自治;二是自治區，即東蒙古、西蒙古兩個自治區，喀木和安多兩個藏族自治區(喀木指西康及川滇邊區，安多指青海及川甘邊區);第三種可算是“準”自治區，新疆等省其他民族與蒙藏情形有相似之處，“援照蒙藏各自治區辦法另訂適宜制度”。①李永新則提議:國民大會代表名額規定為“每縣市每旗宗及其同等區域，各選出代表一人”，縣市旗宗同等;增列“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統轄蒙古各盟部及獨立旗等。②但當局未采納上述提案。1947年11月，南京國民政府召開司法行政檢討會議。從會議提案可以看出，邊疆司法改革進展令人失望。青海建省以后，不惟法院設治尚未遍于舊西寧道屬，法權所及亦未逾越舊西寧道屬一步。“坐是一省之內，此疆彼界，形成異國，法權莫及之，儼同化外。”③寧夏蒙漢雜居之地，“蒙人與漢人間之爭執，蒙人固欲旗政府管轄，而漢人則無不愿司法機關之保障。然蒙人游牧為生，居無定處，有事則聚騎爭奪，避匿則遠?大漠”。所有裁判無旗政府協助則難發生效力，“由是邊區之法權，無異昔日外人租借地，于國權統一不無缺憾”。值得注意的是，清末以后改革先行一步的東北也成為要求特殊政策的邊疆地區。④這次會議關于邊疆地區司法改革的眾多方案，成為紙面上的空談。#p#分頁標題#e#

司法改革的特殊政策與國家法制的統一，是一個必須全面審慎考量的敏感問題。關于南京國民政府出臺的相關政策法令，邊疆各省當局的要求，以及專家學者的建議，大致可從三方面觀察。由于經濟社會發展程度較低，民族結構異于內地，邊疆省區在新司法組織建議方面，除要求較慢的進度外，還要求享有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在實踐中，多集中表現為下列兩個問題。爭取資金支持。與內地省份相比較，邊疆省區司法經費特別困難。首先，由于地方財政有限，司法經費乃至被軍事、行政等費用擠占。例如青海，該省財政艱窮達于極點，各機關維持費無從籌措，“尤以司法機關為最甚”，積欠常在10余月以上。青海高院認為:“顯系本省財政根本上之絕境，而非朝夕之短期事態。”⑤其次，邊疆地區司法收入有限。由于司法經費由地方負擔，各省司法自收自支。“此在法收豐裕省分，尚能牽蘿補茅稍資挹注;而在法收微薄之省，仍屬捉襟露肘無法補救。”①對此，邊省頗感不公，“甚非平等改進司法之道也”，②普遍要求中央多方支援經費。一是要求中央專案補助。1935年司法會議上，甘肅高院要求按照法官官俸額數編訂新預算，除原由省庫負擔及法收彌補者外，不敷之數即由法部設法撥款補足，使與內地各省法官同樣待遇。二是平均分配全國司法收入，統一司法經費。青海高院院長提出《全國各省司法收入應統籌平均動支暨各省司法官員應一律平等待遇實施共同發展案》。寧夏也有類似提案。縣司法經費也有類似問題，須由省府統籌，按縣配給。應該說，南京國民政府特別是司法當局的態度還算積極。1929年國民黨三全大會，即有“確定司法經費”之籌劃。對于西康，中央政府就主動承擔高等、地方法院建設費用(有意思的是，地方軍閥劉文輝并不買賬)。到1941年，無論戰區或非戰區省份，已設或未設法院縣份，司法經費一律由國庫支出。③1943年9月，國民參政會提請增加青、康、寧、新等邊遠省區司法人員經費，“送請政府分別辦理”，④但效果似乎不佳。在1947年司法行政檢討會議上，邊疆司法經費問題仍是提案焦點之一。變通司法體制。一是設最高法院分院。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擬酌設最高法院分院數所。按1928年司法部的方案:“擬于北平設最高法院第一分院，甘肅省治設最高法院第二分院，四川省治設最高法院第三分院，云南省治設最高法院第四分院”，分轄邊遠省區。⑤其他各地最高法院分院一律裁撤，唯東北分院因政治地位特殊而留存，直到1931年東北淪陷。1932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公布《法院組織法》，刪除最高法院分院之規定。在1935年全國司法會議上，青海高院院長曹文煥等提議:“雖不能大設分院，亦可按地取材，簡置最高法院西北分庭，管轄西北各省訴訟之終審案件。”⑥不過，南京國民政府并未采納這些提案。抗戰期間的最高法院分庭并非針對邊遠省區而設，抗戰勝利后一律裁撤。二是實行巡回審判制度。邊疆地域遼闊、交通不便，邊省司法當局普遍要求實行巡回審判制。但南京國民政府在原則上是不允許的，少有的例外最初是甘肅。⑦1930年12月公布的《改進蒙古司法辦法大綱》也規定:“游牧地方，得因其情形采用巡回審判制度。”正式頒行的各法典都沒有此項規定，充其量不過說:“彼外國之巡回審判制，雖難通行于我國，然此際自無妨略師其意。”⑧但抗戰全面爆發后，司法院公布《戰區巡回審判辦法》等，先后實施的湖北、廣東等9省均非邊疆地區。至抗戰結束，相關條例廢止。在1947年司法行政檢討會議上，有代表提議于邊遠省份設置巡回法院。大會的審查結果是:“請制定邊省或交通不便之地方富有彈性之巡回審判法規。”①三是簡化程序、精簡機構。國民參政會通過的《川康建設案》建議:改進司法程序，“將一般程序，酌加變通，力求簡便，以適應邊地需要”;“縮小司法單位，提高邊縣區長地位，付與兼理初級司法之權。”具普遍意義的是精簡人員編制。當時，司法機構“隨行政區域而設置，遂致勞逸不均”。例如寧夏、西康等省高院，“以推事一人可了，而依法須分置民刑庭，不得不配置推事多人”。對此，司法行政部準許，“合議審判不足法定人數時，應就兩庭庭員互為陪席，必要時并得依法調用當地地方法院推其職務”。書記官以下各項人員，也盡可酌予虛懸，暫不按照概算所列員額派用。②

邊疆省份的司法人員職業化建設，較之內地困難更大。首先是文化教育不發達，法律專業人才儲備不足，無法“就地取材”。而高等教育集中于內地省份，邊疆省份的子弟畢業后，多數也到中央機關或內地省份謀職。其次，邊疆地區生活條件艱苦，無法吸引內地特別是南方各省法律人才。此外，在邊疆省區的司法人員，須掌握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并熟悉其風俗習慣，合格人選更不可多得。準入門檻較低。以司法官而論，《甘寧青新法官任用暫行辦法》規定，“在國立或經最高教育行政機關立案或承認之國內外大學、獨立學院、專門學校修習法政之學三年以上得有畢業證書，成績在80分以上者”，可直接派充候補推事或檢察官;成績在70分以上而具審判官、書記官資歷者，得派充學習推事檢察官。③對于這種降格以求，有的省份并不買賬。如甘肅高院在1935年司法會議上的提案認為:“是直視西北各省區為異域，而以人民之生產財產名譽及自由為試驗品也。”④遼北高院在1947年司法行政檢討會議上的提案也認為:“減低邊疆人員任用資格，制定邊疆人員任用各種法規，法良意美，足資補救。惟因有此規定，而邊疆司法人員之資格逾較內地為低，勢將永無平衡之日。”⑤但多數邊遠省份對此類降格以求是歡迎的，并力求“用足政策”。例如:《邊遠省份公務員任用資格暫行條例》經一再延展，將于1948年1月截止。新疆高院在1947年司法行政檢討會議上提請將該條例施行期間再續展三年，并擴大其適用范圍。至于其他各省，西康請以關外各縣及寧屬邊遠縣局司法官適用第二條所定薦任職之資格，書記官及監所人員均適用第三條委任職之資格;綏遠建議“凡曾在專科以上學習政治畢業之現任司法人員，及曾任記錄書記官多年學歷不合經驗豐富者，均應由部調受一至二年之訓練后，派充縣司法處審判官”;貴州要求“對于本省法官資格稍放寬大，援照西康、臺灣、東北各省成例，仍適用邊遠省份司法官任用資格條例”。⑥俸薪待遇優厚。保障司法人員任用待遇及俸給問題，是1935年司法會議提案的焦點。甘肅高院建議:凡輪船、火車不到之省區，司法官薪俸不及官俸額，其不敷之數由司法行政部徑行撥發。在邊疆服務三年以上者準予優先調近。①寧夏高院建議“凡派赴甘寧等邊省司法官，一律由部補助途資在法收項下支給”。②陜西高院第三分院院長蕭敷詳提出《任用法官須慎人選法官待遇邊區與內地尤宜平等》案。全國司法經費統一由國庫支出后，此類提案在1947年司法行政檢討會議上仍有增無減。其原因大致如下:一是受司法復員效應。二戰后司法復員，西向避難的專業人員大多東遷，邊疆省份亟需提高待遇而羅致專業人才。二是地方政局的影響。例如新疆物價高且幣制不同，司法人員之薪給以國幣照算，購買力差。三是新不平等政策的出臺。例如，司法人員生活基本數及加成數辦法，導致內地優而邊區較薄。“揆諸厘定初意，或以為邊區生活較低，不如內地高昂”，實則邊區多數縣份，“實與內地無殊，而布匹日用各物，則多由內地轉輸，且較都市尤昂，兼之邊地多屬瘴區，氣候惡劣，易生疾病，每年醫藥費恒超過生活費而有余”。此外，還有一些老問題沒有解決。一是氣候條件惡劣，例如東北，地屬邊疆又位于亞寒地帶，冬衣與煤火之負擔高于內地。二是赴任差旅費較多。總之，為發展邊疆司法，鼓勵司法人員到邊疆任職，應提高邊疆司法人員之待遇，不必拘于全國一律。會議將相關案件合并討論，決定:司法人員待遇應特別提高，邊疆及其他有特殊性區域之司法人員，尤應盡先設法優其待遇。③但后來重新公布的官等官俸表對此未有特別規定。④考選制度傾斜。在司法人員培養、考選和派任方面，獎勵、督促內地司法人才服務邊疆。在1947年司法行政檢討會議上，司法行政部民事司長吳與新提議教育部在邊疆學校增設法律科，免費招收邊疆學生;在新疆設立法學院一所。同時，在派用司法人員時盡量就鄰省人士選派。⑤興安、綏遠、西康等高院都有類似提案。青海高院院長郭潤霖的提案稱贊前清時代，就地取才，不遺在遠，足以加強民族之向心，而增進文化之交流，實屬“法美意良”。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考區限于內省，邊地考取之人士僅任職于中央或交通便利之區。青海高院成立后，“合格法官既不可得”，中央派赴本省者絕無，“間或有之，亦不過藉本省法官之名義，而實際供職他省或中央而已”。他建議合格法官應盡量分發邊省法院服務以免人才集中于內地一隅，而邊省感到缺懸事廢;應就邊省適中地點劃為考區，每兩年由中央簡派大員蒞試一次，并對與試法官人員限定錄取名額。大會決議“原案擬送請司法行政部轉送考試院參考”。⑥實際上，南京國民政府對此也有實踐與嘗試。在普通公務員方面，1935年8月頒布《高等考試、首都普通考試邊區應考人員從寬取錄暫行辦法》。在司法官方面，當局為就地取才計，于1937年8月在貴陽舉行“司法人員臨時考試”，其中“高考”初試錄取41名。以后歷次考試在西部基本上均設考點。1948年7月修正公布《考試法》規定各省區定額標準，同年高等普通考試即分考區進行，并照此定額錄取。①讓現任人員通曉邊疆形勢，掌握少數民族語言并熟悉其風俗習慣，培養少數民族人才，是邊疆地區司法職業化建設的重點內容。《改良蒙古司法辦法大綱》認為:“蒙人之語言、風俗習慣與內地不同，若法院之推事及檢察官均以內地人民充任，難免因事理隔膜裁判失當，故須參用蒙人為推事檢察官，又須用蒙文譯員通譯推事與當事人間之意思，以期明白事理”。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案》建議從速特別設所訓練邊疆司法人才，便能粗通邊民語文，諳悉邊疆情形，習于邊地生活;并須于邊民中擇優培植司法人才，使任司法職務。在實踐中，司法人員訓練機構都設有邊疆政策的課程。#p#分頁標題#e#

在司法依據和法律適用問題上，表現為援用行之已久的前清舊律并尊重少數民族的習慣法，正視成文法典與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差距。在法治推進過程中，強調以法律宣傳與調查為先導。暫行沿用前清舊法。1929年，甘肅高院電稱:甘肅蒙番人民多沿舊習，“普通法律，向不適用”，民國以后適用《理藩院則例》及《番例條款》。故請示法部:“所有現行法律，對于蒙番人民，可否一律適用?”經司法院發交最高法院解釋，后者的意見是:查《理藩院則例》及《番例條款》，原為特別法之一種，在未經頒布新特別法以前，應照前項國府通令“就各該地方隸屬國民政府以前所適用者，酌予援用”。②此類援用，名義上是前清舊法，實際上卻是所有公私訴訟均“按照習俗慣例任意解決”。由于《理藩院則例》及《番例條款》不合現代精神之處甚多，各界人士包括邊遠省份司法當局都普遍不滿意。1930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在蒙古會議上提出《厘訂蒙藏地方暫行法制案》。其辦法有三:(1)《理藩院則例》及《番例條款》，名稱亟應廢除。(2)《理藩院則例》及《番例條款》依下列標準分別厘定:與現制絕對抵觸者，全刪;與現制相對抵觸者，刪修;與現制并無抵觸者，暫留。(3)起草蒙藏地方適用新法典。在新法典未頒行以前，所有舊有蒙藏法規暫準適用。③制定單行法與特別法。到1930年前后，南京國民政府陸續頒行一些法律，但邊疆地區要求另定民族特別法或單行法，其基本邏輯是:各法典適合于漢族地區，與少數民族風俗習慣不合。青海高院在1947年司法行政檢討會議上的提案說:“現行民刑法律以及一切訴訟程序，與蒙疆人民知識水準風俗習慣相差殊甚，根本不能適用”，并斷言:邊疆地區種種有失公正之處，“遏莫非現行成文法典不切蒙藏民族之實際需要”。④新疆高院院長賈煥臣的提案兼顧民族和宗教問題:新疆宗族復雜，其風俗習慣多與內地迥異，也各不相同。占最大多數之維吾爾、哈薩克等族，既以伊斯蘭教文明為主，則伊斯蘭經典及其固有習慣，似應酌予采擇，以適應民情。“請酌依伊斯蘭經典及維、哈等族固有習慣，另訂頒新疆民事單行法規”。大會決議“照案通過”。西康高院則建議制定少數民族“共通法典”:漢族以外的滿、蒙、回、藏、苗、瑤等族，各有其風俗習慣。我國地大族繁，迤西邊疆各地，各族雜處，務須通盤籌劃，擴大范圍編纂一能適用于各族之共通法典，俾現行民刑法律得適用于特別情形，割據法治，納民軌物。①南京國民政府也有意制定單行法和特別法。1930年11月，司法院長王寵惠在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提議“修訂現行蒙藏司法法令”，但只見中央部會發函和下令調查，不見有立法活動展開。1939年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案》內有制定“邊區司法特別法規”一案，經由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函請司法院交辦。1943年2月，司法行政部完成《西康民刑特別法》草案(包括總則、民法、刑法、訴訟法四編)的編纂，并令發西康高等法院簽注意見，獲西康方面贊同。“嗣因事關制定法典，主張不一”，至1947年底尚未經過立法程序頒布施行。在司法行政檢討會議上，西康等高院再請制定“特別法規”或“補充條例”，獲大會通過歸并到“邊區法規案”，②但最終未見完成其立法程序。加強調查與法制宣傳。蒙藏委員會1929年所擬訓政時期工作年表的“說明書”說:“故整頓蒙藏司法，首宜明了現狀，并灌輸人民之司法常識。”1930年蒙古會議通過《改進蒙古司法辦法大綱》后，國民政府批令:“先由主管機關將該辦法大綱從事宣傳，使蒙民澈底了解，以期推行盡利為要。”如前述1939年，國民參政會通過《川康建設案》，其“治本”辦法有兩條涉及這個問題:(1)用彝族文字翻譯適用法典。因為康區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均與內地漢人完全不同，且根本上不了解法律，更談不上遵守的問題。(2)向康區百姓普遍宣傳法律常識。因為法律觀念既異，法律常識毫無，如不急加挽救，糾紛自必日增。③實際上，南京國民政府也很重視這個問題。邊疆省份司法機構之籌設均以調查和宣傳為先導，特別是成立最晚的西康。司法行政部于西康高院成立前擬定“調查西康司法計劃”，遴派專員前往調查，自1938年9月起，歷時4個月。調查中注意一般民商事習慣，辦理民刑案件之詳細情形，漢民與少數民族之紛爭如何解決，以及特殊的民商事習慣等。邊疆省份法院組建后，有的訟事簡少。司法行政部認為“欲謀司法之推進，非先事宣傳不為功”，分令寧夏、青海和西康等高院遴派推事赴各屬縣區地方，就法律與人民生活之關系、違反公序良俗各習慣必須革除以及淺近之訴訟程序，用口頭或文字多方進行宣傳。④各該高院均奉令加強法制宣傳，特別是青海高院，還要求宣傳人員附帶調查，其事項為:各民族之特有風俗習慣及民刑事解決之習慣法，各宗教集團之規律及其民刑解決之習慣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