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國家層面對數字貨幣重視程度不斷提升的背景下，區塊鏈技術與數字貨幣融合水平不斷提升，數字貨幣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應用水平不斷提升，應用成效也不斷提升。論文在簡要論述數字貨幣產生和發展的基礎上，分析區塊鏈與數字貨幣的融合機制、技術支撐和風險監管，并說明數字貨幣在以企業為主體的社會經濟發展體系中的具體應用形式，以此為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關鍵詞】區塊鏈技術；數字貨幣；企業

1引言

區塊鏈技術就本質上而言，是基于數學和密碼學為基礎，以互聯網和計算機編程為支撐，以分布式共享賬本為存在形式的去中心化數據庫。由于其所具有的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集體維護、公開透明等特征，實現了各種應用場景下的多個主體之間的協作信任，有效解決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區塊鏈技術應用的基本技術包括P2P對等互聯網絡技術、分布式賬本、共識機制和非對稱加密算法等，有效保障了數據安全。

2數字貨幣的內涵

數字貨幣又被稱為電子貨幣，是一種基于區塊鏈技術為實現形式，擺脫傳統物理介質載體，實現貨幣發行和應用電子化的重要形式。數字貨幣的產生和發展，既是技術發展推動的必然結果，又在法定貨幣發行、商業銀行支付、企業財務、數字金融體系形成和數據資產交易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當前世界各國央行都已經強化對數字貨幣發展的重視程度，推動數字貨幣在社會經濟中的應用，為經濟運行模式創新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1]。

3數字貨幣的產生和發展

［摘要］區塊鏈是一個分布式存儲數據庫，通過建立“機器信任”以解決傳統金融的許多痛點問題，已經成為金融創新的一項新興技術。與此同時，區塊鏈技術衍生出的各種金融形態也會產生復雜性更強、傳播性更廣的風險，這些演化而來的新型風險用傳統的方法難以控制，給金融風險管理研究與監管制度設計帶來了新的挑戰。本文梳理出國內外關于區塊鏈技術、區塊鏈金融和風險管理等方面的相關研究現狀，指出了區塊鏈技術背景下金融創新的發展趨勢以及金融創新與風險管理的研究前沿。結合我國經濟形勢，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如：我國需要加大區塊鏈關鍵技術攻關力度、搶先探索區塊鏈金融應用場景、創新金融風險管理理論與方法，完善我國金融監管體系建設，并以此為突破口引導我國高質量金融創新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區塊鏈技術；數字貨幣；金融創新；風險管理

當今社會對金融需求已經無處不在，金融產品紛繁復雜，但在金融與產業之間并沒有真正架起一座雄偉的橋梁。眾所周知，貨幣是商品交換的產物，是人類社會最早發明的幾大文明之一，貨幣的產生極大地解決了商品交換的效率問題。但是商品交換后的多余貨幣也不能閑著，于是金融就有了自我價值實現與超越的放大器特性。尤其是在金融創新活動日新月異、金融創新業務不斷涌現的今天，普遍存在著金融屬性與商品屬性相分離的現象。這種分離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得金融交易呈現出信息不對稱與信息相互分割的特點，沒有形成真正的實體產業與金融相融合的交易平臺。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世界各國上了生動的一課。但這種交易模式的關聯性不強，不能形成具有實時性、流量性、連續性的價格反應機制。因此，加大實體產業與金融產業的深度融合是一種必然選擇，增強金融創新賦能實體經濟的發展能力是世界各國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標。區塊鏈最早作為“比特幣”的底層技術，是一種由多方共同維護，以密碼學算法為基礎保證點對點傳輸與訪問安全，能夠實現數據一致存儲、難以篡改，防止抵賴的分布式賬本技術（DistributedLedgerTechnology，DLT）。這是一種分布式存儲數據庫，是所有交易或事件的公共賬本，可以在參與者之間執行與共享［1］。隨著區塊鏈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新的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人類社會已進入由區塊鏈技術驅動的價值互聯網時代，去中心化信任、公開、透明、匿名、自治、難以篡改、可溯源、隱私保護、數據一致成為區塊鏈的技術特性，高信用與高安全度、分布式數據存儲、共識機制、協作共享、以密碼學為基礎的鏈狀組織架構、資源的有效分配成為這一時代金融創新的重要特征。2019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把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自主創新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區塊鏈思想與理念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滲透到當今時代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區塊鏈技術正在加快與5G、物聯網、邊緣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同時以更快的速度廣泛應用于各行各業，推動各領域的供給側改革與發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由此充分展示出區塊鏈技術極強的生命力與無窮魅力。

1區塊鏈技術背景下金融創新的特點與風險

與傳統金融創新相比，區塊鏈的技術特性為解決實體經濟的金融問題提供了嶄新的視角，從而形成了區塊鏈技術背景下金融創新的新特點，主要體現在：隨著區塊鏈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區塊鏈對金融的作用被不斷強化。數字貨幣方面，目前，以“比特幣”為首的數字貨幣已達數千余種，Token激勵機制顛覆了傳統法定貨幣發行機制，衍生出ICO及虛擬幣投資等各具特色的新金融形態。金融服務方面，鏈上數據分布存儲、鏈上節點共同維護、點對點傳遞等去中心化特征改變了傳統數據存儲模式，提高了金融服務的安全性；匿名特征可以充分保護金融服務參與者的隱私，避免不必要的隱私泄露；智能合約建立了機器信任，降低了金融服務成本，提高了金融服務效率。因此，近幾年來，各國政府都越來越傾向于把區塊鏈技術向金融服務業落地方向發展。一旦區塊鏈技術與金融業深度融合，將重構金融主體、金融架構、金融模式、金融產品、金融行為、金融基礎設施，創建新的金融體系與金融業態。盡管區塊鏈技術作為金融創新的一項新興技術獲得了快速發展，并在諸多領域獲得成功應用。但是，它也給金融創新活動帶來了一系列新的潛在風險：一是區塊鏈本身的技術風險，主要是在性能、信息安全、標準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風險。性能方面，區塊鏈分布式的記賬和存儲需要多點驗證復制信息，這會導致每個節點的存儲容量急速膨脹，加上區塊大小與出塊時間受網絡延遲等因素的制約［2］，造成業務吞吐量低、資源冗余、網絡延遲及共識效率低等一系列問題［3］，難以處理高吞吐量實時金融業務。信息安全方面，計算機算力的飛速提升和量子計算的突破可能使區塊鏈加密算法面臨著被破解的風險，這將極大沖擊區塊鏈加密體系的安全性；同時，區塊鏈在網絡層可能受“女巫攻擊”，在共識層可能受“算力攻擊”，在智能合約層由于代碼的漏洞易受“黑客攻擊”［4］，從而可能帶來巨大損失。標準方面，目前區塊鏈沒有統一的國際標準，存在兼容性差、互操性低、法律邊界模糊等問題。二是區塊鏈技術衍生出金融創新活動的風險，主要包括比特幣為首的加密貨幣存在沖擊傳統貨幣體系、投機炒作、金融犯罪等諸多風險。隨著比特幣、以太坊等數字貨幣的興起，非法定數字貨幣對各國貨幣結構和貨幣政策產生影響［5］。而數字貨幣的投機也會帶來套利問題，融資企業在市場上進行首次代幣發行時，存在虛假資產以及投機炒作的風險。加密貨幣在流通過程中無法受到監管部門審核監督，易被洗錢、恐怖融資等非法活動利用。三是區塊鏈技術背景下的金融風險管理的難度增大。由于區塊鏈存在節點全球分布、去中心化和匿名機制等特性，因此區塊鏈技術背景下的金融風險種類、風險識別、度量方法、影響因素、演化機理、傳播模式更加復雜，增加了風險防范、控制與監管的難度。而事實上，該背景下的金融風險管理模式大多數是采用事后的干預和調整等措施，這種模式一般都收效甚微，而要做到事先的預警和防范具有極大的難度。現有的風險管理模型還無法適應區塊鏈技術的特性，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體系也缺乏針對區塊鏈背景下金融活動的統一的監管標準和有效的監管政策，一旦該背景下的金融風險沒有及時控制，則極易迅速演化成系統性風險。

2區塊鏈技術背景下的金融創新和風險管理研究動態分析

中本聰于2008發表的《比特幣：一種點對點式的電子現金系統》論文標志著比特幣的誕生，同時也代表著區塊鏈1．0時代的到來［6］，其中比特幣的底層架構就是采用了區塊鏈技術，即一串使用加密算法關聯產生的數據塊形成的分布式數據庫。Swan首先提出區塊鏈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0階段指以比特幣為代表的加密數字貨幣；2．0階段指智能合約技術的加入，此時區塊鏈技術應用于金融或經濟市場，代表性平臺是以太坊；3．0階段是探索區塊鏈技術在各領域的廣泛應用階段，代表性平臺是超級賬本［7］。近年來，國內外業界與學界在區塊鏈技術及其應用上不斷探索，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

關鍵詞：區塊鏈；食品包裝；安全溯源；數字化營銷

2008年，中本聰發表了題為《比特幣：一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的論文，提出了一種可通過完全點對點的技術形式去實現的電子現金交易系統。比特幣基于密碼學原理而非信用，使得在線支付能夠直接由一方發起并支付給另外一方，中間不需要通過任何金融機構。由此，比特幣作為最基本的底層應用技術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區塊鏈技術在數字貨幣中的應用受到關注。經過近年來的發展，區塊鏈技術日趨成熟，目前已經到了3.5時代，自身的技術特點也慢慢得以展現。

一、區塊鏈技術的特點

1.區塊鏈技術核心是去中心化

在區塊鏈的交互信息系統中，任意多節點間的義務及權利都是公開且平等的，每個節點都有能力進行計算投票，因此從數據交換本質上基本保證了信任。如果數據交換得到承認的結果是過半數節點都認可的解決方式，那么即使受到網絡或者黑客攻擊，只要他們控制的節點數不超過全球節點總數一半以上，數據交互系統依然能正常運行。

2.顛覆性在于數據交換信用的建立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如此評價區塊鏈：“創造信任的機器，將重塑世界經濟。”可以看出，區塊鏈技術對于數據的存真去偽有著跨時代的創新意義。區塊鏈也讓人們在互不信任且沒有中立中央機構的情況下，能夠做到互相協作。相信日趨成熟的區塊鏈技術應用將為打擊假貨和問題溯源提供途徑。

隨著大數據、移動互聯、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服務于知識傳播與共享的“學術期刊出版”也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變革。盡管“學術期刊出版”在數字化、網絡化發展方面已經取得長足的進展。然而，在具體的產業實踐中，學術期刊出版的轉型升級之路并不平坦。在當前知識共享的風潮下，科技知識和學術成果的廣泛傳播和公共保存仍然受限嚴重。誠信問題、壟斷、版權混亂等一系列具體的發展瓶頸，都亟需具體的技術解決方案來加以應對。在各種新興的技術應用中，區塊鏈技術是學術期刊出版優化創新的不可忽視的技術路線。從2018年開始，“區塊鏈”一詞在出版界頻繁出現。無論是在去年的倫敦書展（LondonBookFair），還是在國際科學、技術和醫學出版商協會（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Scientific,TechnicalandMedicalPublishers，簡稱STM）學術會議和國際出版與研究會議（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PublishingandResearch）上，區塊鏈都是備受關注的熱點議題。我們可以把區塊鏈技術理解為一種永久的公開的分散式電子數據表（spreadsheets）或分類賬本（ledgers），由一系列加蓋了時間戳（timestamp）的數據區塊按照時間順序鏈接而成，并通過密碼學的方式來保證其內容無法刪除和修改。[1]區塊鏈是分布式的、帶時間戳，防篡改的數據交易信息。[2]區塊鏈的每條記錄按時間順序有序連接起來，具備去中心化、透明可追溯、無法篡改等特性。區塊鏈遵循四個基本技術原則：記錄僅添加不可篡改；分布式存儲；兼備匿名性和透明度；可內置智能合約。本文試圖從傳統的學術期刊出版發展瓶頸入手，探討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學術期刊出版優化創新路徑。

1學術期刊轉型升級中的發展瓶頸

作為知識傳播的關鍵環節，在信息技術革命的沖擊下，學術期出版面臨著升級轉型。學術出版包括學術期刊出版和學術圖書出版，雖然學術期刊出版在學術出版領域比重有限，但學術期刊的文化傳遞功能和社會思潮影響力是其他輿論介質無法替代的[3]。從目前來看，制約傳統學術期刊出版發展的主要瓶頸是：科研誠信困難和協作效率低下。

1.1科研誠信困境

近年來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由學術不端行為特別是剽竊、造假等引起的科研誠信問題層出不窮,并屢屢引起各界激烈討論和反響,成為社會和學界關注的熱門話題。從在國內引發巨大爭議的某電影學院博士學術不端事件到席卷國際學術界的小保方晴子造假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傳統學術出版模式在科研誠信上的短板。傳統學術期刊出版業一直以來都充斥著關于版權、內容及其來源的真實性和可信度的爭議，并且經常要和剽竊科研成果進行斗爭。基于傳統出版模式的學術不端行為具有長期隱蔽性，剽竊來的文章很難被立即發現。這不僅會減緩科學進步，還會破壞科學的核心價值。

1.2協作效率低下

傳統的學術期刊出版生態鏈是不透明的，內容的創造者、同行評審人員、出版商、研究機構、資助機構、內容的使用者之間充滿了壁壘，這其實違背了科學研究在協作和交流中前進的特性。學術期刊出版對質量把控的高要求、層層壁壘的協作模式和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都造成了整個行業的低效率。研究人員對學術期刊出版的低效也十分了解，根據2013年開放獲取網站Rubriq的一篇報告，每年學者們需要花費共計350萬個小時在那些被拒絕接收的論文上，如果加上研究者們等待稿件被拒通知的時間，總耗時顯然還要再增加好幾倍。[4]冗長的同行評審過程被認為是延緩學術期刊出版的主要原因。目前使用的同行評審工具不僅耗費時間，而且無法檢測重復研究和學術不端行為。此外，由于評審專家的匿名性，相互之間無法交流對稿件的評審意見，無法形成一致的修改意見反饋給作者。不透明的同行評審過程還容易造成誠信問題。2017年由于同行評審造假，來自中國的多達107篇文章從德國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集團旗下雜志撤稿。

開放獲取(OpenAccess)已經“撲面而來”.2022年4月10日,根據WebofScience平臺的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簡稱SCI)數據庫統計,2021年全球出版SCI論文2747405篇,其中開放獲取論文有1251434篇,占比為45.55%.可以預計,全球開放獲取論文將很快超過非開放獲取論文.我國較早就參與到全球的開放獲取運動中.2003年12月29日,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院士代表中國科學家簽署了《柏林宣言》[1].2004年5月24日,在慶祝中國科學院和德國馬普學會科學合作30周年的慶祝大會上,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院士和時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陳宜瑜院士分別代表中國科學院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簽署了《柏林宣言》[2].2014年5月15日,中國科學院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分別發布開放獲取政策,對公共資助科研項目發表的論文實行開放獲取,時滯期(embargoperiod)均為12個月[3,4].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修訂草案)》,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將開放科學首次寫入我國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第九十五條:國家加強學術期刊建設,完善科研論文和科學技術信息交流機制,推動開放科學的發展,促進科學技術交流和傳播.雖然該文本中沒有直接提及開放獲取,但有學術期刊、科研論文、科學技術信息交流等表述,開放獲取必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開放獲取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的同時,關于開放獲取的爭論、質疑和誤解,在全球范圍連綿不絕,國內尤甚.這其中,一個焦點問題就是單純與“經濟賬”相關的開放獲取的利弊分析.本文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學術傳播凈收益,基于此概念提出了一種分析開放獲取利弊的新框架,利用此框架簡單分析了我國是否應該擁抱開放獲取,然后給出了一些具體的可能行動.

1關于開放獲取利弊分析的已有研究

目前,已有的關于開放獲取的利弊分析多是基于成本(cost)和費用(fee)(廣義的成本包括費用).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期,人們大多認為開放獲取運動的直接原因與連續出版物危機(serialscrisis)有關,連續出版物危機給圖書館造成了財政困境,從長遠來看,僅僅通過增加連續出版物預算是無法解決的[5,6],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開放獲取[7].后來,隨著文章處理費(articleprocessingcharge,APC)的引入,人們發現開放獲取本身也需要投入,增加了一些新的成本,從而提出包括訂閱成本、文章處理費和額外管理成本的總出版成本(totalcostofpublication)概念,并分析了23個英國機構在2007~2014年間的總出版成本數據[8].目前,在OA2020國際開放獲取行動和S計劃(PlanS)的推動下,人們希望可以把當前用于期刊訂閱的經費轉換為支持開放獲取出版的資金,快速實現大規模開放獲取出版的同時,不增加或盡量少增加總出版成本.涉及收益的開放獲取研究鮮有報道.2009年1月,英國聯合信息系統委員會(JointInformationSystemsCommittee)發布研究報告,嘗試著分析替代學術出版模式的成本和潛在收益(替代學術出版主要指開放獲取出版和自存檔,即金色開放獲取和綠色開放獲取)[9].不過報告中關于潛在收益的分析,核心是成本的節約,關于可訪問性的收益沒有實質性展開,并且該報告發布后引起很大爭議[10].也有學者認為,如果全世界經同行評議的研究論文全部由作者自行存檔(綠色開放獲取),它將產生40倍收益/成本比[11].

2學術傳播凈收益概念的提出

開放獲取雖然涉及方方面面,但究其源頭仍還是以學術出版為代表的學術傳播問題.為了搭建全新的分析開放獲取利弊的框架,基于整個社會或某個特定國家的視角(類似宏觀經濟學的宏觀視角),一個新概念被提出:學術傳播凈收益(net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NBSC).對應的兩個概念為學術傳播收益(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BSC)和學術傳播成本(cos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CSC).學術傳播凈收益(NBSC)=學術傳播收益(BSC)–學術傳播成本(CSC).本概念基于以下常識.(1)學術傳播有收益(benefit),比如:知識傳承(教育角度)、成果轉移轉化(經濟角度)、促進人類文明(社會角度)等.經濟學中,收益通常指財富的增加.廣義上的收益可以是實際物質財富的增加,也可以是精神上獲得的滿足;既有可以用貨幣進行計量的,也有不可直接用貨幣計量的.(2)學術傳播有成本,無論傳統的訂閱成本還是文章處理費.為了簡化處理,不再區分成本和費用,統稱為成本.經濟學中,成本指為達到一定目的而付出或應付出的代價.從圖書期刊的產業鏈看很容易理解學術傳播成本,編輯加工、排版、印刷、發行等均有實實在在的成本發生.(3)理性決策,對于開放獲取利弊的分析,不應只關心學術傳播收益的變化,也不應只關心學術傳播成本的變化,而是應該測度學術傳播凈收益的變化.經濟學中,凈收益通常是收益與成本的差額.用凈收益的變化,而不是收益或成本的變化去評估目標對象(特定企業或項目等),在經濟學界和管理學界被普遍采用.這些概念并不復雜,只是將經濟學和管理學中經常使用的收益、成本和凈收益等概念與相關理念,簡單移植到學術傳播相關問題的討論中.此概念只基于宏觀視角,不涉及微觀的特定企業或機構的學術傳播成本、收益和凈收益分析.

3基于學術傳播凈收益概念的開放獲取利弊

分析新框架基于前文的學術傳播凈收益概念,分析開放獲取利弊,變成論證如果實施開放獲取,學術傳播凈收益的變化ΔNBSC是否大于零,大于零則開放獲取有利于學術傳播,反之則不利于學術傳播.而ΔNBSC大于零,可能的實現路徑有4種.路徑1:ΔBSC>0,ΔCSC<0.這條路徑最理想,即開放獲取不僅增加了學術傳播收益,也節約了學術傳播成本.路徑2:BSC不變,ΔCSC<0.這是目前討論較多的路徑:開放獲取是否節約了學術傳播成本?路徑3:CSC不變,ΔBSC>0,即開放獲取后學術傳播成本其實沒有變化,但是學術傳播收益增加了.路徑4:ΔBSC>0,ΔCSC>0,但ΔBSC–ΔCSC>0,即開放獲取既增加了學術傳播收益,又增加了學術傳播成本,但學術傳播收益的增加超過了學術傳播成本的增加.此分析框架非常簡單,但這一理性分析框架有助于從根本上思考開放獲取的利弊得失.此分析框架同樣適用于分析我國是否應該“擁抱”開放獲取.開放獲取很可能使我國的學術傳播成本增加.根據大致的測算,由于歷史上定價參照標準較低、我國的高校和科研機構數量相對歐美國家較少等原因,我國目前支付給全球大型出版社的訂閱費用,占全球大型出版社銷售額的比率一般不超過10%.這個數據也可以從已經在全球資本市場上市的大型商業出版社的年報信息中得到一定的驗證.如果簡單化處理,假設我國學術研究成果全部金色開放獲取,文章處理費總額通常按照發文量計算,基于SCI數據庫的簡單統計,2019~2021年我國(香港、澳門、臺灣除外)論文在全球占比均超過20%且繼續增長.因此,可以推測開放獲取很可能會使我國的學術傳播成本增加.但開放獲取給我國帶來的學術傳播收益很可能更大,足以彌補開放獲取給我國帶來的學術傳播成本的增加.開放獲取可以直接造福我國龐大的研發人員和學生,促成工程師紅利和科學家紅利.我國研發人員數量和研究生數量均居世界前列.《中國科技人才發展報告(2020)》顯示,“十三五”期間,我國研發人員全時當量快速增長,年均增速超過7%,從2016年的387.8萬人/年,增長到2020年的509.2萬人/年,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12].2021年,我國招收研究生117.7萬人,在校研究生總數增至333.2萬人[13].如果我國和世界的科研成果是開放的,所有這些研發人員和研究生都可以立即從中受益.開放獲取可以助力我國的經濟轉型.創新在我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基礎性作用.我國繼續追求增長質量而不僅僅是增長速度,以向創新驅動型增長持續過渡.不僅在我國,在世界范圍內,關注研究的大學和關注應用的企業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通過提高科研成果的可見性,促進對科學數據的公開訪問,有助于促進科研合作和成果轉化.整體上判斷,開放獲取給我國帶來的學術傳播收益的增加額足以彌補開放獲取給我國帶來的學術傳播成本的增加,因此我國應該“擁抱”開放獲取.當然,對學術傳播凈收益的準確度量非常困難,此結論尚需更加嚴密的測算和論證.期待更多的學者參與到這一研究中.

摘要：計算機科學技術的發展總會帶來一個時代的發展，區塊鏈技術就是其中之一。區塊鏈技術是近些年來最具新穎，前沿性的一項技術，它利用去中心化，分布式，可信任等特點，應用在比特幣，以太坊等多方面。通過智能合約與共識算法來保證區塊鏈的正常運行，將會對許多行業產生顛覆性的影響。本文將淺談區塊鏈的設計，解讀區塊鏈的發展，以及其在未來產業的應用方向，以供讀者參考。

關鍵詞：比特幣；區塊鏈；以太坊；智能合約；未來應用；安全

在中本聰的論文《比特幣：一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中提到現在互聯網上的交易大多依賴第三方金融機構，但是不管這個金融機構做的有多么的好，它總會具有一定的缺陷，例如第三方金融機構是否可信的問題，第三發機構對賬單的隱私保護能力不足問題，第三方金融機構被黑客攻擊的問題。這些是金融機構即使做的再好也不能完全保證的，這使得互聯網中價值的轉移會出現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問題。所以如果想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信任價值轉移”，那么就需要移除第三方金融機構，建立真正意義上的互聯網價值轉移體系，區塊鏈技術就應運而生了。

一、區塊鏈1.0--比特幣

區塊鏈是比特實現的底層實現技術，比特是區塊鏈的一個典型的應用。其實，在開始的時候人們只知道比特幣并不知道區塊鏈，后來經過不斷的發展逐漸引發出了區塊鏈技術。由于比特幣利用公共鏈中的完全去中心化，通過密碼學的技術保證賬單交易的不可更改與不可逆轉性，在各個節點之間形成共識算法，從而是使得比特幣的交易安全可信。比特幣的安全性是相對可靠的。比特幣對賬單的所有權和隱私其實是指對比特幣賬戶地址的所有權，因為比特幣沒有第三方金融機構的參與，所以比特幣的賬戶是用地址來表示的。在賬本上并不會顯示個人的信息，轉賬的實質就是從一個地址轉移到另外一個地址。那么如果你擁有這個地址的私鑰那么就相當于你對比特幣賬單擁有了所有權。私鑰經過一系列的數學運算，利用密碼學的知識（hash運算），保證了賬單地址的不可逆轉性。但是如果你的私鑰丟失，那么比特幣就有可能會出現丟失。

二、區塊鏈2.0--以太坊

如果說比特幣是區塊鏈發展的開始，那么以太坊便是區塊鏈應用中的一個完備框架平臺，它是區塊鏈與智能合約的完美結合。盡管比特幣在區塊鏈的架構中展示了較好的魯棒性與飄逸感，但是那只是針對數字虛擬貨幣而言的，在除了虛擬貨幣以外的其他的應用場景中還是十分的不足的。比特幣的思維缺陷在于它是不具備圖靈完備性的，由于其腳本引擎就不具有圖靈完備性，而以太坊虛擬機EVM提供了圖靈完備的計算環境，可以進行更為復雜的運算。以太坊中的智能合約是以太坊的靈魂。這兒可分開理解“智能”指的是智能化，指的是在區塊鏈中的一段由計算機執行和驗證的程序，而“合約”也就是交易雙方規定的協議。因為智能合約存在在以太坊中的每一個節點上，所以只有每一個節點都執行智能合約得到相同的結果，才可以確定這個交易是合法的。

摘要：高校課程思政創新要緊扣思政元素，通過有效的融入開展教學創新。“中國金融簡史”課程從教學目標、內容、方法等基本要素出發，進行了課程思政與專業教學融合探索，以正確的價值觀和唯物主義歷史觀為指導，通過知識點的整合和內容進階、教學方法靈活安排、教學效果多樣評估，培養學生道路自信、獨立思考能力和創新精神。

關鍵詞：課程思政；思政元素；教學創新；“中國金融簡史”

2020年教育部發布了《高等學校課程思政建設指導綱要》，提出全面推進高校課程思政建設，發揮課程育人作用，以實現立德樹人根本目標。思想政治教育是關系人才成長質量的重要環節，因此，高校專業課教師應在教學中充分挖掘各專業課程的思政元素，探索將課程思政目標與專業教學有機融合的有效方法。文章以“中國金融簡史”課程思政元素的發掘及其與教學知識點融合為切入點，提供了一種專業課程思政教學創新的實踐借鑒。

一、加強課程思政的必要性

第一，課程思政具有理論、實踐和傳統的深厚根基。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的論述是課程思政的理論指引，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思政工作及德育教育為課程思政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中國傳統教育理念則為課程思政鋪墊了歷史淵源和文化根基[1-3]。作為思政課程的延伸，課程思政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高等學校課程思政建設指導綱要》對全面推進課程思政做出了整體設計。為提高立德樹人的成效，高校應促進顯性思政課程和隱性課程思政的協同，發揮課程體系的育人功能，并通過加強校企協同育人讓思想政治教育貫穿學生成長的全過程。

第二，課程思政是專業思政價值鏈的重要環節。雙一流學科與雙一流專業建設要與國家、民族的發展緊密結合，培養一大批能肩負民族復興使命的創新型人才。課程思政在專業思政中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既承載著專業育人目標，又推動教材、教學規范、教學條件、教學質量、師資隊伍等專業思政體系建設，發揮著育人的中心功能[4]。

第三，課程思政是建立整體性課程觀的必然要求。教育哲學要求課程教學實現育人目標與課程載體的統一，實現知識傳授與價值觀引導的融合，實現單一課程與課程體系的協調統一。課程思政是以知識奠定基礎，以價值升華意義，回歸育人本質的有益實踐。

綜觀其詞源比較研究，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研究( 1981—1992) 主要側重詞匯比較，即非親屬語言中詞的形式和意義的變化比較研究為主。伍鐵平和吳玉璋將漢語詞源和相應的非親屬語言中外語詞的詞源進行細致的對比研究。他們盡可能廣泛查證不同語系語言中的同源詞在語音和語義上的同源關系，以證實詞義之間規律性的聯系，以及人類思維和文化的共同點。就詞源比較而言，所采用的方法集中在對詞匯的詞源探究中涉及語音和語義進行描寫和對比分析，目前已經考察的文化詞類大致有以下幾種: ( 1) 天文學現象詞: 犬星座、暑天和假期: 犬星座和酷暑相聯系，因為犬星座和太陽同時升起時是在七八月酷暑期間［3］。閏年: 表示“閏年”的詞都含有“多，添加”的意思［3］。日和“熱”同源，月和“闕”同源比較［4］。東西方和太陽移動有關［3］。( 2) 數字及時間概念詞: 九的詞源比較: 在漢語中“九”和“終”同源［4］。閱讀和計數值詞源上的聯系［4］。表示“明天”的詞由表示“早晨”的詞派生而來［5］。用“中午”表示“南方”，用“半夜”表示“北方”［6］。( 3) 稱謂詞: 爸爸媽媽稱呼都源于兒語［7］。宰相的詞義提升: 宰源義是指侍從，而后來晉升到顯赫人物［4］。親屬稱謂輩分混淆，如: “祖”和“姐”同源，“孫子”和“祖母”同源［8］。“先生”從表示“年長的”詞演變而來［9］。用卑稱稱呼自己以表對方的尊重［9］。( 4) 農耕詞: 表示“秋天”季節詞也表示“收獲”［10］。在漢語中“春”和“蠢”同源，表明春天和萬物復蘇這一意義相關［10］。( 5) 工具類詞: 其他詞類: 桌子相關的詞源比較［4］。葬和藏意義相關［4］，京城和首都，表示首都的詞與“大”相關［11］。第二階段研究( 1992—至今) 側重文化比較，吳世雄稱之為“比較文化詞源學”。研究者們把詞源探究與文化闡釋結合起來，從具體詞的詞形、詞義或音的演變追尋社會生活，傳統觀念，文化思想等具體的文化發展和變遷。

在詞源文化研究方面，研究主要目前的研究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 1) 書寫工具的歷史演變: 吳玉璋通過英、德、法、西班牙語和漢語詞源對比研究，探討了人類書寫工具的演變［1］。( 2) 婚姻家庭觀念的變遷。吳世雄在其多篇文章中通過英法日德俄漢等語言對“婚姻”、“家庭”、“女婿”概念的表達解釋人類婚姻觀念及其演變［14 －15］。( 3) 貨幣的演變。伍鐵平具體闡釋了古代錢幣的演變以及價值形態的演變的四個階段在語言中的體現［16］。( 4) 語言文化地理學，研究某一概念的詞如: “柑橘”、“書”、“紙”、“糖”、“同志”、“貨物”、“瓷”、“絲”、“菽”、“茶”等在世界語言中的分布和傳播情況［17］。由于研究內容不同，比較詞源學前后階段所采用的具體方法也有所不同。通過上面的分析和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前一階段主要側重于從具體詞匯語音和語義的比較中揭示人類社會和思維的共性;而后一階段的研究主要采用文化詞語的意義闡釋與歷史文化證據的比較互證，側重從歷時的角度展示詞義的和文化的演變過程，把社會歷史文化的演變一一呈現。“進行比較工作有兩種不同的方法: 一種是從比較中揭示普遍的規律，一種是從比較中找出歷史的情況。這兩個類型的比較都是正當的，可又是完全不同的”［18］。跨語系的詞源對比使我們更清楚的了解文字所反映的人類歷史的進程和文明的發展，幫助我們更好的認識人類文明的演變過程，從而對歷史和文化研究提供語言的佐證和新的研究線索。同時，比較詞源學因其深厚的文化內涵及廣泛的交叉融合特征受到其他語言學分支學科的重視。作為一門新學科，比較詞源學和語言學中其他分支的交叉研究趨勢正在展開，在相關學科邊緣產生了一系列創新性的研究成果。例如: 伍鐵平認為我們可以結合英漢詞源對比研究，深化語言教學［19］。學者們通過比較不同語言中的動植物名稱，顏色詞數字，以及親屬稱謂詞的語義的演變，從歷時和共時的角度論述了語言的模糊性［8］［20］; 吳世雄運用“比較詞源學”理論和“比較互證法”系統地考察了英漢情感隱喻語義的變化及其文化理據［21］。

問題與展望

綜觀比較詞源學近 30 年來的發展，我們欣喜地看到，比較詞源學的發展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特點:

1． 從對象上看，詞源研究范圍更加寬廣，研究層面逐漸深入。和傳統的訓詁學和西方詞源學相比，比較詞源學的研究跨越親屬語言的界限，將非親屬語言中的詞源材料引入詞源研究，這無疑豐富了語言中的詞源文化研究材料，拓寬了其研究范圍。就比較詞源學自身發展而言，其研究層面在不斷深入。比較詞源學最初只聚焦在各種語言詞匯比較研究，將漢語中某一文化詞的詞源和對應的外語詞源進行對比，發掘它們共同的造詞理據及其承載的人類思維共同點; 后來的研究將范圍拓展到一個主題，其涉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生活習俗及制度等各個方面。與此相對應，學者們把目光更多地投放到挖掘語言演變事實背后的民族文化的共性和個性，并為此提供理據。比較詞源文化學有別于比較詞源學的另一個特征在于，它突破了后者主要以詞匯為瓶頸，而從內容主題入手，深入人類社會文化相關研究，使比較詞源學研究的對象更為系統豐富。2． 從研究方法上看，比較詞源學繼承并發展了漢語詞源研究范式。在比較詞源學研究中，伍鐵平反復強調: 每個詞都必須在語音和語義方面有充分的證據; 在語音方面必須引證親屬語言材料，但在語義方面可以引證非親屬語言材料，不能對不同語系語言中詞的語音偶合進行主觀猜測。在語義對比中不可強不同為同，以免得出錯誤的結論［4］。這個原則首先確保比較詞源研究過程的科學性。同時，在詞源文化求證上，比較詞源學繼承并發展漢語詞源研究所采用“比較互證”的研究方法，形成詞源和歷史文獻互證，語言和文化的互證。3． 從結果來看，比較詞源學的研究成果更具解釋力。豐富而系統的研究對象及科學的研究方法使得其研究成果更令人信服。比較詞源研究的目的是發掘詞源所反映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共性和個性，“為古代文化( 包括對人類思維發展和物質文化發展) 的研究提供語言上直接和間接的旁證”［1］，豐富的詞源材料的引入將為研究人類的文化及其發展的歷史，為人類學，歷史學及考古學等其他學科的研究提供更為普遍的語言佐證。總體來看，國內比較詞源學和比較文化詞源學研究領域無疑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依然面臨艱巨的任務，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學者共同合力，以取得更為豐富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國內學者從以下方面有望取得突破:第一，比較詞源學對語言教學的研究。#p#分頁標題#e#

在《比較詞源學及其對語言教學的意義》中伍鐵平指出詞源研究有助于學生在漢字和漢語教學中理解詞義。這是因為，比較詞源研究涉及多種語言的造詞理據和詞源文化，把適當的詞源引入教學，讓學生從歷史的角度了解詞義演變過程，將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并加深對詞匯意義的理解，這對我國的對外漢語教學和英語教學無疑都有很大的作用。目前，就論文數據庫搜索，我們還沒有見到一篇關于詞源研究的實證論文; 基于比較詞源學教學理念的教學研究仍是一片空白，也沒有形成一個符合課堂教學實踐的詞源學教學體系。我們希望更多的努力投入探索合適的系統的課堂教學方法研究中。第二，比較詞源辭典學研究。“辭書編撰是應用語言學中通世界聯系最為密切的學科之一，同時也是反映語言研究水平的一個重要側面”［22］。伍鐵平提出，希望經過一兩代人的努力，建立起比較詞源學這門學科，撰寫出專著《比較詞源學》及《比較詞源學詞典》和《世界主要語言語義演變類型詞典》等［16］。就目前而言，《比較詞源學》這部專著已經出版。但是，如何編撰一系列比較詞源學詞典，是我們當前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詞典編撰最基本的條件是具備足夠數量的已經被證實的詞源，就目前比較詞源研究的語料準備來看，我們的差距還很大。同時，這項工程需要大量有扎實學術功底的人才。筆者認為，很多從事漢語詞源學的研究者無法從事比較詞源學研究就是受到自身外語能力的局限，而精通外語的學者又缺乏訓詁知識。所以，兩方面的學者如果實現知識的互補，這樣更多的研究者投入這個學科的研究，更多課題立項，以促進這個學科的壯大發展。第三，比較研究的對象的拓展。目前比較詞源研究主要采用漢語和外語為語料，劉寶俊利用比較詞源學理論對我國多種少數民族語言的詞源意義進行對比研究，挖掘或驗證某些詞的詞源。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據《我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概況》統計，我國 55 個少數民族中，共有 73 種語言，分屬五個語系。因此，“中國的比較詞源學不光可以以國外的民族語言材料為依據，還完全可以就地取材，充分發掘、利用國內豐富的少數民族語言材料，只要它們不存在同源關系或借貸關系”［23］。由此可見，少數民族語言中也存在大量的同源詞材料，這也是今后研究中值得探索的一方面。同時，比較詞源學也可以結合其他學科進行研究。詞源研究涉及詞的語義演變，而隱喻是推動詞義變化的重要機制。吳世雄把比較詞源學研究方法運用到隱喻研究，也給我們今后的研究指明一個新的方向。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