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代大學生對形勢與政策課理論知識的獲取方式具有較強的時代特征，形勢與政策教學的創新應與時俱進地解決學生對時政信息的需求與對理論課程興趣之間的矛盾，在職業教育中建立專業服務導向的形勢與政策教學體系，強調專業實踐與服務社會在時政課程中的作用，試圖分析課程教學環節存在的實際問題，以探索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學創新思路。

關鍵詞：專業服務；形勢與政策教學現狀；創新思路

2018年教育部頒布了《關于加強形勢與政策”課建設的若干意見》，明確要求“積極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擴大優質課程的覆蓋面，提升‘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效果”。“形勢與政策”課作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提升大學生的綜合素質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職業教育承擔著實踐育人的重要任務，更加強調人才培養的專業技能特征，以專業服務為導向的實踐創新有效增強了形勢與政策課程的精準性和育人功能，如何進行形勢與政策教學創新，加強時政理論知識學習、實踐問題關注、社會價值引導，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專業服務導向的形勢與政策教學特征

職業教育以培養專業技能水平較高，綜合素質較強的職業化人才為教育目標，凸顯育人的專業技能與服務社會功能是形勢與政策課程的有效創新之處。

（一）以專業為導向的教學目標設置具備精準性特征

專業為導向是課程設置環節的重要選擇，充分發揮學生的專業特質，結合教學大綱有效的分類教學，教研室分類研討課程內容與教學實踐手段，貼合每個班級實際，符合學生專業發展需求，將職業教育的特色融合進來，按層次解決學生對時政信息接收的差異性，較強的針對不同專業的培養特色，發揮課程的精準育人功能。

本文作者：黃丹莉 黎亮 單位：宜春市第三中學 浙江師范大學國際學院

歌謠研究的最初動因

《歌謠周刊》第一期發刊詞闡述了歌謠收集的目的:“本會搜集歌謠的目的共有兩種，一是學術的，一是文藝的。我們相信民俗學的研究，在現今的中國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業，雖然還沒有學者注意及此，只靠幾個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來的，但是也不能不各盡一分力，至少去供給多少材料或引起一點興味。歌謠是民俗學上的一種重要的資料，我們把他輯錄起來，以備專門的研究:這是第一個目的。因此我們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別，盡量地錄寄，因為在學術上是無所謂卑猥或粗鄙的。從這學術的資料之中，再由文藝批評的眼光加以選擇，編成一部國民心聲的選集。意大利的衛太爾(GuidoVital)曾說:‘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所以這種工作不僅是在表彰現在隱藏著的光輝，還在引起將來的民族的詩的發展:這是第二個目的。”從上述話語中，可以知道，北大歌謠征集活動第一個目的即是學術的目的，主要是將民間歌謠作為民俗學研究的資料。而民俗學研究本身也有其社會改良的思潮背景，即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為改造社會一方面學習西方，另一方面則是去民間尋找國民的心聲。中國20世紀初改造國民性的時代風聲構成了歌謠收集的真正歷史動因。第二個關于文藝的目的主要是受到西方歌謠研究運動的刺激和影響。雖然文人編纂整理前代歌謠古已有之。最早的是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之《雜歌謠詞》篇，收入上古至唐五代謠諺一百二十余則。

以后歷代都有編纂，尤其以明代成果最豐富，而清代杜文瀾《古謠諺》則被認為是繼《樂府詩集》之后最好的選本。北大歌謠征集活動卻與傳統的歌謠編纂有所不同，主要是對近世歌謠的全面收集整理以便為新詩創作提供啟示和借鑒。為文藝的目的與黃遵憲“詩界革命”引民間歌謠入詩一脈相承。但直接的沖擊恐怕還是受外國影響。英國1878年成立的民俗學會專去采集英格蘭島以及歐洲大陸的傳說故事、歌謠、風俗及宗教。最早被介紹的歌謠理論是意大利人vital1896年編的《北京歌謠》的序文，其中提到“真的詩歌可從中國平民的歌找出”和“民族的詩歌”，周作人提出“為文藝“的口號受到外域研究的沖擊不可忽視。爭議問題:為學術還是為文藝研究工作的重點是民歌的社會科學還是文學方面曾經有過明顯的躊躇。周作人在1924年的會議上提出除搜集民間散文和韻文之外，還要包括民俗一支，因此在《歌謠周刊》里出現了許多關于結婚、節日的文章。而1936年《歌謠周刊》復刊時，胡適在《復刊詞》中說:“我以為歌謠的收集與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國文學擴大范圍，增添范本。我當然不看輕民謠在民俗學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總覺得這個文學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為文藝的結果呢?也有爭論，有人懷疑“已經搜集到的許多歌謠和故事，對于民族的純文學(詩歌、小說、戲劇)的復興究竟會有什么益處。”魯迅也曾經說，文人的文學僵死了，就從民間去尋找新的生命，然后再一步一步把它絞死。

值得思考的是:這個為文藝的目的完成到什么程度，以及為什么民族的詩歌遲遲沒有出現。為文藝和為學術其實可以囊括在新文化運動改造國民性的需要這個最大的歷史動因之下，為改造國民性去民間尋找民情和民文藝，就是從內部完成啟蒙的努力。這個動因可以一直追述到清末民初黃遵憲、嚴復、梁啟超等人的民族救亡運動。我們怎么來理解這個新文化運動中的國民性改造運動，我們如何把這個運動看作是切身的問題，而不僅僅是為學術而學術的問題這同樣很重要。且不論歌謠運動最后是否達到這個目的，但是歌謠研究的地位和方向卻在這個時期得到了確立，后來歌謠研究的方法也基本上從中生發。

研究方法的開拓與傳承

田野調查。歌謠研究是在歌謠征集活動(1918)中開始的，這為中國歌謠研究奠定了田野調查的優良傳統。歌謠研究會(1920年2月)與風俗調查會(1923年5月)組織的田野調查工作使得近十年收集歌謠達一萬三千九百零八首。風俗調查會所列風俗調查表將歌謠放在“思想”一欄中，與環境、習慣兩個大項并列，可以說為歌謠研究打開了視野。遺憾的是，此表沒有注意歌謠在什么時間、場合吟唱、吟唱的功能和參與者的反應。歌謠的曲調也沒有保留下來。不過這些遺憾在后來的研究論文中稍稍得以彌補。比如孟森在《有關山歌的史料》中，講到他家鄉每年七月最后一個晚上的歌謠比賽。隨筆中涉及杵歌，說明了是舂米時唱的歌，甚至在葬禮中也唱。比較研究法。常惠在《向投稿人進一言》中提到“在每一個省，有時甚至是鄰近地區，對同一首歌卻有不同唱法。”胡適在《民歌比較研究之一例》中提出了“母題”和“細節”兩個重要的比較研究概念。董作賓的《一首歌謠整理研究的嘗試》則在收集異文的基礎上具體展開了歌謠母題的比較研究，并發現水路和陸路傳播的效果與地方特色的形成。文史結合法:周作人在《歌謠周刊》16號上提出了歌謠研究文藝的和歷史的兩個方面。在解釋歷史方面的價值時，他寫道“其資料固然很需要新的歌謠，但舊的也一樣重要”。文史結合法在張競生擬定的風俗調查表中有所體現，表中所列將實地調查、記載的材料、器物三者相參。此法的另一個重要代表人物顧頡剛將考古、史料、風俗歌謠一視同仁地對待，進一步鞏固了歌謠的國學地位。

一、實踐教學的目標體系

第一：認知階段———大學一、二年級。

實踐教學要實現學生對社會環境和行業專業的認知，作為公共管理專業，引導學生充分認識到實踐的重要性，對社會環境中的一些角色和現象能明白其原因和原理，做到心中有數。這一階段實踐教學旨在讓學生為公共管理實踐打下牢靠的知識和技能基礎，組織學生對社會現象和新奇事物進行分析和探討，讓學生充分發揮想象力和分析能力對公共管理環節進行分析和總結，從而在實踐基礎上實現學生對公共事務和社會現象的基本認知。

第二：掌握階段———大學三年級。

這一階段要求學生初步掌握一些專業實踐知識的具體操作和應用，具體實施可從以下方面進行：實踐知識以案例分析為主，以小組討論等活動為補充；具體操作可通過各種專業模擬軟件和實踐課程進行。通過具體操作鞏固理論知識，再用理論知識指導具體實踐，兩者結合，不斷優化改善，為以后工作奠定基礎。

第三：提升階段———大學四年級。

大四臨近畢業，臨近工作，此階段實踐目標旨在查缺補漏，綜合運用前兩個階段的成果。這時實踐需要通過專業實習完成，多數是在與專業相關的公共管理部門進行，實習階段學生應將理論知識和模擬實踐轉化為真正的工作技能和素質。獨立自主地完成工作要求，遇到困難能運用所學知識和原理解決，熟練擔負公共管理工作任務，把專業知識轉化為工作素養，并且運用到實踐中，同時，可提前熟悉未來就業環境和工作方式。

一、引言

科技期刊是科技文獻的主要載體，是展示科研成果、聚集前沿信息、傳播學術思想、引領科技發展的重要平臺。科技期刊的發展，對于促進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建設，提升科技文化國際交流的話語權，維護國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會議強調，科技期刊直接體現國家科技競爭力和文化軟實力，要以建設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為目標，科學編制重點建設期刊目錄，做精做強一批基礎和傳統優勢領域期刊。①中文科技期刊曾是我國科研成果的主陣地，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相當長時間內，我國科技的重要工作大都首先發表在中文科技期刊。然而，近30年來，盡管中文科技期刊品種數量不斷增長，學術水平穩步提升，品牌特色日益鮮明，但由于外部環境變化以及自身改革創新不足，中文科技期刊的稿源質量下降，發展環境陷入十分尷尬的境地，逐漸滯后于我國科技發展水平，與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求的差距還在逐漸拉大。朱作言院士認為，“我國當前的科技創新體系還存在著一個非常突出的短板—科技類學術期刊。因為我國科技期刊數量和質量遠不能滿足科研成果產出的需要，導致大量的本土優秀科學論文‘交錢發出去’又‘付錢買進來’，科研產出的版權歸國外出版商所有，成果的首發權和話語權受制于人。[1]”中文科技期刊發展面臨窘境，還可能會帶來一些影響深遠的問題。梅宏院士認為，“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國家科學發展最快的階段，中華文明史上的相關記載是缺失的”。[2]目前，中文科技期刊是中國科技期刊的主體。據統計顯示，截止到2018年底，中國科技期刊數量為4973種（不含軍隊系統出版的科技期刊），包括中文科技期刊4519種，其中，漢語4477種，少數民族語言42種，英文科技期刊333種。漢語、少數民族語言、英文科技期刊分別占到總數的90.03%、0.84%和6.70%。[3]因此，在建設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征途上，如何辦好中文科技期刊是科技界、出版界、政府以及全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一項重大課題。為此，本文在梳理、分析中文科技期刊面臨的困境的基礎上，深入探討中文科技期刊在科學運行機制中的功能作用及其管理體制，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二、中文科技期刊面臨的問題及困境

科技期刊是一種發表自然科學及技術的雜志，從內容上來說，主要包括綜合性期刊、學術性期刊、技術性期刊、檢索性期刊、科普性期刊等。由于實踐中各類科技期刊的邊界并不是特別嚴格，本文中的科技期刊是以學術性期刊為主的泛指。關于科技期刊的研究由來已久。特別是建設世界一流期刊的目標下，科技期刊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研究熱點，有大量的項目、論文以及論壇以此為主題展開。綜合相關的研究成果[1][4][5][6][7][8]，中文科技期刊面臨的問題大體可歸納為內容建設、政策環境、辦刊主體和運營技術四個方面：第一、從內容建設來看，優質稿源不足長期以來是中文科技期刊面臨的最大挑戰。優質稿源是科技期刊生命線，然而國內科研工作者的優秀論文投向國外的現象非常普遍，優質稿源流失情況愈演愈烈。祁麗娟、方梅統計了我國優秀的計算機科學與技術類中文科技期刊《計算機學報》《軟件學報》《計算機研究與發展》近20年的論文情況。統計顯示，從發文量來說以2006−2007年為界出現了趨勢的變化，之前的年發文量呈上升趨勢，之后則呈逐年下降趨勢，稿源不足的問題愈發嚴重（見表1）；從第一著作單位來看，來自中國科學院和985高校的論文量從2008年起占比逐漸走低[9]。優質稿源外流導致的直接后果是優質稿源匱乏，刊載論文水平下降，甚至許多優秀的中文科技期刊已經陷入“無米下炊”的尷尬局面，而不得不降低發文量，甚至增長刊期[9]。第二、從政策環境來看，評價體系導向使中文科技期刊生存更加艱難。大部分中文科技期刊在認可度上無法與國外期刊相提并論，研究人員需要在更高聲譽的國際主流刊物上發表成果才會被同行認可，因此我國優秀的研究人員很少會將自己的成果發表在中文科技期刊上。而我國當前的評價體系使得SCI在國內受到過度的膜拜和推崇，成為各種項目、人才乃至機構評價的金標準、指揮棒[9]，加劇了中文科技期刊在優質稿源競爭中的不利地位。第三、從辦刊主體來看，小、散、弱的運營業態嚴重制約了科技期刊的發展。我國科技期刊管理體制比較復雜，具有主管、主辦、出版等多個層面。據統計顯示，截至2018年底，我國4973種科技期刊共有1276個主管單位，僅主管一種科技期刊的單位有821個，平均每個單位主管3.9種科技期刊；如果基于第一主辦單位來統計，共有3117個主辦單位，僅主辦1種科技期刊的主辦單位有2401個，每個主辦單位平均擁有1.6種科技期刊；出版期刊大于10種的出版單位32家[3]。從辦刊人力資源來看，41.99%的科技期刊編輯部人數在4-6人，29.66%的人數7-10人；從期刊經營來看，72.45%的科技期刊總收入在100萬元以內[10]。應該說，大多數中文科技期刊市場化程度不高，仍沿用單刊形式的“小作坊”運作，新刊創辦和兼并重組困難重重，難以形成集約經營和規模效益，期刊的整體運營水平和自主良性發展能力難以有效提升。第四、從運營技術來看，網絡化、數字化等新型媒介傳播方式已經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科技期刊的出版形態和服務內涵，全球化、集群化、平臺化運營已成為科技期刊產業發展的趨勢，而我國只有少數科技期刊（群）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數字融合出版與傳播，信息服務質量以及滿足讀者個性化的能力更是遠遠落后于國外同行[5]，與國際主要期刊出版集團的差距在逐漸拉大。從中文科技期刊面臨的問題來看，優質稿源不足，造成了期刊刊載論文水平和期刊影響力下降，而影響力的下降，使得在現有的評價體系下，中文科技期刊在與中國英文期刊和國外優秀期刊爭奪優質稿源的競爭中愈加處于下風，優質稿源更加匱乏。在當前的期刊管理體制下，期刊管理出版部門條塊分割，以單刊形式為主的中文科技期刊無力也沒有可能改變這種每況愈下的競爭局面，而競爭的結果更加固化了中文科技期刊小、散、弱的局面。與此同時，網絡化、數字化等新型媒介傳播方式對辦刊主體提出了規模化、平臺化的網絡產業的新要求。所有的這些問題構成了一個環環相扣的閉環，相關制度體系產生依賴并自我強化，在一定程度上被鎖定在無效率狀態，形成中文科技期刊難以解脫的發展困境①。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分析的中文科技期刊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適用于中國科技期刊。

三、如何理解中文科技期刊面臨的困境

從歷史看，把科技期刊作為一個問題的大規模討論始于20世紀初，在文化體制改革的背景下，科技期刊面臨的問題開始受到關注和重視。從歷屆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論壇的情況可以看出（見表2），相關的主題大體可以歸結為期刊管理體制改革、如何應對數字化挑戰、科技期刊如何更好地服務于科技創新三個方向，相關的改革路徑也相應由此展開。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科技期刊管理體制的改革屢被熱議又屢次擱淺。201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在《關于深化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體制改革的意見》中明確地指出了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轉制的市場化改革方向。但是，決策層和學術界等對學術期刊屬性的認識并不統一[11]，市場化改革進程再次延遲。2014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在《關于規范學術期刊出版秩序促進學術期刊健康發展的通知》中提出，通過建立完善學術期刊出版準入制度，以及扶持激勵政策和保障體系，切實推動學術期刊健康有序發展。這就意味著，現階段期刊管理體制改革逐漸讓位并被包含在科技期刊如何更好地服務于科技創新的相關議題中。為了更好地服務于科技創新，提升包括中文科技期刊在內的中國科技期刊的辦刊能力（包括如何應對數字化挑戰）和影響力，從2006年起，中國科協精品科技期刊工程、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等項目陸續實施。同時，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在“中國出版政府獎”中增設“期刊獎”，將社科期刊和科技期刊納入到全國“百強報刊”評審推薦活動中。特別是在2015年，中國科協聯合教育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關于準確把握科技期刊在學術評價中作用的若干意見》，為科技期刊深化改革和產業發展提供了政策依據。為加快建設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夯實進軍世界科技強國的科技與文化基礎，2019年8月5日，中國科協、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科學技術部聯合印發了《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開啟了新一輪提升科技期刊影響力的征程。該意見從優化學科布局、提升管理水平、提高運營能力、參與國際開放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具體舉措，并已經啟動了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和分領域高質量科技期刊分級目錄試點工作。盡管各項改革措施效果明顯，特別是入選各類項目計劃的科技期刊的辦刊能力有了長足的進步，我們也有理由期待新一輪提升科技期刊影響力的各項改革舉措對科技期刊高質量發展的推動作用。但是，科技期刊整體存在的問題非但沒有被消解，反而越來越突出，中國的科技期刊問題已經成為一種影響我國科技健康發展和國際科技競爭力的重要因素而倍受科技界乃至全社會所廣泛關注。科技期刊與文化出版和科技體制密切相關。沿著改革路徑可以看出，由于文化出版和科技體制分屬不同的行政管理體系，科技期刊的改革被人為割裂。同時，中國的科技期刊問題與科技發展水平具有同步性，隨著我國科研水平的不斷提升，相關問題越來越凸顯，這也說明科技期刊的功能作用沒有很好地與科學的運行機制相融合。因此，有必要從國際視野分析科技期刊在科學運行機制中的功能作用，探討科技期刊業態的演化及其商業模式，進而深入探究中文科技期刊困境的深層次原因。

一、資源融合教學實踐的途徑

1.創設不同情境，融合多媒體教學模式。興趣是與情感相聯系的，在一定情境中產生的一種有積極作用的情緒。高中階段要利用學生的興趣，重點培養他們的創新意識，鼓勵他們自主學習。我們可以抓住學生的發展特點及課程的特點，充分利用多媒體所能呈現的聲、像刺激學生的感官，吸引他們的注意力。筆者在教學“處理民族關系的基本原則”這一課題時，利用多媒體向學生展示一些短片，回顧我國的民族關系發展歷史，再牽引出主題，配上一些圖片，并聯系時事，讓他們通過這些畫面感受真實，引發情感共鳴。這樣，課堂的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學生都愿意主動發言、積極討論，學習政治的興趣提高了，思想政治課的教學質量也得到了相應提高。

2.構建信息網絡，優化傳統的教學方式。在高中政治課程中，構建一個信息網絡平臺是十分重要的一項舉措。這樣可以為學生提供開放的學習平臺，更有利于自主探究與互動教學，能夠極大地調動他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也能提高課堂教學質量，體現新課程理念。網絡技術簡化了人與人之間的學習、溝通方式，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筆者在教學當代社會的經濟熱點時，適時地利用了計算機，向學生展示了經濟常識中的“貨幣升值、貶值”的問題，并搜集了人民幣升值及美元貶值、外匯匯率等相關資料，引導他們歸納整理，并且分小組確定主題，以手抄報形式展示成果。這樣學生的知識面會更廣，發揮主體性的同時培養團結合作精神。我們可以趁勢鼓勵學生多關注時事熱點，更便于思想政治的學習。

3.融合多方內容，促進信息化技術的運用。時政教育是高中政治課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實踐拓展課的有效前提。其間運用的現代信息技術不僅能激發學生學習政治的熱情，而且能加深其對時政的深入了解，達到課程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統一。筆者之前在學校以《全國兩會時政專題復習》為主題的公開課中，有效展示了信息技術的運用過程。首先，用計算機收集了相關資料，從中選取較重大的課題，經過相應整理、歸納，用投影儀向學生展示，并提出幾個他們最關注的時事熱點問題，就其展開討論。然后分小組演講。對于比較難實施的項目，可以成立研究性小組，利用課余時間開展活動。最后，針對學生的討論結果展示事先準備好的演示文稿，分析有關全國人大會議、全國政協會議的說明題，并讓學生運用所學理論知識解釋原理。具體可以通過Flash動畫或者小論文、校園網專欄等形式匯報交流，當然這需要教師為學生搭建展示成果的舞臺。

二、資源融合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1.不要夸大其詞，忽略原有作用。所有的信息化技術對課堂只起輔助作用，很多教師不自覺地喜歡夸大多媒體等教學工具的作用，造成空有精美的課件，卻無相應的理論解析的現象，使得學生只能受到感官刺激，沒有得到實際的思想教育。我們要避免這種狀態，適當利用多媒體展示課件等是必要的，但最主要的還是通過語言、形態等將課堂回歸到與學生的心靈交流上，這樣才能使政治課具有實用性，起到切實的教育作用。

2.堅持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積極主導。高中政治新課標強調要以學生為主體，教師只是課堂教學的參與者與輔導者。然而有些教師對這個認識存在一定偏差，以為只要讓學生多說多做就是重視他們，例如筆者在一節關于市場經濟的公開課中聽課，這個教師就是開始做了個簡單的課程介紹，隨后就完全交給學生，整個過程沒講幾句話。筆者認為這是錯誤的，學生的知識面畢竟有限，單純依靠他們的自主探究遠遠不夠，教師應該適時指導，幫助他們有效地學習。

摘要：文后所列參考文獻是學術論文的主要內容之一，國家標準規定了參考文獻的著錄格式。高職院校內刊學術論文參考文獻著錄存在5種常見錯誤，包括：文獻類型標識代號、期刊論文格式、專著格式、學位論文保存地點、會議論文格式等著錄錯誤。分析了這5種常見錯誤，給出正確示例。最后，指出高職內刊避免參考文獻著錄錯誤的應對措施和策略。

關鍵詞：內部學術期刊；參考文獻；著錄格式；常見錯誤

一、前言

多數高職院校都辦有學術期刊，且大部分為內刊。內刊為本校教職工提供了學術交流平臺，通常還免費贈送兄弟院校或部分圖書館，因此其交流、傳播范圍也較大。主管部門對內刊質量有嚴格規定，所刊學術論文，既要符合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標準要求，又要保證具有一定學術水平。調查研究發現，多數內刊的參考文獻著錄格式不夠規范，甚至存在明顯錯誤，不符合GB/T7714—2015《信息與文獻參考文獻著錄規則》(以下簡稱“GB/T7714”)的規定。為此，本文根據部分學者的研究成果[1-6]，并結合高職院校內刊編輯實踐，對參考文獻著錄格式常見錯誤進行解析，并給出部分示例，供廣大作者撰寫論文著錄文獻時參考。

二、參考文獻著錄常見錯誤解析

（一）文獻類型標識代號錯誤

GB/T7714規定的常見文獻類型標識代號為：專著（或普通圖書）M、會議論文C、匯編G、報紙N、期刊J、學位論文D、報告R、標準S、專利P。部分作者常混淆會議論文、論文匯編、學位論文、報告或標準，錯誤著錄或未著錄文獻類型標識代號。會議論文C包括各類學術研討會、交流會等會議論文集中析出的單篇論文，匯編G通常指非會議論文集(可以是多位作者，也可以是個人作者)中析出的單篇論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關于高職教育教學類、時政研究類學術論文也常引用政策、法律、法規等文件，其文獻類型標識代號也為S。

1.高中政治探究式教學存在的問題

1.1探究主體錯位

開展素質教育要求教學時轉變教師的角色，盡量發揮出學生的主體地位。探究式教學要求學生獨立的發現、調查和處理問題，以表達和交流的方式探索政治課問題，得到技能、知識和情感的培養。由于高中政治知識的內容較多，偏離于實際生活，探究式教學存在較大困難。如果有效探究要求發揮出教師指導性作用。但許多教師更重視教學內容實現，教學按照擬定好的教學方式開展，學生只是輔助性學習，教學目的變成教學內容完成，并未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

1.2探究方式單調

若要帶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需要保證探究教學方式的多樣性。多數教師課堂教學時將生動的探究式教學變得較為單調，無法開展教學工作。由于缺少對學生個體差異的探究，教學模式固定開展。只通過分析、提出和解決問題的方式教學，制約了學生自主探究。個體化教學下放權力，許多課堂學生孤立的發揮作用，合作化探究缺乏實質性效果。若是全個體探究形式開展，也不利于探究目的實現。

2.高中政治探究式教學存在問題的應對措施

2.1精心設計探究過程

【摘要】

家族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隴右傅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相當活躍的一支北方大族。他們在政治方面簪纓不替，爵位蟬聯，顯赫于當時政壇，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詩文相繼，榮耀于當時文壇，對社會的影響巨大。本文對隴右傅氏家族文化的研究現狀、研究的主要問題與研究重難點、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研究的學術價值與理論意義進行了梳理與回顧，并展望了未來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方向。

【關鍵詞】

隴右；傅氏家族；家族文化；研究綜述

家族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家族———國家”的“家國同構”模式是宗法社會的基本社會政治模式。家族文化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不容忽視的現象，在中國文化，乃至政治、社會諸方面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世家大族、高門甲族有學術文化的底蘊，一脈相承的文化傳統以及杰出的文化個體，所以他們往往是時代文化、地域文化的創造者、傳承者。隴右傅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相當活躍的一支北方大族。他們顯赫于政壇，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詩文相繼，在當時社會上的地位不可低估。通過對隴右傅氏家族的遷徙、政治動向、詩文創作和思想學術傾向的研究，可以揭示漢魏六朝家族文化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折射出時代的側影，同時可以探究隴右地域的傳統文化。

一、隴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現狀與趨勢

隨著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引入，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者開始致力于家族研究，代表成果有呂思勉《中國宗族制度小史》，陶希圣《婚姻與家族》，高達觀《中國家族社會之演變》，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旺族》，費孝通《鄉土中國》。這些著作對我國古代的家族文化進行了奠基性研究，其研究成果不僅涉及單一家族，而且涉及分朝代或通代的家族制度研究。尤其是陳寅恪先生率先運用“地域———文化———家族”之法治中古史、中古文化及文學，其著作《隋唐制度淵源論略》《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金明館叢稿初編》及《金明館叢稿二編》對研究中古家族文化有開山之功，啟發學界良多。另外，錢穆先生亦著力于家族角度研究中古文化，其文《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中具體概述了世家大族在中古歷史文化中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代一切學術文化，必以當時門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當時一切學術文化，可謂莫不寄存于門第之護持而得傳習不中斷，亦因門第之培育，而得生長有發展。門第在當時歷史進程中，可謂已盡其一分之功績”［1］。錢穆在中古家族文化研究方面影響深遠。后繼者又有唐長孺、岑仲勉、王仲犖、毛漢光、余英時等先生，以及外國學者池田溫、谷川道雄、崔瑞德等在家族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果。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家族文化與文學研究成為史學界與文學界共同關注的議題，此方面的研究漸趨繁盛。史學界有徐揚杰《中國家族制度史》、馮爾康等《中國宗族社會》及常建華《宗族志》，這些通論性的著作均對中古家族文化進行了專題研究［2，3］。另外錢杭《中國宗族史研究入門》，為研究入門手冊，將家族史的基本概念梳理得極為精準［4］。而斷代家族史以及家族史個案研究的學術成果則更多，如李卿《秦漢魏時期家族、宗族關系研究》、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王永平《六朝江東士族之家風家學研究》與《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岳慶平《漢代家庭與家族》、閻愛民《漢晉家族研究》、陳爽《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方北辰《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楊際平郭鋒與張和平《五———十世紀敦煌的家庭與家族關系》、葉妙娜《東晉南朝僑姓高門之仕宦：陳郡謝氏個案研究》、郭鋒《唐代士族個案研究———以吳郡、清河、范陽、敦煌張氏為中心》等［5～9］。并且，周一良先生在《〈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評價》一文中指出，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中，近年來日本和西方的學者喜歡采用社會學和民族學的方法，往往對魏晉南北朝的某些世家大族作所謂的個案研究，如矢野主稅氏有《張氏研究》《鄭氏研究》，丹羽兌子氏有《關于魏晉時代之大族旬氏》等。這些成果都彰顯了家族研究在史學領域內的繁榮景象。文學界也同樣碩果迭出，如曹道衡《蘭陵蕭氏與南朝文學》、劉躍進《門閥世族與永明文學》、程章燦《世族與六朝文學》、李浩《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與《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杜志強《蘭陵蕭氏家族及其文學研究》以及姚曉菲《兩晉南朝瑯邪王氏家族文化與文學研究》等，這幾部專著都是從家族角度來研究中古文學、文化，功莫大焉［10～13］。漸次，研究家族形成、傳承、變異和消亡的歷史過程與規律，以及從家族角度研究士族、世族及中古歷史所蘊含的傳統文化精神成為學術界的熱議。關于傅氏家族文學文化的研究，20世紀初中期已有對傅氏家族人物的個案研究，出現了如周春元《傅玄之經濟思想》、張岱年《〈物理論〉和〈傅子〉是否一家之學》及王云五《傅玄的政治思想》等文章。到七十年代，趙光勇《傅玄論》開始對傅玄進行了綜合研究［14］。80年代以后出現了高新民、朱允校編的《傅玄〈傅子〉校讀》、王會紹等《傅玄陰鏗詩注》、王繪潔撰《傅玄及其詩文研究》、高新民《傅玄思想研究》、魏明安趙以武著《傅玄評傳》、劉志立《〈傅子〉評注》等令人矚目的研究專著［15～20］。相關研究論文也頻結碩果，且內容涉及廣泛，有籍貫、家世、生平與其生活時代的考論，又有關于傅玄文獻的整理編注，也有對《傅子》及傅玄詩文的研究，還有的學者探討了傅玄個人的學術思想等。另外，傅氏家族的傅咸、傅亮也受到研究者的一些關注，有孫寶《傅咸家風與魏晉文風流變》、張亞軍《北地傅氏與傅亮》等，趙茂林、張明華及馬黎麗等對傅咸詩歌辭賦的研究成果顯著。也有論及傅嘏、傅燮與傅斡等傅氏家族人物的研究。近年來，開始出現了對傅氏家族進行宏觀整體研究的成果，日本學者石田德行對北地傅氏家族進行了整體考證。另如羅世琴的碩士學位論文《傅氏家風及傅玄傅咸個案研究》也考證了傅氏家族的譜系、籍貫并闡發了傅氏家風等問題。霍昇平的《靈州傅氏試探》一文討論了靈州傅氏在漢魏晉南北朝各時期的政治態度與地位變遷，以及在歷史上所起之作用。魏明安的《漢末清議與傅氏一家之儒》考察了傅氏四代的議政言論，并展現了他們的精神風貌［21］。柳春新的《論漢晉之際的北地傅氏家族》與安朝輝的博士學位論文《漢晉北地傅氏家族與文學》，都考證了漢晉傅氏的發源、興起與遷徙變化，以及傅氏家族的政治盛衰演變，并闡述了傅氏家族的家學與家風。要之，在家族研究漸熱的大背景下，隴右傅氏家族文學文化研究越來越得到學者們的關注，研究范圍不斷得到拓展，研究內容也不斷深化，但仍嫌薄弱，尤其對從魏晉到南北朝傅氏家族做整體研究的成果還幾無可見，許多問題也需要繼續細化、深入研究，所以這些問題必將成為傅氏家族研究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