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生態問題是現當代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1962年卡遜出版了《寂靜的春天》。該書的問世被認為是“現代環境主義運動開始的標志”（張艷梅，2007：1）。1993年，生態文學研究成為公認的批評學派。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態文學批評的專著相繼出版。英國著名的生態文學研究者喬納森•貝特在《大地之歌》中指出：“環境已經完全變了，我們必須再次提出那個老問題：我們究竟從哪里開始走錯了路？”（張艷梅，2007：4）因此，生態文學旨在以文學的形式喚醒人們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意識，引導人們形成內心的生態信仰。生態問題也引起了很多作家的思考和關注，并把這種危機展現在了作品中。隨著工業革命在十九世紀席卷英國，許多農民和手工業者面臨著很大的困境。他們中很多人沒有了房子、工作，也丟掉了祖祖輩輩延續下來的生活方式。而工業化進程對自然則有著更為強大的沖擊，很多原有的田園鄉村被鐵路、城鎮所取代。哈代作為這些社會變革的親歷者和見證人，把工業革命對社會帶來的沖擊和改變融入他的作品中。哈代的小說以他所生長生活的英格蘭西南部地區為背景，富有濃重的地方色彩。在哈代的小說中，尤其是在他的“性格與環境小說”系列，對環境和自然的描述占據了很大的篇幅。而且，自然在他的小說中不是簡單的人物活動的背景，更多的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在小說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小說《德伯家的苔絲》中，讀者可以感覺到社會文明發展對自然的破壞，對人性的忽視。哈代對工業發展、人類物質文明進步所帶來的弊端表達了深刻的關注和思考，體現了他的生態主義思想。以下將從生態批評的角度，從自然、人類和動物三個方面，分析哈代的生態主義思想。   二、自然的角色   在小說中，自然環境提供了故事發展的自然背景。哈代對人物活動的周圍環境進行了細致而生動的描寫。比如，在小說的開始部分，哈代描繪了黑原谷的自然景觀，這是苔絲的出生地，是尚未被工業革命吞噬的一塊凈土。在哈代眼中，黑原谷里的大氣是“懶洋洋的，泛一片濃濃的蔚藍”，遠處的天際是“深重濃郁的紫蘭”，一眼望去幾乎到處是“綠草和樹木，豐美芊綿，覆蓋著高山大壑之間的這片丘陵小谷”（哈代，1993：9—10）。首先，哈代呈現給讀者的是一幅美好的畫面，幽靜安詳，卻又生機勃勃。這里之所以這么靜謐和美好，是因為它還未被工業化的浪潮污染，是一個人和自然和諧相融的地方。作者選擇了“懶洋洋”這個詞來描寫這個地方的大氣，而很顯然，這個詞大多數時間是用來形容一個人的狀態的。另外，不同的顏色，“蔚藍”，“深重濃郁的紫蘭”等表達幫助讀者在大腦中構建出一幅五彩繽紛、生機盎然的畫面。作者對于大自然之美的喜愛反映在了這些文字里，也從反面暗示了對于工業化對自然的破壞這種現象的排斥。值得一提的是，在哈代的小說中，自然并不是簡單地被角色感知的景觀，它不僅僅提供了人物活動的場所，事實上，自然也以某種形式參與了人物的內心情感，因此可以把自然看做是人物之外的另一個重要角色。例如，自然界的冬去春來給了遭受生活苦難的女主人公的活力和追求新生活的動力。另外，女主人公的心理感受，也會受到周圍自然景觀的影響，得到回應或強化。勞倫斯認為，在哈代的小說里，存在著一個重要的背景，這個背景很關鍵也很生動，甚至比在這個背景下活動的人物還要重要（Lawrence，2001：503）。在小說《苔絲》中，自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有著其組成的部分，各個部分都有其獨特的生命和個性（Howe，1985：22）。哈下的自然環境是獨立于人類意愿之外的實體。正如一些生態批評者們所認為的，自然是一個可以影響到我們，也會被我們影響的實體，如果我們一味地破壞自然，那么自然對我們的影響有可能是致命的（Barry，2002：252）。這就意味著只有人類尊重自然，才能和自然和諧共處，否則的話，如果自然被不斷打擾甚至威脅，它就會反過來對人類施加影響。哈代小說中自然的獨立性和重要地位反映了他積極的生態意識。在小說里，不僅有黑原谷這樣的和諧畫面，而且有工業化發展對自然帶來的挑戰和威脅，這一點集中地體現在機器耕種對人性的摧殘。   三、機器對人性的摧殘   在該小說里，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就是自然和文明發展的沖突。在維多利亞時期（1837—1901），英國在經濟、工業、藝術及政治領域都發展得非常快。隨著社會的發展，很多高級的生產工具出現了，并且這些現代文明的產物大大就提高了勞動效率，也大范圍地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作為一個思維敏銳的作家，哈代看到的不僅僅是表面的繁榮，他強烈地感覺到了社會發展帶來的負面效應，最明顯的一點就是隨著現代化機器的出現，人類被迫和自然及土地分離。原本和自然有著緊密聯系的農民和工人，和自然分離以后，一定程度上淪為了機器的奴隸。雖然現代化機器極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它也使勞動本身失去了樂趣，因為機器作業要求的是勞動者一味地重復相同枯燥的動作。而在此之前，人們是用一種原始和古老的方式進行耕作，這樣的勞動方式使他們和土地更為緊密。通過辛勤勞動，他們從自然力獲取必要的生存的物品，人和自然保持著平衡、協調的關系。但是，現代文明的發展打破了這種平衡，原本人與自然的緊密關系失去了，人們只能服務于機器。小說中脫粒機的描寫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它被稱作“天不飽的大肚魔王”（哈代，1993：364），使人們“投入了一種昏昏沉沉，恍恍惚惚的境界，一雙手脫離了意識的支配，只是機械地工作著”（哈代，1993：364）。除了剝奪勞動者勞動的快樂外，現代化機器也同樣無視人的尊嚴，使人們成為工作的奴隸。以下描述司機的句子就能夠讓讀者認識到機器生產對人們的危害有多嚴重。“他那份與眾不同的神氣和顏色簡直像是個來自托斐特的生靈，偶然闖入了這個只有黃色的麥子、白色的土壤、清明的空氣、卻沒有黑色煙霧的地區。他跟這里毫無共同之處，只是讓當地的鄉下人感到驚訝和惶恐”（哈代，1993：355）。很明顯，機器耕作把勞動者變成了簡單、枯燥的生產工具。這里的司機已經失去了作為人的身份，完全淪為發動機的奴隸。他如同一個沒有生命的木乃伊，看不出任何思想和活力。從這個角色讀者可以了解到現代文明的發展對人造成的傷害。另外，這個司機身上沾滿了煙灰，也間接地揭示了機器對人們健康的威脅，以及對環境的污染。對于哈代來說，傳統耕作被工業化所吞噬表明了一種生產和生活方式的死亡，這種生產和生活方式不是以剝削利用為基礎，而是以人和自然和諧相處緊密聯系為基礎。對于大多數哈代同時代的人來說，他們從工業化看到的是繁榮，高效，以及財富的迅速累積，而哈代看到的卻是對人性的忽略。#p#分頁標題#e#   四、動物的命運   動物的悲慘命運更明顯地揭示了文明和自然的沖突。哈代的生態意識也體現在了他對動物的關注。從孩童時代，哈代就展現出了對動物的喜愛（Howe，1985：6）。在小說《苔絲》中，哈代同樣表達了對動物的同情，多次描寫到了動物所面臨的悲慘境地。收割機工作時給動物帶來的恐慌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大耗子，小耗子，大野兔，小野兔，還有蛇，紛紛后撤，好像躲進了城堡，并不懂得它們的避難所也壽命有限，也不懂得毀滅正等待著它們。到了下午它們的藏身之地便會縮小到越來越可怖的程度。那時它們便只好敵友不分地擠在一起，直到連最后幾碼地上的直立的小麥也在那分毫不爽的收割機的牙齒之下倒下時為止，這時它們便一一被收割人的棍子和石頭砸死（哈代，1993：95）。這些文字描寫了作為工業化的產物之一的收割機強大的破壞力。首先，讀者可以從中感受到哈代對這些無助的小動物的同情和關注。它們原本在自然環境中生存，但這種平靜被現代化工具打破了。由此讀者可以看到社會的進步是如何打擾，甚至威脅到了自然的和諧。另外一個類似的場景是捉老鼠。老鼠把麥垛作為最后的避難說，當麥垛逐漸被脫粒機加工完之后，老鼠在空地上四處亂跑，引起“烏煙瘴氣的混亂”（哈代，1993：365）。從表面來看，是機器帶來了動物的不幸遭遇。而機器只是人類文明的產物。因此，這些動物的悲慘命運反映了人類對其他物種的殘忍和不負責任。生態學提倡的是物種平等和自然的和諧，很明顯這種殘忍態度是有悖這一生態原則的。   五、結語   從以上分析，讀者可以了解到哈代對自然的態度。由于工業化的蔓延，人類和動物不得不和自然分離。對此，哈代表達了深切的思考和關注。對于物質財富的累積，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物質文明的發展和進步，哈代沒有給予肯定和贊許，因為這一切是以破壞自然的和諧和摧殘人性為代價的。而他提倡的是尊重自然的獨立性，保護自然界的動物，以此達到自然與人的和諧發展，并保持人類和自然的親密關系。哈代作品中體現的生態主義觀點反映了他作為作家對自然和人類前景的深深憂慮。這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使得他的作品具有鮮明的生態主義思想，通過閱讀該小說，讀者可以“開始想象另一種與我們現狀不同的棲居于大地的方式”（張艷梅，2007：4）。

作者：楊東芳 單位：安徽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在各民族文學史中，生態都是其中重要內容。當代生態災難的加劇彰顯了生態文學及其研究和發展的重要性、必然性和緊迫性。在美國文學中，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一種新的批評理論，即從生態視角研究文學，探討自然與人類相互關系的生態文學批評。“生態文學是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考察和表現自然與人之關系和探尋生態危機之社會根源的文學。生態責任、文明批判、生態理想和生態預警是其突出特點。”［1］在這些方面，美國的生態文學及其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以其數量眾多、思想深刻、影響廣泛而處于當代世界生態文學的領先地位，主要表現在它對傳統浪漫主義思想的繼承和發揚的同時，又從現實主義和實證的角度開創了生態文學的新視角，將傳統生態文學的一元性直接拓展為二元性，完成了現代生態文學雙重價值的建構。走出生態文學一元化情感的困境，實現二元化的轉變，是解救當今生態文學研究的出路，也是認識和發展未來生態文學的必由之路。

一、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

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同為文學藝術上的兩大主要思潮。浪漫主義興起于18世紀末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是文藝的基本創作方法之一。作為創作方法，浪漫主義在反映客觀現實上側重從主觀內心世界出發，抒發個人的感受和體驗以及對理想世界的熱烈追求，常用熱情奔放的語言、瑰麗的想象和夸張的手法來塑造形象，描寫和歌頌大自然。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宗旨是回歸自然，將自己的理想人物置身于純樸寧靜的大自然中，襯托現實社會的丑惡及自身理想的美好。作為一種文藝思潮的現實主義，一般是指19世紀30年代后在歐洲興起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要求文學藝術真實地反映客觀生活，以冷靜的目光來觀察和評價現實，真實、客觀地描寫日常生活，并從剖析人物性格和社會環境的關系中揭示造成種種罪惡的社會根源，并竭力揭露和批評現實呈現和隱藏的問題。

二、美國生態文學思想二元性的根據

從整體上說，西方主流文化信奉的是人類中心主義，頌揚人類征服、控制、改造與利用自然的思想，但其生態文學也有著深遠的思想根源。在文學意義上，浪漫主義被認為是生態文學的一個理論源頭，回歸自然是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宗旨。浪漫主義先驅盧梭提出應遵守自然規律和把人類的發展限制在自然所能承載的范圍內。美國浪漫主義小說家庫珀是最早關注生態破壞的作家之一。19世紀浪漫主義作家華茲華斯、梭羅等對生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都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其實，這一時期的生態文學，在表現形式上主要是對自然內在價值和相互依存關系的贊美；在內容上主要是通過各種生態要素，如山川河流、動物與植物等，表達對自然的敬畏、對生命之愛、對異化文明的焦慮、以及人類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的理想，主張回歸、融入與感悟自然，這種生態情感體現了生態人性的內在性和主動性特征。浪漫主義運動作為整體的定義性標志之一就是鼓勵一種前所未有的對自然界的尊重和評價。從文學的歷史性和哲學性的角度看，它主要表達這樣一種觀點：自然是人類生存的內在根據，是人類許多真實價值的生成之源，人類的行為應該是這種內在人性和價值的外化，自然存在與人的存在構成完整和諧的統一體，因為“世界上所有的人，作為生命個體和普遍生命總是具有一種內在的統一性，在本質上是與自然融為一體的。人類正是在生命的運動中實現著個體與自然萬物的和諧共生。自古以來，在人與自然之間就始終維系著這種和諧的關系”。［2］這正如浪漫主義先驅盧梭所言，“帶著滋味無窮的迷醉消融在他自覺與之渾然一體的這個廣袤而美麗的大自然中”。［3］在浪漫主義作家的眼里，自然是神秘、可愛而有靈性的有機整體，他們謳歌自然，崇尚自然，他們的整體自然觀代表了其精神追求和內心向往。近代以來，由于人類的工業化進程與科學技術的進步，把人的理性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個人的情感與信仰則受到了普遍的壓制，使人與自然之間發生了一種二元分離的傾向，人不在自然之中了。在對工業文明的憎惡與人類文明發展的質疑聲中，英美一批浪漫主義作家與生態文學家創作了大量反映和描寫自然的詩歌及其文學作品。其中美國最偉大的生態作家梭羅身體力行，通過自己的作品表達了對自然生態惡化的憂慮及他對自然生命依念、沉醉、感激、敬畏的情懷，并完美地表達了他對大自然最為親近和細致的了解，把浪漫主義崇尚自然、回歸自然的理念進一步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因而，英美生態文學的浪漫傳統在后工業化時代，依然凸顯濃厚的時代主題，是文學和文化研究所不能忽視的。我們認為這種生態文學思想是對人類生態文化傳統的一種繼承，屬于傳統的生態文學形式，是現代生態文學的一個自然源頭，它具有完全的信仰性，成為生態文學的精神之元。它的根基是人源于自然，人與自然不可分，在人的本性中，人應該承擔對自然“善”的責任和義務。傳統生態文學在人類保護生態的歷史上、在人類精神家園的建設中曾經發揮著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從當今生態環境的實際情況看，傳統生態文學的價值正在逐漸地被顛覆和破壞，雖然從邏輯上看它可以從源頭上厘清生態文學的歷史，可是它沒有脫離傳統生態文學惟信仰之槽臼，不能解釋歷史上的生態情感變異問題，也不能解釋當代人的生態情感問題。

它所倡導的人類的生態情感正在被人類的物質利益所替代和擠壓，造成了人類精神家園的缺失。出現這種困境的原因，筆者認為一是傳統生態文學所堅持的生態情感在價值上是有其局限性的。人類的價值體系也是一個隨環境和條件變化而變化的體系。傳統生態文學所秉持的部分生態信仰和情感價值等已被現代科技和社會“袪媚”了。二是在新的價值世界里，生態文學必須有一個新的源頭———現實主義，以開創人類精神家園的新領地，彌補傳統生態文學表現形式和內容上的不足，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復媚”人的生態情感。這是生態文學的另一個源頭，即現實之元。它具有實證性和知識性，屬于非完全信仰之元。它的根基是通過科學知識實證產生當前生態環境問題的原因，揭露并痛恨人類靈魂深處的“惡”及其反自然性，實現人類生態情感的進化與轉向，由傳統的人對生態主動的“善”和“愛”轉向對破壞生態環境的人的“怒”和“恨”。當代生態文學和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雖然沒有必然的承繼關系，在方法和內容上也相去甚遠，但在目的上是相同的，其批判性是一致的，都對現實生活中的丑與惡進行揭露與批判，警示人是如何破壞生態環境的，旨在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蕾切爾•卡遜正是從現實的、批判的角度開創了這個生態文學思想的新源頭、新形式。1962年，卡遜發表了《寂靜的春天》一書，用觸目驚心的案例、生動的語言闡述了大量使用殺蟲劑對人與環境產生的危害，深刻揭示了人外在于自然的危害，敲響了工業社會環境危機的警鐘。從《寂靜的春天》開始，“卡遜為當代生態文學創作樹立了以揭露、批判、警告和救贖生態環境惡化的現實為寫作主旨的典范，很多作家沿著她開創的道路，通過對生態災難現實的揭露和無情批判，使生態惡化的現實和令人憂慮的遠景無所隱匿地呈現在大眾的眼前。”［4］35卡遜從現實的、批判的角度強調了自然必須成為人類新的對象，人類必須以新的方式敬畏自然，因為在她看來，自然是有限的、非萬能的，人與自然非一體了，自然已經成為人類破壞和駕馭的對象，如果不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自然必將遭到人類的毀滅。卡遜發現、揭示了人類生態人性的新內容與新形式，即被人類由物質欲望而引起的對生態破壞行為和結果所逼出來的一種新的生態情感，喚起了人類另外一種形式的生態人性。傳統生態文學的目的是喚醒人類自發地產生熱愛生態的一種良知，是從人的生物本性提升而成的人的一種主觀境界；卡遜又從實證的角度證明了在人類物質目的的作用下生態的脆弱性和危險性。她說“具備了無限能力的人類，如果繼續不負責任、沒有理性、缺乏智慧地征服自然，帶給地球和他自己的只能是徹底毀滅。”因而她的生態人性是源自于對自然的哀憐和對那些破壞自然的人的憤怒和鄙視，從文學情感的表達方式上看是“恨”、“哀”和“怒”的一類，具有外在性和被動性。與傳統生態文學相比，在創作方法、內容和情感上，卡遜的生態文學具有顯著的差異，所以我們認為把卡遜的文學生態觀并入傳統的文學生態觀來認識是不合理的。卡遜的生態人性是客觀的、有根據的、不容選擇的、不可替代的，應該是當代生態文學研究和發展的另一個必然的源頭。#p#分頁標題#e#

1．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引入和傳播   我國對生態女性主義的接受最早是從對生態女性主義作品的譯介開始的。《寂靜的春天》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與生態女性主義有關的譯著，該書被視為是生態女性主義的奠基之作。書中描寫了濫用農藥、殺蟲劑給生物及人類帶來的嚴重危害，從環境污染的角度喚起人們對忽略的環境問題的關注。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也在一份報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見解。該書出版后，在美國和全世界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拉開了美國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的序幕。盡管該書并不是真正以生態女性主義的身份在中國登臺亮相的，但它在客觀上為國內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奠定了基礎。之后，國內雖然陸續譯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實之復興》、《女性主義與對自然的主宰》等一些與生態女性主義相關的著作，但總體而言，我國在對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相關論著的譯介方面成果較少。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學界開始集中關注生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拉開了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序幕。1996年，《國外社會科學》刊登了關春玲寫的《西方生態女權主義研究綜述》，這是國內最早的一篇關于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綜述性文章。該文簡要介紹了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出現的新特點，論述了生態女性主義的主要流派及其觀點(關春玲1996:25-30)。之后，國內許多專家學者紛紛撰文探討婦女和環境的關系，從多個角度對生態女性主義進行介紹與研究。以中國學術期刊網數據庫為數據來源，對近十五年來國內重要期刊發表的有關生態女性主義的論文進行整理分析后，筆者發現我國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是從哲學、倫理學、宗教等方面開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這些領域。1996年，曹南燕和劉兵二人合作發表了《生態女性主義及其意義》，論述了女性與生態運動相結合的原因，較為詳細地評述了生態女性主義對傳統哲學的批判，以及生態女性主義提出的新的價值觀和倫理學，并對生態女性主義的意義做出分析和總結(曹南燕、劉兵1996:54-60)。之后，陳喜榮(2002:525)在《生態女性主義述評》中，把生態女性主義歸為后現代主義的一個分支，指出生態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在反對傳統哲學中的二元論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區別。該文還詳細陳述了生態女性主義本體論的建設性貢獻，指出“非二元論是生態女性主義認識論根據”。臺灣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學與生態女性主義》中指出，儒學“天人一體”的概念“并不制止人類對自然的干預行為”，“承認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種環境倫理。”二元論究竟是不是對婦女和自然雙重壓迫的根源?這個問題仍將繼續探討下去。李建珊和趙媛媛(2008:1-6)在《生態女性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態女性主義可以借鑒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機整體觀、“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愛觀念，這有助于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深化和發展。   2000年，肖巍在《婦女研究論叢》上發表了《生態女性主義及其倫理文化》一文，這是典型的從倫理學角度研究生態女性主義的論文(肖巍2000:37-41)。2007年，香港樹仁大學王建元發表了《生態倫理與中國神話》一文，該文嘗試從中國古代神話(特別是有關女神的)中發掘生態女性主義的論點，以期提煉出中國古典文化中的生態倫理(王建元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學陳霞(2000:37-40)的《道教貴柔守雌女性觀與生態女權思想》一文是國內第一篇將生態女性主義與宗教研究結合起來的學術論文，該文以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為參照，探討了中國道教獨特的女性觀念及其對婦女、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意義。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種結果，而是一種策略，這是雌性反應的方式。如果我們尊重理解這種方式，在對待自然和社會時，不要盲目進取、以強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壓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和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和諧，從而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2010年，李瑞虹的《綠色神學:女性主義神學家魯塞爾的生態思想探究》對美國女神學家魯賽爾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評述(李瑞虹2010:93-100)。   近些年來，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概念已經正式進入文學研究領域。中國期刊網上的數據表明，從文學視角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呈現多維度的局面，涉及批評理論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對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的研究等。2002年韋清琦在《外國文學》上發表的《方興未艾的綠色文學研究———生態批評》一文中提出，生態女性主義“是生態批評發展到第三階段的產物，研究的前景相當樂觀”(韋清琦2002:35-36)。同年，陳曉蘭(2002:42-48)在《文藝理論與批評》上發表的《為人類“他者”的自然———當代西方生態批評》一文中把生態女性主義看作“生態批評”的一個重要類型，是最激進的非馬克思主義批評，同時也是最具潛力的批評。從2004年開始，一批運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對作品加以闡析的論文涌現出來，例如左金梅的論文《〈千畝農莊〉的生態女權主義思想》，戴桂玉的論文《從〈喪鐘為誰而鳴〉管窺海明威的生態女性主義意識》，王文惠的論文《從生態女權主義視角對〈簡•愛〉的重新讀解》，張燕的論文《尋歸自然，呼喚和諧人性———艾麗斯•沃克小說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芻議》，吳琳的論文《解讀“海洋三部曲”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單乳女性家族回憶錄———〈避風港〉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解讀》等。筆者近些年來一直從事生態女性主義文學作品和批評理論的研究，力圖將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實踐研究相結合。2008年，筆者完成了以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美國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研究》，論文對生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論進行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著重探討了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對生態女性主義代表作家的作品進行闡析和解讀，試圖為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提供可資借鑒的資源，為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研究提供理論和實踐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學研究領域，國內一些學者開始嘗試運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闡析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展現生態女性主義對中國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借鑒作用。例如2006年，韋清琦在《江蘇大學學報》上發表的《中國視角下的生態女性主義》一文中強調，生態女性主義和生態批評類似，在參與經典的重構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在文章中，他采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闡析了中國當代作家的文學作品，文章中涉及的不僅有女性作家的作品，還有男性作家的作品，通過對比分析，文章指出了男性作家與女性作家的生態女性主義寫作的差異。通過具體的文本批評實踐，他向我們展現了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對中國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借鑒作用。他認為，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在中國有著良好的前景(韋清琦2006:19-23)。之后，他采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解讀了賈平凹的短篇小說，嘗試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提供一種綠色女性主義的解讀范式(韋清琦2009:28-30)。王明麗(2010:107-112)把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新的敘事方式，用以解讀晚清女性小說，發掘作品的深刻內涵和重要價值。#p#分頁標題#e#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國內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視角日趨多元化，除了上述幾種視角之外，還有語言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學術思想發展等視角，由于從這些角度進行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極小，筆者在此就不再一一評述。此外，自2003年以來，出現了以生態女性主義為研究對象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而且數量呈逐年上升的趨勢。由此可以看出，生態女性主義已引起國內學者越來越密切的關注，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研究呈現出日趨繁榮的局面。但是，生態女性主義是一種生成中的前沿性的理論思潮，其理論思想還遠未成熟，在理論建構方面還很薄弱，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的學者，都還是剛剛起步。   2．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接受和發展探因   生態女性主義進入中國不過十來年的時間，已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從理論傳播和接受的特點來看，這主要與兩個方面的因素有關:一是受“本土”實踐需要的制約，二是受歷史文化的制約。從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歷史語境來看，它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當代現實語境壓力所致，是改變當下人們生存狀態這一現實需要的呼喚。當代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矛盾，具體表現為一方面現代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改善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素質，而另一方面，這種現代化進程又加劇了貧富分化，大多數人尤其是貧困婦女的生存狀況日益惡化。與此同時，環境問題也成為中國在新世紀里面臨的最大挑戰。雖然環境保護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建國五十多年來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地區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還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態環境破壞的范圍在擴大，程度在加劇，危害在加重，這不但影響國家生態環境安全，也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除了現實需要之外，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還有賴于中國本土的思想文化資源。從中國自身的思想資源來看，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它是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哲學基礎和理論支撐。道家陰陽和諧的關聯性思維，化二元性為二級性，避免了本體上的二元對立;道生萬物的哲學觀體現了人與世界的連續性。著名漢學家安樂哲指出，在道家哲學中，關聯性思維模式占據著主導地位。“陰”和“陽”作為關聯關系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定義現象某個本質特征的普遍原則，而是表述具體差異之間的創造性張力的解釋性概念范疇(安樂哲2002:257-259)。陰和陽不是構成事物的本質屬性，而是在具體情境中相對而成的。“陰”和“陽”二者之間不是邏輯或因果的關系，而是一種美學秩序。它揭示了一種由不可取代的個別項所形成的特定同一性。“具體事物的這種執著的特殊性和這種特定統一性的和諧具有緊張的關系。”(安樂哲2002:80)也就是說，理解具體事物時，應承認其差異性和多樣性，尊重整體性，把每一個具體事物都作為一個獨立整體看待。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認為，西方父權制的二元論思維模式導致了對女性和自然的雙重統治，因此，它提出“徹底的非二元論”的主張，提倡多樣性，尊重差異性，強調整體性，相信事物之間的相互關聯性，而道家的這種非二元模式的整體性的思維正是生態女性主義所追求的。   漢學家本杰明•史華茲曾指出，老子“將女性作為無為和自然原則的象征而加以贊頌”(史華茲2004:209)。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守柔曰強”(陳鼓應1984:89，342，237，265)。這里，老子明顯表現出對與女性相關的品質“柔”的偏愛和推崇，強調女性的特性和價值，贊揚女性的智慧和品德的偉大作用。可以說，中國傳統哲學與生態女性主義在主要觀點上的契合是西方的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前提。   中國現實的婦女和環境問題證明了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貴柔守雌”，“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是西方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契合點，我們可以此為基礎，合理整合內外資源，構建和諧正義的世界。   3．生態女性主義對中國學界的影響   生態女性主義自引入中國以來，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對環境哲學、女性主義批評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頗為引人注目。生態女性主義以獨特新穎的視角拓寬了生態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的視野。它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分析環境問題，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理解生態環境問題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壓迫，揭示破壞自然、壓迫女性以及其他各種壓迫都源于同一種力量:父權制文化。在以父權制文化為基礎的權力秩序中，女性、自然都受到男權意志的統治和剝削。在生態學家看來，造成目前生態危機的原因是以人類為宇宙中心的世界觀，但是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以男性為中心的世界觀才是造成這一危機的真正根源，所以，她們不僅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而且還反對男性中心主義。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對作為壓迫婦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權制文化的揭示和批評，使我們能夠避免把當代環境問題的根源簡單歸結為抽象的人類中心主義。   生態女性主義極大地豐富了女性主義和生態學理論，拓展了女性主義批評的內涵，為生態批評注入了新的內容，推動了生態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的發展。生態女性主義用生態學的觀點補充完善女性主義，意識到男性對女性的壓迫與人類對自然的壓迫相互聯系，理解這種聯系對女性主義和生態保護意義重大。它促使女性主義把對性別壓迫的挑戰拓展并延伸至包括反抗壓迫非人類自然在內的其他各種壓迫形式。生態女性主義不僅反對人類對自然的破壞，而且反對男性對女性的壓迫，白人對有色人種的歧視，異性戀對同性戀的歧視，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等任何形式的壓迫。它力圖消滅建立在父權制基礎上的二元論和統治邏輯，提倡尊重差異，主張和諧、正義的原則，呼吁恢復女性長期以來被壓抑、扭曲的天性，重建和弘揚女性美德，諸如平等意識、寬容精神、對他人的關愛等。#p#分頁標題#e#   生態女性主義既關注生態與性別的關聯，又注重考察造成這些問題的深刻的歷史根源，將其置于具體的權利關系和物質層面加以考究，并提出以本土知識體系為基礎重建生態文明，這對于我們在這個方面的研究具有積極的啟示作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有助于我們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婦女問題，把性別與環境、性別與發展等有機地結合起來，用歷史的、語境的方法對其加以研究，立足于我國的國情，整體地解決這些問題。“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理論雖然不能直接解答我們中國婦女面對的問題，但是它開拓了我們的思路，使我們得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甚至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王政、杜芳琴1998:2)   此外，生態女性主義在文學領域的運用，為文學批評引入了一個新的視角。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從“自然”和“女性”雙重視角解讀文本，重新審視女性與自然的關系，男性和女性的關系，揭露男性對女性和自然的剝削和掠奪，批判一切壓迫形式和觀念，使文學作品中一貫被作為背景和陪襯的、被讀者忽略的自然和女性突顯出來，從“缺席”轉為在場，從無聲變為有聲，喚醒人們的生態保護意識和男女平等意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生態女性主義有助于人們改造內心世界，達到塑造人、教育人的目的，為樹立正確的女性觀和自然觀提供精神資源，為緩解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的危機、實現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可持續性發展提供輿論導向作用，最終使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男性和女性和諧相處，協調發展。   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將“女性美德”和“生態原則”作為衡量文學作品價值的新標準，使文學作品中隱藏的或者被人忽略的意義被重新發掘出來，并被賦予新的意義。它積極推崇關愛自然與女性的創作，從而將一些新的文本納入批評的視野。凡體現出整體的、相互關聯性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洋溢著關愛、同情、撫育溫情的文學作品都受到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的推崇。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在經典文本的重構、對男性作家自然寫作進行生態女性主義視角的評定以及重寫文學史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   生態女性主義確立了新的倫理價值觀，改變了傳統的審美價值觀念、文學研究的思維模式和文學批評范式，為文學批評家們提供了新的文學批評尺度，為當代作家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模式，為文學理論的發展和進步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使得文學理論的建構更具方向性，同時更具時代色彩。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近些年來，中國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總體而言，中國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需要在廣度和深度上進一步拓展，拓寬研究視野，加強生態女性主義話語的多層次研究，發掘出有中國特色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此外，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還需要加強跨文明比較研究，加強中西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交流，充分利用中國豐富的傳統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為我國生態女性主義視角的文藝理論研究提供資源。   由于生態女性主義尚處于發展之中，理論還不完善，另一方面也由于國內一些學者對生態女性主義還了解得不多，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它是作為一種生態哲學或者環境倫理學被學術界引進和介紹的，研究者側重于關注它對中國環境保護和科技哲學建設的意義，而對于生態女性主義思潮之于文學研究的意義則重視不夠，所以，一些批評家指責生態女性主義過于偏激。筆者以為，生態女性主義在提升被壓迫者的地位、宣揚被壓迫者的價值、批判父權制給婦女和自然造成的后果方面，確實有些激進，但是非此不足以引起世人的關注，可以說正是這些偏激的特點才使生態女性主義日益成為人們重視的批評理論，這種“策略性的偏激”或許會有益于社會進步。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弘揚女性美德和生態原則，主張以此來抗拒、消除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的危機，對其中比較激進的觀點，我們應該仔細辨析，區分出有價值的部分和主觀、片面的觀點。此外，生態女性主義對現實的反思與批評卓有成效，在解構和顛覆父權制意識的過程中，扮演了理論先鋒的角色，但從理論建設方面來看，生態女性主義研究還亟待加強，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

巴特勒說過，英國其他時期產生過一些同樣偉大甚至更偉大的作家，但沒有哪一個時代能像浪漫主義時期這樣涌現這么多確實舉足輕重而又各具特性的詩人、小說家、散文家和評論家。英國浪漫主義時期歷時并不算長，縱然是從布萊克的《天真之歌》（1789）算起，到1830年即已趨于結束。這一時期的浪漫主義作家們幾乎同時生活在英倫三島，但彼此卻很少唱和追隨，從政治信仰到文學理念，他們往往大相徑庭，彼此悖駁。   正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浪漫主義作家們身處這一影響深遠的文學運動之中，反倒對這場運動的性質和意義并無透徹的自覺，這便使得浪漫主義文學并未形成高度一致或基本統一的風格和理念，反而呈現出一派復雜多樣的文學氣象，使后來的文學史家很難對“浪漫主義”做出令人滿意的理論概括。人們意識到，浪漫主義不同于以往的藝術運動或文學流派，如巴洛克風格和洛可可風格，這些流派容易辨別且相對統一；而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則是變動不居、各具特色的，有激越有含蓄，有精致有粗獷，有細膩有豪放，有寫生有寫意……，但是，歷史愈沉淀，我們愈能清晰地感受到這些經歷同樣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作家們畢竟存在著諸多共性。例如，他們都反抗某種社會羈絆，顛覆某種社會規范，執著地追尋個人的自由和理想。從布萊克到濟慈，這種“熱情奔放而叛逆”的精神匯聚成一道浩大的洪流。   就英國來說，同樣的，盡管浪漫主義詩人彼此間很少相似之處，但只要將他們作為一個整體與法國或德國的浪漫主義作家們做一比較，就會使人立刻感受到他們身上共同的英國氣質。追本溯源，這種英國氣質可以歸結到一個明顯的本源上，即生機勃勃的自然主義。勃蘭兌斯在《19世紀文學主流》中指出：“自然主義在英國是如此強大，以致不論是柯勒律治的浪漫的超自然主義、華茲華斯的英國國教的正統主義、雪萊的無神論的精神、拜倫的革命的自由主義，還是司各特對以往時代的緬懷，無一不為它所滲透。它影響了每一個作家的個人信用和文學傾向。”［1］的確，似乎惟有自然主義，才構成了英國詩人氣質中普遍的、核心的藝術因素，他們對鄉村、大海、花草和一切動物的熱愛使得他們成為大自然的觀察者、愛好者、崇拜者和謳歌者。   一、田園風光之上的冥想   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有大量的田園生活描寫。在詩人們筆下，無論是清新恬淡的自然，還是絢爛綺麗的自然，無不透露出靈與慧、現實與虛幻相交織的境象。詩人的自然寫作并非為自然而自然，而是以我觀物、以景抒情、以物觀我、以象寓理，在自然中尋求智慧與美感、力量與慰藉，甚至世間的真理。至于借自然之物言情述志，更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自然觀的真實流露。“寫平凡而表達不平凡，寫社會和自然環境而表達人物內心世界，寫客觀同時表達主觀的情況，這是華茲華斯在藝術上的造詣”［2］，也是整個浪漫主義詩人的寫照。   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并不滿足于翔實地描繪自然、展現自然，而是將大自然當作實現夢想的天堂，凈化靈魂的樂土。他們是真正的大自然的愛好者，愛好到狂熱的程度。由于這一特點，他們的創作盡管旨趣不同，如布萊克和拜倫作有許多“托自然而說理”的詩篇，而華茲華斯、柯勒律治、雪萊和濟慈則有更多“托自然而思理”的華美篇章，但他們在作品的審美意境上無不在自然上下工夫，使得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縱然描述最簡樸的鄉間日常生活，也能詩意盎然；縱然描寫最虛幻的夢境天堂，也能真實得歷歷在目，躍然紙上。   若說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是在用詩歌描繪自然，莫如說他們是生活在詩意的自然中。柯勒律治說過一句很耐人尋味的話，“我們得的只能是我們給的，大自然只存在我們自己的生活里。”華茲華斯這位描寫日常田園生活的大師便以自己的詩歌語言證實了這一道理，也演繹出美的神話。在《早春即興》中，詩人似乎把自己的神經觸角伸展到整個自然中去了，“當我倚坐在灌木叢中，我聽見一千種柔和的音響；愉快的遐想，甜美的心境竟把縷縷哀思送到我的心上。”可見，在自然的懷抱中，詩人是在用心靈感悟自然，用熱情探尋美的存在，用生命記錄自由之歌。   在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自然景物常常被賦予生命和情感，有著豐富的象征意義。如布萊克的《向日葵》，“啊，向日葵！懷著對時間的厭倦，整天數著太陽的腳步，它尋求甜蜜而金色的天邊———倦旅的旅途在那兒結束”。向日葵，暗喻了人類的欲望，看似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實則令人疲倦。那是多么無奈而又無盡的俗望啊。在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詩人還常常將自己視為自然的一部分，如華茲華斯的《詠水仙》，“我好似一朵孤獨的流云，高高地飄游在山谷之上。”或借自然之物闡述其人生體悟，如布萊克《天真的預示》，“一顆沙里看出一個世界，一朵花里看出一座天堂，把無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把永恒在一剎那間收藏。”這些詩歌或贊譽大自然的神秘與美麗，或將自然視作心靈的慰藉。在寫自然的幽美和雄偉時，也寫自己內心澎湃的激情及所感所悟。似乎只有在親近自然時，詩人才能感受到心靈的平靜和精神的愉悅，才能靈感泉涌直至神靈附體之境。由此可見，詩歌中的自然，乃是詩人心中的自然；詩人在自然中汲取心靈的慰藉，在對自然的崇尚中追尋夢想的天堂。   自然、生活、美和自由，在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始終是渾然一體、相互滲透的。我們甚至無法分辨是自然賦予了詩人以靈魂，還是詩人賦予了自然以生命。在這些詩篇中，既有瑰麗奇異的想象世界，也閃現著真實生動的現實生活圖景，不論是平鋪直敘或跌宕起伏地講述故事，還是激情澎湃或黯然神傷地抒發情感，自然的形象始終都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二、自然語境下的人性思考   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另一個特點是詩人們對人性的思考，對人的自然性的關注。他們并不是消極遁世地描摹大自然，而是回歸自然，探索隱匿在近代工業文明陰影背后的大自然的價值。詩人們從未放棄過在自然的語境下對人、社會和自然關系的思考。雖然從創作機制來說，自然是激發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進行思考的動因，詩歌是由感悟自然之物而起，但實則詩人們關注的往往是人類的核心經驗與生存本質。#p#分頁標題#e#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期望的是通過重返自然來解決工業社會中的種種問題，平息商品社會中人類的騷動，甚至凈化人類的心靈。當詩人們在紛繁的社會領域找不到出路時，英國豐富的自然世界和美麗的田園風光便成了他們最樂于憑借，并寄予無限希望的解決現世問題的法寶。正是這種對人的自然性的關注和期冀，使得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自然描寫生活化；這些詩歌通常語言簡樸，結構簡單，內容平實但卻充滿摯情而且清新自然。也正是這種試圖重返自然、關注自然的理念，使得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的社會現狀描寫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敘事視角。這些故事往往娓娓道來，既沒有聲嘶力竭的抨擊，也沒有深邃精辟的評論，卻能發人深思，痛人肺腑，使人們不得不思考工業文明帶給人類的種種危機和隱患，以及所造成的人性缺失。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從自然之美出發，探索和思考人的社會性和自然性的本質和關系，這是英國浪漫主義詩篇歷久而彌新的魅力所在。他們將生態的自然、物質的自然擴展到人性的自然，極大地拓展了藝術表現空間。浪漫主義詩人在處理自然性和社會性的關系時，他們更愿意把社會性納入自然性中，透過自然的視角觀察評述人類社會的本質。如布萊克的《掃煙囪孩子》，華茲華斯筆下的《孤獨的割麥女》，彭斯《兩只狗》中的莊稼人，一次次地叩響人們心靈的良知之門，引發出無數人的憤懣與哀傷。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歌頌的不僅僅是自然界中的自然性，也包括人性中存在的自然性，這使得浪漫主義詩歌的自然描寫不僅充滿了人格魅力，而且觸及到人性的深邃內涵，揭發出社會生活的嚴酷真相。這類詩歌往往體現著詩人們用詩歌重塑自然的努力，傳達出詩人們揮斥生活的全部熱情與信念。如彭斯在《不管那一套》中大聲唱出：“有沒有人，為了正大光明的貧窮，而垂頭喪氣，挺不起腰———，這種怯懦的奴才，我們不齒他！”當許許多多的人完全接受了普遍存在的社會價值中的財富尺度概念時，人們似乎已經失去了批判性地思考這種財富尺度的能力。的確，當人們過多地關注自身的社會性時，似乎已經忘記了人類的自然性。人類將生存需求和金錢扭曲地連接在一起，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已經遺忘了幸福的本質，而困頓于金錢的枷鎖之中。彭斯大聲疾呼，他所要喚醒的正是漸漸被人們所遺忘的人之自然性。   正是這種對人的自然性的認同與關注，使得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自然寫作更深邃、更宏大、更質樸。人不僅經濟性的存在、政治性的存在、社會性的存在，人同時也是物質性的存在。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從心出發，他們是真正的自然主義者，觀察大自然，思考社會問題。他們不局限于現實社會的影響和羈絆，在詩歌中追求真理，謳歌人性的坦蕩、豁達和真實。   三、浪漫主義詩歌之生態批評   回到當下的社會，不難看出，正是由于處在生態危機愈演愈烈的時代，“生態文明”前所未有地受到了人類的關注，才出現了“生態學”視角下的文學批評理論。文學生態學為浪漫主義詩歌的自然寫作的解讀，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文學和生態學的聯系何在？文學研究能為世界生態系統的發展做些什么？生態批評家喬納森•萊文指出：“我們社會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決定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獨一無二的方式。不研究這些，我們便無法深刻認識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而只能表達一些膚淺的憂慮。”生態批評就是要“歷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響地球生態的。”［3］3生態思想家唐納德•沃斯特也明確指出：“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全球性生態危機，起因不在生態系統的機能，而在于我們的倫理系統的作用。要渡過這一危機，必須盡可能清楚地理解我們對自然的影響。……研究生態與文化關系的歷史學家、文學批評家、人類學家和哲學家雖然不能直接推動文化變革，但卻能夠幫助我們理解，而這種理解恰恰是文化變革的前提。”［3］4   文學生態學的發生緣起于生態危機的客觀要求，它“大致涵蓋了3個方向：文化與自然的關系；以生態視角對小說、戲劇進行研究；環境文學的研究。”［4］27文學生態學的發展必將召喚出新的文學內部研究，包括對文學作品中的自然環境描寫和文學作品中承載的自然觀進行深入細致的闡釋，簡單說就是要研究文學作品中的自然寫作。文學作品中的自然寫作，既包括自然描寫，也包括人的情感、天性等自然性的描寫，這種內在于人的自然主要指人相對獨立于社會經濟、政治利益等因素影響的自然屬性。事實表明，以此為對象的自然寫作正是以某種自覺程度的自然觀為基礎，對自然予以描寫、說明并表達人的自然感受與價值意識的寫作活動，包括文學創作和其他自然寫生。   英國，作為工業文明的策源地，既是人類和自然之間依附關系被徹底割裂的起始處，也是現代生態危機的體現者。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正處在這一如火如荼的工業革命的前沿，自然也是最先目睹人類生態危機的見證者。雖然受時代條件的限制，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還沒有形成成熟的“生態意識”，但他們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人類社會生活中自然的缺失，并不乏余力地歌頌自然，重申自然對于人類的價值。   自然是人類生存的依托和靈魂的歸宿，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從未遺忘這一點。其詩歌中的自然主題既是大自然的描摹，也是作者心靈的流露；既是在自然景觀之上的冥思，也是人類集體無意識的結晶，因而得以流傳至今，沉淀為現代的生態意識。人類對自然的強烈的依附感原本來自早期記憶，那時人類從自然中獲得最可憐但卻最珍貴的生存資源，維持了自身的存在和自我評價。而工業革命帶給人類社會翻天覆地的巨變，也猛烈而徹底地動搖了這個社會的自然根基。時至今日，各種非人道勢力裹挾著科技力量，在使人類獲得對自然的實際支配權的同時，進而發展到了桎梏人類自由和人類良知的程度。人類在狂歡中甚至呈現出遺忘和自然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的勢頭。   在這樣的時刻，我們重溫英國浪漫主義創作的自然主題，不禁得出這樣的結論：生態意識固然是時代的產物，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雖未具備明確的生態意識和人類存在的憂患意識，但不可否認，他們熱愛自然，敬畏自然，在思索人類命運和人類社會、歷史問題時，格外注重人類和自然的聯系，將其置于舉足輕重的地位。不論自然帶給人類怎樣的命運，人類注定要和自然緊密聯系在一起，這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一致的認知。#p#分頁標題#e#   時至今日，現實逼迫人們關注環境，生態意識迫使人們重新審視文學作品中的自然描寫。人類業已開始關注這些自然寫作的現實生態價值（因而才導致英國浪漫主義創作受到世界各國學者越來越密切的關注），同時在努力建設基于生態意識的新的文學評價標準。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以敏銳的視角，關注工業革命和商品經濟的弊端，轉而回歸大自然，汲取自然的力量，重新定位人與自然的關系，構成了我們今天能夠倚重的思想和藝術資源的一部分。   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中的自然寫作傳統既體現出歷史性和繼承性，又彰顯出前瞻性和超越性，為現代生態批評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從17世紀資產階級革命的自由思潮，到18世紀的啟蒙運動，再到19世紀的浪漫主義運動，甚至包括19世紀的科學主義和現實主義思潮，英國社會的每一重大思想運動和實踐活動，都閃現著自然主義創作的影子。”［5］英國社會的這一濃厚的自然主義傳統無疑在現代文學藝術以及一般社會文化的發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英國浪漫主義的興起是種種歷史境況使然；回歸自然，是詩人們在時代境遇下必然做出的抉擇。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不是生態文學的開創者，但他們至少可以被看作是生態文學的奠基者。

“生態批評”作為一種文學和文化批評傾向，旨在探索文學與自然環境的關系。“‘生態批評’是由生態視野觀察文學藝術的一種批評模式，是生態文藝學的批評實踐，或稱生態文學評論。”[1]我國較早研究生態批評的學者王諾說：“把生態批評定義為研究文學乃至整個文化與自然關系的批評，揭示了這種批評最為關鍵的特點。作為一種文學和文化批評，生態批評有著顯示其本體特征和獨特價值的主要任務，那就是通過文學來重審人類文化思想的合理性，來進行文化批判———探索人類思想、文化、社會發展模式如何影響甚至決定人類對自然的態度和行為，如何導致環境的惡化和生態的危機。”生態批評就是要“歷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響地球生態的”。[2]

生態批評的哲學基礎可以歸結為：生態整體主義，也稱生態主義。當前生態批評以及生態美學研究者大都從生態主義出發，建立符合自然界發展規律的和諧生態哲學觀。在生態批評理論建構過程中，有人提出生態主義的出現標志著人文主義的終結，面對自然環境的嚴重惡化，物種頻頻消失的現實，提出反人文主義的質問：“人類眼睜睜地看著自己一天天地走向死亡的道路,不禁自問:這是人文主義的必由之道嗎?”[3]并提出建立新的“思想范式”———生態主義，以此反對人文主義為中心的人類中心主義。這樣就把生態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對立起來，引入生態整體論，否定了人類中心主義。也有人主張生態批評不能離開人文關懷，要在生態批評中引入人文關懷。那么，如何正確理解生態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之間的關系？筆者認為，生態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并不絕對對立，在反對惟發展主義、消費主義等意識形態基礎上，建立具有終極關懷性質的本體論的人文性話語，堅守詩意生存、詩性智慧、精神和諧的生態主義理論。在生態批評視域中，融入現代人文關懷，在理性思維的支配下審視當前的生態建設，進而建立理性的生態批評理論，將會對生態文學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尊重生命的和諧：生態主義的積極意義

王諾說：“20世紀的上半葉的生態倫理思想，可謂生態批評最直接的精神資源，其中最主要的是史懷澤的‘敬畏生命’倫理和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2]建立在生態倫理學基礎上的生態主義否定人類是世界的標尺，主張在尊重生命的基礎上，尊重自然，尊重一切生命體，尊重萬物存在的權力。

以生命平等倫理思想為基礎的生態主義否定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合理性，對長期占據人類思維中心地位的人文主義予以質問和批判，并要求人文主義作出深刻反思。人文主義的核心思想就是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強調自然界以人為中心，人是萬物之靈，萬物之主，是自然界的標尺，對自然萬物有主宰的作用。在這一傳統思想支配下，人類文明發展進入現代化高度。但同時，人類文明發展的負面作用明顯地表現在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嚴重惡化。人類生存環境惡化，工業化發展帶來的對自然界和人類自身毀滅的現實，讓人類自身產生了行將毀滅的恐懼。生態主義認為，這一后果的產生，人文主義應負主要責任。在人文主義理想與現實矛盾日益突出的當下，人類開始關注自身的健康生存與持續發展，生態主義提出非中心化的生態倫理思想，建立生命整體論，把生態系統整體利益作為最高利益來追求。整體論為文學批評提供了一個新的哲學維度。

生態主義首要的主張是“自然為本”，回歸自然。在生態主義看來，真正的智慧在于融入自然，取法自然。只有尊重并真正融入自然，“才能成為真正的智者，才能超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3]生態主義認為，大自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整體利益高于任何個體的利益；人只是大自然的一個部分，人類不能為了自身的狹隘利益而無度地劫掠、揮霍大自然的資源，生態惡化的原因在于人類工業文明的發展，人與自然的沖突直接傷害了自然，也傷害了人類自己。呵護自然，呵護生命，是人類必須選擇的新的生存價值和文明取向。

因此，生態主義極力地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中心”論。在生態主義看來，人類為了自身的發展，在失去理性的狂躁中，向自然界索取無限的物質利益，并且以破壞或毀滅自然的方式索取，以此滿足人類自身的現實發展欲望。人類文明的發展史證明了人類自身建設與發展的成就顯赫，以及科學技術在人類物質文明進步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人類在實現自身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嚴重破壞了自己的生存環境，物質文明的突進與道德良知的低落形成鮮明的對比，暴露出的是人類發展與建設的狹隘群體利益觀、消費享受價值觀，對自然環境特別是對人類以外的其他生命嚴重摧殘。環境惡化、部分物種相繼滅絕、能源越來越緊張、生命健康傷害事件此起彼伏，成為人類文明發展中難以解決的現實問題，也是急需解決的全球性問題。解決這一問題首要的任務是在文化思想層面對人類的文明建設與發展進行反思，找出我們文化思想內在的自私、狹隘與欲望無邊，進而建立新的發展觀和生存觀念。在這種反思基礎上，生態主義提出了“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生態倫理思想，帶來生態批評的一次新的思想革命。

雖然美國文學的形成和發展歷史相對短暫，然而卻不乏多樣的文學風格和流派、優秀的作家和作品。美國特有的歷史發展過程以及美國人求“新”、求“異”的心理狀態和精神面貌在其文學作品中得以充分體現。從清教韻味濃厚的詩歌、革命思想鮮明的宣傳冊，到浪漫主義的散文、現實主義的小說，再到族裔特色紛呈的當代文學，無不盡顯美國文學的藝術魅力。   在這座文學圣殿中，“自然”這一名詞有著非常耐人尋味的特殊意義，因為美國文學中的“自然”風格作品蘊含著不同的文學發展階段、流派及特點。   第一個典型的“自然”流派出現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后期，是美國浪漫主義的一個支流，嚴格意義上是指被稱為超驗主義的“自然寫作”（naturewriting）。超驗主義的主要思想觀點有三。首先，超驗主義者強調精神，或超靈，是一種無所不在的力量。其二，超驗主義者強調人的首要責任就是自我完善，自我依靠。其三，超驗主義者認為自然界是超靈或上帝的象征。   因此，超驗主義主張回歸自然。這種觀點的自然內涵是，自然界萬物具象征意義，外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體現。典型作家為愛默生(RalphWaldoEmerson,1803-1882)和梭羅(HenryDavidThoreau,1817-1862)。   梭羅到沃爾登湖生活，通過簡樸的生活來檢驗自己的超驗主義信仰。他在《沃爾登》一書中記錄了自己的湖畔生活。全書以篇幅最長的“節儉”開場，敘述的基本是枯燥瑣碎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開支等。然而在這些似乎毫無“文學性”可言的數字背后，是梭羅的生活信條：人應當盡可能地降低物質欲望，而將精神追求作為第一要義。   閱讀梭羅的《沃爾登》，人們不難發現兩個內容并行發展，一是說自然，一是說人，總的是說人應該返璞歸真，回歸自然。梭羅接近自然界和生活，他的意象多從大自然和生活中來。   他在1859年的一則札記中說；“文學的根基是事物。自然物體和現象是表達我們思想與感情的原始象征物或符號。”可見，這種自然寫作蘊含著濃郁的唯心主義色彩。   第二個典型的“自然”流派是十九世紀末形成的一股文學思潮，即所謂的“自然主義”（naturalism）。隨著經濟危機的到來以及西部邊界的封閉，“美國夢”驟然破滅。在法國作家左拉的影響下，一批青年作家開始沖破現實主義的傳統，開始反映人在環境和遺傳兩種力量的支配下毫無自由意志，任憑擺布的狀況，這便開始了自然主主義創作。自然主義代表性作家包括史蒂芬•克蘭（StephenCrane,1871-1900）、西奧多•德萊賽（TheodoreDreiser1871-1945）、弗蘭克•諾里斯(FrankNor－ris1870-1902)、杰克•倫敦(JackLondon,1867-1916)。克蘭，以自傳體“中部邊地”系列小說聞名。他的代表作《紅色勇士勛章》文字簡潔，意象清晰獨特，書中有意識地將法國印象派畫法用于文學。克蘭寫出了譏諷與憐憫、幻想與現實間的緊張關系，以及絕望中尚存一線希望的雙重情緒。總之，自然主義作為一種創作手法，一方面排斥浪漫主義的想象、夸張和抒情等主觀因素，另一方面輕視現實主義對現實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絕對的客觀性，崇尚單純的描摹自然。   第三個典型的“自然”流派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引起極大關注的，被文學批評家稱為“生態文學”的流派，其核心特點是關注對自然界的保護。我國生態文學研究的開拓者之一王諾先生給生態文學下的定義是：“生態文學是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考察和表現自然與人之關系和探尋生態危機之社會根源的文學”。   在表現自然與人的關系時，生態文學特別重視人對自然的責任與義務，急切地呼吁保護自然萬物和維護生態平衡。這一流派最受關注的作家當屬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她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她的所有作品都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人類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其特殊性只是人能改變自然，而且，這種改變往往是不可逆的。一九六二年，她發表了代表作《寂靜的春天》，指出濫用殺蟲劑已傷害許多生命、影響了自然生態，如果再不改變，人類面臨的將是寂靜的春天。《寂靜的春天》出版后，發行了22種語言譯本，影響遍及世界各地，許多國家立法取消DDT的使用。1992年，美國推選《寂靜的春天》為近50年來最具影響力的書。   綜上所述，美國文學史上的“自然（主義）”文學潮流基本上貫穿于整個美國文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它們也表現出不同的基調和特點。概括來說，文中所介紹的第一個流派著眼點在于感受自然的淳樸、神秘與美好；第二個流派著眼于對自然的敬畏與無奈；第三個流派著眼于保護自然。這些“自然”風情形成了美國重要的文學傳統，其所標記的美國社會價值觀變遷成為21世紀美國價值觀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黃立華 單位：南昌航空大學外國語學院

生態文學話語是以20世紀90年代形成的生態批評運動為嚆矢。進入21世紀，它卻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幾乎與“諸如結構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心理分析批評和后殖民理論等相頡頏。”［1］(Gersdorf＆Mayer2006:9)而后現代主義為了生態批評的需要強調多方修正的多元性，對立二元和等級的不穩定性。這就為各種二元范疇，特別是自然和文化范疇創造了生產語境。本論文擬就兩部后現代小說文本中的環境隱喻進行分析解讀以揭示出后現代語境是怎樣通過語言產生出來，語言又是怎樣和語境相聯系的。

生態文學話語生成環境雖然生態批評直接關注自然和環境，但是努力將自然現象和文學批評結合起來會引起概念問題，因為生態本身就是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抽象概念。依賴于一切事物都與其他事物相聯系的質疑本體論論證，生態批評努力研究約翰•本內特所稱謂的“多有機生物概念”。也就是說，創造“一個整體實體的意象和概念，然后把這一意象當做真正的實體:如‘環境’、‘人類生態’、蓋亞(希臘神話中的大地女神)或者地球、宇宙、上帝”。［2］(Bennet1996:356－357)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首先，生態批評需要包容的、跨學科的方法。問題在于是否有可能發現包括多種環境問題的理論方法。實際上，任何對文學理論中的生態問題的質疑都需要理論支撐。改變目前批評理論中的看法和方法需要擴大理論系統;其次，如果批評重點專一于特別的文學作品，如自然詩歌、小說，那么，在分析的過程中批評的透鏡必須加寬。最后，如果在生態批評中包括其他的文學作品，那么，在解決生態問題時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如果所有文學和自然環境的相互關系都要分析，生態理論需要某種比較復雜的生態文學話語，因為這些現象之間的相互作用需要系統的內容。困難在于選取一種將自然和文學現象聯系起來的恰當的批評視角。因而，今天的生態批評是一個不斷創新和改造自己的過程;需要不斷從其他學科和自然科學借鑒的過程。從文學政治化的視角來看，環境思維所引發的意識以及全球生態危機所提出的美學困境迫使文學批評家去認識文學和批評在理解人類在生態環境中的地位所起的重要作用。它是以將文學視為斯汶•伯克茲所謂的“一種道德說教的方式”為前提的。伯克茲提出的問題實際上在理解生態文學分析的過時的批評方式的危險性的時候是有意義的。

他質疑:“文學可以作為人類與自然世界的實際關系加以研究嗎?文學應該公眾化去幫助提高自然環境的原因嗎?”［3］(Birkerts1996:4)雖然生態批評的確應該探索文學和生態相互作用的方法，但也不應該以犧牲文學文本而僅僅是對物質世界的臨摹為代價。文學不應該用作研究生態問題的借口。生態批評讀者也不能回到把文學文本看成僅僅是反映現實的透明介質的境地。因此，生態批評真正關注的焦點不應該是過時的表現主義的模式，而應該是自然怎樣在文學文本中文本化的，以至于創造有助于產生文學語言和自然語言之間的互文的而又相互作用的途徑的生態文學話語。正如克里斯托弗•曼斯所強調的:“把自然看成是活的、發聲的在社會實踐中很有意義的。”［4］(Manes1996:15)曼斯也認為自然知識總是受到歷史的和社會的因素的影響。這種觀點和威廉•魯克特所謂的“文學生態”是探究自然邊緣化、沉默化和窘迫化的方法如出一轍。它表明生態文學是關于人類對自然環境負有責任心的人類思想的投射。然而，生態文學話語致力于研究文學文本時怎樣說明自然的沉默，又會有什么樣的結果呢?生態批評正好起到中間媒介的作用，因為它探索我們在話語上稱之為可以操縱的文學中的非人類世界，討論自然是怎樣邊緣化的或者沉默的，又是怎樣被融入人類語言的。況且，生態批評提供了“分析自然的文化建構，同時也包含語言、欲望、知識和權勢的分析”。［5］(Legler1997:227)自然話語建構，要么以浪漫化的、理想化的形式，要么作為敵對荒野。特別是小說和詩歌中的自然話語往往是對自然災難性的虐待的觀念的證實。為此，生態批評不只是觀察和闡釋而是作為一項積極保護生態的行為。自然話語要讓人類在消弭人類和非人類區別的矛盾心態中替自然說話。正如凡爾•普魯姆伍德所討論的:“我們作為人能夠替非人類的自然說話的假設似乎影響著包容的、獨有的‘自然’意義，還認為我們能夠完全消除自然和文化區別，不僅僅克服其二元建構。”［6］(Plummwood1997:349)盡管有這樣的問題矛盾，生態批評家們認識到需要重建自然，不是作為排除話語的他者，而是作為需要對人類地位的非二元知覺和闡釋的主體。與自然的對話就預言而言是不可能的，但是建構一種新的超越，如果不是消除，自然和文化二元對立的理解和認知模式是可能的。生態批評努力解構自然語言對話中的特權人類主體性也許會創造可持續的文學生態視野。雖然自然和文化的區別有很大爭議，但是生態批評卻是一種“人類已經創造性地幫助我們理解和支配世界”的范疇。［7］(Gruen1997:364)因此，生態批評提倡對已經確立的信仰、觀念和我們對自然的理解的再思考，以創立“一種所有生命必然聯合的意識”。［8］(Eisler1990:26)為了做到這一點，生態批評需要從現存的批評理論中吸取精華去編碼文學生態，去定義以生態為中心的文學話語。這就是所謂的奠定生態批評的概念基礎的生態文學話語。《洼地》的主體間性建構隨著生態批評的興起，一些后現代小說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融入了自然環境成分，呈現出敘述中語言的生態文學作用。

正如蘇珊•斯特拉赫爾所認為的;“擺脫錯誤的和限制的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之間的二元性，這些后現代主義作家努力進行一種獨創性的融合。”［9］(Strehle1992:6)這些生態環境成分構成后現代語境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洼地》是一部關于歷史呈現的元小說。敘述者歷史老師湯姆•克里克(TomCrick)和他的學生爭論。他的學生愿意去了解被原子災難所威脅的現實世界而不愿意研究法國革命。小說一開始敘述歷史和講故事之間的問題的元小說思考與沼澤地區的沼澤地聯系在一起。小說的主要生態環境隱喻是“淤泥”。“沼澤地由淤泥形成……。淤泥形成和損害陸地;淤泥一邊形成陸地一邊又破壞陸地;淤泥同時增加侵蝕;淤泥既不進展也不腐爛。”［10］(Swift1983:7)小說利用這一隱喻對歷史的虛構表現進行評論，同時通過訴求自然歷史使得歷史知識概念疑竇重重。然而，更有意義的是沼澤地發出有關自然的新的世界觀的象征性表現的信號。用達納•菲利普的話說，在《洼地》“確定有關我們的思想，我們的行為的更為嚴格的界限。”［11］(Philip1996:219)象征性地標記“緩慢而又艱巨的過程，無止境的而又模糊的土地再墾的過程，也即人類淤泥化的過程”。［12］(Swift1983:8)這一過程和“宏大歷史變化”相對立。沼澤地決定敘事本身的本體論現實，強調這樣的生態文學話語是怎樣與元小說所引發的挑戰巧合并融合在一起的。因此，就本體論結構而言，自然的和虛構的兩個不同領域共存。正如克里克告訴他的學生，“在模糊的蕨類土地背景中，歷史和小說相融合，事實由于無稽之談而變得模糊不清……”(ibid．:180)沼澤地的歷史敘述還和小說的歷史表現交織在一起。克里克對荷蘭工程師考奈爾溜斯•佛母登(CorneliusVermuyden)在20世紀60年代努力打通通往海洋隧道的敘述提供了自然作用的生態文學闡釋:“自然，比我的祖先更有效，開始破壞他的工作。因為淤泥一邊集聚一邊又停止;一邊形成一邊又消失。”(ibid．:9－10)這樣，作為生態隱喻的淤泥可以通過文本自我參考進行研究，并且賦予小說中自我決定的地位。#p#分頁標題#e#

《洼地》的敘述結構基于生態文學隱喻范例的重復，如土地再墾、水、沼澤地、歐洲鰻魚以及歷史性、文本性、間斷性和循環性的元小說范例。這樣，元小說的、地理的和生物的因素聯合起來生成生態文學元小說話語。正如克里克所說，“自然歷史、人類自然。這些古怪的、奇妙的商品，這些解法解決的是神秘的神秘。因為試想一想……這一自然物質總是使得人造物質變得更好。”(ibid．178)只有這一生態研究能夠再提出文本連貫性的形式。這一形式與歷史進程中破碎的、間斷的人類經驗的混亂相對立。《洼地》中的自然和環境隱喻作為元文本意義而起著作用。這一意義與生命的量子相回應。如果歷史是間斷的，自然延續性向歷史挑戰，形成小說中顯著的后現代矛盾。人類關系的這種文學表現將生態思維投射到小說的中心文學文本上。在這種情況中作為他者的自然受到挑戰;作為主體的自然得以接受。這是一種動態的相互作用的過程。在這一互動過程中，自然和人類融合形成相互聯系的主體，或者更精確的說，主體間性。突出這樣的主體間性必然導致生態文學話語。《洼地》充分體現出這種主體間性。這本小說通過自然和環境隱喻，將自然和人類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使地理、生物等生態問題主體化以突出周圍現實的變遷。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當代文壇享有國際聲譽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往往表現為女權主義、民族主義與生態主義等三大主題。特別在生態主義方面，她不僅以小說的形式形象地描述人類的貪婪、殘忍和需求的無止境，更以一位獨具生態慧眼的學者來關注人類生態環境的前途和命運。本文著重以她的《可以吃的女人》、《浮現》和《使女的故事》等小說為例，來解讀她小說中蘊含的生態主義的當代價值和意義。   一、前言   生態主義文學批評于20世紀90年代迅速崛起于英美。生態主義文學批評已經超越了以往文學本體論批評、社會學批評、科學化批評、印象式批評等范式類型，它把批評的視角放在了地球生物圈這個廣闊的語境下，從生態哲學、生態倫理學、人類環境學和生物工程學等高度來探索人類與自然、與生態和與環境的關系問題。特別指出的是，1973年挪威哲學家阿倫•奈斯發表《淺層生態運動和深層、長遠的生態運動:一個概要》一文，提出了“淺層生態運動”和“深層生態運動”概念，這是較早也是較為系統的生態哲學觀念。他認為:“淺層生態學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只關心人類的利益;深層生態學是非人類中心主義和整體主義的，關心的是整個自然界的利益。淺層生態學專注于環境退化的癥候，如污染、資源耗竭，等等;深層生態學要追問環境危機的根源，包括社會的、文化的和人性的。在實踐上，淺層生態學主張改良現有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深層生態學則主張重建人類文明的秩序，使之成為自然整體中的一個有機部分。”[1](P10－31)在這種生態哲學的影響下，為了應對日益嚴重的全球性生態危機，生態主義文學批評也運用而生，如文學環境倫理學、文學深層生態學、文學生態女性主義等。生態文學批評倡導系統整體觀點，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反對人類對自然的扭曲與施虐，反對人類的自私自利，反對對環境氣候的污染。主張用整體的、和諧的、多樣化的、非對抗性的、相互依存的原則，倡導用生態哲學、生態倫理學等視角來評價和判斷文學作品所寓含的生態價值和意義。美國生態批評的主要倡導者徹瑞95爾•格勞特菲爾蒂將生態批評簡單明了地定義為“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關系的批評”。總之，生態批評將生態哲學基本思想引入文學批評，生態批評的發展不僅體現了學者們的社會使命感和自然使命感，而且實現了文學研究與自然生態的聯姻。阿特伍德的《浮現》、《可以吃的女人》和《使女的故事》等小說也集中反映了這一嚴肅的主題。雖然這幾部作品的成書時間都在生態批評初具規模之前，但阿特伍德以女性的細膩和獨特的感受通過小說的形式來表達了一位學者對人類生態環境惡化的焦慮、內省和反思。   二、阿特伍德小說的生態主義解讀   阿特伍德的小說的生態主義意蘊深厚，她主要是從人類破壞生態環境的惡劣行徑、殘忍地戕害人類的朋友動物、森林植物以及從這些惡劣行徑的內省中反思人類的種種錯誤來表現文學生態主義這一嚴肅主題的。   (一)人類探索生態問題所經歷的幾個階段   自1869年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首次提出生態學的概念，它是研究生物體與其周圍環境(包括非生物環境和生物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2](P72)19世紀美國作家梭羅的《瓦爾登湖》和20世紀中葉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是生態文學的典范作品。如今，生態學已經滲透到各個領域，不僅涉及自然科學領域，也涉及人文社會科學;不僅泛指自然界的生命世界，同時還包含著自然界的非生命世界，也是當今除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文明之外又一文明系統。那么，人類探索生態問題方面到底經歷了哪些階段?從生產力的角度，我們不妨將其歸納為四個階段:一是以自然為中心的生態文明階段。由于人類局囿于對自然的深度認識，作為自然之子的人類，沒有力量“動輒戰勝或征服”自然，只能天然地與自然融一體，主客不分、相互依存，那時人類對大自然既充滿恐懼又飽含敬畏。二是亞人類中心主義生態文明階段。這主要延亙于整個農業文明時代，涵蓋有西亞兩河流域、東亞古代中國和中美洲三大農業文明，正是在這個時期，隨著人類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和對自然認識的不斷深化，人類已具備了改變或征服自然的一定能力，主客已經分離，作為主體的人類已經能夠反客為主，較為自由地駕馭自然，突出表現在朝代階段性更替的掠奪性和破壞性，但整個生態系統還沒有完全打破，可以循環往復地得以平衡或修復。三是人類中心主義為主的生態文明階段。這主要指工業革命時期。這是一個以人類為中心主宰自然并大規模破壞自然的時期，相伴衍生的是不斷“征服”自然的“人定勝天”論和“人的價值無限”論，把人設定為自然界的最高標準和最終目的，人類可以犧牲其他物種并超越和支配自然界的一切而存在。這種思維方式最終導致人類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時只注重人自身的利益或價值，而往往忽視其他生命或非生命的利益和價值，把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鎖定為占有與被占有、征服與被征服、改造與被改造、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全然忘掉人類自身也是自然一部分的事實。四是整體主義的生態文明時代，這主要指信息社會。當今正處在互聯網信息技術、原子能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和海洋技術等諸多領域的綜合運用信息化控制時代，人類已經開始對掠奪性、毀滅性的工業文明進行深刻反思，氣候變暖所造成的“溫室效應”和地球環境的承載力所面臨的生態問題已經是全世界共同的話題，生態危機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生態環境、生態意識、生態價值、生態倫理和生態修復等已經成為當前人們議論最多的問題。而阿特伍德創作的這三部長篇小說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產物，她用辛辣的筆觸描繪和批判了人類中心主義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生態環境日趨不文明的種種惡行和病態。   (二)形象地描述和批判了人類破壞生態環境的惡劣行徑   阿特伍德的三部長篇小說用生動形象的語言及其所構成的意象群，再現人類無休止侵犯自然的種種劣行和被惡化了的自然反過來無情報復人類的過程。《可以吃的女人》中的主人公瑪麗安的朋友鄧肯在聊天時談起家鄉因發展工業而造成的環境污染，他的家鄉在礦區，沒有什么樹林。“這全是那些熔煉廠造成的，高高的煙囪直插云霄，晚上噴出來的煙都是火紅的一片，化學煙塵把好幾英里內的樹木都熏死了，到處是一片荒涼，只見光禿禿的巖石，連草都不長……”[3](P155)在《浮現》中，樹木和其他生物也未能免受人為的禍害，展現在女主人公“我”面前的是滿目瘡痍的景象:“樹木不會長得像過去那么高大了，剛剛長成它們就被砍掉。大樹有如鯨魚那樣所剩不多了。”[4](P47)這說明地球的生命支撐系統生態已遭受化學污染和侵蝕，森林植物系統和生物多樣性受到嚴重的威脅。在《使女的故事》中更是向世人敲響了生態危機的警鐘，在烏托邦的基列國里，人類在發展高科技的同時，卻肆意破壞了生態環境，于是，大自然也以同樣殘酷的現實來報復人類:“過去一段時期里，空氣中曾經布滿化學物質，輻射線和放射物體，河水里充斥著有毒成分，所有這些都不是一兩年就能清除干凈的。”[5](P128)這一切都是現實的寫照和復制，社會進程看似發展實則倒退，失去自由的人類已異化成非人，“人化”的自然已經阻礙人類休養生息，最終消亡的將是人類自己。在阿特伍德的筆下，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發展中國家，都普遍存在著這樣一種情景:整個大地森林銳減，生物多樣性在萎縮，土壤貧瘠鹽堿化，江河湖海水體污染嚴重，資源能源逐漸稀缺，等等，這些都是新世紀人類共同所面臨的生態通病，無一不是人類侵犯自然和過度開發自然所造成的惡果，足以反映阿特伍德對生態問題背后所隱藏的對于人類以“我”為中心的思維定式及擴張式的發展引發的生態憂慮和思考。#p#分頁標題#e#   (三)揭露了人類殘忍地戕害動物的行為   阿特伍德的生態意識來自于她不尋常的童年，父親是一位生物學家，母親也是一個獨具個性的女性，她很早就跟隨其父母來到加拿大魁北克叢林，從小與叢林結下不解之緣，在她幼小敏感的心靈里很早就啟悟到自然界的生死枯榮，深深地理解和感受到人類與其他生命的依存關系，深度地體會到現在地球上的瀕危動物滅絕的速度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快，人類對其他物種若不有所敬畏，毀滅的還是人類自身。特別是森林大面積萎縮和其他動物的迅速消亡，對此，阿特伍德的感知是最細膩、最敏感和最有發言權的。正因為如此，在《浮現》中與生態主義對立的人物有“我”、“我”的男友、大衛和安娜夫婦等以及更為廣泛的人群，他們思維方式始終難以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桎梏。例如“我”和三個朋友去湖區釣魚，當發現用蚯蚓做餌釣不到魚時，“我”毫不猶豫地抓起帶來的青蛙，“把它牢牢地穿在釣餌上，盡管它一個勁兒地掙扎”，這個方法最終行通了，一條大狗魚上鉤了。當這條魚在船的肋梁上不住地蹦跳時，“我一腳踩上去，迅速奪過刀柄使勁打它，一下子就把腦殼給砸碎了，眼看著它渾身痙攣，要了它的命”。[6]看到這樣一個生命的結束，他們大笑癡笑的樣子，壓根是一種以強凌弱的心理愉悅，幾乎與戰爭結束時侵略者占領弱國領土所表現的猙獰狂笑似乎沒有兩樣，那種對其他生命慘無人道的肆虐，不僅沒有半點同情，反而得意忘形的興奮之情溢于言表。小說這種寓笑以淚的意象性描寫，旨在揭露人類蔑視其他生命體生存權利以及為人類自身利益而殘忍地戕害動物，最終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的行為，這不僅扭曲了人類純潔的心靈，造成大量物種滅絕的局面，也荼毒了人類相依為命的生存環境。   三、生態危機帶來的反思   阿特伍德的小說用血淋淋的事實，旨在喚醒人類的愚昧和無知，警示人類若要繼續無休止地破壞生態和戕害動物，而最終破壞和戕害的還是人類自己，希望人類能主動摒棄人類中心主義的觀念，盡快樹立生態整體意識，培育積極的健全的生態人格，使自己有機地融入生物多樣性的一體化中去。   (一)人類中心主義的惡行導致的生態警示   阿特伍德的這三部小說不僅有對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的揭露，并塑造了面對困境而思考重建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人物，兼顧了生活的表層與深層，體現了作家本人的生態學視野和對整個生物圈的關懷。正如她在小說中所描述的，“男人們給樹木噴殺蟲劑，牛再去吃草，所有那些經過添色加彩的糞便統統流入江河”，結果“空氣中……布滿化學物質、輻射線和放射物體，河水里充斥著有毒成分”。[7]在《使女的故事》中，女人的身體“從里到外都被污染了，骯臟得就像進了油的河灘……說不定連禿鷲吃了她們的尸骨都會因此斃命。要么就是她們會在夜里放出光來，就像老式的夜光表”[7]。她們即使能生孩子，概率也是很低，生出來大多也是畸形，甚至最終出生率降到零增長以下，在所知的三年里，基列國居然沒有降生過一個健康的孩子。在阿特伍德三部小說的“虛擬世界”中，雖然不能直接給人類帶來解決生態問題的辦法和舉措，但卻能喚醒和促使人們重新認識自己，反省人類文明對自然的負面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類小說是人類生態的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否則，長此下去，人類無異于自掘墳塋，最終帶給自己的將是難以挽回的生態災難和社會危機。如果我們不引以為戒，任這種歧視自然和肆意破壞自然的情況發展下去，就很可能釀成資源難以支撐、環境難以容納、社會難以承受、發展難以持續的嚴重后果。   (二)喚醒人類與自然相契相諧的生態意識   阿特伍德本人對地球生態的綠色關懷集中得以體現，關愛森林、關愛動物和關愛生態命運，也就是關懷人類自己。從本質上說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類的依歸，自然的發展有利于人類的發展，自然的消亡必然導致人類自身的消亡。生態價值觀以生態世界觀為指導，堅持整體的、有機聯系、和諧共生的原則;并從這些原則出發，強調人與自然的內在聯系，肯定生態要素對人類生活日益突出的作用，堅持人類對自然的倫理義務與道義責任，批判了人類中心主義急功近利的思想。在《使女的故事》中，她呼吁男性與女性、父權與女權、人類與自然、生命與非生命等都要一視同仁，不能有性別歧視、非生命歧視和自然歧視，喚醒人類應擁有與自然相契相融的生態意識，男性與女性、自然與人類、生命與非生命應該平等相處，和諧發展。特別提示，女性就像大地母親一樣，包容性、忍耐性和柔順性等特性和厚德載物的孕育功能堪比自然，與天地自然都存在神秘的內在聯系，像“天人地”一樣相互影響、相互依存，傷害女性就等于傷害自然和男性自己。文學生態意識的本質就在于嚴厲警告人類無視生態規律、藐視自然和破壞環境的行為，啟示人們決不可在神秘的大自然面前妄自尊大，應該俯下身來有所敬畏，要像我們的祖先一樣道法自然、順應自然，甘做自然的學生。人類不僅要擁有同情其他生命類型，還要擁有尊重其他非生命類型的情懷;不僅要有節制地開發利用自然，更要攜手共同維護我們賴以生存的家園意識;不僅要講究政治社會倫理，更要通過生命科學和生態倫理的灌輸來維系地球的生態系統。   (三)培養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人格   從生命起源和進化的角度看，人類只是自然界中的一員，與其他生物是共存共生的關系。盡管人類具有超強的能力和智慧，但并不意味著擁有可以任意剝奪其他生命的權利，以往那種“弱肉強食”的觀點只不過是利己主義的叢林法則，人類已經到了該深刻反思自己的時候了。   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使得人類無視生物圈內人類與其他生物之間的互補共生關系，蔑視其他生物的生存發展權利，最終導致生態環境惡化，大量物種滅絕的局面，人類的生存也因此受到了的威脅，客觀上頻頻發生的地震、海嘯、泥石流、暴風雪、洪水和瘟疫等自然災害，已經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如何避免這種頻繁的災難，處理好人與自然、人與環境、人與人、人與其他生命體的關系，這也是當前整個人類共同面臨的課題。阿特伍德的小說目的就在于喚醒人類能夠尊重自然和生態規律，堅持人類利益和自然權利的統一，摒棄以往動輒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那種狹隘的思想，使人類能建立起一種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又能趕超自然、升華自然與自然共生共存的關系。也就是說:“人類在認識和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過程中，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人與自然之間相互協調、共存共榮的進步狀態，是人類對自然的態度和行為超越了敬畏自然、反思了征服自然，最終走向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性的價值取向。”[8]而阿特伍德的多部小說正是試圖通過對生態環境惡化的描寫來警示人類，讓人類理性地知曉任何發展都不是人類自身單一的發展，必須與自然、與環境和與生態同步發展，人類應該創造性地與自然環境進行和諧，能動性地與生態系統和解或融為一體，這才是人類構建生態文明的最終走向。#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