閾是“門檻”、“界限”之意。閾值（threshold）[1]是指有某種或多種相互作用的負反饋機制存在于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這種負反饋機制在系統出現一定幅度的偏離時會抑制其繼續發展，并進行反向調節，使系統重新回到平衡狀態。但是負反饋機制在系統偏離幅度過大時會失去作用，最終系統將走向失衡和崩潰。導致負反饋機制失去作用的幅度就是系統的閾值。不同生態系統中也存在著生態閾值現象，不同的學者已對濕地、森林、草原、海洋等生態系統進行廣泛研究，該文結合國內外文獻，闡述在相應領域的不同應用，總結常用的生態閾值研究方法，并對該研究的發展方向進行展望和總結。   1生態閾值的概念   20世紀70年代，Robert[2]首次提出生態閾值的概念，指出生態系統的特性、功能等具有多個穩定態，穩定態之間存在“閾值和斷點”。目前，國內外文獻對生態閾值的概念描述不同，定義尚未統一。Friedel[3]認為生態閾值是生態系統2種不同的狀態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界限（boundaries）。柳新偉等[4]認為，生態閾值是生態系統在改變為另一個退化（或進化）系統前所能承受的干擾限度。但目前公認的生態閾值的定義為當生態因子擾動接近生態閾值時，生態系統的結構功能或過程會發生不同狀態間的躍變[5]。   2研究生態閾值的意義   生態閾值在實際研究中較多地應用于生態安全的評價中，同時對于實踐管理和政策調控也有重要的指導價值[6]。全球氣候因CO2等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而發生急劇變化，各國、各地區、各行業應制訂相應政策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這就使得生態系統響應氣候變化的生態閾值研究具有重要意義[7]。趙陽[8]從多個角度闡釋了生態閾值研究對環境監測的意義，認為環境管理過程中掌握生態閾值信息對把握解決問題的時機意義重大。   3生態閾值在不同領域的研究與應用   隨著生態閾值理論研究的不斷發展，在環境監測[8]、生態系統可持續管理[9-11]、發展區域經濟乃至全球氣候變暖預防[8，12-14]等方面，生態閾值的作用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不同生態系統、不同尺度對不同生態因子都存在著生態閾值問題，下面將分類進行討論和闡述。   3.1生態閾值在不同生態系統中的應用   3.1.1自然生態系統的整體研究。針對自然生態系統，主要是氣候變化特別是全球變暖對生態系統的影響研究。當氣候變化幅度過大、短期干擾過強、脅迫時間過長時，超出了生態系統本身的調節和修復能力，生態系統的結構功能和穩定性就會遭到破壞，造成不可逆轉的演替，這個臨界限度稱為氣候變化對生態系統影響的生態閾值[9]。李克讓等[15]認為由于脅迫因子極為復雜，再加上多種因子間的相互作用和制約，該類閾值是極端復雜的科學問題，不可能簡單地用一個溫度增暖的數值或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上限來確定。   3.1.2濕地生態系統。劉振乾等[9]利用系統動力學原理和方法對沼澤濕地蓄水量進行動態仿真，計算沼澤的安全閾值，即維持沼澤濕地生態系統穩定的面積限度，同時指出從不同功能價值角度考慮會得出不同的安全閾值。周林飛等[10]利用數理統計中的頻率直方圖，分析扎龍濕地長序列的水面面積數據，根據其出現的高低頻率，尋求濕地的理想、中等、最小生態水面面積，得到濕地生態環境需水量的安全閾值。張家瑞等[11]利用回歸模型分析法分析水體富營養化閾值，分別建立了水質指標與葉綠素α的多元線性關系式，根據因變量的臨界值確定了有關自變量的水華暴發閾值。   3.1.3森林草地生態系統。李和平等[16]應用目標規劃法建立區域性“水—草—畜”系統平衡優化決策數學模型，定量化分析研究毛烏素沙地典型牧區的水草資源承載力和相關技術經濟指標，提出研究區草地生態系統管理的閾值水平。在蟲害防治領域，駱有慶等[17]針對不同林種的經營目標，首次提出了防護林生態閾值的概念，通過回歸統計分析，對各病蟲害因素與合作楊枯梢程度進行一元線性回歸分，以一定的可靠性得到了相應指標的變化區間，即生態安閾值。劉艷等[18]對國內外有關害蟲防治經濟閾值和生態閾值的概念及理論進行概述整理，全面總結我國在草地蝗蟲防治經濟閾值與生態閾值方面的研究進展，分析了2個閾值在實際應用中的關系。在林火防治方面，我國于2008年成功發射了具有新型傳感器特性的災害監測預報小衛星，劉良明等[19]針對這種衛星的新特性，提出了一種時空動態閾值火點檢測算法，克服了傳統固定閾值的森林火災火點遙感檢測算法因時空環境變化而導致的漏檢誤檢問題，具有時空自適應性。   3.1.4海洋生態系統。穆景利等[20]重點綜述了當前各種污染物海洋環境效應閾值（PNEC）的推導方法，對各方法的原理、應用范圍、計算公式和毒性數據要求等內容進行詳細介紹；認為在數據推導技術方面越來越多的統計模型或方法被嘗試和應用，已由簡單的評價因子法趨向多種統計方法相結合。   3.2生態閾值在不同研究尺度中的應用   在景觀尺度上，張艷芳[21]首先采用景觀聚類的方法，按主要景觀格局指標和景觀壓力指數對不同的景觀柵格單元進行聚類，然后定性分析聚類結果，形成生態安全定性評價序列，結合生態安全指數做出生態安全的散點圖，根據散點圖的拐點確定生態安全閾值。生境的破碎化和孤島化是生物多樣性的一個重要威脅，也是導致物種不斷減少甚至滅絕的重要原因。劉常富等[22]研究了景觀連接度距離閾值，認為200m的距離閾值可很好地找到造成當前景觀連接度薄弱的區域，為有效增加景觀連接度提供了解決思路，從而有效保護生物多樣性。   在區域尺度上，對生態環境狀況進行評價時，要根據國家和地方的生態建設標準和要求界定生態指標標準值，并在全區域內進行應用[23]。但是李曉燕等[24]認為這不能較好地反映區域生態狀況的差異性。岳天祥[25]根據超嫡產生的基本原理討論了K型增長種群的穩定區域，該方法為生態系統穩定性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徑。李曉燕等[24]借鑒該方法進行生態環境過程中關鍵閾值的確定。進一步從擾動因子來看，在人類活動方面，李晶等[26]在生態服務價值研究的基礎上，根據陜北黃土高原的特點，利用回歸模型法，通過對人口壓力和生態服務價值做回歸分析，再計算生態服務價值隨人口壓力增長的拐點，得到生態安全閾值。在物種個體研究尺度上，王翠玲等[27]建立了玉米干旱災害動態風險評價指標體系及模型，通過選取典型干旱案例年，運用最優分割理論在綜合考慮玉米產量損失的基礎上確定了玉米不同生長階段的干旱災害風險閾值。#p#分頁標題#e#   4研究方法   基于上文不同生態系統、不同研究尺度的研究成果簡述，總結生態閾值的主要研究方法，如表1所示。   5研究趨勢與展望   閾值確定在各種研究中都是十分關鍵而復雜的問題。目前，國內外對生態安全閾值的研究是一個難點，沒有一個有效、普適性的評價[21]。為實施生態系統的科學管理，應加強生態閾值的定量化研究。另外，目前還無法將組織或個體植物的成果推廣至生態系統的尺度上，因為研究尺度各異[7]。在環境監測方面，目前研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開發各種適宜的監測方法，以警示生態系統正在接近閾值、評價生態復原能力改善效果、識別非可逆的生態變化[8]。關于生態系統對全球變化響應的閾值研究也應引起高度重視[10]。

全球生態環境問題已經引起世界各國的極大關注。工業革命以來，隨著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人類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能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隨著經濟增長和消費水平的提高，人類對環境的不合理開發利用及破壞導致環境蛻化、資源耗竭和全球變暖，自然生態系統滿目瘡痍，人類進一步發展受到嚴重制約，賴以生存與發展的自然環境面臨威脅，修復自然生態瘡傷，實施生態補償是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1]。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由于經濟增長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模式上，一些地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實現經濟增長，使我國出現了比較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資源利用、環境保護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已經集中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生態系統及其服務的可持續性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決定性約束因素。新時期，中國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開展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開展生態補償研究和實踐活動是實現這一社會發展目標的重要支撐。生態補償概念的提出、應用和發展，是多學科共同研究如何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產物。自然空間差異決定著不同地域的生態功能，不同地域的人類活動必須與其生態功能相適應，對于人類的不適宜活動需要予以調整。由于生態補償實踐中存在的補償分類、分區、結構和數量，以及機制問題，造成生態效益及相關的經濟效益在保護者與受益者、破壞者與受害者之間的不公平分配，導致了受益者無償占有生態效益、保護者得不到應有的經濟激勵；破壞者未能承擔破壞生態的責任和恢復的成本，受害者得不到應有的經濟賠償。這種生態保護與經濟利益關系的扭曲，不僅使生態保護與建設向更高層次的推進面臨很大困難，而且也影響了地區之間以及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和諧。為此，必須加快生態補償的科學研究，確立生態補償標準體系，盡快完善科學的生態補償機制。生態補償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生態補償機制的建立是一項復雜而長期的系統工程，涉及生態保護和建設、資金籌措和使用、技術創新和產業轉移與升級等各個方面。一些生態補償關鍵問題成為科學研究熱點，如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價值核算、生態補償的對象、標準、途徑與方法，以及資源開發和重大工程活動的生態影響評價等。在開展理論研究的同時，開展生態補償的試點工作，在實踐中發現問題，通過研究解決問題并不斷總結經驗，反過來再促進實踐工作，積極推進生態補償機制的建立和相關政策措施的完善。   1生態補償概述   1.1關于生態補償概念   自從環境問題以及可持續發展思想提出以來，生態補償就成為社會各界和專業研究人員關注的熱點之一。雖然在生態補償的研究上已經取得豐碩成果，但對于生態補償的概念，國內外學術界仍沒有統一。   在對環境問題認識的過程中，隨著人們對生態補償認識的逐步深入，人們對生態補償內涵的理解也在逐步完善和系統。生態補償最早源于生態學理論，專指自然生態補償，既被定義為生物有機體、種群、群落或生態系統受到干擾時，所表現出來的緩和干擾、調節自身狀態使生存得以維持的能力，或者可以看作生態負荷的還原能力[2]。工業革命以來，隨著人類活動空間和能力的增強，受生態環境約束日趨顯現，人類主動的參與到了生態系統的管理當中，生態補償也因此進入有人類主導生態管理領域，是人們保護生態環境和生態功能，確保一定區域內生態穩定的一種有效措施。20世紀90年代以來，生態補償被引入社會經濟領域，作為開展生態環境保護的經濟刺激手段[3]。   由于學科側重點不同，對生態補償的理解也不同。因為不同學科研究生態補償出發點相異，側重點不同，以及涉及的專業領域亦不相同，學科色彩明顯，所以不同學科對生態補償內涵的理解不同。例如，在經濟學中，生態補償的內涵指的卻是一種對生態環境受益者收費，受損者補償的經濟措施；而在生態學中，生態補償的內涵講的是生態系統的自我還原功能。生態補償是一項復雜的多學科工程，需要我們對它有一個全面認識。   隨著對生態補償認識的全面系統和深入，結合學科研究的進展，多學科綜合交叉研究生態補償，對生態補償的理解也更有趨同的趨勢。自然生態學和社會學、經濟學對于生態補償的研究共同服務于一個目的：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1.2生態補償的理論基礎   1.2.1外部性理論   在現代社會開展生態環境問題管理，我們必然會涉及外部性問題。從經濟學分析，通過對外部性問題的探討，我們找到了一個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有效激勵方法——生態補償。所以，很多研究生態環境管理的學者會從外部性的角度對生態補償加以定義，亦表現出外部性對生態補償的重要性。經濟學上的外部性問題，通俗說明就是指由某種經濟活動產生的、存在于市場機制之外的影響。當一種生產或消費活動對其他生產或消費活動產生不反映在市場價格中的間接效應時，外部性就凸顯了出來。在經濟活動中，除了在市場機制內部影響當事雙方（賣方和買方）外，還可能會在市場機制外部影響一些利益相關者，利益相關者沒有因此得到應有的補償或付出相應的代價。   外部性（externality）理論是環境經濟學和生態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是制定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在涉及生態環境的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產生的外部性，主要反映在2個方面，一是資源開發造成生態環境變化所形成的利益相關者成本，二是生態環境保護所產生的外部效益。由于這些成本或效益在市場機制下沒有在生產或經營活動中得到很好的體現，破壞生態環境沒有計入活動成本，保護生態環境產生的生態效益被無償享用，使得生態環境保護領域難以實現帕累托最優[4]。   1.2.2公共產品理論   相關研究學者普遍認為，自然生態系統及其所提供的生態服務具有公共物品屬性。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和消費上的非競爭性（non-ri-valrousness）是公共物品的兩個本質特征。由于公共物品這兩個特性的存在，如果由市場提供公共物品，在經濟博弈規律下沒有人自愿掏錢去購買，大家等著他人去購買而自己順便享用它所帶來的利益，這就是經濟學上的“搭便車”問題。因為“搭便車”問題會導致公共物品的供給不足，所有成員的“搭便車”行為最終結果是沒人購買公共物品，進而沒人能夠享受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不等同于公共所有的資源。共有資源（commonresources）是指有競爭性但無排他性的物品，在消費上具有競爭性，但是卻無法有效地排他，如公共漁場、牧場等，共有資源容易產生“公地悲劇”問題（tragedyofthecommons），即如果一種資源無法有效地排他，必然會導致這種資源的過度使用，最終結果是全體成員的利益受損。生態環境具有的整體性、區域性和外部性等特征，表現出公共物品的基本屬性，因此需要以公共物品來開展有效的管理，重要的是強調公共物品的主體責任、公平的管理原則和公共支出的支持。在生態環境保護上，從公平性原則出發，強調區域之間、人與人之間享有平等的生態環境福利，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務，生態補償政策的制定必須考慮的其公共物品屬性。#p#分頁標題#e#   1.2.3生態資本理論   生態資本理論是將生態環境作為自然資源資本，從自然生態環境資本的價值尺度開展生態補償研究。自然生態環境系統具有物質轉換、能量流動和信息傳遞等功能，在生態循環過程中，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自然資源和生態服務，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對人類具有復雜而多樣化的價值[5]。   生態資本理論研究生態補償，涉及的主要內容包括：   (1)生態環境資本的具體范圍。生態環境資本主要包括：能直接進入當前社會生產與再生產過程的自然資源，即自然資源總量（可更新的和不可更新的）和環境消納、轉化廢物的能力（環境的自凈能力）；自然資源（及環境）的質和量變化，即生態潛力；生態環境質量。生態系統的森林、草原、河流、湖泊和大氣等各種生態因子為人類生命和社會經濟活動提供所必需的環境資源[6]。(2)生態環境資本的稀缺性。生態環境資源有限性與人類需求的無限性產生矛盾時，生態環境資源的“稀缺性”得以體現。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和延續，以及生態環境資源在空間上分布的不均衡，使得生態環境資源的稀缺性愈加明顯[7]。(3)基于勞動價值論生態資本觀。人類改造自然的活動范圍日益擴大，生態環境系統中人的活動已經成為其重要內容之一，已經不是純粹的“天然的自然”，而是“人工的自然”，生態環境資源也是衡量人們創造財富的要素之一[8]。(4)生態環境資本的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生態環境資本具有生態環境效益價值，由于人的生產和生活活動參與帶來經濟效益而具有社會屬性；同時生態環境資本又由于其自身具有自然屬性，即人們在開發利用生態環境資源時必須遵循生態環境規律才能獲得最大收益。(5)生態環境資本的總經濟價值論。生態環境資本的總經濟價值包括兩部分：使用價值和非使用價值，其中非使用價值又包括選擇價值和存在價值[9]。直接參與生產的部分是生態環境資本的使用價值，非使用價值的使用是人們在開發利用生態環境時享受到的整個生態系統平衡發展的福利。生態系統的整體性顯得越發重要體現在隨著人類不斷提高對生存環境質量的要求，在些過程中生態環境資本的價值也就凸現出來。當生態環境資本理論應用于生態補償領域之后，人們徹底已經認識到只向自然索取，而不向自然投資的做法絕不可取。   2國外生態補償研究現狀與進展   生態補償作為實現生態環境修復、解決生態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環境管理機制和社會利益關系平衡機制，逐步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并積極開展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   2.1經典環境經濟理論   生態補償理論研究可以追溯到經濟學領域關于外部性理論的探討。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提出解決外部性問題的“庇古稅”理論，即通過政府稅收等方式要求外部性產生者補償社會總成本與私人成本之間的差額，實現成本內部化，避免社會福利損失。“庇古稅”理論在生態補償領域的應用，成為政府通過稅收政策手段實現生態補償的理論基礎。科斯認為外部性問題可以通過市場解決，提出著名的“科斯定律”，即如果產權明晰，而且交易費用為零或較小時，可以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實現外部效應內部化。科斯定律給出了基于明確產權，通過市場手段解決外部性問題的途徑，成為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生態補償的理論基礎。外部性理論發展及其在環境與資源保護領域的應用，推動了外部性損害補償思想與生態補償思想的形成和發展[9]。   2.2近代生態補償研究   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塞尼卡和陶希格提出了從環境與發展關系方面考慮補償問題的補償發展論。他們認為，當生態環境成為“稀缺物品”時，在使用環境和資源時就必須付出越來越高的代價，作為對環境破壞和資源浪費的補償，并且提出應該立法收取污染稅解決環境問題。1977年，Westman最早提出“自然的服務(nature’sservices)”的概念及其價值評估問題[10]。隨后，多數發達國家和國際機構(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和歐共體等)都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在資源環境的價值體系和評價方法上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20世紀80年代“可持續展”思想被提出來，基于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生態補償理論和思想得到長足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西方發達國家在生態補償方面對補償主體的行為與選擇的問題，對補償的經濟原因、市場化的補償途徑、補償的具體機制等做了細致地研究。   2.3關于生態服務價值的研究   許多學者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計量方法進行了探索性研究[11-13]，由于生態服務不能在市場上進行交易，西方發達國家在評價它們的價值時常用意愿調查法等方法[14-15]。在1997年，Daily主編出版了《自然的服務——社會對自然生態系統的依賴》[16]，JamesBoyd和LisaWainger明確了生態效益評估在生態補償中的作用，在評述了現有的評價方法的基礎上提出生態效益評估的原則，并特別強調在生態效益評估中需要空間分析。1997年RobertCostanza等12位學者在《自然》發表著名的《世界生態系統服務與自然資本的價值》一文,標志著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評估研究成為生態學和生態經濟學研究的熱點和前沿[17]。他們首次系統地測算全球自然環境為人類所提供服務的價值，將生態系統提供給人類的“生態服務”功能分為17項生態系統服務，并初步測算出生態系統每年提供的服務價值至少為33萬億美元，“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是全球國民生產總值（GNP）的1.8倍。這篇文章對掀起對生態價值認識的高潮，眾多專家學者投入到“生態服務”價值定量研究。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理論讓人們認識到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進行補償合理性，為確定生態補償標準提供了理論依據。   這些研究成果從資源環境的價值理論、計量方法和綠色核算等方面為生態補償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技術準備。進入21世紀，生態補償理論研究從思辨層面和經濟學領域逐步擴展到整個社會各個領域，成為“可持續發展”思想背景下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資源保護相統一協調的重要機制和措施。國外生態補償研究有許多可資借鑒的經驗，然而應當指出，即使是在發達國家，生態補償問題也還仍然處在探索階段。由于我國與其他國家在自然條件、歷史、社會、經濟、文化以及管理體制等方面的差異，使得我國的生態補償機制只能是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探索適合于我國特點的生態補償的途徑[18]。#p#分頁標題#e#   3國內生態補償研究現狀與進展   我國的生態補償的認識最早源于20世紀50年代對環境保護的關注。80年代國家提出建立國家林業基金制度，這是具有生態補償的萌芽意識和實踐初探性質的制度；80年代中期，多部資源環境法律的頒布施行，為生態補償的實踐提供了法律依據；1990年國務院的《關于進一步加強環境保護工作的決定》，提出“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誰利用誰補償”的環境保護方針，首次確立了生態補償政策；90年代末，退耕還林、天然林保護、自然保護區等一系列環境保護工程和生態補償措施的出臺推動了生態保護工作的進程[19]。   3.1對于生態補償內涵認識的研究進展   章錚(1995)提出生態環境補償費是為控制生態破壞而征收的費用[20]。這一概念以外部性理論為基礎，運用類似庇古稅制方法來實現外部成本內部化，是我國早期生態補償理論研究的成果之一。2002年毛顯強等提出生態補償是指通過刺激損害（或保護）行為的主體減少（或增加）因其行為帶來的外部不經濟性（或外部經濟性）。他們將生態補償模式歸納為6類，分別是生態補償費與生態補償稅、生態補償保證金制度、財政補貼制度、優惠信貸、交易體系和國內外基金，倡導通過收費調整環境損害主體和環境增益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21]。2005年粟晏、賴慶奎等提出生態補償是社會矛盾、利益差別、認識分歧的整合器，它可以改變成本收益的動態關系，實現社會公平、公正[22]。2006年毛峰、曾香提出生態補償是對喪失自我反饋與恢復能力的生態系統進行物質、能量的反哺和調節機能的修復[23]。毛峰，曾香認為生態系統是具有自我還原能力的，當它遭受破壞時，生態系統會首先進行自我恢復，只有當這種還原能力喪失（或者無法同破壞速度相比）時，人為保護才會成為必要。因此，生態補償需要兼顧兩方面內容，一是以補償保環境，二是以補償促恢復。也就是說，生態補償不僅要減少當前人們對生態系統的破壞，還要修復過去生態系統喪失的自我還原能力。2006年梁麗娟等從博弈論的角度提出生態補償是為了走出生態“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通過建立生態補償的選擇性刺激機制，實現區域內的集體理性[24]。他們認為生態補償應當考慮受益者和受損者的行為選擇，通過博弈分析，建立機制，引導雙方做出保護生態環境的理性選擇。從以上研究中我們看到，對生態補償的認識從簡單到復雜，逐步全面和系統，把生態補償從自然生態學到經濟學，再到社會學，并逐步揭示生態補償問題的復雜性。   3.2關于生態補償機制體制的研究   在相關補償主體的研究中，2009年楊云彥、石智雷以博弈論作為分析工具，研究南水北調工程水源區地方政府和受水區地方政府雙方的合作及非合作博弈，在理性經濟人和風險不對稱的假設下，建立博弈模型，探討各方在利益沖突中的行為特征，通過求解納什均衡，給出各參數變量的政策含義，尋求協調雙方利益沖突的有效途徑[25]。2006年梁麗娟、葛顏祥、傅奇蕾認為流域生態問題是流域各利益主體從個體理性的角度博弈的結果。為達到集體理性，應建立流域生態補償的選擇性刺激機制，即通過建立上游地區作出生態保護的誘使機制和下游地區主動作出生態補償的迫使機制，實現流域內的集體理性。2008年李鏡等以岷江上游退耕還林補償為例，運用博弈論模型考察了現有的生態補償機制，以及在政策實施過程中不同主體之間的決策和行為過程，結論是：生態補償政策的執行效果與當地第三產業發展水平、農民外出務工收入高低、補償年限的長短有著密切關系，而與補償金額的大小無關[26]。   在相關補償模式及補償制度設計的研究。2006年王金南、萬軍提出的建立包括西部生態補償機制、重點生態功能區補償機制、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和要素補償機制構成的多層次補償系統[27]。王金南等人認為應當通過建立生態補償機制來實現有效地補償，不僅如此，還應當根據地域的不同情況建立相應的補償機制。要因地制宜，突出重點，有所區別，有所不為，多層次，寬領域的進行補償實踐。2004年杜振華、焦玉良認為，我國目前的橫向間生態補償仍然處于空白狀態，中央財政的縱向轉移支付難以體現區域、流域、產業間的生態服務的交換關系，同時提出了區際生態轉移支付基金作為我國生態補償的制度選擇和操作范式[28]。2007年張金泉認為統籌區域協調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在物質產品與生態服務之間建立起等價交換的生態補償機制，通過制度安排為生態建設者和受益者、生態破壞者與修復者之間構建一個“虛擬市場”，為不同主體功能區域之間搭建起合理分工、協調發展的制度架構[29]。2007年葛顏祥等分析認為政府補償交易成本低，但制度運行成本高；市場補償交易成本高，但制度運行成本低。提出對規模較大、補償主體分散、產權界定模糊的流域適宜于政府補償，對規模較小、補償主體集中、產權界定清晰的流域適宜于市場補償[28]。2007年周映華分析比較了我國目前實踐和探索的流域生態補償：政府主導模式、市場交易模式、NGO參與模式，認為政府主導是主要補償模式[30]。   在相關補償的法律制度方面。2010年曹明德認為生態補償機制是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原則的具體體現，從流域生態補償、森林資源生態補償等領域論述了流域上下游之間的利益沖突，并對我國關于生態補償機制的立法及其缺陷提出了一些建設性意見[31]。1998年徐德成則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征收生態環境補償費的理論依據、法律依據、政策依據和實踐依據進行了分析，同時對實施征收生態環境補償費的機制和條件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32]。2011年崔廣平分析了三峽庫區生態補償立法的必要性，闡述了立法的指導思想、適用范圍、三峽庫區生態補償法律原則，法律內容應包括國家宏觀調控法律制度、生態市場法律制度、補償標準確定的總的原則以及法律責任[33]。2010年胡熠、黎元生認為應當著重從制度上明確流域生態補償主客體及其責權利，合理確定流域生態補償標準和計價辦法,規范流域生態補償資金運營機制,實現生態補償體系“科學化、規范化、市場化和法制化”的立法目標[34]。2008年韓洪霞、張式軍論述了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生態補償法律保障機制的現實必要性和實施的可行性，應從征收環境資源稅，擴展補償資金來源，明確補償標準和補償方式幾方面著手構建我國生態補償法律保障機制[35]。#p#分頁標題#e#   在生態補償的途徑方面：2006年李克國等提出建立和完善生態稅、資源稅，推行綠色稅收政策的建議[36]，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為補償主體，用稅收的方式對受益者進行收費，用轉移支付的方式對受損者加以補償，解決我國生態補償過程中的資金不足與資金分配問題。   3.3關于生態補償的定量研究   在生態補償的價值評估研究上。張志強、徐中民等2001年對黑河流域生態服務功能進行了評價，2002年又利用條件價值評估方法(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CVM)設計調查問卷，獲取了黑河流域居民對恢復張掖地區生態系統服務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2008年王曉云針對生態補償政策制定中出現的標準確定問題,分析修正了貼現率計算方法以及在生態資本問題上的應用，并根據貼現率方法確定了生態補償額度所應遵循的原則。2007年范小杉、高吉喜、于勇從理論依據和分類原則等方面驗證了NSE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分類體系的科學性，建立了結合生態補償費的征收實際應用以NSE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為基礎的生態補償費核算的數學模型。2008年金蓉、王雪平通過對祁連山移民區水源涵養林直接使用價值、間接使用價值、選擇價值和存在價值的計算,估算出祁連山移民區水源涵養林的生態價值大約為15432.5萬元。2006年胡熠、李建建認為以上游地區生態重建成本作為區際補償的依據具有測算較準確、補償金額相對公平和雙重激勵作用的特點，提出了閩江流域上下游生態補償標準與測算方法，并對閩江上游（南平市）生態治理公益性成本及其分擔率進行了測算[34]。2001年洪尚群提出生態補償標準的3個難點在于效益量計算、補償期限確定和社會心理把握[38]。具體補償多少應重點考慮3方面內容，首先是生態環境的好轉給受益者帶來多少收益，給受損者帶來的多少損失；其次是補償時間多久為宜，最后是補償涉及的各相關利益方的心理如何把握。2002年吳曉青應用生態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理論，用受益總量和經濟損失二者差值得出受益者應提供的補償數量[39]，在操作上量化了生態補償的補償標準，為后來各地進行的生態補償計算提供了依據。2006年鄭海霞提出的生態補償標準是成本估算，生態服務價值增加量、支付意愿、支付能力4個方面的綜合[40]，進一步細化了影響生態補償標準的因素。   3.4相關資助項目研究   在理論研究方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生態補償方向的研究十多項。2002年，中國科學院李文華《我國典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其經濟價值評估理論》中論述了生態補償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聯系；2005年，中南民族大學陳祖海《西部生態補償機制》；2008年，中國科學院嚴巖《流域水源地生態補償標準計算模型及政策機制研究》；廈門大學方秦華《流域水電資源開發生態補償機制與政策研究》；2009年，山東農業大學葛顏祥《引入市場機制對水源地進行生態補償的理論與管理政策研究》，中國科學院徐中民《黑河流域生態補償研究》，大連理工大學徐大偉《基于跨區水環境整治的流域生態補償機制研究》，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阮本清《流域生態補償理論、方法與實現機制研究》，中國科學院喬旭寧《渭干河流域生態補償機制研究》；2010年，北京師范大學孫濤《基于生態需水保障的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研究》；2011年，中國科學院張志強《西北內陸河流域生態補償機制研究》，北京科技大學宋波《面向多級行政區劃的生態補償框架理論與實證研究》，中國海洋大學馬彩華《基于PSR模型的海洋生態補償機制研究》。還有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項目《中國生態補償機制與政策研究》（李文華），環境保護部，以及國際機構等資助的一批項目研究成果。   4結語   回顧以上研究成果，目前關于生態補償研究還有以下值得探討的地方：（1）系統的生態補償科學框架體系的建立。目前一些研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雖然對生態補償機制概念、理論和方法有許多的探討，但缺乏對生態補償對生態社會系統的動力學理論研究，沒有跳出就生態補償論生態補償的怪圈，對生態補償在不同時空尺度上與自然環境和社會經濟特點的關系以及不同尺度間的反饋作用缺乏深入研究。（2）建立生態補償區生態社會系統可持續發展思想。沒有理清“造血”補償與“輸血”補償的關系，缺乏將補償轉化為地方生態保護或提升地方發展能力的研究；在生態補償主客體、補償方式、補償渠道等方面，基本思路都是根據“誰收益、誰補償”的原則確定補償的主體。（3）建立生態補償分類、分區管理的補償標準體系。根據補償區域可持續發展要求的標準研究，補償標準確定缺乏科學依據，還沒有建立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來定量分析生態建設補償政策的實施效果。   綜上所述，國外對生態補償的研究與實踐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生態服務付費的理論基礎、法律依據和制度框架；在政府的主導下，充分利用了市場機制和多渠道的融資體系；初步建立形成了直接的、公共補償、限額交易市場、一對一交易等較為完整的生態補償框架體系等。生態補償問題的研究也還仍然處在探索階段。因此，我們應在吸收國際經驗的基礎上探索適于我國特點的生態補償的途徑。總體而言，生態補償研究有以下發展趨勢：（1）生態補償機制理論研究逐步深入。生態補償問題由于涉及多時期、多地域自然環境及社會經濟系統的特點，因此在生態補償機制研究中，對生態補償各主體及各主體之間與生態環境、社會經濟發展的互動機制研究應是后期研究重點。在此基礎上，才能為生態補償其他理論研究及生態補償實踐指明正確的方向，并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2）多學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生態補償理論不僅僅是一個社會經濟學問題，任何生態環境及自然資源問題都是一個系統的、多學科、非線性的復雜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僅經濟學相關理論無法得以順利分析及研究，在研究過程中應結合其他社會及自然科學方法，不斷尋求理論創新，建立起符合生態經濟運行規律的理論與方法體系，從而更好地指導生態補償理論發展和實踐。（3）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轉化。已有的研究中對生態補償或具體的補償標準的探討，更多的是對補償意義、原則等進行定性分析，在定量確定補償標準和規模計算方面比較粗略，也缺乏統一的標準和科學的衡量體系，對于生態補償實踐來說其指導意義遠遠大于操作意義。后期就如何結合我國具體國情，符合自然經濟情況的定量補償標準及模式有待于進一步研究。（4）生態補償法制建設研究的深入。目前生態補償的法理基礎研究已經獲得一定成果，也為我國生態保護立法、為建立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提供了法律依據。但隨著我國生態補償領域開始立法及逐漸完善的需要，如何制定專項自然生態保護法，如何對自然資源進行開發與管理，如何對生態環境進行保護與建設，生態環境投入與補償的方針、政策、制度及措施等都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41-42]。#p#分頁標題#e#

1信息生態環境下的企業生態系統

1.1信息生態的內涵

信息生態學是信息科學與生態學交叉融合形成的一門交叉性學科，構成其理論的基礎是生態學與信息科學理論基礎的總和。由于信息科學的范圍過于寬泛，信息生態這一理論的提出為其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生態學系統的研究對象為多種生態要素在復雜的動態時空中發生極其復雜關聯的生態系統。信息生態問題是人們在信息時代面臨的一個重要且跨越多學科領域的復雜問題，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并積極投身信息生態的研究中，其研究內容涵蓋信息生態系統、信息生態環境、信息生態平衡、信息生態危機、和諧信息社會等多主題，呈現出多級分層和不斷演化的形態。目前學者們對信息生態學的研究包括對它的學科范圍進行研究，以及對其中的關鍵要素的研究，例如：信息生態圈、信息生態鏈、信息生態位、信息生態系統以及信息生態因子、信息生態系統的演化規律等。信息生態系統是信息生態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信息生態具有多樣性的特點，每個信息因子處于不同的信息位上，信息生態系統的復雜性為每一信息因子的存在提供了可能。信息生態具有協同演化的特性，同樣在信息生態中新思想、新技術、新專業的涌現或者是信息人自身態度的變化也將影響信息生態的演化。

1.2信息生態系統要素

信息生態系統是信息自身與生命體及其周圍環境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狹義的信息生態研究發軔于本世紀中葉，當時它不包括人和社會環境的內容，僅局限于生物信息的產生、傳遞和接受等內容，如今廣義的信息生態研究應包括人和社會環境的內容【1】。信息生態系統的要素特征決定其復雜性、多樣性、系統性以及演化性的基本特征，且這些特征具有普適規律，所以本文將信息生態系統作為一個大的環境來分析其背景下的企業生態系統的結構特征及管理規律。

1.3企業生態系統

企業生態系統就是借用自然生態系統的概念，來解釋企業組織內部及企業組織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企業組織不是孤立存在的，企業與生活在他周圍的其他相關企業和組織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與其外部環境通過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換，構成了一個相互影響、相互依賴、共同發展的統一體。企業不僅受到自然環境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受到變化越來越劇烈的社會環境的影響。企業本身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它不斷地與其生態環境發生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換，企業生態環境的復雜性使得企業與其環境的相互作用異常復雜；此外，企業生態系統中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的轉化過程離不開人類的活動，企業生態系統受“人類活動”的影響相當顯著，比如科學技術的進步、政策的變化、體制的改革等等都會使企業生態環境發生極大的變化【2】。對于企業外部來說，物質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是影響企業生存以及發展的重要信息因素。企業生態環境是指圍繞生命主體、占據一定空間、構成生命主體存在的條件的各種物質實體和社會因素。除了物質、經濟以及社會環境之外，企業的競爭對手也是影響企業發展的重要的外部環境因素，這也是企業在制定和確定自身核心競爭力和制定企業戰略重要的參考因素【2】。企業生態系統是以企業為核心的，特別是擁有核心能力的主導企業，從其構成成員的緊密性和重要性的不同，可以將其劃分為三個層次：核心生態系統、擴展生態系統、完整生態系統。核心生態系統主要包含主導企業及其供應商、分銷商、顧客等要素：擴展生態系統是在核心生態系統包含這些要素的基礎上加上供應商的供應商以及顧客的顧客要素；涵義最為全面的是完整的生態系統，他還包括政府組織、風險承擔者、競爭機構以及外部宏觀環境要素等等。對于企業內部環境來說，高度集成化的信息生態系統根據職能劃分為驅動力（信息生產者），工作流為主線（信息傳遞者）將信息反饋到企業內部各部門或者企業外部的供應商（信息消費者），進一步進行信息處理工作，在企業內部每天處理業務的同時，會有大量的信息在企業信息管理系統中產生，形成大量的信息流在各部門或層級之間流轉，從而推進工作流的進行，信息的產生、傳遞、消費都無時無刻不在發生。以目前較為發達的SAP系統為例，其中包含了生產計劃（PP）、物料管理（MM）、銷售管理（SD）、財務會計（FI）、管理會計（CO）、財產管理（AM），以上6個模塊為企業運營的核心模塊，另外還包含了：質量管理（QM）、項目管理（PM）、人事管理（HR）、信息管理(IS)、工作流（WF）、項目系統管理(PS)。SAP系統是高度集成化的企業管理軟件和信息生態系統，支持多接口可與多種系統集成，內部有開放的代碼編寫環境，開發人員可以進入軟件的底層，直接利用系統提供的計算機語言或者自定義表結構來滿足不同的業務需求。由于企業內部的生態系統中的各個模塊的緊密聯系以及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個集采購、庫存、生產、銷售以及財務相互作用為一體的負責的企業生態系統，因此也決定了SAP系統的高度集成化，每一個業務模塊從采購到庫存以及生產相關的環節都在業務流程上有著相互影響和制約。在受到內因與外因的共同作用時，企業有可能在競爭的環境中經歷共生發展、協同發展以及蛻變或者企業種群變動的變化。

一、流域生態閥值   流域生態閥值是保護流域生態環境的根據。流域生態環境保護的歷史觀認為，流域生態系統的環境問題產生于特定文明條件下人類對于流域生態系統的利用和開發。當然，人類對于流域生態系統的開發和利用并不必然導致流域生態環境問題的產生。其充分和必要條件是開發和利用流域生態系統的力度、廣度和方式、頻率致使生態系統破壞和污染超過了流域生態閥值。“一定的動植物群落和生態系統發展過程中，各種對立因素（相互排斥的生物種和非生物條件）通過相互制約、轉化、補償、交換等作用，達到一個相對穩定的平衡階段。影響生物的性態和分布的環境條件主要有氣候、土壤、生物、地理條件和人為的因素。當外界干預超過生態閾值，使生態系統自動調節能力降低或消失時，便會出現生態失調，進而可能導致生態危機，甚至可能造成生態系統的崩潰”。[1]流域生態系統，是以河流生態系統為核心，由河流、森林、草原、濕地、生物以及其它子生態系統構成的有機整體。決定其功能正常運轉的基本因素就是流域生態閥值。流域生態閥值是流域生態平衡的客觀基本指標。它對于流域生態系統的作用遵循質量互變原理。當經濟活動主體開發和利用流域生態系統時，就開始不斷地干預流域生態閥值，生態系統指標呈線性或非線性變化。當其變化在流域生態閥值范圍之內時，流域生態系統能夠實現自我平衡；而當超過生態閥值時，流域生態系統將會失調、危機甚至走向崩潰；進而，影響人類生產和生活，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基礎。因此，保護流域生態系統，實質是根據流域生態閥值規定經濟活動主體開發和利用生態系統的程度。   流域生態閥值是一個技術性指標，是流域生態系統固有的、維持其保持自我平衡的自然數值。對于流域生態閥值的研究，是自然科學中生態學的主要任務。但由于人類對于自然界生態系統的改造，并產生了生態破壞和生態污染等環境問題，而要求人類立法對其予以保護時，才使得這個自然數值與社會科學中的環境法學理論基礎發生了必然的聯系。它向環境保護法學提出了：在法學制度研究和立法實踐中，對于人類權利的配置必須考量它的承受能力；權力或權利與職責或義務的配置必須以它為基礎形成相互制衡的狀態。遵循它即是保護生態系統，實現系統的平衡和穩態。   流域生態系統以生態閥值為根據，具有其自身運行規律。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描述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的勝利。對于每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它各地的居民，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成為荒蕪的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細心地保護的松林，他們沒有預料到，這樣一來他們把他們區域里的高山畜牧業的基地摧毀了；他們更沒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狠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2]   《中國自然保護綱要》中記敘，生態系統具有六條規律：   （1）物物相關規律。這是指生態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彼此依存的關系，改變其中的一個部分，必然會對其它部分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2）相生相克規律。這是指在生態系統中的每一個物種都占據一定的位置的，物種之間相互依賴、彼此制約、協同進化，使整個生態系統成為一個協調的整體。引進一個生物外來物種或者消滅一個當地物種，都將對生態系統產生影響，甚至導致嚴重的生態后果。   （3）能流物復規律。這是指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各種物質和能量在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的過程中，有一部分會逸散出去，而物質一旦進入環境，便會在環境中不斷地循環，尤其是那些生物難以降解和不可降解的物質，還會通過生食物鏈在生物體內發生富集，從而對生物產生嚴重危害。   （4）負載定額規律。這是指一個生態系統的負載能力是有極限的，只能承載一定的生物量和承納一定的污染物。當生態系統供養的生物量超過其承載能力時，它就會萎縮，乃至最終解體；當向生態系統排放的污染物超過其自凈能力時，生態系統就會被污染；當對生態系統施加的外界沖擊的周期短于它的自我恢復周期時，生態系統也將因不能自我恢復而被破壞。   （5）協調穩定規律。這是指當生態系統中的生物多種多樣和生態系統的結構、功能相對協調時，生態平衡才不易被破壞。   （6）時空有宜規律。這是指在每個地方，都有其特定的自然和社會經濟條件的組合，構成獨特的區域生態系統。[3]以流域生態閥值為根據，遵循六條生態規律的流域開發和利用行為，流域生態系統將會周期性實現平衡；否則將會打破生態平衡，導致生態惡化。譬如，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塔里木河流域就發生過因上游農業開發用水和水利建設不當導致下游河水干枯和胡楊林死亡，進而流域內濕地生態系統演變為荒漠生態系統。   二、公民生態環境權   公民生態環境權來源于流域生態閥值和生態規律對于公民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的限制。經濟活動主體開發和利用流域生態系統的根據來源公民的生存權、經濟發展權。“生存權是生命權和生命延續權的統一。在生存權中，生命延續權是首要的，因為人只有首先活著，才有可能有尊嚴地活著。生命延續權即人作為人應當具備基本的生存條件，如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質保障”。[4]盡管生存權和發展權同屬基本人權范疇，并為現代各國憲法予以保障。但是，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是一對矛盾體。在這一矛盾體中，生存權既保障公民物質需求以維持其生命形態的權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在生存權得以保障的前提下，才能進一步實現經濟發展權。盡管它們是一對矛盾體，但相對于自然生態系統來說，二者成為統一體，而與自然生態系統形成一對矛盾體。從流域生態環境保護的歷史觀一節可以看出，最初這一對矛盾體中，生存權占居矛盾主要方面；而后是發展權。而在當代生態環境權逐步成為矛盾主要方面。其原因在于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對于生態環境權的侵害已經達到了威脅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的程度。而公民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依賴的重要條件之一便是自然生態系統。公民為求生存、在生存權得以保障條件下再求發展的歷史，同時也是自然生態系統不斷的與人類對其開發和利用所產生的污染和破壞不斷抗爭。流域生態閥值和流域生態系統規律是保護其免受污染和破壞的根據，是制約人類開發和利用流域內自然資源的硬性規定，上升為立法就是公民生存權、經濟發展權的邊界，形成公民生態環境權。這種邊界是人類在反思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過程中、通過立法在制度安排中予以規定的。不論公民從事農業生產，還是根據公司法、企業法等法律規范授權、特許從事工業生產，在行使其生存權、經濟發展權時，必須在流域生態閥值范圍內進行，否則將會破壞或污染流域生態系統，導致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甚至生態危機出現。流域內相關利益主體依據其權利主張享有個體利益，但是因為流域生態系統客觀規律的存在，這種個體利益不得違反保護流域生態系統的公民生態環境權。流域生態閥值，一方面是行使公民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的上限；另一方面是保護公民生態環境權的下限。立法通過公民生態環境權，為開發利用自然界生態系統設定可為、可不為、禁止為等行為模式，來保障流域生態閥值和生態規律對于經濟活動主體的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的限制和約束。#p#分頁標題#e#   公民權，是法律保障公民個體自由的表現方式。公民可以依照自己意志行使公民權，實現其個體自由。但主體自由應以不妨害他人自由為前提。公民在追求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時，不能妨害其它公民的生態環境權。同樣，公民追求生態環境權亦不能妨害其它公民追求生存權。而經濟發展權，在價值位階上則是較生存權和生態環境權次之的權利，立法可以通過公民生態環境權限制經濟發展權。只有在此基礎上設計公民生存權、經濟發展權和生態環境權的權利體系，才能實現流域可持續開發和利用。生存權具有與生俱來的屬性，但公民追求生存權的過程中會對生態系統造成破壞。雖然這是其追求生存權的自由，但公民行使此自由時應該以不妨害其它公民生態環境權為前提。因此，公民破壞生態系統行為也應該在一定程度上為法律所禁止和限制。但這種限制不宜過度，否則將影響公民生存權的保護。譬如，國家通過立法設定國家自然保護區等制度但同時不設置合理的生態補償制度，就是一項剝奪當地居民生存權利的行為。即使非要剝奪此項權利也必須有合理的生態補償制度行使替代性功能。對于公民經濟發展權保護的制度設計，以實現生態系統最小限度的污染和破壞為最佳目標，以保護公民生態環境權。   三、公民生態環境權與生存權、經濟發展權   對于生態環境權與生存權、經濟發展權的制度安排，立法不可偏執一端。只關注公民生態環境權的環境保護法律基礎理論，體現在立法中必然導致對公民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的制約，導致立法從保護公民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而犧牲環境權的極端，走向只關注公民生態環境權而犧牲公民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的另一極端。既要保護公民生態環境權又要實現公民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的有序行使，是流域生態系統可持續開發和利用的基本條件。而其根據，就是開發和利用必須保持生態系統承受的作用力在流域生態閥值之內。惟此方可實現權利的均衡配置，制度也才有深厚的實踐土壤。以公民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為主導、打破流域生態閥值的開發和利用模式必然導致對公民生態環境權的嚴重侵犯。不注重公民生態環境權、僅保障公民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的制度設計，長期來看，必然因失去經濟發展的自然條件而削弱公民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據調查，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西北部的瑪多縣，由于受氣候變曖、過度放牧等自然和人為因素的影響，該縣草場嚴重退化、水源涵養功能嚴重下降，土地沙漠化極為嚴重，致使黃河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鄂陵湖湖口處斷流，并導致建成不久試運行發電的黃河源水電站因庫容不足而于2004年1月8日被迫停產，嚴重影響了全縣經濟社會的發展。”[5]尊重流域生態閥值和生態規律，是解決公民生存權、經濟發展權與生態環境權之間矛盾的根本途徑。譬如，內蒙古清水河縣治理水土流失依靠當地資源解決溫飽問題即為例證。[6]生態閥值決定生態系統狀況，進而決定依賴生態系統生存的公民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的實現程度。公民生存權、經濟發展權和生態環境權之間的關系，及以此為基礎的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安排，是保障流域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

金融生態理論起源于生態學和仿生學，并伴隨著系統觀和生態觀引入到金融理論的研究領域而逐漸發展起來。金融生態理論的產生和發展，不僅擴展了金融理論研究的視野，也大大增強了金融理論對現實金融活動的解釋力，并為解決相關金融難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回顧金融生態理論研究的發展歷程，可以大致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金融生態理論的起源階段（20世紀60年代～80年代）   金融生態是一個仿生學概念，源于生態學和仿生學。生態學和仿生學的產生不僅為后來生態經濟學的產生奠定了理論基礎，更重要的是其蘊含的系統觀和生態觀為人們認識世界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系統觀使人們跳出孤立的、片面的、靜止的思維局限，用一種聯系的、全面的、動態發展的眼光研究現實世界。生態觀不僅僅指自然生命特征和非生物體具有的抽象的、人格化的生命特征，如經濟領域的市場主體競爭與優勝劣汰、經濟活動的產生與結束等；更重要的是指一種追求持續生存和發展的思想。   20世紀60年代后期發展起來的生態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首次將系統觀和生態觀從自然科學領域引入到社會科學領域。生態經濟學在承認人類與自然系統之間聯系的同時，認為人類社會只是生態系統的一個子系統，這不僅意味著相互依存的關系，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人類社會子系統的存在依賴于生態經濟大系統的平衡和自我調節機制。生態經濟學為我們從生態學的視角研究金融系統提供了研究依據和研究基礎，極大地促進了金融生態的研究進展。演化經濟學以達爾文進化論為理論基礎，主張用動態的、演化的方法看待經濟發展過程和經濟變遷，并強調制度的演化遵循路徑依賴的規律。金融體系作為經濟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也會經歷一個由低級到高級不斷優化的演進過程，不斷發展的演化經濟學為學術界從演化角度透視金融生態的演進性奠定了理論基礎，其中的變遷、路徑依賴等思想也為后來關于金融生態的優化路徑研究提供了參考。隨著金融在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學術界開始更多地關注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20世紀60年代起，以Patrick、McKinnon、Shaw等人為代表發展起的金融發展理論首次將金融與經濟聯系起來，研究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金融發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1－3］。可以說，金融發展理論的提出和發展使金融在現代經濟活動中的核心作用逐漸被認識，并推動學術界更多地關注金融活動的組織構成、運作機制及作用影響。隨后興起的金融結構理論認為，金融結構是由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共同組成的，一切金融發展，歸根結底表現為金融結構的變化［4］。實際上，良好的金融生態系統的構建和優化與金融結構理論密切相關，構建金融生態系統的理念正是在金融結構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在這一階段，隨著系統觀和生態觀進一步從經濟學領域引入金融學領域的研究中，金融生態理論正式進入了起步發展階段。金融發展理論首次將金融與經濟發展聯系起來，并蘊涵以下三個方面的金融生態系統觀：一是它糾正了傳統經濟理論中對貨幣金融因素的忽視，更加注重金融系統的內在機制運行；二是金融的發展必須遵循其自身的內在規律，人為（政府管制）地過度干預都會導致金融發展的失衡；三是金融的發展對經濟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金融發展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金融生態的系統性，但這種認識只是籠統的，沒有具體的層次和結構上的細分。金融結構理論的出現使人們對金融生態系統有了初步的分類，雖然這種分類是粗糙的，不能很好地體現金融生態的系統復雜性，但金融結構理論的這種結構觀不僅促進了金融生態系統觀的進一步形成，也為金融生態理論提供了一定的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   二、金融生態理論的形成階段（20世紀90年代～2005年）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一方面呈現出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的發展態勢，金融越來越成為現代社會經濟的核心性、主導性要素；另一方面，金融危機接踵不斷，且多發生在經濟轉軌的發展中國家，致使傳統的金融發展理論無計可施。   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學者白欽先認識到亞洲國家金融發展的現實效應與主流理論的相悖，首先揭示了金融的資源屬性，把金融資源與金融可持續發展問題密切聯系和統一起來，從而提出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5］。在此基礎上，孔祥毅提出了金融協調理論。   他認為，金融資源要做到三個層面的協調：   （1）金融資源各要素的協調開發與配置———金融組織系統各要素之間的協調運行問題；   （2）金融資源與經濟發展的協調問題———經濟金融化條件下的金融與經濟的關系，即經濟協調發展中的金融功能；   （3）金融資源與社會的協調問題———金融資源與文化、科技、教育、生態、環境等社會因素之間的關系［6］。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人們逐漸意識到金融在滲透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各類經濟主體和各種經濟活動過程同時，也反過來強烈地受到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各類經濟主體和各種經濟活動過程的影響。基于這種認識，學術界對我國金融風險的成因展開更為深入細致的研究。白欽先較早注意到金融生態環境對金融業發展的約束作用，首先提出“金融生態環境”這一概念。他當時所刻畫的金融生態環境，是特定的金融生態環境以其環境容量和凈化能力對經濟活動產生的約束性影響［7］。隨后，周小川將生態學概念系統地引申到金融領域，強調用生態學的方法來考察金融發展問題，通過完善法律制度等改進金融生態環境的途徑來支持和推動整個金融系統的改革和發展［8］。隨著“金融生態環境”及“金融生態系統”等概念的正式提出和曾康霖、許諾金、林永軍等人的系統闡述和發展［9，10］，這一“在國外是沒有的、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生態理論最終得以形成［11］。在這一階段，金融資源學說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對金融生態理論的形成起到了較大的推動作用。首先，金融資源學說揭示了金融生態系統運行的物質（能量）基礎是以貨幣和信用為核心的金融資源；其次，金融資源屬性的揭示使得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問題成為后來金融生態研究的題中之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提出使得金融生態理論蘊含的系統觀和生態觀尤其是生態觀追求持續生存和發展的思想得以明確。隨后產生的金融協調理論是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補充和完善，可以視為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具體體現與實現方式的探討；該理論提出的系統論觀點和主體、環境協調的思想更進一步地促進了金融生態理論系統觀和生態觀的形成，也為金融生態系統的分類和優化路徑提供了研究思路。可以不夸張地說，此時金融生態理論已經呼之欲出了。#p#分頁標題#e#   21世紀初，我國學者在反思金融危機形成和金融風險防范方面存在的缺陷時，跳出了對孤立的、個別的金融問題的局限，開始把研究視野放到整個金融環境的宏觀層面。在進一步的研究中，學者們逐漸發現金融系統具有種種生態系統的生命特征和環境特征，“金融生態環境”、“金融生態系統”概念正式被提出，并隨著后來學者的系統闡述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生態理論最終得以形成。   三、金融生態理論的發展階段（2005年至今）   隨著金融生態理論的發展，學術界從早期對金融生態的內涵界定、特征分析的關注逐漸轉移到對金融生態系統的生存基礎、運行機制及優化路徑等層面的深入研究。在這一階段，關于金融生態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生態系統運行中資源配置效率問題、制度和政府在金融生態系統路徑優化中的作用等方面。   （一）金融生態與資源配置效率   蕭安富、徐彥斐研究發現，經濟結構與制度環境從不同途徑影響著金融運行的成本和效率，進而影響著金融資產的質量、增量和規模［12］。沈軍等通過對金融生態概念的梳理，得出以下兩點推論：一是金融生態系統是開放的復雜適應性系統；二是金融生態系統循環本質上是“金融資源”的循環，良性“金融資源”循環是金融生態發展的目標［13］。上述推論揭示出金融的兩大基本屬性———系統與資源。因此，系統與資源自然而然地成為分析金融生態與金融效率之間關系的二元視角。萬良勇、魏明海通過對河北擔保圈的形成動因和經濟后果的研究發現，失衡的金融生態環境則是河北擔保圈形成的更深層的制度性因素［14］。該文揭示了轉型時期失衡的金融生態環境制約信貸資源配置效率的一種典型作用路徑，凸顯了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和公司治理結構對于改善信貸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意義。此外，韓大海等、溫智良、吳治民等從區域金融生態視角對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作了進一步的研究［15－17］。   （二）金融生態與制度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體行為［18］。從制度對于經濟增長的決定性作用和制度對金融生態內部系統的影響這樣兩個方面來看，基礎性制度對金融生態起著根本性的作用［19］。在各種基礎性制度中，法律又是最基本的制度，而在金融生態中，無論是解決市場失靈還是避免政府失靈，都要倚重法律制度手段。完善的法律制度不僅可以有效發揮制度的激勵作用，增強金融生態的自我調節功能，還有利于明晰產權、減少金融活動的交易費用、提高金融交易效率。   然而，當前在我國金融生態法律制度建設中，金融主體、金融業務、金融監管和金融環境四個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問題。因此，要分別圍繞金融產權、信用管理、市場效率、外部環境加強和完善這四個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設［20］。如果對我國金融生態環境法制缺陷的深層原因進行探討，除了現有的金融法律體系不完善之外，還有以下兩點：一是我國還沒有真正實現從“人治”、“權治”到“法治”的根本轉變，從而阻礙了金融生態環境的長遠建設與良性發展；二是建立在傳統、文化及價值觀基礎上的非正式約束與市場經濟還存在矛盾，制度中的實施機制“軟化”是我國制度創新中一個突出的問題［21］。   （三）金融生態與政府   制度經濟學認為，政府作為制度的供給者，雖然行政運行具有高昂的成本，而且沒有任何理由認為政府管制將必然提高經濟制度運行的效率，但也不能認為這種政府行政管制不會導致經濟效率的提高，尤其在一些涉及到許多人、通過市場和企業解決問題的成本可能很高的情況下［22］。但政府（國家）在實現自身租金最大化（通過排他性產權的轉讓、壟斷等）的目標和社會生產最大化（通過界定和保障產權的執行、降低交易費用增加財政稅收等）的市場需求存在不一致性，而且政府本身作為國家的人，也存在著委托－的激勵與約束難題［18］。李揚等認為，現行經濟體制中資源配置行政化趨勢不斷得到強化成了當下金融生態環境的核心特征，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扭曲了信貸資源配置的自由市場機制，導致金融生態環境嚴重失衡［23］。吳江研究發現，金融生態和政府行為與信貸資本配置效率均呈正相關，但政府過多干預城市化進程和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行為卻不利于信貸資本配置效率的提高［24］。在政府作用與金融生態優化路徑研究方面，謝家智、周振建議政府在制定和實施新的制度時，要充分考慮稅率調整和激勵相容度的關系，以及其他相關金融生態主體的預期收益等因素，以求達到優化金融生態、提高整體社會福利的目的［25］。周道許等也從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制度建設、優化金融生態外部環境等方面給出了相關建議［26］。   在這一階段，相關的研究基本上可分為古典經濟學的效率視角和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視角兩個方面。在前者的研究中，更多地關注金融生態系統的競爭和優勝劣汰，強調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這種效率觀不僅是金融資源學說的體現，也可認為是古典經濟學“均衡”、“帕累托最優”等思想的折射。后者認為，金融生態系統雖然具有自我調節功能，但這種功能是有限的，并受到外部主體和外部環境的影響。一個平衡、協調的金融生態系統不僅需要系統內部各構成要素的協調、適應，也需要外部環境的穩定和優化。那么，制度及制度供給者（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就理所應當地成為金融生態優化路徑研究的重要議題。   四、結論與展望   從以上金融生態理論的發展歷程看，金融生態理論起源于生態學和仿生學，并伴隨著系統觀和生態觀引入到金融理論的研究領域而逐漸發展起來。   從一定程度上說，金融生態理論的發展歷程就是金融系統觀和生態觀的產生、形成和發展的過程。當前，金融生態研究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備受矚目的重要領域，但還處于起步階段，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金融生態的定位和理性認識上，還未形成統一的理論分析范式；此外，已有的研究對金融生態系統性、生態性的認識和量化研究關注不夠，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金融生態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因此，在未來的金融生態理論研究中，應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p#分頁標題#e#   一是如何認識和把握好金融生態理論的核心議題。金融生態理論起源于生態學和仿生學，金融系統的系統性和生態性特征是其產生和發展的基礎。從一定程度上講，金融生態理論的發展歷程就是金融生態理論的系統觀和生態觀的產生、形成和發展過程。因此，未來金融生態研究，無論是理論擴展方面還是實證量化方面都不可忽視金融生態的系統性和生態性。   二是如何明確和量化金融生態系統的內外部因素的作用和影響。在確定金融生態理論研究的核心議題后，就應該順理成章地對金融生態系統復雜的、相互影響和作用的內外因素展開研究。明確和量化各要素的作用和影響，直接關系到金融生態理論的發展和實踐指導作用的發揮。   三是如何認識和評價金融生態系統的平衡和突變。雖然金融生態系統具有自我調節功能，是一個動態平衡系統，但這種自我調節的功能是有限的，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時會產生突變，從而破壞原有的平衡。因此，如何客觀地認識和評價平衡和突變之間的關系及影響因素，也是未來要研究的重點和難點之一。原有的平衡是否是有效率的？突變是由制度創新和科技進步等積極因素引起的還是由壟斷等消極因素引起的？何種狀態可認為是平衡的？突變的時間、范圍、程度如何界定？這些都是我們未來應關注的重要內容。

麗江旅游業發展的顯著效益

麗江地處滇、川、藏交匯處著名的“大香格里拉”核心區域，是古代“南方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必經之地。優美的自然環境，獨特的民族風情，悠久的歷史文化，使麗江成為集世界文化遺產、世界記憶遺產、世界自然遺產以及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等桂冠于一身的著名旅游勝地。始建于南宋末年的麗江古城，素以“家家流水、戶戶垂楊”聞名于世，被譽為“東方威尼斯”。自1997年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獲得成功以后，麗江迎來了整個旅游業飛速發展的大好時機。美麗的自然風光和獨特的民族文化的緊密結合，是當前麗江旅游的最大特色，也是麗江旅游的魅力所在。多年來，麗江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抓特色、抓品牌、抓保護的理念為指導，將打造旅游文化品牌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做。目前，麗江已成功打造了納西古樂、麗水金沙、印象麗江、麗江雪山音樂節、木府、玉水寨、東巴谷等旅游文化品牌。旅游業已經成為麗江的支柱產業，為麗江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麗江也因此獲得了“中國優秀旅游城市”、“中國最令人向往的十個旅游小城市”和“地球上最值得去的100個旅游城市”之一、“歐洲游客最喜愛的中國旅游城市”、“全球人居環境優秀城市”等殊榮，并已成為云南旅游業的著名品牌和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旅游業的快速發展，使得麗江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邊陲小鎮迅速發展成為極具吸引力的旅游勝地，每年吸引了大批的國內外游客，并因此帶來了豐厚的經濟效益。

麗江旅游業發展的隱憂

在麗江旅游業取得輝煌成果的表象下面，隱藏著不少值得關注和深思的問題。回顧麗江旅游業十余年的發展，走的基本上是資本運營的路子。如引進深圳能量事業公司改制麗江市歌舞團而打造的麗水金沙，云南昆明鼎業公司開發束河古鎮以及玉龍雪山景區與張藝謀合作的印象麗江等。資本的運作講求經濟回報，一般都集中在雪山景區與古城周邊。導致過度開發了玉龍雪山以及古城納西族文化，其結果是每年幾百萬的游客白天上玉龍雪山景區，晚上逛麗江古城。這種狀況，給麗江旅游業帶來諸多不利的影響。首先，游客過于集中于玉龍雪山和麗江古城，造成了對環境的極大破壞。導致景區生態環境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超負荷接待游客。一個風景地，如果突破經過合理計算的生態環境容量，就會產生巨大的環境壓力，進而會造成生態環境失衡，生態失衡反過來又會威脅人類自身的生態基礎。圖2為近年來游客游覽玉龍雪山人數情況(根據歷年麗江年鑒得出，其中2010年由于玉龍雪山索道技改停運，數據暫缺)。三、麗江旅游業發展的隱憂在麗江旅游業取得輝煌成果的表象下面，隱藏著不少值得關注和深思的問題。回顧麗江旅游業十余年的發展，走的基本上是資本運營的路子。如引進深圳能量事業公司改制麗江市歌舞團而打造的麗水金沙，云南昆明鼎業公司開發束河古鎮以及玉龍雪山景區與張藝謀合作的印象麗江等。資本的運作講求經濟回報，一般都集中在雪山景區與古城周邊。導致過度開發了玉龍雪山以及古城納西族文化，其結果是每年幾百萬的游客白天上玉龍雪山景區，晚上逛麗江古城。這種狀況，給麗江旅游業帶來諸多不利的影響。

首先，游客過于集中于玉龍雪山和麗江古城，造成了對環境的極大破壞。導致景區生態環境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超負荷接待游客。一個風景地，如果突破經過合理計算的生態環境容量，就會產生巨大的環境壓力，進而會造成生態環境失衡，生態失衡反過來又會威脅人類自身的生態基礎。圖2為近年來游客游覽玉龍雪山人數情況(根據歷年麗江年鑒得出，其中2010年由于玉龍雪山索道技改停運，數據暫缺)。從上圖可以看出，2009年，每天登上玉龍雪山上冰川公園的人數達到了6356人次/天，對景區內的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的危害。目前玉龍雪山原有的19條冰川僅剩15條，總面積也由原來的11.61平方公里減至8.5平方公里。隨著冰川的大面積萎縮，也影響到了整個麗江壩子的生態環境。1995年玉龍雪山甘海子區域的地下水位為65米，而到2009年，地下水位為106米。嚴重影響了麗江壩區的供水狀況。而對比古城的開發，為了接待更多的游客，大量外來商人入住古城開辦客棧，在僅3.8平方公里的古城，有營業執照的就有800余家，而無照經營的也有200家左右，計有1，000家。若按每家20個標間算，則有20，000個標間，一年中平均入住率為50%，則每天有20，000游客擁擠在這小小的古城里。其次，以古城市區為核心的旅游不均衡發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麗江旅游的品質和檔次，損害了其國際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同時也使得城鄉收入差距懸殊，影響其發展后勁。不均衡發展模式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其發展過程中采用的戰略之一，好處是可以集中有限的資源，發揮規模效益，以取得更好的回報。但這種戰略只能是在初期應用，在取得一定的效益后，應該轉向均衡發展，以利于持續的發展后勁的培育。

從中可以看出，游客與古城市區人口數之比從30倍增加到接近60倍，且這一趨勢還在上升。游客的持續大規模增加推動了古城商業化的過度發展，據古城管理局的統計，僅有6，000多住戶的古城，商鋪就有近1，200戶。而在古城水車入口至四方街的西河兩邊，已發展成為燈紅酒綠的酒吧一條街。由于這種過密的商業化，在200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經派官員到麗江考察，以確定是否該給麗江的世界文化遺產亮黃牌警告。同時，由于集中開發古城及其所在的市區，造成了一種資源使用上的擠出效應。有限的資源被用在市區，用來打造國際旅游精品城市，相應對周邊鄉鎮和農村地區投入不足。在發展中，城區居民獲益較大，周邊居民則難以有很多機會參與其中。圖4為麗江市的城鄉居民收入情況。(根據歷年麗江統計年鑒整理得出)。從中可以看出，城鄉收入比2006最高，2007至2008年維持在5.6倍左右，2009后由于鄉村收入有所增加而使得收入比有所下降。麗江以市區為重點的，優先發展旅游業的不均衡發展戰略雖然使得城區居民獲得較多的收益，但擠出了可以用于發展廣大鄉鎮及農村的資源，在發展初期這種戰略是可行的，但長期下去，如果不轉向全面發展戰略，將會不利于其發展后勁的培育，而僅僅依靠市區脆弱的旅游業也將是危險的。第三，外地商人大量涌入古城，造成原居民空巢現象嚴重;同時，與外來的投資商人和導游相比，本地居民并沒有獲得相當的利益回報。#p#分頁標題#e#

古城的過度開發，造成大量本地居民遷出，成為制約麗江旅游業發展的一個瓶頸問題。古城派出所2006年底的統計數據顯示，戶口仍在古城的原居民有18545人，而實有原居民人數只有9900人，僅占古城原居民的一半。［5］(P54)在2009年“社會科學專家話麗江”的調研中，古城有9萬多人口，其中外來登記的暫住人口(很多是長期居住)已達到了8萬多。［6］(P105)大量古城原居民遷出，一方面是由于商業活動的過度喧囂，讓原本生活在小橋流水旁的原居民難以適應。另一方面，是古城原居民被豐厚的租金所吸引，自愿被“置換”。隨著這一文化的主體的被“置換”，造成了古城文化的“斷裂”。而外來投資商人在利益的驅使下，隨意篡改本地原生態文化，使得麗江本土文化失真而變得庸俗。與之相對應的是，本地原居民不能很好地參與旅游商業活動，難以分享合理的利益回報，長此以往會破壞他們維護當地生態和傳承民族文化的積極性，使得旅游所憑借的文化內涵逐漸失真而難以可持續的發展下去。

作者：查季清 單位：祁門縣林業局

1景觀生態林理論的探討

隨著20世紀90年代中期深圳市率先提出了建設生態風景林理念［1］以來，有關生態風景林的建設實踐和研究日益深入，生態風景林的建設更是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觀念上的綠色革命。然而在實踐上，其景觀效果雖比馬尾松、意楊等純林有較大的提升，但是比起市民期待的類似香山紅葉那種壯觀的色葉或花海景象還相距甚遠，而進行景觀生態林建設，可以營造具有視覺沖擊力的景觀。

景觀生態林是由生態風景林衍生而來，它除了考慮森林的生態功能以外，更強調其景觀效果。陳征東［2］等通過對景觀生態林與生態風景林的內涵、側重點等方面進行比較與探討，提出景觀生態林具有更好的林相景觀和季相特色，而生態風景林具有更好的生態效益、水源涵養和生物多樣性。王定躍［3］等提出景觀生態林不同于生態風景林，前者是具有理想景觀效果與良好生態效益的林分，而后者更強調森林的生態功能。筆者認為景觀生態林的概念應從景觀功能的角度，同時結合其生態價值方面加以描述:景觀生態林主要分布在城市及周邊地區，具有城市背景的作用，符合城市居民審美情趣，應有一定的地域面積和大量景觀優勢樹種，同時具有較高的樹冠覆蓋率和物種豐富度，這一類木本植物群落稱為景觀生態林。從組成成分和相應的功能來說，景觀生態林特指:(1)處于城市及周邊范圍的木本植物群落;(2)具有壯觀的季相變化色彩景觀和林相景觀;(3)滿足森林的生態效益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要求。景觀生態林是城市森林的一種高級表現形式，它能夠更好的發揮城市森林的景觀美感，滿足市民不斷提高的審美情趣，具有良好的社會效益。首先，景觀生態林強調景觀效果:遠觀時樹冠重疊起伏，主要是成片色彩景觀，起大背景作用。中尺度觀賞時主要體現色彩(花、葉)、季相變化景觀。近觀時它有不斷變化的單元、更豐富的色彩、形態變換和季相變化，觀花、觀葉、觀姿的喬灌木種將得到更多的應用［4］。其次，景觀生態林之所以稱之為生態林，它同時強調森林的多種生態效益、保護物種的多樣性，其具有較大尺度的綠量，擁有森林環境，在調節氣候、環境保護、水源涵養、水土保持、防風固沙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景觀生態林不同于單純的風景林，風景林以發揮森林游憩、欣賞和療養功能為主要經營目的，設計營造時沒有考慮其防護功能［5］。景觀生態林也不同于城市中心區帶有濃厚的人工雕琢色彩，并受空間周邊環境限制的城市公園;也不同于具有特定休閑功能，要求應有適度活動空間的森林公園;也不同于具有自然、粗獷、可供野營等活動的山地原野郊游林［6］。景觀生態林具有壯觀的植物景觀，在較大的空間尺度上影響城市的景觀風貌。在景觀群落配置上，充分保護與利用本底植物，解決生態效益與景觀要求的矛盾。通過不同觀花、觀葉、觀果等景觀樹種與本地植物的搭配，不同時間的花色、葉色再現季相變化，使景觀生態林具有人工設計而又不露痕跡的自然美和較高的觀賞效果。北京的有關部門以香山紅葉為景觀目標，近年來大范圍營造景觀生態林即落葉闊葉混交林。深圳市也對景觀生態林建設作了嘗試，均取得了很好的景觀效果。

2景觀生態林在合肥市董鋪水庫水源涵養林營建中的應用

2.1概況

先秦儒家等學派對社會作規劃時，考慮到生態方面的問題，提出了不少很有價值的理論。兩漢“災異說”、“祥瑞說”先后流行，生態現象和生態問題被政治化、神秘化，但相關的理性思考不多，總體成就不高。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繁，小朝廷和短命王朝多，“祥瑞說”、“災異說”也曾泛濫于朝政，但這些流行了幾百年的偽科學，在時間的檢驗下逐漸顯露出原形。多位帝王曾經下詔，禁止臣下呈獻“祥瑞”之類諛頌朝廷。不少有識之士結合國計民生，開始了對生態現象和生態問題的理性思考和科學研究，且成就可觀，本文試圖將他們的理論和實踐擇要論述之。   一、改變原來的生態格局以利民生的兩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開荒種植。《全晉文》卷八十七束?《廣田農議》載：“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濘水停?，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生態思想史研究54足為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于不破……荊、揚、?、豫，污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①束?這里說的是沼澤地。這近乎自然形態的沼澤地，作為一種生態系統，有著為人類提供食物的功能，主要是提供魚類。如果對沼澤地進行開墾種植，大規模改變其生態格局，其生態功能也會隨之大規模改變，就能給人類提供更多的食物，這主要是糧食了。單位面積水域能夠提供的魚類等食物，肯定遠遠不及同樣面積農田能夠提供的糧食等食物。在缺少食物的當時，人們對生態系統諸功能的選擇，自然是以食物為首選，因此，束?的這個建議是很有見地的。后來，當地行政長官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績。《晉書•王宏傳》云，汲郡太守王宏，督勸開荒五千余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當時連年饑荒，而他的轄地獨無匱乏。晉武帝下詔書褒獎，并“賜宏谷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②我們無法知道，王宏此舉是否受束?這個建議的啟發？   當地有荒地可以開墾，自然能夠采用這樣的方法。如果有荒地而沒有人，人多的地方又沒有荒地可以供開墾，那么這就涉及移民的問題。《全晉文》卷八十七束?《廣田農議》載：“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辟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③這個建議是否在當時被朝廷采納，不得而知。隋朝時，因為連年戰亂，產生了大量的流民。流民是不安定因素，安頓流民是朝廷的要務。于是，朝廷決定將這些流民遷徙到北地邊疆，既開發邊疆，又起到戍邊的作用。這一措施，被太子楊勇諫止，其《上書諫徙流民入邊》文見《全隋文》卷八。④   劉宋時，又有南方移民墾殖湖田的討論。《宋書•孔靖傳》云，孔靖的弟弟孔靈符，大明年間為丹陽尹，“山陰縣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于余姚、鄞、?三縣界，墾起湖田”。朝廷召集大臣會議，從這些大臣的議論，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也善于從生態的角度來考慮這樣的問題。一種觀點認為，移民開墾湖田之舉不可為。如太宰江夏王義恭認為：“土著之民，習玩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居民不愿意離開他們習慣了的生態環境而到一個比較差的生態環境中去生活。他強調的是生態環境對人的重要。可是，參與討論的其余大臣，都認為此舉是可為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要做好前期工作，先派少量人前往開墾，待有了一定的基礎，再大規模地移民。尚書令柳元景等認為：“富戶溫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徙居。”在同樣的環境中，有貧富之分。“富戶”固然不必離開已經習慣了的比較好的環境而到比較差的環境中去，但是“窮身”卻必須去，因為環境不等于生計，生計比環境更重要，人為了求生計，可以離開較好的環境而去較差的環境。當然，人對環境也是有起碼的要求的。政府為百姓的生計和政府自身的利益考慮，讓百姓遷徙到待開墾的荒地開荒種植，也應該給他們在荒地準備最為起碼的生活和生產的條件。可是，如果大規模地遷徙百姓，這樣的工程量是巨大的，政府或者個人還不具備這樣的能力。“葺宇疏皋，產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難具。”不過，那里湖田的資源還是應該開發，而在繁華的地區，人口過多，也應該調控。于是，他們提出：“宜募亡叛通恤及與樂田者，其往經創，須粗修立，然后徙居。”侍中沈懷文等所持觀點，和柳元景等的差不多。太常王玄謨、光祿勛王升之則主張政府資助移民。①   改變原來的生態格局以利民生的第二種方式就是調整放牧區域。《全晉文》卷八十七束?《廣田農議》載：“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豬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菀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豬羊，?草于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于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②和牧區相比，農業地區相對繁榮，生活環境好一些，所以人口也就密集些。就單位面積的土地而言，牧業可以提供的食物遠少于農業。在農業地區放牧，會影響當地農業的發展。另外，許多山野丘陵宜于放牧的地區，因為生活環境艱苦和荒涼，放牧者不愿前往，使生態資源得不到合理的使用，實現不了其應有的價值。因此，束?主張調整牧區。牧業從農業區域撤出，有利于保護農業生態環境，而遷徙到山野丘陵地區，可以利用那里的自然生態環境發展牧業。   改造沼澤地、開墾湖田以及在山野丘陵放牧，當然會改變原來的自然生態環境，改變其地原來的生態系統及其功能。這些改變，正面的結果是：其地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食物的功能得到了大大的強化，人類由此獲得更多的食物，而這正是當時所需要的，許多人由此得以生存或得到溫飽。其負面的結果，例如污染之類，由于當時人口數量少，生產技術不發達，生活方式簡單，還是很少的，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也是很小的，遠遠沒有達到對人們的生活和發展造成危害的程度。和生存或者溫飽相比，對人類來說，這些影響是微不足道的，因此，當時政府的這些舉措都是得當的。#p#分頁標題#e#   二、山澤的歸屬和資源的保護   在山澤的歸屬和資源的保護方面，這個時期的主流思想，繼承了先秦儒家的理論，但是由于客觀情況的變化和佛教的傳入，在實踐中又都有所變化。   先秦時，儒家經典有向百姓開放山澤資源的說法。《禮記•玉藻》云：“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③《禮記•王制》云：“林麓山澤，以時入而不禁。”④儒家也批評有些國君和其他貴族豪強等占據山澤，如《春秋?梁傳》成公十八年傳云：“山林澤藪之利，所以與民共也。”⑤實際上，國君有苑囿之類幾乎是很普遍的現象，且歷代如此。   晉朝時，有些山澤之利歸政府所有，百姓被禁止私自利用其間的資源，一些比較仁慈通達的地方官和正直的士人都反對這樣的規定。《晉書•劉弘傳》云，劉弘為荊州刺史時，“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⑥郭璞《諫禁荻地疏》則云：“不宜禁荻地。禮云，名山大澤不封。蓋欲與民通才共利，不獨專之也。”⑦這明顯是繼承先秦儒家的思想。   山澤掌握在政府手里還是容易管理的，要向百姓開放也不是難事，像劉弘那樣的地方官就可以決定了。可是，如果掌握在官僚豪強手里，事情就復雜了。其實，這樣的事情應該早就存在。東晉咸康二年（336），晉成帝司馬衍下詔：“占山護澤，強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①南方地區的許多山澤，長期控制在土生土長的南方豪強手里。晉室南渡，北方的大量貴族官僚士大夫以及豪門大戶甚至普通百姓也來到南方。在南方，他們本沒有自然資源，自然要設法占有自然資源，通過這樣那樣的方式，對南方的自然資源進行再分配。南渡之初，他們還沒有站穩腳跟，還不敢染指南方豪強占有的資源。到咸康二年，晉室南渡將近二十年，包括王室在內的北方來客已經基本站穩了腳跟。于是，皇帝出面，開始向南方豪強下手，剝奪他們對山澤的支配權，把那些山澤收歸國有，這樣北方派也就分得了一定的支配權。很明顯，這樣的詔書也太殘酷，落實起來，難度之大是明顯的。   到了南朝劉宋大明（457-464）初年，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頹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托。至漁采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治之深弊，為政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制。”②尚書左丞羊希認為：“壬辰之制（指東晉咸康二年的詔書），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不管是收歸政府還是向百姓開放，都是剝奪原占有者對山澤的所有權，明顯是很難的。考慮到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政府只好讓步。羊希擬議：“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種養竹木雜果為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鰍?場，常加功修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并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③朝廷采納了他草擬的這個計劃。這實際上是官僚統治者利用行政優勢，赤裸裸地侵吞國有資源，嚴重違反環境公正。先秦以下儒家提倡的向百姓開放山澤的思想，在這里以政令的形式大大地打了折扣，如此一分，剩下的還有多少？受損最大的當然是貧苦百姓。可是，就是這樣凸顯富貴者特權的規定，還是沒有很好地起到限制的作用。僅僅到宋孝武帝大明七年秋天，皇帝又下詔書：“前詔江海田池，與民共利。歷歲未久，浸以弛替。名山大川，往往占固。有司嚴加檢糾，申明舊制。”（見《宋書•孝武本紀》）④這個“申明舊制”的詔書，不知道作用如何。梁武帝紀七年九月丁亥，詔曰：“芻牧必往，姬文垂則，雉兔有刑，姜宣致貶。藪澤山林，毓材是出，斧斤之用，比屋所資。而頃世相承，并加封固，豈所謂與民同利，惠茲黔首？凡公家諸屯戍見封?者，可悉開常禁。”⑤可見梁朝也有這樣的問題。石虎《因災異下書》云：“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⑥可見北朝也是如此。   官僚豪強占據山澤的問題，如果不是法制社會，是很難解決的。官僚豪強占據山澤，或者是像劉宋朝那樣按照社會地位分配山澤，都是違背社會公正的。當然，山澤如果歸私人所有，對生態保護是有利的。可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和環境保護相比，百姓的生存和溫飽明顯更為重要和迫切。山澤資源對百姓開放，先秦能夠找到的環境被破壞的記載，也就是大城市近郊山上樹林被砍伐，樹苗和嫩枝被牛羊啃食，本來林木繁茂的山變得光禿禿（見《孟子•告子上》）。這不是向百姓開放的錯，而是管理不到位。如果像《周禮》、《禮記》規定的那樣，或者如《孟子•梁惠王上》中所說“斧斤以時入山林”，這樣的情況是不會出現的。即使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對人們生存的負面影響也還不算大。然而，山澤歸私人所有，對大量的貧苦百姓而言，那些山澤都成了禁地，他們采樵無所，雉兔無所，可能生存都會成問題。因此，在當時，私人占有山澤資源，不僅有違社會公正，而且對民生也極為不利。   在生態保護方面，這一時期有些人繼承先秦儒家對動植物資源“取之有時，取之有度”的思想，但是，也許這樣的思想已經成了常識，所以此類論述不多。《論語集解義疏》中《述而》篇“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魏代何晏《集解》引孔安國之說，把“宿”解釋成“宿鳥”，意為射宿鳥會傷害更多的鳥，其保護動物資源的思想很是明顯。晉人皇侃《義疏》引繆協曰：“將令物生有路，人殺有節。所以易其生而難其殺也。”后世隨著工業文明的繁榮和科技的發展，包括捕殺動物、砍伐樹木在內的開發自然資源的能力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加速了包括動植物在內的資源的開發，遠遠超過了資源再生的速度，于是形成了嚴重的生態問題。如果像孔子那樣對動植物“易其生而難其殺”，今天的生態問題絕不至于這樣嚴重。皇侃又云：“或云，不取老宿之鳥也。宿鳥能生伏，故不取也。此通，不及夜也。”①把“宿鳥”解釋成“老宿之鳥”未必準確，可是其保護動物資源的思想就更加突出了。《全后魏文》卷二文成帝?和平四年載：“八月丙寅，遂畋于河西。詔曰：朕順時畋獵，而從官殺獲過度，既殫禽獸，乖不合圍之義。其敕從官及典圍將校，自今已后，不聽濫殺。其畋獲皮肉，別自頒赍。”②后魏是少數民族政權，但是其君主知道儒家“不合圍之義”，并且付諸實踐。#p#分頁標題#e#   南北朝時期，包括皇帝在內的主流社會人物中，信仰佛教者甚多。殺戒是佛教大戒，因此，不食用肉類、不使用皮革制品、戒殺、放生等議論乃至政令不少。《全梁文》卷一梁武帝蕭衍《唱斷肉經竟制》提倡斷肉食，不用皮革制品。③卷五梁武帝蕭衍《與周舍論斷肉敕》五首重申戒殺斷肉。④卷十八梁元帝《荊州放生亭碑》提倡放生。⑤《全陳文》卷三記載，陳宣帝頊依照智禪師所請，《敕禁海際捕漁滬業》。⑥《南齊書•周?傳》云，何胤信仰佛教，想斷葷食，但是口腹之欲旺盛，難以完全做到，猶欲食白魚、鱔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之。學生鍾?曰：“鱔之就脯，驟于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于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慚渾沌之奇；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為口實。”⑦這完全是從儒家的觀點發為議論。竟陵王蕭子良篤信佛教，他斷肉斷得徹底，所以見此議論大怒。   “諫獵書”之類的文章在古籍中很常見，可是，這些文章幾乎都是從君主的安全、政府的事務等角度進諫的，很少涉及生態保護。當然，這些文章如果能夠起到作用，君主因為這些文章而取消或者減少了獵殺，那么對生態保護也是有一定的積極效果的。南朝時有的諫獵書，又有從佛教角度發揮議論者。《南齊書•蕭子良傳》云，永明末，齊武帝又將射雉，竟陵王子良上書諫獵，有云：“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夭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眾生，身無患苦。”①他援儒入佛，從佛教戒殺積福的角度來諫止皇帝獵殺。   佛教斷肉、戒殺等，或是出于自身修福，或是出于關愛眾生，都不是自覺的生態意識。可是，斷肉、戒殺的效果，無疑對保護動植物資源和生態環境具有很重要的積極意義。不過，像放生之類的佛教活動，在實踐中，發展為了放生活動而大量捕捉動物，這在客觀上對動物造成了傷害，不僅有違佛教教義和放生者初衷，也對環境有明顯的破壞。   三、始興的動植物學和人工化的生態   《詩經》中的詩歌，來自許多不同的地域，所涉及的鳥獸蟲魚草木很多。孔子說：學《詩》可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后來，清代的錢曾就作有《詩經鳥獸草木蟲魚疏》一書。儒家其他經典也涉及不少動植物。《爾雅》一書所釋動植物甚多。《楚辭》主要出于南方，所寫多楚地之物，其中有不少楚地草木，由此形成了它的一大特色。《山海經》寫奇異生物甚多，但該書是“古之巫書”，非博物著作，書中那些奇異生物，幾乎都是出于想象。漢代疆域遼闊，促進了各地交流，遠方的奇異動植物和其他物品開始進入中原地區。漢大賦中，此類事物很多。可是，漢代還沒有專門的博物著作出現。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對動植物的興趣勃興，專門描寫動植物的詩賦大增，蔚然成風，經久不衰。專門的動植物學著作屢屢出現。晉朝嵇含《南方草木狀》三卷，是中國第一部地方性的植物志。晉朝戴凱之《竹譜》一卷，是地方性的專門植物志，所記載竹類，主要是五嶺左右地區所見。此書詳細記載了各類竹子的名稱、地域、生長環境、生長過程、材質狀況、主要用途等等，平實可靠。今傳晉朝崔豹《古今注》三卷，晉朝張華注釋的《禽經》一卷，雖未必是原本，但絕非全部是偽造。張華的《博物志》十卷，盡管為小說家言，非嚴肅的博物學著作，但是其中似乎也有科學的內容。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十卷，則是農學或植物學、動物學甚至生態學的科學著作。   以上列舉的《南方草木狀》等科學著作，是科學發展的成果，也體現了社會發展的需要。這些有識之士去了解這些動植物，研究并記載這些動植物，并不是僅僅出于好奇或者炫耀學識淵博，而主要是有實用的目的，這就是讓人類更好地利用這些動植物，并指導人們更好地種植相關的植物和繁育相關的動物。當然，這些著作的出現，也是以當時的社會實踐作為基礎的，是長期以來人們種植植物、繁育動物的經驗總結和延伸、提高。例如，賈思勰《齊民要術》的自序中就說：他“采捃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②，才寫成了該書。   作為這些著作出現的因或者是果，歷史背景或者是邏輯背景，種植植物和繁育動物并不全是“因樹為屋”式地利用自然，這樣的人工化的生態環境，在這個時期被重視的程度，達到了新的高度。   先看生活環境的生態狀況。晉朝葛洪《西京雜記》卷一云：漢武帝太液池多珍禽，“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余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余種”，①作者羅列了幾十種。卷二云：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其兔園，“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主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②卷三云：茂陵富人袁廣漢“于北邙山下筑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為山，高十余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牦牛、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潮。其中致江鷗海鶴，孕雛產?，延蔓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③這些都是漢朝的逸聞，未必完全是事實，可是這些記載表現出晉朝人對此類景象的欣賞之情，也反映了他們對居住環境生態狀況的重視。   魏晉南北朝時期，宮苑等地的生態環境（如珍稀的動植物）等當然景象可觀，士大夫階層也都注重居住環境中的生態狀況，但他們住宅所處的生態環境一般都是經過人化改造的。當時的文學作品，凡是寫住宅園觀甚至寺廟的建筑的，幾乎沒有例外，著名的就有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和庾信的《小園賦》等。石崇的《思歸引序》云其金谷園“其制宅也，卻阻長堤，前臨清渠，百木幾于萬株”。潘岳任河陽縣縣令時，命于縣中遍種桃樹。春日桃花開，一縣之中，到處可見桃花，故庾信《春賦》中有“河陽一縣并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之句。《世說新語》中也有住宅周圍綠化的不少記載。楊?之《洛陽伽藍記》所記載乃洛陽佛寺。佛寺為佛教徒修行之地，也是公眾游樂之地，而林木繁茂顯然是人種植而成。卷一《瑤光寺》云：“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腳之草，亦悉備焉。”《景林寺》云：“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嘉樹夾牖，芳杜匝階，雖云朝市，想同巖谷”；“景陽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卷三《龍華寺》、《追圣寺》、《報德寺》云：“京師寺皆種雜果，而此三寺園林茂盛，莫之與爭。”④可見其地也是在人工創造的生態環境中。#p#分頁標題#e#   先民們是“因樹為屋”，只是利用既有的生態環境來建造房屋居住。《詩經》中有不少詩句，寫到住宅周圍種桑樹等。《孟子•梁惠王上》中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這說明當時的人們也用人工的方法創造生態環境以居住。不過，在住宅周圍種桑麻等，還是以物質利益的考慮為多，也就是說，在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選擇中，當時人們注重的是衣食之類的生活資料。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在房屋周圍種花木乃至養殖動物等，當然也有經濟利益方面的考慮，如可以獲得水果、木材、藥材等等，但是主要還是利用其能夠提供休閑娛樂等文化的功能，主要是提供美的欣賞的功能，至于氣體調節、干擾調節、基因資源等功能還沒有認識到。那是個文學進入自覺的時代，是美進入自覺的時代。劉勰《文心雕龍》卷二《明詩》云：“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卷十《物色》云：“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⑤梁朝鐘嶸《詩品》卷一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⑥這些都是說景物能夠引起人們的感情。這些景物肯定包括人們生活環境中的樹木動物昆蟲之類。換言之，生活環境中的此類景物，容易激發人們的感情，使人們獲得相應的美的感受。此類詩賦，在當時是非常流行的，不勝枚舉。不僅如此，這一時期的山水詩、詠物詩特別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作者的感情并不突出，主要是對客觀景物或者事物的描繪，幾乎純粹是作者對他所描繪的事物的美的欣賞，擺脫了此前《詩》、《騷》中寫動植物等景物時的政治、社會、倫理等方面的功利性。因此，其時人們在房屋周圍營造生態環境，主要是出于欣賞的目的。   生態系統有多種服務功能，人們營造生產環境的生態系統，必然選擇的主要功能，不是休閑娛樂或者美觀，而是物質生活資料。《三國志•吳志•三嗣主傳》裴松之注云：丹陽太守李衡不營產業，秘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汜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以遺子孫。至吳末，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其子孫遂家道殷足。《宋書•孔靖傳》云靖弟靈符：“家本豐，產業甚廣，又于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①這樣莊園式的農業林業兼具的生產實體，重心也是在物質利益。《晉書•載記•馮跋傳》載：“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今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②這主要是針對尋常百姓而發的政令，目的還是在于物質利益。   農民如何營造生產的生態系統，以獲得盡可能豐富的物質生活資料？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在當時最高的科學水平上，回答了這個國計民生中至關重要的問題。他的著眼點，完全在于實用農事和實際的物質利益。他在自序中就開宗明義地說：該書“起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業，靡不畢書”；“商賈之事，闕而不錄。花草之流，可以悅目，徒有春花，而無秋實，匹諸浮偽，蓋不足存。”③“齊民”就是“平民”。該書對幾乎所有的農家來說都有指導意義。   東漢崔?的《四民月令》，乃當時的鄉村社會的事務規范，其中大部分內容為《齊民要術》所引述。于其風俗禮儀、文化學習、防火防盜等內容，《齊民要術》僅僅是轉述而已，沒有發揮和增補；可是，于各種農作物、各種樹木之栽培，凡選種、育種、栽種、管理、植保、收獲、加工等等，各種家禽家畜之飼養、疾病防治、天敵防御、產品加工等等，則內容豐富詳細了許多倍，其注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之意圖，由此顯得更加突出。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賈思勰并沒有停留在對有關作物、樹木、家禽、家畜和有關事物孤立的介紹，而是有許多相互關聯的內容，根據動植物或相關事物的特點，作出科學的生態安排，構建合理的生態系統，以獲得最大的物質收益。例如關于用農業垃圾和家畜糞便制造肥料改良土壤，《雜說》云：“其踏糞法：凡人家秋收后治糧，場上所有穰、谷積等，并須收貯一處。每日布牛腳下三寸厚。每平旦收聚堆積之，還依前布之，經宿即堆聚。計經冬一具牛，踏成三十車糞。至十二月、正月之間，即載糞糞地。計小畝畝別用五車，計糞得六畝。勻攤，耕，蓋著，未須轉起。”④這些垃圾和家畜糞便在一起，會通過發酵成為肥料，而家畜的踩踏，會使垃圾和糞便結合得更加充分，也使發酵更加充分，有助于提高肥料的質量。把生產或生活垃圾放在牲口圈中，和牲口糞便混雜在一起，經牲口踩踏而發酵成為肥料，這樣的積肥方法，許多農業地區至今仍然在使用。這樣的方法，既避免了生產和生活垃圾、動物糞便對環境造成的污染，又增強了土壤的肥力，有利于提高農作物的產量，這是農業生態系統中最為重要的一個鏈接。   充分利用時間和空間、光照、肥力等種植作物或者樹木，但是又避免因它們相互爭奪生長所需要的這些資源而造成收益的減少，這就要合理安排種植。如何合理安排，賈思勰作了一些宜忌示例。卷一之《種谷第三》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谷。五谷之田，不宜樹果。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非直妨耕種，損禾苗，抑亦惰夫之所休息，豎子之所嬉游。”①單位面積種植五谷，收益遠遠過于種植果樹。在爭奪生長資源方面，相對于五谷，樹木處于絕對強勢，因此，如果五谷和樹木種在一起，會受到樹木的嚴重影響而減產，減少收益。此外，賈思勰連對勞動者的影響也考慮在內，可謂周詳。卷二之《種麻子第九》云：“凡五谷地畔近道者，多為六畜所犯，宜種胡麻、麻子以遮之。慎勿於大豆地中雜種麻子。”又云：“六月中，可於麻子地間散蕪菁子而鋤之，擬收其根。”②這就是延用至今的套種之法。卷二之《種瓜第十四》云可在瓜田種薤：“至五月瓜熟，薤可拔賣之，與瓜相避。又可種小豆於瓜中，畝四五升，其藿可賣。此法宜平地。”③這也是根據作物生長不同階段對資源需求不同的原理，巧妙安排，避免不同作物之間因為爭奪資源而妨礙生長，在同一土地套種不同作物，以充分利用土地等資源，實現利益最大化。#p#分頁標題#e#   植物保護方面則有防蟲害者，如卷二之《種瓜第十四》云：“有蟻者，以牛羊骨帶髓者，置瓜科左右，待蟻附，將棄之。棄二三，則無蟻矣。”④有防霜凍之害者，如卷四之《栽樹第三十二》云：“凡五果，花盛時遭霜，則無子。常預於園中，往往貯惡草生糞。天雨新晴，北風寒切，是夜必霜，此時放火作?，少得煙氣，則免於霜矣。”⑤這種以煙霧防霜凍之法，也為后來特別是北方地區所常用。 總之，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反映了當時農林畜牧業科技和農村生態科技達到的最高水平，在普及和推廣農林畜牧業科技、生態科技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對此后的農林畜牧業和農村生態有著深遠的影響；有些影響，甚至延續到今天。   四、結語   綜而觀之，結合國計民生實踐，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在生態方面的科學探索，取得了可觀的成就。開墾荒地和調整牧區都是改變生態環境以利民生的有效途徑；根據當時的實際狀況處理山澤的所有權問題，務實可行而有礙社會公平，但對生態保護則有積極作用；佛教的盛行，于保護生態有利有弊；對動植物的關注程度遠過此前：從美感的角度關注，產生了描繪動植物的大量詩賦，人們更加注重人化生態環境，由此獲得美感和盡可能大的物質利益；從科學和經濟的角度關注，產生了包括《齊民要術》在內的多部科學著作，動植物學由此興起。這些都是這個時期生態理論和實踐的犖犖大者，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