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知識管理及高校生態安全的界定

知識管理尚無統一的定義，不同學者對知識管理的定義不完全相同。通常認為，知識管理指個人、組織或國家為了實現一定的目標，對知識和知識流動的過程、知識組織機構、知識資產、知識人員進行全方位和全過程的管理，以期實現知識的共享、創新和增值，從而促進知識的價值增值。因此，筆者認為，高校知識管理是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為實現高等教育目的，高校管理者遵循教育規律，運用知識管理相關理論和方法，合理利用高校內、外部知識資源，充分發揮師生員工的潛能，建立知識庫，實現知識的共享和創新，從而達到最佳的知識產出、人才培養和文化傳承的功效管理過程。對于生態安全來說，狹義的生態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態系統的安全，即生態系統完整性和健康的整體水平反映。結合狹義生態安全的定義，筆者認為，生態安全是一種宏觀層面的安全，生態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權、生存權、健康享樂權、必要資源權、社會次序和人類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脅的狀態，包括自然生態安全、經濟生態安全和社會（或人文）生態安全，組成一個復合系統工程，它是環境、經濟、社會三大系統的協調配合，共同作用的結果。結合以上生態安全的定義，筆者認為，高校的生態安全包括高校的自然生態安全、人文生態安全、社會生態系統安全三個方面，即能為師生員工生活、學習、工作和科研提供良好的保障，同時高校自身運行良好，具有良好社會影響力，能為地方經濟的振興和科研服務的一種良好的狀態。

二、高校生態安全的知識性分析

1.系統性。

高校是以知識作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幾乎所有的活動都跟知識有關。高校自然生態安全包括高校自然生態環境的建設，樹木花草的種植，自然環境的綠化，校園整體的美化亮化都需要有生態學相關的知識作為積累。而高校人文生態安全更需要營造濃厚的學術氛圍，開展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精彩紛呈的學術講座和探訪神奇的科學研究，這一切都是在知識的應用和創新中體現知識系統性的魅力。高校的社會生態安全是社會對高校的人才培養質量和高校社會聲譽的綜合反映和系統的寫照，高校人才培養過程中體現了其知識的傳遞、升值過程，也正體現了知識的系統性和綜合性。

2.動態性。

高校的生態安全正如知識的學習和提高一樣，不是一個固定不變、一勞永逸的事情，它會受到經濟、社會、政治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化。一所高校受其綜合實力、科研水平、師生的生態環保意識、文明素質等因素的影響，其生態安全狀況呈現動態性，這跟知識的學習一樣，常用常新。

全球氣候變化和人類對環境的不斷開發利用，以及人口的急劇增加和資源的不合理利用，使生態系統自身的調節能力不斷下降，人類生存的環境呈現出越來越脆弱的趨勢。脆弱生態環境研究因而成為資源環境學科研究的熱點，因而生態環境的脆弱性評估、驅動機制研究及生態恢復重建工作成為該領域研究的核心課題。本文在分析國際國內生態脆弱性研究的基礎上，從重要文獻主導原則、數量、區域、內容和研究方法上對我國生態脆弱性研究現狀進行了分析，對加強環境脆弱性的評價研究，促進地區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一國際生態脆弱性研究動態   隨著全球變化影響的深入，特別是對人類活動及人地關系影響的深入，“生態脆弱性”、“脆弱生態區”、“脆弱性評估”等問題已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1－3］。脆弱生態環境是由群落交錯帶演變而來。1905年，Elements將Ecotone這一術語引入生態學研究［4］。1987年1月，M．M．Holland對Ecotone提出生態環境過渡帶的概念，并將其定義為相鄰生態系統之間的過渡帶，且具有一組為空間和時間尺度以及相鄰生態系統之間相互作用力所確定的特征，即抗干擾能力弱、界面變化速度快、可被代替的概率大、恢復原狀的機會小等。在地學領域，Timmerman于1981年首先提出脆弱性的概念。脆弱性可分為人文系統的脆弱性和自然系統的脆弱性［5］1－125。脆弱性最早是由脆弱帶而引出的，但羅承平指出生態過渡帶并非都是脆弱生態環境，它僅是敏感性環境的一個類型，只有具有退化趨勢的敏感環境才稱為脆弱生態環境。也就是說，脆弱性是敏感性和環境退化趨勢的統一［6］。敏感性反映擾動，環境退化趨勢反映脆弱生態環境受到外界擾動后變化的方向和可能性大小。脆弱性的研究內容是自然生態系統、社會系統或者其子系統在面對壓力或沖擊時的潛在損失和敏感狀態［7］。   國外對脆弱生態環境的研究，最早作為生態學研究的一個內容，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之后，隨著對全球脆弱生態區范圍的明顯擴大和程度的明顯加重，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問題開始引起了普遍關注。隨著對全球環境變化影響研究的深入，特別是對人類活動以及人地關系研究的深入，有關生態脆弱性及其脆弱性評估等研究日趨成為全球性研究熱點［8］。20世紀60年代的國際生物學計劃(IBP)、70年代的人與生物圈計劃(MAB)以及80年代開始的地圈、生物圈計劃(IGBP)都把生態脆弱性作為重要的研究領域［9］。1992年，美國生態學會指出:脆弱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管理、已受損害的生態環境的恢復重建等應是生態學研究優先考慮的重點領域［10］。除了有關脆弱性概念等基礎理論研究不斷深化之外，目前國外脆弱性評估開始由單一的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生態環境系統和人類社會系統的脆弱性和適應性評估及區域內簡單關系的研究逐漸趨向于跨區域的脆弱性評估和多變量多數據的系統研究。同時，隨著研究的進展，脆弱性評估的方法不斷改進，脆弱性評估的模型化和GIS等技術在脆弱性評估中的運用日趨廣泛。至今，國外的生態脆弱性研究已較為成熟，不僅借助遙感、GIS、GPS技術進行生態脆弱性評估研究，而且出現了與景觀學相結合或針對特殊條件的生態脆弱性評價體系，其相關研究朝著更具針對性的方向發展。美國環保署正在實施的基于GIS的各種數據庫和管理決策系統，其宗旨是通過對中大西洋地區生態脆弱性綜合評估，為政府決策提供依據。作為國際區域脆弱性評估項目，它反映了國際脆弱性評估研究的趨勢。   二我國生態脆弱性研究現狀   (一)文獻來源與研究方法   我國對脆弱生態環境的研究起步較晚，中科院在“八五”期間開展的生態環境綜合整治和恢復技術研究拉開了大規模研究脆弱生態環境及其整治的序幕，取得了一系列有關理論與方法上的初步研究成果。隨著研究的進展，有關脆弱性的研究開始朝多元化的方向發展，以脆弱生態環境概念、特征及區域評價體系及脆弱性評價方法和內容為研究對象，展開了一系列生態脆弱性評估及其人地關系實證研究。本文以中國知識資源總庫電子版為基礎，通過www．cnki．net檢索，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以生態脆弱性為題名進行初次檢索，在此結果中再以GIS為題名進行二次檢索，從重要文獻主導原則分析、數量、區域、內容、方法五個方面對我國生態脆弱性進行研究，檢索期間限定為1980～2010年。   以生態脆弱性為題最早的一篇核心期刊論文是1994年蘇維詞發表的《貴州巖溶區生態環境脆弱性類型的初步劃分》，2003年以后發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論文數量開始增加，當年發表7篇，2007年發表18篇，2010年達到25篇。核心期刊總共有114篇，期刊總論文有259篇，核心期刊論文占總論文數的44%。   (二)從數量上分析研究   以生態脆弱性為題名，檢索國內的期刊，有關生態脆弱性的論文有309篇，初期研究評價單元常局限于縣市單元或其他行政單元。最早發表的有關生態脆弱性的論文是1993年蘇維詞寫的《喀斯特地區生態環境脆弱性現狀區劃初探》，該文以縣市為單元對貴州省烏江流域生態脆弱性進行了評價。之后，羅承平對北方農牧交錯帶進行的生態環境脆弱性成因分析，民對太湖生態脆弱性的研究都集中在指標體系概念方面。1996年出現了第二篇生態脆弱性實證研究的論文，對黃土高原生態脆弱度進行了評價，1998年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生態與地理研究所對塔里木河流域進行了生態脆弱性評價研究，1999年吉林西部也開展了生態脆弱性的實證研究。以GIS和生態脆弱性為題名，檢索到基于GIS的生態脆弱性的論文有26篇，張佳華發表的《景觀信息流及GIS對脆弱生態異質性制圖的分析》是第一篇利用GIS技術進行分析的論文，主要是利用GIS進行制圖。2004年，胡寶清發表的《基于GIS技術的廣西喀斯特生態環境脆弱性綜合評價》是首篇利用GIS強大的輸入、空間分析及制圖功能進行生態脆弱性評價的論文，以縣市為單元進行評價。2005年陳煥珍的《GIS支持下的山東大汶河流域生態脆弱性評價及對策》和覃小群的《基于GIS的廣西巖溶生態環境脆弱性評價》是國內首次以影像為基礎利用GIS技術進行評價的論文，突破了以往以行政單元進行評價的界限。之后，福州市、南極無冰區、江西省、青海湖環湖區也利用GIS技術進行了生態脆弱性評價。生態脆弱性方面的博士論文有7篇，2004年1篇、2007年2篇、2010年4篇，集中在岷江上游、北方農牧交錯帶、新疆艾比湖湖泊濕地等。#p#分頁標題#e#   由圖1得知，我國從1993年開始生態脆弱性的研究，期刊論文和碩博論文總體上呈逐漸上升趨勢。期刊論文總共有259篇，碩博論文總共有38篇。2000年以前期刊論文比較少，2005年急劇上升，2009年為45篇。2003年以前沒有碩博論文，從2004年開始有碩博論文，總體呈上升趨勢，2010年達到頂峰，為8篇。   (三)從區域上分析研究   貴州是我國進行脆弱性評價最早的地域，之后，福建、塔里木、閩江、太湖、吉林西部、黃土高原、江漢平原、廣州市、江西省、大別山、衡陽市、汶川、黃河流域也開展了脆弱性的實證研究，研究較多的實證區域主要是我國北方的黃土高原和農牧交錯地帶以及南方的西南巖溶地區等典型脆弱地區。近年來，我國脆弱度評估研究發展較快，實證研究的區域范圍擴大，并且將區域脆弱性評估與區域生態安全調控對策相結合，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表明基于GIS的各種數據庫和管理決策系統能直接為區域生態恢復建設提供政府決策服務。由圖2得知，南方丘陵生態脆弱區最多，為84篇;西南石灰巖山地生態脆弱區次之，為65篇;再次是華北平原生態脆弱區，為53篇;北方半干旱－干旱生態脆弱區和西北半干旱生態脆弱區第四，分別為39篇、40篇;青藏高原生態脆弱區最少，只有11篇。由圖3得知，北方總共143篇，南方總共151篇，1998年以前南方和北方數量相當，1999年后南方研究數量超過北方，2005年后南北方研究數量急劇增加。   (四)從內容上分析研究   在研究初期，有關生態脆弱性的研究，概念模型和定性分析仍占很大比例。隨著“3S”技術的廣泛應用，以及地理信息系統軟件的不斷開發，我國有關脆弱性評估的研究從定性和定量研究向基于GIS技術和模型化方法的脆弱度評估方法發展。概念方面的研究有《塔里木內陸河流域生態環境脆弱性分析》、《黑河流域生態環境脆弱性研究》、《山地生態系統的脆弱性與荒漠化》、《生態系統的脆弱性與退化生態系統》、《太湖生態脆弱性特征及評價指標體系研究》、《太湖生態脆弱性特征與消除對策的初步探討》、《塔里木內陸河流域生態環境脆弱性分析》、《貴州喀斯特山區農業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及可持續發展對策》、《西南巖溶山地生態脆弱性研究》、《祁連山生態系統脆弱性與恢復重建措施初探》、《貴州省喀斯特山區生態環境脆弱性研究》、《福建山地生態系統的脆弱性及其生態重建探討》、《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生態環境脆弱性及其成因分析》。實證方面的研究有《干旱區內陸河流域生態脆弱性評價》、《塔里木河流域生態脆弱性評價研究》、《基于RS/GIS的生態脆弱區土地利用適宜性評價》、《基于GIS技術的廣西喀斯特生態環境脆弱性綜合評價》。從內容上分析，實證研究多于理論研究:理論研究有109篇，實證研究有184篇。2003年以前，理論研究多于實證研究;2004年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相等，2005年后，實證研究多于理論研究。如圖4所示。   (五)從方法上分析研究   目前國內外生態環境評價單元主要分為兩類:一是基于面狀的矢量評價單元，包括行政單元、流域和景觀單元等;二是基于點狀的柵格評價單元。評價單元的選擇主要根據所需要達到的目標來確定。由圖5得知，以縣為研究單元的有135篇，以柵格為研究單元的有49篇。2000年沒有以柵格作為研究單元的，從2005年起數量漸漸增多。2010年以縣為單元和以柵格為單元的幾乎相等，分別是19篇和18篇。   遙感可以為矢量面狀評價方法提供豐富的數據源，GIS起到數據的管理和制圖的作用。以下是以矢量面狀單元進行研究的文獻:《主成分分析及MAPINFO在生態環境脆弱性評價中的應用》、《重慶市巖溶地區生態環境脆弱性評價研究》、《洞庭湖濕地生態脆弱性評價及其恢復與重建研究》、《長江黃河源區生態環境脆弱性評價初探》、《呼和浩特市生態環境脆弱性評價》、《干旱區資源與環境》。遙感、GIS技術可以為生態環境脆弱性提供豐富的數據源、建模基礎和技術支持，實現數據的分析和表達。對比分析國內的文獻，生態脆弱性的評估差異主要在于指標體系、單元選取和評價方法。生態環境脆弱性評價是對生態環境各因子系統內部的不穩定性以及人類活動和外界環境脅迫對生態環境的可能影響及其敏感程度的評價。生態系統本身是一個多元的復雜體系，影響生態脆弱性評價的諸多因素具有很多不確定性和模糊性，評價因子與脆弱性等級間存在著復雜的非線性關系，因此至今仍然沒有統一的生態脆弱性評價模型。   基于柵格的有《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生態脆弱性評價》、《汶川地震災區生態脆弱性評價研究》、《3S技術支持下的扎龍濕地生態脆弱性評價研究》、《多源數據支持下的生態環境脆弱性定量遙感研究》、《黃河三角洲生態環境脆弱性及其土地利用效應》、《遙感與GIS技術在區域生態環境脆弱性監測與評價中的應用研究》、《喀斯特地區生態環境脆弱性現狀區劃初探》、《基于GIS的廣西巖溶生態環境脆弱性評價》、《GIS支持下的山東大汶河流域生態脆弱性評價及對策》。   三結論與討論   遙感與GIS技術能滿足生態環境脆弱性評價的眾多需求，可在模型建立、技術支持、數據源提供和展示平臺構建等方面為生態環境脆弱性評價提供技術支撐。在遙感和GIS技術日益廣泛應用到生態學領域的情況下，如何發揮遙感、GIS的技術優勢，將其方法融入到生態環境脆弱性評價中，開發區域尺度上兼備評價、預測與預警功能的生態環境脆弱性評價模型，將是生態環境脆弱性評價的重要發展方向之一。對1980～2010年的學術論文進行檢索與統計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1．從景觀的角度探討生態脆弱性的論文比較少，還沒有實現脆弱性的三維可視化表達。   2．從重要文獻主導原則上分析，核心期刊論文總共有114篇，期刊總論文有259篇，核心期刊論文占44%。   3．從數量上分析，我國從1993年開始生態脆弱性的研究，期刊論文和碩博論文總體上呈逐漸上升趨勢，2000年之后，我國生態脆弱性研究成為研究熱點，2003年以前沒有碩博論文，從2004年開始有碩博論文，總體呈上升趨勢，2010年達到頂峰。#p#分頁標題#e#   4．從區域上分析，早期西南石灰巖山地生態脆弱區和華北平原生態脆弱區，北方半干旱－干旱生態脆弱區和西北半干旱生態脆弱區研究較多，后期南方丘陵生態脆弱區研究發展較快;1998年以前南方和北方研究數量相當，1999年后南方研究數量多于北方，2005年后南北方研究數量急劇增加。   5．從內容上分析，實證研究多于理論研究，理論研究論文數量有109篇，實證研究有184篇。2003年以前，理論研究多于實證研究，2004年理論研究數量和實證研究相等，2005后實證研究多于理論研究。   6．從方法上分析，在基于GIS技術的定量研究方法上，早期多以縣為數據單元，2000年之后開始出現柵格法地理信息系統技術的運用，2005年起數量逐年增多。

社會發展中的金融法與環境法問題經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批準“，社會發展與法律改革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09年10月17～18日在復旦大學召開。此次會議由復旦大學法學院、復旦大學醫事法中心、復旦大學民商法學科主辦。來自俄羅斯莫斯科大學、德國洪堡大學、英國班戈大學、日本神奈川大學、韓國西江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政法大學的知名教授以及復旦大學部分教師40余人參加了會議。會議收到學術論文30余篇，圍繞“社會發展與法律改革”的主題，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討淪，是一次高層次的學術研討會。   此議題研討由復旦大學法學院楊心宇教授、王全弟教授主持，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吳宏偉教授評議。主要論文包括：   （1）俄羅斯前總理、俄羅斯聯邦審計院秘書長、莫斯科大學國家審計學院院長S．M．沙赫賴（ShakhraySergey）教授作了《國家審計與社會經濟發展的效率》的報告。他認為，國家審計是在有限的社會資源條件下國家優化解決社會經濟任務的工具，它以公民監督國家效率的機制合理取代了幾個世紀以來國家監督個人行為的制度。作為現代社會的監督制度之一，它提出了社會經濟改造中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問題，特別重視分析各種改革與戰略的社會代價。國家審計制度是一項轉向新經濟類型和高水平社會發展的前提手段。   中國學者評論認為，俄羅斯的審計制度對于俄羅斯的反腐敗有重要作用。國家審計制度從學術角度來說是憲政的視角，值得中國學者研究與借鑒。   （2）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系主任A．K．戈利琴科夫(GolichenkovAleksandrKonstantinovich)教授作了《生態立法的新的法律編纂》的報告，介紹了俄羅斯生態立法的主要任務、結構、主要途徑(跨部門的法律編纂)、法律部門的區分與整合(環境保護法與自然資源法區分整合后形成生態法)、法典制定者必須解決的問題，認為生態立法改變了環境保護活動的法律基礎，將會促進向清潔技術轉化并保障國內經濟在高生態標準下進一步增長，促使建立真正的國內生態安全體制。中國學者討論認為，俄羅斯將環境保護法與自然資源法整合為生態法，這種跨部門的綜合性的立法，即社會法的產生，值得我們研究。   （3）英國班戈大學法學院院長德莫特•卡希爾(DermotCahill)教授就其論文《歐盟內歐洲法院在公共采購領域對透明原則的運用》發表了演講，介紹了歐盟在公共采購領域的一些最新發展，歐盟法確立了公共采購領域的透明原則及非歧視原則。歐洲法院（ECJ）的諸多判例已經對27個歐盟成員國不透明的公共采購現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強化了透明原則，產生了擴大適用非歧視和透明度一般原則的結果。英國法院遵循了歐洲法院的司法判例，以致幾乎所有該論文討論的新近案件中，公共機構都被認定為違反了歐盟法律或一般原則。中國學者結合金融危機及中國的政府采購，與克希爾教授探討了多層次的金融監管問題。   （4）復旦大學法學院朱淑娣教授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與金融規制法研究》為題作了演講，以利益平衡為視角，探討了中國金融領域的重大問題。朱教授指出，金融規制法律規范的評價標準主要包括規制發生的正當性、規制的合理限度和規制的法律控制3個方面。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的金融公法   2社會發展與侵權責任法改革   規制主要目標包括：雙向兼顧性目標、利益平衡化目標和全球化貢獻目標。會議還收到復旦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提交的論文《金融危機的法律思考》，俄羅斯的S．G梅德維杰夫教授提交的論文《俄羅斯聯邦銀行儲蓄保險制度》，探討了相關中、外金融法律問題。此議題的研討由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高富平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法學院段匡教授評議。   主要報告有：   （1）中國民法學會副會長、復旦大學醫事法研究中心、民商法學科負責人劉士國教授作了《中國侵權責任法制定中的爭論問題》的主題發言，向中外學者介紹了中國侵權責任法的立法進程等基本情況，著重對以下幾個立法中的爭論問題及主要意見予以介紹和評述：①侵權責任法調整的社會關系，是否僅規定侵犯民事權利，是否再規定侵犯利益；②關于統一死亡賠償金的規定；③關于要不要規定國家賠償責任；④關于責任能力和行為能力的關系；⑤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責任是否規定礦害等工傷事故責任；⑥樓上拋擲物傷人找不到加害人可否由相鄰人賠償的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劉士國教授認為：①侵權法調整的就是侵犯絕對性民事權利產生的社會關系，法與法律有區別，即使法律沒有規定的權利，也可能存在于社會生活規則中，那就是法律之外的法涉及的權利，反對對利益作出特別規定。②統一死亡賠償金標準是大勢所趨，有利于保護受害人。③主要從性質上說，國家賠償是國家與公民之間的平等關系，就此，侵權責任法應作規定。鑒于國家賠償法是民法的特別法，侵權法僅規定一條就可以了，表明這是侵權責任的一個類型及賠償的性質，具體條文由國家賠償法規定。④采用責任能力規定是正確的和必要的，這涉及侵權法和民法通則相關規定的改革。監護人責任應以被監護人無責任能力為條件，如被監護人有責任能力，被監護人應承擔責任，不能賠償的，由監護人承擔補充責任。前者，是直接責任。侵權法以救濟受害人為主要目的，也有教育、預防的功能，未成年人有過錯，應予批評教育，甚至責令賠禮道歉。⑤侵權法應規定礦害事故的使用人因違反對被用人的安全保障義務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而且不限礦害，凡使用人對被使用人違反安全保障義務均應承擔民事責任。⑥樓上拋擲物傷人找不到加害人不應由相鄰人賠償，法院不宜以共同危險行為或公平責任加以判決。加害人不明，公安機關應予立案偵查。   如仍不能確定加害人，公安部門可會同民政部門，對嚴重受害者實行社會救濟。此外，受害人仍可依醫療保險減輕所支付的醫療支出，保險制度已對此具有救濟功能。   對于中國侵權法的制定，外國專家饒有興趣，就諸多問題與劉士國教授進行了探討。#p#分頁標題#e#   （2）韓國西江大學法學專門大學院長嚴東燮教   授以《韓國制造物責任法》為題，介紹了韓國制造物責任法的概要內容、制定該法以后韓國案例的動向，指出了該法的缺陷，提出了如下修改完善的建議：應對“缺陷推定”作明文規定；《制造物責任法》適用范圍應當包括預售公寓的缺陷責任；應明確規定免責事由“法令制定的標準的遵守”中的“法令”局限為強制性的；法規條文應更明確。   （3）華東政法大學張禮洪教授就其論文《對侵權行為過錯認定標準的新認識》作了報告。他以《阿奎利亞法》中關于過失的原始文獻為基礎，對完善現有的過失判斷標準提出了建議：侵權過失的判斷標準以客觀過錯為基本原則，即過失是對行為人沒有盡一個理性善良的人的義務，預見或者預防自己行為的后果進行的。過失的存在以存在不法行為、侵權行為和損害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為前提。過失概念本身就蘊含了因果關系。過失的存在以行為人是否盡一般人應采取的謹慎義務為標準，但是，還應根據社會的一般認識，以造成損害的危險是否由行為人所知或者被害人是否根據自己的意志將自身處于一個不應處于的危險區域來判斷行為人的過失。   （4）復旦大學民商法學博士生王淑華作了《未登記過戶之機動車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責任主體的確定》的發言，她認為我國《物權法》對機動車的物權變動采用登記對抗主義，機動車所有權自買賣交付時發生移轉，登記過戶僅是買受人據以獲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不屬于物權變動不得對抗的“第三人”范疇。轉讓交付但未辦理登記過戶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損害的，應由對機動車享有運營支配權和運營利益的機動車實際所有人承擔賠償責任，登記的所有人一般不承擔賠償責任，除非其對于交通事故的發生具有過錯構成侵權行為。會議還收到復旦大學民商法學博士生王康提交的論文《機動車交通事故共同侵權損害賠償中的保險責任研究》。   3社會發展中的醫事法律問題   此議題的研討由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韓長印教授主持，復旦大學王全弟教授評議。主要報告有：   （1）日本神奈川大學法科大學院森田明教授作了《日本醫療訴訟與醫療的法制度的動向》的報告。   通過一些具體的案例，介紹了日本國內患者權利運動的發展、重大醫療事故訴訟持續增加的特點以及最新的法律制度的施行：產科醫療補償制度、對因出生時的原因造成的腦性麻痹患兒的無過失補償制度、醫藥品副作用受害人的無過失補償制度及預防接種被害人的補償制度。   （2）復旦大學法學院姚軍副教授作了《醫療事故侵權責任范圍的正確確定》的演講，他提出，作為法治社會核心價值的社會公平的核心內容，要求行為(或責任)人對己方行為及其不良后果承擔(法律)責任(即法律上對己不利的后果)。在具體承擔法律責任時，它又意味著責任人僅對由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擔責任，而不應對超出該不良后果部分負責；同理，基于該核心價值(也是諸法的基本原則)，醫療事故的責任人也只應對其行為所造成的后果承擔侵權(賠償)責任，立法即司法上不應強迫其承擔超出該后果的責任。   （3）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滿洪杰從比較法的角度進行了《人體試驗侵權責任研究》的發言，建議我國應當構建獨立于醫療過失責任的人體試驗侵權責任制度。人體試驗侵權責任應適用過錯責任原則，但可以在對過錯的舉證上采取舉證責任倒置。在因果關系問題上，應當采取相當因果關系、倒置。在因果關系問題上，應當采取相當因果關系、疫學原理因果關系以及因果關系推定理論來進行綜合判斷。   （4）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李燕以《雙性兒童性別確定的法律問題探究》為題，提出雙性兒童并不是不正常的，當前醫學界普遍施行的、經父母知情同意而為雙性兒童確定性別的性別再造手術，并不符合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性別確定應是兒童自己的憲法權利，父母對子女性別再造手術的知情同意權與雙性兒童自己的憲法基本權利相沖突。法律應承認男女二元性別體系外的第三種性別，雙性兒童的性別確定應待其長大后自己決定。   韓長印教授評議認為，醫事法的研究提醒學者注意到平時不為大眾所關注的處于弱勢群體的少數人的權利，也提醒學者們思考我們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法論問題。由于醫事法內容的中外共同性，中外學者就醫療過失認定、損害賠償、醫療訴訟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4社會發展中的其他民商法律問題   此議題的研討由人民大學法學院吳宏偉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段匡教授評議。主要論文有：   （1）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法學院萊因哈德•辛格(ReinhardSinger)教授作了《變遷中的民法典的社會模型》的報告，介紹了社會模型的概念和它作為法律發展因素的功能、在19世紀私法秩序的社會模型的發展以及德國民法典的社會模型的變遷，提出了現代私法中的民主化和社會國家化、告別契約法中形式自由倫理模式，強調程序的和實質的合同正義，強調了民法的社會責任。   （2）復旦大學法學院王全弟教授所作報告《兩岸擔保物權比較研究論綱》，就如何確立保證債權獲得完全清償的制度，比較了2007年3月中國大陸《物權法》與臺灣地區在2007年3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的擔保物權修正草案，在擔保物權的追及力、擔保物權的實行期間、抵押權順位、動產抵押、最高限額抵押、權利質權和商事留置權7個方面對大陸地區和臺灣地區的物權制度進行了比較分析，提出有利于兩岸發展及法律相互借鑒與完善的建議。   （3）復旦大學法學院胡鴻高教授作了《中國企業并購及其法律改革》的報告，介紹了中國企業并購及其法治演進歷程與特點、中國企業并購的模式、企業并購突出問題與法律改革。胡教授呼吁，企業并購，不僅應當有利于國家安全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而且要實行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加強信息披露法制，增加透明度，保障中小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還應當特別關注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在企業并購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益，保護環境、防治污染，發展社會保障公益事業，建設和諧社區與社會。目前當務之急，在于通過法律改革，明確企業社會責任的范圍和實現機制，倡導和激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p#分頁標題#e#   （4）復旦大學法學院何力教授作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法律問題及對策》的演講，指出中國的資源特需改變了世界資源供求格局，闡述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進展，分析了經濟主權和資源主權成為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法律障礙，分析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環境法和政治動亂問題，最后就中國海外資源投資保護的法律對策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5）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蓋威作了《社會組織在我國協商治理模式中的地位與功能》的論文發言，建議進一步完善立法、修定民法通則、明確規定社會團體法人和非法人團體，盡快制定社團法、修改現行特別法增加法律責任的規定，進一步扶持社會組織的建設和發展，淡化一些社會組織的行政色彩，轉變政府中心主義治國理念，確立以民為本、以市民社會和市民組織活動為導向的治國之策，進一步完善協商治理機制。   （6）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法學院托馬斯•萊塞爾(ThomasRaiser)教授作了《合同與合同法》的報告，俄羅斯A.Sherstobitov教授向會議提交了《關于俄羅斯聯邦民事立法修訂的構想》的論文，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韓偉、王森波分別提交了論文《斯多葛派的倫理哲學與羅馬法的轉型》、《必亦正名乎?———美國加州同性婚姻立法風波透析》。

摘要：文中采用歸納法、比較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國內外文獻數據庫收錄的有關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的文獻，以及國內外的相關專業書籍，旨在對目前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研究領域的研究進展有較為全面的了解，為今后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理論和依據。

關鍵詞：可持續；室內環境；人文

1傳統室內環境設計中可資借鑒的研究成果

在室內環境設計領域，人文可適當地理解為深厚的文化性和帶有廣泛意義的人性化的設計要素，也在說明人是設計中的出發點和歸宿。人文在室內環境中的研究早已有之，并且國內外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人文內涵研究產生了很多成果，都具有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可持續理念向室內環境的注入，使室內環境的絕大部分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有的人文理論在難以再適合于表達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特質，比如我們的室內設計都是講求以人為本，但以人為本的方式在可持續室內環境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革命性的進步。但作為室內環境這一領域范圍內的研究，傳統室內環境的人文觀點仍有一些是本課題值得借鑒和參考的，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思想是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一種揚棄。例如，錢麗竹在《室內環境藝術設計中人文關懷與人文精神的解析》（2011年）一文中指出，室內裝潢的主要目的是讓在其中的人感覺舒適、自然，設計的最終目的是讓生活或工作的人感到舒心、愉悅，只有將人貫穿于設計的始終才能完成一項完美的作品。錢麗竹［1］文中的“自然”是指人感受的愉悅和自由自在，這是對人類情感的關懷，也是可持續室內環境所應有之義，可以作為研究結果的借鑒，可持續還使“自然”富有更廣泛的含義，使“自然”顯得更加真實、更加自然而然。吳美芳在論文《現代室內設計中的人文情結》（2003年）中，以人類征服自然的傳統思想為依托，解釋了現代技術手段的進步以及對建材領域的不斷拓展，使建筑室內環境向人工化、智能化的方向發展，建筑室內環境可以擺脫自然因素的限制，充分滿足人們對舒適度的要求。并以我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大型購物超市這種購物模式為例，說明了技術為人們提供更多的人性化、情感化室內環境感受。吳美芳［2］文中對高新技術的未來展望，是可持續室內環境的技術觀念的一個反映，智能化是可持續室內環境的高技術路線，它的目標之一就是高情感化。諸如此類的文獻，都說明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思想是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一種批判性繼承，有新的觀念融入，對一些人文提法有新的解釋，也有少部分的保留，特別是在人性化和高情感化的人文關懷的研究中，傳統室內環境的研究成果對可持續室內環境領域的研究能起到些許參考和借鑒。

2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中的人文研究現狀

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產生已逾半個世紀，目前國內外對可持續室內設計實踐方面的理論研究產生了一些成果，如已出版的著作和發表的論文有周浩明的《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理論》（2011年），SianMoxon（英）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2年），洛麗•丹尼斯（美）的《綠色室內設計》（2012年），路易絲•瓊斯（美）的《環境友好型設計：綠色和可持續的室內設計》（2014年），SusanM.Winchip（美）的《SustainableDesignforInteriorEnvironments》（SecondEdition）（2011年），PilatowiczG.（美）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等。同時產生了不少成功的設計案例，如美國新墨西哥州陶斯縣的土船住宅，日本建筑師坂茂（ShigeruBan）設計的紙質住宅，讓•諾維爾（JeanNouvel）設計的法國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英國赫特福德郡的BRE未來辦公室等。相比較于可持續室內環境的設計實踐及相應理論，人文方面的研究明顯落在了后面，呈現出發展失衡的態勢。只有部分設計理論的文獻對人文方面稍有涉及，并且數量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1）周浩明的《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理論》（2011年）一書中的第二章第二節的第五部分，和第九章第一節的第四部分，概述了可持續室內環境的審美特性；在第九章第一節的第一部分，周浩明闡明了他對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本觀的個人看法，周浩明認為應本著“以自然為本”的思想來重塑室內環境的人本觀念；在第二章第二節的第四部分論述中，指出可持續室內環境應該具有動態的可適應性，整個生命周期要能滿足更多人的需求；第六部分還強調了要鼓勵大眾參與可持續的設計過程，可以更全面地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更好地營造一個屬人的可持續室內環境。（2）梁麗娜、高金鎖的論文《可持續發展觀念與可持續室內設計》（2003年）中，提到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應蘊涵著平等、發展、公平和民主原則等最基本的哲學思想，應能在提高生活質量的同時，使資源、環境、人、社會、經濟五大系統相互協調，共同進步［3］。（3）古佐夫斯基（美）的《可持續建筑的自然光運用》（2004年）一書中的第七章，闡釋了自然光與環境、社會、精神、心理愉悅之間的生態聯系；第八章闡釋了自然光可以改變我們的行為，并提高我們的生態意識。（4）布萊恩•愛德華茲（美）的《綠色建筑》（2005年）一書中的序言三，談到如何以生態倫理的觀點來把控技術；以及建筑空間對本土傳統的保護等所能負擔的社會責任；并認為室內環境應該吸取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兩大文明的傳統和文化精華，以西方現代化科技結合東方傳統思想來尋求出路。（5）郝琳在《建筑先鋒•綠見未來》（2014年）一書的綠見未來的理論部分，用永續設計的理念，為我們預測了未來建筑空間可能為我們提供的生活方式，他認為好的設計應該是可持續的，未來的永續建筑是看重匠藝的傳承（文化）、自然的保育（環境）、產業的變革（經濟）、人的生活（社會），通過高科技和智能化，永續的目標是把庶民、人文風物、自然生態升華為“無心”的日常氛圍。（6）林憲德（臺）在《綠色建筑》（2011年第二版）一書的第九章第一、四部分，用熱力學第二定律，解釋了營養能量向上層傳遞時的急劇減少，著了保護環境和有效資源，降低熵值，提倡我們過簡單的生活方式，住宅、建筑、城市都不能太過復雜，一句話，越簡單的建筑系統越是好的可持續性的。在第九章第三部分，論述了適宜技術的社會價值和可持續意義，用現有的材料、技術、施工、設備水平下，發揮最大的地球環保功能，并且保護了當地的傳統工藝的活力，使地域文化傳承發揚；還借用生態經濟學大師舒馬赫的觀點，論及了“適宜”這一人文性概念：不應該一味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生產方式、消費標準、價值體系，否則會更加依賴富裕國家而不能自拔，發展經濟應當適可而止、追求效率或生產力應適可而止、使用非再生資源應適可而止、細密分工應適可而止、以科學方法替代常識也應適可而止。（7）大衛•伯格曼（美）在《可持續設計要點指南》（2014年）的最后部分，“可持續設計的未來”中，分析了可持續暫時不被人們認同的原因，因為新生的可持續策略具有異于傳統的形式，讓人產生陌生感，有的思想進步人士又害怕人們異樣的眼光，而對可持續望而卻步。就像早先的汽車設計成馬車的模樣，是用熟悉的形式，慢慢讓人們接受新事物。大衛•伯格曼認為“透明的綠色”手法在建筑和室內空間中具有可行性，生態元素依然在那里，只不過沒有那么明顯，當可持續設計不再有一個樣子，它就不再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不再是一種宣言，不再針對一些特殊的（少數的）群體。但他也指出“透明的綠色”會失去生態化策略對人們的教育意義。（8）來增祥在《可持續發展與室內設計——兼談綠色室內環境的營造》（1998年）一文中點出了可持續室內環境具有社會性、歷史、地域文化性，可持續發展除了涉及土地利用、生態、環境、能源等所謂“硬件”的經濟技術領域之外，同樣也還與社會文化、歷史文脈等“軟件”因素有關，例如對風景名勝和文物的保護，對地域文化和地區人文景觀延續性的重視等等。可持續發展著眼于對環境的尊重和溝通，對資源的節省和珍惜，在技術上除了運用高新科技手段外，也樂于采用因時、因地制宜的“適用技術”。同時還指出可持續室內環境是對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思想的回敬，可持續發展從哲學上可與我國傳統“天人合一”的哲學觀相溝通，這里的“人”——可視為自我或群體，“天”——是否可認為是除自身或人群以外的客觀自然環境或人工環境，天人合一是人與物的共生，人與環境的“對話”、溝通和融合［4］。（9）DanielJauslin在論文（2012年）中引述了三位建筑師對可持續美學的看法和談論，并指出可持續設計的美學到底應該是什么樣的，它能在何種程度上得以實現，現在還上不清楚，但自然美學、生態美學在未來的可持續設計中必定有相當的發展空間［5］。（10）GrazynaPilatowicz在論文《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中指出：致力于建筑環境可持續的努力不僅要集中在建筑系統性能和保護資源上，還應當是基于對人的身體和心理精神需求的理解，這才是一個優良的環保設計決策的必要出發點［6］。（11）YaserRezapour等在論文《CulturalAspectsAnalysesinSustainableArchitecture》（2012）中研究了可持續建筑與文化、行為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影響，認為可持續的生活方式才能促成可持續的社會，可持續的社會才能產生可持續建筑；可持續建筑應該作為一個文化背景來建立我們最佳的可持續文化，可持續建筑內涵著可持續文化，它對可持續社會的形成有重要作用［7］。

3可持續建筑人文研究中的相關研究成果

1．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引入和傳播   我國對生態女性主義的接受最早是從對生態女性主義作品的譯介開始的。《寂靜的春天》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與生態女性主義有關的譯著，該書被視為是生態女性主義的奠基之作。書中描寫了濫用農藥、殺蟲劑給生物及人類帶來的嚴重危害，從環境污染的角度喚起人們對忽略的環境問題的關注。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也在一份報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見解。該書出版后，在美國和全世界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拉開了美國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的序幕。盡管該書并不是真正以生態女性主義的身份在中國登臺亮相的，但它在客觀上為國內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奠定了基礎。之后，國內雖然陸續譯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實之復興》、《女性主義與對自然的主宰》等一些與生態女性主義相關的著作，但總體而言，我國在對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相關論著的譯介方面成果較少。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學界開始集中關注生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拉開了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序幕。1996年，《國外社會科學》刊登了關春玲寫的《西方生態女權主義研究綜述》，這是國內最早的一篇關于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綜述性文章。該文簡要介紹了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出現的新特點，論述了生態女性主義的主要流派及其觀點(關春玲1996:25-30)。之后，國內許多專家學者紛紛撰文探討婦女和環境的關系，從多個角度對生態女性主義進行介紹與研究。以中國學術期刊網數據庫為數據來源，對近十五年來國內重要期刊發表的有關生態女性主義的論文進行整理分析后，筆者發現我國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是從哲學、倫理學、宗教等方面開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這些領域。1996年，曹南燕和劉兵二人合作發表了《生態女性主義及其意義》，論述了女性與生態運動相結合的原因，較為詳細地評述了生態女性主義對傳統哲學的批判，以及生態女性主義提出的新的價值觀和倫理學，并對生態女性主義的意義做出分析和總結(曹南燕、劉兵1996:54-60)。之后，陳喜榮(2002:525)在《生態女性主義述評》中，把生態女性主義歸為后現代主義的一個分支，指出生態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在反對傳統哲學中的二元論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區別。該文還詳細陳述了生態女性主義本體論的建設性貢獻，指出“非二元論是生態女性主義認識論根據”。臺灣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學與生態女性主義》中指出，儒學“天人一體”的概念“并不制止人類對自然的干預行為”，“承認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種環境倫理。”二元論究竟是不是對婦女和自然雙重壓迫的根源?這個問題仍將繼續探討下去。李建珊和趙媛媛(2008:1-6)在《生態女性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態女性主義可以借鑒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機整體觀、“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愛觀念，這有助于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深化和發展。   2000年，肖巍在《婦女研究論叢》上發表了《生態女性主義及其倫理文化》一文，這是典型的從倫理學角度研究生態女性主義的論文(肖巍2000:37-41)。2007年，香港樹仁大學王建元發表了《生態倫理與中國神話》一文，該文嘗試從中國古代神話(特別是有關女神的)中發掘生態女性主義的論點，以期提煉出中國古典文化中的生態倫理(王建元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學陳霞(2000:37-40)的《道教貴柔守雌女性觀與生態女權思想》一文是國內第一篇將生態女性主義與宗教研究結合起來的學術論文，該文以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為參照，探討了中國道教獨特的女性觀念及其對婦女、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意義。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種結果，而是一種策略，這是雌性反應的方式。如果我們尊重理解這種方式，在對待自然和社會時，不要盲目進取、以強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壓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和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和諧，從而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2010年，李瑞虹的《綠色神學:女性主義神學家魯塞爾的生態思想探究》對美國女神學家魯賽爾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評述(李瑞虹2010:93-100)。   近些年來，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概念已經正式進入文學研究領域。中國期刊網上的數據表明，從文學視角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呈現多維度的局面，涉及批評理論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對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的研究等。2002年韋清琦在《外國文學》上發表的《方興未艾的綠色文學研究———生態批評》一文中提出，生態女性主義“是生態批評發展到第三階段的產物，研究的前景相當樂觀”(韋清琦2002:35-36)。同年，陳曉蘭(2002:42-48)在《文藝理論與批評》上發表的《為人類“他者”的自然———當代西方生態批評》一文中把生態女性主義看作“生態批評”的一個重要類型，是最激進的非馬克思主義批評，同時也是最具潛力的批評。從2004年開始，一批運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對作品加以闡析的論文涌現出來，例如左金梅的論文《〈千畝農莊〉的生態女權主義思想》，戴桂玉的論文《從〈喪鐘為誰而鳴〉管窺海明威的生態女性主義意識》，王文惠的論文《從生態女權主義視角對〈簡•愛〉的重新讀解》，張燕的論文《尋歸自然，呼喚和諧人性———艾麗斯•沃克小說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芻議》，吳琳的論文《解讀“海洋三部曲”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單乳女性家族回憶錄———〈避風港〉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解讀》等。筆者近些年來一直從事生態女性主義文學作品和批評理論的研究，力圖將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實踐研究相結合。2008年，筆者完成了以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美國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研究》，論文對生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論進行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著重探討了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對生態女性主義代表作家的作品進行闡析和解讀，試圖為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提供可資借鑒的資源，為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研究提供理論和實踐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學研究領域，國內一些學者開始嘗試運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闡析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展現生態女性主義對中國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借鑒作用。例如2006年，韋清琦在《江蘇大學學報》上發表的《中國視角下的生態女性主義》一文中強調，生態女性主義和生態批評類似，在參與經典的重構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在文章中，他采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闡析了中國當代作家的文學作品，文章中涉及的不僅有女性作家的作品，還有男性作家的作品，通過對比分析，文章指出了男性作家與女性作家的生態女性主義寫作的差異。通過具體的文本批評實踐，他向我們展現了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對中國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借鑒作用。他認為，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在中國有著良好的前景(韋清琦2006:19-23)。之后，他采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解讀了賈平凹的短篇小說，嘗試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提供一種綠色女性主義的解讀范式(韋清琦2009:28-30)。王明麗(2010:107-112)把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新的敘事方式，用以解讀晚清女性小說，發掘作品的深刻內涵和重要價值。#p#分頁標題#e#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國內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視角日趨多元化，除了上述幾種視角之外，還有語言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學術思想發展等視角，由于從這些角度進行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極小，筆者在此就不再一一評述。此外，自2003年以來，出現了以生態女性主義為研究對象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而且數量呈逐年上升的趨勢。由此可以看出，生態女性主義已引起國內學者越來越密切的關注，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研究呈現出日趨繁榮的局面。但是，生態女性主義是一種生成中的前沿性的理論思潮，其理論思想還遠未成熟，在理論建構方面還很薄弱，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的學者，都還是剛剛起步。   2．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接受和發展探因   生態女性主義進入中國不過十來年的時間，已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從理論傳播和接受的特點來看，這主要與兩個方面的因素有關:一是受“本土”實踐需要的制約，二是受歷史文化的制約。從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歷史語境來看，它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當代現實語境壓力所致，是改變當下人們生存狀態這一現實需要的呼喚。當代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矛盾，具體表現為一方面現代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改善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素質，而另一方面，這種現代化進程又加劇了貧富分化，大多數人尤其是貧困婦女的生存狀況日益惡化。與此同時，環境問題也成為中國在新世紀里面臨的最大挑戰。雖然環境保護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建國五十多年來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地區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還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態環境破壞的范圍在擴大，程度在加劇，危害在加重，這不但影響國家生態環境安全，也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除了現實需要之外，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還有賴于中國本土的思想文化資源。從中國自身的思想資源來看，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它是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哲學基礎和理論支撐。道家陰陽和諧的關聯性思維，化二元性為二級性，避免了本體上的二元對立;道生萬物的哲學觀體現了人與世界的連續性。著名漢學家安樂哲指出，在道家哲學中，關聯性思維模式占據著主導地位。“陰”和“陽”作為關聯關系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定義現象某個本質特征的普遍原則，而是表述具體差異之間的創造性張力的解釋性概念范疇(安樂哲2002:257-259)。陰和陽不是構成事物的本質屬性，而是在具體情境中相對而成的。“陰”和“陽”二者之間不是邏輯或因果的關系，而是一種美學秩序。它揭示了一種由不可取代的個別項所形成的特定同一性。“具體事物的這種執著的特殊性和這種特定統一性的和諧具有緊張的關系。”(安樂哲2002:80)也就是說，理解具體事物時，應承認其差異性和多樣性，尊重整體性，把每一個具體事物都作為一個獨立整體看待。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認為，西方父權制的二元論思維模式導致了對女性和自然的雙重統治，因此，它提出“徹底的非二元論”的主張，提倡多樣性，尊重差異性，強調整體性，相信事物之間的相互關聯性，而道家的這種非二元模式的整體性的思維正是生態女性主義所追求的。   漢學家本杰明•史華茲曾指出，老子“將女性作為無為和自然原則的象征而加以贊頌”(史華茲2004:209)。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守柔曰強”(陳鼓應1984:89，342，237，265)。這里，老子明顯表現出對與女性相關的品質“柔”的偏愛和推崇，強調女性的特性和價值，贊揚女性的智慧和品德的偉大作用。可以說，中國傳統哲學與生態女性主義在主要觀點上的契合是西方的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前提。   中國現實的婦女和環境問題證明了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貴柔守雌”，“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是西方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契合點，我們可以此為基礎，合理整合內外資源，構建和諧正義的世界。   3．生態女性主義對中國學界的影響   生態女性主義自引入中國以來，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對環境哲學、女性主義批評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頗為引人注目。生態女性主義以獨特新穎的視角拓寬了生態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的視野。它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分析環境問題，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理解生態環境問題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壓迫，揭示破壞自然、壓迫女性以及其他各種壓迫都源于同一種力量:父權制文化。在以父權制文化為基礎的權力秩序中，女性、自然都受到男權意志的統治和剝削。在生態學家看來，造成目前生態危機的原因是以人類為宇宙中心的世界觀，但是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以男性為中心的世界觀才是造成這一危機的真正根源，所以，她們不僅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而且還反對男性中心主義。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對作為壓迫婦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權制文化的揭示和批評，使我們能夠避免把當代環境問題的根源簡單歸結為抽象的人類中心主義。   生態女性主義極大地豐富了女性主義和生態學理論，拓展了女性主義批評的內涵，為生態批評注入了新的內容，推動了生態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的發展。生態女性主義用生態學的觀點補充完善女性主義，意識到男性對女性的壓迫與人類對自然的壓迫相互聯系，理解這種聯系對女性主義和生態保護意義重大。它促使女性主義把對性別壓迫的挑戰拓展并延伸至包括反抗壓迫非人類自然在內的其他各種壓迫形式。生態女性主義不僅反對人類對自然的破壞，而且反對男性對女性的壓迫，白人對有色人種的歧視，異性戀對同性戀的歧視，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等任何形式的壓迫。它力圖消滅建立在父權制基礎上的二元論和統治邏輯，提倡尊重差異，主張和諧、正義的原則，呼吁恢復女性長期以來被壓抑、扭曲的天性，重建和弘揚女性美德，諸如平等意識、寬容精神、對他人的關愛等。#p#分頁標題#e#   生態女性主義既關注生態與性別的關聯，又注重考察造成這些問題的深刻的歷史根源，將其置于具體的權利關系和物質層面加以考究，并提出以本土知識體系為基礎重建生態文明，這對于我們在這個方面的研究具有積極的啟示作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有助于我們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婦女問題，把性別與環境、性別與發展等有機地結合起來，用歷史的、語境的方法對其加以研究，立足于我國的國情，整體地解決這些問題。“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理論雖然不能直接解答我們中國婦女面對的問題，但是它開拓了我們的思路，使我們得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甚至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王政、杜芳琴1998:2)   此外，生態女性主義在文學領域的運用，為文學批評引入了一個新的視角。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從“自然”和“女性”雙重視角解讀文本，重新審視女性與自然的關系，男性和女性的關系，揭露男性對女性和自然的剝削和掠奪，批判一切壓迫形式和觀念，使文學作品中一貫被作為背景和陪襯的、被讀者忽略的自然和女性突顯出來，從“缺席”轉為在場，從無聲變為有聲，喚醒人們的生態保護意識和男女平等意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生態女性主義有助于人們改造內心世界，達到塑造人、教育人的目的，為樹立正確的女性觀和自然觀提供精神資源，為緩解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的危機、實現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可持續性發展提供輿論導向作用，最終使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男性和女性和諧相處，協調發展。   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將“女性美德”和“生態原則”作為衡量文學作品價值的新標準，使文學作品中隱藏的或者被人忽略的意義被重新發掘出來，并被賦予新的意義。它積極推崇關愛自然與女性的創作，從而將一些新的文本納入批評的視野。凡體現出整體的、相互關聯性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洋溢著關愛、同情、撫育溫情的文學作品都受到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的推崇。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在經典文本的重構、對男性作家自然寫作進行生態女性主義視角的評定以及重寫文學史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   生態女性主義確立了新的倫理價值觀，改變了傳統的審美價值觀念、文學研究的思維模式和文學批評范式，為文學批評家們提供了新的文學批評尺度，為當代作家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模式，為文學理論的發展和進步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使得文學理論的建構更具方向性，同時更具時代色彩。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近些年來，中國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總體而言，中國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需要在廣度和深度上進一步拓展，拓寬研究視野，加強生態女性主義話語的多層次研究，發掘出有中國特色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此外，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還需要加強跨文明比較研究，加強中西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交流，充分利用中國豐富的傳統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為我國生態女性主義視角的文藝理論研究提供資源。   由于生態女性主義尚處于發展之中，理論還不完善，另一方面也由于國內一些學者對生態女性主義還了解得不多，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它是作為一種生態哲學或者環境倫理學被學術界引進和介紹的，研究者側重于關注它對中國環境保護和科技哲學建設的意義，而對于生態女性主義思潮之于文學研究的意義則重視不夠，所以，一些批評家指責生態女性主義過于偏激。筆者以為，生態女性主義在提升被壓迫者的地位、宣揚被壓迫者的價值、批判父權制給婦女和自然造成的后果方面，確實有些激進，但是非此不足以引起世人的關注，可以說正是這些偏激的特點才使生態女性主義日益成為人們重視的批評理論，這種“策略性的偏激”或許會有益于社會進步。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弘揚女性美德和生態原則，主張以此來抗拒、消除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的危機，對其中比較激進的觀點，我們應該仔細辨析，區分出有價值的部分和主觀、片面的觀點。此外，生態女性主義對現實的反思與批評卓有成效，在解構和顛覆父權制意識的過程中，扮演了理論先鋒的角色，但從理論建設方面來看，生態女性主義研究還亟待加強，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

學術期刊是一個國家科研水平的重要象征。數量迅速增長的科研論文，一方面為我國期刊的發展提供了空間，另一方面也對中國科技期刊提出了提質增效的要求。2019年8月5日，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以下簡稱中國科協）、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科學技術部聯合印發了《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是推動我國科技期刊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文件。《意見》首先強調了科技期刊的重要性，提出了由科技期刊大國向期刊強國邁進的目標［1］。與此同步，《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2019）》也正式出版。王恩哥院士曾在介紹《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2017）》時提出，其首次全面系統地反映中國科技期刊的問題和現狀，并以第三方的視角分析總結了國內期刊的特點和規律、進一步預測了趨勢。他還說，這將推動中國科技期刊的發展，并為科技強國戰略和建成創新型國家提供支撐［2］。毫無疑問，在多部門綱領性文件的引領下，我國科技期刊的發展也將開啟新紀元。面臨前所未有的良好戰略機遇期，如何應對挑戰，提升期刊的質量、國際顯示度、影響力和競爭力，是科技期刊及其從業者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建設期刊強國的希望在編輯，專業化和學者化的編輯將是推動中國科技期刊登上新臺階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本文擬探討學者型編輯的價值及其編輯主體作用，以期為提升學術期刊的學術質量和辦刊水平提供些許有意義的探索。

一、學術交流生態鏈與學者型編輯的價值體現

（一）學術交流生態鏈

科技期刊是學術交流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與學術交流的內容和層次息息相關。17世紀后期，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以書籍和通信為媒介的交流方式越來越難以適應科學的發展和學術交流的要求。圖書因需作者累積若干研究成果才能出版，不僅耗時多、耗資大，而且不能及時。學術通信方式雖能及時公開，但畢竟是一種非正式的交流方式，缺乏權威性。因此，很多的科學發現、有價值的學說因沒有及時發表而湮沒。在這個時候，迫切需要一種新型出版媒介來完成科學交流的使命。學術期刊應運而生，其標志便是1665年1月5日正式出版的《學者周刊》，包括十篇文章和信件。最早的《學者周刊》計劃的出版范圍除政治外，還包括當時人們所感興趣的考古學、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里的最新消息和動態。《學者周刊》出版不久，即在歐洲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當前，隨著社會信息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人類進入大數據時代，科研環境和方法也形成了數據密集型科學發現的范式。首先，科學技術的發展越來越需要協作、協同。協作、協同創新的特點是參與者圍繞共同目標溝通，依靠信息技術構建的資源平臺進行多主體、多因素共同協作。科學技術的協同發展使得研究過程變得更加復雜、精細，不同研究機構之間對實驗結果的可重復性驗證要求也越來越高。《自然》（Nature）對1576名科研人員進行調查發現：70%的科研人員曾經嘗試但未能重復他人實驗。科研成果的不可重復（即可重復性危機），不僅造成科研資源的浪費，而且嚴重影響了學術交流。可重復性危機與同行評議不夠透明、開放，評價機制比較單一、扁平，以及開放數據的安全性、完整性有著直接的關聯。其次，互聯網時代，創新參與者更容易表達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手段。但是傳統的學術交流體系只有在成果發表后才能共享，并只局限于已發表的論文，并無完整的數據或可供重復的實驗流程供讀者訪問、獲取以用于二次分析或深入研究，這已經與科研人員日益增長的知識表達、獲取需求嚴重矛盾。現代的學術交流對科學研究成果的開放、完整、及時、客觀以及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為學術交流重要載體和媒介的科技期刊及其編輯在科研數據的獲取、管理、評價、開放發表、確權等方面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可以預見，學術交流嵌套的內容將越來越多，包含學術的創造、學術的傳播、學術情報的感知、學術再生，等等。學術交流內容的組織形態也從單純的文獻組織即依靠論文數據庫中引證、主題、相關文獻等鏈接，向知識組織即依靠論文及相關文獻、碎片化內容、數據（觀測、實驗、調查的過程和結果數據）和相關知識等鏈接轉變。同時，信息技術、新型的數字出版形態與服務等催生多元的內容整合和傳播途徑，形成多維、復合、生態化的學術交流生態鏈。現代的學術交流生態鏈如圖1所示。圖中，虛線路徑所示為傳統的學術交流活動，實線路徑所示為現代學術交流生態鏈。可以看出，在這樣一種學術交流生態鏈里，學術交流的節點之間不再是點對點或點對多的關系，參與其中的編輯和作者、讀者、專家之間存在角色互換的可能。因此，學術交流生態鏈開始具有一些普通社交網絡的特性，如開放性、共享性。與普通社交網絡不同的是，學術交流生態鏈是學術人員聚合的平臺，參與者需具有專業性和同質化。比如，多個科研機構或群體可借助媒介實現融合，通過APP、微信、會議直播、期刊實時組建成一個整體，圍繞一個主題或主題詞的論文素材，通過不同形態媒體的多次利用，形成突破時空、區域局限的傳播、交流模式。在這樣的一種交流方式中，知識對參與其中的所有人是開放的，作者或讀者可以通過整個生態鏈的任何一個節點查看所有數據，參與同一科技成果的共享。另外，去中心化和自治性也是現代學術交流生態鏈的主要特征。這是因為：一方面，網絡媒體為碎片化閱讀提供了發展平臺，傳播速度的加快能將相近的內容通過不同的媒介推送給讀者。傳統的期刊與讀者之間點對點的學術傳播方式被打破，科研人員也不再依賴于期刊影響覆蓋的區域以及投放內容。另一方面，強大的數字信息系統使科研人員所面對的信息量大大增加，某種程度會影響科研工作者追蹤熱點領域。科技期刊倘若不能以不同的表達方式，讓學術交流的受眾與編輯形成良好的互動，對相關領域的專家、作者實現有效黏合，并將最有參考價值的科技成果及時推送到個人終端，就很容易被邊緣化。

（二）學者型編輯的價值體現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現代學術交流生態鏈中學者型編輯的價值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依靠專業素養，在開放的學術交流生態鏈中做各方人員的興趣聚合點。學術交流是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時，也供同質化群體對自我認知、知識脈絡和動態信息進行梳理的過程。科技的日新月異使得學術信息處于不斷變化中，時而還會受到膚淺或虛假研究成果的干擾。學者型編輯的身份要求編輯投身學術、，這有助于編輯更好地理解學術研究的內容，把握學科走勢以及亟須解決的難點問題，找到合理的選題角度，選擇學科聚合點。信息時代的專業數據是分散、無序、碎片化以及海量的。為避免雜亂無章，必須對海量的數據進行分析和挖掘，選擇有價值的信息，并將分散、無序的數據轉化成有序的數據，形成一個有內在聯系的復合體，才有利于專業數據的保存、檢索和發現。學者型編輯能夠依靠自身的問題意識和專業尺度，借助多種媒介手段，在知識發現平臺上進行資源查詢和收集，充分挖掘現有的知識、研究方法，并積累解讀、透視科技動態的能力，對討論和交流的內容進行總結，并通過學術交流生態鏈內部的協同、研討，與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完成科學研究、成果展示和學術再生。因此，學者型編輯能以熱點或難點問題為聚合點，將的文章和問題進行聚合，提高論文被發現和引用的可能，同時使知識更易于應用、發展和共享。第二，支持多級審核，保障學術交流生態鏈中信息的及時可靠性。為了使學者更充分地了解他人的工作內容，刊物有必要對論文的實驗過程、數據等進行全面、精準的詮釋。詮釋的方式可以是文字、圖像、音視頻、數據文件、附加文件等。總之，有學術價值的小數據、任何包含學術信息的整體或片段都可以成為學術傳播的內容。一方面，在對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進行采編時，除了如實記錄和反映參與者的創新性觀點和方法外，編輯還必須保證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實性。另一方面，在移動互聯網技術大發展的背景下，不少期刊提出以社群化運作為關鍵，以用戶需求為導向，實現學術期刊的轉型發展。但是部分研究成果收錄時已經嚴重過時，大量最新研究的價值因無法得到及時評價，而被完全阻擋在學術交流體系之外。兩者都要求編輯能在社群網絡中及時實現編輯、評審、等工作。學者型編輯能依靠自身的介入，通過對接知識庫或專家評議等方式，支持多級審核，及時整理、過濾、加工、各種科研素材，達到減少無關和虛假學術信息，可靠、完整地投放相關科研成果內容的目的。第三，重組知識結構，為學術交流生態鏈提供合理、程序化的共享知識。傳統的期刊出版模式使得學術交流的重心在科學研究的末端：成果展示。通過依附互聯網的社群、科研社區力量，雖一定程度促進了共享、合作，但并沒有很好地解決學術交流局限于已發表的論文和相關文獻的問題。從圖1可以看出，現代的學術傳播實際上是一個學術知識體系建構和管理的全過程，不斷涌現的新型出版形態導致信息資源的構成、傳播以及服務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首先，全媒體化能夠提供音視頻、數據文件、附加文件等更多附屬信息，使出版物本身的表現形式更為豐富。其次，多元化的傳播途徑可關聯更多學術資源，為知識服務奠定基礎。最后，互聯網的可交互性能夠分析用戶行為，并據此開展個性化服務。但是用視頻等多媒體形式展示論文、吸引讀者，深化和拓展同一主題、鞏固學術傳播效果，貼近知識服務群體，為受眾提供個性化服務，需要進行知識的可再生產、可再重組和可再發性發掘。同時，如果放任各種學術信息在各類媒體平臺上堆積，只會帶來巨量信息的無序聚合。學術交流的內涵決定其傳播不能以量多取勝，這只會降低學術傳播的影響力，其結果是得不償失。因此，期刊不僅需要依靠學者型編輯以學術為導向，對有價值的科研過程和成果給予確認、，還需要依靠學者型編輯通過適度地豐富、延伸知識產品，組織合理的傳播內容和途徑，全面提升學術信息的知識結構、傳播和利用方式。如此，才能更好地促進學術交流和刊物發展。

二、學者型編輯在刊物發展中的主體作用

摘要:目前，科技類學術期刊對社會熱點存在關注不足、響應不夠的現實問題。結合《中國環境科學》對社會熱點問題專題征稿的實踐，總結出實施所需4方面內容:了解與期刊相關的社會熱點問題、確立征稿范圍、建立征稿的快速響應機制和按約定時間刊出。并對專題征稿成效及其成功與不足進行了反思和總結，以為其他科技期刊的社會熱點問題征稿提供參考。

關鍵詞:科技類學術期刊;社會熱點問題;專題征稿;響應;關注

學術期刊以傳播科學研究領域新成果、促進學術交流、加快成果轉化，發現和培養科學人才、服務科學發展為目的，因此，學術期刊既是學術新思想匯集和交流的平臺，又是專業人士與決策群體中傳播研究成果、發揮政策影響力的有效載體［1－2］。學術期刊特別是科技類學術期刊要考慮社會效益，把承擔社會責任與自身發展結合起來［3］。然而，我國大部分科技類學術期刊從業者并沒有意識到學術期刊為社會服務的重要意義，對社會熱點問題關注不足，導致科技類學術期刊社會效益嚴重不足等問題［4］。如今，國家發出著力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號召。科技類學術期刊應當轉換辦刊理念，在關注現有內容的基礎上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本文結合《中國環境科學》幾次社會熱點問題成功約稿的實踐，探討學術期刊如何快速約稿，對社會熱點問題快速響應，進而實現科技類學術期刊的社會效益。

1專題征稿組織實施

1．1了解與本期刊相關的社會熱點問題。要做專題征稿，編輯首先要了解與本專業相關的社會熱點問題。通過關注行業網站、相關部委網站或公眾號，可以篩選出出現頻率較高、關注度較高的熱點問題。《中國環境科學》身處環保行業，主要關注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官網、中國環境保護網、中國環境報官網、綠色和平網站及生態環境部公眾號等信息來源渠道。這些渠道的信息非常多，甚至非常龐雜。編輯想要從中篩選到成功的征稿主題，既需要長期關注，通過分析取舍將零散的知識點串聯起來;又需要通過判斷，將信息在合適時機推出。2017年7月18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5］。2017年12月15日，原環境保護部官網刊載《關于〈限制進口類可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環境保護管理規定〉的公告》［6］。2018年1月，經過國內外各大網站對“固體廢物問題”文件的轉載，公眾對涉及洋垃圾的固體廢物問題有了廣泛的關注。編輯意識到“固體廢物”這個議題已經是社會熱點，確立了“固體廢物”這個議題。2017年2月20日，原環境保護部官網中國獲得202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的主辦權［7］的消息。2018年，生態環境部網站陸續了關于大會籌備方案、承擔單位等具體實施文件。2019年2月28日，生態環境部網站正式啟動大會籌備工作的通知。有媒體評論稱“生物多樣性”將成為環保領域新的關注熱點［8］。經過2019年兩會的部長問答及其他媒體的轉載，生物多樣性問題在短時間內受到環保行業的關注。因此，編輯部確立了“生物多樣性”這個議題。2016年9月，《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被正式印發。《綱要》要求在大力保護長江生態環境的基礎上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9］。2018年2月12日，原環境保護部官網通報稱，國務院已于近日批準了長09江經濟帶11省(市)生態保護紅線劃定方案［10］。2018年4月25日，主席乘船沿長江進行考察時強調，把長江生態修復放在首位，保護好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不能搞破壞性開發［11］。2018年12月10日，生態環境部在官網《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保護規劃》［12］。編輯部看到國家對于長江經濟帶環境問題的重視，于是確立了“長江經濟帶”這個議題。2018年7月6日，生態環境部召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全體會議，聽取全面深化改革和“放管服”改革工作進展情況的匯報，審議通過《“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方案》［13］。2019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方案》。編輯意識到“無廢城市”將成為這幾年固廢領域的熱點。另外，上海市于2019年7月1日正式實行垃圾分類。不僅上海，全國各地民眾對“垃圾分類”的關注度、參與度和討論度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編輯部確定“垃圾分類”作為新的熱點議題。

1．2確立主題征稿范圍。對應“固體廢物”這個熱點議題，圍繞“固體廢物”相關的“固廢處理技術、固體廢物管理、循環經濟”，編輯部在2017年12月與清華大學固體廢物研究所的相關老師展開聯合征稿活動。2018年2月初，《中國環境科學》網站和公眾微信號了專輯征稿通知。征稿時間3個月，共征集到相關稿件45篇，經過審理后最終錄用22篇。由于部分稿件達不到專輯刊發要求，需要返修，因此于當年10期和11期分別于專欄發表。經過此次專題征稿，《中國環境科學》不僅收獲了不少的高水平作者，而且部分作者轉化成了審者，擴充了期刊的審稿人數據庫。專題征稿做到了一次征稿，多個收益。有了“固體廢物”專題征稿的經驗，對于“生物多樣性”議題，在生態環境部2019年2月28日宣布“《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啟動后，編輯部在2019年3月8日迅速主題征稿，范圍涉及“生物多樣性理論和應用研究”。因為《中國環境科學》之前較少涉及生物多樣性方面的議題，所以征稿時間設定為5個月。最后征集到20篇相關稿件。經過審理，錄用8篇，并在2019年10、11、12期陸續刊出。針對之前確定的“長江經濟帶”和“無廢城市”這2個議題，同時于2019年3月8日在期刊網站和微信公眾號主題征稿啟事。“長江經濟帶”專題主要涉及與長江經濟帶環境保護相關內容的研究，征稿范圍涉及“長江生態保護紅線、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生態修復、生物多樣性、長江流域污染防治等”，征稿期限3個月，共收到28篇投稿。經過審理，錄用8篇，并于2019年11期起陸續刊出。“無廢城市”征稿范圍涉及“工業、農業固體廢物貯存處置，生活垃圾源頭減量和資源化利用，危險廢物全面安全管控”等細分方向，征稿期4個月，共征集稿件14篇。經過審理，稿件質量均達不到刊發水平。由于這方面的研究主題較為新穎，加上國家剛剛項目方案，稿件征集也遇到很多困難，因此還需要再接洽相關研究單位，落實稿件征集。對于“垃圾分類”這個議題，編輯部于2019年10月16日開始在期刊網站、微信公眾號及單位網站征稿啟事。“垃圾分類”這個議題內容涉及范圍較窄，之前鮮有研究者從事相關研究，考慮多方因素，最終確定“垃圾分類收集、處理關鍵技術，分類垃圾處理系統成本核算，垃圾分類運輸及處理過程的污染物排放監測分析，垃圾分類監督管理制度研究”等細分方向。征稿期設定為5.5個月，最終收到投稿19篇。經過審理，錄用5篇，按計劃于2019年7期刊出。

1．3建立主題征稿快速響應機制。征稿啟事發出乃至作者投稿后，編輯部要在安排好期刊正常出版工作的情況下，做到盡快處理、及時反饋。在2018年開展“固體廢物”專題征稿的時候，編輯部委托了清華大學固體廢物研究所的老師集中收稿。在征稿過程中，負責收集征稿的老師簡單篩選了符合征稿要求的稿件，在征集結束后統一轉到編輯部送外審。由于稿件征集時間為3個月，有的投稿作者3個月沒有得到處理意見，等外審意見返回時，作者已撤稿。吸取這次征稿的教訓，在其他專題征稿時，會提前在征稿啟事中提醒有意投稿專題的作者在文章題目前加上專題的名字，通過期刊的投稿系統進行投稿。這樣既可以區分哪個是專題來稿，也可以縮短稿件等待集中處理的時間，基本可以做到對專題投稿的文章及時處理。對于稿件的快速處理，編輯部只是解決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還得依賴于找到合適的審稿專家。在每次主題征稿開展前，編輯部會跟相關領域專家先溝通，了解其投稿或參與審稿的意愿。然后，經過網站公告、期刊微信公眾號及私下專家溝通，征稿消息在相關專業領域有了一定的熱度。在收到投稿后，編輯部就可以快速找到樂于審稿的專家，便于稿件快速審理。專題征稿一定要按照征稿啟事的時間約定按時出版。如果不能，要提前作出說明。在征稿過程中，很大一部分作者會打電話或發郵件確認專題的發表時間，這說明大部分作者是看中刊發時間才進行投稿。遵守時間約定按時出版對維持期刊聲譽也很重要。在我們的征稿實踐過程中，除了按約定時間出版，如果個別作者急于發表，可以提前安排知網優先出版，盡量保證發表時間短于正刊其他的時間。

科學研究數據應該公開分享已被科學界廣泛認可，實際上，科研人員也越來越多地引用數據庫中的數據集，例如，基于Scopus文獻列表和Databib數據庫的統計顯示，從1996年到2013年數據庫被引用次數的年均增幅為19%［1］。隨著人們對研究數據的發現和再利用的興趣增加，數據集以某種帶有質量控制和歸屬性的形式出版也日益顯得必要，數據發表和數據期刊也應運而生。本文通過對代表性數據期刊的學科屬性、出版方式、載文量演變、引證指標等進行統計和分析，全面梳理目前數據期刊的學術影響力和發展趨勢，并對國內外數據期刊出版政策進行調研，以期為我國數據期刊發展的途徑和措施提供參考。

1數據論文與數據期刊的緣起

數據是科研成果重要的支撐材料，從長遠來看，數據的價值甚至可能更高于其所產生的科研成果。科研人員越來越希望擁有訪問基于期刊文章結果數據的權限，以對數據進行個人探索并大規模挖掘，正因為如此，數據共享已經成為科研過程中利益相關者關注的焦點。早在2003年的《柏林宣言》中就已經明確將科研數據作為學術知識的一部分;2012年英國皇家學會也認為“未來真正能夠被利用的科學數據是以智能化開放數據為表現形式”，同時“敦促科研人員應該在合適的數據知識庫里存儲數據，讓人使用和驗證數據”;2017年7月，歐盟“地平線2020”計劃要求所發表的研究論文必須開放出版或在出版后存儲到開放知識庫。由此可見，科研數據的開放共享已經成為一種新興的學術要求和趨勢。在全球“數據共享與再利用”的大背景下，科研數據的存儲與管理顯得日益重要，對科研數據的傳播方式主要分為以下3種:1)數據(遵循版權協議的前提下將數據在網絡或其他媒介上);2)數據資料(以論文附件形式或將論文相關數據存儲在數據知識庫中);3)數據論文(以正式的期刊論文形式對實驗和觀察數據集進行描述)。隨著數據出版的發展，國際上有很多期刊都制訂了“科學數據共享政策”，數據期刊也應運而生。數據論文是正式的學術論文，遵從學術發表規范，接受嚴格的同行評議。數據論文與常規學術論文有很大不同:數據不是支持學術觀點的輔助性材料，而是論文主體，它并不重點報道基于科學假設和科學問題的研究結果，而是重點描述科學數據本身;發表的是可被檢索的元數據文件，用以描述單個或一組可在線訪問的數據集，其內容主要是對數據采集、獲取、處理等過程和方法的描述，不涉及對數據和研究結果的推論、發現以及假設論證，目的是讓科研群體更好地發現、獲取、理解、復用數據，并再次進行科研創新。數據期刊指那些致力于發表數據論文的期刊，其重在描述實驗和觀察數據，并有效整合傳統學術論文的內容和結構，力求在最大程度上促進數據重用，幫助用戶進行檢索和數據挖掘。數據期刊大致分為2種:一種是混合性數據期刊，出版數據論文的同時，也出版綜述、研究論文、會議報告等類型的文章;另一種是純粹數據期刊，其出版單元全部為數據論文。

2代表性數據期刊的特征分析

本文根據上述數據論文以及數據期刊的概念，對目前國內外已經開展數據出版的期刊進行調研，據不完全統計共有26種數據期刊符合上述特征。發表描述軟件以及其科學影響的軟件論文，刊發實驗過程中開發和使用的方法、材料的材料和方法論文的期刊，以及自創刊至今發表數據論文的數量小于5篇的混合性期刊均不作為本研究的重點對象。由表1可見，按照WebofScience(WoS)對期刊學科領域的分類，調研的26種數據期刊涵蓋了生命科學與生物醫學(10種)、綜合性(6種)、自然科學(地球科學、化學等5種)、應用科學(信息科學、計算機軟件2種)、藝術與人文科學(1種)、社會科學(2種)等多個研究領域。從學科分布來看，包含多個學科的綜合性期刊占比最高，有6種(23.08%)，包括《F1000Re-search》《DatasetPapersinScience》《ScientificData》《DatainBrief》《中國科學數據》《Data》。地球科學、氣象與大氣科學的數據期刊數量排名第2位，有4種(15.38%)，包括《EarthSystemScienceData》《GeoscienceDataJournal》《全球變化科學研究數據注冊與出版系統》《全球變化數據學報》。生物化學、基因遺傳與分子生物學學科有3種數據期刊，排第3位(11.54%)，包括《HumanGenomics》《BMCResearchNotes》《GenomicsData》。其他為:植物科學、生物與醫學、信息科學與機器人科學各2種;動物學、環境與生態學、農學與生物科學、化學、考古學、心理學藝術與人文科學各1種。在26種數據期刊中，有14種是純粹的數據期刊，專門發表數據論文，另12種是以數據論文作為子欄目之一的期刊，也收錄其他類型文章。目前對于數據論文的命名還未有統一的規定，各期刊根據自己的內容特點來選取名稱，對于科研人員在檢索數據期刊或論文的過程中可能會造成一些障礙。現有的數據期刊以Datapaper命名的最多，有13種;其次是以Datanote命名，有3種;以Dataset/數據集、Datadescriptor、Dataarticle命名的分別有2種;除此之外，還有Database、Genomedatabase、DatainBrief、Metapaper這幾種命名方式。對數據論文的命名不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數據期刊發表數據論文的內容差異，例如:Pensoft出版的幾種數據期刊發表的數據論文均被稱為Datapaper，其內容是對大的數據集的描述;《BMCResearchNotes》《GigaScience》發表的Datanote文章主要描述生物學、醫學、遺傳與分子生物學方面的數據集或數據庫，并且可以從關聯的數據庫中獲取發表的數據信息;《DatasetPapersinScience》發表的Dataset是對數據集進行描述的文章;《ScientificData》發表的Datadescriptor是對有科學價值的數據集進行概述的文章;《GenomicsData》發表的DatainBrief文章對基因組數據進行詳細的描述，并包括對試驗方法和質量控制分析的介紹;《HumanGenomics》發表的數據論文以GenomeDatabase命名，表明其文章內容均為基因組數據。本次調研的26種數據期刊均采取開放獲取(OA)的方式出版，其中個別不屬于全OA出版的期刊其發表的數據論文也可被在線免費獲取。數據論文的文章處理費用(APC)，除了《EarthSystemScienceData》等4刊目前是免費之外，其他數據期刊的APC為$127～3000。其中:≤$500的16種，占61.54%;$501～1000的3種，占11.54%;$1001～2000的4種，占15.38%;$2001～3000的3種，占11.54%。在出版周期方面，部分數據期刊打破了按照固定周期出版的模式，14種數據期刊只要數據論文通過同行評審，隨時可以在線發表。在26種數據期刊中，有10種被SCIE收錄，其中屬于純數據期刊的包括《GigaScience》等4種，2016年的影響因子分別為6.696、6.871、2.8和4.836，在10種數據期刊中分別排第1、2、5、8位，從影響因子指標的角度可見純數據期刊的影響力比混合數據期刊好。

3國內外數據期刊發展的現狀及出版政策

1999年美國生態學會(ESA)出版的學術期刊《Ecology》首次刊發數據論文，2001、2003、2008年OA出版商BiomedCentral先后創辦了《BMCPlantBiology》《HumanGenomics》《BMCResearchNotes》3種數據期刊，2008年Pensoft創辦了《ZooKeys》，但這5種均為混合數據期刊，只是將“數據論文”作為一個子欄目。2009年Copernicus創辦了一種純數據期刊《EarthSystemScienceData》，自此每年都有新的數據期刊創立。從2012年開始，數據期刊呈現快速發展態勢，2012—2014年間創刊的數量劇增，3年間共創辦了13種，占目前數據期刊總量的50%。我國第一種數據期刊是2014年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發行的《地理學報增刊》，該刊介紹有重要共享價值的科研數據，同時配合“全球變化科學研究數據注冊與出版系統”的運行。2016年，中科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創辦了《中國科學數據》數據期刊，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于2017年創辦了《全球變化數據學報》。從數據論文的發表數量來看，自2012年開始，數據數量平均每年以115.42%的比例增加，至2016年發表數量達到最高，為1616篇。從發表數據論文的總量(表1)來看，截至2017年《DatainBrief》發文量最大，為1553篇。為了實現數據的可利用，必須制定合適的數據共享政策及機制，以促使科研人員能夠有效地共享并利用數據。目前國際上一些有影響力的大型出版社紛紛對科研數據的存儲以及傳播提出明確政策，幾個典型數據期刊出版社的數據出版政策詳見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