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京市助殘類社會組織發展情況調研

南京市民間助殘機構，發展比較緩慢，機構規模小，力量薄弱，在承接政府職能轉移、發展社區公益、提供就業渠道與康復服務等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主要問題是：

首先，專業素質不高。機構管理者、義工、志愿者，大都未經過系統專業訓練，憑借愛心加入進來，靠發起人的熱情和事業心支撐。助殘組織社會認可度不高，高素質人才不愿意進來，專業社工以及受過較好訓練的志愿者，還是缺乏，因此，助殘項目實施效率比較低，模仿復制的多，開拓創新的少，殘疾人受益面不大，機構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

其次，殘疾人職業培訓未能開展起來。助殘機構的培訓，與就業機會缺乏銜接。以推薦方式對培訓者進行就業安置，效果并不好，如，鼓樓區愛心助殘協會，成立四年來，僅僅推薦成功5名殘疾人到企業工作。殘疾人就業難，是社會問題，民間助殘機構幫助解決殘疾人就業，重點是培育他們的就業能力。但多數機構的培訓，只能作為康復訓練，如串珠子、烙畫等，不能視為就業培訓，缺少系統的與培訓相配套的就業扶持計劃。

再次，機構籌款能力弱，缺乏造血功能。助殘機構的資金來源有以下途徑：會費、社會捐贈、服務收費、政府補貼等。目前，社會捐助的動力不大，政府的補貼有限，助殘機構籌資面窄，造成資金來源渠道不暢，嚴重制約助殘項目的開展。

二、關于專業知識的反思

（一）入駐組織正式化還是非正式化

摘要：我國自上改革開放以來，在深刻的社會變革推動下，政治、文化、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制度朝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反映出的社會矛盾日漸凸顯，經濟、環境、社會各方面的問題的對現存的社會管理帶來了挑戰。必須轉變管理理念和方式，從政府、社會幾個方面共同實現社會管理創新，以適應多元化社會的持續發展。

關鍵詞：社會管理創新；多方參與；自主治理

一、政府發展的邏輯——善治政府的建立

實現社會管理的創新，對政府來說，就是要實現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體制的改革，即善治政府，目的是為了應對日益復雜的經濟、政治、文化環境，在實現政府自身發展的同時承擔社會風險，提高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協調處理好社會關系，具體表現為有限政府和服務性政府的建立。有限性政府要求政府在處理社會問題時應對政府職能進行準確定位和全面把握，明確政府應當做和適度參與的范圍，堅持政府的有限參與。在經濟生活中，政府應該協調好與市場的關系，將自身定位在宏觀調控與市場監管上，從大局上把握經濟發展的方向，嚴格控制經濟交往中出現的違法違規行為；另外，要重視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協調社會管理的各個領域，適當分配政府管理的范圍，尊重社會管理的主體，共同發揮管理社會職能。同時，政府在為人民群眾提供物質文化上的需求時，也應該及時關注民眾的精神文明建設；保障民生，排除影響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只有人民安定，社會才能實現穩定，為一切社會發展打下基礎。以服務促發展，實現對社會的管理。有學者將服務型政府的建設表達為服務型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知識擴散，從一個較為嶄新的角度敘述了政府管理的創新。認為社會治理是政府和其它管理主體在一個操作場域中共同實現的，從服務型政府規則知識化（主權讓位于公共服務）、功能知識化（從官僚制組織到合作制秩序）、場域知識化（從中心邊緣結構到去中心化）和角色知識化四個方面講述了服務型政府知識化圖景，服務型政府影響社會治理的范式不同于政府的權力型影響，它是以服務促管理、以合作促發展的新形式。

二、社會組織管理創新的邏輯——互信機制的建立

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著重強調了多方參與、共同治理的重要性和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進一步深化了我國現階段社會治理的格局。要實現多方參與、共同治理的局面，就要捋順政府和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作為社會改革和發展的重要參與者，政府應該賦予社會組織的管理主體地位并尊重其獨立性，不能讓社會組織成為政府工作的附屬品；健全社會組織管理機制，完善管理社會組織的法律法規，從社會組織準入登記到日常工作職能的發揮，政府各部門必須協調一致，保障社會組織的合法性并促進社會組織內部的嚴密治理，加強自律機制；推進落實對社會組織的優惠政策，就是鼓勵社會組織積極與政府合作，承接政府職能或者購買公共服務，監督其民主性和專業性。對于具有代表性或國際經驗豐富的行業協會，重點支持并大力宣傳，鼓勵行業間的交流合作，建立行業間以及政府與社會組織間的互信機制，為社會組織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國內外環境以及堅實的政策保障和物質基礎。

三、社會發展的邏輯——自主組織和自主治理

社會體育志愿者自全民健身戰略實施以來得到了極大發展，在促進全民健身發展和全面小康的普及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筆者以“主題”為檢索條件，以“體育志愿者”為主題詞，在CNKI官方網站檢索近十年來有關體育志愿者的論文共計317篇，其中，與社會體育志愿者管理有關的文獻共63篇，通過選擇與社會體育志愿者及其管理有關的中外學術論文，整理分析社會體育志愿者管理研究述評。

1社會體育志愿者管理概念研究

1.1志愿者和志愿服務。有關志愿者概念的研究基本相似，其中較為系統的研究是肖金明等人，其對志愿服務的定義是：以自身體力、智力、技能等為他人和社會自愿提供服務，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的公益性行為，志愿者是志愿服務主要參與對象。

1.2體育志愿者與社會體育志愿者。體育志愿者主要提供體育服務，叢寧麗對體育志愿者的定義是：為了無償給參加體育活動的團體或者體育賽事的人提供服務，而自愿將自己的時間、體育技術和技能不計報酬地貢獻的人。社會體育志愿者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本文對社會體育志愿者的定義是：為推動社會體育發展，自愿將自己的時間、體育技術和技能等無償為社會體育活動提供服務的自然人。

1.3志愿者管理與社會體育志愿者管理。管理是管理者在一定環境下對管理客體通過計劃、組織、協調、控制、創新等職能實現目標的過程。高風塵認為，志愿者管理包括志愿者招募、項目開發、培養、培訓與激勵五個環節。本文對社會體育志愿者管理的定義是：以社會體育志愿組織規范化、制度化為起點，運用管理學方法對社會體育志愿者招募、培訓、激勵與評價等環節進行管理的過程。

2國外社會體育志愿者管理研究

2.1社會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管理研究。國外發達國家對社會體育志愿服務活動出臺了很多政策來保障社會體育志愿者的權益。例如美國的社區大都建有社區體育中心，體育配套設施齊全，政府負責各類設施的建設標準，并出臺相關的政策要求各州具體執行。在志愿服務的工作上有很多細節的尊重，注重發展社區體育志愿服務，并且學者研究發現完善社會體育志愿者應用數據庫管理系統，能夠高效選出真正有意愿并且有時間參與的社會體育志愿者，盡可能多收集志愿者申請人的基本情況和參與動機，更好地分類“核心”與“外圍”體育志愿者。綜上所述，國外社會體育志愿者的研究彌補了國內發展的空白，社會體育志愿者人力資源管理尚未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如何高效選出真正有意愿的體育志愿者并且更好地調動他們加入進來，使更多外圍志愿者轉變為核心志愿者。

摘要：當前，農村環境污染呈現面源污染和點源污染彼此疊加、工業污染與農業污染相互共存的特征，影響了農村各種生產要素的作用發揮，因而必須加強農村環境污染的治理工作，這也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基礎。實踐證明，單純依靠行政手段來解決農村環境污染問題，對農民的環境權益的保護不具可持續性，亟需構建適應農村現實情況的法律制度，從而促進農村社會的和諧發展。

關鍵詞：農村環境污染治理；公益訴訟；法律援助；排污權

近些年來，我國環境污染治理工作的重點傾向于城市，忽視了生活在廣袤農村地區的廣大農民的環境權益。農民作為環境弱勢群體，其環境安全正不斷遭受著各種顯性和隱性的威脅，這明顯有違權益公平的原則，究其原因在于農村環境保護法律制度的缺失。我國憲法的第26條將環境保護和防止污染上升到國家基本國策的高度，規定國家和各級人民政府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實行環境保護，且《環境保護法》中第16條至第23條也明確規定了各級人民政府要對自己管轄范圍內的環境質量負責。然而從實踐效果來看，將這些法律條文用于解決城市環境污染問題行之有效，但對于農村環境治理而言適用性不強，導致農村環境保護工作一直處于法律邊緣化狀態。因此，必須從根本上解決當前農村面臨的環境治理困境，建立起適合農村特點的《農村環境保護法》，以此作為我國農村環境保護和治理的基本法規，實現有法可依、違法必究，但本文認為在目前的立法過渡時期，面對嚴峻的農村環境問題采取一些有效的法律手段十分必要，進而為《農村環境保護法》的制定提供實踐依據。

一、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

環境公益訴訟是指當行政機關、企業組織或個人存在行政不作為或者違法行為，使得環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時，公民為了維護環境公益擁有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權力。然而，在2013年出臺的新《民事訴訟法》中，將原告資格限定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公民“個人”則被排除在外。同時，在農村環境公益訴訟中，由于面對著不菲的訴訟成本問題，且環境訴訟案件的審理目前尚處于探索階段，訴訟費用的承擔和分擔問題尚無定論，導致很多環境訴訟案件最終不了了之。另外，農村環境污染治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為對農村環境造成侵害的責任主體相對多元化，如造成農村河流污染的源頭可能來自于企業的工業廢水亦或農民的生活污水，或者兼而有之，證據的缺乏很容易導致真正的制污者最終逃脫法律的追究。因此，首先要拓寬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范圍。環境污染具有潛伏周期長、危害面積廣的特點，生活在鄉村中的農民對此自然是有深刻的感受，他們提起環境公益訴訟也是公民履行法定權利的應有之義。因此，我國法律有必要拓寬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的原告范圍，應囊括國家機關、社會團體、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使農民成為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提升他們參與農村環境保護的積極性；其次，降低原告的訴訟成本。訴訟成本過高往往會成為環境公益訴訟的最大障礙，導致很多案件最終選擇了息事寧人。因此，降低原告的訴訟成本很有必要，政府應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基金，并制訂配套的基金管理辦法，以支持農民發起環境公益訴訟，保障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功能的有效發揮；最后，完善環境公益訴訟證據制度。在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中，如果原告因為技術原因及經濟原因等無法收集到足夠的證據，法院可以對原告的申請進行審查，對符合條件的簽發具有法律效力的證據收集令，規定相關的企業、法人、公民及其它社會組織有責任如實地提供相關的證據資料，如拒不配合則可依法追究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應該注意的是，要對證據收集的主體、客體、范圍和程序等做出明確的規定，以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二、建立環境法律援助制度

目前，我國農民已成為環境糾紛中的弱勢群體，無法保障自己在健康、安全和舒適的環境中生產和生活，在與強勢的排污者進行協商和談判的過程中處于劣勢，同時相較于城市居民而言，在環境保護資源供給不足的同時也阻止不了城市的污染轉移。加之現行的環境保護法律在保障農民環境權益方面還十分薄弱，導致他們在法律活動中處于非常不利的局面。總體而言，環境保護法律具有明顯的城市中心主義特征，不能充分反映農村和農民對環境污染控制及生態保護的要求，在基于環境公平和環境正義的前提下，迫切需要借助法律援助手段來滿足廣大農民在環境污染中的利益訴求，這也是建立法治社會與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目前尚處于起步和探索階段，導致環境法律援助工作進展緩慢。因此，首先要制定專門的《法律援助法》。為了確保農村法律援助制度的順利執行，應制定《法律援助法》并在其中以條文形式對農村法律援助的對象范圍、援助程序和資金使用等進行規范；其次，設立專門的農村法律援助機構。可以建立農民法律援助中心等類似援助機構，并規定其援助范圍應包含農民的環境權益保護，通過為農民提供法律咨詢和文書等服務，引導和幫助農民依法維權；再次，設立環境法律援助基金。環境法律援助基金的來源以政府財政撥款為主，同時通過輿論引導等手段吸引社會捐贈，進而拓寬資金的來源渠道，減輕農村法律救助機構的經營壓力；最后，強化合作意識。農村法律援助機構應與工會、律師事務所、公證處、基層法律服務所等相關組織進行密切合作，進而減輕工作量、擴大覆蓋面，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順利開展。

摘要:

網格化社會管理作為社會管理改革的新模式，實現了社會管理的有益探索和創新。淄博市作為山東省推進網格化社會管理工作的先進城市，在網格化管理上積累了一定經驗。針對網絡化社會管理的新問題，文章從圍繞構建多元治理主體格局，提升網格的服務功能，完善網格化管理的體制機制，促進信息平臺互通互聯等方面提出了完善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

網格化社會管理;完善;淄博

一、淄博市網格化社會管理的主要做法

1．科學劃分“四級”管理網格

淄博市依據兩個原則來劃分網格:一是網格的規模大小。目前，淄博市網格化管理以鎮(街道辦)為主體，實行鎮辦、片區、村居(社區)、基礎網格“四級網格”的劃分模式。自然村居按照100戶到300戶的規模劃分;在城區依托社區、街巷、樓棟，按照500人到1500人規模劃分。例如，淄川區將軍街道辦共劃分為1個鎮辦網格、4個片區網格、18個村居網格和118個基礎網格。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各級網格15183個。二是網格的管理內容。以網格為單位，綜治、維穩、公安、司法、信訪等17個職能部門的管理職能延伸入駐。同時，根據網格管理內容，按照“一格三員”的標準，每個基礎網格配備網格長、網格管理員、網格派駐員三類人員，將機關干部、村居黨員等各種力量下沉到基礎網格，充實基層工作力量。

1社會體育組織研究文獻年度數量走勢分析

在對社會體育組織研究文獻的檢索中，依據研究的需要，將與“社會體育組織”含義相同或相近的詞條“體育組織”“體育社團”“體育協會”“體育基金會”等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NKI網絡版）收錄的CSSCI和核心期刊文獻中進行篇名項的精確檢索，不設遠端時限，以2013年12月31日為時限近端，經逐條查看檢索結果，排除掉重合項以及無關的大量文獻條目，最終獲得321條與社會體育組織相關的研究文獻并進行統計分析。可以看出，1999年前總體研究數量較少，到1999年開始有了明顯的增幅，從2000年到2007年，社會體育組織研究的文獻數量一直處于平穩上升趨勢，2008年出現爆發式增長，2009年、2010年微幅下調并逐漸趨穩，直到2013年，研究數量再次明顯增長。除北京奧運會舉辦后2009年、2010年出現下滑外，整體曲線呈現明顯上升趨勢。這充分說明社會體育組織的研究非常活躍，仍處于當前體育學界研究的熱點范疇。從圖1的曲線中還可以看出有2個年度屬于增長高點，分別是2008年和2013年。2008年相對于2007年文獻數量增加了19篇，這與我國舉辦2008年北京奧運會有直接的關系。在2008年，國家組織了一系列科研論文報告會，在宣傳力度、重視程度、資助程度等方面都較以往高出很多，因而大大地激發了體育研究領域學者的科研熱情，大量的研究成果在這一時間涌現出來，于是出現了文獻研究數量“噴涌式”增長的現象。這其中不僅包括“社會體育組織”的研究，其他體育類的研究文獻也都在這一時期迅猛增長。從文獻增長的研究領域來看，主要增加的是社會體育組織管理、學校體育社團以及賽事組織等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研究的領域明顯得到拓寬，出現了對體育組織進一步細化研究的趨勢。另外，組織發展、組織現狀、國際體育的研究篇數也略有增長。2013年與2012年相比，研究文獻數量也增加了6篇，其增長明顯的是現狀和管理方面的研究，覆蓋的領域也有所擴大。縱觀社會體育組織的研究文獻，其增長的領域和成果出現的時間完全契合我國政策熱點和重要體育事件，如“奧運會”“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公共服務建設”等。總體來看，社會體育組織的功能、社會體育組織文化建設、社會體育組織與公共服務關系等方面的研究文獻數量增長比較明顯，且管理和發展方面的研究總量都比較大，研究的面也在不斷地拓寬和細化。當前，國家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進一步明確了社會組織的地位和作用，因此，這必將成為社會體育組織研究的新熱點。

2社會體育組織研究的追溯

從文獻檢索的結果來看，體育組織研究的早期，方瑸對蘇聯的體育組織進行介紹，該文發表于當年《蘇聯問題參考資料》第2期，文中描述“蘇聯管理體育運動的最高機構是全蘇體育運動委員會，它是屬部長會議管轄的……除了各級體委行使職能之外，在開展體育工作上，蘇聯的社會體育組織確實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蘇聯的社會體育組織主要是志愿體育協會和單項運動協會。”并且方瑸從40個志愿者體協中的10個行業系統志愿體協選取了7個影響最大的做了簡單描述，包括了公安系統、工業系統、大學生、中小學和技校、鐵路、水運系統等。1987年上海體育學院葛利等翻譯了美國人W•H•弗里曼發表于《PhysicalEducationinChangingSociety》的《美國社會體育組織簡況》一文，介紹了美國存在的社會體育組織及其構成的基本概況。從總體情況上來看，在20世紀90年代前我國對體育組織的研究均停留在對美蘇體育組織的構成內容。對國內社會體育組織研究首見于報端的是李存章對民間體育組織的研究，其在1991年《體育文史》第6期刊登了《艱苦創業六十載———記我國近代民間體育組織“廣東梅縣強民體育會”》，文中敘述了“強民體育會”的創立與發展歷程，在抗日戰爭中所做的貢獻，以及對體育人才的培養。這篇文章對于我國民間體育組織的研究開創了歷史性的先河，為組織和豐富群眾體育活動提供了建設性參考依據，也為各地學習和創建體育組織提供了史料借鑒。20世紀90年代起，我國有關社會體育組織的研究逐漸加速，起初的研究還主要是建國早期以及歷史上體育組織的研究，直到1996年起，我國才出現了對新興體育組織的一些研究，如續川于1996年在《體育文史》發表的《關于我國體育組織體系改革的思考》，吳世英于1998年在《廣州體育學院學報》發表的《中國社區體育組織文化分析》，劉明生于1999年在《上海體育學院學報》發表的《上海市社區體育組織現狀及發展對策》，李建國于1999年在《體育科學》發表的《城市社區體育組織結構“小型化”探索》等。這一時期社會體育組織的研究出現了研究領域逐漸拓寬、研究視角多樣化的趨勢和特點，而也在此時，“社區體育組織”研究出現了第一波熱潮。

3社會體育組織的研究內容分析

從體育界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學界關注該問題大致可分為以下3大方面。

3．1社會體育組織的基本理論研究

社會發展中的金融法與環境法問題經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批準“，社會發展與法律改革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09年10月17～18日在復旦大學召開。此次會議由復旦大學法學院、復旦大學醫事法中心、復旦大學民商法學科主辦。來自俄羅斯莫斯科大學、德國洪堡大學、英國班戈大學、日本神奈川大學、韓國西江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政法大學的知名教授以及復旦大學部分教師40余人參加了會議。會議收到學術論文30余篇，圍繞“社會發展與法律改革”的主題，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討淪，是一次高層次的學術研討會。   此議題研討由復旦大學法學院楊心宇教授、王全弟教授主持，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吳宏偉教授評議。主要論文包括：   （1）俄羅斯前總理、俄羅斯聯邦審計院秘書長、莫斯科大學國家審計學院院長S．M．沙赫賴（ShakhraySergey）教授作了《國家審計與社會經濟發展的效率》的報告。他認為，國家審計是在有限的社會資源條件下國家優化解決社會經濟任務的工具，它以公民監督國家效率的機制合理取代了幾個世紀以來國家監督個人行為的制度。作為現代社會的監督制度之一，它提出了社會經濟改造中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問題，特別重視分析各種改革與戰略的社會代價。國家審計制度是一項轉向新經濟類型和高水平社會發展的前提手段。   中國學者評論認為，俄羅斯的審計制度對于俄羅斯的反腐敗有重要作用。國家審計制度從學術角度來說是憲政的視角，值得中國學者研究與借鑒。   （2）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系主任A．K．戈利琴科夫(GolichenkovAleksandrKonstantinovich)教授作了《生態立法的新的法律編纂》的報告，介紹了俄羅斯生態立法的主要任務、結構、主要途徑(跨部門的法律編纂)、法律部門的區分與整合(環境保護法與自然資源法區分整合后形成生態法)、法典制定者必須解決的問題，認為生態立法改變了環境保護活動的法律基礎，將會促進向清潔技術轉化并保障國內經濟在高生態標準下進一步增長，促使建立真正的國內生態安全體制。中國學者討論認為，俄羅斯將環境保護法與自然資源法整合為生態法，這種跨部門的綜合性的立法，即社會法的產生，值得我們研究。   （3）英國班戈大學法學院院長德莫特•卡希爾(DermotCahill)教授就其論文《歐盟內歐洲法院在公共采購領域對透明原則的運用》發表了演講，介紹了歐盟在公共采購領域的一些最新發展，歐盟法確立了公共采購領域的透明原則及非歧視原則。歐洲法院（ECJ）的諸多判例已經對27個歐盟成員國不透明的公共采購現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強化了透明原則，產生了擴大適用非歧視和透明度一般原則的結果。英國法院遵循了歐洲法院的司法判例，以致幾乎所有該論文討論的新近案件中，公共機構都被認定為違反了歐盟法律或一般原則。中國學者結合金融危機及中國的政府采購，與克希爾教授探討了多層次的金融監管問題。   （4）復旦大學法學院朱淑娣教授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與金融規制法研究》為題作了演講，以利益平衡為視角，探討了中國金融領域的重大問題。朱教授指出，金融規制法律規范的評價標準主要包括規制發生的正當性、規制的合理限度和規制的法律控制3個方面。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的金融公法   2社會發展與侵權責任法改革   規制主要目標包括：雙向兼顧性目標、利益平衡化目標和全球化貢獻目標。會議還收到復旦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提交的論文《金融危機的法律思考》，俄羅斯的S．G梅德維杰夫教授提交的論文《俄羅斯聯邦銀行儲蓄保險制度》，探討了相關中、外金融法律問題。此議題的研討由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高富平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法學院段匡教授評議。   主要報告有：   （1）中國民法學會副會長、復旦大學醫事法研究中心、民商法學科負責人劉士國教授作了《中國侵權責任法制定中的爭論問題》的主題發言，向中外學者介紹了中國侵權責任法的立法進程等基本情況，著重對以下幾個立法中的爭論問題及主要意見予以介紹和評述：①侵權責任法調整的社會關系，是否僅規定侵犯民事權利，是否再規定侵犯利益；②關于統一死亡賠償金的規定；③關于要不要規定國家賠償責任；④關于責任能力和行為能力的關系；⑤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責任是否規定礦害等工傷事故責任；⑥樓上拋擲物傷人找不到加害人可否由相鄰人賠償的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劉士國教授認為：①侵權法調整的就是侵犯絕對性民事權利產生的社會關系，法與法律有區別，即使法律沒有規定的權利，也可能存在于社會生活規則中，那就是法律之外的法涉及的權利，反對對利益作出特別規定。②統一死亡賠償金標準是大勢所趨，有利于保護受害人。③主要從性質上說，國家賠償是國家與公民之間的平等關系，就此，侵權責任法應作規定。鑒于國家賠償法是民法的特別法，侵權法僅規定一條就可以了，表明這是侵權責任的一個類型及賠償的性質，具體條文由國家賠償法規定。④采用責任能力規定是正確的和必要的，這涉及侵權法和民法通則相關規定的改革。監護人責任應以被監護人無責任能力為條件，如被監護人有責任能力，被監護人應承擔責任，不能賠償的，由監護人承擔補充責任。前者，是直接責任。侵權法以救濟受害人為主要目的，也有教育、預防的功能，未成年人有過錯，應予批評教育，甚至責令賠禮道歉。⑤侵權法應規定礦害事故的使用人因違反對被用人的安全保障義務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而且不限礦害，凡使用人對被使用人違反安全保障義務均應承擔民事責任。⑥樓上拋擲物傷人找不到加害人不應由相鄰人賠償，法院不宜以共同危險行為或公平責任加以判決。加害人不明，公安機關應予立案偵查。   如仍不能確定加害人，公安部門可會同民政部門，對嚴重受害者實行社會救濟。此外，受害人仍可依醫療保險減輕所支付的醫療支出，保險制度已對此具有救濟功能。   對于中國侵權法的制定，外國專家饒有興趣，就諸多問題與劉士國教授進行了探討。#p#分頁標題#e#   （2）韓國西江大學法學專門大學院長嚴東燮教   授以《韓國制造物責任法》為題，介紹了韓國制造物責任法的概要內容、制定該法以后韓國案例的動向，指出了該法的缺陷，提出了如下修改完善的建議：應對“缺陷推定”作明文規定；《制造物責任法》適用范圍應當包括預售公寓的缺陷責任；應明確規定免責事由“法令制定的標準的遵守”中的“法令”局限為強制性的；法規條文應更明確。   （3）華東政法大學張禮洪教授就其論文《對侵權行為過錯認定標準的新認識》作了報告。他以《阿奎利亞法》中關于過失的原始文獻為基礎，對完善現有的過失判斷標準提出了建議：侵權過失的判斷標準以客觀過錯為基本原則，即過失是對行為人沒有盡一個理性善良的人的義務，預見或者預防自己行為的后果進行的。過失的存在以存在不法行為、侵權行為和損害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為前提。過失概念本身就蘊含了因果關系。過失的存在以行為人是否盡一般人應采取的謹慎義務為標準，但是，還應根據社會的一般認識，以造成損害的危險是否由行為人所知或者被害人是否根據自己的意志將自身處于一個不應處于的危險區域來判斷行為人的過失。   （4）復旦大學民商法學博士生王淑華作了《未登記過戶之機動車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責任主體的確定》的發言，她認為我國《物權法》對機動車的物權變動采用登記對抗主義，機動車所有權自買賣交付時發生移轉，登記過戶僅是買受人據以獲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不屬于物權變動不得對抗的“第三人”范疇。轉讓交付但未辦理登記過戶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損害的，應由對機動車享有運營支配權和運營利益的機動車實際所有人承擔賠償責任，登記的所有人一般不承擔賠償責任，除非其對于交通事故的發生具有過錯構成侵權行為。會議還收到復旦大學民商法學博士生王康提交的論文《機動車交通事故共同侵權損害賠償中的保險責任研究》。   3社會發展中的醫事法律問題   此議題的研討由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韓長印教授主持，復旦大學王全弟教授評議。主要報告有：   （1）日本神奈川大學法科大學院森田明教授作了《日本醫療訴訟與醫療的法制度的動向》的報告。   通過一些具體的案例，介紹了日本國內患者權利運動的發展、重大醫療事故訴訟持續增加的特點以及最新的法律制度的施行：產科醫療補償制度、對因出生時的原因造成的腦性麻痹患兒的無過失補償制度、醫藥品副作用受害人的無過失補償制度及預防接種被害人的補償制度。   （2）復旦大學法學院姚軍副教授作了《醫療事故侵權責任范圍的正確確定》的演講，他提出，作為法治社會核心價值的社會公平的核心內容，要求行為(或責任)人對己方行為及其不良后果承擔(法律)責任(即法律上對己不利的后果)。在具體承擔法律責任時，它又意味著責任人僅對由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擔責任，而不應對超出該不良后果部分負責；同理，基于該核心價值(也是諸法的基本原則)，醫療事故的責任人也只應對其行為所造成的后果承擔侵權(賠償)責任，立法即司法上不應強迫其承擔超出該后果的責任。   （3）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滿洪杰從比較法的角度進行了《人體試驗侵權責任研究》的發言，建議我國應當構建獨立于醫療過失責任的人體試驗侵權責任制度。人體試驗侵權責任應適用過錯責任原則，但可以在對過錯的舉證上采取舉證責任倒置。在因果關系問題上，應當采取相當因果關系、倒置。在因果關系問題上，應當采取相當因果關系、疫學原理因果關系以及因果關系推定理論來進行綜合判斷。   （4）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李燕以《雙性兒童性別確定的法律問題探究》為題，提出雙性兒童并不是不正常的，當前醫學界普遍施行的、經父母知情同意而為雙性兒童確定性別的性別再造手術，并不符合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性別確定應是兒童自己的憲法權利，父母對子女性別再造手術的知情同意權與雙性兒童自己的憲法基本權利相沖突。法律應承認男女二元性別體系外的第三種性別，雙性兒童的性別確定應待其長大后自己決定。   韓長印教授評議認為，醫事法的研究提醒學者注意到平時不為大眾所關注的處于弱勢群體的少數人的權利，也提醒學者們思考我們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法論問題。由于醫事法內容的中外共同性，中外學者就醫療過失認定、損害賠償、醫療訴訟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4社會發展中的其他民商法律問題   此議題的研討由人民大學法學院吳宏偉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段匡教授評議。主要論文有：   （1）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法學院萊因哈德•辛格(ReinhardSinger)教授作了《變遷中的民法典的社會模型》的報告，介紹了社會模型的概念和它作為法律發展因素的功能、在19世紀私法秩序的社會模型的發展以及德國民法典的社會模型的變遷，提出了現代私法中的民主化和社會國家化、告別契約法中形式自由倫理模式，強調程序的和實質的合同正義，強調了民法的社會責任。   （2）復旦大學法學院王全弟教授所作報告《兩岸擔保物權比較研究論綱》，就如何確立保證債權獲得完全清償的制度，比較了2007年3月中國大陸《物權法》與臺灣地區在2007年3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的擔保物權修正草案，在擔保物權的追及力、擔保物權的實行期間、抵押權順位、動產抵押、最高限額抵押、權利質權和商事留置權7個方面對大陸地區和臺灣地區的物權制度進行了比較分析，提出有利于兩岸發展及法律相互借鑒與完善的建議。   （3）復旦大學法學院胡鴻高教授作了《中國企業并購及其法律改革》的報告，介紹了中國企業并購及其法治演進歷程與特點、中國企業并購的模式、企業并購突出問題與法律改革。胡教授呼吁，企業并購，不僅應當有利于國家安全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而且要實行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加強信息披露法制，增加透明度，保障中小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還應當特別關注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在企業并購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益，保護環境、防治污染，發展社會保障公益事業，建設和諧社區與社會。目前當務之急，在于通過法律改革，明確企業社會責任的范圍和實現機制，倡導和激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p#分頁標題#e#   （4）復旦大學法學院何力教授作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法律問題及對策》的演講，指出中國的資源特需改變了世界資源供求格局，闡述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進展，分析了經濟主權和資源主權成為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法律障礙，分析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環境法和政治動亂問題，最后就中國海外資源投資保護的法律對策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5）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蓋威作了《社會組織在我國協商治理模式中的地位與功能》的論文發言，建議進一步完善立法、修定民法通則、明確規定社會團體法人和非法人團體，盡快制定社團法、修改現行特別法增加法律責任的規定，進一步扶持社會組織的建設和發展，淡化一些社會組織的行政色彩，轉變政府中心主義治國理念，確立以民為本、以市民社會和市民組織活動為導向的治國之策，進一步完善協商治理機制。   （6）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法學院托馬斯•萊塞爾(ThomasRaiser)教授作了《合同與合同法》的報告，俄羅斯A.Sherstobitov教授向會議提交了《關于俄羅斯聯邦民事立法修訂的構想》的論文，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韓偉、王森波分別提交了論文《斯多葛派的倫理哲學與羅馬法的轉型》、《必亦正名乎?———美國加州同性婚姻立法風波透析》。

從歷史經驗來看，司法保護、行政保護、社會組織保護、權利人私力救濟構成了版權保護的四大體系。每次應對因應重大信息技術變革而帶來的各種版權問題時，通常也慣于從這四方面尋找出路。但于當下的學術期刊自身而言，其能力范圍所能發力的領域主要還在私力救濟層面。面對融媒環境中的諸多版權保護之困，學術期刊至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尋找突圍之路。

1.增強意識：版權是“命根”

與新媒體相比，紙質學術期刊雖具有利于深度學習閱讀的優勢，但隨著電子閱讀器技術的不斷進步，這種優勢不再為其獨有，各種類紙質閱讀感的設備正在逐步升級優化，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已將其作為主要的學習閱讀工具。從長遠來看，紙質學術期刊在載體上沒有優勢可言，學術期刊雖然有長年積累的品牌優勢，但最大的優勢還在于擁有大量高質量的專業內容。高品質的專業內容是支撐品牌的基礎，沒了它，品牌自然也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然而，誠如前文所述，如果版權保護防線丟失了，學術期刊的內容優勢也會失去，廣大學術期刊也可能重蹈報紙的覆轍，成為網絡媒體的“免費奶媽”。因此，融媒環境下，學術期刊們應該樹立版權是“命根”的意識，認識到版權是生存之基和發展之源。面對時下版權侵權可能帶來的一時蠅頭小利，如被網絡媒體非法轉載引來的社會關注的提高，應該持有足夠的警惕，切莫貪小失大。試想，如果優質的內容都無償在網絡媒體刊出了，長此以往，誰還會看紙質學術期刊，紙質學術期刊還有何存在的價值。

2.自我規范：建立完善版權管理機制

有條件的單位可設立版權部門，專門管理相關版權工作。對于存量論文的版權信息做必要的補齊、歸類、入庫、數據化等工作；對于增量的論文，通過合法無爭議的方式獲取版權，盡可能與作者簽訂書面授權協議；在通過“用稿聲明”方式獲權時，盡力遵循格式合同簽訂的自愿、公平的原則；在要求作者承擔責任時增設對價條款，使作者也享受相應的權利，如在要求作者轉授信息網絡傳播權時，承諾在權利的使用中，作者也享受一定收益。加大員工版權培訓力度，增強版權意識。自身不主動侵權，在修改論文時必須征得作者同意，作者不同意不能發表；沒有獲取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論文，若要在網絡使用，如將論文轉發至微博、微信公眾號時，須得到作者的許可；對于侵權行為不回避、不放任，積極維權，有條件的可以采取技術保護措施，給論文進行加密技術、水印加載技術處理，阻止和追蹤侵權行為。積極挖掘版權衍生價值，介入現代的版權運營，如利用品牌影響和掌握的作者資源開展商業性的行業學術教育培訓，主動與新興數字出版商，如百度文庫、360圖書館、愛學術、道客巴巴等新興的知識在線平臺進行合作。針對“免費分享”版權文化，可嘗試讓網絡用戶免費試用，但通過與學術期刊新媒體運營商搭建各類新型的內容平臺來創收，如參與建立目前在國際非常流行而且實踐效果不錯的開放存取（OA）開放出版平臺，推出類似國內知乎、問答等模式的行業性知識付費平臺等。

3.建立聯盟：形成抱團取暖的集聚優勢

小弱散是我國學術期刊的最大不足，也成為影響學術期刊版權保護能力不足的根本因素。尤其面對大型網絡服務商的侵權時，完全處于弱勢地位。如何解決，短期之內值得考慮的路徑是，建立學術期刊版權保護聯盟，整合資源，集體行動，形成抱團取暖的集聚優勢。聯盟組織合力推動學術期刊相關版權法律的完善。對關涉學術期刊媒介融合的關鍵法律障礙加以排除：①對于沒有獲得作者信息網絡傳播權授權的存量作品允許學術期刊網絡使用時可以“先使用后付酬”。②對于“孤兒作品”在提供確鑿證據證明其是“孤兒”身份的前提下可以在現行網絡使用。③主張學術期刊對論文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部分分享權。即在論文的網絡使用中，須經得作者和學術期刊的共同許可，因為許多學術論文如果不經過這樣知識再生產的熔煉，是不能發表的，或是不能以很光鮮的狀態公開發表的，特別是核心、權威期刊上發表的高質量論文，期刊及編輯發揮了重要甚至決定性的作用，這是學術界的共識。簡單說，論文的知識生產不單是作者的創造，其中也有學術期刊的大量辛勤付出。集中對成員的版權侵權問題進行維權，通過群體維權行動，產生社會公益影響，進而納入行政保護的范圍。版權的行政保護具有效率高、威懾力大的效果，也是我國所特有。但是其所針對的保護客體，要求是有一定社會影響的侵權活動。單一學術期刊的版權遭受侵權時常很難借助這樣的手段，但聯盟成員的眾多類似案件則可以為版權行政執法部門所關注。此外，聯盟組織還可以主動與相關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聯合，搭建堅固而通暢的版權授權橋梁，監督促使科學版權價格評估機制的形成；展開相應的版權培訓和宣傳，推動學術期刊版權素養的整體提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