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家族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隴右傅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相當活躍的一支北方大族。他們在政治方面簪纓不替，爵位蟬聯，顯赫于當時政壇，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詩文相繼，榮耀于當時文壇，對社會的影響巨大。本文對隴右傅氏家族文化的研究現狀、研究的主要問題與研究重難點、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研究的學術價值與理論意義進行了梳理與回顧，并展望了未來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方向。

【關鍵詞】

隴右；傅氏家族；家族文化；研究綜述

家族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家族———國家”的“家國同構”模式是宗法社會的基本社會政治模式。家族文化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不容忽視的現象，在中國文化，乃至政治、社會諸方面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世家大族、高門甲族有學術文化的底蘊，一脈相承的文化傳統以及杰出的文化個體，所以他們往往是時代文化、地域文化的創造者、傳承者。隴右傅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相當活躍的一支北方大族。他們顯赫于政壇，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詩文相繼，在當時社會上的地位不可低估。通過對隴右傅氏家族的遷徙、政治動向、詩文創作和思想學術傾向的研究，可以揭示漢魏六朝家族文化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折射出時代的側影，同時可以探究隴右地域的傳統文化。

一、隴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現狀與趨勢

隨著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引入，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者開始致力于家族研究，代表成果有呂思勉《中國宗族制度小史》，陶希圣《婚姻與家族》，高達觀《中國家族社會之演變》，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旺族》，費孝通《鄉土中國》。這些著作對我國古代的家族文化進行了奠基性研究，其研究成果不僅涉及單一家族，而且涉及分朝代或通代的家族制度研究。尤其是陳寅恪先生率先運用“地域———文化———家族”之法治中古史、中古文化及文學，其著作《隋唐制度淵源論略》《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金明館叢稿初編》及《金明館叢稿二編》對研究中古家族文化有開山之功，啟發學界良多。另外，錢穆先生亦著力于家族角度研究中古文化，其文《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中具體概述了世家大族在中古歷史文化中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代一切學術文化，必以當時門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當時一切學術文化，可謂莫不寄存于門第之護持而得傳習不中斷，亦因門第之培育，而得生長有發展。門第在當時歷史進程中，可謂已盡其一分之功績”［1］。錢穆在中古家族文化研究方面影響深遠。后繼者又有唐長孺、岑仲勉、王仲犖、毛漢光、余英時等先生，以及外國學者池田溫、谷川道雄、崔瑞德等在家族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果。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家族文化與文學研究成為史學界與文學界共同關注的議題，此方面的研究漸趨繁盛。史學界有徐揚杰《中國家族制度史》、馮爾康等《中國宗族社會》及常建華《宗族志》，這些通論性的著作均對中古家族文化進行了專題研究［2，3］。另外錢杭《中國宗族史研究入門》，為研究入門手冊，將家族史的基本概念梳理得極為精準［4］。而斷代家族史以及家族史個案研究的學術成果則更多，如李卿《秦漢魏時期家族、宗族關系研究》、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王永平《六朝江東士族之家風家學研究》與《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岳慶平《漢代家庭與家族》、閻愛民《漢晉家族研究》、陳爽《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方北辰《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楊際平郭鋒與張和平《五———十世紀敦煌的家庭與家族關系》、葉妙娜《東晉南朝僑姓高門之仕宦：陳郡謝氏個案研究》、郭鋒《唐代士族個案研究———以吳郡、清河、范陽、敦煌張氏為中心》等［5～9］。并且，周一良先生在《〈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評價》一文中指出，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中，近年來日本和西方的學者喜歡采用社會學和民族學的方法，往往對魏晉南北朝的某些世家大族作所謂的個案研究，如矢野主稅氏有《張氏研究》《鄭氏研究》，丹羽兌子氏有《關于魏晉時代之大族旬氏》等。這些成果都彰顯了家族研究在史學領域內的繁榮景象。文學界也同樣碩果迭出，如曹道衡《蘭陵蕭氏與南朝文學》、劉躍進《門閥世族與永明文學》、程章燦《世族與六朝文學》、李浩《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與《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杜志強《蘭陵蕭氏家族及其文學研究》以及姚曉菲《兩晉南朝瑯邪王氏家族文化與文學研究》等，這幾部專著都是從家族角度來研究中古文學、文化，功莫大焉［10～13］。漸次，研究家族形成、傳承、變異和消亡的歷史過程與規律，以及從家族角度研究士族、世族及中古歷史所蘊含的傳統文化精神成為學術界的熱議。關于傅氏家族文學文化的研究，20世紀初中期已有對傅氏家族人物的個案研究，出現了如周春元《傅玄之經濟思想》、張岱年《〈物理論〉和〈傅子〉是否一家之學》及王云五《傅玄的政治思想》等文章。到七十年代，趙光勇《傅玄論》開始對傅玄進行了綜合研究［14］。80年代以后出現了高新民、朱允校編的《傅玄〈傅子〉校讀》、王會紹等《傅玄陰鏗詩注》、王繪潔撰《傅玄及其詩文研究》、高新民《傅玄思想研究》、魏明安趙以武著《傅玄評傳》、劉志立《〈傅子〉評注》等令人矚目的研究專著［15～20］。相關研究論文也頻結碩果，且內容涉及廣泛，有籍貫、家世、生平與其生活時代的考論，又有關于傅玄文獻的整理編注，也有對《傅子》及傅玄詩文的研究，還有的學者探討了傅玄個人的學術思想等。另外，傅氏家族的傅咸、傅亮也受到研究者的一些關注，有孫寶《傅咸家風與魏晉文風流變》、張亞軍《北地傅氏與傅亮》等，趙茂林、張明華及馬黎麗等對傅咸詩歌辭賦的研究成果顯著。也有論及傅嘏、傅燮與傅斡等傅氏家族人物的研究。近年來，開始出現了對傅氏家族進行宏觀整體研究的成果，日本學者石田德行對北地傅氏家族進行了整體考證。另如羅世琴的碩士學位論文《傅氏家風及傅玄傅咸個案研究》也考證了傅氏家族的譜系、籍貫并闡發了傅氏家風等問題。霍昇平的《靈州傅氏試探》一文討論了靈州傅氏在漢魏晉南北朝各時期的政治態度與地位變遷，以及在歷史上所起之作用。魏明安的《漢末清議與傅氏一家之儒》考察了傅氏四代的議政言論，并展現了他們的精神風貌［21］。柳春新的《論漢晉之際的北地傅氏家族》與安朝輝的博士學位論文《漢晉北地傅氏家族與文學》，都考證了漢晉傅氏的發源、興起與遷徙變化，以及傅氏家族的政治盛衰演變，并闡述了傅氏家族的家學與家風。要之，在家族研究漸熱的大背景下，隴右傅氏家族文學文化研究越來越得到學者們的關注，研究范圍不斷得到拓展，研究內容也不斷深化，但仍嫌薄弱，尤其對從魏晉到南北朝傅氏家族做整體研究的成果還幾無可見，許多問題也需要繼續細化、深入研究，所以這些問題必將成為傅氏家族研究的趨勢。

【摘要】

家族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隴右傅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相當活躍的一支北方大族。他們在政治方面簪纓不替，爵位蟬聯，顯赫于當時政壇，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詩文相繼，榮耀于當時文壇，對社會的影響巨大。本文對隴右傅氏家族文化的研究現狀、研究的主要問題與研究重難點、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研究的學術價值與理論意義進行了梳理與回顧，并展望了未來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方向。

【關鍵詞】

隴右；傅氏家族；家族文化；研究綜述

家族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家族———國家”的“家國同構”模式是宗法社會的基本社會政治模式。家族文化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不容忽視的現象，在中國文化，乃至政治、社會諸方面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世家大族、高門甲族有學術文化的底蘊，一脈相承的文化傳統以及杰出的文化個體，所以他們往往是時代文化、地域文化的創造者、傳承者。隴右傅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相當活躍的一支北方大族。他們顯赫于政壇，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詩文相繼，在當時社會上的地位不可低估。通過對隴右傅氏家族的遷徙、政治動向、詩文創作和思想學術傾向的研究，可以揭示漢魏六朝家族文化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折射出時代的側影，同時可以探究隴右地域的傳統文化。

一、隴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現狀與趨勢

隨著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引入，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者開始致力于家族研究，代表成果有呂思勉《中國宗族制度小史》，陶希圣《婚姻與家族》，高達觀《中國家族社會之演變》，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旺族》，費孝通《鄉土中國》。這些著作對我國古代的家族文化進行了奠基性研究，其研究成果不僅涉及單一家族，而且涉及分朝代或通代的家族制度研究。尤其是陳寅恪先生率先運用“地域———文化———家族”之法治中古史、中古文化及文學，其著作《隋唐制度淵源論略》《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金明館叢稿初編》及《金明館叢稿二編》對研究中古家族文化有開山之功，啟發學界良多。另外，錢穆先生亦著力于家族角度研究中古文化，其文《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中具體概述了世家大族在中古歷史文化中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代一切學術文化，必以當時門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當時一切學術文化，可謂莫不寄存于門第之護持而得傳習不中斷，亦因門第之培育，而得生長有發展。門第在當時歷史進程中，可謂已盡其一分之功績”［1］。錢穆在中古家族文化研究方面影響深遠。后繼者又有唐長孺、岑仲勉、王仲犖、毛漢光、余英時等先生，以及外國學者池田溫、谷川道雄、崔瑞德等在家族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果。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家族文化與文學研究成為史學界與文學界共同關注的議題，此方面的研究漸趨繁盛。史學界有徐揚杰《中國家族制度史》、馮爾康等《中國宗族社會》及常建華《宗族志》，這些通論性的著作均對中古家族文化進行了專題研究［2，3］。另外錢杭《中國宗族史研究入門》，為研究入門手冊，將家族史的基本概念梳理得極為精準［4］。而斷代家族史以及家族史個案研究的學術成果則更多，如李卿《秦漢魏時期家族、宗族關系研究》、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王永平《六朝江東士族之家風家學研究》與《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岳慶平《漢代家庭與家族》、閻愛民《漢晉家族研究》、陳爽《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方北辰《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楊際平郭鋒與張和平《五———十世紀敦煌的家庭與家族關系》、葉妙娜《東晉南朝僑姓高門之仕宦：陳郡謝氏個案研究》、郭鋒《唐代士族個案研究———以吳郡、清河、范陽、敦煌張氏為中心》等［5～9］。并且，周一良先生在《〈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評價》一文中指出，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中，近年來日本和西方的學者喜歡采用社會學和民族學的方法，往往對魏晉南北朝的某些世家大族作所謂的個案研究，如矢野主稅氏有《張氏研究》《鄭氏研究》，丹羽兌子氏有《關于魏晉時代之大族旬氏》等。這些成果都彰顯了家族研究在史學領域內的繁榮景象。文學界也同樣碩果迭出，如曹道衡《蘭陵蕭氏與南朝文學》、劉躍進《門閥世族與永明文學》、程章燦《世族與六朝文學》、李浩《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與《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杜志強《蘭陵蕭氏家族及其文學研究》以及姚曉菲《兩晉南朝瑯邪王氏家族文化與文學研究》等，這幾部專著都是從家族角度來研究中古文學、文化，功莫大焉［10～13］。漸次，研究家族形成、傳承、變異和消亡的歷史過程與規律，以及從家族角度研究士族、世族及中古歷史所蘊含的傳統文化精神成為學術界的熱議。關于傅氏家族文學文化的研究，20世紀初中期已有對傅氏家族人物的個案研究，出現了如周春元《傅玄之經濟思想》、張岱年《〈物理論〉和〈傅子〉是否一家之學》及王云五《傅玄的政治思想》等文章。到七十年代，趙光勇《傅玄論》開始對傅玄進行了綜合研究［14］。80年代以后出現了高新民、朱允校編的《傅玄〈傅子〉校讀》、王會紹等《傅玄陰鏗詩注》、王繪潔撰《傅玄及其詩文研究》、高新民《傅玄思想研究》、魏明安趙以武著《傅玄評傳》、劉志立《〈傅子〉評注》等令人矚目的研究專著［15～20］。相關研究論文也頻結碩果，且內容涉及廣泛，有籍貫、家世、生平與其生活時代的考論，又有關于傅玄文獻的整理編注，也有對《傅子》及傅玄詩文的研究，還有的學者探討了傅玄個人的學術思想等。另外，傅氏家族的傅咸、傅亮也受到研究者的一些關注，有孫寶《傅咸家風與魏晉文風流變》、張亞軍《北地傅氏與傅亮》等，趙茂林、張明華及馬黎麗等對傅咸詩歌辭賦的研究成果顯著。也有論及傅嘏、傅燮與傅斡等傅氏家族人物的研究。近年來，開始出現了對傅氏家族進行宏觀整體研究的成果，日本學者石田德行對北地傅氏家族進行了整體考證。另如羅世琴的碩士學位論文《傅氏家風及傅玄傅咸個案研究》也考證了傅氏家族的譜系、籍貫并闡發了傅氏家風等問題。霍昇平的《靈州傅氏試探》一文討論了靈州傅氏在漢魏晉南北朝各時期的政治態度與地位變遷，以及在歷史上所起之作用。魏明安的《漢末清議與傅氏一家之儒》考察了傅氏四代的議政言論，并展現了他們的精神風貌［21］。柳春新的《論漢晉之際的北地傅氏家族》與安朝輝的博士學位論文《漢晉北地傅氏家族與文學》，都考證了漢晉傅氏的發源、興起與遷徙變化，以及傅氏家族的政治盛衰演變，并闡述了傅氏家族的家學與家風。要之，在家族研究漸熱的大背景下，隴右傅氏家族文學文化研究越來越得到學者們的關注，研究范圍不斷得到拓展，研究內容也不斷深化，但仍嫌薄弱，尤其對從魏晉到南北朝傅氏家族做整體研究的成果還幾無可見，許多問題也需要繼續細化、深入研究，所以這些問題必將成為傅氏家族研究的趨勢。

摘要：

中國古代災害文學的整理與研究卻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論文。本文在前人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繼續搜集文獻，以求獲得更充分的認識。

關鍵詞：

災害；古代文學；研究綜述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災害的影響波及社會的方方面面，文學中表現自然災害的作品更是不計其數。中國古代災害文學的整理與研究卻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論文。唐元、張靜《古代災害文學研究現狀綜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關成果，本文繼續搜集文獻，以求獲得更充分的認識。有的論文屬于概述與理論指導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災害與社會的關系的有鄒逸麟《“災害與社會”研究芻議》（《復旦學報》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災難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研究我國歷史時期災害的時空變化，災害對人口、政治、經濟、文化的關系，是認識中國國情的重要方面。黃敏《“災害與文學”研究范式芻議》（《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16.1）認為“災害與文學”聚焦于自然災害，也關注天災與人禍的關系，是強調文學反映功能的文學研究范式，但是我們不僅要關注作品的政治、社會層面及生命、倫理層面，也要關注作品的哲學、美學層面；關注對災害的本體性書寫，強調在災害面前人類應該具有的現代思想，即哲學層面的思考。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研究古代災害文學，近年來比較顯著。如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中國古代災異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學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結合經學與政治，宏觀探討災異觀念，文章指出，災異作為一種政治文化，對中國古代政治實踐影響很深，遠不止在思想層面；同時還指出，災異說對權力的干預和約束缺少強制性，反而常常被權力所驅使。李軍《災害危機與唐代政治》（首都師范大學2004年博士學位論文）從災害與政治的角度，討論國家機構在面臨災害危機時的具體應對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員的對策，同時討論了災害與民族戰爭、藩鎮政策與災民動亂問題；“災異天譴說”在災異與政治的互動關系中始終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同時也指出，災異說對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學界研究成果細致入微，而文學研究以史學為依據、以文學作品為基礎，但史學研究成果作為文學研究的參考，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對災害文學進行人類學或者母題研究，也是一個重要的方向。郭子輝《災害神話：苦難現實的浪漫外衣——災害文學源頭探尋》（《長城》2012.2）認為災害神話作為災害文學的源頭，對于先秦以來我國災害文學創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學素材，還提供了一種寫作模式，一直貫穿到當代的災害文學創作之中。李偉《先秦災害神話之文學探析》（《防災科技學院學報》2015.1），認為先秦災害神話記錄了自然災害，表現了遠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時災害神話對后世文學題材、結構等方面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更使其成為災害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對災害書寫進行文學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時代為單位進行研究。李瑞豐《先秦兩漢災異文學研究》（河北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試圖建立“災害文學”主題研究，并梳理災異文學主題研究的理論基礎與研究范圍；關于災異文學的現實意義，文章指出四點：一、作為賑災手段之一的巫術禳災，二、農業社會中作為社會評判的工具和道德評判的尺度，三、作為記實性史料及對災異與自然和社會關系的反思，四、作為歷史記憶的體驗與民族凝聚力的激發。李文娟《東漢災害文學研究》（安徽大學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文章指出東漢災害文學的表現形式以及內涵不斷地得到豐富拓展，災害文學對災害的記錄已經超出了單純的文字記載的范疇。杜玉儉、李莉《唐代文學中災異觀念的表現》（《廣州大學學報》2006.6）指出災異觀念是天人感應學說的重要內容，災異觀念在唐代甚為流行，其表現形式與漢朝略有不同。以時代來限定研究范圍，從文學史的角度來分析各個階段的災害與文學的關系，重點關注災異觀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從詩文創作者角度來分析災難對創作動機的影響，具有開拓性。

以作家或具體作品為單位進行研究。楊古月《<左傳>中災異研究》（南京師范大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出上層社會的知識分子和下層社會的普通百姓對待災異態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識分子在談災異的時候，往往要把災異和人民、君主乃至整個國家的興亡結合起來，災異對于上層社會的影響遠遠比對普通百姓的影響來得深刻。劉藝《杜甫天災詩探微》（《杜甫研究學刊》2013.1）和吳夏平《白居易的災害詩》（《古典文學知識》2013.3）同樣如此。其中楊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關注，探討了災異觀念的變化和災異對社會不同人群的影響，其余論文則停留在詩史互證的層面。研究災害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發生與明代文學》（《社會科學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發生產生的震后文學作品，使得相關的受災場景得到了生動而周詳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個人所寫的悼念詩文更具有真情實感，文學性更強；地方在震后數年內涌現了大量的重修題記，亦有可備觀覽之作。從文學藝術性角度探討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諸家詩研究》（《短篇小說》2013.14）一篇，文章從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詩歌入手，討論了地震詩歌所應具備的藝術因素。此類文章從更大的角度來研究災難對文學的影響，涉及災害對作家本人生活的影響、創作心理的影響，更注重災害與作家、作品的互動關系。從災害類型來展開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詩歌大潮看中國古代地震詩歌》（《防災科技學院學報》2010.1）歸納出古代地震詩歌在內容上的某些共同特點。此外還有楊瑩櫻《中國古代小說瘟疫描寫與研究》（上海師范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等文章。此類文章代表性不強，災難與文學的互動關系與災害的具體類型關系不大，而與災難的造成的影響程度聯系更為密切。

一、中國古代: 美并非文學的必備特征

“文學”一詞仍保留著古義，指儒學或一切學術。如《史記•孝武本紀》云:“上鄉(向也)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史記•儒林傳》云:“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這是以“文學”為“儒學”的例子。《史記•自序》云:“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又《史記•晁錯傳》:“晁錯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這里把“文學”當作包含律令、軍法、章程、禮儀、歷史在內的一切學術。桓寬《鹽鐵論》中“文學”是作為與“賢良”之士并列的概念使用的，即指主張實行仁政的儒者。另一方面，此時人們把有文采的文字著作如詩賦、奏議、傳記稱作“文章”，于是“文章”一詞取得了相對固定的新的涵義而與“文學”區別開來。如《漢書•公孫弘傳•贊》云:“文章則司馬遷、相如。”與“文章”的這個涵義相近的概念還有“文辭”。

《史記•三王世家》:“文辭爛然，甚可觀也。”《史記•曹相國世家》:“擇郡國吏木詘于文辭、厚重長者，則召除為丞相史。”這里的“文辭”即文彩之辭、美的文辭。不過與此同時，“文章”泛指一切文化著作的古義仍然保留著。如《漢書•藝文志》云:“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作為包含“文學”、“文章”在內的“文”，仍指一切文字著作。因此，《漢書•藝文志》所收“文”之目錄包括“六藝”(即六經)、“諸子”、“兵書”、“術數”、“方技”在內的所有文化典籍，共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繼承漢代“文章”與“文學”出現的分別，以“文章”指美文，以“文學”指學術。如《魏志•劉劭傳》:“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魏劉劭《人物志•流業篇》:“能屬文注疏，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圣人之業，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所以劉勰《文心雕龍•序志》指出:“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文章”是以“雕縟”為特征的。同時，“文學”一詞也出現了狹義的走向，與“雕縟”的“文章”幾乎同義。宋文帝立四學，“文學”成為與“經學”、“史學”、“玄學”對峙的辭章之學，亦即漢人以新義指稱的“文章”。嗣后宋明帝立總明館，分為“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其“文”即與狹義“文學”相當。與此同時，南朝人又進一步分出“文”、“筆”概念。

魏晉南北朝時期，盡管人們對文學中的部分文體的審美特征有所認識和強調，但并沒有改變傳統的泛文學概念。唐朝韓、柳掀起古文運動，以矯正魏晉南朝趨向形式美和情感美的子文學概念，要求回復秦漢古文的泛文學傳統;南宋真德秀以理學之旨編《文章正宗》，與重視形美與情美的蕭統《文選》相抗衡，取消了兩漢的“文章”與“文學”分別和六朝的“文”、“筆”之分，“文學”、“文章”、“文辭”或“文”的概念回復到周秦時期，泛指各種文字著作和文化典籍。此后遂成定論，一直延迄清末。晚清劉熙載《藝概•文概》論“文”，涵蓋“儒學”、“史學”、“玄學”、“文學”:“大抵儒學本《禮》，荀子是也;史學本《書》與《春秋》，馬遷是也;玄學本《易》，莊子是也;文學本《詩》，屈原是也。”一言以蔽之:“六經，文之范圍也。”正遠紹先秦的廣義文學概念。因此，章炳麟在《國故論衡•文學總略》中揭示:“凡云‘文’者，包絡一切箸于竹帛者而為言。”文學不以“?彰”為準，而以“文字”為準，乃是對中國古代通行的“文學”觀念的一次理論概括和總結。

二、中國古代存在著豐富的關于文學的美學思想

中國古代文學雖然不同于美文學，但有一部分屬于美文學;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雖然不都是美學理論，但有一部分屬于美文學屬于美學理論。而且，由于中國古代“內重外輕”的宗法文化使中國古代文學打上了濃重的“言志緣情”、表現主體的民族特征，由于在如何較好地表情達意問題上審美的文學創作展示了豐富的奧妙和動人的魅力，因而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更多地把興趣集中在對表現心靈的文學作品的審美特點、規律的探討、論析方面，從而使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呈現出豐富的文學美學品格和色彩。西方文藝美學的一個經典性觀點，是以“美”為藝術的必不可少特征。文學作為藝術的一種主要形態，自然必須具備怡人情感的美。因此，西方的“文學”又叫“美文學”，literature是不同于article、es-say、thesis、paper、dissertation、treaty、work、writing的。

中國古代文學雖然不同于西方人說的literature，而是包括literature和article、essay、thesis、paper、disser-tation、treaty、work、writing在內的一切文字著作，但并不缺乏對文學的審美特點的強調。如孔子指出:“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揚雄歸納詩賦不可缺少的共同特征是“麗”:“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曹丕《典論•論文》強調:“詩賦欲麗。”陸機強調文學創作:“其遣言也貴妍。”劉勰《文心雕龍•原道》論證:“夫以無識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指文學作品)，其無文(文采)歟?”蕭統《文選序》總結各類文體:“譬陶匏異器，并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屠隆強調:“文章止要有妙趣”。袁宏道也主張:“夫詩以趣為主。”清人黃周星重申，戲曲“自當專以趣勝”。劉大?強調:“文至味永，則無以加”。這些文學美學思想，與西方美文學思想是相交叉的。西方以“美”為文學的特征，而“美”的特點之一是形象性，所以西方文藝美學又以“形象性”為文學的特征，以此區分“文學”作品與非文學的“學術”著作。中國古代文學雖然包含著大量的學術著作、應用文體，并不以“形象”為文學必不可少的特征，但不乏與文學的“形象性”有關的論述，如詩歌理論中的“賦比興”說、“形神”說、“情景”說、“境界”說、“詩中有畫”說，小說理論中的“性格”說、“逼真”說、“如畫”說，并呈現出與西方文學“形象性”的不同民族特色。西方文學形象作為現實的模仿或反映，存在形式是主觀的，反映內容卻是客觀的，重心在“象”不在“意”。

作者：劉暢 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

劉勰與齊梁文壇主流究竟合拍還是異趣，他傾向于新變派還是復古派，目前學界仍有異議，今后還會爭論下去。①筆者以為，爭論雙方都能夠拿出自圓其說的確鑿證據，說明《文心雕龍》本身就包含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豐富原質，具有極大的理論彈性，所以，導致“東向而望，不見西墻”式的剖解，毫不奇怪。攻其一點，是一種方法；窺其全貌，也不失為一種角度。《序志篇》云：“夫銓序一文為易，彌綸群言為難……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唯務折衷，即調和對立雙方，取其中正，持論周洽，無所偏頗。這可視為劉勰分析問題的一種原則性方法，《文心雕龍》通篇幾乎都留下了這種思維痕跡。近來，不斷有學者從“唯務折衷”的角度重新認識《文心雕龍》。②這些意見，筆者基本同意。這樣，確實能使一些爭執不休的問題得到圓滿解釋：例如劉勰思想屬儒家、道家還是佛家，他與文壇主流合拍還是異趣，他傾向于新變派還是復古派，他對“文貴形似”的時流風尚贊同還是反對……從資料分類還原梳理的層次看，這一問題似乎已解決。但是，深入探討劉勰這一思想的成因，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筆者注意到，已有學者試圖從齊梁時代文化崇尚多元入手，剖析“唯務折衷”思想形成的原因。①確實，齊梁之際寬松的文化氛圍是孕育多元折衷思想的溫床，但在時代氛圍面前人人平等，多元的文化精神同樣可以影響其他人，況且多元的時代也可產生偏激的見解，如裴子野的《雕蟲論》。由此入手，只能解釋問題的普遍性，卻未能解釋為何偏偏是劉勰產生了“唯務折衷”思想這一特殊性。具體情況還需具體分析。本文意欲略人所詳，而詳人所略，擬從劉勰與時流的距離關系探討“唯務折衷”思想的成因。時流者，一代之時尚名流也。《宋書•蔡廓傳》云“：廓年位并輕，而為時流所推重。”本文認為，劉勰與當時領袖文壇之“時流”的距離，處于一種若即若離的邊緣性微妙狀態。實際上，《梁書•劉勰傳》已透露出了這種信息。即者，入其環內也，其云：“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離者，出其圈外也，其云：“（《文心雕龍》）既成，未為時流所重。”結合二者，就是不即不離。不即不離者，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也。如能對這種邊緣性狀態把握準確，分析透徹，就找到了解釋劉勰“唯務折衷”思想形成的另一把鑰匙。

一劉勰與時流的距離之一，是他骨子血脈里遺存的濃厚北人意識。齊梁之際，南風勁吹。不僅政壇南人秉政，文壇也是南人的一統天下。作為南渡北人的后裔，劉勰有借助北方思想文化矯正時弊的意圖。《序志》中，他對前人文論最不滿的就是“并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后生之慮”。而他用來“尋根”“、索源”的武器恰恰是北方儒家的思想意識。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尋根”“、索源”、“述誥”云云，并非書面上簡單的引經據典，而是有深層的文化心理內涵。從家世淵源看，劉勰的“根”和“源”都在北方。劉勰為南渡北人之后，其祖籍莒（今山東莒縣），屬齊魯舊邦。莒，周時為莒國，春秋屬齊。后又入楚，楚滅魯后，遷魯君于此。《論語•子路》所云“子路為莒父宰”，即此。《宋書•州郡志》“：南東莞太守領縣三：東莞，莒，姑幕。戶一千四百二十四，口九千八百五十四。”西晉末年之北人南渡，往往有舉族遷徒、聚居的特點，易地而不移俗。《宋書•州郡志》載：“南瑯邪太守，晉亂，瑯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余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按南東莞一郡領戶不過千余，而瑯邪郡一次性過江就有千余戶，幾與之相埒。可見其整族遷徒之人多勢眾。東莞郡的遷徒也有千戶規模。事見《晉書•徐邈傳》“：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為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間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按東莞領縣有三，東莞、莒、姑幕各居其一，同屬一郡，姑幕亂則莒必無寧日。以姑幕移民的數量推之，劉勰祖上一族由莒南遷的規模也不會太小。勰祖靈真。據梁書本傳，靈真為宋司空劉秀之之弟，而秀之則為劉宋開國元勛劉穆之之從兄子。《宋書》劉穆之本傳云其“東莞莒人，世居京口”。這種北人整族整郡南遷的直接結果就是易地而不改名，不移俗，身居南土，不忘北音，保留了許多北方的社會習俗，并把北方思想文化直接帶到南方。正如《通典•州郡》所云“：永嘉之后，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處于這種特殊的南遷文化氛圍中，劉勰祖上也不會例外。楊明照曾分析說：“南朝之際，莒人多才，而劉氏猶重，其本支與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雖臧氏之盛，亦莫之與京。是舍人家世淵源有自，其于學術，必有啟厲者。”（《梁書劉勰傳箋注》）不無道理。

這種聚族遷徒、群居的移民特征，不僅保留了北方風俗，而且遺傳了北方的思想意識。中華文明，崛起北土；齊魯舊邦，斯文尤盛。作為有著齊魯文化背景的南遷北人后裔，其血脈骨子里北方文化的正宗意識和自負感是非常濃厚的。如顏之推祖籍山東瑯邪，永嘉南遷至之推之世已歷四代，可他《觀我生賦》還念念不忘自己祖籍是北方：“吾王所以東運，我祖于是南翔。去瑯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章。作羽儀于新邑，樹杞梓于水鄉。”無獨有偶，在劉勰的《文心雕龍•序志》篇中，我們也看到了這種痕跡：“予生七齡，乃夢彩云若錦，則攀而采之。齒在逾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一曰“南翔”，一曰“南行”，傳播齊魯文化的榮幸和自負之意溢于言表，可見其潛意識中根深蒂固的北土觀念。正如汪春泓所說，假如劉勰的籍貫潛意識是世居之京口，淡忘了北方祖居之地，那就應稱“迎”仲尼而南“來”，而不應稱“隨”仲尼而南“行”，這一“隨”一“行”，明顯透露出劉勰身為孔子鄉人的驕傲。①《序志》又說：“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夢里夢外，以與至圣孔子同鄉為榮的口吻溢于言表。此外，在《原道》、《征圣》、《宗經》、《正緯》諸篇中，劉勰一再盛贊孔子對中華文化的卓越貢獻。《原道》云“：至夫子繼圣，獨秀前哲，熔鑄《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啟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享，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宗經》云：“譬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p#分頁標題#e#

作為圣人同鄉和齊魯移民后代，在心態感覺上，劉勰對南方主流社會不無俯視之態，內心深處始終有一種文化心理上的優越感和距離感，尤其當他處于想進入又難以進入這種主流文化圈的邊緣狀態之時，這種距離感就尤為強烈，對圈內風氣看得就更清楚，言辭也趨于激烈———“而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鬼浮詭，飾羽尚畫，文繡搫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序志》）。這種距離感使他本能地從北方圣賢的著述中去尋找思想武器，其見解超出圈內人士，超出南方時流，乃有一種邏輯上的必然———“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于要，于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序志》）。可以這樣說，當他以齊魯文化后繼者自任，有意識地借助北方儒家經典矯正時弊之日，就是他無意識地超越了自己所處的南方主流文化氛圍之時。他在《序志》中明確提出“：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這種思想，與齊梁之際儒學衰微，文壇求新變、貴形似的整體風氣是大異其趣的。按《文心雕龍》成于齊末，已成定論。②另有成于梁說，也在天監初年。③與日漸繁榮的文壇相比，此期儒術的情況很不妙。據《南史•儒林傳序》，天監初年之前，即《文心雕龍》付梓之時，南方儒學，式微已甚———“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莫肯養眾，后生鼓勵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郁也久矣!”劉勰之欲用北方儒家思想規范文體，提倡《原道》、《征圣》、《宗經》，其社會背景正是這種局面。這對以齊魯文化傳人自居的劉勰來說，獨立蒼茫，一覽眾山，更有一種文化優越感和責任感。何況他之著書立說，本來就有弘揚圣賢經典之意，所謂“敷贊圣旨，莫若著經”是也，只是因為“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于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序志》）。可見，在他心目中，論文與著經有著同等地位。

劉勰生當南北分裂之時，主要活動在以建康（今南京）為中心的江南地區，這些都明顯限制了他對北朝或北方文學本質特征的觀察與認識。但文學是一種通過書寫符號傳播、可以超越時間與空間限制的藝術形式。劉勰一生雖缺乏在北方生活的親身體驗，但并不缺乏間接了解、認識北方文學審美特質的精神渠道，這種渠道就是建安文學或“建安風骨”。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多次提到建安風骨，字里行間充溢著欣賞、贊美之意。如《時序》篇：“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并體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不僅描繪出其文學活動的生動圖畫，而且指出其“雅好慷慨”“、梗概多氣”這一精神上的本質特征。又《明詩》篇“：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留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并憐風月，狎池苑，述恩容，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妙；驅辭取貌，唯取昭晰之能。”《風骨》篇中，還從理論的高度總結了建安文人的整體美學追求，其云：“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逸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并重氣之旨也。”可見他對建安文學的高度重視和積極評價。

無論從哪方面來看，建安文學都帶有明顯的北方文化審美特征。劉勰抓住了建安文學“多氣”、“任氣”、“重氣”這一特點，等于抓住了北朝或北方文學的核心審美特征。從多種角度觀察，建安風骨具有鮮明的北方藝術審美屬性，是北方精神孕育出的一朵文學之花。簡略言之，其北方屬性主要有以下幾點：一為地域性文學集團，主要活動在中原一帶，這決定了其慷慨悲涼帶有鮮明的北方地域性特征；二為文武兼備型文學集團，尚武為其精神內核，不僅曹操一生戎馬，曹丕亦“長于戎旅之間……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曹植也是“生乎軍，長乎亂”，其《白馬篇》中驍勇的幽并游俠兒就是他內心精神的寫照，這與單一崇文的南方文學集團很不一樣，很符合劉勰“文武之術，左右惟宜”的觀點；三為征服意識強烈，北方古為華夏政權中心所在，所謂“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北勝南是中國歷史軍政格局演變的規律之一，從地利上看，曹魏集團已處于征服者的地位，這就決定其詩多有憂患意識和剛猛之氣。鐘惺論曹氏父子，稱其“高古之骨，蒼涼之氣”（《古詩選》）；譚元春評曹操云“此老詩歌中有霸氣”（《古詩歸》）；《世說新語•豪爽》記：“王處仲每酒后，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均指其剛健力度而言。從三曹、七子的籍貫、活動范圍和其作品反映的內容三方面來看，建安文學具有濃烈的北方地域色彩，有一種“鐵馬秋風冀北”式的陽剛博大之美，是地道的北方文化產物。從籍貫看，三曹和七子都是北方人，血脈骨子里就有北人的剛性血氣；從身份看，他們是統一中原的君臣，以北方為基地，懷有進而掃蕩天下的雄心霸氣；從活動范圍看，其灑筆酣歌、耳濡目染的環境都被南北分裂的條件限制在北方；從其接觸的景物看，是視野開闊、線條勁直的北方山川，不僅體積巨大，氣魄雄偉，而且人文歷史積蓄深厚，古代圣賢、帝王的精神貫注其中，易于寄托感悟人生、建功立業的博大情思；從其吟詠的對象看，由于建安文人所處動蕩、戰亂的社會環境的特殊性，局勢變化不定，人的壽命變短，于是生命意識特別敏感、強烈，形成其獨有的一種憂患意識和悲涼風格。這與處在溫暖環境中、重感官享樂的南朝文化精神也是大異其趣的。慷慨悲涼的人生感悟，建功立業的濃烈情思，哀憐民生多艱的人世詠嘆，構成“建安風骨”重剛健、尚骨力的審美特征。#p#分頁標題#e#

摘要：

宋代是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化最為繁榮發達的歷史階段，文章遵循古為今用的原則，通過在課堂教學中發掘、闡釋、激活宋代文學中的愛國情懷、立志成才、社會擔當、批判創新、誠實守信、樂觀豁達六大人文內涵，對學生進行人文教育。

關鍵詞：

宋代；文學與文化；人文教育

0引言

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蘊藏著豐富的人文教育資源，對學生形成健康的價值取向、良好的道德品質和高尚的審美情趣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可肩負起文化傳承和人格養育的雙重使命和職責。宋代是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化最為繁榮發達的歷史階段，尤其具有典型意義。本文將通過解讀文學家獨具面目的遭遇與追求、氣質與個性、情操與人品，以優秀的文學作品涵養身心，用偉大的人格力量開拓胸襟，觸及耐人深思的文化命題和人生命題。同時，在當代意識之下，創造性地發掘、闡釋、激活古代詩文中多元的人文內涵，使之與現實世界發生積極生動的意義聯系。

1愛國情懷

1中醫文化學科的初步形成

1.1研究價值被廣泛認同

一個學科獨立存在，首先要具備獨立的學術與社會文化價值。中醫文化研究的價值體現在多個方面。從微觀方面看，有利于中醫學的學術繁榮。中醫學兼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屬性于一身，但中醫學的現代研究大多屬于自然科學研究，對于中醫學的文化研究則起步晚、成果少、影響力不大。中醫文化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中醫研究的偏差，彌補現代中醫研究的不足。從中觀方面看，有利于總結中醫學發展規律，為中醫學發展提供動力。通過對中醫文化內涵及發展規律的揭示，來傳承傳播中醫文化核心價值，保存與發展中醫學原創思維，為中醫學術發展提供方向引領與動力源泉。從宏觀方面看，有利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復興。“中醫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原創思維方式，融合了中國歷代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精華，凝聚了古圣先賢和儒、道、佛文化的智慧，充分展現了中華文化的魅力”。大力弘揚中醫文化，大力發展中醫文化事業，是提升國家軟實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選擇和重要途徑。

1.2學科內涵認識趨近

學科內涵是一個學科明確研究對象，區別于其他學科的重要標志。中醫文化學是研究中醫文化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關于中醫文化的界定非常關鍵。由于對文化本身認識的多元性，給中醫文化的界定帶來了復雜性。目前的代表性觀點有:“所謂中醫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醫作為科學技術本身，而是指這種科學技術特有的社會形式、文化氛圍，也即中醫學發展同整個社會文化背景的聯系以及中醫學中所體現的特有的文化特征”。這是從中醫文化與中醫科學技術區別角度來界定的。另外一種是廣義文化上的界定，即“中醫藥文化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體現中醫藥本質與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總和”。還有一種是從文化的具體層面來界定，如“中醫藥文化是中醫藥學內在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外在的行為規范、器物形象的總和”。幾種界定盡管角度不同，但對于中醫文化的研究對象卻基本達成共識，即中醫文化以中醫學為研究對象，研究中醫學與傳統文化的聯系及中醫學自身的精神文化、行為文化與器物文化。

1.3學術研究成果向綜合集成

中醫文化研究熱首先是由傳統文化熱推動的，中醫文化研究早期成果集中在中醫學與傳統文化特別是中國傳統哲學、易學及儒學、道學、佛學的關系上。關于中國古代哲學與中醫學關系，如劉長林的《內經的哲學與中醫學的方法》;關于易醫關系，如楊力的《周易與中醫學》、張其成的《東方生命花園———易學與中醫》;關于中西醫文化比較，如何裕民的《差異•困惑與思考———中西醫學比較研究》、祝世訥的《中西醫學的差異與交融》;關于中醫與儒學、中醫與道學、中醫與佛學方面的研究專著，如薛公忱主編的《儒道佛與中醫藥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歷史研究不可或缺。中醫學史早已經成為一門較為成熟的獨立學科，從中醫學術史過渡到中醫文化史是中醫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轉向，也是中醫文化學獨立的一個重要基礎。馬伯英的《中國醫學文化史》是中醫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醫哲學作為中醫文化的核心內容，中醫哲學史研究自然也成為中醫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個重點內容。程雅君的《中醫哲學史》計劃四卷本，目前已經出版二卷，是中醫哲學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另外，由南京中醫藥大學牽頭組織編寫的《中醫文化研究》三卷本，從中醫文化源流、中西醫文化比較、中醫文化復興三個方面對中醫文化進行了開創性研究。隨著中醫文化研究的深入，中醫文化教育在高等中醫院校中廣泛開展，編寫教材、構建中醫文化與中醫哲學知識體系成為中醫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另一項工作任務。《中醫藥文化基礎》《中醫哲學基礎》《中國傳統文化與中醫》《中醫文化導讀》等教材不斷創新，有的列入國家規劃教材，有的成為省市精品教材。從分化走向綜合，是學術研究與學科發展的規律，也是學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隨著我國民辦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民辦高校學術期刊應運而生并快速成長，目前已有期刊近200家，辦刊質量也不斷提升，成為我國學術期刊中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軍。隨著黨的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開啟以及貫徹落實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踐的不斷深化，民辦高校學術期刊迎來了發展的大好機遇，但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一些刊物在學術水平和編輯出版質量方面尚存在不少問題。有鑒于此，筆者希望國家像重視民辦教育事業發展一樣重視民辦高校學術期刊的建設，主管部門應在堅持標準、嚴格審批的同時，適時對達到公開出版要求的民辦高校學術期刊取消公開刊號的限制。同時，辦刊者應把注意力集中在盡力克服困難、苦練內功和著力提高辦刊水平上，為刊物早日實現公開出版發行創造應有的條件。因此，筆者結合自己幾十年編輯工作的體會，針對近年來民辦高校學術期刊辦刊中的幾個問題談一些個人看法，希冀對改進辦刊工作有所幫助。

一、關于堅持正確的辦刊方向

作為我國學術文化事業主要組成部分的學術期刊，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出版物，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十二條明確規定:國家發展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學藝術事業、新聞廣播電視事業、出版發行事業、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和其他文化事業。1983年6月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對此亦有完整的表述:我國的出版事業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出版事業根本不同，是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堅持學術期刊正確的辦刊方向，就是要多出精品力作，通過推出更多具有創新價值的高水平的學術理論文章，深入闡釋與宣傳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發掘、整理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傳播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優秀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推動科技文化交流，促進學術人才的培養，為不斷繁榮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力量。自1986年第一家民辦高校學術期刊《湖北函授大學學報》誕生以來，我國民辦高校學術期刊辦刊已走過32年歷程。但是，到目前為止，近200家民辦高校學術期刊中擁有公開刊號的僅有4家。當然，各刊在堅持正確辦刊方向和宗旨方面總體是好的，但在西方國家千方百計進行思想文化滲透的大背景下，我國學術研究和學術期刊辦刊工作也面臨著極其復雜和嚴峻的形勢。首先，我國人文社科學術領域曾出現宣揚所謂普世價值、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憲政和，尤其是否定黨的歷史、黨的領袖等思潮。對此，以《中國社會科學報》等為主陣地的報刊連續發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文章，進行旗幟鮮明地分析和批判。在各種思潮的影響遠未消除的情況下，學術期刊必須牢牢堅守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其次，從陜西省報刊審讀的情況看，近年來學術理論期刊上出現的導向和質量問題不少:有的違背有關政策規定，宣揚非主流價值觀;有的受影響，評價歷史人物偏離唯物史觀的正確軌道;有的背離唯物辯證法的思想方法，在評析作家、文化作品以及社會、自然現象時，觀點片面、說過頭話等。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除了受各種不良的社會思潮尤其是西方國家無孔不入的意識形態滲透等因素的影響外，“作者和編輯人員的政治意識、陣地意識、責任意識不強，報刊把關不嚴也是重要原因”①。最后，從我國學術期刊尤其是高校學報發表的成果看，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重基礎理論和古代問題研究的多，對當代問題尤其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的關注及研究不夠。有些期刊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研究的很少甚至沒有研究。民辦高校學術期刊雖大多為內刊，但編輯必須像辦公開刊物一樣，始終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和明確的質量意識，牢牢把握辦刊的正確方向。一是嚴格遵守憲法和國家各項法律法規、黨的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遵守黨的宣傳紀律和新聞出版工作的各項規定，自覺以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辦刊工作。在我國，所有出版物的底線是堅決不發國務院《出版管理條例》禁載的內容。二是關心國家的建設和發展，積極研究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學術期刊絕不能脫離社會鉆入象牙塔，學術期刊編輯的工作絕不能滿足于不出問題、不惹麻煩，而是必須把辦刊工作主動融于時代，自覺服務于黨和國家工作的大局，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滿腔熱情地研究、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提出的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組織發表學習和闡釋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尤其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方面的論文，為黨和政府決策提供理論指導、智力支持及決策參考。學術研究和學術期刊為現實服務的道路十分廣闊，既可直接服務，如研究西部大開發、“一帶一路”建設和治國理政思想等，為研究、解決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提供思路和對策，直接服務于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也可以是間接服務，通過研究、解決各學科的學術問題，促進學科建設與發展，為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弘揚中華優秀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學文化素質和促進精神文明建設服務。事實上，中外的科學研究和學術期刊工作都有一個面向什么的問題，我國學術期刊要堅持兩個面向:一是面向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主戰場，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二是面向學科建設，推動學科發展和學術研究的繁榮②。對于普通高校尤其是高層次綜合性大學來說，其研究更偏重于基礎理論，更強調面向學科建設，解決學科建設中的重要難題;而對于民辦高校來說，其行業性、應用性辦學的特點，決定了其學術研究應兩者并重，甚至更偏向于實踐、應用和技術類問題的研究。因此，民辦高校學術期刊應更多關注當下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立足國家、行業和地區的需要，更多地研究和解決經濟、社會、科技及文化發展中的實際問題;關注、研究高等教育尤其是民辦高校辦學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服務教學和科研，促進學術交流，以促進我國民辦教育事業持續健康發展。

二、堅持特色化辦刊

特色化辦刊已成為當今所有學術期刊尤其是綜合類學術期刊辦刊的重要理念。教育部原部長袁貴仁在2002年召開的全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工作研討會的報告中，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我國學報辦刊現狀尤其是全、散、小、弱的問題，強調要提高高校學報的辦刊水平和影響力，必須走特色化辦刊之路，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堅持特色化辦刊，深刻揭示了我國學術期刊辦刊的根本規律，是辦好學術期刊的一條重要經驗。面對眾多學科專業，綜合性學術期刊如無自己的內容和重點，所發論文面面俱到，各學科平分秋色，什么問題都研究，或來什么稿就發什么稿，根本無法辦出亮點，也永遠不能走出平庸。考察我國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實際可見，凡是辦得好的學術期刊都有自己的重點和鮮明的特色，如《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文史哲》等刊重點在文史基礎理論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突出重大前沿現實理論問題研究，都形成了各自穩定的內容側重點和鮮明的辦刊特色，產生了很大的學術影響力。普通高校學報辦得出彩的也大都與其辦得好的特色欄目關系密切，如進入教育部名刊的除了一流大學的學報，還有不少普通高校的學報，首批入選的云南大學《思想戰線》，其水平和影響力主要來源于其民族學、人類學問題研究的深入、持久及高水平;《廣西民族大學學報》作為一家普通的民族院校主辦的學報，之所以在海內外廣有影響并躋身中國百強報刊、國家百種重點期刊、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和教育部名刊等，也主要得力于其突出的內容特色，即長期堅持開展人類學研究。僅以筆者看到的該刊2017年第4期為例:共設6個專欄，其中4個為人類學專欄，分別為商業人類學、都市人類學、歷史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理論與方法;刊文28篇，其中研究人類學的有22篇。黑龍江大學的《求是學刊》之所以能進入名刊，據筆者所知，其起點是因為“文化哲學”獲得首批教育部名欄，該名欄屬國內長期開設的僅有的專題專欄，其刊發的一批重要成果引領、開拓、推進并創建了我國文化哲學、生活哲學學科。有不少地方院校學報也因創辦特色欄目而逐步在期刊界引人注目，如安陽師范學院《殷都學刊》的“甲骨文字研究”、《邯鄲學院學報》的“趙文化研究”、《孝感學院學報》的“孝文化研究”、《衡水學院學報》的“董仲舒與儒學研究”、南陽師院《南都學壇》的“漢文化研究”、《渭南師范學院學報》的“司馬遷與《史記》研究”、《唐都學刊》的“漢唐研究”、《咸陽師范學院學報》的“秦漢文史研究”和《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的“秦漢史與青銅器研究”等都享譽全國。名欄帶名刊，名刊帶名校，這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目前，有不少民辦高校學報也十分重視策劃設計專欄，并努力組發大量有價值的論文，如《浙江樹人大學學報》的“民辦高等教育”欄目因發文數量多、質量高，已入選教育部名欄工程，并于2016年教育部名欄工程建設檢查評估中成績顯著，榮獲“名欄建設優秀獎”“名欄優秀論文獎”等多項獎勵。學術期刊突出內容重點和特色，主要落實在精心設計和辦好專欄上。學術期刊的專欄大體可分為學科專欄、問題專欄、專題專欄和地域歷史文化專欄等類型。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對以往以學科專欄為主的辦欄模式提出質疑，提出以問題專欄代之，實踐表明，比之學科專欄，問題專欄在提高辦刊水平、擴大期刊學術影響方面，確實收到了顯著的效果。筆者認為，在設計和編輯學術期刊專欄時，需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1．專欄的設計、策劃應堅持“兩個實際”。一是從本單位、本地區科研的實際出發，重點選擇能反映本單位、本地區優勢學科的問題和領域作為研究的重點與專欄;二是從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出發，重點選擇研究國家及本行業、本地區、本單位急需解決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對于民辦高校來說，除策劃設計有關本校學科優勢方向和領域作為研究的專欄外，還應特別關注民辦教育理論與實踐問題的研究，設計、開辦相關欄目。

2．努力改變“千刊一面”的狀態，積極探索開設問題欄目。民辦高校不要與公辦高校比，各民辦高校之間也不要簡單的模仿和攀比，辦學術期刊必須走自己的路，切實從本單位、本地區實際出發，確定各自的內容重點和特色欄目。如《陜西國際經貿學院論壇》根據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實際，依托本校養生文化研究中心、醫藥學院等教學研究機構，關注養生養老，開設“養生文化研究”專欄，并依托珠寶學院等特色學科專業，開設“玉石文化研究”等專欄并多有創新，如能長期堅持，定會彰顯學術特色和社會價值。另外，《西安思源學院學報》的“陳忠實研究”“白鹿論壇”、《浙江樹人大學學報》的“茶文化研究”、《黃河科技大學學報》的“黃河文明研究”“生態文明園地”、《南寧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的“飲食文化研究”“中國—東盟發展研究”等欄目特色鮮明，并組發了一批有價值的論文。但在欄目設置上也存在一些問題，如陜西某民辦高校學報某期刊發的研究思想的幾篇論文，其選題、內容均不錯，但欄目名稱為“黨建與思政”，范圍太大、太泛，不符合專欄要求。另一學報某期刊發的3篇研究“一帶一路建設”的論文，選題專深，卻被分別安排在“社會學研究”“法學研究”欄目內;其接下來的一期仍有《中國與中亞五國經貿合作及其障礙分析》等文，亦屬“一帶一路建設”研究論文，卻被安排在“經濟學研究”欄目中，從而失掉了這些論文應有的新穎性及內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