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紀以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各個領域都體現了追隨美麗的潮流，建筑設計領域也不例外，很多設計師開始萌生復蘇傳統文化的概念。然而，想要真正發揮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在建筑設計上的效益，不僅要在現代建筑上進行繼承，還要接受傳統元素注入的寶貴血液，只有這樣才能持續的發展。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建筑

0前言

本文研究的方向是在建筑設計上傳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其重中之重在于構思建筑及文化，而并非傳統一詞。中國傳統元素是極其繁多的，而且范圍相對較廣，其定義可以分為很多項來列舉。在中國元素的設計領域中，建筑有著傳奇且悠久的發展歷程，在這個歷程中受文化、地域、氣候、史實等諸多方面的影響。本文經研究后闡述了文化思想對建筑設計的影響及應用。

1研究目的及意義

在中國，傳統一詞是各個因素和各個民族之間相互磨合產生的結果，之后雖受印度價值觀和西方價值觀的影響，但并未影響中國根基性的東西，傳統文化依舊流傳，也表現出了中國的偉大之處。元素可稱之為要素，是由一個一個的事物組成的形態，是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長河下逐漸保留和繼承下來的。同時，文化、精神、信仰等也是中國傳統保留的成果。從古到今，從實用性到藝術性的發展趨勢，傳統元素得以保留并繼承，固有其存留的意義與原因，其目的是普及并弘揚文化，使其可以在現代人們的心中上升一個高度，以便運用到今后的工作與生活當中。

2文化思想對建筑設計的影響及應用

亞洲四小龍崛起之時已有學者提出，華人學習現象或會和“儒家管理方法”有關。另一方面，在1987年《時代雜志》封面故事“新聰穎一族”中亦提出了儒家文化，文中把儒家及佛教傳統劃分開來，指出“受到儒家文化強烈影響的亞洲國家———如日本、朝鮮、中國、越南———的移民表現最好。相比之下，……信仰佛教較溫和文化的老撾人和柬埔寨人就稍遜色些了”。雖然當時佛教部分較多關心屬于元始乘佛教的東南亞國家，但后來已擴展到整個東南亞地區。Stevenson和Hiebert等人亦提到亞洲人（當時比較集中看日本人）受儒家文化影響，并將努力（effort）———能力（a?bility）作為東西方的一個反差。

東方人著重努力、西方人重視能力是簡化了的結論。受此影響，首筆者早期的一些論文也用過“華人究竟是較聰明些還是只不過是較勤力些”這一類標題。無論如何，“儒家文化”開始進入話題，也就出現了“儒家文化圈（CHC，Con?fucianHeritageCulture）學習者”這個名詞。“儒家”這個觀念也就悄悄地走上了前臺。籠統言之，它包含兩岸四地、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但確實指哪些地區仍有待商榷。例如，在首屆東亞數學教育會議上，一位新加坡與會者不同意新加坡屬于“儒家地區”，因它是一個多種族國家。Hatano＆Inagaki也認為中國和日本的數學課堂大有差異。同時，我們也不能確定香港，這個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區域應否視作一個“儒家地區”。而當傳統文化在（“打倒孔家店”）及后時期被摧毀時，我們也很難解釋中國內地的情況了。難怪如有學者指出“我們找中國人找錯了地方”。

中國文化與考試文化

對于任何社會現象，學者們尋找其文化根據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可惜“儒家文化圈學習者現象”一旦被冠以“儒家”之名，一些人又誤解儒家思想是中國的主流文化，于是出現一些錯摸。首先，我們要知道中國（就算以中國內地而言）有23個省、56個民族。不同的地域（如新疆、西藏、內蒙古、甘肅等地）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程度有異。就算我們局限于“中原文化”，從地理上也不容易確認那兒是“中原”，究竟是今天的華中（兩湖）？古代的太原（山西）？黃河文化還是更早的長江文化呢？

在儒家思想之外，中國文化也受到墨家、道家、佛教和其他傳統的影響，儒家思想亦隨著時代而更新，①并與其他學派的思想相結合，如陰陽五行、法家、道家、佛家等。我們曾花了不少篇幅試圖澄清這些觀點。其實，儒、釋、道、法、墨等對教育均有其啟示，如道家的“無”、禪宗的“悟”等（于科學領域，法、墨尤然），不過其核心思想在有些部份是南轅北轍。故此，有人指出，許多對教育（甚至經濟）的解釋有“過份儒家化”之嫌。廣而言之，是否真的存在著“文化X→行為Y”的因果關系呢？而“思想X→文化Y→社會行為Z”的關系更遙遠。

一些學者將華人學習者的現象歸因于儒家思想，認為儒家思想相信“熟能生巧”、“勤能補拙”，注重現世功業和以學業成績報父母恩、光耀門楣等。在歷史上，我們甚至可以看到儒家思想變成了統治階級的管治工具（所謂“陽儒陰法”、“內用黃老、外示儒術”）。與其說儒家思想導致華人的優異學術成績，為統治目的而設的“科舉考試文化”對社會成就取向的影響遠比儒家文化深遠得多。明代之“八股文化”也就是考試文化的產物。考試（科舉）本來有其正面的社會作用，就是理論上，要進入上層社會（當官），不完全只能透過世襲，普羅大眾也可透過相對公平的考試，為這個家族“翻身”，給與一般人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但與此同時，它也為學習加進了“利害關系”（“今之學者為人”），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古代，只有希望當官的少數才需要接受考試的洗禮，一般的農民、商人，大可“逍遙試外”。今天的情況就不同了，所有人均須通過考試才能進入社會，進一步加重了考試的壓力。中國數學中由官學出身的人其實不算太多，反而在光輝時代，如宋元四杰等不少均于“非主流教育系統”（如道觀、隱士）中得到傳承。宋代書院（其傳統下接到清末民初）的出現就是要形成建制以外的清流。再者，常為人津津樂道的“熟能生巧”、“勤能補拙”、“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等并非出自儒家論著，而“書中自有黃金屋”正是出自皇帝手筆（宋真宗《勸學詩》）。我們不敢馬上就說他正是要誘使“天下英才盡入吾彀中”，但不可諱言，這些文化取態與帝皇統治之術有不可分割的關系。當前，我們又是否在假借孔夫子之名，把考試的“緊箍咒”愈拉愈緊？

尋找有效的教學：由“入法”到“出法”

作者：胡火清 左芳 單位：九江職業大學公共教學部 九江職業大學基礎教學系

一、孔子的文學思想

孔子所說的文學是指“文治教化之學,也即儒家文化學術之總稱”,這一文學概念相當寬泛,對當時及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孔子一生致力于利用他的儒家學說改良當時紛亂的政治,他的文學也是為政治服務的,“孔門四科”與“孔門四教”的提出都是基于其恢復周禮的政治理想。孔子眼中的文學并不是指我們今天意義上的文學藝術,而是指“能夠付諸政治實踐的文治教化之學”,后來成為儒家文化典籍和學術思想的總稱。”

1.孔子文學思想的核心———“文與德并”。在《論語•憲問》中,孔子特別強調了文與道德的聯系,認為“有德者必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將文學創作的最終目的歸根于宣揚儒家的“仁”“禮”的思想。孔子在其文學思想中,始終認為詩與道德、文學與道德修養是必不可分的,將“文與德并”的文學思想核心闡述為“志之所致,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堅決反對任何不宣揚“仁”“禮”的文學創作,認為不能“文與德并”的作品,其實就是“惡紫之奪朱也,惡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論語•陽貨》)。從《詩論》和《論語》總的來看,可知孔子在與學生論詩時,著重在談詩的政治倫理的教化功能。政治和倫理的訴求,是孔子論詩、論文學的歸宿。

2.孔子文學思想的目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中,孔子認為“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他認為文學的功能在于教育人們知禮而成于樂,強調文學作品要有感染力,能“感發意志”,這就是興;強調文學作品要遵循于儒家的道德規范,能“文質彬彬”,這就是禮;強調文學作品要給人們予娛樂,能“樂則韶舞”,這就是樂。可以說,孔子言語教學的培養目標是君子儒,即將言語教學落實到君子個人的心性修養和社會制度的設計上,將文學與自己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理念結合起來,最終回歸于自己理想的世界。孔子對文學的藝術性已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因此他對文學的社會性作用論述比較全面。孔子在概括前人成果的同時,對詩的作用作了較系統的理論表述,在理論上比前人發展了一步。同時,也為先秦時期的社會道德規范進行了一次質變性的理論化,形成了中國社會長期以來滲透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仁”“禮”思想體系,影響著中國社會生活和文學創作,體現出孔子“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文學思想目的。

3.孔子文學教育的內容———“四教”“四科”。孔子關于文學教育的內容的論述,依《論語》記載,有“四教”“四科”。所謂“四教”,即“文、行、忠、信”;而“四科”,是同“十哲”,即十個拔尖的特長聯系著的。孔子非常重視通過《詩》來進行文學教育,“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他甚至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孔子對弟子進行的教育本著這樣的方針:“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就是要弟子們樹立遠大的目標,把德當作行為的根據,把仁當作行為處世的方法,最后落實到具體的本領上。這是德智并提又重視德育的主張,要對弟子進行明道、樹德、行仁的思想教育,最主要的方式是講道理,而“詩教正是講道理最形象、最深刻、最有效的一種方式”。

4.孔子文學思想的形式———“文、質”。孔子認為文學創作的表現形式在于“質勝于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文質彬彬”就是文學創作達到的完美君子境界,“《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謂中和之美,就是孔子哲學理論上中庸之道在文學思想上的反映,是對文學創作內容與形式的要求。這種思想直接導致了后來以“溫柔敦厚”為基本內容的“詩教”的建立。孔子基于這種思想,排斥任何形式不符合中和之美的民間音樂和文學創作,說“鄭聲淫”,主張“放鄭淫”,推崇《韶》《武》;要求文學創作必須“行百般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文學創作應遵循正統和復古,引經執典,從而達到內容與形式上“文質彬彬”的完美結合。孔子對文學關于“文質彬彬”的完美闡述影響了兩千多年的中國文學歷史,引起歷代文學正統與諸子的斗爭,始終主導著中國文學思想的主流,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思想體系。

一、中國傳統文化誠信缺失探源

1．中國傳統文化誠信的實質是倫理式誠信。

中國人在很早之前就特別注重誠信，《韓非子》里就記載有“曾子殺彘”的故事。而作為傳統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更是把誠信作為立國之本、作人的基礎。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誠信是建立在封建土壤上的，是為維護封建倫理統治服務的。誠信主要是在家族與朋友之間展開，僅僅局限在鄉土社會狹小范圍和熟人之間，具有有限性和人身依附性，缺少開放性和廣泛性。《論語》中講:“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也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對朋友要講誠信，那么對朋友之外的人那就不一定了。中國的家長在孩子小時就對孩子說:“陌生人給的東西不能吃，陌生人說的話不可信!”正是這種倫理思想，使傳統中國構成了一個親族社會和熟人社會。所有的道義，首先在親族那里發揮作用，然后擴展到熟人圈子。拉關系、走后門、拉幫結派等社會現象，就是這種建立在人際關系基礎上的熟人社會的表現，只要是關系內的親屬或者熟人，所謂的規則都可以變通。費孝通先生曾把這種社會結構精辟地概括為“差序格局”。倫理式誠信靠倫理關系去維系，由關系的親疏去看誠信的程度，這是一種狹隘的誠信。在這種關系中，人們只對自己圈子內的親朋好友講誠信，對所謂圈子外的陌生人則要有所保留。人們為了維系傳統社會秩序和熟人圈子的人倫關系，提出圈子內誠信的道德觀，有時代的局限性。一旦破壞規則，倫理式誠信態度是要看你的后臺硬不硬，與處罰你的人熟不熟，處理的結果是與你的強勢地位、人際關系密切相關的。

2．“義高于信”價值觀及其對誠信的影響。

儒家文化是幾千年傳統文化的主流文化，“義高于信”是儒家文化的主要價值觀，《論語》和《孟子》里用大量的篇幅論證“義高于信”的思想。孔子曾經這樣講:“君子貞而不諒”;“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有一次別人告訴孔子說老家有一個人，他的父親偷了別人的羊，兒子去告發了父親，孔子不認為兒子是正直誠信，而是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而孟子則直截了當地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只要符合儒家的仁義，講不講誠信并不重要。所以信陵君可以“竊符救趙”。這就給人們不講誠信，刻意變通提供了理論支持，只要是打上道義旗號就可以不講誠信。為了國家、為了他人就可以不講誠信，為了自己慢慢也可以不講誠信了。這樣的“義”是“虛義”“偽義”。比如，在近些年的國際比賽中，在“為國爭光”旗幟下，就能隨意改變運動員的年齡;打著為百姓謀福利的旗號，就可以謊報瞞報。久而久之演化成為了所謂的大義，可以為所欲為:為了改善民生可以強行拆毀民房，為了給國家培養人才可以不顧學生健康，為了給父母看病就可以搶劫別人，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就可以坑蒙拐騙。

3．“成王敗寇”價值觀及其對誠信的影響。

在中國人的傳統中成功者是不應當受到指責的，尤其是在政治斗爭中。成功了的稱帝稱王，并且擁有了公共宣傳、歷史編撰的自由，無人敢責難;失敗了的被稱為寇賊，失去了合法地位，沒有發言權，有口難辯，即使被貶損，也沒有申辯的機會。孫中山后來把它稱為“歷史習慣”。他說:“中國歷史上有一習慣，所謂‘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甚至有人認為:“自古以來成功的大英雄，也必是大流氓，他們有一共同的特點:就是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一切手段，他們從不信守什么仁義道德。我們分析了劉邦、曹操、朱元璋等歷代的大人物，幾乎很少有例外。”“成者王侯敗者寇”是伴隨著儒家信義文化同時存在的亞文化。所謂亞文化，是指和主流文化同時存在于一個社會的、與主流文化相抵觸的文化。其特點是不見于官方與主流社會的明文倡導與正面認同，但事實上卻為人們所熟悉，并且心照不宣地彼此默認。在這些人眼里，成功是唯一的目標與原則，只要獲得成功就將誠信拋在一邊，甚至屢屢嘗試用計謀和背叛來獲得成功。為了成功他們不承擔道德責任，在他們眼里成功就是至真、至善、至美。成王敗寇價值觀作為敵我雙方政治斗爭與軍事斗爭的需要本無可厚非，但久而久之成為中國人的一種傳統心理，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現實生活的潛規則:只要獲得成功，可以突破道德底線。考試作弊、科研造假、論文抄襲、假唱假摔、短信詐騙等這些信息無時無刻不在挑戰著我們的誠信底線。“成者王侯敗者寇”的價值觀根本無視誠信的存在，甚至無視道德的存在，把誠信當作成功的附庸，不問過程只看結果。民間流傳的“英雄不問出處”“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謀大事者不拘小節”等都是它的翻版。它的存在與蔓延不僅破壞了人們交往中的誠信，而且直接沖擊人們的道德底線，從而帶壞了社會風氣，造成社會上行賄受賄、貪贓枉法、買官賣官、坑蒙拐騙等不良現象。

本文作者：朱國萍 單位：德州學院圖書館

儒家文化一直是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其管理思想中的精髓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輝,本文就儒家的人本思想、修己安人思想、中庸思想、和諧思想等在圖書館管理中的應用談幾點看法。

1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

儒家思想重人生,講現實,強調個體德性修養,由個體推及整體社會國家,把道德與政治管理創造性地聯系在一起,實現團結、穩定、和諧的政治統治。所以儒家管理特別強調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成為儒家管理的核心。荀子云:“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天論》)即人有掌握天時使用地利的辦法,所以說人是管理活動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組織管理活動的實質在于對人的合理的調配、使用,實現組織內部能量的積聚。儒家有“天生萬物,唯人為貴”、“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上》),所以管理活動必須以人為本。館員是圖書館的靈魂,是連接文獻服務與讀者的紐帶,是圖書館組織中最積極、最活躍、最能動的因素。館員的素質、積極性決定圖書館工作的效率和質量,決定圖書館事業的前途。所以圖書館管理應充分調動館員的工作積極性、創造性,以人為本,和諧管理。以人為本就是尊重人、依靠人,開發人的潛力,提高人的素質,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業內人士都知道圖書館在高校中的邊緣地位,而各高校45歲以下的館員多為女性且多有高等學歷,這些知識女性迫切希望自我價值得以體現,自我實現需要尤其強烈。所以圖書館管理層應為這些館員提供一個充分展示自我,實現自我的平臺這一最深切的人文關懷,比如業務培訓、業務交流、學歷提升、學術交流等。圖書館管理只有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給館員以最充分的尊重、理解和關懷,才能充分調動他們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使之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從而實現圖書館組織的進步發展。反之,圖書館整體的發展也會帶動個體的完善,實現圖書館組織系統整體的績效目標與個人目標的雙贏。

2以修己安人為目的的管理原則

管理是“修己安人”的過程,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為起點,最終達到“安人”的目標。修己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其中更強調管理者自身的道德修養,正所謂正己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管理者的表率作用不言而喻。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說,最有效的管理行為是以雙方約束為前提的,組織內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以自己的道德修養和行為控制推己及人,以合理的思想和行為來從事管理、參與管理,就會創造一種和諧的人際關系和激勵環境,管理活動就會達到預期的目的。管理者的修己包括“德”、“才”兩個方面,“才”包括業務素質和管理能力。首先,作為圖書館領導要一身正氣,具有端正的人格品行、寬闊的胸懷和氣度、堅定執著的工作信念和遠大的事業抱負,還要勤政廉潔,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正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次,圖書館領導要有較強的業務能力和管理能力。業務能力是從事管理的先決條件,不管是流通部、期刊部還是技術部的工作圖書館領導都要精通,成為既有艱深業務知識又懂管理的復合型人才。只有這樣才能彰顯圖書館領導的“修己”魅力,也只有如此才能起到垂范的作用。立足于“修己”的自我管理,自然也達到組織管理“安人”的社會效果,所謂“內圣外王”。

3以禮為原則的管理控制

摘要：任何一種民族語言都包含著本民族的文化心態特征，包括思維模式，意識習慣以及審美情趣等。在現在已知的語言體系中，漢語具有獨特的，且與其他民族語言所難以理解的面貌，這同漢民族文化有著直接的聯系。本論文以漢語語法為視角，淺析漢語語法與漢民族文化間血肉交融的關系。

關鍵詞：漢語語法；民族文化

一種民族的思想意識在確立的過程中，必然的會決定并伴隨形成獨特的感受把握客觀現實的認知方式，它是長期積累，多方面實踐培植起來的民族心智方法論。作為漢民族文化中流砥柱的儒家思想，它時時刻刻影響著傳統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意識形式。在儒家文化的關照下，傳統的中國人更加注重對自身的一種探索，這是一種內斂的思維方式，孔老夫子就曾說他要多次反省自身。這同西方文化中追求外向，追求從眾多具象中剝離抽象真理是不同的。如果說西方人是注重理性分析，嚴密邏輯的話，那么漢民族的思維方式明顯就更感性了。而這兩者的截然不同勢必決定了兩種文化之下的語言也是大相徑庭的。

一、重意輕言與非形態

與西方民族語言相比較，漢語是非常典型的非形態語言。漢語音節一般組成為聲韻兩分，形成表意語素，這與西方語言以多音節詞為基本單位的情況是大為不同的。所以漢語詞的音節特征決定了漢語言不能像西方語言那樣進行自由的形態變化。這是從語言本身來看，漢語的基本特征，如果結合民族文化來看，就更能理解漢語中的重意輕言。由于漢語沒有詞類的顯性標志，在思想認識方法上沒有建立借助語形深入分析的意識觀念，故我們漢民族沒有在早期便建立起科學系統的語法體系，簡單來說就是漢民族注重悟性思維而不注重對思維對象進行抽象的分析推理。為了表達的言簡意賅，往往用事物性狀和征喻來表達自己的意念和體驗。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在一貫貶低語言作用的同時，他們的語言作品卻呈現出嚴謹的組織規則與驚人的表現力。所以，不難看出，傳統中國人更多的注意的是意蘊意象，內心的感受，而不熱衷于對物質世界進行精密科學的描述。他們在利用語言，但在思想上卻不愿為其所囿，于是總是在做著超形質重精神的努力。因此漢語不必象西方語言那洋有嚴格的性、數、格的形態變化，而注重意合法，力求簡約，所以漢語多省略句，多跳躍式結構，多不完整句，詞類則不太穩定，多活用兼類。正是因為漢語言具有這樣的特點，所以我們在進行漢語教學的時候，或者在翻譯文學作品的時候，要結合漢語的重內在意蘊與意象的特點。例如：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杜甫《秋興八首》之八）如果按照正常的語法順序的話，這句詩歌應為鸚鵡啄余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但是詩人的詩意卻是回憶長安美好的景物（香稻和碧梧樹等），詩人首先想到的是香稻和碧梧，所以才把它們放在句首。如果改成正常語序，就會失去原詩的美好境界和韻味。

二、重簡輕繁與非邏輯化

漢語句法組織結構有著鮮明的簡易性的特色，很自然，這種特色也是與漢民族文化中重實用的傳統思維模式有關。從古代漢語，到近代漢語，再到如今的現代漢語，隨著單音節詞向著雙音節詞的轉變，行文上看似有所增繁，但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詞匯系統上，其內在的句法簡約特征實際上是沒有改變的。即在繁復的語意信息中選取最核心的有限詞語在表述中予以凸顯，這就是呂叔湘所說的“占據一點，控制一片。”該段文字多為動詞性詞語的組合，于漢語記敘性語句是有著典型意義的。詞語短小，文字極簡，意義間跨度大。這都是在漢語中才會出現的現象。漢民族文化中的務實性，簡易性的特征給漢語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一是漢語少了一些贅疣性的條件規定附加，詞語憑意會便可以隨意組合，于整體語意表達更加富有彈性與張力。另一方面呢，由于句法過于靈活，詞語組合太過粗疏，相應的會使語意不夠嚴謹。綜合起來看，漢民族傳統文化的特征就是重整體綜合，輕細節分析。這是一個幾千年來習慣定型了的思路框架。它在思維與語言這種統一體中呈現表里狀態或明顯或隱晦地存在反應著，并以強大的力量制衡著我們民族認識、反映事物的方式。漢語作為一種有著厚重文化積累的民族思維形態，不斷表現出它的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能力，這就要求我們在運用語言時，既要有一定的創新和規范，也要兼顧語言所蘊含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特征，這既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繼承和發展，也體現著我們語言本身有著強大適應性與應變力。

摘要：藝術美學屬于哲學的范疇，也是哲學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分支。我們研究藝術的起源、探索人類審美活動、賞析藝術的風格特點、了解藝術家的藝術構思、創作新的藝術作品時，不可或缺的一門學科，那就是藝術美學，藝術美學對審美教育方面具有著重大的意義。藝術的范疇多種多樣，書法作為一門中國傳統藝術當然符合藝術美學的基本原理。所以學習藝術美學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書法、認識書法。對于書法的討論從古至今仍未停歇。

關鍵詞：書法；儒家；道家；禪宗；美學

書法作為一種中國古老的傳統藝術深受社會歷史背景的影響。中國古代哲學家對宇宙的探索一直爭議不斷，從中衍生出眾多發人深省的學說，其中影響力最大的三種學說便是我們熟知的儒、道、禪三家，至今依舊影響著我們的生產生活。這些相互差別的美學傾向共同塑造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美學價值，因此區別于西方人的美學追求。

一、書法與中國三大美學價值

（一）儒家的美學價值

由孔子創立、孟子進一步發展、荀子所集大成的儒家學派一直綿延生息、至今具有強大生命力。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積極入世，將天下視為己任，他們的理想是完滿地實現“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天地之道。

1.“中和”之美

一、我國大學生誠信缺失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首先，在學習誠信方面：考試作弊，論文抄襲，應付考勤，考核作弊等等現象都已經屢見不鮮，雖然大多數大學生認為這些行為是不對的，但大家都這樣，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第二，在人際交往誠信方面：大多數的學生在人際交往過程中都不能做到以誠待人，在老師，家長，同學面前一套，背后一套，用謊言和奉承的方法爭取對自己有利的信任，向同學借錢借物也不能按時歸還；在談戀愛的過程中，用欺騙的方式同時腳踩幾只船。第三，在經濟誠信方面，坐火車，看電影時逃票，故意拖欠學費，編造假話向家長騙取生活費，虛報家庭情況獲取國家助學金用于高消費，信用卡手機卡等欠費透支之后棄之不用，向熟人或同學的推銷假冒產品等。第四，在就業誠信方面，許多大學畢業生在畢業求職的過程中，偽造課程成績，資格證書，獲獎證書，在校期間的任職和表現，面試時為符合招聘單位錄用條件而編造虛假信息，與多家單位簽約，挑選更好的單位，然后再與不愿意去的單位毀約。

而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第一，社會原因：當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趨利性誘發的拜金主義，實用主義，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以及社會上存在的腐敗現象對大學生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從而導致了大學生誠信缺失現象的日益嚴重。第二，家庭原因：由于社會競爭日趨激烈，家庭倫理的傳統觀念觀和父母“能力之上，望子成龍”的育人觀念導致家庭誠信教育的缺失；有些家長甚至縱容大學生的不誠信行為。而父母家長在日常生活中誠信缺失的一些具體行為和表現，也在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孩子。第三，學校原因：這也是最為直接的原因。當前，我國高校的誠信教育的效果和影響力同社會要求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教育內容過于單一，缺乏吸引力，教育方法也比較簡單，懲罰性等負面的教育居多，缺乏人文關懷，高校教育和考核模式的統一化也是誘發大學生誠信缺失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高校關于誠信制度的建設也相對滯后，誠信檔案制度不完整，誠信公開制度不完善，制度執行不徹底，誠信激勵制度不健全等也對大學生的誠信教育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第四，大學生自身的原因：當代大學生誠信價值觀的錯位和信念弱化導致了他們心理機制的矛盾和失衡，利益需求與滿足壓力增強，從而做出錯誤的誠信缺失的行為；利益權衡過程中的投機心理，僥幸心理與從眾心理也助長了大學生的失信行為。

二、國外高校的誠信教育

在美國，誠信教育從本科生入學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針對學生的各種不誠信行為，都制定了相應的條例來進行制約。并且具體到定義、表現形式、處罰規則、申辯程序等各個方面。而美國高校的“誠信榮譽制度”也是高校誠信教育的最大特點。通過簽訂“榮譽守則”使學生們從心底里真正認同學校的規定，遵守規定并且監督別人。此外，從教育形式和內容也是靈活多樣，種類繁多。良好的社會環境對美國大學生的誠信教育也功不可沒。日本對誠信教育非常重視，他們成功借鑒了中國儒家的誠信思想。日本高校的誠信教育十分重視誠實品格的教育,注重對大學生正確價值觀的培養。日本高校誠信教育采用靈活多樣的方式,并將誠信內容滲透到其他學科的教學中。父母也能做到以身作則，為孩子的誠信行為起著良好的榜樣和示范作用。新加坡的道德教育則是要求學生要誠實，正直，誠信，學校開設道德教育課程,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輔導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參加社區活動。同時“,新加坡的道德教育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將儒家文化中的忠心,孝順,仁愛,誠信等品質,融入其多元化的社會,建立了東西方文化一體化的公民道德教育。”并且，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通過靈活多變的教育方法和途徑,培養學生良好的誠信意識和誠信習慣。高度重視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的緊密聯系,重視各個方面的相互配合.這不僅有利于為大學誠信教育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也有利于促進學生更健康,全面的成長.在瑞士,則更加體現出了國家對于誠信教育的重視。高校對于誠信教育的研究是建立在立法的基礎上的，在這里都是在基本法律保障的基礎上，讓誠信教育成為高校必須遵守的準則。1970年，世界上最早制定的民法典之一《瑞士民法典》在瑞士國會通過，該法典就將誠信原則定位為民法的基本原則。

三、中外高校誠信教育的對比研究

中外高校的誠信教育在制度，內容和途徑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異。首先，就中外誠信教育的制度而言，國外的誠信評價及監督機制非常健全，對于不誠信的行為都有量化的標準。從機構設置，政策制度，運行流程，職責分工等都十分規范，內容完善具體，要求系統規范，程序科學合理，運行也非常順暢。就美國來說，高校通過“榮譽制度”樹立和培養學生的誠信觀念，并且對于不同的欺騙行為給予不同程度的懲罰。在瑞士，誠信教育是學校必須遵守的準則，這些都是有法律來作為依據和保障的。而我國的誠信教育制度目前上不是非常健全，在執行的過程當中也存在著一定的漏洞。其次，就教育內容而言，國外的內容更加多樣化，并且借鑒了外國的優秀文化。日本在誠信教育中充分借鑒了我國儒家思想中誠信和信義的觀點，“儒學在日本多年的傳播和發展中，它所推崇的一系列道德規范，已完全滲透為日本民族的心理，直接影響著日本人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新加坡的誠信教育則突出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性，“讓東方傳統價值觀中的重人，重人際關系，重個人內心的精神修養和西方價值觀的重民主，重科學，崇尚知識和理性相互搭配平衡”新加坡的品格教育也是其誠信教育的一大特點，整個社會都鼓勵開展形式多樣的各種活動來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美國的通識教育地位也高于課程教育，是美國各高校的必修課。而我國大學生的誠信教育內容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和民族性，旨在樹立大學生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價值觀，主要表現在大學階段設置的思想政治理論課中。再次，就教育的途徑而言，西方的教育途徑不僅僅局限于課堂教育和學校教育，家庭，社會和學校合力，為營造良好的誠信環境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