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以緩解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難、融資貴為導向的政策性融資擔保業務得到各級政府大力支持，融資擔保行業總體呈現有序、趨穩、向好的發展態勢,為緩解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作出了積極貢獻。本文介紹了融資擔?，F行會計核算制度的特點和意義，并從融資擔保公司業務會計核算存在的薄弱環節著手，分析了在日常會計核算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以期促進融資擔保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融資擔保公司;新會計準則;會計核算

面對我國現階段面臨的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新型融資擔保應運而生，它主要為小微企業和“三農”服務，是解決實現普惠金融的重要手段和關鍵環節。為保障融資擔保行業的順利健康發展，國家有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以2014年國務院召開的融資擔保行業電視電話會議為起點，國務院相繼于2015年下發《關于促進融資擔保行業加快發展的意見》、2017年出臺《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條例》、2018年決定成立國家融資擔保基金，在機構管理和業務經營方面予以大力扶持和有效規范。但是，融資擔保行業會計核算制度由于歷史沿革原因，在會計核算實務操作層面存在較多問題，需要深入研究并提出針對性的改進措施。

一、融資擔保現行會計核算制度的特點和意義

我國融資擔保行業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起步，并在近年來得到大力發展，其會計核算制度也歷經多次變革。在新準則頒布之前，融資擔保公司執行《擔保企業會計核算辦法》，遵循國家統一的擔保行業會計核算制度。新準則頒布實施后，財政部《關于印發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4號的通知》，規定融資性擔保公司應當執行企業會計準則，按照有關保險合同的相關規定進行會計處理，不再執行《擔保企業會計核算辦法》，并按照保險公司財務報表格式規定編制財務報表及對外披露相關信息。該通知的施行，將融資擔保公司會計核算比照保險公司會計業務處理，反映了兩者相似的金融特性和風險特點，比如都具有保障功能、履行債務上具有不確定性、責任免除結果相似等。就現有業務規范而言，保險業務會計準則在實務操作中能夠對融資擔保業務的會計核算起到參照規范的作用。同時，融資擔保公司執行《企業會計準則》，也實現了擔保公司會計核算的國際趨同和等效，使融資擔保行業會計核算理論和實務操作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對于遵循擔保業務規律、防范控制風險具有積極意義。

二、融資擔保會計核算實務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會計核算制度不統一

1科技型小微企業融資擔保中的風險因素

1．1來自合作銀行的風險

按照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如若小微企業違約，小微企業償還一部分貸款，銀行要求擔保機構承擔貸款其余部分的償還責任，這將大大降低銀行審核和監督貸款的積極性。因為即使項目失敗，銀行承擔的損失也微乎其微，于是銀行可能會放松審核要求或后續監督管理，這樣將直接引致銀行放貸人員的操作風險。由于銀行在整個融資擔保貸款過程中只承擔極小責任或“零責任”，將醞釀某些銀行員工的道德風險。貸款項目成功了，銀行獲利；失敗了，銀行也不遭受損失。這樣就激發了謀取私利的動機。如若某些銀行員工違背職業操守，與被擔保的小微企業串謀或勾結，惡意放貸，這將給擔保機構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

1．2來自融資擔保公司的風險

資金規模小和乘數效應會引發流動性風險。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擔保公司對外擔保額可以放大到自有資本的10倍。然而資金倍數的放大也就意味著風險的放大，另外，擔保機構往往資金規模過小，難以抵抗流動性風險。通常擔保公司會制定一套規范的業務流程，并對符合一定條件的客戶才提供擔保。但在現實中，一些擔保機構沒有建立審、保、償分離制度，代償制度，債務追償制度和激勵約束制度等；很多擔保機構的制度流于形式，沒有切實做到系統化和全面化，在實際操作中并未嚴格執行，容易引發財務風險和道德風險。

1．3來自政府的風險

1．3．1相關法律法規和制度不健全潛藏風險隨著擔保行業的迅速發展，我國相應的法律法規也陸續出臺，然而后者的速度卻落后于前者，這使擔保行業面臨著巨大的法律風險。雖然我國在1995年10月就已頒布了《擔保法》，然而其部分條款和相關規定過于寬泛籠統，無法適應多樣化擔保業務活動的需要。隨著2010年銀監局等七部委《融資性擔保公司管理暫行辦法》的頒布，我國擔保機構的準入和管理逐步走向規范化，然而不同擔保機構的業務操作流程存在個體差異，操作標準參差不齊，離整個行業的規范化管理仍有很大差距。

一、融資性擔保公司面臨的風險

融資性擔保公司通過承擔風險、控制風險，大面積地收取少量擔保費，來覆蓋可能發生的小面積的代償風險，以獲取利潤。它的出現最開始是源于大多數需要借款的中小企業或是不滿足商業銀行的授信標準，或是商業銀行的授信流程對其而言過于復雜和拖沓，其借款或急需借款的需求得不到滿足。融資性擔保公司以其有別于銀行較為死板的授信標準，對滿足其要求的企業進行信用補充，作為擔保并承諾被擔保人不能按期還款的情況下對債權人履行還款義務，以幫助中小企業從銀行取得貸款。因此，融資性擔保公司所參與的信用業務主要是商業銀行不愿涉及的風險較大的部分，它代替商業銀行承擔了風險，為中小企業和商業銀行之間建立起信用的橋梁，從而引導銀行資金順利流向中小企業。但是，風險本身并不能因此消除，中小企業的貸款風險只是由銀行轉嫁到了融資性擔保公司，而融資性擔保公司需要靠自身的風險管理能力尤其是有別于銀行或者說優于銀行的風險識別能力才能減小自身的風險，才能夠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空間。融資性擔保公司所面臨的擔保風險是指在執行擔保業務的過程中，由于不確定因素的影響而使擔保業務發生虧損的可能性。根據新巴塞爾協議對風險的劃分，可分為如下幾種：

（一）信用風險

當被擔保企業由于營運能力有限、資本結構不合理或現金流斷裂等問題難以履行合約責任，或因企業實際控制人道德素養問題不愿履行責任時，擔保公司就將履行代償義務，代替被擔保企業還款，從而造成公司自身損失的風險。

（二）市場風險

伴隨著經濟周期的變化，融資擔保業務面臨的市場利率、貨幣供應、國際熱錢流動等都會影響到銀行給予的授信額度，影響擔保項目的投資收益率。同時，經濟周期變化所導致經濟基本面走壞時很可能導致多數企業處于經營困境，從而極大地增加違約的數量和可能性。而融資擔保集中于某一行業時尤其受到行業不景氣的沖擊。譬如煤炭行業由于經濟冬天的來臨，全行業虧損，其本身資產體量又非常大，涉及的擔保資金相當大，一旦危機爆發，將使整個地區的金融穩定受到沖擊。

（三）操作風險

摘要：

PPP項目融資難是制約PPP項目成功實施的關鍵因素。我國準經營性PPP項目融資困境主要緣于項目收益有限、融資規則難以保障社會投資方獲得合理收益、融資法律規則構建尚不完善等方面。因此，應以銀行融資為主體分析項目銀行融資困境，設計適宜的銀行融資規則，在此基礎上構建我國PPP項目銀行融資的法律制度，在法律層面上證成銀行融資規則的合法化空間，進而理順我國準經營性PPP項目銀行融資實現的體系和條件。

關鍵詞：

PPP項目融資；銀行融資；金融法律規制

盡管我們倡導PPP項目融資來源多元化，但多元化融資的核心內容仍然是金融機構融資，尤其是銀行融資。準經營性PPP項目①作為典型的PPP項目，其公益性使之收益不能完全覆蓋成本，這就增加了銀行融資的難度。目前，我國準經營性PPP項目銀行融資的可操作性較低，這與融資規則設計及其法律規則支持不完善不無關系。本文將以銀行融資實現為中心，探討我國準經營性PPP項目融資的制約因素及其法制環境，進而凝練構建PPP項目融資實現的金融法制體系和規則內容。

一、準經營性PPP項目融資現狀及問題分析

（一）項目融資來源途徑

一、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面臨的法律困境

(一)融資平臺的法律定性不清

從融資平臺的起源和發展歷史來看，融資平臺公司起源于上世紀末。1986年經國務院的批準，上海市政府設立“久事公司”，采取“自借自還”的方式，利用外資進行城市建設。但當時這種融資模式并不普遍，因為當時的地方政府財力比較充足。隨著分稅制的改革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及4萬億投資計劃之后，在相關部委指導意見的鼓舞下，地方政府進一步集中資源，融資平臺公司開始迅速發展并擴展到縣級甚至是鄉鎮一級政府，地方債務風險全面鋪開。融資平臺公司的發展歷史解答了這樣一個疑問，本身屬于公法領域應當解決的問題，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為何要通過公司這一私法主體來進行，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的不匹配。地方融資平臺盡管在形式上采取了公司制的形式，但一切運作又深深地受到行政權力的影響，有學者將其稱之為“行政化”運營。疑惑便隨之而來，融資平臺到底是以一種什么樣的法律身份在實際運行，是屬于市場主體中的私法人，公法人，特殊法人，還是類社會中間層?對于這個問題的答案將直接影響針對其進行的一系列制度的設計。為了控制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近3年來銀監會、發改委以及國務院出臺了諸多規定，其核心內容圍繞控制風險做出了諸多安排，將地方融資平臺進行分類管理。強化監管的路徑日漸清晰:對地方債實行分類管理、加快建立政府財務報告制度、完善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預警機制、嚴控地方政府新增債務、逐步將地方政府債務納入財政預算管理等。在上述規定中地方融資平臺被分為三類:承擔公益性項目融資，且主要依靠財政資金償還債務的公司、承擔非公益性項目融資的公司和雖承擔公益性項目融資，有穩定的經營收入且主要依靠自身收益償還債務的公司。對于第一類公司進行清理，第二類和第三類繼續發展。單純從控制風險的角度出發，此種制度設計無可厚非。但這種商事化的定位卻與地方融資平臺設立的初衷和平臺公司的本源相去甚遠。換句話說，地方融資平臺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受到了質疑。

(二)委托關系不暢

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勒的地方自治理論和奧茨的地方供應有效理論很好的詮釋了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人的必要性。斯蒂格勒從實現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分配的公正性角度論證了地方政府更適宜行使資源配置職能。斯蒂格勒從兩條原則出發闡明地方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一是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公眾，更了解轄區內居民對公共服務的選擇偏好及效用;二是一國國內不同的人們有權利對不同種類與不同數量的公共服務進行投票表決，與之相適應，不同種類與不同數量的服務要求由不同級次、不同區域的政府來提供。奧茨運用福利經濟學的觀點，通過一系列假定，將社會福利化表達為一個線性規劃，并求解出資源配置處于社會福利最大化時的一般均衡模型。他在分析這個模型的附加條件時發現:在對所有的人口子集等量提供公共物品這個限制條件下，某種公共物品由地方政府提供要比由中央政府提供更有效。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這種委托關系中，中央政府對諸多公共產品、國有資產等無法直接實施管理，轉移支付制度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制度安排，而兩者之間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現象使中央政府監督乏力，兩者之間目標利益的沖突又使得地方政府作為人存在機會主義行為。至于中央政府與金融機構之間，中央政府代表全體人民履行對金融機構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的出資人責任，其需要同時兼顧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這使得金融機構通常承擔了很多中央政府的政策性負擔，時常出現政策性虧損。這就產生了所謂的預算軟約束問題。國有商業銀行經常心甘情愿的貸款給陷入經營危機、累積了巨大債務風險的地方融資平臺，根本原因就在于銀行系統的軟預算約束問題。

(三)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合法性的危機

目前融資平臺公司最大的尷尬是政府擔保不具備法律的有效性。《擔保法》第8條規定，國家機關不得為保證人，但經國務院批準為使用外國政府或者國際經濟組織貸款進行轉貸的除外。最高法院《關于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條規定，國家機關和以公益為目的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違反法律規定提供擔保的，擔保合同無效。為了規避擔保法關于政府不得提供擔保的規定，不少地方采取通過人大決議的形式將平臺公司融資后的還款付息計劃列入財政預算以提供財政擔保，將融資平臺之債轉換為政府之債。部分地方融資平臺貸款被打包成信托受益權，在經發行銀行擔保之后出售給其他銀行，信托公司在銷售此類信托產品時，一般都會突出地方政府對債務的隱性擔保。有學者對此種地方人大還貸承諾的性質進行了探討，認為其不是普通債權的擔保，也不是項目融資安慰函，還貸承諾是一種公法上的行為，并具有憲法或行政法上的程序監督與制衡作用，其對象是受其監督對其負責的地方政府而非金融機構。從公法的角度理解，它體現的是人大與政府之間在公法上的關系，并非項目融資安慰函中的項目主辦方或項目所在地政府與金融機構的私法關系，但是地方人大還貸承諾對地方政府與金融機構之間的債務約定作了形式上的確認，至少為債權人的追索權延伸和落實提供了公法領域的依據和可能。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向銀行貸款時，經常采用“市政公用行業不動產收益”，“道路建設車輛通行費收費權”，“特許經營權”，“土地出讓收益經營權”等作為權利標的進行質押貸款，但這幾種權利能否作為質押的標的，學術界與實務界頗有爭議。由于尚未有法律法規對“市政公用行業不動產收益”等權利的出質資格作出規定，所以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習以為常的權利質押貸款行為面臨著無法擺脫的合法性困境和前所未有的制度風險。現行《預算法》第28條規定:地方各級預算按照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編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地方政府為了規避該法律規定，競相成立融資平臺舉借債務。由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名義上具有獨立企業法人資格，所以其債務不會列人地方政府顯性債務范圍，而只是構成地方政府的隱性負債。預算法并未就隱性負債與或然負債作出限制性規定，導致其在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舉債行為規制問題上束手無策，這對地方政府財政的穩健運行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構成了潛在的威脅。其實，預算法第28條的禁止性規定在實踐中已經出現松動跡象，如國務院已經授權上海市、浙江省、廣東省、深圳市進行自行發債試點，預算法修正案草案一審稿也有關于地方政府舉債的規定。在此背景下，預算法的修訂有必要充分考量地方債務生成的特殊制度背景進行相應的觀念更新與制度變革以堵塞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法律漏洞，防止地方政府的財政機會主義行為。

一、引言   2011年年初，溫州三旗集團因不能償還銀行高達1．23億元的欠款，資金鏈斷裂，只能轉向民間借貸，最終無法收場。知名餐飲連鎖企業波特曼的法人代表嚴某因銀行壓貸，向民間高利借貸幾百萬元，最終無力償還。5月，江南皮革有限公司因銀行續貸門檻抬高，資金周轉困難，企業陷入債務風波。9月20日，溫州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離境出走，因銀行貸款的缺失而涉及的民間借貸達1．3億元。9月27日，樂清永久彈簧制造公司由于銀行無法實現續貸承諾，擔保公司及債主的催款使得企業停產整頓。截至2011年10月據溫州市政府提交的報告，僅較為知名的企業老板跑路已多達93人之多，而陷入財務危機瀕臨倒閉的企業更不在少數。里昂證券調研報告稱，溫州民間未償貸款總量可能高達8000億到10000億元，壞賬總額最高可能達1500億元。   雖然溫州債務風險出現后，國家出臺了一系列宏觀政策進行調整，如銀監會以及各地政府出臺的“國九條”“銀十條”的補充細則等措施，各商業銀行也相應的制定了一些具體措施，如工行的“一戶一策”、“一事一策”專業扶持；農發行做好中小企業貸款“五不”的保證；建行溫州分行將中小企業貸款利率下降10個百分點，最高上浮不超過30%；農業銀行溫州分行則規定中小企業貸款利率上浮幅度最高不得超過基準利率的30%等。至此，中小企業融資難有了一定的緩解。但這些扶持是行政色彩多于市場運作本身，亦無法從根源上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當經濟環境、宏觀政策再次發生變動時，中小企業債務風險仍會出現。為此，需要對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進行深入剖析，并立足于長期發展角度來思考破解之策。   二、金融結構缺陷是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困境的根本原因   融資難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國中小企業，即使在寬松的貨幣政策情況下，也難以擺脫融資困境。2010年宏觀政策開始緊縮時，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更是雪上加霜，溫州企業的債務風險就是此次中小企業陷入融資困境的一個縮影。中小企業之所以無法從根本上擺脫融資困境，是我國金融結構體系存在缺陷造成的。本文認為這種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金融機構結構失調   1.區域性中小型金融機構發展滯后Uell(2004)   根據中小企業自身特點及不同類型銀行的放貸偏好，得出組織結構呈扁平化的區域性中小銀行是中小企業貸款的主要供給者。Peek和Rosengren（1996）對銀行業合并的實證分析表明，銀行合并壯大后中小企業得到的貸款較合并前明顯減少。我國學者林毅夫等（2001）根據目前我國企業發展狀況，提出應大力發展與中小企業相匹配的區域性中小銀行。然而我國目前的金融機構結構卻表現出明顯的缺陷。其一，區域型中小金融機構數量少。由于我國金融環境的特殊性，形成了一個以四大國有銀行為主導的高度集中的金融體系。其二，區域性中小金融機構資產規模小。根據銀監會統計資料，截至2010年，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占金融機構總資產達49．2%、12家股份制銀行占比15．6%、三家政策性銀行占比16．48%、城市商業銀行占比8．2%、農村商業銀行、城信社及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等中小型金融機構僅占比8．4%，如圖1所示。顯然在目前這種金融結構中，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是很難得到有效滿足的。   2.中小企業政策性金融機構尚未成立   政策性金融機構的功能在于補充市場機制不完善的地方，即克服市場失靈狀況，配合政府合理引導資源流向，調節區域經濟落差，調整產業結構等，使得社會經濟和諧發展。西方發達國家在政策性金融結構體系建設上發展較為完善。美國于1953年設立了中小企業管理局，英國主要為政策支持基金。其他地區多為效仿美、英兩國而建，其中，東亞以日本，中國臺灣尤為著名。具體如表1所示。與國外普遍已建立起中小企業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不同的是，我國目前并沒有專門的政策性金融機構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在實踐中，政府是通過國有控股的五大商業銀行來實現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   自2008年底以來監管部門一直倡導銀行建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專營機構，也要求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和12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務必于2009年6月末前完成專營機構的構建任務。這樣一來，國有銀行實際上就替代了部分政策性金融機構的功能。但是作為面向市場以盈利為目標的商業銀行其無論在業務的全面性、反映的靈敏性、還是在執行力度的到位性，都無法與專業的政策性金融機構相比擬。商業銀行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發揮重要作用，在貨幣政策變換節奏過快時，對中小企業的扶持更是無暇顧及。溫州此次的債務風險恰好印證了這一點。自2010年1月18日，人民銀行連續12次上調準備金，凍結了近17億元，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加大了壓縮。據“花旗-CCER服務型中小企業融資與發展”研究項目組公布的數據稱，在中小企業集中的浙江，只有20%的中小企業能從銀行貸到款。   （二）融資渠道不通暢   1.銀行的審貸程序不適于中小企業我國一直以來都是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但是，間接融資是我國中小企業外源融資的主要來源，而銀行業在放貸方面更傾向于大型企業。由于中小企業受自身規模及經營模式的限制，貸款存在“急、小、高、短”的特點，而目前我國銀行業在貸款業務上存在設計、運行缺陷———大額和小額的貸款審查程序基本一樣，都需要經過信用評估、企業財務分析、提出調查報告和貸款委員會審查等一系列程序，使得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達不到規模效益。據測算，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的管理成本平均為大中型企業的5倍左右。于是造成了占全國注冊企業總數99%以上的中小企業，卻面臨難以從銀行貸到款的尷尬局面。如在我國金融較為發達的浙江，小企業通過親友及民間借貸的份額達50%，而相對應的，以銀行和農村信用社等傳統金融機構作為主要融資渠道的僅占21%；通過小額貸款公司和典當行作為主要融資渠道的占7%；另有22%的小企業從未與以上金融機構或個人發生過借貸行為。小企業資金來源情況如圖2所示：#p#分頁標題#e#   2.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條件仍未放開   首先，證券法規定的直接融資企業的標準過高。根據我國《證券法》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債券，應當符合下列條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凈資產不低于人民幣3000萬元，有限責任公司的凈資產不低于人民幣6000萬元；累計債券余額不超過公司凈資產的40%。而根據我國2011年6月的《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除房地產及租賃等具有較多固定資產的行業外，其他產業的中小企業一般都很難達到一水平。因此，企業債券融資無法惠及到廣大中小企業。   其次，多層次資本市場尚未建立，中小企業股權融資受到制約。目前，美國是世界上企業直接融資體系較為健全有效的國家。有資料顯示，中小企業的證?融資占到全部外源融資的55%以上，這也充分印證了其資本市場的發達程度，其中為中小企業量身定做的美國資本市場如下圖3所示：相比之下，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仍處于初級階段。雖然我國在2004年、2009年分別推出了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中小企業板規定上市公司的股本規模必須大于2000萬；創業板則要求企業最近兩年連續盈利，最近兩年凈利潤累計不少于一千萬元，且持續增長；或者最近一年盈利，且凈利潤不少于五百萬元，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少于五千萬元，最近兩年營業收入增長率均不低于百分之三十。顯然，能夠上市融資的都是中小企業中的“佼佼”者，設立中小板的最初動機并未實現。   據深圳證?交易所中小板、創業板的數據統計，截至2011年11月份，中小板上市公司數目為635個，創業板上市公司數目276個。兩者上市企業僅占全部中小企業的0.022‰。   （三）融資服務環境不完善   1.擔保業發展不足   首先，擔保公司規模小。據工商聯對來自20省市，155家擔保公司顯示，注冊資本在5000萬以下的有28家，占18．18%，在5000萬元之1億元之間的有63家，占40．91%，兩者之和達到59．09%之多。注冊資金規模小，一方面使得擔保很難與銀行的信貸規模（單筆）形成對等條件，阻礙了公司的發展，也無法真正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另一方面，規模小也制約了擔保風險的分散。由于資金的限制公司只能為少數企業進行擔保，使得業務相對集中，繼而增加了違約代償風險。其次，擔保行業業務創新不足。目前我國擔保仍大多為不動產的抵押擔保，應收賬款，存貨等動產以及知識產權，專利等無形資產的抵押擔保有待進一步提高。最后，存在制度歧視。金融機構對待民營擔保公司與政府參與的擔保公司不能一視同仁，相當一部分銀行及其他貸款公司明確規定優先選擇以政府主導型擔保公司為“靠山”的中小企業。由于擔保業的發展不足，溫州中小企業一般選擇互保聯保。當一家企業出現債務風險時，其他相關企業也難逃厄運，于是爆發了此次大規模的企業債務危機。   2.征信體系不完善   一方面，缺少統一有效的征信系統，各部門信息無法共享。由于我國的行政體制及部門間的利益障礙，還存在著信息傳遞受阻，尤其是工商、稅務、海關、質檢等衡量企業信譽的重要部門仍沒建立起有效的溝通。因此，征信信息系統的全面有效性打了折扣。而征信主體單一，使得征信系統規模過小，對于數量龐大的中小企業來說，發展滯后。目前，僅有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是我國信貸市場開展征信業務的主體。   另一方面，法律的不完善，阻礙征信業務的開展。2009年10月出臺的《征信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只是規范了個人信息征集，并未對企業信息的征集范圍做出詳細規定，也沒有相應的保護企業商業秘密的措施。進而使得企業在接受信息征集時后顧之憂較大，易產生抵抗心理，征信工作真實完整性嚴重受阻。征信體系的不完善加大了銀行了解中小企業的難度，使之在放貸過程中審慎性較高，審核時間較長。因此，許多中小企業被迫轉向相比之下較為便利的民間借貸。在溫州此類情況更為突出，人民銀行溫州支行的調查顯示，59．76%的企業參與了民間借貸。   三、調整金融結構化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一）發展多元化金融機構   1.大力發展中小型金融機構，吸納民間資本   首先，數量眾多的金融機構不僅為廣大中小企業提供了貸款的保證，同時也增加了彼此之間的競爭，從而解決資金市場處于“賣方”的狀況。再者，基于人緣、地緣等優勢，有效減少了信息不對稱，避免道德風險“逆向選擇”，進而能較合理的確定貸款利率，形成價格優勢。最后，地區性中小型金融機構管理較之大型分支機構呈扁平化，因此政策傳達執行及時有力，更加適應于中小企業融資特點。因此，我國應重視中小金融機構的建設。（1）降低對中小企業貸款余額和客戶數量超過一定比例的金融機構的準入門檻，加快縣級、村鎮中小型金融機構的普及，建立起以中小型金融機構為主體的區域金融體系。（2）擴大中小型金融機構的資金來源，鼓勵民間資本參股；對于合規經營、風險控制嚴格的中小金融機構可適當放寬融資比例至資本凈額的100%。（3）政策上扶持中小金融機構。在目前中小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浮動幅度的基礎上，適當放寬浮動范圍，使之在對中小企業放貸時，能隨市場行情及供需狀況及時調節在更廣的范圍內掌握利率自主權，增加其服務中小企業的動力。   2.成立中小企業政策性金融機構   鑒于我國目前仍專門的中小企業政策性金融機構，成立全國性的中小企業管理結構應及早提上日程。第一，作為中小企業的權威管理部門，中小企業管理機構不僅可通過對廣大中小企業的宣傳來影響政府制定宏觀政策，維護中小企業利益，而且可以利用其自身有效信息的反饋來幫助政府掌握產業結構，資源配置，信貸規模，風險控制等，從而制定更加適當的經濟措施。第二，幫助中小企業爭取到更多的政府采購，使政府的相關扶持得到有效落實。第三，提高政府資金的利用率。可借鑒美國的中小企業管理局經驗，將國家對中小企業的財政預算劃撥給中小企業管理機構，統一管理運用，進而有效利用政府資金。#p#分頁標題#e#   （二）引導基金流向，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   1.發展天使基金   天使投資是指門用于支持小型初始企業或創業者的創業資金。由于投資人大都對所投企業有較深的了解，減少了信息不對稱，受資企業亦可專心于項目或技術的研究。瑞信研究院《全球財富報告》統計，中國內地財富總值在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增長了4萬億美元，從數值上看，內地百萬富翁101．7萬人。截止到2011年10月，我國居民儲蓄存款達33萬億之多。據此，天使基金植根于我國已有了肥沃的土壤。首先，加大天使投資的文化宣傳。由于投資者大都是風險厭惡型，缺少天使投資概念，對運作模式也很模糊。因此，可以利用多種渠道加大天使投資文化的普及。如可在銀行網點向儲蓄者發放天使投資的宣傳冊、說明書，也可定期開辦講座，由專業人士具體講解天使投資的運作模式、收益與風險的平衡等。其次，加強對創業者信用管理。應盡快完善征信體系，鼓勵發展類似于中小企業協會的民間非營利性征信組織，降低企業信用度低狀況，加強天使投資者的信心。最后，盡快出臺私人風險投資的法律法規，使投資人有法可依，避免后顧之憂。   2.合理引導風險投資   風投資本理論上主要投資于企業種子期或成長初期，但實際運作中風投公司往往急功近利，熱衷投資于企業成長、成熟期，即風投私募化。這時應由政府出頭組建“風險投資引導基金”，在政策、投資方向上通過財政手段加以鼓勵引導，擬補風投資本市場失靈問題。如2007年，我國設立的“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截至2010年底，基金規模達到35億元。3.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首先，完善中小企業股權融資渠道。目前我國針對中小企業融資的資本市場有深交所的中小板、創業板以及以代辦股份系統轉讓系統、各地區的產權交易市場為核心的“三板”市場。然而，中小板、創業板準入條件較高將大批中小企業拒之門外，三板市場至今仍未形成統一規模的場外交易市場，且在轉板機制，企業退市制度等問題上存在較大欠缺，各板塊間融資系統仍未打通。因此，逐步降低中小、創業板門檻，加快場外市場建設，形成完善有效，銜接緊密的多層次資本市場是建立我國中小企業直接融資體系急需解決的問題。其次，降低中小企業債券發行門檻，建立中小企業債券發行制度，提高企業直接融資比重。   （三）完善融資環境   1.進一步健全中小企業擔保體系   雖然我國擔保業已出具規模，但仍處初級發展階段，問題重重，應從以下兩個方面進一步完善。（1）鼓勵民間資本參入，增加擔保業的資金來源，壯大擔保公司規模，使之消除在資本實力上難以達到銀行信貸規模擔保的要求，同時由于資金的雄厚，可為多家中小企業實施擔保，分散風險。（2）建立再擔保體系。由于擔保公司多為風險較高的中小企業擔保，在缺乏風險轉移機制的環境下，業務開展顯得畏首畏腳，審慎性較高，從而使擔保業建立的初衷被嚴重影響。為了更好地開發擔保業作用，可利用政府財政資金或由政府牽頭組建的資金來成立再擔保體系，對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擔保公司進行再擔保，解決擔保公司的后顧之憂。（3）逐步消除擔保機構所有制上的歧視。在鼓勵民營擔保業做大做強的同時，對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一些不合理的變現歧視要欲于糾正。   2.建立完善的征信輔導體系   利用信息技術優勢，實施有關部門的聯網融通，信息共享，尤其是工商、稅務、海關、質檢等重要機構。加快建設多重征信體系，覆蓋全面。另外，設立中小企業輔導系統，成立中小企業輔導中心，為企業的發展提供輔導咨詢服務，包括融資、財務、經營、技術、市場等多方面內容。其中，以融資診斷和財務輔導管理最為重要。同時，可對企業的融資需要提供建議，提交銀行貸款時作參考。為企業可持續發展提供服務咨詢，促進企業產業升級。   3.利率管制逐步放松，加快市場化進程   本身作為盈利性機構的商業銀行等，若其收益與風險長期不能相匹配，中小企業難問題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利率是衡量資本風險的價格，逐步放寬利率浮動范圍直至其完全市場化，使放貸的金融機構可根據市場及中小企業具體情況來確定資本價格，即滿足了中小企業的貸款需求，也迎合了金融機構逐利性，二者各得其所有。

摘要:信用擔保制度自身存在缺陷，但是可以通過法律制度的構建進行完善，將風險控制在合理范圍內。因此，我們需要對農村信用擔保制度進行研究、探索和改進，利用信用擔保制度推動農戶和農村中小型企業融資渠道順暢。本文通過研讀國內外期刊數據和文獻，結合本地金融機構信貸放款情況，運用實證分析法和歷史分析法針對農村信用擔保制度進行研究。在掌握其組成要件及內涵的基礎上，結合我國《擔保法》、《物權法》等法律法規，結合大量實地考證，并對進一步完善我國農村信用擔保制度提出建議。

關鍵詞:小組聯保;運行機制;反擔保;信用擔保

現在我國農村處于欠發達狀態下，農業發展由家庭勞作逐漸轉變為合作社模式的過渡階段，農產品生產周期因素，再加上農產品市場不活躍，從而造成了以農產品輸出為主。農村在成品和半成品制造輸出方面極其欠缺，大多都是低端、高耗能、高污染的中小型企業，融資渠道狹窄，發展結構單一，這些小微企業在農村星羅密布，可謂多如牛毛，盡管發展良莠不齊，可它無時無刻活躍著農村經濟，但是隨著經濟新常態到來，小微企業融資的渴望日趨增加，由于對農作物和土地難以進行抵押和有效評估，這些企業融資難瓶頸日漸凸顯，企業要獲得資金進行產品升級是很難實現的，盡管很多企業極具活力和發展前景，由于缺乏資金鏈得不到有效補充，最終走向了破產的道路，從法律角度分析，建立和運行新型的擔保機制，助力多樣化融資渠道，完善的法律制度必不可少，它為擔保機制的運行保駕護航、提供安全防護，缺少則各種異象叢生，不利于擔保機制的發展與創新，不利于農村經濟的有效、穩速發展。針對這些現象，從客觀角度分析有以下幾類因素:

一、分析原因

(一)個體工商戶、農村中小企業融資信用機制不健全

1．現階段我國信用擔保運行機制存在缺陷現

根據發改委統計，農村中小企業貸款中無法落實擔保而遭到拒絕的比例高達31．5%，其中無抵押導致不合格的比例高達46．6%，二者總計78．1%。這個數字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好比一個正常的人無法飲水一樣，一貫如此的話就是無水之木，這種狀況如何改善，我國的各個地區都在積極探索，其中多數都是設立信用擔保機構，以政府發起設立為主，資金來源主要以財政和民間注資為主，但是，這些擔保機構存在的問題也非常多:(1)對擔保手續的辦理繁雜、手續費收取隨意性大，并且手續費高昂，貸款期限也較短;(2)擔保機構的規模都比較小，對于涉及大額貸款業務，達不到銀行放貸的要求。(3)全國各地對于擔保機構管理機制也不盡相同，差異較大。

1BT投資合同管理中的重難點

1．1合同訂立

如何在合同訂立之初，就在合同中對各參與方的權利義務以制度條文的形式規范下來，并要在法律規定的允許框架之內，就顯示出其重要意義。在BT投資合同談判過程中，主要核心還是如何確定投資建設的特許權，這關系到BT項目投資方和政府兩方面各自的權利義務，關系到BT項目最終合同預算價格的制定。不同于普通建設項目，BT項目在前期設計時一般不會設計得非常細致，而是隨著工程建設進度的推進，相關設計圖紙和文件才會一步一步到位。這使得投資方難以準確地確定合同預算價格的合理水平，項目投資控制收益存在潛在的巨大風險考驗。

1．2融資

BT投資合同在管理中經常遇到資金不能及時到位、建設投資超出預算水平、融資成本發生上升等問題，這些問題都會影響到工程的建設質量進度。如果未能按時配套足夠資金，項目建設將會陷入停滯，或者發生解除合同的現象，造成巨大損失。在BT投資模式下，最重要的環節就是融資，其成功的關鍵與否將會直接影響項目整體運作目標的達成。

1．3建設成本超支

投資方如果沒有按照合同中的要求規定對建設成本予以準確的掌控，將造成投資收益水平的降低，如果采取追加項目投資的方式，可能還會產生融資無法完成的難題。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很多，如管理水平和施工技術水平不達標、材料價格提高、設計發生變更、融資成本提升等因素，都是重點誘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