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在向西方“取經”到本土化創新的發展過程中，既面臨著本土化研究成果的供需矛盾，也經歷了本土化與國際化的世紀爭辯。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社會科學體系，促進學科知識體系的完善和進步，應摒棄西方中心取向，建構中國特色學科、學術和話語體系，并實現中國政治學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有機結合。這既是我國學術界應對時局、厚植和強化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路徑，也是促進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重要使命，有助于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擺脫簡單模仿、編譯引進甚至盲目追隨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學徒狀態”，以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文明心態，走向真正的社會科學研究“自我主張自由”。從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實際發展來看，一方面，盡管我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訴求空前高漲，但還沒有形成顯著的原創性本土化學術成果。隨著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持續發展，本土化理論和知識供需失衡現象更加凸顯。另一方面，雖然中國社會科學國際化的訴求持續存在，但也面臨著不同話語體系下國際學術對話的艱難，其中，典型的表現是在國際學術引用中來自中國學者群體研究成果的整體被引用依然處于較低水平。

一、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界定

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發展經歷了橫跨三個世紀的嬗變，其中包括從抵觸西學、到接納西方理論、到學徒式模仿、再到嘗試性探索乃至創新發展的階段性反復和螺旋式上升的發展。學者對本土化的界定，既包括使外來社會科學適應本土實踐和發展需要，也包括使區域經驗研究國際化，而不是使科學研究區域化，強調本土化是科學辯證地處理本土學術與國外學術之間的關系，并不意味著對西方學術的徹底排斥和拒絕。歸納來看，本土化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的基本內涵：一是直接或間接以中國本土的現實社會問題為內容導向，二是反思對西方理論的機械性移植與照搬。

二、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多重動因

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具有多重復雜的動因：一是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需求。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實際狀況使得社會科學本土化成為必然。中國社會科學經歷百年發展，目前在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中仍然存在不少問題。如同總書記指出的那樣，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戰略還不十分明確，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水平總體不高，學術原創能力還不強；哲學社會科學訓練培養教育體系不健全，學術評價體系不夠科學，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還不完善；人才隊伍總體素質亟待提高，學風方面問題還比較突出，等等”。在學界，也有學者指出，社會學以數理統計為基礎的量化研究泛化，陷入潛在的以“問題—理論—假設—測量—數據—方法—發現—結論”為全套的“洋八股”，這一現象也正在蔓延到其他學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需要基于中國國情、科學有效的社會科學支撐，需要從物質財富的積累走向精神和文化財富的積累，需要強大的文化自信，需要克服對于西方文化的自卑心理、弱勢心理和防御心理。二是中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現代化發展的需求。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和崛起，賦予社會科學本土化以強勁的內在驅動力。歷經百余年的發展，世界的經濟中心正在改變，如在經濟學領域中，世界經濟學界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提升而逐漸重視基于中國實踐的理論闡釋。學者認為，現代西方經濟學有關發展和改革的諸多理論，已經無法解釋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轉型。在政治學研究中，我國學界通常關注宏觀問題多于中觀和微觀問題，其中，以國家認同、權利主張、政權認同、社會正義和政治參與等議題為主的“國家建設”以及以執政黨本身的建設和黨政關系為核心的“政治建設”的研究，作為中國政治學界的宏大議題，具有基于中國歷史文化和現代化實踐而發掘新理論的巨大空間。從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發展的角度看，中國政治學研究不應該是西方既有理論的試驗場，而應該是建構中國本土社會科學的理論發源地，以科學有效的原創性理論，指引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恰恰是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共同要求。三是中國現代國家建設解除所面臨的內外部互動的學術和文化壓力的需求。文化霸權主義的持續侵襲和由此引發的對西方社會科學普適性的質疑，構成中國式現代化和國家建設的內外部互動壓力。近代以來，西方文化一直占據主流文化，“言必稱希臘”的學術方式和學科局面，給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戴上無形的文化殖民和理論霸權枷鎖，致使中國不少學者在轉換西方話語的過程中“失語”甚至“失智”。實際上，國家、社會的差異和發展的動態性，使得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術思想都是各自特定時代、特定區域的歷史社會經驗的沉淀和提煉，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當代西方科學在中國已經遇到適用性和有效性問題。西方文化霸權的本土效應和本土學者的批判性反應，構成了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特殊壓力和動力。四是中國社會科學發展強化理論和文化自信的需求。新時代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文化自信和理論自信，是推動本土化深化發展的內在動因。近代之初，受西方社會科學影響，中國社會科學最初的亦步亦趨在所難免。中國社會科學本土意識萌芽，正值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的實踐，成為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根本動因，從一定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就是典型而成功的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過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其巨大的實踐成功，使中國人民獲得了精神主動，產生了強大的思想自信和文化自信。

三、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爭論

在長期的發展中，對于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既有倡導主張者，也有很多反對和質疑的聲音，其中，反對本土化的觀點集中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特殊主義論與學術規范化的對立。反對本土化的學者通常質疑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所提倡的“中國特殊主義”和“中國例外論”，而竭力倡導“學術規范化”。二是對本土化動機與本質的質疑。反對本土化的學者質疑本土化的動機和本質，認為西方學術的邏輯框架具有很強的吸附性，而本土化運動的初衷看起來是為了抵御西方學術霸權，但是本質上是知識分子所秉持的“天朝模型的世界觀”（即中國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國文化優越于其他文化）在近代受到沖擊后而形成的“心理防衛機制”，加上自認為在西方文化學術格局中“被矮化”，不少本土化倡導者直接將其倡導立于情感“共鳴”和反依附的民族主義基礎上。三是對中國情境適用性的質疑。反對本土化的學者質疑本土化倡議者的“西方理論對中國情境不適用”觀點。由于西方社會理論有上位概念層次和下位概念層次，在定量方法研究中，上位概念層次是可以用來分類的變量，而下位概念層次則是這個概念的具體取值。上位概念層次是一個普遍性提純，并非一概不適用中國這一特殊情境。四是對方法論的邏輯矛盾的質疑。反對本土化的學者認為，本土化倡導者在方法論上存在“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對立的邏輯矛盾。科學主義取向下的研究知識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性，而在人文主義取向下的研究知識具有相對性和特殊性。為此，本土化倡議者實際上混淆了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這兩種取向，過于依重人文主義的論據，即：將依重中國特殊化、區域化的社會文化現象作為本土化的論據，而忽視了科學的普遍性。同時，主張本土化的學者總是力圖從中國本土特色實踐中提煉出具有世界意義的普遍性理論體系，這種做法實際上又否定了本土化倡導者的特殊主義主張，由此使得本土化倡導者在方法論與取向性之間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不過，從學科發展情況來看，在社會科學學科中偏向于科學主義的經濟學和偏向于人文主義的歷史學，實際上鮮少提出本土化主張，反而是介于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傾向之間的法學、社會學、政治學、社會心理學等學科，存在著較強的本土化傾向。這種情況弱化了質疑本土化倡導者存在方法論邏輯矛盾的論據效度。

中國外國文學研究自改革開放40年以來蓬勃發展，在外國文學批評方式“中國化”的革故鼎新中，研究探索新時代外國文學的發展新趨勢對于推動該領域的多元發展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興盛具有重要意義。2019年8月19日到21日，由《當代外國文學》編輯部、山東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主辦的“新時代外國文學研究前沿問題”學術研討會在濟南召開，來自全國170多名專家學者及青年代表圍繞當前外國文學研究的前沿問題展開熱烈討論。

1．外國文學研究熱點問題的歷史回顧與趨勢展望

南京大學楊金才教授提出中國的歷史語境和時代特征、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獨特經驗是未來中國話語體系建設的新方向。當代外國文學研究應努力將中華元素融入世界文明的發展大潮中，通過與世界各國文明的比較互鑒，促進世界文化多樣性不斷豐富拓寬，同時，更要推動并努力實現世界話語層面上的中國發聲。21世紀的文學批評應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更加關注作家創作題材的可能轉向。應通過理論反思的方式重回原點，以探索21世紀外國文學所蘊含的地域特征與跨國文化交匯的多元風格，多層次、多維度探索開拓新世紀外國文學發展的新趨勢。四川外國語大學董洪川教授提出“科學主義”與“文學主義”是文學批評的兩大主題，董教授以艾布拉姆斯的人文主義批評理念為切入點，從“共享世界”“人文話語”“歷史關照”等多個層面充分闡發人文主義批評的內涵本質。中國人民大學曾艷兵教授則提出，當前外國文學在理論研究、比較文學、國別文學等領域均取得重要進展，理論深度和學術視野得以有效拓寬，優秀學術成果層出不窮。在總結回顧外國文學研究的累累碩果后，曾教授寄語外國文學研究要繼續以弘揚國家意識、本土立場為主旨，凸顯中國話語和中國形象。

2．新時期外國文學研究方法論層面的研討

北京外國語大學陶家俊教授以薩義德的跨文化連接論、帕特里夏•勞倫斯的跨文化文學關聯網絡論和卡薩諾瓦的文學世界體系論為例，指出通過跨文化視閾透視歷史、文化、政治、民族、地理等多維度的文學關聯理論，突破既定的文學本體論和文化本體論，推動文學研究從本體認知模式向關聯認知模式的知識話語轉型。湖南師范大學曾艷鈺教授以斯坦福大學2010年所成立的文學實驗室將定量分析引入文學研究為例，就大數據背景下文學研究方法的創新做了主題發言，指出人腦與電腦在文本閱讀與分析過程中可以有效互補。上海外國語大學胡開寶教授提出以語料庫為切入點的文學研究具有以下優勢：可以通過數據統計歸納文學語言和文學創作過程的規律性特征；對文學語言等共性特征和文學創作的獨特風格均可探索；促進文學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有機統一。

3．外國文學領域新思潮、新文本的審視分析

閩南師范大學張龍海教授探討了英國石黑一雄作品中的記憶與掩蓋；蘇州大學教授朱新福介紹了21世紀新出現的氣候變化小說；南京大學何寧教授對蘇格蘭詩人克勞福德詩歌中的科學意象和蘇格蘭民族性進行解讀；哈爾濱工業大學教授劉克東對美國文學新秀阿萊克西《印第安殺手》中跨種族關系的職業倫理進行闡釋；河北師范大學李正栓教授通過計量學分析方法對國內莎士比亞研究現狀與未來發展進行分析與展望；南京郵電大學王玉括教授對美國族裔文學中有關非洲黑人生活描寫的文學作品進行講述；復旦大學陳靚教授則關注了美國本土族裔文學批評家阿諾德•克魯帕特，并就其所提倡的對話性的世界主義模式進行論述；華中師范大學羅良功教授對激進藝術歷史擔當者辛巴•杰斯的詩歌特點進行剖析，指出其作品跨文類、跨文化、跨媒介的藝術實驗以及面向未來的歷史書寫范例；山東師范大學王卓教授則就扎迪•史密斯小說《搖擺時光》中的地理空間意義與跨國文化書寫等宏大問題進行啟發性論述。同時，與會青年學者圍繞“國家、民族與身份認同”“文學的共同體想象”“奇幻文學與技術書寫”“文學空間”等四個議題展開廣泛研討。另外，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外國文學研究》主編曾艷兵、《當代外國文學》主編楊金才、《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主編陳勇、《山東外語教學》主編王卓、《外國語文研究》主編羅良功、《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副主編陳靚等五十余名專家學者就學術期刊辦刊過程中遇到的各類問題，包括選稿流程、學術熱點追蹤、專題設置、文風學風以及學術誠信建設等展開討論，努力為當下外國文學研究營造更加良好嚴謹的學術氛圍。本次學術研討會對外國文學領域的發展態勢與發展方向做出深入研討與理性規劃。與會學者提出的諸多啟發性與建設性意見，必將推動我國新時代外國文學研究的與時俱進，不斷創新與發展。

摘要：全球化已經成為一種常態，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世界各國在今天有了超越過去一切時代的密切聯系和交往。這既帶來了機遇，也形成了挑戰，制造了困境。如何利用機遇，超越困境便是世界各國面臨的重要課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此背景之下了第三份全球性報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轉變？》。對全球共同利益從概念、內涵到特點進行認真的解讀，并運用全球共同利益這一理念分析當前中小學德育課程改革中存在的諸種問題，對如何在全球共同利益理念之下實現新的中小學德育課程改革進行研究，明確提出了中小學德育課程改革的方法論導向，強調了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民族性堅守以及具體的操作性措施。

關鍵詞：全球共同利益；方法論；德育課程改革；文化的民族性

當前，全球化伴隨著網絡平臺的普遍建立，已經不再是一個人們期待、觀望的愿景而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國家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這些聯系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與教育等領域。而且，各方面聯系與依賴的程度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都超出了我們的想象。“當今世界的錯綜復雜和矛盾沖突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些變化引發了緊張不安，人們寄希望于教育能夠培養個人和社會掌握適應變化并做出反應的能力。”［1］這種現狀既給世界帶來了新的難題，當然，也包括著發展的機會。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了《學會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簡稱富爾報告）與《教育，內在的財富》（簡稱德洛爾報告）兩份報告，近期針對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所帶來的全新的問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了第三份全球性的報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以下簡稱《反思教育》），倡導“尊重生命和人類尊嚴，權利平等、社會正義、文化多元化、國際團結和為創造可持續發展的未來承擔共同責任”［1］1。此報告的為我們認識全球化時期世界政治、經濟、文化與教育之間的聯系，特別是對于其中存在的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在報告中提出了一個新的理念即將教育與知識視為“全球共同利益”，同時號召在這個理念之下進行全球教育治理，可以預期，這份報告必將對世界教育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一、“全球共同利益”解讀

（一）全球共同利益的內涵

《反思教育》中將“共同利益”定義為“人類在本質上共享并且互相交流的各種善意，例如價值觀、公民美德和正義感”，是“人們的緊密聯合，而不僅僅是個人美德的簡單累計”。［1］69其基本內涵包括“教育應該以人文主義為基礎，以尊重生命和人類尊嚴、權利平等、社會正義、文化多樣性、國際團結和為可持續的未來承擔共同責任”；“在教育和學習方面，要超越狹隘的功利主義和經濟主義，將人類生存的多個方面融合起來，采取開放的靈活的全方位的學習方法，為所有人提供發揮自身潛能的機會，以實現可持續的未來，過上有尊嚴的生活”。［1］69的確，“除了少數心如鐵石的變態者（如果這種人真的存在），每個人都會鮮明地體驗到各種道德本能，如良心、自尊、后悔、同情、羞恥和道德義憤。這些本能使文化進化傾向于表現一般道德法則的常規，比如榮耀、愛國心、利他主義、正義、同情心、仁慈和贖罪。”［2］

（二）全球共同利益的主要特點

摘要

人文教育是培養中西醫結合人才的重要內容，但目前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本文針對中西醫結合教育模式中人文教育存在的人文課程設置不足、中國傳統人文意識薄弱、臨床實習重業務輕人文、師資力量有待加強等問題，提出改革課程設置和教學方式、注重傳統文化的教育、加大臨床實習中人文素質培養力度、提高教師的人文素養、從教育模式中改變人文教育的現狀、提高人才的培養質量等解決途徑。

關鍵詞

中西醫結合;人文教育

中西醫結合是中醫、西醫的取長補短、融會貫通，是認識論的互參，是方法論的互補。中西醫結合教育是指對受教育者進行中西醫結合醫學以及中醫和西醫所涉及的思維方式和理論體系的傳授和教育。廣義的中西醫結合教育是與社會文化相聯系的，是對中西醫學及兩種不同文化、精神的教化與培育。中西醫結合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與時俱進、符合時代需要和中國社會特點的醫學人才。但是，現在中西醫結合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還沒有形成成熟的體系，無論是從學科建設上還是培養人才模式上都需要積極探索和完善［1］。隨著科技的巨大進步和社會的高速發展，醫學模式的轉變更加注重人與環境和諧發展，充分體現了人文精神在醫學模式發展上的重要作用［2］。因此中西醫結合醫學教育亟需加強人文教育，呼喚人文精神的回歸。

1人文教育在中西醫結合教育中的重要性

人文教育又稱為人性教育，是對受教育者所進行的旨在促進其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個人與社會價值實現的教育。人文教育的核心是涵養人文精神，其本身就是醫學教育的主要內容之一。在國內醫患關系日益受到關注的今天，人文教育顯得尤為重要。中西醫結合是我國的特色醫學，尤其是中醫的尊重自然、天人合一思想，賦予了中西醫結合醫學特殊的人文精神。

【摘要】威廉的《優秀的綿羊》認為，美國的精英教育將學生馴化成優秀的綿羊，背離了真正的精英教育的初衷。但是，該書犯了方法論錯誤，威廉沒有在不同國家的比較系統中考察美國教育。以該書為中心，可以進一步探討一些教育理念。人性是趨利的，這導致教育是有邊界的，而這邊界既是教育的魅力也是教育的困境所在。在自利動機和競爭環境的驅動下，學生很難避免迎合考試標準，力爭成為優秀的綿羊。醫學教育亦是如此。因此，真正值得思考的，乃是人性本質所蘊含的教育的邊界與人類教育的困境。

【關鍵詞】《優秀的綿羊》；醫學教育；困境；方法論；人性；本質

2014年8月，全球頂級名校耶魯長期執教的威廉•德雷謝維奇（WilliamDeresiewicz）出版了一本暢銷書——《優秀的綿羊》[1]。這本被《紐約時報》評為“很可能會在美國歷史上留下永久的印記”的書，在中國的許多網上書店也好評如潮。此書反思和批判美國的精英教育，指出美國所謂的精英教育其實問題重重，只能培養一群“優秀的綿羊”。該書出版后，科羅拉多大學物理系研究員萬維鋼發表了《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和常青藤的綿羊》一文，將美國的常青藤綿羊與中國的精致利己主義者作了對比，認為二者本質上差不多[2]。一書一文，一反國人對美國教育高大上的印象。如果不當地估量中美教育，有可能掩蓋中國教育的問題，誤導國民對中國教育的判斷，誤導教育改革。而近年來，隨著國民健康意識水平的提高，優質醫療資源也已成為中國社會中的一種短缺資源，醫學教育火熱的同時伴隨出現的各種問題在醫療教育中也展現出來。

1什么是“優秀的綿羊”

“優秀的綿羊”是指美國精英教育體制下被馴化的大學生[3]。首先，美國的名校都有一套嚴苛的選拔標準。要想進入名校，不但要很好的考試成績，還需各種能力。中國的高中生只需要應對高考，而美國的高中生不但需要應對SAT，還需要具備各種能力和素質。為了提高競爭力，被考官相中，美國的高中生積極學習AP課程（美國大學理事會提供的在高中授課的預修的大學課程，高中生選修合格可獲得大學學分）并積極參與課外活動，且愈演愈烈。這種競爭，一點也不比中國溫和，甚至更為激烈。似乎可以說，應試教育不僅存在于中國，也存在于美國，只不過美國學生所應之試不同而已[4]。其次，學生進入大學后，被大學的機制所馴化。如果要出人頭地，就要完全配合并服從于大學這個系統。學生最關心的是學分和高分，他們對教育的認知已經固化：回答問題，完成作業，考試得高分。他們花大把時間于課外活動，以致于沒有時間進行探索性活動，甚至沒有時間去建立真正的感情。多數學生鍛煉學校期望的“領導力”，參與學校期望的各類社會活動。他們看似積極投入，其實不過是迎合學校所設定的“優秀”學生的標準。名校學生極其聰明，但又完全缺乏方向感。他們為了瘋狂的競賽而競賽，目的就是要超越他人。在激烈的競爭中，學生的心理問題越來越嚴重，患有嚴重心理障礙的人數成倍增加。美國的醫學教育又是精英之中的精英，其中的競爭激烈程度是我國醫學院錄取無法比擬的。因此，雖然這部分人群的培養是為了解決他人病痛，然在這過程中，自身的身心問題也十分突出[5]。第三，大學精神在淪喪。作者認為，有人輕視大學，認為它是“非真實的無菌世界”，但“非真實性”恰恰是大學的優勢。大學最重要的是要學會思考。但是，實用主義盛行于大學。學校默認了社會的價值取向：“物質的成功等同于人品、尊嚴和幸福”，并把這種價值取向傳導給學生。這種傳導就是設置一系列“優秀”的標準，讓學生去服從和迎合。在名校教育規則的訓導下，這些大學生變得實用、功利，就再正常不過了。畢業生對實用的能來錢的專業趨之若鶩，但英國文學這樣的專業卻非常冷門。在眾人做出相似的決定之后，能做出一個不同的選擇，絕非易事。那些純粹的追尋者、思考者，甚至是“怪才”，顯得另類。第四，美國的精英教育淪為精英統治的工具，精英教育系統不斷復制繁衍美國的階級系統。它擴大了社會不平等，妨礙社會流動，固化階級特權。通往名校的大門并不是向所有人敞開，從錄用時的多項標準到逐年增加的學費，游戲規則似乎專為上層子弟所設置。富裕家庭利用各種優勢資源，早已為其子女鋪好了通向名校之路，名校學生來自富裕家庭的比例越來越大，而普通階層的子女想要進入名校則日益艱難[6-7]。這種變化似乎正在演繹中國版。近年，僅《中國社會科學》就發表了若干篇關于窮孩子越來越難上名校的研究，由此可見，在如今的中國，隨著社會的發展，類似的模式也逐漸上演。如上面提及，雖我國醫學生競爭激烈程度不及美國，但相對于其他專業而言，醫學生教育的困難程度也十分突出。課程多、任務重，周期長，回報不高等現實問題，在限制了優秀人才投入醫學的同時，也讓很多已進入這個專業的學生略有浮躁。通過威廉的描述可知，美國精英教育也是應試教育，甚至是范圍更廣、程度更深的應試教育。認為中國教育是應試教育，美國教育是素質教育的觀點，則是沒有認清應試教育的本質。應試教育是以通過考試來獲得某種機會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它是一種關系（relation），即考試主體（如學生）對考試內容及形式的一種服從關系，而不是一個對象（object），即與具體的考試主體、考試內容和形式都無關。根據應試教育的含義，不論考試要考什么和如何考，只要應試者所受教育是以通過考試為目的，就是應試教育。這就意味著，即便只考四書的科舉，也是應試教育；擴展到考十三經，也是應試教育；再擴展到加考數理化及美育體育勞動，也還是應試教育。以致于有人認為，美國堪稱應試教育的典范。概言之，《優秀的綿羊》的核心觀點乃是：美國精英教育在根本上是服務于其階級目標，將學生馴化為他們所需要的模板人才。學生們并沒有成為真正的精英，而淪為優秀的順民。

2方法論辨正

我們姑且承認作者對美國教育的描述和概括。但基于此，我們就能得出美國教育很糟糕么？威廉對美國精英教育的批評，可以視作美國教育的自我反思。如果據此便認為，美國教育很糟糕，甚至中國教育更好，就是“精神勝利法”了。威廉的討論，在方法論上就有問題。須知，在方法論上，一切比較中的共同因素都相互抵銷，只有差異因素才能區分比較對象。中美教育的共同點是都為應試教育，差異因素在于考試內容和形式。美國教育也要大量考試，但是，就考試內容和形式而言，中美的考試真的不可等量齊觀。如果我們承認，問題意識與提問能力、想象能力、邏輯思維能力、方法論訓練、動手能力、交際能力、獨立人格、懷疑與批判精神與能力等是培養創造力和解決問題能力的重要途徑，那么，我們就不得不承認，美國教育所設計的考試內容和形式比中國更為科學、有效。譬如，耶魯大學華裔經濟學教授陳志武（現為北京大學教授）曾比較過，在美國，思辨能力的訓練自幼兒園開始就是教育的重點，并具體表現為課堂表述和辯論；此外，多數校區要求所有學生在小學四、五年級就掌握科學方法的實質[8]。許多批評中國教育的人，混淆了應試教育本身和應試教育的具體形式，把中國教育過于注重知識學習而出現的一些高分低能的學生視作應試教育的惡果。實際上，應試教育可以有許多可能。優良的考試設計可以把重要的素質（如上面提到的能力）作為考試內容，從而促使學生將素質作為學習對象，進而提高學生的素質。這意味著，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在根本上并不矛盾。甚至，素質教育只有通過應試教育才能實現。只有拙劣的應試教育才與素質教育相沖突。中國教育問題的根本不在于它是應試性的，而在于它缺乏科學和有效的應試設計，過于偏重考察知識的海綿式學習與吸收。我們承認威廉所描述的美國教育的種種不盡人意，它未能培養出真正的精英，而只是培養出基于自利動機，努力迎合考試標準的優秀的綿羊。但是，威廉所看到的應試教育之缺陷，乃是一切應試教育的先天缺陷，既不可改變，也不可控。總之，威廉從非差異因素來批評美國教育，這種批評方法的不當，使其結論對美國苛刻而不公允。平心論之，即便美國教育存在種種不如意，它的應試教育仍技高一籌，仍是當今世界優秀教育體系的典范，美國名校學生的綜合素質和能力總體上仍高于其他許多國家的名校學生[9]。同時，威廉雖然看到了應試教育之不足，但卻并沒有為改善應試教育提出建設性替代方案。發現不足易，找到更優替代方案難。或許他未曾認識到，一切教育都有邊界，教育者不可能完全實現其目的（詳見后文）。

一、期刊評價方法的歷史與轉向：從同行評議到文獻計量

（一）期刊評價的歷史演進與量化轉向

學術期刊評價初始是文獻計量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的初衷是為圖書館采購學科重要期刊和引文數據庫遴選來源期刊服務，為優化學術期刊的使用提供參考。其評價結果漸漸應用于科研管理、學者成果評價、學術獎勵、學術資源分配等方面。文獻計量學派主要通過量化方法研究期刊發展規律、增長趨勢和分布規律。其中，引文分析法是通過學術期刊增長趨勢和分布規律進行期刊分級量化評價。作為學術期刊定量評價法，文獻計量法的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早期階段，主要研究文獻集中與分散分布規律，關注發文量指標；第二，引文分析法階段，通過引文量測算平均被引率和影響因子，進行量化分級，以及設計發文和引文量結合、數量和質量結合的H指數，進行復雜評價；第三，在模糊評價階段，將定性數據進行量化統計，進行綜合混合評價[4]。現階段，國內學術期刊評價體系基本都采用文獻計量學的量化評價法，公布定量指標和權重，根據指標算法、數據結果排序對期刊進行等級分類，擬定“核心期刊”[21]。一些評價機構聲稱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方法，但在評價過程中定性指標和權重并未提及，定性評價僅僅作為參考和補充。定量評價法為什么會成為期刊評價的主流方法呢？我們知道，早期的學術評價主要采用的是依托學術共同體的同行評議機制。“同行評議”的概念則最早出現在17世紀中期，在英國皇家學會期刊《哲學會刊》的論文評審中，通過同行專家評議對論文內容進行評價，判斷作品的有效性、重要性和原創性，為學術期刊選稿提供參考。同行評議被譽為“匯聚專家智慧、識別重要思想、更正研究錯誤，確保研究團隊獲得更大支持的學術評價方法”[27]。同行評議是一種依托學術共同體的重要評價方法，評議人體系的制度化深刻體現了期刊發展的社會屬性，作為一種精英化的學術交流和評價活動，同行評議主要存在于學術精英的小圈子中。在現實中，同行評議易受到人緣、師承、權力利益關系的影響，如學術人情關系、行政權力干預、圈子文化、學術評價標準喪失和評價不公開、不公正的問題[28]。學術系統內部的等級結構下，少數精英可能會主宰學術認可和資源分配過程。成熟的同行評議體系需要依托強大的學會和自律的學術共同體，遵循學科同行性、學術民主性、學術交流性、利益超越性等原則，在學術爭鳴和交鋒中建構學術共同體[27]。量化評價替代同行評議的根本原因在于學術生產模式的改變，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深化，知識生產在不斷地去神圣化、日常化、公共性，日益成為科研生活的日常[29]，隨著學術GDP競爭的加劇，科研勞動分工更加細化和復雜化，科研管理需要以量化評價去迅速識別成果的價值。另一方面，科研成果和交流形式從一種精英化的學術活動變成一種高度職業化、專門化的科研活動。科研成果從在傳統無形的學術共同體的內部傳播，并獲得學術同行內部認可，發展到成為一種特殊的公共和社會屬性的私人產品。隨著學科的體系逐漸成熟，門類逐漸繁多，出現了一些跨學科的小眾研究領域。學科差異的分化和復雜性，造成彼此之間難以進行公正的度量和評價[3，30]。方法轉向的現實動力主要來自量化評價為科研管理帶來的便利，在科研管理方面，政府治理模式的改變，技術治理邏輯更偏重績效和問責。量化評價可操作性強，標準明確，而同行評議的交易費用過高，具有主觀性和不確定性。量化評價利于政府確定科研成果的知識價值與社會貢獻價值，進行科研管理和學術資源分配。在期刊評價領域，文獻計量學的評價方法適應了知識生產、傳播體制和科研管理體制的變化，在期刊評價領域獲得發展的土壤。文獻計量提供的數據具有簡便、經濟、易操作，少生是非，效率偏好，研究結果可測量、計算和比較。文獻計量方法可以提供學科領域組織性、結構性較強的描述數據，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體現評價的科學性、權威性和準確性[22]。

（二）期刊評價中的定量與定性研究

期刊的定量和定性評價法主要體現為文獻計量法和同行評議法，這體現了社會科學的定量和定性研究在期刊評價中的應用。兩種評價方法具有不同的方法論取向，定量與定性研究在理論假設、資料收集、論證邏輯和結果應用等方面存在差異[31]。謝立中認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從研究范式上有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之分，研究模式可以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32-33]。定性研究強調情境性和文化性，在理論與經驗之間，理解理論的歷史主義取向，對人類心智固有屬性的準確描述，這是一種更深層的整體結構，不能夠通過運算得到。定量研究通常是以定性的結果為基礎，對社會現象變化過程，社會不同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數據的分析和結論的驗證，總結出具有規律性的結論。比如研究社會現象之間的變異，根據大數定律和中心極限定理，設定理論假設，驗證理論的自變量和因變量的因果命題等。首先，文獻計量法作為一種期刊量化評價方法，其應用于評價的研究假設和價值論在于一切外在的物態表現可以反映內容和度量分級，并通過指標化的統計分析，建立數學模型獲得直觀結果。在具體操作中，評價對象的內在的質量和價值都可以轉化為外在的表現形式，是可測量、可記分和進行橫向比較的。它通過數據的“精確化、客觀性”量化評價，從一個方面展示了期刊發展的規律和特點，一定程度上規避了同行評議的“不穩定性、模糊性和權力博弈”的問題，這無疑說是一種進步。以此，文獻計量學的期刊引文分析評價建構了“核心期刊”的概念，1934年，布拉德福從文獻的集中和分散規律提出核心期刊的概念，繼而20世紀60年代出現從引文分布角度證實核心期刊的存在，并開發了SCI、SSCI、A&HCI等數據庫，期刊引證報告（JCR）[10]。歸根結底，文獻計量法是從整體宏觀層面把握數據的趨勢性和呈現純量化和通用性的指標，如強調影響因子、轉載率等。純量化和通用性的指標體系往往會抹殺不同評價目的對評價方法和標準選擇的差異性，忽視評價對象的差異和個性。其在定量研究方面，缺乏數據背后的理論假設和對數據的分析解讀。期刊量化評價應按照社會科學量化研究的原則，具有自由、開放、公正、分散和隨機的特點[30]，而對核心期刊的影響因子追捧卻是量化數據使用的異化和功能錯位。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優化期刊量化評價，避免簡單量化評價的弊端。在此認識基礎上，一些文獻計量學家則針對人文學者對簡單量化評價的批判，開始探索將學科差異性和社會屬性納入文獻計量的量化分析中，比如分析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醫學工程學專業不同的知識集中和分散規律，著手解決評價的同質化和一般化標準中的差異性和可比性問題，開始關注不同研究成果的測量層次。張琳等人對科學家個人成果的文獻計量評價方法的研究，重點解決的如何在個體層面更準確地反映成果信息，在數據分析過程加入社會人口學屬性的控制變量，關注科研成果相關的復雜因素：年齡、職業生涯、性別、研究領域、合作范式等變量[23-24]。另一方面，同行評議作為定性評價法，則更強調發揮學術共同體評價主體作用，學術同行評價可以理解量化數據背后的含義、關注指標的價值和內涵，理解它所使用的社會情境性，建構評價的理論假設和價值原則。學術期刊作為知識生產的重要載體，并不是一個天然純凈的領域，而是具有深刻的社會性、公共性、政治性和情感性。評價要認識到學術領域的公共屬性和社會屬性，才能建立公正、權威、科學的評價體系。一些研究指出，期刊評價要關注科研管理體制和學術評價的關系，將期刊評價放在更廣闊的社會文化空間下，審視學術期刊的公共性、社會性和情感性，認識學術生態、學術活動和學術評價的復雜性[29]。科學的學術評價和期刊評價機制應該發揮學術共同體的評價主體地位，評價權力回歸學術同行，認清“學術江湖”、重建學術民主[6]。培育富含創造力和凝聚力的學術共同體，推動中國學術常態發展，但這些研究往往停留在哲學思辨層面，他們指出了文獻計量下簡單量化評價的問題，卻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定性評價方案。

二、期刊評價定性研究體系的構建：對同行評議的質化研究

（一）知識社會學視野下的同行評議

一、本體論文論   西方文論發端于古希臘，以古希臘哲學為根基。古希臘哲學的核心是關于“是”或“存在”(being)的學說，即所謂本體論(Ontology)學說。從米利都學派的泰勒士(約前624－前547)起，一系列希臘哲學家分別以“水”、“氣”、“火”、“土”、“數”、“邏各斯”等為萬物的始基，巴門尼德更首倡“存在論”，認為運動變化著的現實世界屬于“非存在”，是虛假的，只有那唯一不動的“存在”才是真實的。柏拉圖的理式論(亦譯理念論)主張理式是普遍性的一般存在，個別事物由于分有了理式而實現其自身的感性存在，這種見解對巴門尼德的存在論做出顯著發展。亞里士多德一方面沿著柏拉圖的思路繼續追尋感性存在的一般原因和根據，另一方面又批判柏拉圖對一般與特殊的割裂，認為一般存在不可能與感性存在相分離，而依存于感性存在之中。在此基礎上亞里士多德建立起普遍與特殊相統一的文藝觀，肯定了文藝的真實性，確立起最初的藝術典型說和藝術形式的有機整體論。嗣后，希臘化時期和古羅馬時期的文學理論各有特色，但均未超出本體論的總體格局。古羅馬末期的普羅提諾提出“流溢說”，認為世間萬物均由“太一”流溢而出，人生的目的就是回歸與太一或上帝契合無間的狀態，實現永恒的真善美。①這種理論與柏拉圖的理式論如出一轍，成為中世紀神學本體論的先聲。古代末期基督教教父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說得更清楚:上帝是“至高、至美、至能，無所不能，至仁、至義、至德，無往而不在”;他是“一切美物之美”，即美的本體，那美不能直接觀照，卻非虛幻。②神學本體論在中世紀哲學中居主導位置，托馬斯•阿奎那認為，存在指以上帝為中心的萬物統一體，析言之，從中可分出“純粹的存在”(上帝本身)和“構成的存在”(由多種事物表現出的具體存在)，其中前者是造物主，是自在自為的最高存在，后者是被造者，是非自在自為的低級存在。③在這種觀念基礎上，中世紀文論在所難免地服務于基督教神學，把所有文學藝術都導入基督教文化體系的范疇中。“本體論”一詞由德國哲學家郭克蘭紐(R．Goclenius)提出，指對世界本原、本性或本質的研究，亦指對存在本身或萬物根本特征的研究。在神學文化居主導地位的古代和中世紀，限于科學的發展尚處于較低水平，哲學家往往兼為神學家，他們對本體或終極實在的苦思冥想最終都難免指向一個無所不能的超現實存在即上帝。即便在聲名最著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里，這一點也無法避免。柏拉圖的理式世界中存在著層次分明的等級，位于最底層的是各種具體事物的理式，位于較高層的是關于數學、幾何的理式，位于更高層的是藝術、道德、政治的理式，雄踞最高層的則是“善”的理式，亦即上帝或造物主本身。依據亞里士多德對形式與質料關系的見解，世界是由一條質料不斷追求形式的漫長系列構成的，它的一端是絕對被動的純質料，追求一切形式而不為一切形式所追求;另一端是絕對能動的純形式，為一切質料所追求而不追求一切質料，這個“純形式”便是作為世界第一推動力亦即絕對實體的上帝。即便在作為哲學大本營的古希臘，本體論的建構也離不開一個超自然的上帝，更何況在希伯來－基督教神學文化體系中。明確了這個大背景，對于啟蒙時代之前的圣經研究為何以張揚神學信仰為起點，就會了然于心了。   二、第一次轉型:從本體論到認識論   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中，人文主義者否定神性，贊美人性;反對神權，主張人權;反對蒙昧主義，追求文化科學知識。隨著數學、力學、天文、地理等學科知識的長足進步，自然科學逐漸擺脫神學，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并促使哲學從對存在問題的關注轉向對人如何獲得知識的思考，涉及人認識真理的途徑、過程和方法，人如何確定知識的可靠性和真理性等;亦使文學理論從關注本體轉向關注人對外界及其自身的認識，進入文論史上的第二個階段———盛行于17－19世紀的認識論階段。法國哲學家笛卡爾(1596－1650)是這次轉型的先行者，在他看來，哲學只有建立在可靠、清晰、明確的知識基礎上，才能達于真理。④他強調懷疑對于獲得知識的重大作用，倡導懷疑一切，唯一無可置疑的是“我在懷疑”的事實。他認為思維對于人的生命具有決定性意義，理性是人區別于普通動物的本質特征，進而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論斷。這種認識論哲學由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發展和深化。在培根(1561－1626)那里，哲學的任務是“摹寫宇宙”或認識自然;獲得真理須經歷一個漫長過程，其間對個別事實的感性經驗逐漸上升為理性的科學知識。他強調觀察和實驗對于獲得可靠知識的基礎作用，主張通過歸納而非推理演繹發現自然規律。英國另一位經驗主義學者洛克(1632－1704)提出著名的“白板說”，宣稱人的心靈如同白板，全靠實踐在上面刻出經驗和知識。他駁斥理性主義的“天賦觀念”論，斷言凡是進入理性的都首先存在于感覺中，人們關于邏輯規律、數學公理及道德原則的知識都是后天獲得的。與英國經驗主義者遙相呼應，歐洲大陸的理性主義者沿著另一條路線為認識論哲學的確立做出重大貢獻，德國理性主義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提出，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識只能來自理性，是一種天賦觀念;這種觀念最初潛存于人們心中，經過一個認識過程才能逐漸明晰起來。他區分了“推理的真理”和“事實的真理”，認為前者是依據天賦觀念、遵循充足理由律、通過歸納而獲得的，不具備普遍必然性。嗣后，康德和黑格爾把認識論哲學及其美學推向一個新的高峰。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深入探討了理性認識的發生機制，認為理性是人心中固有的把握絕對知識(即超越現象世界而把握自在之物)的天然傾向;理性所追求把握的對象，正是形而上學著力研究的上帝、靈魂和自由。在康德看來，人開始其認識活動之前必須首先弄清楚人的認識能力，對認識賴以進行的工具做出考察;人的認識能力即判斷力，美學所研究的就是個別情感現象如何借助于判斷力升華為帶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審美心理機制。黑格爾哲學實現了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他的美學定義“美是理性的感性顯現”既指出藝術是絕對理念透過感性形式表現出來的，又表明藝術是運用感性形式對理念和真理的認知。他把認識分為“感性認識”、“想象意識”和“絕對心靈的自由思考”，認為三者分別對應于藝術、宗教和哲學。⑤#p#分頁標題#e#   三、認識論文論   在認識論哲學漸居主導地位的時代氛圍中，西方近代文論的主流貫穿著忠實反映自然、全面表現人生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精神。塞萬提斯認為，小說家須以摹仿自然為己任，自然是他的“唯一范本”，對其摹仿得“愈加妙肖”，他的小說就“愈見完美”。⑥法國理性主義文論的代表人物布瓦洛在《詩的藝術》中強調，文藝創作必須遵循理性，以之為最高準繩，因為只有符合理性，才能符合真，也才能達于美;即便進行藝術虛構，“也只為使真理顯得格外顯眼”。⑦他把藝術定位于認識和再現真理，顯示出認識論文論的基本性質。法國哲學家狄德羅主張“嚴格地表現自然”，“把情節摹仿得精確”，“把自然如實地顯示給我們”，惟其如此，藝術品才能“更真實、更動人、更美”。⑧德國啟蒙文論家赫爾德(1744－1803)意識到自然環境和社會歷史條件對詩歌創作的必然影響，認為自然氣候、風光景物、民情風俗、政治制度等都會制約文學的發展，既然如此，對詩歌的解讀就應秉持一種歷史主義觀點，把某個時代的審美趣味與特定歷史條件聯系起來。他說:“誰要想影響審美趣味的歷史，就必須影響它的起因;……誰要想造就黃金時代，就要首先造就達到黃金時代的起因。”⑨19世紀上半葉的浪漫主義詩學進而引入剖析詩歌的主觀維度，依柯勒律治之見，詩歌本是主客觀統一體，是“介乎某一思想和某一事物之間的……是自然事物與純屬人類事物之間的一致與和諧。詩是思維領域中形象化的語言，它和自然的區別乃在于所有組成部分被統一于某一思想或觀念之中”。⑩此語表明詩歌中不但有外部世界的自然、社會和歷史生活，還有詩人的內在感情和思想觀念，故對文學作品的認知須兼顧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到了現實主義小說家司湯達(1783－1842)那里，文學甚至被理解成鏡子，須不避矛盾而直面人生，有美寫美，有丑寫丑，逼真地再現社會現實，如其所言:“丑惡的人在鏡子中掠過，這難道是鏡子的錯誤嗎?難道不該考察鏡子是朝著那些人嗎?”瑏瑡?與司湯達同時代的法國現實主義小說家巴爾扎克(1799－1850)更是宣布:“法國社會將要作歷史家，我只能當它的書記……寫出許多歷史家忘記了寫的那部歷史，就是風俗史。”瑏瑢?巴爾扎克以其卷帙浩繁的《人間喜劇》揭示出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基本原則:借助于千殊萬別的典型人物，反映整個社會各階層的生活風尚和錯綜復雜的歷史事件，展現廣闊的社會歷史畫面。19世紀下半葉，在科學主義思潮和實證主義哲學影響下，法國藝術理論家泰納(1828－1873)提出“種族、環境、時代”是決定藝術發展“三要素”的觀點。“種族”指由天生和遺傳造成的民族特征，“環境”包括地理自然環境和社會人文環境，“時代”則指特定時期的風俗習慣、文化精神等。既然藝術的發展受到這些要素制約，欲正確認識藝術品，就必須著眼于這些要素，對它們進行尋根溯源的考察，分析其作者的種族身份，以及藝術品賴以生成的環境條件和時代風尚。這種理論對社會－歷史批評生了深遠影響。概觀之，近代流行的認識論哲學和文學理論將文學批評家從神學本體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使之有可能在兼奉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基礎上，對影響文學發展的社會、歷史、民族文化心理乃至自然地理環境等做出合理解釋。在這種語境中，社會－歷史批評成為文學研究的主流，使歷代文學名著的作者、成書時空、受眾、傳播過程等日漸大白于天下。   四、第二次轉型:從認識論到語言學   西方文論史上的第二次轉型發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特征是從認識論文論轉向語言學文論。肇始于17世紀的第一次轉型是以人類理性登上哲學王位為標志的，相對于此，第二次轉型的核心事件則是起初隸屬于理性、僅僅充當工具的語言異軍突起，逐漸占據了哲學的王位。這次轉型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西方社會多種文化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其中首推語言學的長足進展。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1857－1913)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向傳統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發起挑戰，提出“言語－語言”、“能指－所指”、“共時－歷時”、“橫向組合關系－縱向聚合關系”等多組“二項對立”概念，表明語言符號的意義不是由其自身的含義規定的，而是在一個縱橫交錯的符號網絡中由語言的結構規定的。任何一個語言要素的意義都取決于它與周邊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即“在語言里，每項要素都由于與其他要素對立才有其價值”，“語言不可能有先于語言系統而存在的觀念和聲音，而只有由這系統發生的概念差別和聲音差別”。瑏瑤?這些思想對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解構主義等流派的文學研究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文學理論的“語言學轉型”亦受惠于哲學和美學領域中的“語言學轉型”。通常認為，20世紀西方哲學和美學有兩大主潮，一是以分析哲學及其美學為代表的科學主義潮流，二是以存在主義哲學及其美學為代表的人文主義潮流，二者在不少方面南轅北轍，但就其對語言的關注而言卻不謀而合。科學主義哲學認為，許多哲學問題之所以爭執不休，根源在于對語言的誤用，故正視語言的缺陷，揭示其真實的邏輯結構，就成了哲學的當務之急。美國哲學家羅蒂于1967年編選出文集《語言學轉向》，主張“通過改革語言，或通過進一步理解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語言，可以解決甚至排除哲學上的種種問題”。瑏瑥?作為解決問題的嘗試之一，分析哲學家提出“可實證性原則”，即某個命題有無意義，取決于它能否用邏輯證明或經驗證實的方法去確定真偽。在此原則面前，傳統形而上學所爭論的許多議題，諸如世界的本原、物質與精神的關系等，都是無法驗證也沒有意義的“偽命題”。在分析美學家看來，傳統美學家津津樂道的“美是什么”、“藝術的本質”一類課題也是永遠得不出確鑿答案的偽命題。這種思考導致對傳統哲學和美學的語言學批判。現代人文主義哲學及其美學對語言也做出全新界定。傳統的形而上學把人視為認識的主體，把世間萬物視為被認識的客體，把語言視為認識得以進行的工具。現代人文主義強調人與世界的渾然一體，反對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而用“存在”取代“主體”、“客體”一類概念。在其理論視閾中，語言與存在相互關聯，并非交際工具而是人的活動，確切地說，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即如海德格爾所論:“存在在思維中形成語言，語言是存在的家，人棲居在語言所筑的家中。”瑏瑦?語言的本質在于理解，理解的本質是此在在生存中對存在者的揭示，是存在者的顯現，而存在者顯現的方式取決于此在的在世方式。這使傳統哲學的基本問題———思維與存在的關系———轉換成了語言與存在的關系，語言則成為哲學和美學研究的中心。此外，現代西方文論的“語言學轉型”還得力于各種文學實驗中的語言創新探索。五花八門的現代派文學爭先恐后地進行語言革新嘗試，在文學史上達到前所未有的踴躍程度。象征主義詩人為了暗示現實世界與超驗世界之間的神秘聯系，紛紛追求詩歌語言的朦朧性和暗示性。未來主義詩人用“類比”、“感應”、“斷斷續續的想象”傳達作者的隱秘體驗。意識流小說家動輒采用跳躍式聯想、時序顛倒、亦真亦幻手法表現無意識活動的繁復、錯綜和紊亂特征。荒誕派戲劇家以顛三倒四、支離破碎、重復啰唆、自相矛盾的臺詞揭示人生的空虛、無聊、隔膜和荒誕。新小說作者追求語言的重疊、對稱、隱喻、類比，熱衷于從事“文字歷險”的語言學實驗。黑色幽默小說家則以稀奇古怪、錯亂顛倒的語句使讀者發出“苦澀的笑”。所有這些都呼喚著文學理論做出相應的變革，以回應日新月異的當代文學語言所發出的挑戰。#p#分頁標題#e#   五、語言學文論   在20世紀西方文論中，最早涉及“語言學轉型”的命題是意大利理論家克羅奇(1866－1952)提出的“美學與語言的統一”，他說:“任何人研究普通語言學或哲學語言學，也就是研究美學問題;而研究美學問題，也就是研究普通語言學。”瑏瑧?流行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象征主義文論對“語言學轉型”亦發生了推波助瀾作用，該派對象征語言與日常語言做出明確區分，極力論證了象征語言的暗示性、模糊性、啟迪性和再造性，主張象征不僅是一種修辭手段，還是詩歌的本質特征或本體所在。以恩斯特•卡西爾(1874－1945)和蘇珊•朗格(1892－1982)為代表的文學符號也是現代語言學文論的重要體現者，他們通過揭示藝術語言與科學語言和日常語言的差異，揭示藝術符號的獨特性，為審美活動的自律性找到合法化理由;他們不僅將藝術符號擢升為藝術本體，而且歸納出其意象性、情感性、不可言說性等特征，發掘出藝術符號與生命形式之間的內在關聯。現代語言學文論的典范形態是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敘事學和解構主義。19世紀下半葉，在文學研究中占主導位置的是實證主義和文學社會－歷史學，這種研究注重考察作家傳記、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交織著哲學、美學、社會學、歷史學、民俗學、心理學、人類學成分，反而將文學本身淹沒于與其相臨的諸學科中。俄國形式主義者力求從這種窘境中突圍，創立一種獨立自主的文學研究學科。他們認為文學的獨到之處是由“文學性”賦予的，只有“文學性”才能充當文學研究的基本對象和穩固核心。他們強化了文學本體意識，借助于“陌生化”、“形式”、“材料”、“程序”、“情節”等概念深化了人們對文學的認知。深受俄國形式主義影響英美新批評理論家將“本體論”明確引進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運用“朦朧”、“張力”、“反諷”、“悖論”等術語將文學本體與文學語言聯系起來，并將語言分析與文學批評融會貫通，把文學批評推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繼而，結構主義文論自覺地立足于現代語言學理論，提出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是文學的普遍規律而非具體文本。該派學者通過對大量文本的綜合研究發現一些帶有普遍意義的關系模式，并致力于考察作品的“深層結構”，以求對其精神文化內蘊有所認識。結構主義敘事學運用結構主義理論分析敘事性作品，試圖借助于簡化、歸納等運作方法，找到普遍存在的敘述結構，將其行之有效地運用于對所有敘事作品的釋讀。從解構主義開始，研究者對語言問題的關注和認識顯示出新特點:在充分意識到語言用于狀物表意時的局限性之后，進而關注語言本身的不穩定性、語言承載意義的不確定性，乃至語言的自我顛覆性。   此外，存在主義在現代語言學文論中亦有一席之地，它把對語言問題的討論納入存在論視野，超越了將語言僅僅當作符號式工具的傳統語言學觀念，使語言研究獲得了本體論性質。

本文作者：林精華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

我們知道，正如現代中國學術制度和高等教育來自西方一樣，1917年周作人首度在北京大學開設“歐洲文學史”課程并最先用漢語著述《歐洲文學史》，也是西方文學史框架和觀念之影響的產物。此后，外國文學史的教學和研究很快就成為中國大學人文學科中重要工作，外國文學史的編纂成為知識界和學術界最關注的工作之一，以至于近百年來，中國著述各種類型的外國文學史已近三百種。然而，這些文學史著述的經驗，以及著述本身的有關論述，卻沒能對世界發生積極影響。無獨有偶，中國大陸學人著述的近千種《中國文學史》，最多只是很有限地影響漢學界，未能在理論層面上提升國際學術界關于文學史著述的經驗。如此一來就產生了令人困惑的問題:文學史研究作為文學史家立足于當代文學史觀，在參考歷代文學批評家對相關文學現象討論的基礎上，對特定語種或區域的文學發展進行系統化表述的成果，這種由歐美學界發起并持續不斷的現代學術行為，如哈佛大學教授溫德爾(BarrettWendell，1855—1921)《美國文學史》(1900)、加州大學河畔校區(Riverside)教授埃利奧特(EmoryElliott，1942—2009)等人主編《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1986)、沃特魯學院英文系主任克林柯(CarlKlinck，1908—1990)等人主持的多卷本《加拿大文學史:英語中的加拿大文學》(1965)、奧爾巴尼大學教授維斯特布魯克(PerryWestbrook，1916—1998)《新英格蘭文學史》(1988)、奧倫學院教授貝內特(BruceBennett)等人的《企鵝澳大利亞新文學史》(1988)、莫澤爾(CharesMoser)的《劍橋俄國文學史》(1989年初版、1992年再版)等，作為學術性很強的專業研究成果———諳熟特定區域或語種文學現象(包括文學思潮、文體變化、文字表述、文本討論等)，為何就能先后影響國際學術界對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和俄國的文學史的認識，甚至對象國的讀者和學界也服膺于這樣的“外國文學史”研究?而受西方影響的現代中國學人，同樣著述包括外國文學史在內的各種類型文學史，卻為何難以對國際學界認識文學現象產生積極的影響力呢?原來，晚清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關于文學的認知，先是受時代的社會潮流和文化思潮左右，后受主流話語所囿，期間對外國文學發展變化和外國文學史問題的認知基本上并非是純粹的專業學術活動，因為知識界把譯介外國文學作品或研究外國文學，當作認識社會和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手段，建構外國文學史是按中國社會現實的需要進行的，并非學術進步的內在動力使然，無關乎國際學術界對文學史的探討情勢、理論變化，和對象國的文學發展的實際狀態出入很大。

一

1921年時任北大教授的胡適在開學典禮上聲言，被社會譽為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京大學，其實“現在并沒有文化，更沒有什么新文化”，理由之一是北大四百多個教職員、三千來個學生才辦一個月刊，兩年之久《大學叢書》也只出了五大本。所謂“大學叢書”，是當時北京大學與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的“北京大學叢書”，除陳映璜《人類學》、陳大齊《心理學大綱》、梁漱溟《印度哲學概論》外，還有胡適本人《中國哲學史大綱》和周作人《歐洲文學史》。論及周作人《歐洲文學史》，它乃我國第一部歐洲文學史，吳宓稱其“真能確實講述西洋文學之內容與實質者”。1917年周作人被北大聘為文科教授，據作者晚年口述自傳《知堂回想錄》第三卷①，1917年9月22日開始寫第一卷(古希臘文學)，兩天后開始寫第三卷(中古文學與文藝復興文學)，第二卷(古羅馬文學)則始于1918年1月7日，全書完成于1918年6月7日(“晚編理講義，凡希臘羅馬中古到18世紀三卷，合作歐洲文學史”)，1918年10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樣經過一年的光陰，計草成希臘文學要略一卷，羅馬一卷，歐洲中古至十八世紀一卷，合成一冊《歐洲文學史》，作為北京大學叢書之三，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作第一講包括古希臘文學的起源、史詩、詩歌、悲劇、戲劇、哲學、雜詩歌、雜文等，第二卷包括古羅馬文學的起源、古希臘之影響、戲曲、三種詩歌(牧歌、田園詩、諷刺詩)、四種文和雜詩等，“中古與文藝復興文學”則包括異教詩歌、異教精神之再現、文藝復興的前驅、文藝復興時期拉丁民族之文學、文藝復興時期條頓民族之文學等，關于“十七十八世紀文學”先簡論17世紀文學，然后分別簡述18世紀的法國、南歐、英國、德國和北歐的文學。這本由教案組成的文學史教材，其原創性價值包括:作為中國的第一部外國文學史，創建了一種便于迅速掌握外國文學史知識的文學史敘述體例;力求準確傳達外國文學史知識，避免錯誤，該書人名地名皆不漢譯，而是用羅馬字樣書寫，書名則用原文標示，如荷馬史詩中的荷馬不是英文Homer，而是Homeros，《伊利亞特》不是Iliad，而是IliasPoiesis，《奧德賽》則不是拼寫成Odyssey，而是Odyssia;撰述文學史，仰賴作者此前10余年所做大量譯述工作、出色的外語能力(翻譯過不少作品)、人文主義的文學史觀(發表有多篇論文學篇章)。即便如此，作者在《知堂回想錄》第三卷中論及該作時還是這樣說:“這是一種雜湊而成的書，材料完全由英文本各國文學史、文人傳記、作品批評，雜和做成，完全不成東西。不過，那時也湊合著用了。”

這不是自謙，說的是事實，因為《歐洲文學史》整理完成之后，繼續編寫“近世文學史”，“而后來商務印書館要出一套大學的教本，想把這本文學史充數，我也把編好了的十九世紀文學史整理好，預備加進去，可是拿到他們專家審訂的意見來一看，我就只好敬謝不敏了。因為他說書中年月有誤，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據的和他的權威不合，但是主張著作名稱悉應改用英文，這種英語正統的看法在那些紳士學者的社會雖是當然，但與原書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紳士叢書里只得少陪了”，“編文歷史的工作不是我們搞得來的，要講一國一時期的文學，照理非得把那些文學作品看一遍不可，我們平凡人哪里來這許多的精力和時間。我的那冊文學史在供應時代需要以后，任其絕版，那倒是很好的事吧”［1］(pp．333～334)。不過，這部以介紹19世紀歐洲文學為主體的《近世歐洲文學史》雖沒能及時出版，卻未妨礙周作人繼續在北京大學國文系開設歐洲文學史課。今天看來，這部以講義狀態存在的《近代歐洲文學史》和那本及時面世的《歐洲文學史》開漢語界撰述歐洲文學史之先河，把復雜的歐洲文學發展歷程簡化成文學進化史。該書結語如是總結道，“文藝復興期，以古典文學為師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稱之曰第一傳奇主義(Romanticism)時代。十七十八世紀，偏主理性，則為第一古典主義時代。及反動起，十九世紀初，乃有傳奇主義之復興。不數十年，情思亦復衰竭，繼起者曰寫實主義(realism)。重在客觀，以科學之法治文藝，尚理性而黜情思，是亦可謂之古典主義之復興也。惟是二者，互相推移，以成就世紀初之文學。及于近世，乃協合而為一，即新傳奇主義是也”;其開篇則云，“歐洲文學，始于中世紀。千余年來，代有變更，文化漸進，發達亦愈盛。今所論述，僅最近百年內事。蓋以時代未遠，思想感情多為現代人所共通，其感發吾人，更為深切。故斷自十九世紀寫實派起，下至現代新興諸家。唯文學流別皆有本源。如川流出山，衍為溪澗江湖，不一其狀，而一線相承，不能截而取之。今言近代文學，亦先當略溯其源。通觀變遷之跡，遞為因果，自然赴之，足資吾人之借鑒者，良非鮮也。文學發達，亦如生物進化之例，歷級而進，自然而成。其間以人地時三者，為之主因。本民族之特性，因境遇之感應，受時代精神之號召，有所表現，以成文學。歐洲各國，種族文字雖各各殊異，唯以政教關系，能保其聯絡。及科學昌明，交通便利，文化之邦，其思想益漸同一。故今此近世文學，亦不分邦域而以時代趨勢綜論之”。［2］(p．3)#p#分頁標題#e#

把文學如此簡單化，并非周作人的個人之舉，而是中國知識界變革傳統詩學之潮流所為:晚清以來，以嚴復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著力引進西方進化論改造中國傳統的文學審美體系，也由此成就了現代中國得以建構出文學發展史，并使之在當時和后來一段時間成為文學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典型者如胡適之《白話文學史》(1919)，該作不單開創中國文學史撰述之體例，還使中國學者撰述文學史的進化論史觀有了很具體的成果:胡適本人曾云，“今日吾國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學說，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學論事觀物經國之術。以吾所見言之，有三術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歸納的眼光。二曰歷史的眼光。三曰進化的眼光”［3］(p．167)。進化論的文學史觀強調文學發展的進步性和規律性。這種情況，有助于還沒有文學史研究經驗的中國知識界能迅速而快捷地把握文學發展脈絡。進而，孕育了1920年代用進化論撰述文學史之風潮。在這種潮流中，用白話文著述我國第一部中國文學通史著作《中國文學史大綱》①的譚正璧(1901—1991)，五年后(1929)甚至出版《中國文學進化史》(上海光明書局)，把中國文學變遷歷程歸結為文學觀念和文學形式向大眾方向“進化”的歷史;更有甚者，用進化論著述《文學大綱》(1924—1927)、《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中國俗文學史》(1938)等著作的著名學人鄭振鐸，在《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1927)中甚至聲稱，掌握“進化的觀念”就如同“執持了一把鐮刀，一柄犁把，有了它們，便可以下手去墾種了”［4］(p．127)。這些把復雜的文學現象嚴重簡約化了的著述、觀念，改變了中國文人對文學認知的格局:傳統中國在文學認識上，更多是文人按既有的知識體系，對文學文本進行個人欣賞及經驗性表達，這就出現了諸如大量的詩話、詞話、小說評點之類，即使有人注意文學的理論問題，如鐘嶸《詩品》論述每位詩人特點時好追本溯源，清代學者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評價說此舉“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但鐘嶸只是說明具體詩人的創作情況，并沒有“史”的眼光;同樣，劉勰的《文心雕龍》也少關注文學發展變化問題;此后，“詩必唐宋，文必秦漢”成為中國文人認識文學規律之原則，即使劉熙載(1813—1881)《藝概》(1874)論述文、詩、賦、詞、書法及八股文等文體流變，卻少文學發展史觀，而是“舉少以概多”。

當然，如此敘述，可能與古代中國習慣于紀傳體有關，即使司馬遷《史記》有明確的史學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但也改變不了中國對歷史認識的經驗性表述———使用紀傳體、追求事件的真實性和歷史的現場感，這也正是馬克斯•韋伯(MaxWeber，1864—1920)《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4—1905)導言所說的，“在中國，有高度發達的史學，卻不曾有過修昔底德的方法”［5］(p．5)。有意味的是，以進化論判斷文學變遷問題，哪怕它把復雜文學現象簡化了，卻吻合當時急于知道世界和判斷世界的激進主義風潮，文學史著述便是一些知識分子在文學認知領域的實踐。在進化論席卷文學史構建的風潮之下，外國文學史著述也成為進化論演練場:許多研究中國文學史的知識分子，同樣也著述外國文學史。換句話說，周作人之所以能推出《歐洲文學史》，不是因為他專攻歐洲文學史，而是他以人文主義和進化論研究各種文學和文化現象，其相繼推出《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文學史上的俄國與中國》、《圣書與中國文學》等轟動一時之作。進而，歐洲文學史研究之于周作人，亦成為演繹這些觀念的又一個場域。同樣，用進化論研究中國文學史方面卓有成就的鄭振鐸，更希翼用這種文學史觀把中國文學融入世界文學進程，其三卷本《文學大綱》(1924—1927)認為圣經故事、希臘神話、東方穆斯林和佛教經典、印度史詩、中國《詩經》和《楚辭》等是世界不同民族文學的不同起源，發展到中世紀，各種文學的演變還是有著共同規律的，如關于中世紀中國文學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乃第一詩人時代，即自沈約等人變詩之古體為近體起，中經五七言律絕詩之大發達，至唐五代間此種詩體之衰落為止;第二期即第二詩人時代，即自五代詞之一體一開始發展起，至宋元之間此種詩體之衰落為止”［6］(pp．375～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