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的社會環境下，出版行業也隨著社會發展出現變化。其中的變化之一就是消費群體的消費理念隨著互聯網新媒體的發展所帶來的閱讀習慣上的數字化、碎片化和大眾化，而出現的圖書消費的大眾化、娛樂化和實用化。但這對人文社會科學學術門類出版的影響本質上仍然是閱讀介質的變化，對于紙質圖書在此門類上反而有新的機會，并已有較為成功的探索，即實行品牌戰略。新形勢下應該與時俱進、緊隨行業發展潮流，發揮紙質圖書不同于電子介質的特有優勢，謀求“淺閱讀”“泛閱讀”與“深閱讀”的雙贏共濟之路。

［關鍵詞］學術圖書;出版;深閱讀

隨著社會經濟技術等各方面產生日新月異的變化，傳統出版行業也隨著產生了相應的發展。這種改變一方面是為應對新變化所產生的挑戰、為大環境逼迫而產生;另一方面也是新的環境中出版業需要與時俱進、緊隨行業發展潮流的內在訴求。本文試圖從出版行業消費層面以及市場變化的某些側面入手，來觀察其對人文社會科學學術門類出版的影響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些思考。

1消費群體消費理念的變化對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出版的影響

在現在的互聯網時代，新媒體蓬勃發展，手機碎片化閱讀已成為一大社會現象。據“調查結果顯示，2013年，我國成年國民圖書閱讀率為57.8%”［1］，在2014年，數字化閱讀就已經過半。由此影響的出版業，尤其是對紙質圖書出版方面的影響可謂深遠。這不僅是閱讀媒介、閱讀工具的變化，同時連帶著內在的閱讀習慣和消費傾向的變化。早在四五年之前這種傳播媒介的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就已展現。數字化時代中，這種圖文并茂的閱讀一方面帶來了更多的便利及生動性，另一方面其“娛樂性對人注意力的強大吸引和時間不經意間的無意義地流失”［2］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中國文化消費報告(2014)》中總結了近年來由此而對出版行業消費市場觀念上的變化。首先，是消費觀念的大眾化，尤其是在學術圖書、專業圖書中，消費者更容易接受也更加喜歡像手機碎片化、娛樂化閱讀一樣的、比較通俗易懂的文字風格與解讀方式，因而各類著作消費的一個主要流行趨勢就是圖書消費的大眾化趨勢，專業圖書正在被以更為演繹化的趨勢所需求，經典著作也逐漸以大眾化出版物的形式表現出來。其次，就是明顯的消費類型娛樂化。站在批評的角度解讀，現代社會人們生活節奏加快，越來越缺乏深入閱讀的耐心和時間，普遍喜歡“快餐式”的文化，并且在緊張的工作和生活之余，更希望得到的是迅速可以獲得的輕松、快樂的文化體驗。這種閱讀消費觀念的改變也改變著閱讀材料生產者的工作方向。最后，就是消費目的實用化。在圖書市場上，什么書占據市場由當今社會讀者的定位所決定。由于上述原因，健康類、職業類、課程類等實用性極強的內容更容易受讀者歡迎。出版商為獲得更高利潤、不斷迎合讀者需求，也進一步促進了圖書的實用傾向。［3］由此，也一定程度上帶來了出版消費的低俗化，這是從內容上來講。從消費傾向上來講，消費者也更偏向于消費大眾出版物，對專業性的、學術性的圖書需求都難以上漲。數據顯示，“從整體規模上看，盡管我國每年出版的人文社會科學類學術圖書數量接近20000種，但無論是數量還是銷售收入，在全部年出版圖書數量和經濟份額中所占的比重均不到10%。而發達國家和地區學術出版(含學術期刊)的這一占比則在30%以上(中國新聞出版廣電網，2017)。”［4］盡管從學科上來看，圖書消費具有一定的專業偏向，書店暢銷書往往被社會科學圖書(中長篇小說、報告文學、散文、詩歌、譯著，與時事、影視、時尚有緊密關聯的圖書等)占據，自然科學類圖書相比之下占比很少(除去一些計算機讀物以外，很少在書店有銷售科技類圖書)，即使有也仍然是以大眾文化科普讀物的形象出現的暢銷書，例如類似中信出版社2017年和2018年間推出的《人類簡史》《未來簡史》《今日簡史》三部曲，并非完全純粹的學術類科技類圖書，但名聲大噪、銷量巨大。由此可見一斑。這種消費群體理念上的變化所帶來的對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出版的沖擊是伴隨著互聯網新媒體發展下數字化閱讀的時代特征而來的。但是這里也想強調的一點是，這種變革帶來的仍然是閱讀介質所影響的閱讀方式，而并不意味著人文社科領域作為閱讀消費內容門類占比的現象級變化。2018年上半年商報·卷藏數據顯示，“與2017年同期相比，社科類出版社在館配市場份額中的占比下降了0.26%，但仍以占比23.38%位居第一。”［5］人文社科領域的出版本身仍然是出版門類中的重點，這一點無論是在電子化閱讀還是紙質閱讀中，說到底還是不變的。

2品牌戰略為新形勢下的人文社科學術出版提供突破口

討論此問題實際上是在數字出版迅猛增長、紙質書在思考未來何去何從問題中的其中一個。對這個問題思考的結論與“紙質書如何與電子書競爭”的答案有相似之處。例如，傳統紙質書可以發揮更為舒適多樣化的閱讀體驗，在注意力方面有著更為多元化的創作向度。這一點在近年來人文社科學術類圖書的出版中的一個探索，就是對于品牌意識的重視。通過創造品牌創造出了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出版更大空間的例子已經越來越突出。例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打造的“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出版20余年，創造了巨大的學術價值;商務印書館打造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等一系列品牌，長盛不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皮書”系列出版20余年，已成為國內學者研究中國相關領域的必備參考書目，“甲骨文”品牌更是成功地將學術書籍成功地延伸到了大眾當中去。其中“甲骨文”品牌是將迎合大眾市場與堅守學術質量兩者兼顧得最為成功的案例之一。當然整體上這一趨勢仍“在路上”，各出版社在書號收緊、出版政策更為嚴苛的形勢中進行這一朝向的摸索和嘗試。應該看到的是，當前國內的眾多學術出版機構對品牌建設的重視程度還遠遠不夠，整體上來說品牌意識仍然十分薄弱。一項專門針對相關領域品牌出版的研究表示:“本研究涉及的101家學術出版機構中，只有16家打造了屬于自己的學術品牌。這與當前學術圖書出版數量眾多形成鮮明對比，可以說是國內學術出版領域的一大不足。”“缺乏品牌學術圖書，而過多地推出‘跟風’的、平庸的選題只會讓自身失去特色，也不利于培育出版機構的核心競爭力。”［4］因此本文希望從“甲骨文”系列圖書的經驗中引申出更多的啟示。事實上，在社會消費和閱讀習慣普遍大眾化、娛樂化的同時，由于社會教育的發展，學術類閱讀的需求仍然是巨大的，國內的學術書市場有越來越重視研究成果傳播的趨勢，也越來越重視前沿的研究成果的引進和普及。因此對于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出版來說，這是一塊可以深耕之地。具體來講有以下方面可以借鑒:第一，內容選擇。不違前述的消費觀念大眾化、娛樂化、實用化，學術圖書同樣可以在內容選擇方面向這個方向靠近。“甲骨文”圖書十分注重文本的可讀性，在通俗與學術之間把握度的平衡與創新，讓學術語言通俗易懂，又能尊重思想的原創性，保持思想的嚴肅性，同時讓讀者讀得下去。這在選題時得益于策劃人對社會熱點的關注、對普通大眾日常生活的挖掘，從相反的方向，在消費娛樂文化泛濫甚至出偏的年代，反過來引發大眾的警覺和思考，在“熱點”中挖掘“常點”，以“熱點”言說“日常”。例如《郁金香熱》一書表面上是以17世紀發生在荷蘭的郁金香購買熱潮為背景講述事件，實際上討論的內容引申到了與大眾密切相關的背后的金融現實。第二，紙書設計。與“快餐式”消費相應，一些出版物在生產上也變得“快消”起來，在圖書的裝幀設計、內容質量、營銷挖掘上都較為淺顯和程式化。而品牌類圖書則要在這些方面上都保證品牌的價值和品質，保持一定的一致性，甚至不斷追求突破。傳統的學術圖書因為消費群體小，專業性強，在裝幀設計上一直以來較為簡潔，不夠重視。“甲骨文”在快消社會與視覺經濟社會中的一大策略就是在于吸引人的封面設計，在圖書的設計和裝幀上下了很大工夫，以此來刺激消費者“占為己有”的“收藏”與“享受”的欲望。因此“甲骨文”圖書特別注重書的“顏值”，追求時代感，也追求民族性，重視審美價值，注重根據書的內容以裝幀設計進行展現和放大。而這一點對傳統的紙質圖書來說是一大優勢。電子書和手機閱讀的閱讀介質畢竟都是平面的，屏幕式的，非立體的，而紙質圖書可以加入非常多元的設計工藝，在立體的視覺觸覺上打造多維度的感官體驗。這正是人文類紙質書區別于快消碎片化電子閱讀的特有優勢，也是消費者個人品質品位、經濟地位、興趣愛好的展現。因此人文社科品牌在這一領域都應大力重視并做深耕挖掘。不僅是出版社旗下的圖書品牌，圖書企業本身整體就作為一個圖書品牌的案例也是具有同樣的啟示。例如后浪出版公司就擅長打造市場化大眾化的人文社科圖書，“后浪”已經成為品牌本身。在形式的設計上，后浪出版公司善用不同版本來吸引讀者注意，出版了精裝版、平裝版、普及版、插圖版、修訂版等不同版本類型［6］，以滿足不同的讀者需求，獲得市場效應。當然后浪的案例對于學術類專業人文社科圖書的說服力不如“甲骨文”品牌，但其對于基于出版消費市場的變化來觀察人文社科學術出版的話題來說，是一個兼顧兩者的、處于中間地帶的案例，有一定的代表性。而這里所謂的“中間地帶”，其實某種程度上也就是下文所要討論的“淺閱讀”“泛閱讀”與“深閱讀”之間的關系。

學術期刊是學術成果傳播與交流的重要載體，在學科建設、學術創新、人才培養、學術評價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每年都會有一批新創學術期刊加入中國學術期刊之林，擔負著展示學術研究成果園地的責任，承載著推動學術交流和發展的任務，而其中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在表達和傳播當代中國時代精神和學術面貌方面更是具有重要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對現有學術期刊起到了某種拾遺補缺的作用。隨著學術期刊的發展，期刊評價應運而生。不管是基于文獻集中分散定律評選核心期刊，還是基于期刊影響因子遴選引文數據庫的來源期刊，期刊評價都在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學術期刊的發展。現行的科研管理體制下，被評為核心期刊或者被引文數據庫收錄的期刊，往往關注度高，其稿源也相對充足。相比之下，沒有被評為核心期刊或者未被引文數據庫收錄的期刊則面臨生存困境。而新創學術期刊與其他學術期刊相比，更是存在創刊時間短、知名度低、獲取與刊物評價相關的數據比較困難等不利因素，因此，基于一定年限定量數據的評價體系往往沒有將其納入到評價對象范圍，以至于新創學術期刊往往游離于各家評價體系之外。但是，如果作為我國學術期刊重要組成部分的新創學術期刊，卻在各類期刊評價體系中缺席，不能不說是我國學術期刊評價中的一件憾事，說明現行的期刊評價體系還不夠完善。同時，很多新創學術期刊也有內容新穎、獨特、跨學科、辦刊條件較好、上進性強等優點，將這些期刊納入評價對象范圍，使其在期刊界找到自己的位置，為其以后的更好發展提供參考。因此，將新創學術期刊作為評價對象進行研究，一方面可以豐富完善現有的期刊評價體系，另一方面對促進新刊的健康發展有積極作用。目前，國內關于新創學術期刊的研究較少。已有的研究中有文獻探討如何提高新創學術期刊質量，也有文獻從期刊創辦和更名分析觀察我國期刊發展趨勢。關于新創學術期刊的評價，南京大學葉繼元等學者從新創學術期刊的特點出發，提出應用“全評價”“六位一體”分析框架對新創期刊進行評價。該研究針對所有學科的新創學術期刊（涵蓋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著重探索二者的共性。事實上，除了共性成分之外，國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發展過程中還存在很多個性的東西，因此，本文擬從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個性特點出發來探討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新創學術期刊的評價。

1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新創學術期刊概況及特點

1.1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新創學術期刊概況

新創學術期刊（簡稱新刊）是一個相對概念，是相對于老刊而言，一般是指近期創辦的期刊。但是目前似乎還沒有一個得到普遍認可的統一的概念。考慮到期刊評價中定量數據一般都含有影響因子或5年影響因子，葉繼元教授將新刊界定為5年內創辦的期刊。本文借鑒新刊的這一時間界定范圍，同時考慮到新刊必須已經出版了一定周期，故本文專指的新刊時間界定為2013-2017期間創辦的刊物。關于新刊的定義，顧名思義，新創辦的期刊，那么國家新聞出版局新批準創辦的、具有國內統一刊號的學術期刊無疑就是新刊了。但是事實上，新聞出版總局還批準了很多更名的學術期刊。由于該局對國內統一刊號管理比較嚴格，很多單位獲批新的刊號比較困難，就會通過內部刊號“轉讓”的形式對期刊進行更名。期刊更名情況主要有3種：①非學術期刊轉為學術期刊；②刊文方向有變；③高校改名或升級，其學報隨之更名。最后一種情況中，期刊的刊文方向一般不會有大的改變，不能算作新創辦的學術期刊。因此，本文所指的新刊將界定為：2013-2017年內，國家新聞出版局批準創辦的、具有國內統一刊號的學術期刊，以及國家新聞出版局批準的由非學術期刊轉為學術期刊或者刊文方向改變而更名的學術期刊。由于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中文人文社會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因此，通過數據整理，剔除了具有明顯自然科學屬性的期刊和語種為外文的期刊，最后得到2013-2017年我國新創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163種。

1.2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新創學術期刊特點

不管是上述新創辦的還是出于期刊發展需要而轉型升級的新刊，一般都是經過了主管和主辦單位的層層論證，國家出版主管部門的嚴格審批，大體可以反映出新的時代特點下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以下幾種發展趨勢。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遞主流聲音。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在表達、傳播和形塑當代中國時代精神方面，無疑承擔著光榮而艱巨的使命，發揮著不可替代、特殊的作用。時代精神與我們所處時代的主流價值文化和思想觀點密切相關，而馬克思主義理論更是我們這個時代價值觀的集中體現。近幾年，一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究的期刊被批準創辦，比如創刊于2014年、2015年的《研究》和《鄧小平研究》，創刊于2015年的《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究》，創刊于2016年的《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和《當代中國價值觀研究》等。緊隨社會發展，關注社會熱點，推動相關研究。新刊的出現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大數據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及其研究的增多促使了《大數據》這本刊物的誕生；智庫建設在國家決策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如火如荼的研究，催生了智庫研究的學術刊物《財經智庫》、《智庫理論與實踐》和《智庫時代》；《南海學刊》則是從不同學科角度關注南海問題研究，是我國首個以南海命名的學術刊物，也是第一個以南海和海南研究為主的學術陣地；隨著當下網絡文學熱門的創作話題和網絡文化的發展趨勢，2017年創刊的《網絡文學評論》是我國第一份網絡文學學術期刊；中國特色文化理論和實踐研究也是當前社會迫切需要關注的方向，近幾年創辦或更名的新刊就有《地方文化研究》、《中原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化軟實力研究》等。跨學科的研究，是當代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的主要研究趨勢之一。新創學術期刊也反映出這一特點。它們注意借鑒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來探索交叉學科、新興學科、邊緣學科等，推動了跨學科研究。比如《教育經濟評論》重點關注教育經濟學這一交叉學科；《環境經濟研究》是我國第一本環境經濟專業學術期刊，《邊界與海洋研究》是目前國內外唯一的有關邊界海洋問題的多學科（甚至包括自然科學）研究期刊。期刊交叉學科現象是學術期刊的發展趨勢之一，但是同時也給期刊評價中的學科分類和評審專家的遴選帶來了新的挑戰。高校學報專業化。高校學報類綜合性期刊發展的何去何從一直以來都困擾著期刊編輯部，盡管很多具有學科專業特點的學校學報在刊文上都有一定的學科專業傾向性，但多數還是并未明確定位。近年來由于綜合性期刊有向專業化發展的趨勢，越來越多的綜合性學報也在不斷順應時代潮流，定位更加明確，逐漸向“小而專、小而精”方向發展，如《南昌高專學報》更名為《地方文化研究》，《云南財貿學院學報》（社科版）更名為《印度洋經濟體研究》，《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更名為《青年學報》，《江西行政學院學報》更名為《地方治理研究》，《北京廣播電視大學學報》更名為《開放學習研究》，《吉林省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更名為《東北亞經濟研究》等等。集刊轉為正式刊。集刊現象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比較普遍，尤其在法學、歷史學這樣的學科，但是目前集刊又處境尷尬，雖然歸類于連續出版物，但是卻沒有連續出版物的編號，可謂名不正言不順。但是部分集刊審稿制度嚴格，學術性強，在國內外同行中較具影響。因此，近幾年國家新聞出版局會擇優配給一些質量高的集刊以CN號。比如《國際經濟法學刊》創辦于1998年，是國內唯一以“國際經濟法”命名的全國性、開放性刊物，在中國國際經濟法學界具有公認的領先地位和影響力，2017年終于獲得正式刊號。《國際政治科學》、《武大國際法評論》也是在學術集刊的基礎上創刊。正式刊號的獲取為這些學術期刊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2新刊評價與其他期刊評價的比較

期刊分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從所有的期刊中提取突顯少數優秀的重點期刊，故一般分級層次不多，大多為2--3級，少數在4級以上。

一、級次稱謂編輯

（1）按主管部門劃分為全國性期刊和地方性期刊。

（2）按是否正式出版分正式期刊和非正式期刊。

（3）核心期刊，如《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

（4）稱一級期刊、二級期刊、三級期刊（如四川省第二次期刊質量考評，評定1998年全省期刊質量為一級期刊179種，二級期刊93種，三級期刊6種）。

（5）優秀期刊（如1999年社科院舉行的期刊評獎活動中，《文學遺產》等八種刊物被評為“優秀期刊”）。

意識形態評價是學術期刊評價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為此，學術期刊社在辦刊中，應當秉持意識形態自覺觀念，在新時代履行新職責，保證學術研究成果能夠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

一、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新時代使命

彰顯時代主題是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使命所在。人文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精神世界及以人類活動為中心的社會現象的知識體系。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論，是探尋人類發展規律和人類精神的科學研究方法。新中國成立伊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不斷為中國發展和中國實踐提供了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我國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也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富有時代特征的研究對象和研究主題。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我們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科學分析了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同時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四中全會《決定》”），強調了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政治保證是堅持黨的領導。為了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我們必須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重要陣地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應當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堅守、傳播和研究中主動擔當，加強意識形態的理論自覺，既要堅持學術性、思想性和創新性，更要堅持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引領學術研究，堅持黨對學術研究活動的領導地位，做到意識形態要正，政治站位要高。根植于中國實踐是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新時代政治使命。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深深植根于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與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文化發展具有同步性和同構性。因而，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應是弘揚中國精神，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的反映者、記錄者和知識再創造者。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國家治理和社會變革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生動豐富的社會變革實踐和國家體制改革實踐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全面的研究素材和研究資源，也為創新研究成果提供了廣泛的實踐檢驗途徑。運用中國學術理論解釋中國現實和中國實踐，運用中國實踐檢驗中國理論，以現實問題為導向，逐步擴大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融合程度，最終構建以中國實踐為支撐的中國特色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是相對于專業刊物的一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期刊，伴隨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分類的細化，各學科均有自己的專業刊物。而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與其他專業學術期刊刊載學術研究成果顯著不同的特征是學術研究成果實現跨學科、超學科的研究內容和研究范式，其既有非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跨學科研究，也有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基礎性研究，具有較強的公共性、基礎性、開放性，凸顯了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海納百川、兼容并包”的辦刊特色。同時，作者群體的廣泛性、研究領域的基礎性內在地要求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必須嚴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陣地，加強學術期刊的意識形態自覺，積極傳播、宣揚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以馬克思主義為主流意識形態指導的學術思想和學術研究成果，踐行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新時代的政治使命。

二、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應堅持正確的意識形態導向

意識形態評價標準“倒逼”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要堅持正確的意識形態導向。期刊評價標準是學術期刊質量的“試劑盒”，意識形態評價標準則是學術期刊評價標準中的核心要素，決定了學術期刊的辦刊導向，因此，學術期刊尤其是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應堅持正確的意識形態導向。意識形態不是一成不變的，其體系結構與核心要義具有歷史性、動態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強大的凝聚力和引領力。在報告中提出了“意識形態決定文化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的政治論斷，四中全會《決定》進一步提出“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的政治要求，這是我們黨第一次把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作為一項根本制度明確提出來，充分反映了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因此，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應將堅定“四個自信”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關鍵，站在“四個自信”的立場上來審視期刊的學術研究成果，肩負起守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治責任，維護國家意識形態的安全。通過學術研究成果的傳播和宣傳，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方面作出貢獻。學術環境的復雜性內在地要求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堅持正確的意識形態導向。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各種社會思潮交織在一起，各種文化觀點觀念呈現不同的圖景，利益需求多層次、多維度，轉型期特有的各種現實沖突也以不同的面目和樣態呈現出來，讓人目不暇接，難以辨識。為此，堅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陣地，既需要我們通過政治學習精準領悟其科學內涵，也需要在復雜的學術環境和辦刊實踐中，運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正確的意識形態導向和學術文化引領，做新時代改革成果的真實反映者、記錄者，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實踐的知識再創造者，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框架，以學術成果為材質，在學術創造者和知識求索者之間構架一座方向明確、旗幟鮮明的文化傳播橋梁。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中國實踐要求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必須堅持正確的意識形態導向。我國意識形態的理論源泉是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而產生的適合于中國的哲學理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當代實踐相結合而產生的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指導我們黨和國家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理論指引和思想武裝，是新時代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政治保證，也是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政治保障。國家治理體系和社會治理體系是兩個不同的治理體系，但都是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為主體的治理制度建設和創造的實踐結果。作為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應把握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感召力來自于對社會現實的關切，來自于對社會民眾現實利益的準確表達與訴求，把握期刊價值導向與社會觀念整合程度，只有在學術創新中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才能真正信仰馬克思主義、傳播馬克思主義、實踐馬克思主義，才能體現出期刊的意識形態自覺。從期刊編輯自身來理解，意識形態自覺應指編輯在思想文化傳播中所體現的一種意識形態主體意識，包括自覺的意識形態反省、自覺的責任擔當、自覺的兼容并蓄和積極的自主創新等。編輯的意識形態自覺滲透在編輯活動的各個環節中，在很大程度上，所體現的是一種積極的意識形態實踐。在目前國際意識形態陣地激烈的斗爭中，期刊編輯應自覺防范指導思想多元化的學術研究傾向和觀點，在擴展國際學術交流和學術創新中，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引領復雜多樣社會思潮的精神旗幟，正確把握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動權，在文化交流中彰顯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和當代中國的創新精神。要主動自覺運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提高實踐選擇能力，增強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增強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覺性，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堅定性，在社會各主體的互動中，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

三、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實踐意識形態自覺的方法

世界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中國也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我們必須在理論上跟上時代，不斷認識規律，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理論創新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觀念，用馬克思主義實踐觀指導中國問題和中國制度創新的研究。作為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邏輯的制度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面臨著思想和精神領域的價值建構，整體性推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必然要從實踐層面實現意識形態自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黃坤明指出：“要增強政治自覺和思想自覺，強化制度意識、抓好制度執行，切實把這一根本制度體現到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輿論導向、價值取向上，落實到工作理念、思路、舉措上，努力在守正創新中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中國的問題是發展道路上遇到的問題，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努力實現中國夢，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的問題，而不是中國道路的選擇問題。四中全會《決定》提出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任務，既是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時代主題，也是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新時代辦刊方向。為此，新時代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應當立足于中國的法律實踐和法治實踐，立足于提升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實踐，服務于中國的全面依法治國的制度需要。學術研究要關注中國問題，要用學術思想分析現實，從事理論研究或者制度建設的研究，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給予學術支持。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實踐意識形態自覺的方法應該包括：首先，在傳播學術研究成果中，應自覺形成意識形態正確的理念，培養辦刊人的意識形態自覺意識，努力把刊物辦成既有學術思想，又緊貼中國現實，具有高度的政治自覺和意識形態自覺的社會主義學術期刊。學術期刊的受眾大多是知識群體，他們接受過系統化的知識教育和文化熏陶，對新知識具有獨特的自我認知方法。對于學術研究成果的刊發，應充分考量研究成果對該群體的意識形態的影響，進而影響社會其他受眾群體。同時，為其他知識群體的知識再創造提供理論解釋和文獻索引。這樣，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才真正地發揮了意識形態重要陣地的作用。其次，建立編者與作者間良好的學術共識，實現編者與作者之間意識形態的一致。學術創造和學術創新離不開學術研究人員的努力，學術研究人員把自己精心研究的成果投稿給期刊，目的是通過期刊媒介，參與學術交流，增進人類知識。在學術研究中，研究人員應自覺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學術研究的思維和研究方法，自覺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指導學術研究價值判斷。這種自覺既離不開研究人員的自省、自律和自修，也離不開他們與期刊編輯的良性互動，在保證研究成果創新性的基礎上，編者和作者圍繞研究成果的選題及著述的意識形態取向進行交流，可以增強彼此的意識形態自覺，促進雙方在意識形態方面形成共識性的學術思維和意識形態價值取向，提升期刊學術思想的大眾性認知。再次，期刊要不斷地開放辦刊窗口，聽取讀者關于意識形態方面的意見，避免關門辦刊。期刊傳播學術成果的過程既是知識傳播的過程，也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傳播的過程。從傳播學視角看，只有獲得讀者共鳴的學術研究作品，才能獲得良好的傳播效果。讀者共鳴的條件之一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正確性。那些脫離社會現實，違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研究成果，不可能獲得讀者的共鳴。因此，期刊應尊重讀者對期刊文章的批評和批判，特別是對某些學術研究成果表現出來的偏離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方向和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觀點和研究方法的批評和批判。當然，也要正確處理“學術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在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基礎上，秉持政治家辦刊理念，不要把一般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也不要把政治問題當作一般的學術問題。對堅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陣地的學術批評和批判，要提供平臺、主動發聲，營造良好的社會輿論氛圍，服務于黨的中心工作。

一、導言：我與《江海學刊》的結緣

我是20世紀80年代初進入華東師范大學學習的。在改革開放剛開始的年代，由于荒廢了十幾年時間，我進入大學后，讀書的欲望十分強烈，總是希望能夠找到更多的書來讀，所以每個星期都會到上海的南京路及福州路的書店里淘書。我在上海上學7年，那種淘書之樂趣也保持了7年。直到現在，到書店淘書仍然是我最大的嗜好。但是，在那個時代，由于出版物少，即使有經濟能力也是無書可買。所以，要滿足自己讀書的欲望，只好到學校的圖書館尋找。我算是十分幸運的，在那個找不到書的年代能夠在華東師范大學上學。因為華東師范大學具有久遠的歷史，她是1954年由上海幾所老牌大學合并組成，包括上海的圣約翰大學、華夏大學等。當時，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的圖書收藏量是非常豐富的。所以，在上海讀書7年的時間里，泡在圖書館里是我最幸福的時光。那時候，我只要不上課，圖書館開門，就會坐在圖書館固定的位子上。后來去多了，我也與圖書館的管理員結下友誼，他們有什么事情，我都會幫著做，成了當時圖書館的編外管理員。就當時來說，對此我也感覺到非常自豪。也正是這樣，我與《江海學刊》結緣了。我最早是在圖書館期刊的過刊書架上看到《江海學刊》的，翻閱之后就覺得是一本可讀的雜志，很有學術品位。所以，在上海讀書的7年里，幾乎每一期都會借來閱讀，從中獲得了許多知識。在此，我還得向《江海學刊》說一聲感謝，感謝我在那個時代遇見了你。離開上海之后，在外工作及學習十幾年，后來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做學術研究，論文寫好之后投稿時，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學期間讀過的幾本雜志，《江海學刊》自然是我的心愛之選。有一年單位年終總結，單位的領導就問我，你為何老是把文章投稿到這幾本雜志去，我說我喜歡。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與《江海學刊》結下了不解的情緣，我與《江海學刊》的友誼也沒有間斷過。2018年6月初，戰炤磊編輯告訴我，《江海學刊》要搞一個出版發行60周年的紀念活動，要我寫一篇與《江海學刊》建立友誼的文章，我欣然答應。但是，接到任務之后，一直在琢磨到底寫什么好，拿著這本雜志翻來覆去，最后眼睛一亮，終于找到本文的聚集點。《江海學刊》作為一本“關注學術前沿，倡導標新立異、引領學術爭鳴”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性期刊，它是如何獲得首屆“國家期刊獎”的？《江海學刊》作為一本地方性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性期刊，如果沒有特別的功夫，要在眾多的期刊中脫穎而出并非易事。而這也許就是《江海學刊》60年來點點滴滴升華的結果。本文先是簡單地從知網所統計的三本同類型學術刊物被引用最多的12篇論文來做一個比較分析，據此洞察《江海學刊》的實力所在，并由此引申出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公共理性的基本特性；然后在此基礎上討論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本質及內在價值；最后在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公共性的基礎上討論保證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得以發展與繁榮的條件及環境。

二、從三本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看學術刊物的公共理性

對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質量的評價，目前國內有各種各樣的評價體系、評價機構及評價標準等。目前國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評價指標有20種以上，其中影響因子、引用率等量化指標最為重要。黃頌杰教授也認為，學術期刊發文被引用量或引用率和被轉載量或轉載率這兩個量化指標是學術期刊質量高低的主要評判標準，特別是被引用量或引用率更具有客觀性，最為重要。《江海學刊》之所以能夠在1000多種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脫穎而出，獲得首屆“國家期刊獎”，肯定有其過人實力。本文從知網上簡單地選取了3本有代表性的同類型的學術期刊：《江海學刊》《學術月刊》《社會科學戰線》，每一種期刊選取被引用量最多的前12篇論文，并列出這12篇論文的下載量和下載量排序。通過對這些數據進行簡單分析，看到了下面有趣的現象，并對此進行簡要地分析解釋，由此一葉知秋。首先，從三本雜志引用量最多的12篇論文的情況來看，《江海學刊》所刊出論文的最高引用量為1178，最低引用量為242；《學術月刊》所刊出論文的最高引用量為676，最低引用量為170；《社會科學戰線》所刊出論文的最高引用量是394，最低引用量是160。從這些數據來看，《江海學刊》所刊出論文的最高引用量分別是《學術月刊》和《社會科學戰線》所刊出論文的最高引用量的1.74倍和2.99倍；《江海學刊》第12篇論文的引用量分別是《學術月刊》和《社會科學戰線》同樣位置論文的引用量的1.42倍和1.51倍。盡管這種量化比較受采集數據量少的限制，存在某種程度上的不足，但同樣不失一般性。由此可以容易地推導出，在整體上《江海學刊》所刊出論文的引用量要高于另外兩本雜志，如果以所刊出論文的引用量為衡量學術期刊質量高低的重要標志，那么《江海學刊》當然優于另外兩本雜志。其次，從三本雜志引用量最多的12篇論文的下載量的情況來看，《江海學刊》所刊出論文的最高下載量是17533(1)（括號中的數字是三本雜志下載量的各自排序，下同），最低下載量是1499（174）；《學術月刊》所刊出論文的最高下載量是8292（2），最低下載量是692（1160）；《社會科學戰線》所刊出論文的最高下載量是11206（1），最低下載量是835（726）。也就是說，《江海學刊》所刊出論文的最高下載量分別是《學術月刊》和《社會科學戰線》所刊出論文的最高下載量的2.11倍和1.56倍；《江海學刊》的前12篇論文中的最低下載量分別是《學術月刊》和《社會科學戰線》同樣位置論文的1.42倍和1.51倍。論文下載量可以反映對社會重大問題的關注程度。上述比較意味著《江海學刊》所刊出論文所討論的話題的社會關注程度遠遠高于《學術月刊》和《社會科學戰線》。第三，對于三本學術期刊的質量比較，為何不選擇通行的所刊出論文的被轉載量或轉載率，而是選擇所刊出論文的引用量及下載量呢？因為論文的引用量和下載量比論文的轉載量更具客觀性，學術期刊所刊出論文的引用量和下載量是直接面向讀者。只不過，學術期刊所刊出論文的引用量和下載量所面臨的讀者有所不同。論文引用量對應的讀者更多的為專業性讀者，由此顯示出所刊論文的專業性，而論文下載量對應的讀者是專業性讀者與一般性讀者之和，兩者都是讀者行為的直接結果，更具有客觀性。而轉載量往往會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如轉載期刊篇幅、編輯人員能力及取向等限制），其評價客觀性可能會降低。所以，黃頌杰教授認為，以轉載量為評價標準，意味著凡是被轉載的就是優，而未被轉載的則是非優，這是一個未被驗證的似是而非的虛假命題。本文基本上認同這種觀點。第四，從上面所選擇的36篇論文的主題來看，除了幾位學術大家（如譚其驤、鄧廣銘、顧頡剛等）所討論的論題較為小眾化之外，所涉及的論題基本上都是現代社會生活中的重大課題（或既重大又熱點），如城市化、農村、農民工、公共政策、金融危機、產業鏈、法治建設等，而這些論題又都是當前我們社會所面臨的最為重大的公共問題。正如韓璞庚教授指出的那樣，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就是多元性知識主體進行多元化異識整合的一個平臺或者說學術交流的公域，同時也可以說是催生與促進公共理性的搖籃與溫床。可以說，人文社會科學期刊通過一套嚴格的編輯程序，把當代最具學術性的論文匯集到這個平臺上，同時通過這個平臺把這些學術思想、知識和信息傳播給社會。正是從這意義上說，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具有公共品的特性，它所形成的是每一個時代的公共理性。當然，這里所指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具有公共品的特性，不僅是指它在消費上具有完全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特征，更是指學術思想的創造或生產只能通過公共的方式來實現。與這類公共品所產生的效益相比，學術期刊出版發行所支付的成本及讀者購買期刊所付出的成本完全可忽略不計。所以，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質量高低，既可以通過所刊出論文的引用量來衡量，也可以通過所刊出論文的下載量來反映。后者正是反映了學術期刊通過一套嚴格的編輯程序對現實生活中重大問題與熱點問題所具有的公共性的理論回應。在這個意義上，上述的三本學術期刊相比較，《江海學刊》同樣略勝一籌。而下一節對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本質特征和內在價值的討論，則是對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所具有的公共理性特征的進一步展現與深化。

三、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本質特征和內在價值

學術期刊是刊登學術研究成果的載體，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是刊登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成果的載體。這是學術期刊的本質特征。從1665年法國的《學者雜志》問世開始，這一宗旨或本質特征從來就沒有改變過，否則就不是學術期刊了。也就是說，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本質就是其學術性，其本質特征就是刊登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成果，離開了這種本質特征就不是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了。現在的問題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性是什么？其學術研究成果又是什么？我們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來識別和評價其學術性及學術研究成果？一般來說，學術通常是指對存在物及其規律的學科化論證，是指知識的累積和系統專門化的學問。英文通常用Academia這個詞來表示，并由此引申出學術是進行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科學與文化群體，即學術界或學術機構。就此而言，學術的內涵應該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一是學術研究機構，二是學術，三是思想。所以，在古希臘Academia最早起源于一種地名，是一種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或榮譽會籍的機構，它是對專門化知識進行討論與研究的場所。此涵義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本文的重點在于學術與思想的兩個層面。在中國古代，學術的含義有分而治之，有合而為一。如有人把學術看作是治國之術，也有人把學術理解為影響人們生活的思想。所以，在中國的不同時期，有專注考據的漢代公羊學及專注義理的宋明理學。但實際上，學術與思想兩者既相互聯系，又可區分為不同的觀念形態。就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而言，學術側重于實然性，專注研究對象的事實性，即實際上如何，又以什么樣的方式出現與存在。比如，表現為文獻考證的學術形態，它所關注的是相關文獻中文字中的文本含義和它的演變，文獻自身的本來形態和它的變遷沿革等；而表現為社會現實的學術形態，更關注研究對象的現實狀況，通過何種實證性的工具來把握等。所以，學術活動或學術研究的內在要求，就在于追求事實的完整性或充分性，否則無法形成專門化和科學化的知識，以此來幫助人類認識與把握外部世界的真實性。一般來說，思想就是學術研究所遵循的范式。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它強調的是價值取向與價值選擇。它所關注的是世界為何如此，這種事件或這種現象為何會出現，其前后之間到底有什么樣的因果關系，未來又會發生什么，等等。所以，思想更關注理論的分析和理論的解釋，強調對事實所蘊含的因果關系的追溯與把握，強調理論上的自洽，追求觀念形態上的系統性。所以，如果我們進入了某門學科的研究，就得遵照這門學科的范式來進行推理與演算，來尋找答案、解決問題或處理事情。也就是說，思想更強調研究對象的價值與意義，強調這些價值與意義對人類生存的影響等，并由此累積成系統性的知識或學科。不過，盡管學術與思想有觀念形態上的分野，但學術所涉及的事實層面和思想所涉及的價值層面，在人與世界的關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說，學術與思想可以在觀念形態分開解釋，但更多的是整合在一起的。因為，對于學術研究來說，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無論是考據還是實證，如果沒有思想作為其內在的靈魂，那么史料與文獻僅是一堆故紙，現實的數據與信息也只能是毫無關聯、冰冷冷的數字。只有站在新的視角、用新的觀念和新的范式，才能顯示出這些材料和數據的內在邏輯及生命力。同時，任何思想都是建立在前人的思想基礎上的，都與一定的文化積累和文化傳承有關，都與現實生活的事實性有關，這些是思想創造的根基與前提。在具體的學術研究中，學術與思想應該是合而為一的。可是，在中國現實的學術研究中，把學術與思想兩者分離開、對立起來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從而使得不少學術研究成了相關從業者自娛自樂、博取名利的“學術工業”。比如，當前經濟學的不少研究，把整個現實世界都數學化，從而使得現在經濟學所面臨的世界不是理性思維所發現的事物的秩序，而是研究者心靈構造的秩序或世界。當人類把自然和世界作為自己構造與控制的對象時，他實際上“在世界中失去了他的位置，或者更加確切地說，人類失去了他生活于其中，并作為思考對象的世界”，從而讓世界也離人而去。所以，學術期刊有責任引導一個國家的學術研究，讓一個國家的學術研究回歸到它的本源，阻止自娛自樂、博取名利的“學術工業”。這也是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內在功能。俞伯靈研究員認為，一個國家或學術期刊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這個國家或地區學術研究的水平，不同時期學術期刊的狀況大體也可以反映出不同時期學術研究的狀況。也就是說，對于學術研究而言，學術期刊既是一種篩選機制，也是一種評價機制和引導機制。這是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內在價值及基本功能。首先，在現代社會，學術研究成果不僅是個人能力的重要體現，也是大學、學術機構甚至各種事業單位，職稱晉升、獲得學位、學術成果考核、各種項目申報、獎項評價等的評判標準和依據。在這種過強激勵機制的推動下，各種所謂的學術研究成果或學術論文蜂擁而出，泥沙齊下。所以，一本優秀的學術期刊或有價值的學術期刊，它就是一種篩選機制，把有價值的學術論文篩選出來，把那些不成熟及不良的論文剔除出去。而學術論文良好的篩選機制不僅在于編輯知識的專業性、廣泛性，還需要給予編輯一個好的環境。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法律與經濟學》雜志，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60年代初問世不久就能夠刊出著名經濟學家科斯后來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論文，就能夠成為有學術影響力的名刊，就是與這樣的學術論文篩選機制有關。其次，學術期刊也是一種學術研究成果的評價機制。學術期刊對學術研究成果的評價功能在當下的主流表現在于，學術研究成果的好壞、質量高低、能夠獲得多少獎勵完全取決于學術論文所刊出的學術期刊的級別。比如，刊登在《自然》和《科學》等全球頂級雜志的學術研究成果一般都會被科研管理機構認定為頂級學術論文，而刊登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論文一般都會被認定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優秀成果。盡管這樣的認定也存在不少缺陷，但不失一般性。因為，到目前為止，人類還沒有找到一種比這更好、更科學的學術科研成果評價方式。所以，在這里，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一套科學、客觀、有效的學術研究成果的篩選機制和優秀學術期刊的評價機制。這對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更是十分重要的。第三，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引導機制，并不單單是指宣傳引導、輿論引導、意識形態引導，還包括更重要的學術規范或學術范式的引導。也就是說，優秀的學術論文，必須建立在嚴密的學理及嚴格的學術規范的基礎上。只有這樣才讓中國的學術研究走向成熟，并逐漸地走向國際化。

四、絕對保證期刊的公共品性質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繁榮與發展的根本所在

現代科學已經進入大科學時代,大科學的發展不僅表現在科研規模的擴大,更多地還體現在越來越多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機構的學者之間學術合作關系的建立,這一現象從上文中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率的統計分析中已經得到驗證。在掌握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整體情況和各學科學術合作分布的基礎上,為了進一步研究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的特征及其演變,從而揭示學術合作過程中學科知識的流動軌跡和學術合作的傾向性與變化趨勢,本節將采用社會網絡分析的相關方法和指標,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合作網絡特征進行量化研究,以展現其學術發展的演化脈絡與知識流動軌跡,為相關部門掌握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與發展態勢提供參考。

1學術合作網絡整體特征演變

在社會網絡分析中,學者們經常使用網絡的度分布指數、網絡的密度、群聚系數、網絡的傳遞性和網絡匹配性等指標來量化地反映整體網絡的規模和中心化程度等問題。對復雜網絡的結構進行社會網絡分析之前,首先需要確定所研究網絡是無標度網絡(BA網絡),即網絡中節點的度數中心度與該中心度的節點數量關系服從冪率分布:其中k為節點的中心度,f(k)為中心度為k的節點的個數,r即為該網絡的度分布指數。通過對比不同網絡的度分布指數,可以得出網絡是否存在較多的HUB節點,度分布指數越小,網絡中的HUB節點數就越多,整體網絡受該HUB節點的控制程度就越高,根據王林等人的研究,度分布指數在1-2之間時網絡中存在較多的HUB節點,度分布指數在2-3之間時網絡中存在一定數量的HUB節點。網絡群聚系數用于描述網絡集團化的程度,即識別網路中是否存在中心節點的趨勢。網絡聚類系數越大,網絡的中心化趨勢就越高,即網絡越傾向或依賴于某個小團體之間的交互,網絡聚類系數與網絡的傳遞性指標相關性較高,但是網絡的傳遞性指標則更加關注的是網絡中三角形的數量。網絡密度則更關注的是網絡中的整體鏈接質量,該指標主要用于描述網絡中節點間交互的緊密程度,網絡密度越大,節點間的互動就越頻繁,網絡匹配性指標是對網絡結構和質量研究中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指標,其主要表征相連接結點對的度之間的相關性,即通過網絡匹配性指標計算來反映度較大的結點是傾向于與度較大的結點連接,還是傾向于與度較小的節點連接。通過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網絡的度分布進行擬合,得到其度分布曲線服從冪率分布(圖1左),其中作者合作網絡和機構合作網絡的度分布指數分別為2.85和2.17,根據上述王林等人的研究觀點,該指數表明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網絡中存在一定數量的HUB節點,并且機構合作中HUB節點的數量要高于作者合作網絡,這一點也可以有很直觀的理解,學術合作網絡中存在一定的集聚效應,各個研究機構間的實力是相對比較懸殊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計算合作網絡的群聚系數、網絡傳遞性、網絡匹配性和網絡密度指標(圖1右),從結果中可以看出,作者合作網絡在聚類系數和傳遞性上要高于機構合作網絡,但是在網絡密度上,機構合作網絡高于作者合作網絡,表明在作者合作網絡中,網絡中心化趨勢較高且,存在一定數量的三角關系,小團體結構較為凸出,而機構合作網絡中該現象相對較弱,從實際情況出發,這一結論也符合實際情況,即作者合作僅局限在較小的研究領域,其網絡結構稀疏且關系松散,小范圍內的學術合作較為頻繁;而對機構而言,其擁有較大的學術研究隊伍和研究領域,機構合作網絡密度較大,機構間的整體互動就比較頻繁。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學術合作網絡的內在匹配性指標上,作者合作網絡的匹配性高于機構合作網絡的匹配性,且機構合作網絡的匹配性為負值,該指標表明在學術合作網絡中,相比而言機構合作而言,作者合作網絡更傾向于強強聯合,即節點度較高的節點更加傾向于與節點度較高的學者產生學術合奏,而機構合作網絡中節點度較高的機構與節點度較低的機構間的合作比較頻繁。進一步對2000-2014年的學術合作網絡進行研究,以展示在這15年間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網絡的變化情況。通過對這15年間的作者合作網絡和機構合作網絡的各項指標進行計算,由于對各年數據來說,合作網絡較為稀疏,網絡密度指標過小,因此這里將網絡密度指標單獨展示。從歷年網絡指標來看,從2002年以來,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網絡的整體結構都相對比較穩定,作者合作網絡的度分布指數基本保持在3以上,整個學者合作網絡中較少有HUB節點存在,說明在這段時期內,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較少有“大學者冶或“領袖學者冶出現,學術研究的領域細分和研究方向的細化導致學者都在專注于自己領域的研究,跨領域、復合型人才相對匱乏。而在機構合作方面,機構合作網絡的度分布指數基本維持在2左右,機構合作網絡中有一定數量的HUB節點,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表明從2002年起,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機構間的整體合作網絡機構相對比較穩定,HUB節點集中在其中部分機構之間。從網絡密度、網絡傳遞性、網絡匹配性和網絡群聚系數來看,從2000-2014年,機構合作網絡的密度波動較大,作者合作網絡中的網絡傳遞性、網絡匹配性波動較大,而機構合作是建立在作者合作的基礎上的合作關系,結合作者合作網絡和機構合作網絡的網絡指標對比中可以看出,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機構間的學科設置、學術研究領域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也可以表現為互補優勢,即競爭與合作。由于在作者合作網絡的具體計算中,為了保證作者合作的準確性,采用“作者+機構冶的形式來規避作者重名情況以確保計算的準確性,基于該視角,這一結果也在另一方面表明不同機構或學者之間建立的合作關系會有一定的延續性,而作者合作網絡的網絡密度遠低于機構合作的網絡密度,說明這15年間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流動情況比較頻繁,持續合作的強關系相對較少。

2分學科學術合作網絡特征分析

基于前面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整體學術合作網絡的相關特征及其演變情況,但是上文中的統計也表明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合作情況差別較大,文學的作者合作率為10.91%,機構合作率僅為3.71%,在各學科中表現最低,而合作率最高的心理學的作者合作率與機構合作率分別為86.52%和40.35%,如此懸殊的學術合作情況,必然在學術合作網絡中也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基于此,本小節將學科出發,對各學科的學術合作網絡特征進行計算和對比分析,從而挖掘各學科學術合作網絡的特征情況,以便于相關部門在科研管理中對不同的學科采取更加針對的管理辦法。通過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作者合作網絡和機構合作網絡的結構進行計算,可以看出,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各學科的學術合作網絡在結構上有較大差異。首先從各學科學術合作網絡的度分布指數與網絡密度中可以看出(圖6和圖7),作者合作網絡的度分布指數相對較高,其中社會學、經濟學、統計學、語言學、政治學、馬克思主義學科、民族學與文化學以及宗教學的度分布指數基本維持在3左右,表明這些學科的作者合作網絡中較少有HUB節點存在,作者隊伍不斷變化中,合作網絡中的核心作者相比其他學科并不十分明顯。在機構合作網絡中,各學科的度分布指數相對較低,基本維持在2.0-2.5之間,其中心理學、語言學、文學、藝術學的機構合作網絡的度分布指數較低,達到2.0以下,從該指標可以看出,這些學科的機構合作網絡中有較多HUB節點,有些機構在這些學科的研究中具有比較優勢,或者說這些學科的實力相對比較集中。除宗教學之外,其余學科的作者合作網絡的密度曲線較低,表明這些學科的作者整體隊伍較大,作者間的合作比較稀疏,而宗教學的合作網絡密度較大,一方面表現在該學科作者之間的合作關系較為頻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該學科的學科規模和作者隊伍較小,即網絡的規模基數較小。相比而言,機構合作網絡中經濟學的網絡密度最低,這也說明經濟學的研究機構隊伍十分龐大,而各個機構間在合作關系比較稀疏。其次,從作者合作網絡和機構合作網絡的群聚系數、網絡傳遞性和網絡匹配性指標上可以看出,各學科在作者合作網絡中的群聚系數、網絡傳遞性與網絡匹配性波動較大,特別是在考古學、文學、歷史學、藝術學和宗教學等這些人文學科,其作者合作網絡的群聚系數和傳遞性都較高,表明在這些學科都存在較多的網絡子群,且存在一定數量的三角關系,小團體結構較為凸出,說明在這些學科中學術資源相對比較集中,研究優勢較為集中。從網絡匹配性指標來看,作者合作網絡和機構合作網絡的各學科網絡匹配性波動都比較大,但是作者合作網絡的網絡匹配性基本保持在正數范圍,說明在作者合作網絡中,度數中心度較大的節點仍然傾向于與度數較大的節點建立合作關系,即強強聯合,但是各學科的程度上略有差異,文學、歷史學、法學、新聞學、統計學在這一方面表現的相對比價突出。在機構合作方面,其網絡匹配性指標基本為負數,該指標表明在機構合作網絡中,度數較大的節點與度數較小的節點間的合作比較頻繁,這一現象表明在機構合作網絡中,不同層次的機構之間合作關系相對較多,人員之間的互動較為頻繁,可能是由于人員深造、訪學等建立起的合作關系,其中管理學、心理學、經濟學等學科這一現象比較突出。

3從地區合作網絡演變看知識流動

在作者學術合作和其所在機構合作研究的基礎上,根據作者機構所在地區間的合作及其演變,可以探索我國人文社會科學近些年的空間發展歷程。經計算,在我國34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和特別行政區的全部合作關系中,有30%左右的合作關系是其他地區與北京發生的聯系,這也充分表明在我國地區學術分布中,北京是絕對的學術研究和文化中心。在具體分布上,江蘇與北京的合作關系最為緊密,占全部地區合作關系的2.52%,其次是山東和北京,下表3列出了地區合作關系強度排名前20合作地區,從中可以發現,出北京外,江蘇、上海、山東等中東部地區的省市也在地區合作中占據重要角色。通過對地區合作關系進行網絡化展示,可以更加清晰地研究各地區間的合作關系及其合作強度。從圖中可以看出,除北京與眾多地區都有較強的合作關系外,江蘇、浙江、廣東、上海等地區也與眾多地區有比較強的合作關系,而山東、河北、湖北、河南、四川等地區僅與北京的合作關系比較頻繁而與其他地區合作強度較弱,廣東與湖北之間也具有較強的聯系。除此之外,與澳門和臺灣特別行政區相比,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我國大陸地區的學術聯系比較緊密。在合作網絡指標計算的基礎上,為了從縱向上研究近些年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網絡中地區的角色變化情況,通過對歷年地區合作網絡的中心度指標進行計算,可以看出合作網絡中心的移動軌跡。從該結果來看,整體上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的地區合作上一直保持以北京為中心的態勢,但是2000-2014年間也出現了小幅波動,例如,2001年廣東的網絡中心度最高,到2006年江蘇的網絡中心度又排名第一。節點的網絡中心度指標可以反映該節點在網絡中的活躍程度,具體該學術合作網絡來說,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西部地區相對來說活躍度較低,但是從2008年開始,河南、陜西等中西部省份開始注重與外省建立合作聯系,具體表現在合作網絡中就是其網絡中心度排名開始逐漸前移,到2013年,陜西與外界的聯系表現非常活躍,超過江蘇和浙江的網絡中心度,2014年,山東的網絡中心度超越北京和江蘇排名第一,這一系列變化說明,隨著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不斷深化,各地區特別是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開始注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和其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作用,通過頻繁地與外界交流與合作來不斷提升研究水平。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是學術界對某類期刊的定義，一種期刊等級的劃分。它的對象是，中文學術期刊。是根據期刊影響因子等諸多因素所劃分的期刊。中文核心期刊是北京大學圖書館聯合眾多學術界權威專家鑒定，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同。

從影響力來講，其等級屬同類劃分中較權威的一種，是除南大核心、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scd）以外學術影響力最權威的一種。按照慣例，北大核心期刊每四年由北大圖書館評定一次，并出版《北大核心期刊目錄要覽》一書，從2011年更改為每3年一評定。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課題組認真總結了前四版的研制經驗，對核心期刊評價的基礎理論、評價方法、評價軟件、核心期刊的作用與影響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改進評價方法，使之更加科學合理，力求使評價結果盡可能更準確地揭示中文期刊的實際情況。本版核心期刊定量評價，采用了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影響因子、獲國家獎或被國內外重要檢索工具收錄、基金論文比、Web下載量等9個評價指標，選作評價指標統計源的數據庫及文摘刊物達80余種，統計文獻量達32400余萬篇次（2003至2005年），涉及期刊12400余種。

本版還加大了專家評審力度，5500多位學科專家參加了核心期刊評審工作。經過定量評價和定性評審，從我國正在出版的中文期刊中評選出1980余種核心期刊，分屬七大編73個學科類目。該書由各學科核心期刊表、核心期刊簡介、專業期刊一覽表等幾部分組成，不僅可以查詢學科核心期刊，還可以檢索正在出版的學科專業期刊，是圖書情報等部門和期刊讀者不可或缺的參考工具書。

國內評選體系：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中國科技論文統計源期刊”（又稱“中國科技核心期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SCD）來源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報學會“中國人文社科學報核心期刊”以及萬方數據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建設中的“中國核心期刊遴選數據庫”。

國內評選體系：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中國科技論文統計源期刊”（又稱“中國科技核心期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SCD）來源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報學會“中國人文社科學報核心期刊”以及萬方數據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建設中的“中國核心期刊遴選數據庫”。

該書由北京大學圖書館朱強館長、戴龍基研究館員和蔡蓉華研究館員任主編，北京多所高校圖書館及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信息研究所等27個相關單位的百余名專家和期刊工作者參加了研究。全書約2200千字，16開本，精裝，每冊定價360.00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

1學術合作變化態勢

學術期刊作為國內外各領域學者發表最新成果、開展學術討論、進行學術交流和傳播學術影響力的重要平臺,在學術共同體內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同時學術期刊中的學術論文也是學術成果產出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為了從整體上研究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學術合作情況及其歷史演化,本文采用中國社會科學院構建的中國人文社科科學期刊引文數據庫收錄的學術期刊作為學術成果產出的統計數據源。從2000年至2014年,該庫共收錄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術期刊794種,收錄學術論文183萬余篇,涉及作者267萬余人次。由于該數據庫在建設過程中會根據期刊的學術質量和學術規范動態調整該庫的收錄期刊范圍,該庫中歷年的期刊數量和論文數量會有小幅波動,因此下文在研究學術合作時,為了便于對比研究,主要采用學術合作率指標進行分析。從整體來看,2000-2014年,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論文的作者合作率為32.37%,機構間的合作率為12.02%。分年度來看,論文作者合作率從2000年的22.28%上升到2014年的40.37%,提升了18個百分點,年均增長率達4.34%;在機構合作率方面,論文的機構合作率從2000年的7.27%上升到2014年的14.73%,保持上升態勢,其中2008年的機構合作率最高,達15.55%,年均增長率為5.17%,從數據中可以看出,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近些年的學術成果產出方面,學術合作率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通過學術合作來促進學術成果產出與創新,學術合作已經成果促進學術產出和提升學術創新力的重要方面。為了更加清晰的研究和對比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的學術合作特征及其演變,本文采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報告(2014)》中的期刊分類標準[23],將該庫中790余種學術期刊分為包含“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冶在內的23個學科大類,并重點對除綜合性學科期刊之外的22個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合作情況進行對比研究。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各學科的學術合作也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從2000-2014年的學術論文合作情況來看,心理學的論文作者合作率與機構合作率均最高,分別為86.52%和40.35%,文學的論文合作率最低,其作者合作率為10.91%,機構合作率僅為3.71%,從學科內部來看,2000-2014年間語言學的作者合作率變化幅度最大,其次為民族學與文化學和哲學,其作者合作率在這15年間的年均增長率均在6%以上,特別注意的是,法學學科在過去十年間的作者合作率呈下降趨勢,年均降幅約為0.59%,這一現象值得深入分析。此外,在基于論文作者所在地區的地區合作率方面,相比而言,體育學的地區合作率最高,達12.44%,其次是心理學,其地區合作率為11.20%,統計學、管理學、經濟學等學科的地區合作率也相對較高,約在4%左右,其余學科地區合作率相對較低,均在3%以下,這一指標表明這些學科在不同地區間存在一定的互補或相對比較優勢,其他學科的作者合作率較高但是地區合作率較低,表明這些學科主要是地區內作者之間的合作,學科研究優勢比較集中,集聚性明顯,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地區的研究優勢也在逐漸變化,有關這一問題將在后面詳細探討。通過對比22個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大類的論文作者合作率和機構合作率可以發現,人文類學科的學術合作率一般低于社科類的學術合作率,這也充分反映了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學科特性,社科類學科的學術研究和創新相對人文類學科而言更加需要學術交流與合作,其學術創新更加依賴于不同學者或不同機構間的學術交流,相關部門在進行科研管理和學科資源配置中需要針對特定的學科開展相關的規劃和部署。

2學術合作與學術影響的關系

從宏觀層面來看,學術合作可以使合作者之間在資源上優勢互補、在思想上互動交流和互為促進,從而可以激發出更加廣闊的研究視角、更加多維的研究思路、更加新穎的研究方法,從這個角度來看學術合作對于科學研究與創新具有重要的意義。從單篇學術論文來說,其學術質量與學術影響較難以測度,但是從刊載論文的期刊整體來說,論文的學術質量是期刊學術質量與學術影響的根本保障。因此,本節對期刊的學術影響與期刊刊載論文的學術合作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以揭示學術合作與學術影響間的關系。基于201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報告》的期刊評價結果,該報告將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進行了分級評價,從社會各界的反映來看,其評價結果中核心及以上級別的期刊其學術質量與影響普遍高于一般期刊,以此為前提,本文將從統計學的角度出發,對期刊學術合作情況與學術影響間的關系進行研究。首先,將該報告中的733種學術期刊分為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兩類,并采用其評價時間段內的論文數據為統計樣本,通過對期刊所刊載論文的學術合作情況進行計算進而得到期刊的合作論文比,并采用SPSS單因素方差分析對核心期刊與非核心期刊的學術合作率進行統計分析,從而揭示學術合作與學術影響間的關系(表1)。在T檢驗的結果中,p值(雙側sig值)分別為0.012、0.000和0.002,均小于0.05,說明統計樣本中核心期刊與非核心期刊的兩組數據的學術合作指標平均值有無明顯差異,從該結果也可以看出,期刊的學術合作率與期刊學術影響力之間在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核心期刊與非核心期刊在作者合作率、機構合作率和地區合作率指標上均存在顯著差異,且核心期刊中學術合作論文所占比例高于非核心期刊,學術合作對學術研究與創新能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學術合作能促進學術影響力的提升。其次,結合學科特征來看,通過對比各個學科核心期刊與非核心期刊的學術合作指標,可以發現合作指標在不同學科內的作用也不盡相同(表2,截取部分進行展示)。其中管理學、教育學、經濟學、圖書情報學等學科的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在學術合作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可以認為這些學科的學術影響與學術合作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考古學、歷史學、文學、藝術學、馬克思主義學科等學科的核心期刊與非核心期刊在學術合作方面表現無顯著差異,從上文合作率指標的計算結果也可以看出這些學科更多的是以獨立研究為主,此外,法學的作者合作率、社會學的地區合作率、語言學的機構合作率等學科的部分指標上核心期刊與非核心期刊存在顯著差異。從該統計結果可以看出,不同學科的學術合作率不同,其對該學科的學術影響也不盡相同,針對不同學科學術影響力的分析與評價,應采用不同的指標體系來進行度量,同時管理部門對不同學科的支持也應該采用不同的手段,以便于最大限度的激發學科活力,促進學術創新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