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目的

寫摘要的目的時，通常用一兩句話準確描述論文想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作者的研究目的夸大了本身要解決的問題，甚至把研究的每個小問題都在目的中闡述，導致重點不突出，無法給讀者一個清晰的認識。因此，編輯在加工時要注意，撰寫摘要首先要清楚、準確地闡明研究目的，即要解決的問題。如果有幾個研究目的，只要介紹最主要的研究目的和一個關鍵性的次要目的即可，不需要堆砌所有的研究目的，更不可以夸大本文的研究目的。此外，在摘要甚至在全文中盡量避免出現“本研究第一次闡述了……”，因為很可能其他的學者也同樣在做此項研究，其結果已公布在某些會議論文的摘要上，或者可能已經發表在其他的刊物上，只是作者沒有檢索到而已。因此，應盡量避免“第一次”這種說法。

2方法

在方法中要介紹的是研究設計、研究地點、研究對象和干預措施等幾方面的內容。

2.1研究設計

在摘要的“方法”中要描述研究設計的類型，例如是前瞻性的還是回顧性的研究，是病例對照研究、隊列研究還是Ⅰ(Ⅱ)期臨床試驗，等等。如果是隨訪研究，就應當把隨訪時間提供給讀者。如果是干預研究，就應該告訴讀者是隨機還是非隨機研究。對于隨機研究的方法，是雙盲還是單盲;是否使用安慰劑，以及安慰劑的成分;介紹篩查實驗和診斷試驗(金標準)的名稱;衛生經濟學的評價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果分析和成本效用分析。如果作者撰寫的摘要沒有闡明論文的研究設計類型，編輯加工時就應該把這方面的內容予以準確、詳細的補充。

2.2研究地點

在臨床研究實踐中，針對同一個臨床問題往往會開展多個不同的臨床試驗，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循證醫學的任務之一就是開展系統評價（systematicreview，SR），以科學的統計學方法整合多個臨床研究的結論，為臨床決策的制定提供最佳的證據。同時，SR還可以發現源自于不同臨床研究的結論之間存在差異的原因，為后續開展類似的研究提供參考。在進行SR的過程中，對已有的臨床研究進行質量評價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高質量的臨床研究結論更加可靠，因而在SR中占有更高的權重。在此背景下，QUADAS標準應運而生。QUADAS標準一共包含了14項條目，供系統評價員從14項試驗設計的細節去評估診斷性試驗的研究質量。對于QUADAS標準中的每項條目，專家都在說明中給出了詳細的評分原則：若研究符合該標準中提及的設計要點，可以得1分，否則，得1分；若根據論文的內容無法判斷，就記為0分。QUADAS得分總和越高，表明該診斷性試驗的研究質量越高，結論的說服力也越強。

START報告規范是STARD小組（一個以統計學家和實驗室醫學家為主的研究小組）制訂一份旨在規范診斷性試驗研究論文撰寫的清單。這份清單共包含了25條記錄，詳細列舉了診斷性試驗論文的每個部分應當闡述的內容，其目的旨在幫助讀者分析研究可能存在的偏倚（內部有效性）和結論的適用范圍（外部有效性）。STARD報告規范至2003年制訂以來，迅速得到了學術期刊編輯部和臨床研究學者的認可。比如，ClinicalBiochemistry在其稿約中就明確規定：凡是向該雜志遞交診斷性研究的論文，都必須嚴格按照STARD報告規范內容進行撰寫。關于QUADAS標準和STARD報告規范的所有條目，在相應的中英文文獻中均有介紹，限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贅述。

從QUADAS標準和STARD報告規范談開展診斷性研究值得注意的幾個問題

1．數據收集的時序性問題

從數據收集的時序上講，診斷性試驗可以分為前瞻性研究和回顧性研究。二者的區別在于：前瞻性研究是先有試驗計劃，然后根據試驗計劃開展診斷性試驗（同時對患者進行“金標準”和“待評價測試”的檢查）；而回顧性研究并無預先設計好的試驗計劃，僅僅是研究人員回顧性地收集了一些病例進行研究。前瞻性研究在實施過程中能夠控制病例募集，結果解釋過程中潛在的混雜因素，因此，通常具有較高的論證強度；而回顧性研究無法控制各種混雜因素，因此，論證強度較弱。目前國際上開展的高質量的診斷性試驗研究幾乎都是前瞻性的研究。

在STARD報告規范的第六條中，就明確規定了研究人員在在撰寫診斷性試驗論文時，需要在“材料與方法”部分說明開展的研究屬于前瞻性還是回顧性的研究。然而，遺憾的是，國內的部分診斷性試驗研究論文，在“材料與方法”一欄中并未對研究的性質進行說明，而只是簡單交待了研究受試對象的樣本量，疾病診斷狀況和一些基本的臨床特征。這種不規范的報告方式往往讓讀者無法判斷研究質量的高低以及論證力度的強弱，同時也削弱了研究成果在本領域的穿透力。此外，開展SR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分析各個研究結論之間的差異是否與試驗設計特點有關，為同行繼續開展此方面的研究提供參考。如果在研究論文中不闡述研究的時序問題，往往不利于系統評價員分析各個研究之間異質性的來源，也就削弱了研究在本領域的影響力。

2．研究對象的選擇

摘要:了解臨床專業學位研究生的科研能力現狀，探析提升對策。問卷調查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50名臨床醫學專業學位研究生科研能力現狀和培養意愿。結果發現研究生科研經歷較少，科研產出甚少。科研能力提升最大的阻礙是臨床輪轉工作繁重和學習壓力大，時間、精力不足。所有研究生都有意愿進行臨床科研培訓。因需施教，合理設置科研課程，科研選題從臨床需求出發，優化科研能力培養機制可提高臨床醫學專業學位研究生的科研能力。

關鍵詞:臨床醫學;研究生教育;科研能力培養

臨床醫學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目標是培養具有崗位勝任力的新時代復合型醫學人才，即除了掌握常規的醫學知識和臨床技能，更需要有科研能力培訓［1］。通過科研能力訓練，有助于培養研究生更為全面、深入地思考和認識臨床問題，善用科學思維解決和處理臨床問題，開拓臨床專業研究生的學術視野［2］。隨著醫學技術迅速發展和臨床專業文獻不斷更新，需要臨床工作者有專業英語文獻閱讀能力、總結歸納能力以及科學的思維方法。臨床醫師國際視野的拓展、創新能力的提高和職業的長遠發展，均受益于前期研究生期間科研能力的提升［3］。目前，臨床醫學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培養模式更側重于臨床實踐，對其科研訓練的關注度較低。而且因繁重的臨床工作，大多數臨床醫學專業學位研究生參與科學研究的時間甚少，嚴重限制了科研能力的發展［4］。為了解我院臨床專業學位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養現狀，本文對在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學習的臨床醫學專業學位研究生(碩士和博士)進行了科研能力的調查，探析提高專業學位研究生的科研素質和研究能力的可行之策。

1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1．1研究對象

選取在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學習的不同年級的50名臨床醫學專業學位研究生作為調查對象納入本研究。其中，碩士研究生30人，博士研究生20人。所有研究生對本研究均已知情同意。

1．2研究方法

一、學術期刊及其評價

學術期刊作為一種重要的學術評價機制，其學術功能和社會角色經歷了歷史性的演變，它不僅是學者進行學術發表、知識交流和知識產權確認的重要載體，更是一種由點到面的學術社會生產網絡，是匯聚學術共同體和引導知識生產方向的關鍵性要素。學術期刊評價是學術評價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術評價領域要建構科學合理、公正權威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發揮學術期刊的學術引領、學術共同體凝聚、科研誠信監督的作用，激發學術創新力、引領學術風氣。在評價政策方面，2016年5月，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了建立科學權威、公開透明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價體系[1]；2018年2—7月，中辦和國辦相繼印發了《關于分類推進人才評價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和《關于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這些文件對期刊評價提出新要求，著力解決評價標準一刀切問題，實行差別化的分類評價，體現“破四唯、分類評價、關注差異、鼓勵特色發展”的精神。這些指導性文件指出開展期刊評價要充分發揮同行評議的作用，論文引用榜單和影響因子排名等僅作為各類評價的參考。期刊評價方法主要有自上而下的行政評價、同行評議、量化指標評價和綜合性評價[2]。但是，近年來，隨著科學文獻計量學的發展，量化指標不斷生成，并成為期刊評價的主旋律，例如引用率、轉載率、影響因子、自然指數、H指數等[3]。期刊的定性評價法主要是同行評議，即同一學科研究領域或同一研究方向的專家，按照一定的學術標準，對學術期刊的研究成果、人員和機構進行評價[4]。一些學者指出了期刊量化評價作為一種臨時性的政策手段面臨的困境，“以刊評文、過度量化、行政主導、功利性、同質化、忽視差異性和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規律等”[5-7]，認為合理的評價應以學術共同體主導的同行評議為主，輔之定量和定性數據作為支撐。而所謂的定量與定性結合的綜合評價法，是將同行評議引向一種定量化和技術性的維度，由專家對評價對象進行打分，將打分結果進行統計，并進一步提出同行評議質量控制的方法，如采用德爾菲法、層次分析法、模糊數學法等[8-9]。這種量化傾向往往忽視了人文社會科學的特點和學術評價的社會文化環境。量化框架下的同行評議在期刊評價中處在輔助和邊緣地位，還需建構完善的定性評價的理論和方法框架。

二、期刊評價研究進展

學術期刊作為知識生產的一個特殊部門，具有深刻的政治性、社會性和情感性，學術期刊與社會轉型的關系決定著期刊特點與發展方向，這也決定了學術期刊評價的復雜性。期刊評價是對期刊上發表的學術成果的優劣、編輯人員的專業素質和水平、編輯部的管理運營能力、期刊的學術影響力等進行的綜合評價，如利用影響因子高低核定期刊等級，確定核心期刊分布；通過同行評議來識別優秀成果形式[10]。期刊評價是學術活動和學術評價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導向作用是推進我國學術評價倫理化、合理化的路徑之一。期刊的定量和定性評價體現了質化和量化研究在期刊評價中的應用。現階段，對期刊評價兩種方法主要集中在同行評議和科學計量法。同行評議法是主要依賴專家問卷的定性評價法，科學計量主要是影響因子類指標法，它主要是依賴于論文高被引的定量評價法。對期刊評價理論和方法的研究主要有三大理論脈絡。第一，沿著科學計量中文獻計量學的理論和方法框架，文獻計量學家側重于期刊評價的量化方法和具體技術的研究，不斷細化和推進期刊量化評價方法。遵循引文分析法的理論路徑以影響因子為核心，深化拓展期刊影響因子類指標的設計，從影響因子到H指數、G指數、Z指數和HC指數的推進[11-12]。以及開始探索一種基于大數據的模糊集的分析方法，將模糊綜合評價法將文獻計量法應用于內容評價，建構矩陣檢驗、權重分析和綜合判斷[13]。在定性評價的同行評議法方面，文獻計量專家采用專家問卷的打分排名法，利用分值量表和等級量表等對評價結果進行層次分析，并進行歸一化處理和一致性檢驗。對科技類期刊的同行評議則將其引向一種量化方法技術路線，研究質量控制方法，如控制時間、成本、對評價結果進行量化處理[9]。也有一些文獻計量學者關注定性和定量評價方法的關系，并集中討論同行評議與影響因子的相關性，從純技術手段對比兩種方法在科研評價中的作用[14-16]。文獻計量學的期刊評價法僅是量化評價的一個的維度，它更側重對評價的技術方法層面的探討，現階段，期刊的量化評價僅停留在簡單量化階段，純粹的技術主義路線不能解決學術評價中的問題，它忽視了中國學術發展特點和學術評價的社會環境。第二，一些人文學者開始從方法論角度批判期刊量化評價的弊端和問題，他們認為“量化評價扼殺了人文學術”[18]，它是一種功利性的評價，不是一種學術批評和評判[19]，期刊評價的分裂和異化在于評價主體的分裂、評價定量和定性方法的二元對立，特別是評價主體歸于評價機構后，以文獻計量學家為主的定量評價盛行，這致使學術共同體喪失了評價主體的資格[20-21]。人文學者還指出評價機構評價人員大多是文獻計量學家，他們缺乏學科專業背景，不了解數據的價值和數據背后的社會意涵[6]，他們設計的通用性、純量化的指標抹殺了不同評價目的對評價方法和標準選擇的差異性，掩蓋了個性化的數據，扭曲了定量評價。一些研究站在學術評價的視角審視期刊評價，認為定量和定性評價方法應相互補充，合理、科學的評估應該使用多種工具組合，圍繞研究目的實現定量與定性的結合。科學計量學在學術評價中雖然存在局限和缺陷，但作為一種輔助性的工具以及數據的提供具有其意義，關鍵在于如何理解指標的價值和內涵，以及評價工具使用的社會情境性。學術評價的困境體現為兩種方法存在內在的張力，沒有完美的方案，應堅持定性為主、定量評價為輔的方法[3]。這些研究從哲學方法論層面，對現今以文獻計量為主的期刊量化評價法進行批判，它具有一定的啟發性，但是，一方面，探討評價方法大多停留在對期刊簡單量化評價的批判上，而對社會科學的量化方法的內涵討論并不充分，因為文獻計量為主的簡單量化評價僅是定量評價的一個維度。另一方面，這些討論集中在哲學思辨層面，在評價方法上并沒有提出建設性的方案，可謂“只破不立”。雖然他們提出期刊評價要回歸學術共同體，采用同行評議法，但缺乏對其方法論和具體操作方法的探討。一些文獻計量學家針對人文學者的批判開始探討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特殊性，提出定量與定性評價兩種方法要結合[22]，他們漸漸認識到文獻計量法不能進行不同群體的比較研究、不能處理個體和歷史經驗層面數據，他們也開始探索優化的科學計量方法，將學科差異和社會屬性納入量化分析，關注不同研究成果的測量層次、不同學科的知識集中和分散規律，解決評價同質化標準的差異性和可比性問題。在數據分析過程加入社會人口學屬性的控制變量，關注科研成果相關的復雜因素：年齡、職業生涯周期、性別、研究領域、合作范式等變量[23-25]。但這些研究并沒有跳出量化研究的框架，也沒有提出具體的定性研究方法。第三，在知識社會學視野下關注同行評議過程，它從知識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層面切入，關注期刊評價在整個知識系統中的角色，這對期刊評價的研究具有啟發性。評價涉及到價值和倫理層面，我們可以從知識的特性和知識傳播的特點關注期刊評價的政治性、社會性和情感性。特別是對同行評議的社會學研究，從評議體制角度研究學術生產體系和學科文化對評價的作用，關注評價的社會情境性、認知建構性和反思性[26]。關注同行評議的社會文化和價值層面，揭示同行評議制度中權力關系和認知文化。進而建構知識認知層面和社會層面的關聯，揭示學術生產、評價體系和學科文化的特點。綜上所述，現階段期刊評價方法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純技術和哲學思辨層面，文獻學派注重于評價方法的技術路線，側重在技術層面探討兩種方法的優缺點、考慮評價結果的一致性和差異性。這種技術主義路線缺乏從方法論層面關注兩種期刊評價方法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內涵。在期刊評價方法體系上，這種對評價方法的在理論基礎和方法框架方面，都未觸及期刊評價過程中的學科文化和評價文化。人文學者的哲學思辨層面的批判，缺乏對方法論和評價方法的具體研究，總體來說，量化和質化研究方法在期刊評價中的應用相對比較滯后，期刊評價研究需建構一種中觀層面的理論和方法框架，在定性評價方面需要探索質化研究體系在期刊評價中的應用，建構期刊評價的定性研究的方法論框架。

學術期刊是重要的學術資源，具有刊載科研成果、開展學術交流、培養學術人才、促進知識積累與創新等重要作用【1】。學術期刊的重要性使得學術期刊影響力的評價變得越發重要，有效的期刊影響力評價對提升其內在質量、引導作者正確投稿、提高科研管理水平等都起到積極的作用。常用的期刊影響力評價指標有影響因子、h指數、SJR指數、特征因子等，這些指標主要基于期刊自身的被引頻次給出，考慮了期刊文獻被引的數量或質量。有學者分別對這些指標進行改進和完善，如馬瑞敏【2】提出共時影響因子，消除了影響因子僅關注短期影響力的弊端；俞立平【3】提出歷史影響因子并通過研究表明其兼有影響因子和h指數的優點；對h指數的改進研究更多，代表性的研究如：Egghe【4】提出g指數、Kosmulski【5】提出h指數、安靜等【6】提出a指數等；借鑒并改進SJR指數、特征因子思想的研究有：李超【7】針對SJR指數與特征因子計算困難、難以檢驗等缺點提出了考慮引用質量的IFwh指數，馬鳳【8】基于PageRank算法對圖書情報類期刊進行了的影響力測定等。也有學者從學術成果的創造者——作者的角度出發，提出了期刊影響力評價的新指標，如：李秀霞等【9】基于論文作者特征，對學術期刊的影響力進行預測；宋曉晨等【10】從論文作者簡介出發，提出了一種新型期刊評價方法V-Score；盛宇平等【11】認為將作者機構指標納入期刊影響力評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另有學者從期刊引文分布的均衡性角度進行研究，如Lando等【12】對JIF進行修正，提出穩定期刊影響因子（s-JIF）；之后，Cockrie等【13】將s-JIF進一步擴展，提出平均離散指數（MDI），并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均衡性在期刊影響力評價中的科學性。通過文獻梳理，將國內外期刊影響力評價方法歸納為以下四種：①僅從期刊文獻被引頻次出發，關注被引的“量”，如影響因子、h指數及其改進指標；②同時關注期刊文獻被引的“質”與“量”，區別對待不同引用的指標：SJR指數、特征因子、IFwh指數等；③將作者特征、機構特征及引用頻次結合的期刊影響力評價指標：如V-Score、作者機構指標等復合指標；從引文數量分布均衡性角度提出的期刊影響力評價指標，如穩定期刊影響因子（s-JIF）、平均離散指數（MDI）。已有研究未發現同時考慮期刊文獻被引的質量及其被引質量均衡性的研究，由此，本文將結合期刊文獻引證作者、期刊文獻引證期刊兩種被引因素的質量，提出基于被引質量及其均衡性的期刊影響力評價指標（Quality&Equilibrium，簡稱QE指數），綜合多因素實現對期刊影響力的科學評價。

1指標構建

1.1被引質量指標

本文認為期刊被引質量由兩方面的因素決定，一是期刊文獻引證期刊的影響力、二是期刊文獻引證作者的學術水平。作者是期刊的主體，是期刊原材料和信息的創造者，作者的研究內容與方法、研究思想和觀點直接反映了期刊的屬性特征，對期刊的學術影響力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鄭美鶯等【14】曾經提出“被引用率高的文章其學術價值也高，但還要考慮引用者的學術水平”。本文將引證作者的學術水平視為期刊引證質量的影響因素之一，與引證期刊的影響力相結合，統稱為被引質量。在引文分析領域，衡量期刊影響力、作者學術水平的兩個非常著名的指標就是被引次數和h指數【15】。為說明不同施引者引用效果不同，本文使用h指數反映引證作者的學術能力、引證期刊的影響力，以代替單獨的每次引用。為降低引用次數差異帶來的影響，先計算引證作者、引證期刊的引證次數占總引證次數的比例。

1.2被引質量均衡性指標

期刊被引質量均衡性是指期刊文獻被引數據的離散程度，即這組數據的差異化程度，差異化程度越大，這組數據的均衡性越差，反之，均衡性越好。假如有A、B兩種期刊，發文量相同且被引質量相同，如果反映期刊A被引質量的數據差異化程度大，反映期刊B被引質量的數據差異化程度小，那么從期刊被引質量均衡性的角度來講，期刊B的影響力高于期刊A。衡量數據差異化程度指標有很多，基尼系數是最常見的一種。基尼系數（Ginicoefficient，簡稱Gi）是經濟學家A.O.Hirschman提出的一種度量收入均衡程度的指標，已被廣泛應用在醫療衛生、社會學、人口學等領域，在期刊影響力評價與發展中的應用有：俞立平【16】運用基尼系數分析了期刊評價指標的內部差距；程慧平【17】運用Dagum基尼系數對期刊被引能力差距及其收斂性進行了實證研究；王麗愛等【18】基于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對學術期刊發展的區域不均衡性進行了測算和分解等。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Gi計算期刊被引質量的均衡性，公式見式（3）。

1.3QEQE指數

學術質量是期刊的生命，審稿在期刊學術質量把關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提高審稿時效和質量一直是期刊界關注的焦點。調查顯示，當前的審稿過程仍然存在較多問題，如審稿意見缺乏參考價值、審稿視角不全面、審稿人不能明察學術不端行為、審稿態度不公正、審稿周期長等［1－2］。準確深入了解審稿人的認知水平和審稿傾向是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既往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審稿人對審稿責任和作者學術不端行為的認知不全面，不會主動審閱稿件統計學內容，認為沒有必要披露審稿利益沖突，介意將自己的信息公開給作者［3－5］。但是，上述調查規模一般較小，很少對不同類型稿件的審理時間以及審稿人的統計學審稿能力進行調查，也很少對不同類型審稿者的認知水平和傾向差異進行分析。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針對《中華皮膚科雜志》審稿專家的審稿時間、統計學審稿能力、對審稿利益沖突和學術不端形式的認知以及對公開審稿意見的態度等開展問卷調查，以期深入、準確地了解專家對審稿行為的認知態度，為提高審稿時效和質量提供對策。

1研究對象與方法

在既往研究［3－7］的基礎上，結合審稿實踐中存在的熱點問題，針對審稿行為相關因素設計問卷，內容涉及審稿人一般信息、審稿時間、審稿意見公開意向、稿件評估指標和對審稿利益沖突、學術不端的認知等。采用問卷星平臺問卷，通過郵件向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參與《中華皮膚科雜志》審稿的257位專家發送調查通知，調查對象通過點擊鏈接或掃描二維碼填寫問卷。通過問卷星平臺收集問卷，匯總結果。采用Excel和SPSS19．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對計量資料(審稿時間數據)進行的正態性檢驗顯示其呈非正態分布，因此，用Friedman檢驗分析不同類型稿件審理時間的差異，采用Mann-Whitney檢驗分析不同性別審稿人之間稿件審理時間的差異，采用Kruskal-Wallis檢驗分析不同職稱、學歷、年齡組審稿人之間稿件審閱時間的差異。對于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進行兩組間(不同性別)比較，采用Kruskal-Wallis檢驗進行多組間(不同職稱、學歷、年齡組)比較。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人口學特征

共回收有效問卷215份，應答率為83．6%。除2位審稿人來自美國外，其他應答者分別來自全國26個省、自治區或直轄市;男125人，女90人;以41～50歲者居多，占44．2%，其次是51～60歲(35．3%)、30～40歲(13．5%)、＞60歲(7．0%)，無＜30歲者;70．7%的應答者具有正高級職稱，27．0%具有副高級職稱，中級職稱者占2．3%;84．6%的應答者具有博士學歷，9．3%具有碩士學歷，6．0%具有本科學歷。215位應答者中，62．3%為3種或以上的期刊審稿，30．2%為2～3種期刊審稿。

2．2審稿時效相關因素

（一）

一、高校資源的網絡共享模式內涵分析

資源共享必須建立在經過整合的網絡資源的基礎之上，整理其意義是指匯合、聚合，通常意義上是將相關聯的東西有機融合為一體的整體過程。技術基礎設計、開發、儲存與傳播為一體的則被稱為數字資源。所有高校資源的共享均依據數字資源的傳遞實現，主要包括教學軟件、網絡化教學資源、學習資源庫和學科資源等類型。網絡中數字資源的品種和數量多種多樣，大部分以電子數據的形式呈現出來，將圖像、文字、聲音、動畫等媒介存儲在網絡中，并依靠網絡傳播和存儲，顯現于計算機等終端。高校資源的網絡共享模式在經過數字資源整合之后，其作用才能體現出來。數字資源整合是綜合運用數字技術面，對不同門類、相互獨立存在的數字資源進行系統性重組，使得一個新的有機整體能形成更好的共享效果，建立一種效率更高的數字資源網絡化共享的服務體系。其實質是借助于計算機網絡共享服務體系，將相關成熟平臺的技術進行優化，實現各區域資源間的結合，形成一個跨平臺、數據系統的網絡共享服務。

二、關于對資源共享平臺管理探究

全面看我國對資源共享整合有一定的基礎，但僅限于對文字材料的整合，整合區域狹隘，技術落后，定位不高，實際效果略顯不足，毫無人們所期盼的信息無縫整合的效果和無障礙網絡訪問與資源共享。根據本人多方調查，借鑒多方資料與實際考察認為改善方法應如下：

1、增強管理機制，集合資源進行深度整合

高校各相關部門應加強各自聯系，多部門加強合作，加強對數字資源的全面建設、管理、共享等。了解彼此部門準確分工，積極溝通相互協調。筆者調查周邊高校發現，許多高校內儲備“海量”數字資源的儲存體，且種類繁多、包含豐富。應加強管理分屬不同的校內圖書館、網絡中心、教務處、現代教育技術中心、設備處與各院系部門。例如江蘇師大學校內一共有27個教學部門，落實各個職能部門準確有效管理各類數字資源，確保學校內的資源共享能夠準確無誤滿足學生所需的共享平臺。將無用的數字資源進行整合，并將浪費現象予以剔除，以免造成龐大、內容反復交叉、數據結構異常、紛雜的數字資源等問題，形成校內數字資源有序管理，相互共享學習資源，最大限量提供優質的數字資源共享平臺。

摘  要：“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是校企合作，產學研結合的一種典型，是市場經濟形勢下產業的訂單經濟向教育界滲透的一種表現，是職業教育主動適應市場需求和改革趨勢而發展的新型人才培養模式。“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在農村職業教育中具有可行性，農村經濟社會轉型需要農村職業教育采用“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也需要“訂單式”培訓。農村職業教育“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制度構建要把握以下幾個問題：一要建立政府調控機制。轉變政府職能，強化服務理念。政府應加打對農村職業教育的扶持力度。政府主導建立健全法律法規，促進和保障校企合作的順利進行。二要以“訂單”主導農村職業教育課程體系建設；四要利用網絡教育推進農村職業教育。

關鍵詞：職業教育  “訂單式”  培養模式

    “訂單培養”是市場經濟形勢下產業的訂單經濟向教育界滲透的一種表現，是職業教育主動適應市場需求和改革趨勢而發展的新型人才培養模式。近些年來以來，每到春節過后東南部沿海發達地區常常出現了招不到民工的“民工荒”現象。“民工荒”現象并非炒作放大，也非表明我國農村勞動力資源短缺，它反映的是我國經濟發展與農民工資源供給之間的矛盾問題。而農民工文化素質低、就業技能欠缺是形成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應以市場為導向改革農村職業教育存在的種種弊端，重塑農村職業教育新體系。只有以市場為導向，創新農村職業教育模式，才能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步伐，解決“民工荒”問題①。

    一、“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的基本特征

    所謂“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是指作為培養方面的高職院校與作為用人方的企事業單位針對社會和市場需要共同制定人才培養計劃，簽訂用人訂單，并在師資、技術、辦學條件等方面進行合作，通過“工學交替”的方式分別在學校和用人單位進行教學，學生畢業后直到用人單位就業的人才培養模式。“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是校企合作，產學研結合的一種典型。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人才培養的針對性。“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強調圍繞“訂單”建構人才培養的全過程。圍繞“訂單”設置專業、開發課程、實施教學和進行教學評價。培養目標明確、教學內容專一，針對性強。

    第二，專業設置的市場性。“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以市場為導向、以用人單位的需求為依據設置專業。市場緊缺什么專業、就設置什么專業；用人單位需要什么人才，就培養什么人才。培養出來的學生能迅速適應就業崗位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