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章介紹了產品生命周期和環境成本管理的內涵，分析了企業環境成本管理的現狀，提出了基于產品生命周期的環境成本管理體系。

關鍵詞：

產品生命周期；環境成本管理

一、產品生命周期與環境成本管理

（一）產品生命周期

產品生命周期是指產品從研發設計、采購、制造加工、銷售、回收利用以及報廢處理的整個過程。產品從形成到報廢處理的每個過程都與環境密切相關，產品的制造加工、銷售、回收都需要投入相關資源，產生“三廢”，造成環境污染和資源耗竭，因而將產品生命周期引入環境成本管理是合理的。

摘要：近年來，電網企業堅決貫徹中央決策部署，發揮“綠色”屬性，服務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建設，電網企業綠色發展離不開科學合理的環保管理理念和制度保障。本文通過分析國外電力在環保管理體系方面的特點與經驗，基于國內生態文明體制改革與制度體系建設大背景，提出面向綠色發展的電網企業環保管理體系優化建議。

關鍵詞：綠色發展；環境保護；管理體系

0引言

綠色發展是指在生態環境容量和資源承載力受限的條件下，以環境保護為基本原則，確保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新型發展模式。綠色發展已經成當今世界重要的發展趨勢之一，許多國家把綠色發展作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考量點，在各行各業中突出綠色發展的理念與內涵。黨的十八大提出“綠色中國”發展號召，將社會各界對環境保護的關注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黨的對于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愈發高度重視，提出了建設美麗中國的總體戰略部署。為響應國家戰略號召，落實黨中央的決策部署，電網企業積極主動作為，致力于滿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電力需要，大力推動綠色發展，助力美麗中國建設。本文立足管理視角，根據綜合分析國內外電力企業在環保制度體系方面的特點與經驗，基于國內生態文明體制改革與制度體系建設大背景，提出面向綠色發展的電網企業環保管理體系優化建議。

1國內電網企業環保管理現狀分析

國內的電網企業主要包括兩家，即國家電網公司和南方電網公司。隨著國家對“綠色發展”的重視程度日趨提高，南方電網公司和國家電網公司都把“綠色發展”提到戰略高度，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環保管理體系。本文結合電網公司各個相關部門及多個地市供電局的調研訪問，采用PDCA和SDCA聯用模型，以S-PDCA循環管理體系分析電網企業環保工作現狀。（圖1）

1.1S-標準化階段

摘要：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生產活動中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越來越多，造成了嚴重的環境破壞和資源浪費問題。很多企業，尤其是重工業、采礦行業，在生產過程中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導致的大氣污染、水污染等影響了人民群眾生活質量和經濟健康發展。針對這些現象，國家開始構建排污許可證管理制度，敦促企業開展環境自行監測，同時實行了嚴格的環境監管政策。為了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必須發揮企業環境自行監測的作用，對企業環境自行監測的歷史沿革進行簡要介紹，并分析其重要性，以推動企業自行監測的順利開展。

關鍵詞：自行監測；歷史沿革；重要性；法定義務

科學發展觀是中國共產黨的重大戰略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走可持續發展道路。黨的十八大也對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做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要求做好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著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多次在發言中指出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要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開展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不僅要治理，更要監管。環境監管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的共同參與，政府要積極完善相關規定，加強監管，社會要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加強監督，而企業則要積極開展環境自行監測工作，這是生態環境保護的要求，是企業承擔社會義務的表現，更是企業應盡的法定義務。因此，環境自行監測成為企業經營過程中的重要工作內容。企業要積極履行環境自行監測的義務，按照法律規定對污染物進行凈化處理和達標排放，自覺接受政府和社會的監督，保證環境自行監測數據的真實準確，做到公開透明，促進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順利開展，上下同心開展生態文明建設，助力企業和行業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

1企業環境監測的歷史沿革

企業環境監測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至今，已經有五十年左右，一共經歷了三個階段。

1.1政府監測和企業監測并行階段。企業環境監測的第一個階段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以企業監測為主，兼之以政府抽查，因此是政府監測和企業監測并行階段。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我國開始了環境監測工作，并相繼建立環境監測站，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已經有了350多個。這些監測站各有職能，負責不同領域的環境監測。同時也對企業環境監測做出了規定，主要實行了《全國環境監測管理條例》，條例要求各企業要自行建立監測站，設立專門的環境監測部門，進行企業內部的排污監測，對企業排污實際情況進行實時了解和記錄，并且要將監測數據資料上交給企業和政府環境監測站兩個部門，同時還要承擔政府分派的環境監測任務。各個行業的企業都重視內部環境監測站的構建，對相關機構和人員安排進行了合理設置，同時投入了大量資金和設備成本，因此企業環境監測站的綜合水平大大提升，甚至有些可以和地方三級站相提并論。

1.2政府監督監測為主階段。企業環境監測的第二個階段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到2013年，較之前加強了政府監測力度，監測數據也以政府監測數據為準，企業建立的監測站發揮作用較小，因此是政府監督監測為主階段。在第九個五年計劃中，政府加大力度開展環境監測建設，政府環境監測的組織結構形成了一定的網絡，形成了監測分析技術體系，監測標準化程度大大提升，環境保護所應用的數據主要依賴于政府的監測數據，兼之參考企業內部監測數據。而2003年開始，我國開展了排污收費制度改革，地方政府加大了企業排污費的征收管理力度，其中關鍵的污染源排放數據的核定，以政府監測數據為準，政府成為環境監測的主導方。

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始終推行低碳經濟，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主要參與者應對低碳經濟予以充分關注。將低碳經濟理念充分應用于企業環境成本是國家和企業亟須解決的問題。文章解釋了低碳經濟和環境成本的實質和關系，基于現今中國企業環境成本的實踐現狀，從產品決策及產品生命周期、國家法律法規制定和環境成本理論普及與會計人員培訓三個方面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低碳經濟;環境成本;產品生產

1引言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始終如一地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這是一項必須始終堅持，關系全國各族人民切身健康福祉，關乎整個中華民族長遠未來的重要戰略發展大計。在當前全球氣候迅速變暖的重大環境變化背景下，“低碳經濟”理念已逐漸成為全球輿論熱點，也是我國實現可持續性發展的必然選擇。而環境成本作為核算企業為了達到國家規定的環境標準要求而必須發生的環保設備和運營的費用，正是落實低碳經濟這一理念的重要因素，是低碳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企業經營成本中不可忽略的部分。

2低碳經濟與環境成本

2.1低碳經濟的概念及內容

近些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斷升高致使全球氣候變暖，嚴重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在此背景下，“碳中和”“低碳發展”“低碳經濟”等概念不斷被提出，并越來越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低碳經濟概念是指在貫徹落實可持續發展觀的理論指導下，為了有效控制，減少國內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通過推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制度管理方式創新、產業結構調整轉型、新一代綠色能源產業開發等多種手段，構建低能耗、低污染的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保障體系，最終實現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與地區生態環境永續保護雙贏的局面。最早明確提出“低碳經濟”的政府文件，是英國于2003年發表的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當時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07年APEC第15次領導人會議上首次明確提出了四項建議，主張“發展低碳經濟”。

摘要：生態文明突出生態的重要，強調尊重和保護環境，強調人類在改造自然的同時必須尊重和愛護自然，為了實現生態文明的建設，我國企業應該以基于生態設計的環境經營作為企業發展戰略的理念；環境經營活動中的環境成本管理即對環境成本的預測、核算、分析評價、優化控制等一系列科學管理工作成為必不可少的管理方法。

關鍵詞：生態設計；環境經營；環境成本

一、企業環境成本的定義

關于企業環境成本管理中的環境成本定義，從國內外文獻資料可以看到，對環境成本的進行定義、內容和分類還沒有公認的環境會計準則提供統一標準，很難給出精確的定義。1998年國際會議通過《環境會計和報告立場公告》指出，環境成本是指企業為了實現環境保護的目的，在管理生產經營中可能造成環境影響而采取或被要求采取措施的成本及其他成本。從管理企業活動的角度，核算企業承擔的環境負荷費用和環境預防支出，實現明確企業環保責任的目標。日本經濟產業省于2002年頒布的《環境管理會計方法工作手冊》中，從環境管理會計的角度，根據環境成本的承擔主體為標準可分為：企業負擔的環境成本即發生在企業內部的成本、消費者負擔的環境生命周期成本、社會負擔的環境社會成本。在企業環境成本中的原材料費用是與環境密切關聯的成本項目，對企業而言也是最主要的成本管理對象，通過環境管理會計方法可以將傳統成本管理中無法明確的原材料上浪費的資金顯現出來；環境經營是貫穿與企業的整體活動，環境保護成本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且只是作為外部環境會計的對象，對于環境經營不是十分重要的依據；對于廢棄物分類、處理費用以及產品處理費用對于物質流成本會計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信息。產品售出后的使用階段產生的能源費用、廢棄、再利用時產生的費用，必須在產品開發、設計階段考慮降低產品的環境負荷，從而達到控制產品生命周期成本的效果。環境負荷的社會成本是指對與交易對方無關的社會第三方造成損害，而由社會負擔的環境成本。鄭玲博士對產品生命周期流轉中的物質形態和價值形態進行追蹤記錄、分析評價和優化控制的分析，將與環境有關的成本分為八類：研發成本、資源有效利用成本、資源損失成本、配送成本、使用成本、回收利用成本、廢棄處置成本以及外部環境損害成本。將環境成本核算的邊界向產品系統擴展，從設計階段到廢棄處置階段度量其全部環境影響，核算內容更加豐富，核算數據更具決策相關性，能夠為企業進行環境管理提供更為有效的信息支持。筆者認為環境成本是為了實現生態文明建設，在環境經營的指導下，對環境造成影響的產品生命周期成本包括生產者及其向關聯方發生的成本，以及消費者購入后所發生的使用成本、廢棄處置成本。在政府管理部門尚未明確規定環境成本的類別，同時，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未明確要求相關企業環境成本信息的情況下，企業可以按照自身環境管理的目標與特點進行環境成本的分類。企業在此基礎上不只是為了核算環境成本，而是為了更好地對環境成本管理能夠得到實施，基于生態設計的環境成本管理必然在內容方面必然受到影響。

二、環境成本管理的內容

1.企業環境成本管理目標

企業環境成本管理的總體目標是以最優的環境成本取得最佳的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在環境經營的理念之下，企業在兼顧經濟活動對所產生的環境污染及破壞的“外部成本”的合理估計、確認和計量，追求企業的經濟效益，真實反映企業成本和經濟利益。從而確立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短期目標是環境經營能直接產生經濟效果，設定環境和經濟雙贏關系的目標并努力使之實現；如節能減排能夠減少環境污染以及削減經費的效果。從長遠看，環境經營追求經濟與環境的雙贏效果，企業致力于保護環境而增加一定量的成本，其成果在社會和市場上披露，能夠提高企業的聲譽和形象。

［提要］環境治理信息強制性披露制度的建立完善是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基礎。根據當前我國環境治理信息強制性披露的主體范圍較窄、內容有待明確、責任機制欠缺、激勵措施不足等實踐困境，提出循序拓展環境治理信息強制性披露的主體范圍、精準規劃環境治理信息強制性披露內容、形塑環境治理信息強制性披露的約束激勵機制，旨在激勵和約束企業主動落實環保治理信息披露責任。

關鍵詞：環境信息；強制披露；環境知情權；社會責任；公私協力

2020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構建提供了頂層設計方案。其中，建立健全環境治理信息披露制度，作為健全現代環境治理信用體系的一部分予以著重強調。在政策環境和市場運作的共同推動下，我國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勢在必行。然而，當前環境治理信息強制性披露實踐還存在很多問題和瓶頸。因此，本文將從理論角度厘清環境信息強制性披露的制度溯源，反思當前環境信息披露的實踐困境，進而提出有針對性的強制環境信息披露的制度方案。

一、環境治理信息強制性披露制度實踐檢視

在環境多元共治的背景下，現代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有賴于環境治理信息的披露。環境治理信息披露實踐早已相繼展開，但是還存在以下困境，制約著環境治理信息披露制度功能的實現。

（一）環境治理信息強制性披露的主體范圍過小。當前，環境治理信息披露的主體類型可以分為法律規定和試點實踐兩種類型。在法律法規維度，2014年《環境保護法》修訂，將環境治理信息披露的主體規定為“重點排污單位”（第55條）。《企業事業單位環境信息公開辦法》（2014）第7條對前述“重點排污單位”的認定程序進行了規定，即“由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環保主管部門確定，并于每年3月底前公開重點排污單位名錄”。對于非重點排污單位公開環境治理信息，法律只是持鼓勵的態度。由此可見，非重點排污單位是無須環境治理信息公開。理論上，因為執法資源的限制，對環境治理信息公開采取分類規制的方法，只要求重點排污單位公開環境治理信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非重點排污單位雖然對環境影響較小，但與重點排污單位相比，因為其數量多得多而對民眾的影響有過之無不及。如若將此類企業一律排除在環境治理信息強制性披露名單之外，則無助于民眾獲取環境信息權利的實現，也無法推動公眾參與和監督環境保護。在實踐層面上，相關機構通過對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進行實證分析，得出每年環境信息的企業僅占上市企業數量的1/5。由此可見，上市公司的環境信息披露與理想狀態仍存在很大差距，這是由于上市公司環境信息強制披露的法律規定尚未出臺，不屬于重點排污單位名錄的上市公司自愿公開環境信息，企業沒有動力去公開不利于自己的信息。其中，國家重點監控的160多家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基本合乎要求。但省和市級環保部門確定的重點監控企業的上市公司和“重點監控企業”的子公司并未進行環境信息披露。

（二）環境信息強制性披露的內容有待明確。當前，企業環境治理信息披露的內容多局限于宏觀政策，缺乏對碳排放和環境治理相關的具體細節。之所以企業在環境治理信息披露內容方面避重就輕，原因在于相關法律規范缺失。專門對環境治理信息進行規定的《企業事業單位環境信息公開辦法》，也只是從一般性視角規制相關環境治理信息公開，缺乏對不同行業的環境治理信息的差異性規定。問題的關鍵是，許多企業更多注重企業利益的實現，對環保責任在內的社會責任關注較少。這種狀況并不限于普通小企業，甚至連上市公司也沒有對環境信息披露給予足夠的重視。即便進行環境信息披露的上市企業，其披露的環境信息內容往往大而無當，部分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報喜不報憂”。具體而言，由于當前缺乏環境信息的披露標準，多數企業在披露環境信息時較少涉及環境績效數據。由于企業披露的環境信息多屬于宏觀概述，缺乏相關數據支撐，導致環境信息披露形式大于內容，更無法滿足利益相關者獲取環境信息的訴求。這些問題的產生也因為當前部分企業環保數據并不達標，環境治理力度有限，自然不愿“家丑外揚”。以上情形是導致環境治理信息披露不通暢、不規范現象發生的原因。

1鹽化工企業環境成本管理面臨存在的問題

根據我國政府提出的可持續發展觀，要求企業在產品加工的過程中，要利用環保的材料，來降低對環境造成的污染，同時也要明確環境治理所需要投入的資金，為環境的改善提供堅實的基礎。所以很多企業基于國家的這種要求，逐漸建立了環境管理的體系，企業之間也加大了環境治理設備的購買力度，逐漸加大了環境治理的投入資金，在企業生產的過程中，體現出的環境治理問題也越來越嚴峻。所以只有建立起完善的管理體系，才能提高企業環境治理的水平，本文通過對該地區企業的投入資金的統計，來分析企業的環境治理能力。通過對表2的觀察可以發現，該地區的鹽化工企業已經明確意識到了環境治理的重要性，并通過增加治理資金的方法，來加大環境污染治理的力度。通過資金投入的增加，企業可以購買具備更加高效治理效果的儀器，來提高環境治理的效果，使鹽化工企業的生產過程可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2鹽化工企業環境成本管理體系的構建

2.1體系結構的具體構建內容

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建立無污染的生產體系，鹽化工企業結合自身的實際生產水平，加大了環境成本管理體系的構建力度，并通過不斷的考察和實踐，最終確定了具體的構建內容。對于鹽化工企業來說要想做好環境成本的管理工作，就必須對環境的成本進行計算和計量，在明確了實際需要投入的資金后，根據環境信息披露出的內容，對環境的成本加以控制。這時，需要企業的管理人員客觀的對企業實際的經濟水平進行評估，進而采取合理的目標制定方案和控制方案，在成本效益分析和完善控制措施的過程中，要體現出環境保護的內容，確保企業可以預留出足夠的資金，來改善環境污染的情況。通過一系列的觀察和分析，確定成本績效管理的方法，最后，設計出鹽化工企業的指標模型，建立合理的獎懲制度，大力促進員工的積極性，使其在工作中可以發揮出更多的潛能，提高企業生產水平的同時，也可以減少對環境的污染。

2.2明確環境成本管理體系構建的目標

環境成本管理體系構建是提高污染治理水平的重要措施，也是鹽化工企業生產的最基本要求，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加大企業的生產力度，企業就必須明確管理體系構建的目標。進而在實踐中逐漸加大環境治理的能力，明確環境成本管理體系構建的目標，也可以使鹽化工企業掌握到現代化社會的標準和要求，在廢水廢氣的排放過程中，會更加注重環境污染的問題，使鹽化工企業可以在成本效益估計之后，制定出環保加工的方案。

［提要］我國傳統煤炭企業進行成本核算時經常忽略環境成本因素，一方面是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評價環境資產的價格體系、市場導向機制；另一方面是由于企業決策者缺乏環保意識而產生的。煤炭企業在計算生產成本時，缺乏對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的實際消耗等因素的綜合考慮，使得煤炭企業的決策不能充分考慮生產經營對自然資源、自然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因此，有必要開展煤炭企業的環境成本會計核算，對環境成本收支進行量化、跟蹤與控制，培養企業自覺運用市場機制進行環境管理，增強企業環境管理的能力。同時，一定要建立相對完善的控制制度。明確合理的職責分工，嚴格的審批檢查制度，健全的環境信息管理制度。

關鍵詞：煤炭企業；環境成本；信息披露

一、問題的提出

2017年，黨的報告提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成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重要組成部分”，繼續堅持環境保護與污染治理的基本國策；2018年1月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實施，實現排污費向環保稅制度的平穩轉移。同年5月，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召開，強調“綠色發展是構建高質量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然要求，是解決污染問題的根本之策”。低碳經濟追求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其實質是能源高效利用、開發清潔能源、追求綠色經濟模式。隨著中國環境政策的不斷落實，環境保護財政支出與各地區污染治理投資逐年增加，對微觀層面的企業產生了重要影響。企業作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主體與生產單位，其產生的負外部性將導致社會總福利的降低，環境污染即為典型的負外部性問題之一。據2020年《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19年煤炭消費量下滑0.6%，為過去六年里的第四次下降；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所占的比重降至27%，是過去16年里的最低點。煤炭仍是全球最大發電來源，占據全球發電量的36%。作為國際傳統油氣行業巨頭，BP在《年鑒》中再次提及對“零碳排”的發展愿景。BP稱，世界正走上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但世界范圍內碳排放量持續增長，凸顯出全球實現零碳排目標仍面臨著巨大挑戰。2019年世界煤炭產量為79.82億噸，而中國占據世界總產量的47.6%，煤炭消費國家里中國位居第一，且較前兩年持續增長。由此可見，我國對于煤炭的需求占據很大比例。煤炭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煤炭行業拉動了就業，促進了社會穩定，同時還為國家的扶貧事業獻力。但由于人口數量的激增，導致資源的需求提高，產生了能源危機，同時不合理開采現象嚴重，環境惡化帶來的生存危機也是一大挑戰。綜上，在這種能源發展帶動經濟發展以及破壞生態帶來生存危機兩者相矛盾的背景下，煤炭企業環境成本的研究顯得格外重要。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環境成本管理相關研究最早緣起于1992年美國環境保護署的一個項目，該項目旨在資本預算、產品流程設計中衡量環境成本與效益，以將環境成本與環境績效的信息用于企業經營決策。1992年，歐盟頒布《TowardSustainableDevelopment》，開始了環境會計信息披露與披露質量方面的研究，擴寬了環境會計的目標規范，使得環境信息能夠借助相關載體被利益相關者所參考。1994年，加拿大頒布了《ReportingonEnvironmentalPerformance》，在企業績效方面強調了自然環境的重要性。我國最早的環境會計研究是對西方相關理論的引用與解讀。1992年廈門大學會計系領軍人物葛家澍和李若山發表了《九十年代西方會計理論的一個新思潮———綠色會計理論》，標志著我國正式引入環境會計理論。21世紀以后，國家開始重點強調經濟可持續發展。由此，我國開始逐步完善環境會計的相關法律法規，推動和諧生態經濟的發展。2001年，經國務院批準，綠色會計委員會成立。同年，環境會計專業委員會成立。2018年，全國環境互聯網會議召開，倡導在大數據背景下全面提升生態環境的治理水平。綜合所述，環境成本的定義與計量已初具建樹，在引進國際環境成本管理標準的基礎上，國內學界與實務界主要從經濟發展與環境成本聯系、戰略與公司治理、環境成本信息披露、綠色生態可持續理念、資源型企業環境成本管控實踐案例等方面進行研究。文明建設新時代下，從頂層設計至一線企業（尤其是與環境聯系緊密的企業），均是主力參與者，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的指引下，良好的環境成本管理業態不僅需要政企與社會網絡化互聯，共商共建共享資源信息，更需要彼此互相“信任”，實現成本信息透明化，開辟環境成本管理研究生態新紀元。

三、煤炭企業環境成本構成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