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創意作文的提法越來越多，不少語文教師都喜歡“創意作文”這個詞語。一些語文培訓機構更是抓住商機，把自己開的作文班都標名為“創意作文”班，還有人開設了網絡“創意作文”課。我也好奇地作了一些調研和了解，聽過幾次所謂的“創意作文”公開課，其實這些課還是傳統的作文課，這些人在講作文時，還是會涉及遣詞、造句、立意、構思、謀篇、布局、主題升華等技巧，還是要做范文，要強調熟練地引用一些名家格言、歇后語、名家故事和唐詩宋詞等。這樣的講作文法當然有一定的效果，不能一棍子打死，但長期來看，它還是老一套，會讓學生產生學習厭倦情緒，并難以形成創造力，尤其是缺乏對學生語言潛能、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激發。那么，什么是創意作文？如何實施創意作文教學呢？

一

在講清楚這個問題前，我想介紹一下創意寫作。創意作文的提法，來自創意寫作的啟發。創意寫作是英語國家開展了100年的一種具有創造性的文學教育。它首先是在高校里進行的，因為20世紀之前英美國家高校的英語系長期以“古典文學”為正宗，學生必須學習古希臘文、拉丁文，閱讀《荷馬史詩》、莎士比亞著作等，就像中國高校的中文系也是以古典文學、古典文獻學和古漢語為正宗一樣，讀古典文學、學習古典語言是英美國家高校英語系的主科。通過對古典文學的學習，學生會有比較扎實的知識體系和文化底蘊。但古典文學的教學強調的是記憶，而且經典是不容篡改的，因此這又導致學生知識結構單一，與現實脫節，尤其與日益變化的現代化步伐和日益豐富的社會文化場景脫節。最主要的是，以古典文學為主的教學，偏重于閱讀，不注重寫作，因此很多英美國家高校英語系畢業的學生缺乏寫作能力。同樣，中國高校的中文系也存在這個問題，長期對寫作課不重視，學生不會寫作，更不會文學創作。“中文系不必要培養作家”這種觀點比較普遍，但非常傳統、落后，對中文專業人才培育的看法失之偏頗。其實，中文專業教育包括三部分：一是中文學科知識體系的構建，這主要依賴中外文學史、文學理論和語言學類課程的學習；二是中外文學經典閱讀課的學習，閱讀與鑒賞結合，讓學生學會感悟文學，理解其他文章，并能對經典作品進行很好的解讀；三是論文和作品的寫作。寫作是實踐，是創造，也是潛能的激發、想象力的張揚，當然也是情感的釋放。但目前，中國高校中文專業普遍缺乏第三部分課程，即缺乏對學生寫作能力的培養。即便很多高校的中文專業研究生招生，也不考寫作。不重視寫作課程，不開設寫作課程，也不注重對學生文字創造力的訓練和培養，是中文專業教育的大問題，也影響了中文專業教育的質量。英美國家高校的創意寫作就是在認識到傳統英語系教育重知識、輕技能的問題后，才在課程改革驅動下設置的。可見，創意寫作是課程改革的產物，是對傳統語言文學教育的補充、修正和變革。創意寫作就是創造性的寫作，它是充分釋放寫作者的自由，并在激發潛能的基礎上進行的文字創造。創意寫作求新，因此要突破常規，它不是主題寫作，不是命題作文，也不是模式作文。

二

對創意作文的理解，要建立在理解創意寫作的基礎上。理解了創意寫作，就等于理解了創意作文。那具體怎樣理解創意作文呢？什么樣的作文才算是創意作文呢？這里，先來看看傳統的作文。傳統的作文，分為記敘文、議論文和說明文三種類型。教師教作文，一般采用示范作文教學，即拿出一篇示范作文，通過講解其特點和長處，讓學生了解作文的規范和形式。示范作文一般符合“鳳頭、豬肚、豹尾”的特點，而且記敘文一般要寫“好人好事”，不強調從學生對生活的認識和理解出發；議論文要表達正確的觀點和升華主題，論證時要用事實、名人語錄和名家故事來做論據；說明文則是對某一事物特征的描述，變成了介紹性的應用寫作。傳統的作文考試一般也是有模式的。中考作文和高考作文一般是材料作文，即根據一個給定的材料來寫表達觀點、闡明道理的作文。這種考試方式最大的好處就是便于評分，具有可操作性。但幾十年來的語文教育教學證明，傳統的作文教學效果總體比較差，無論是家長，還是社會，甚至是語文教師自己，目前對傳統的作文教學都無可奈何，或很不滿意。有兩點是人所共知的：第一，幾乎沒有語文教師能自信地說“我能教好作文”；第二，大部分學生在初高中甚至小學階段就失去了對作文的興趣，而且也失去了對語文的興趣。因此，傳統的作文教學與語文教育所承擔的母語文化傳承的使命不匹配，應該改革并使之更加適合中小學生能力的培養、個性的發展和人格的提升。那么，傳統作文怎么才能變成創意作文呢？記敘文、議論文、說明文的寫作一直被當作模式作文，且語文教育教學的整套設計在目前的機制里也無法被其他方案替換，因此應該正視現實，將傳統的作文教學朝著創意寫作的方向進行改良和變革。

三

首先，要定準記敘文、議論文和說明文三種作文的教學目標，設計好作文教學的層次。過去之所以難教、教不好，很大程度上與教學大綱對作文教學缺乏準確的定位有關。其實，記敘文就是教學生講故事。因此，記敘文的教學要分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完整地講一個故事；第二個層次是講一個生動、有趣、感人的故事。由第一個層次到第二個層次，又可以分解成幾個目標：寫好一個故事框架，設計一個故事場景，設計人物關系，描述人物的外貌和心理，敘述故事發生的過程，描述故事發生的影響，增加故事的情節，等等。這些目標，可以一個一個地訓練實現。因此，教師教記敘文時，不必一定要求學生寫一篇完整的、成熟的、符合教師所定標準的記敘文，而是要通過不同目標的實現來分層完成教學任務，使學生在遵循寫作規律的基礎上，完成記敘文的寫作。對議論文來說，其教學目標就是清晰地、有條理地表達或闡述自己的觀點。議論文寫作也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清晰明白地表達觀點，第二個層次是說理。初學議論文寫作，主要練習觀點的表達，當學生能夠自然地、清楚明白地把觀點和看法表達出來時，就實現了第一個層次的目標。到了第二個層次，要讓學生明白，說理意味著一旦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就要想辦法讓人信服。這就需要拿論據來論證，要講邏輯，要把合理性呈現出來，否則表達的觀點會給人主觀臆斷的感覺；一旦說服了別人，就是說理的成功。因此，議論文寫作的教學要體現兩個層次，要有階梯性，要設計每一個層次的小目標，然后再逐步實現各個小目標，最終達到能寫出說理的文章。其次，讓作文教學回歸生活并與學生生活經驗對接。創意寫作之所以可行，之所以能夠迅速為人接受，并在英美高校逐漸取代傳統的寫作課，是因為它尊重生命，相信人人都有創造力，它是對學生潛能的激發，對學生個性的發展，對文字創造力的肯定。語文教育的核心目標，就是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前者是對文字的理解力，后者是對文字的創造力。讀得多了，尤其是通過閱讀經典作品，不但可以增強文字感受力、感悟力，還能培養語言的敏感力，這對文字創造力的形成是至關重要的。傳統作文，教師對學生寫什么有規定，甚至有刻板的規定。比如寫記敘文，要寫好人好事，寫所謂的“正面人物”，講“好故事”，于是，每次寫記敘文都變成了表揚好人好事，表決心，立志向。事實上，每一個人每天的生活都很平常，尤其是學生，不可能經常遇到好人好事。因此，記敘文寫作應該從學生的生活實際出發，從學生的經驗出發，尊重學生的個性，鼓勵他們寫自己看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也愿意去寫的。議論文寫作，應該鼓勵學生去思考、去判斷、去傾訴、去評價、去質疑、去追問。只有這樣，才能喚醒他們對生活的感悟和理解，激發他們的生命潛能，激活他們的創造力和表達欲。傳統作文本質上不是創造，而是教育成規和教師強權在控制學生的表達；創意作文就是要把學生寫作的權利還給他們，讓他們釋放自我，自主表達，實現語言學習、文字表達與創作的民主化。英美高校的創意寫作之所以興盛并取得很好的教育實效，在創新性人才培育方面完成了世界性的經驗積累，也與創意寫作內在的民主化特點有關。最后，改變現有的語文課堂教學和作文教學。現在很多語文課都是教師抓住一個特定的“主題”來教，無論是教材的單元設計，還是課題的內涵設計，皆為主題先行，其實就是“主題閱讀課”。比如，語文教材都是按照某一個特定的主題（愛國、四季、祖國山河、植物、動物、環保等）來編排課文的，每個單元是一個主題，該單元的幾篇課文都表現相同或相近的主題。教師根據特定的主題來給學生講解課文，而講解過程表面看包括了字詞句篇的掌握，實際上是對主題的詮釋和強化。這種主題教學雖然對讀和寫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沒有把讀和寫的能力當成基本內容，而是借助各種文體的課文來實現主題教育，這也理所當然地成了很多教師教學的核心目標。語文課堂教學和作文教學都應該擺脫這種主題教學的固化思維和模式，回到本來的位置上去：以“美”為原點，以語言啟蒙、審美熏染、想象力張揚和創造力激發為方向，以讀寫能力的培養為目標。創意作文最常用也最有課堂實效的方式是工坊制教學。創意作文的工坊制主要包括兩類：一是詩歌工坊，二是故事工坊。故事工坊又包括虛構故事工坊和非虛構故事工坊。創意作文工坊的每一次課堂教學，是實現詩歌創意寫作或故事創意寫作的一個小目標，是在實現記敘文、議論文和說明文等三個文體寫作的基礎目標外，再實現詩歌、童話、寓言和紀實故事等提高性的目標。因此，創意作文的工坊制教學的層次要定準，內容和目標要定準，這樣才好操作，才能體現科學性、邏輯性和合理性。比如，每個年級創意作文的層次、目標和內容是不一樣的（包括作文的字數要求都不同，文體的延展性也不同），工坊制教學只有體現這些差異性和階梯性，教師才能循序漸進地有效推進。另外，在實現提高性目標的過程中，每個年級的具體寫作要求也有不同。這些都要科學設計，體現層次，讓學生既可以按部就班地順利練習，又可以保持寫作的興趣，并提高創造力。以上幾個方面說起來容易，但對長期習慣于傳統語文教育和作文教學模式的教師來說，無疑是有難度的，因為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本身也是一次真正的教育身份的重塑與創造。但語文教育教學的歷史和現實經驗表明，傳統的那一套的確難以為繼了。因此，語文教師要敢于面對現實，解決問題，突破困境。當然，語文教育的大環境也變了，文化創意成為社會風尚。由傳統作文到創意作文，不應該只是語文教育的變革，也是社會大環境的驅動和人對自由意志和主體精神的訴求。

本文作者：史習斌 單位：湛江師范學院人文學院

近些年來，關于“同人”的話題在文學研究領域越來越受到關注，研究者或是對同人團體的媒介活動、人事變化、思想軌跡等做單一考察，或是對單個的同人刊物做全面研究。事實上，要想從同人的角度深入討論這些問題，需要對同人的所指做出清晰厘定，對同人團體和同人刊物的同人因素進行準確分析，對與同人相關的媒介活動尤其是寫作活動進行系統而獨立的梳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弄清同人的存在和寫作方式所具有的文學和文化意義，才能避免用大而不當的同人概念籠統地涵蓋包含著諸多非同人要素的團體和刊物。為此，筆者擬將同人寫作作為與個體創作和集體寫作并列的一種寫作方式單獨提出，以現代中國文學（文化）史上重要的同人群體新月派的寫作實踐為例，論述同人寫作的內涵特點、典型方式和意義及影響，以期凸顯這一獨特寫作方式的橫向狀貌和群體性價值。

同人與同人寫作

20世紀以來，隨著政治控制的逐步削弱、文化規訓的不斷失效、西學價值觀念的沖擊、科舉制度的終結、大學教育的啟蒙和留學運動的發展，傳統讀書人逐漸向現代知識分子轉變，其在行為方式、精神氣質、信仰與價值追求等方面都產生了新變。不僅“個體”的自由獨立與“人”的現代性格得以彰顯，而且作為個體集合的“群”的現代聚合形式也得到較大發展。同人群體便是這種聚合形式的典型代表。正是在同人聚合成為一種新的合群形式，同人刊物成為同人群體訴求表達的載體與平臺這一背景下，才出現了同人寫作這一特殊的寫作現象和方式。那么，究竟何謂同人寫作？總的來說，同人寫作是同人之間就某一觀念、議題或認同的目標進行各自表達，借助同人刊物集中發表的一種非集體的群體聚合的寫作方式。同人講究的是“志同道合”，同人間自發或自然粘合在一起，不具有社團組織章程嚴格的事先約定性。同人們以言論、文化來影響社會，以文學來建設文化，他們通過聚餐、沙龍和同人書信等形式來聯系感情、討論問題，通過創辦非官方的同人刊物開拓媒介陣地，通過寫作活動進行文學理論提倡、創作實踐嘗試和觀點的發言發聲，從而實現同人的社會參與、專業責任和自我價值。

首先，同人寫作是介于個人創作與集體寫作之間的一種合作寫作的方式。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集體寫作是伴隨著革命文學的興起從蘇聯引進的一種寫作方法和文學生產方式，經過抗戰救亡的特殊需要和解放區的規范、培養逐漸形成模式，在新政權建立之后的“十七年”文學和“”文學書寫中達到頂峰。集體寫作的發展與成熟自有其獨特的功效，但對個人創作的獨立與創造造成沖擊和掩蓋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而同人寫作不同于集體寫作：它沒有集體寫作那么統一的創作主旨，不是集體署名，也不是各人寫作然后集體統稿修改，相反，參與寫作的個體同人自身有較強的獨立性，體現出接近于個人創作的個體特殊性；集體寫作將意識形態性尤其是政治意識形態放在首位，強調集體寫、寫集體，注重表達集體意識、集體精神與集體形象，同人寫作則是五四啟蒙精神的延續和深化，在文學上多為對文學革命的反思與重建；集體寫作看重群眾基礎和大眾化效果，同人寫作是知識分子的精英化書寫和文學實驗。同人寫作也不同于完全獨立的個人創作：個人創作是完全獨立和自由的，個體風格明顯，而同人寫作勢必會受到同人共同思想、約定的寫作主旨甚至同人刊物等媒介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因而在具有一定獨立性的同時，總體上表現出較強的群體特征和同人色彩。其次，同人寫作是同人們為同人刊物進行的有明確目的和清晰目標的寫作。同人寫作以同人刊物為中心，同人刊物是其表達平臺，一旦這個平臺失去了，同人寫作也就失去了聚集能量的磁石。同人寫作是伴隨著同人期刊的興起而逐漸形成的，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彰顯個人主義的五四文化精神與之相適應的個人創作方式不再一潮涌動，朝著集體寫作方向發展的革命文學轉向與左翼文學思潮尚未固化，客觀上為同人期刊的繁榮和同人寫作的勃興提供了機會。

同人刊物由同人合伙創辦和經營，編者群和作者群高度一體化，變為“用稿封閉，較少采用外稿，稿件多為同人撰寫，而且沒有稿酬”，編輯也多是義務勞動。嚴格地界定，“‘五四’運動以后，所有的新文化陣營中刊物，差不多都是同人雜志”1的說法可能略顯寬泛，但其數量也不少，從《新青年》（3至6卷）到《新潮》《創造》《語絲》《新月》等，同人刊物一度呈現繁榮之勢，同人寫作也成為一種顯在的文本生產方式。直到40年代，仍有《希望》等將自身“不合時宜”地定位為同人刊物。新中國成立之后，同人刊物的創辦增加了更多的政治和政策風險，同人寫作也隨著同人刊物的日益衰落逐漸淡出了歷史舞臺。再次，同人寫作以同人之間共同的“志”與“道”的存在為基礎，以同人群體的存在為前提。一旦這種共同的精神基礎和組織前提發生了變化，同人寫作也就不復存在了。例如，新月同人的骨干成員聚合的主體價值觀念是以個體本位為主的自由主義思想，這一群體的幾個關鍵人物中，徐志摩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2，胡適曾不止一次地說，“獅子老虎永遠是獨來獨往的，只有狐貍和狗才成群結隊”3，梁實秋也曾明確表示，“《新月》一批人都是堅強的個人主義者，誰也不愿追隨在別人之后”4。他們都是極具個性而又關注公共利益的人文知識分子。以新格律詩創作為主的文學寫作者和以爭自由、爭法治、講人權為主的政論文寫作者，是新月同人中的兩個次同人群體。從《詩鐫》《劇刊》到《新月》月刊在2卷2期對編輯者做出調整5，新月同人寫作基本以文學為主；從梁實秋執掌《新月》開始“談政治”，胡適引領“人權大戰”，新月同人寫作轉向政論文為主；《新月》后期顯示出對文學的回歸，1931年創辦的《詩刊》則是新月同人中的文學寫作者在《新月》之外回歸文學的努力。

“熱衷文學”與“轉向政論”的不同側重是這兩個次同人群體的分歧，各自的妥協和總體的認同則是同人群體尚能存在的底線。直到《新月》終刊，同人解散，同人寫作也隨之停歇。因而可以說，同人寫作是一種在同人精神與價值的感召和堅守之下從事的階段性的寫作活動，具有歷史性。最后，同人寫作是一種超越文學的文化寫作，或者叫做大文學寫作。無疑，文學寫作是同人寫作的重要內容和核心領域，但不能完全涵蓋同人寫作。因為文學的非功利審美特點和對人產生影響的長期性，使得同人文學寫作有時并不能滿足同人們表達觀點、改良思想文化的直接性和迫切性需求。在新青年同人的文學革命中，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四大“臺柱”都不是作家，他們寫作的成品不是審美的文學作品（當然不排除其文章的文學性成就），而是表達思想見解、用語言文學的變革來改良社會和啟蒙大眾的文章。新月派同人的政論文章，涉及政治、法律、人權、教育、財政等內容，雖然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使用的卻不是純粹文學創作的形式，體現的也是同人寫作的文化性特點。所以，對于同人寫作而言，文化寫作的光華很多時候會蓋過文學寫作。#p#分頁標題#e#

摘要:在近代中國教育轉型過程中，教育界有識之士認識到普及邏輯學知識對培養現代國民的重要意義。1920年代初期，夏丏尊通過借鑒日本論理學研究的成果，努力探索一條將邏輯知識寓于中學現代語文教學的獨特路徑，在實現邏輯知識更大范圍普及的同時，也進一步完善了語文知識體系。1930年代，夏丏尊在中學語文教科書的編寫過程中，于形式邏輯之外，又補充了辯證邏輯的內容，并針對邏輯學和語文的關系，提出了邏輯知識應用以情境為要的總體要求。

關鍵詞:語文知識;邏輯學;思維科學;形式邏輯;辯證邏輯;情境

在現代語文知識建構中，除語音、漢字、詞匯、語法、修辭、文學及文章等與語言文字直接相關的本體知識外，作為思維科學的邏輯知識既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又是語文教育理論的重要維度。現代語文學對現代邏輯學的吸納與接受，不僅促進了自身知識體系的進一步完善，而且也使語文教育踏上了科學化的軌道。在這個過程中，梁啟超、陳望道、孫俍工等眾多語文學家，進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其中貢獻最為卓著的當屬夏丏尊。

一、語文教學對邏輯知識的初步吸納

在近代西學東漸的過程中，有識之士已經逐漸認識到，除了在器物制度的層面學習西方以外，開啟民智、啟蒙思想才是富國強民的根本手段。早在1902年，梁啟超就指出，建立現代國家的基礎在于造就“新民”。與之相似，嚴復也提出，“吾國之最患者”在于愚、貧、弱，“尤以瘉愚為最急”［1］。而啟蒙民眾思想所依靠的現代知識基礎，就是“名、數、質、力”四種科學。居于首位的“名學”，即日本所謂的論理學和西方所謂的邏輯學。在新式人才的培養和造就中，“改易思理”，以西方現代邏輯知識變革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推動思想革新，成為療愈國民愚疾的一劑處方。隨著西方邏輯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思維科學的價值和功能逐漸為人們所認識，并正式進入學校課程。1902年，清政府頒布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欽定高等學堂章程》，規定了“名學大意”和“演繹法”兩門課程及其學習時數［2］。1904年，《奏定大學堂章程》用“辨學”來指稱論理學，并將其列為隨意科目;《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則將“辨學”列為必須修習的科目。此外，辨學課程作為教育科的內容被列入師范學堂章程。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公布《師范學校規程》，論理學被確定為“教育首先宜教授”的內容［2］。這一時期，邏輯學知識作為課程主要在大學堂、高等學堂和師范學堂內設置，由于普通中等教育并沒有安排相關課程，因此，邏輯學知識主要還是一種專業教育。為了進一步普及邏輯學，教育界有識之士提議在普通中學教授論理學，這就為現代語文知識體系對現代邏輯學的吸納提供了契機。1918年，夏宇眾在《中學國文科教授之商榷》一文中，倡導在中學四年級增加對“論理學”大綱的教授。因為中學高年級學生“宜兼習論辯說理文字，而自中文字非慎思明辨者不辦，欲思之慎辨之明必有待于Logic”［3］。立足于培養中學生正確而良好的思維習慣，夏宇眾闡述了中等國文教授論理學課程的緊迫性。他認為論理學的缺失，造成了中學語文教學的種種弊端:首先，中學常出令人“瞿然駭也”的命題，這是導致中學生寫作水平差的重要原因;其次，即便是被視為佳作的習作，也不過是翻來覆去地“捃摭”傳統名篇中的個別語詞或觀念，發出“空泛的、籠統的、荒謬的”議論;再次，教師諸如“老氣橫秋”“骎骎入古”“筆情奔放”“操縱自如”等無的放矢的評語，將學生的思考力導向了“虛妄”。夏宇眾提出在中學國文課程中增授論理學，并不僅僅為了解決學生寫作的問題，而是希望學生能夠“構思審究，觀察推理，略識趨真避妄之途徑”，進而能在社會生活中明察是非、慎思明辨、祛除虛妄，避免被現實中的惡潮流所惑。夏宇眾在文末還附錄了《中學校論理學大綱講義》的目次。蔡元培對夏宇眾的觀點及做法曾給予肯定和贊許，認為夏宇眾對“教者、學者之通病”進行了“極精確之抉摘”，特別是在中等學校增授論理學大綱一項，“尤足矯專己守殘之習慣”［4］。何仲英在《中等學生的國文學習法》中將學習國文的筆記與論理學相結合，尤其指出批評式的筆記文章寫作，“先要看一兩部有名的論理學書”［5］。自此，語文教育界在思想觀念上已經充分認識到邏輯學知識在教育學上的重要價值，即利用邏輯學革除語文教學中的種種弊端，完善語文學科自身的知識體系，從一個新的維度建構現代語文知識體系。但作為語文學本體性知識以外的另一門獨立的學科知識，邏輯學知識與語文課程并無必然聯系，如何處理二者之間的關系，中學階段應該學習哪些具體的邏輯學知識，以及邏輯學應當如何與語文教學的實際相結合，當時學界尚缺乏具體可行的方案。

二、形式邏輯寓于語文教學的嘗試

1908年春，夏丏尊在浙江官立兩級師范學堂擔任日籍教員中桐確太郎的通譯助教”［6］。中桐確太郎曾在早稻田大學講授論理學，其講義收錄于1906年出版的《早稻田大學三十九年度政治經濟科第一學年講義錄》中，該講義系統地論述了形式邏輯的由來及意義，命題、推理的方法等內容［7］。中桐確太郎任教于浙江官立兩級師范學堂期間，曾教授教育、倫理、心理、論理等科目，夏丏尊因此較早地接觸到了邏輯學知識。1919年，夏丏尊在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改革國文教學，對諸多現代語文教學理論中的重要課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8］，這使他有機會對中等教育中語文與邏輯學相結合的問題做出實踐上的探索和理論上的總結。夏丏尊與陳望道、沈仲九、劉大白等共同擬定的《國文教授法大綱》，將使用白話“明白、普遍”地表現思想感情作為語文教學的形式目的之一［9］，對學生如何掌握正確認識和思考客觀世界的方法，養成符合邏輯規則的表達習慣，提出了必然的要求。1920年秋，他又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任教國文科期間，進一步探討了以邏輯學指導寫作教學的具體策略。這一時期，陳望道、孫俍工、梁啟超等都曾做過相關探討，同他們的論述相比較，夏丏尊在借鑒邏輯學建構和完善現代語文知識體系，同時把邏輯知識寓于語文教學方面，探索出了一條獨特的路徑。

當下，學術期刊編輯的邊緣化盡管是學界關注度較高的老話題，但從學術期刊編輯所面臨的諸多現實困境這一維度加以透視并進行深入闡釋的優秀成果還不是很多。如有學者從編輯的地位、待遇、學術、心理和角色等方面來分析編輯的邊緣化現象，認為學術期刊編輯邊緣化的原因在于編輯主體對期刊的“依附性、傳統雜家觀念的影響、內在發展動力和責任感的缺失、編輯角色能力的弱化”［1］;有學者認為學術期刊編輯邊緣化主要是由于體制、編輯自身、職稱評定和期刊自身發展方向等因素而產生的［2］;有學者進而提出克服邊緣化的出路在于重建編輯主體精神，期刊編輯應重視提高其職業“敏感心、責任感、理論素養和數字化技術意識和能力”［3］。這些探討盡管已涉及問題的諸多方面，但大多停留于現象剖析，較少從理論層面作出深入闡釋。而如何從編輯體制和職業的多維復雜特性入手闡釋邊緣化問題的多重根源，進而從編輯學者化方向探討邊緣化突圍路徑，以促使學術期刊編輯可持續發展，正是本文所要論述的主要內容。

一、學術期刊編輯面臨困境的體制因素

學術期刊編輯邊緣化是伴隨體制內學術評價體系而出現的現實問題。新時期以來，期刊編輯在體制內逐漸被定位為獨立于學術研究系列之外的一個群體。其在職稱晉升時被列為單獨系列，也就是所謂的編輯系列進行評比，這一評比的好處是編輯之間的對比顯得更加明晰，缺憾是編輯與學者之間被劃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長此以往，編輯在人們的心目中也大都是指那些文章文字的加工者，人們甚至把編輯的工作美其名曰“為他人作嫁衣”。在這里，“他人”這一限定詞，一方面說明了編輯的工作是富有奉獻、創新精神的，另一方面說明了編輯是依附于作者以及作者文章而獲得自我存在價值的“他者”。其實，如果追溯現代編輯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我們便會發現，現代編輯從作為一種職業開始便獲得獨立存在的價值。如陳獨秀在擔任《新青年》主編時，一方面從事編輯工作，另一方面從事寫作實踐，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由此成就了一代難以復制的神話。再如錢玄同作為北京大學的學者，在兼任《新青年》編輯時積極約稿，最終促成了魯迅向文學創作實踐的回歸，創作出《狂人日記》這樣第一部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短篇小說，由此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的新紀元［4］。尤其值得稱贊的是，許多編輯還是多面手:一方面，他們從事期刊編輯工作，負責約稿編稿和發排等一系列事務性工作;另一方面，他們還是作者，或從事文學創作，或從事學術研究，成為著名的作家、批評家或理論家。如葉圣陶、茅盾、巴金等人便是一邊擔任期刊編輯，一邊從事文學創作或文學批評，成為“左右開弓”的典范。特別是他們在擔任編輯時不僅發現和培養了大批的青年作者或學者，而且還在文學創作或理論研究方面取得顯赫的成就，茅盾和葉圣陶就是典型代表。1920年，茅盾擔任《小說月報》主編后便著手對《小說月報》進行全面改版，由此不僅促成了他在文學批評和文學社團領域的發展，而且還成就了《小說月報》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當然，我們并不能說《小說月報》之于茅盾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畢竟，茅盾在入主《小說月報》之前便已是在文學批評界享有盛譽的批評家。但是，茅盾擔任《小說月報》主編進一步促進了其文學的跨界寫作，應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如果說茅盾在做期刊編輯之余堅持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寫作有其獨特性的話，那么，葉圣陶作為文學編輯對當下的期刊編輯還是具有借鑒意義的。葉圣陶任《小說月報》主編時，沈雁冰(茅盾)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說《幻滅》交給葉圣陶。葉圣陶閱讀后立即對茅盾說:“寫得好，今天就發稿。”這種速度令茅盾“吃驚”［5］。葉圣陶還在一大堆自然來稿中發現了丁玲的處女作《夢珂》，然后在頭條位置予以發表，接著《莎菲女士日記》等3篇小說都在頭條連續發表。后來，葉圣陶給丁玲寫信，告訴她4篇小說可以出一本集子，還為她聯系了開明書店。小說集出版后，引起文壇強烈反響。當丁玲從外地來到上海上門感謝時，不善言辭的葉圣陶諄諄叮嚀:“繼續寫吧，認真地寫。”［6］事隔半個世紀后，丁玲仍懷著無限感恩的心情對葉圣陶說:“當年要不是您發表我的小說，我也許就不會走這條路。”［7］巴金在留學法國時把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投給《小說月報》，同樣受到了葉圣陶的賞識。為此，葉圣陶在發稿預告上寫道:“《滅亡》，巴金著，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處女作;寫一個蘊蓄著偉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動與滅亡。”對此，巴金后來回憶道:“倘使葉圣陶不曾發現我的作品，我可能不會走上文學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在貧困中死亡。”［8］作為編輯的葉圣陶，慧眼識珠已經非常不易，更為難得的是他并沒有止步于編輯工作，而在編輯之余還從事文學創作，寫出被茅盾譽為“扛鼎之作”的長篇小說《倪煥之》，成就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著名作家的偉業［9］。至于現代出版大家趙家璧，盡管與茅盾、葉圣陶等文學巨擘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他憑借其策劃并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十卷本而成就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無可替代的獨特地位。然而，在體制化日益凸顯的當下，編輯自身的黃金時代似已逐漸遠去。2012年7月30日，新聞出版總署印發《關于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黨政部門、派、人民團體、行業協會、社會團體、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主管主辦的報刊編輯部，并入本部門本單位新聞出版傳媒企業;本部門本單位沒有新聞出版傳媒企業的，并入其他新聞出版傳媒企業。近幾年，隨著這一辦法出臺，不少高校已將期刊編輯部納入企業運營的軌道，實行企業化的管理模式。面對從事業到企業的體制轉變，期刊界呈現出無所適從、焦慮恐慌。編輯們既要有編輯專業知識，又要懂經營、會管理，這種復合型編輯的職業要求，給傳統期刊編輯的素養帶來極大挑戰。除此之外，由于大部分高等院校以抓教學科研為中心，教師和編輯相比較而言，編輯往往處于邊緣化位置，無論職稱評定、課題申報，還是學歷進修、信息技術培訓、工資待遇等方面，都難以與教師相提并論。因此，這種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不僅嚴重打擊了期刊編輯工作的積極性，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影響到期刊編輯學術素養的提高。一方面，編輯無暇像茅盾、葉圣陶那樣可以如此自由地穿梭于不同職業之間從事著跨界的寫作;另一方面，也無法像趙家璧那樣可以專心致志地從事出版工作。尤其令人深感無奈的是，編輯已經被設定為一個單純的“門類”，已經成為獨立于其他學科之外的所謂“學科”，而諸如文學創作早已不在考核的范圍之內，即便專業的學術研究似乎也被逐出編輯行當的“伊甸園”，以至于考核所需求的僅僅是“編輯學”方面的相關學術性的研究成果。至于編輯在“編輯學”實踐方面的表現如何，似乎早已被摒棄在考核之外。如此一來，編輯在體制內的學術評價體系中日漸邊緣化的情形便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從體制來看，編輯邊緣化并不是由編輯的主觀意志可以改變的，而是體制評判的自然結果;從職業來看，編輯邊緣化也具有其無法取代的必然性，是職業規訓的必然結果。編輯作為一種職業，對一個人的影響是深遠的。一般說來，期刊編輯在開始從事編輯工作之前，大都接受過一定的學術訓練，甚至接受過博士階段的學術訓練。而接受過學術訓練者進入不同的行業領域對其未來發展方向的影響是大不一樣的，有些影響甚至截然相反。一個學者進入學術研究機構或者大專院校從事專業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自然與其進入期刊從事編輯工作會有不同的價值評價標準。從研究機構或大專院校的評價尺度來看，一個學者的學術研究水平的高低是其所在的體制對其進行評判的重要標準，這樣，他自然就要向著評判標準規范的方向努力，并由此進入論文寫作的實踐，逐漸培育自我在學術論文撰寫方面的能力。長此以往，其論文的寫作功力也就可以不斷地得到歷練和提升。實際情況也的確如此，在職稱評審或任職考核時，許多機構在評價期刊編輯時注重的往往并不是其所編輯的文章產生怎樣的學術影響力，而是該編輯撰寫了多少篇學術論文、發表了哪些層級的論文。有學者曾經針對這一現象指出:現行的評價體制導致了人們“將注意力停留在與出版著作的數量和級別等表面層次”上［10］。然而，緣于職業使然，期刊編輯的自我價值重心已經不在于其撰寫了多少篇論文，而在于其編輯了多少篇優秀論文。這種評價機制的錯位不僅使編輯自我的人生價值無法真正得到體現，而且最終導致期刊編輯在體制內的逐漸邊緣化，由此陷入無可掙脫的尷尬境地。多年來，盡管期刊界也呼喚期刊編輯學者化，但真正地踐行這一倡導并取得成功的編輯畢竟為數不多。大多數期刊編輯未能走上編輯學者化的道路，反而走上了一條背離學者化的道路。這說明，所謂的要做到編輯學者化，其實隱含著某種期刊編輯在學者化道路上的艱辛和艱難?？梢哉f，編輯這一職業體制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對學者化存在著對抗乃至消解，由此使得許多期刊編輯無法成為學者化的編輯。因此，我們要破解期刊編輯自身發展的難題，不能不追溯這一現象產生的本原。

二、學術期刊編輯面臨困境的身份因素

學術期刊編輯為什么會陷入令人如此尷尬的困境?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很多，但就其根本來說，與其所從事的期刊編輯的身份固化及其由此而來的自我認同有著直接的關系。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確認。其一，編輯身份決定了期刊編輯具有一雙辨識學術論文水平高低的慧眼，而這一身份對學術論文的撰寫則沒有必然要求，這就使得期刊編輯的慧眼在愈發明亮的同時，其靈手則在閑置和荒蕪中逐漸失卻了寫作的能力。學術期刊編輯作為期刊的第一道守門人，其職責所系在于從浩如煙海的來稿中遴選出優秀的稿件，然后讓這些優秀稿件進入審稿程序。一般說來，來稿能夠被編輯的法眼看中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目前，期刊編輯部或采用網上投稿系統，或采用電子郵箱，不管采用哪種方式，這些稿件都將直接接受網絡背后的編輯的審視。這自然就需要編輯首先調動自己的那雙“慧眼”來甄別稿件的質量高低，確認稿件的學術價值大小，然后作出用稿與否的判斷。實際上，編輯在瀏覽這些稿件時要做到逐字逐句地閱讀幾乎是不可能的，其主要是根據標題、引論部分判斷作者要談什么問題，對這個問題又是怎么進行分析的，在最后的結論部分是否有新的學術見解或突破，給人耳目一新之感。海選稿件正是需要編輯練就這樣一雙能夠石中識玉、沙里淘金的慧眼。正是緣于編輯這一身份對學者的規訓，相當一部分學者在進入編輯隊伍之后，自認為所謂“編輯”就是修改、剪貼，有術而無學;是“為他人作嫁衣”的匠人，不需要掌握高深的理論。在這些錯誤思想的影響之下，編輯在練就較高的“眼上功夫”的同時逐漸地喪失了“手上功夫”，其結果是編輯成為學術論文的加工者，而編輯自身的價值也大都依賴其所編輯的論文而獲得。然而，令人深感遺憾的是，從體制內的評價標準來看，作為責任編輯編發的學術論文所帶來的榮耀并不屬于編輯，而是屬于作者，甚至在某些極端情況下，編輯連分享這一榮耀的機緣都沒有。如此一來，期刊編輯便在體制內陷入了邊緣化的現實困境。如果拋開體制對編輯本體加以追問的話，我們會發現，在常人的眼里，期刊編輯似乎就是學術論文的加工者，是文字的修飾者。也很少有人會認為編輯通過其加工的學術論文就實現了自我的價值。事實證明，一篇論文產生較大的學術反響，人們首先關注的是作者，而沒有人會首先關注編輯。當然，人們首先關注作者也的確在情理之中，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沒有幾個人在首先關注作者之后也會想起那位做嫁衣的期刊編輯，這就使得期刊編輯被作者的高大身影所遮蔽，期刊編輯成了真正的看不見的幕后英雄。因此，期刊編輯即便通過其編輯的學術論文來有意識地尋求自我人生價值的實現方式，最終效果也多半會大打折扣。其二，編輯身份本身促使期刊編輯逐漸養成“字斟句酌”的習慣，甚至養成“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推敲”情結，這就使得期刊編輯在對學術堅守的同時，其寫作能力逐漸離開實踐層面而在“細枝末節”的“推敲”過程中逐漸退化。真正的問題不在于期刊編輯作為名副其實的為他人做嫁衣者始終默默無聞，而在于期刊編輯在為他人做嫁衣時逐漸失去了為自我做嫁衣的能力。期刊編輯在為他人加工論文的同時，其職業責任使然的一個必然結果便是更為關注如何加工他人的論文。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論文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議;二是對論文的語言進行精細加工;三是對論文的錯別字、標點符號等進行修正;四是對論文的引文進行核對和訂正。這四個方面的編輯工作，便耗去期刊編輯非常多的時間與精力。期刊編輯在對論文進行整體把握時，大都能夠洞察作者提交論文所存在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匡正乃至建設性的建議，甚至有些編輯提出的建議還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深化提升作者提交論文的論點，直接參與論文的生產過程。至于論文的句子或錯別字等問題，許多作者則沒有切身的體會。實際上，經過編輯加工的諸多論文，其句法和文字的修改幅度是非常大的，但很少有作者能夠真正體會并感知到編輯到底是怎么修改的。一般說來，作者關注的是本身這一結果，而很少關注論文在發表之前要經歷不知多少次翻來覆去的編校修改加工，因而對期刊編輯在論文編校加工中所做的大量工作缺乏起碼的了解，至于對隱藏其背后的編輯修改加工更是知之甚少。實際上，很多作者由于在遣詞造句方面已經形成一種語言習慣，甚至有些習慣背離漢語語法規范，而這些問題都需要期刊編輯進行必要的更正。至于有些學術論文引用參考文獻時的錯誤，更可謂比比皆是，這些錯誤的更正任務自然也落到了期刊編輯的身上。根據有關調查顯示，有些學者的引文極不嚴謹，還有些學者隨意更改引文，以至于出現“有引必錯”［11］的尷尬局面。所有這些編輯常規性工作，耗去期刊編輯的許多寶貴時間，自然也就擠壓了其撰寫論文的時間。因此，就其自身要求而言，期刊編輯便被置于一個永無止境的文字“推敲”和繁瑣的編校過程，而論文寫作所需要一氣呵成的心境則很容易被瑣碎的編輯工作所消解。其三，編輯身份本身還決定了期刊編輯在編輯過程中總是如履薄冰，對論文寫作心存敬畏，唯恐自己寫出不成熟的論文被同行與方家恥笑，亦不敢輕易動筆寫作，由此往往錯失在實踐中提升論文寫作能力的良機。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從學術論文寫作的內在規律來看，作者之所以能夠進入寫作的自由境界，首先需要掙脫的便是那種羈絆自我情思表達的語言。換言之，作者在進入寫作時是絕少認真打磨文字本身的。這一過程恰如行云流水，盡管會存在某些瑕疵，但文思泉涌之后的恣肆的態勢只能使其一瀉千里，泥沙俱下在所難免。在此過程中，如果作者停頓下思緒，認真雕琢文字本身，甚至像賈島那樣糾結于“推敲”之中，那洋洋灑灑數千上萬言的論文便絕難橫空出世。然而，期刊編輯這一職業所帶來的文字推敲積習卻恰好窒息了作者所需要的論文寫作的“氣勢”，這便從客觀上限制了編輯進入自由寫作場域的可能性。因此，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期刊編輯將其時間大都用在編校加工論文稿件上面，而在于編輯工作本身使他長期陷入這種無限循環往復的工作中，并由此阻礙了期刊編輯邁進寫作自由境地的路徑。嚴格說來，論文寫作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期刊編輯也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但這兩種勞動指向的結果是不一樣的。從論文寫作來看，寫作這種創造性勞動注重的是把閃耀在頭腦中的思想用文字的形式外化出來，這就需要作者更為注重“手上功夫”，而“手上功夫”則更多地依賴不間斷的實踐而習得的。所謂的“曲不離口”，便是對這個習得能力培養的真實寫照。從期刊編輯來看，編輯這種創造性勞動注重的是在作者既有論文的基礎上如何“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精細加工能力，這就需要編輯更為注重“眼上功夫”，而“眼上功夫”則更多地依賴閱讀優秀論文培養出的基本“范式”獲得。所謂的“火眼金睛”，便是對這個能力的形象描述。由此看來，編輯這一身份本身便逐漸讓編輯遠離“手上功夫”而切近“眼上功夫”，其最終結果自然就是編輯評述起論文來“頭頭是道”，但根據其“頭頭是道”的理論來指導自己的寫作實踐則顯得勉為其難。長此以往，編輯在疏遠論文寫作的同時，其寫作能力的提升便成為空頭支票。這樣自然便導致期刊編輯循著職業分工逐漸成長為專事論文編校的“加工者”，而不再是論文寫作的“生產者”。嚴格說來，其實編輯的身份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編輯實踐中不斷建構起來的。編輯身份的建構過程既是一個外在的社會諸多因素共同參與作用的結果，也是一個內在的編輯自我認同和皈依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編輯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和皈依對其影響更大，自然也更加深遠，這也是外在的社會諸多因素最終起作用的根本所在。

三、學術期刊編輯面臨困境的突圍路徑

期刊編輯從事編輯工作，在論文的撰寫以及發表方面本來屬于近水樓臺的人，但其結果為什么不能“先得月”，反而“后得月”乃至“不得月”呢?其學術人生為什么反而陷入困境?面對如此困境，期刊編輯能否突圍?又應該怎樣突圍?

內容摘要：戲曲進校園，是一項旨在讓全國大、中、小學的學生近距離接觸和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舉措。探索戲曲文化對語文教學的潛在影響，將戲曲文化植根于語文教學中，是每一個語文教師都應該思考的問題。本文從戲曲文學對語文詩詞教學的影響、戲曲塑造舞臺形象的方法對語文閱讀寫作教學的影響、戲曲文化是中國傳統價值觀的課外延伸等三個方面展開論述，思考戲曲文化對語文教學的潛在影響。

關鍵詞：戲曲進校園;語文教學;傳統文化

戲曲進校園，是一項旨在讓全國大、中、小學的學生近距離接觸和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舉措。這項工程的目的是通過戲曲的經典故事和藝術形式提高新時期學生的審美情趣，重拾民族優秀道德傳統，培養民族文化的傳承人。作為一名工作在一線的語文老師對“戲曲進校園”有著自己的思考，希望借此論文傳達出“戲曲進校園”在語文教學上的應用作用。

一.戲曲文學對語文詩詞教學的影響

語文課程標準總目標要求“背誦優秀詩文240篇（段)”,不僅是為了傳承經典，從語文教學層面來說也是為了進行韻文訓練，就像中國古代兒童誦讀的一些啟蒙讀物《三字經》、《笠翁對韻》、《聲律啟蒙》等一樣。中國的戲曲是一種包含了音樂和舞蹈在內的綜合性舞臺藝術，而從戲曲文學來講又是詩與劇、曲與戲的結合，所以叫做戲曲。戲曲教育同時也是詩歌教育，更是韻文學習的有效方式。唐詩和宋詞是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中兩顆璀璨的明珠，是語文教學中傳承古典文化的載體。安徽省黃梅戲劇院在2016年期間，將唐詩宋詞中的名篇用黃梅戲的形式表現出來，將經典詩詞、黃梅戲、音樂、美術、舞蹈進行全新的綜合，分為“思”、“別”、“賦”、“頌”四個篇章共計27首，如“思”中匯聚了《卜算子•我住長江頭》、《竹枝詞》、《離思•其四》、《雨霖鈴•寒蟬凄切》、《一剪梅》等8首；“別”中匯聚《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送元二使安西》、《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贈汪倫》、《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等離別懷念之曲的七首詩詞；“賦”中匯聚了《靜夜思》、《回鄉偶書》、《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蘇幕遮•燎沉香》等七首；“頌”中匯聚了《滿江紅》、《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登幽州臺歌》、《登鸛雀樓》等6首具有深沉而真摯的家國情懷的詩詞。其中每一首單曲都可以單獨拿出來進行吟誦，不失為用黃梅戲來寫中國的古詩詞是很新穎很大膽的嘗試。作為從事語文教學的老師，將其引入課堂教學不失為一種新鮮有趣的教學方式。戲曲，尤其是地方戲曲具有濃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將其引入語文教學中，即可作為學習古典詩詞的有效途徑，又能將平面的詩詞教學立體化為綜合的舞臺藝術，何樂而不為，就如央視目前大型的音樂節目《經典詠流傳》一樣，與歌唱結合在一起，讓經典傳承下去。

二.戲曲塑造舞臺形象的方法對語文閱讀寫作教學的影響

語文閱讀寫作教學中，分析人物形象、刻畫人物形象都要從人物的心理、動作、神情、語言、外貌等方面進行。對于戲曲塑造舞臺形象的美學追求，黃克保說“形神兼備，是戲曲表演在舞臺形象塑造上的美學追求”[1]。對小學生進行戲曲欣賞課程的教學，能把語文教學審美訓練和戲曲之間貫通。如下，筆者談談語文閱讀寫作教學受戲曲塑造舞臺形象方法的部分手段的影響。首先，戲曲表演中的人物造型，大致可以分為聲音造型和動作造型。聲音造型如京劇《二進宮》中的花臉徐延昭、老生楊波、青衣李艷妃，這是一出文臣武將、前朝后宮共保江山社稷的愛國戲。徐延昭是邊關將帥，聲音寬闊豪邁；楊波為朝廷文官領袖，聲音則是清亮穩重；李艷妃是后宮妃子，聲音嬌婉動人。聲音本身所蘊含的性格內容，使得這個戲的聲音豐富而充實，從而強化了音樂戲劇性的手段，人物在聲音的造型下更加性格化。還有就是動作造型，例如革命樣板戲《紅燈記》中有一場“痛說革命家史”，李奶奶豪情滿懷地給鐵梅講述紅燈的革命歷史，鐵梅聽后激情彭拜高舉紅燈，預示著自己是革命接班人的形象。高舉紅燈的動作造型，傳達出了人物的精神狀態。孩子們在感受戲曲人物語言、戲曲人物動作的同時，也會在潛移默化中受到影響，進而聯系到自己的閱讀與學寫作中去，這是一種遷移的作用。再說，戲曲內心情感的外化。18世紀的法國思想家狄德羅說：“一般說來，表情就是情感的形象”[2]在生活中，人們的喜怒哀樂，總會在外表上顯現出來，那種喜怒不形于色的描述同樣是對人的性格的塑造。但是，舞臺和觀眾在劇場總是存在一定的距離，無法近距離的觀看演員的面部表情，戲曲就采用外化、物化、形象化的手法，來突出人物的內心，比如蒲劇有名的“耍帽翅”，在《徐策跑城》中，為了表達徐策聽到薛剛反朝的消息，欣喜若狂的激動情緒，烏紗帽上的左邊帽翅向右邊擺動，右邊帽翅向左邊擺動，兩邊帽翅盤旋擺動來顯示徐策內心的欣喜激動。通過細致的觀察，我想孩子們會從中有所發現戲曲是如何使人物情感表現在大眾面前，同時又會思考自己的文學作品又如何體現人物的情感，怒發沖冠這一成語在這里看來也沒有那么難理解了。語文閱讀寫作教學可以借鑒戲曲表演中人物的塑造，以此為例也不失為語文教學的一次全新嘗試?？梢姂蚯枧_塑造人物的手段，也正是語文教學方式的立體呈現。無疑，欣賞戲曲能大幅度提高學生的寫作水平。

一、散文與散文文學   散文以其龐大的數量、繁多的品種在萬紫千紅的文學百花園中呈艷麗于一壇。散文文學既有文學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點而別于其它文學形式。   一篇優美的散文同一首美妙的詩歌一樣令人愛不釋手、回味無窮。   散文與散文文學是同一事物的兩個不同概念。   散文是相對韻文而言的。廣義上的散文是指書面語或口頭語的非格律形式,是韻文的對立面。英文的散文一詞prose最初源于拉丁語prosa(oratio),它的原義是“直截了當的談話”。十一世紀諾曼人征服盎格魯•撒克遜人后,隨著法語詞匯大量涌入英國詞匯之時,prose一詞才由古法語變成了中世紀英語詞。由此,人類最初是從語言的形式上獲得散文的概念。它是一種實用性很強的語體與文體,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   然而,散文并不都是文學作品,只有當散文脫離了純實用性目的,成為部分人或作家個人為解釋某事,或對某一主題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思想感情而用散文形式創作的作品才成為散文文學。正如原始人類在高興時所表現出來本能的手足動作尚不是舞蹈藝術一樣。小說和故事也是以散文的形式寫成,但散文作家的寫作主要在于針對事實的邏輯性陳述與解說,以及他們的觀點與態度,他們的興趣不在于講故事本身。   散文文學同樣貼近人類生活的各方面。就其涉及的內容,文學性的散文有個人事務、情思、哲理、歷史、科技、傳記、游記等方面。就其文體形式,有小品、隨筆、素描、特寫、書信、扎記、演說辭,也有語言優美、文句典雅的散文詩。散文文學既可作茶余飯后、或勞頓疲乏的消遣休閑手段,亦可作為陶冶情操的借助,是言辭文章的范本,也是治學求知的師友。散文擁有比戲劇、詩歌、小說更多的讀者。無論文人墨客,學者仕人,還是市井平民,沒有人從來沒有涉獵過散文作品。正是散文文學的這個特點,使它在世界各國文學中能成為繁榮的一簇奇葩。   二、早期英語散文的特點   中國最早的散文作品在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的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而公元7世紀至11世紀初的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英語散文還處在早期階段。文學的起源與發展和民族歷史進程相聯系。公元5世紀時,歐洲大陸日爾曼民族中的盎格魯•撒克遜、朱特部落相繼遷入大不列顛島,在那里建立起各自的小王國。公元7世紀時,英倫島上的諸小王國才慢慢統一起來,形成盎格魯•撒克遜王國。英語散文也就從這時開始了。   與許多國家不同的是,早期的英語散文并不是直接用英語寫成,而是用拉丁語寫成。其內容主要為歷史事件和宗教活動的記載。公元7世紀時,英國成為了基督教的國家,能夠讀書寫字的文人都是教會人士。他們的宗教活動使用的是拉丁語。因此,用拉丁語寫文章便成為時尚,是少數人的特權。7世紀末8世紀初的彼德(Bede)就是這類寫拉丁文散文的杰出代表。他一生服務于教會,著作頗豐,論涉廣泛,然而全都以拉丁語寫成。他的代表著作《英格蘭民族的宗教史》(TheEcclesiasticHistoryoftheEnglishNation)記載了羅馬人入侵英格蘭到公元8世紀前三十年英國歷史的全過程。   人們能夠用古英語讀到他的這部歷史著作是在9世紀末了。盡管彼德是用宗教的觀點來解釋歷史現象,但這本書仍是研究英國早期歷史的重要依據。正因為這樣,彼德被譽為“英國歷史之父”,而不是“英國散文之父”。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用古英語寫的散文是于9世紀末由威塞克斯國王阿爾弗雷德(Alfred)發起翻譯與編寫的《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這部編年史的主要部分是重要歷史事件的逐年記錄,它的作者主要是教會人士。   因此,它的內容也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編年史是古英語散文的杰出代表。在10世紀末與11世紀初,一名叫阿爾弗里克(Aelfric)的僧侶精通拉丁文。他也寫了大量散文作品。但他用古英語寫的散文幾乎都是宗教布道集或圣經解說文。這類作品尚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散文文學創作。   早期英語散文的這些特點一直延續到諾曼征服后的英國。1066年,講法語的諾曼人入侵英格蘭,在英國建立了盎格魯•諾曼王朝。英國正式步入了封建社會。古老的盎格魯•撒克遜語逐步演變成夾雜著大量法語詞匯的中世紀英語。語言的演變也引起了英國文學在內容和形式上的變更。昔日流行的英雄史詩讓位于講述亞瑟王和他的園桌騎士的傳奇故事以及廣泛流傳民間的民歌民謠,特別是關于羅賓漢和他的綠林好漢的民歌。傳奇與民歌多用韻文形式,且不是個人創作的作品。這時的散文也加入了這個文學大轉變的潮流。而用散文形式寫的亞瑟王與園桌騎士傳奇故事的卻是作家個人。十五世紀的托馬斯•馬洛依(SirThomasMalory)是講述騎士故事的代表人物。然而,寫文章要用外語的古風在馬洛依身上依然保存著。他著名的《亞瑟王散文集》(Marted’Arthur)雖然不是用拉丁文寫成,而是先用法語寫成,然后馬洛依自己把它譯成英語散文。英國早期散文以拉丁語或法語寫成的習慣一直延續到16世紀上半葉。湯馬斯•莫爾(ThomasMore)的著名作品《烏托邦》(Utopia)也是用拉丁語寫成,然后譯成英語。這種習慣直到英國文藝復興后才最終結束。   三、英國的文藝復興運動與英國   “散文之父”的產生英國的文藝復興運動在時間上比歐洲大陸慢了一拍,在歐洲大陸主要國家里文藝復興在16世紀已經轉入尾聲。而在英國,此時文藝復興正是高漲時期。英國的文藝復興運動始于一批“牛津改革者”宣揚人文主義思想。其中,最杰出的“牛津思想家”代表人物是湯馬斯•莫爾,他的人文主義思想最集中地通過他的散文著作《烏托邦》(Utopia)表現出來?！稙跬邪睢酚美∥膶懗?在出版了31年后才譯成英文。《烏托邦》不再是講述傳奇故事的文體,而是采取三者談話的方式來表達作者的思想。這種文體表達的內容更接近現實社會生活。在這種散文文體的基礎上發展出短篇小說型的散文體。#p#分頁標題#e#   16世紀后期,一種新型文體盛行于英國,即“小說散文”(Prosefiction)。“小說散文”雖然包含有一個簡單的故事,通常是個愛情故事,但結構并不復雜。作者并不以創造故事情節為主要目的。   “小說散文”并不是小說,而是一種突出某種語言風格的散文體裁。這種語言充溢著結構長而復雜的句子,講究音調的平衡,句子的對仗、排比、使用人工雕鑿的,牽強附會的修飾或比喻。這種散文文體又稱為“華麗散文”,英文為“Euphuisticprose”,與中國六朝時期盛行的“駢文”相似。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時代,這種文體極其盛行于宮廷與上流社會的書面與口頭語言交際中,特別是名媛貴婦們不僅要會說法語,而且要學會用Eu-phuism體。   英國第一個“小說散文”的作家是約翰•李利(JohnLyly)。這種文體名稱“Euphuism”就是由李利的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名字演變而來。詞藻華麗的駢文似的散文體在伊麗莎白一世和李利死后就沒落了。但是這種文體使英國散文更貼近現實生活。   在英國文學發展道路上,這種文體為散文的繁榮,為十八世紀初英國現實主義小說的產生創造了條件。英國的文藝復興是“英國散文之父”得以在十六世紀末產生的催生婆。一個從來都沒有想到要做文人作家,只想在政界官場奮斗的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最終成為了英國“散文之父”有其偶然因素,但也是英國文學歷史發展的必然。培根在遭受了政治上的大挫折后,只好拾起他的科學研究興趣,從事科學實驗與哲學研究,并在這方面有所建樹。培根在記錄和發表他的科研成果報告時,也是用拉丁語寫作。而在他科研閑遐之時,對某一社會問題發表他的意見或感想時,他才用英語寫出來。1597年,搜集有10篇文章,在《散文集》的書名下,培根的散文集第一版問世。   這就是英國第一部以英文寫成的散文文學作品集。   此后,文集不斷擴大再版,到1625年,《散文集》已包含有58篇文章了。   培根的《散文集》涵蓋了人類生活各個方面的主題。培根以睿智的眼光洞察社會,解析生活。培根的一些見解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看來,也不失它的正確性?！渡⑽募分械囊恍┟?被人們反復引用,已經變成世人皆知的格言了,如“知識就是力量”。《散文集》的語言高度精煉,簡潔。盡管有人說培根的散文集是他嚴謹的科學與哲學思想的副產品,但它的價值永存。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即使在他的寫作塵土中也能找到金子。”《散文集》是英國散文文學發展史中的一個里程碑,從此后,英語散文文學進入了繁榮與具有自我特點的發展之路。培根的散文無論在思想內容還是在語言風格上,都給后世英國散文文學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英國文藝復興的末期,十七世紀初的另一個影響到英國散文進程的大事便是《圣經》全文的英譯本完成與出版。中世紀的英國在進行宗教活動時,《圣經》是直接用拉丁語誦讀的。十六世紀時,《圣經》僅只有片斷,章節英文翻譯本。1604年,繼承英國王位的斯圖亞特王朝的第一個國王詹姆士一世組織了47個學者進行《圣經》全文的翻譯工作。   經過七年的集體努力,英文版的《圣經》全文終于在1611年問世。這就是一直使用到今的被稱為“國王欽定圣經”版本。(KingJamesBibleoftheAuthorizedVersion)《圣經》英譯本除了詩篇部分外,都是以散文體譯成,它的英語純粹,表達力強,文辭生動優美,并且擺脫了“華麗散文”Eu-phuism體的文風。   十七世紀初英國散文發展進程中的另一個亮點就是羅伯特•伯頓(RobertBurton)和他的作品。   他于1621年發表的散文著作《憂郁癥之分析》(TheAnatomyofMelancholy)表面上是一本醫學書或醫科教材。實際上,作品涉及了人類社會的許多問題,把社會與政治弊端與人的身體與精神的疾病相比擬。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文風活潑,文句幽默而機敏,是一部典范的散文作品。   四、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與資產階級專政時期的散文   文藝復興在思想上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準備了條件。英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在伊麗莎白一世女王時期獲得了大發展。斯圖亞特王朝對英國議會的橫蠻態度終于導致了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英國清教徒是這次革命的中堅力量,反映英國清教徒思想的清教文學隨之興起。散文在革命思想的傳播和輿論宣傳中起了重要作用。十七世紀英國最重要的清教徒詩人,《失樂園》(ParadiseLost)作者約翰•密爾頓(JohnMilton)的早期寫作主要是散文作品,在資產階段革命前和革命期間,他的散文小冊子涉及到宗教改革、婚姻、政治、王權等各種問題,成為資產階段革命的鼓動者與宣傳者,革命的代言人。   王政復辟時期散文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體現在文學評論上。這個時期之前,英國尚沒有一部比較系統全面而又客觀的文學評論作品。被人們稱之為“趨炎附勢的兩面派”作家約翰•德來頓(JohnDryden)雖然在他的政治觀點與政治態度上不足以取,但他的一部關于文學評論的散文著作《戲劇詩歌論》(AnEssayofDramaticPoesy)卻是英國文學評論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該著作中,德萊頓以對話的形式,對英國和法國的戲劇家作出了他的評價,特別是對莎士比亞作了比較系統全面的評價。他以兩分法的觀點,指出了莎士比亞的問題,甚至是苛刻的批評,但同時肯定了莎士比亞偉大的成就。作者用了一句拉丁語作為對莎士比亞的總結:QuantumLentasolentintoviburnacyprsssi.譯成英文:Ascypressesgrowtoweringamongtrailinghedgerowshoots.其意為莎士比亞就像生長在低矮籬笆叢中的參天柏樹一樣高大、挺拔,頗有“鶴立雞群”之勢。德來頓對莎士比亞的這一評價奠定了后世人評論的基調。他的文學評論散文思想敏銳,語言簡潔,風格質樸,與伊麗莎白一世時代的華麗文體天壤之別,與同世紀的密爾頓的復雜長句亦不同。正是這樣,有人稱德來頓為“英國的文學評論散文之父”。#p#分頁標題#e#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雖然經歷了反復,以向封建王權妥協而告終,但是奪取政權的目的的確達到了。英國資產階級在取得政權后,它的主要任務除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工業革命外,就是要在思想上用新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和價值觀教育人民群眾,以取代長期以來統治人民的封建思想。這就是十八世紀英國的“啟蒙時代”。英國啟蒙文學的內容與形式都極其豐富多彩,這時的散文文學的發展為整個英國文學的繁榮增添了新的異彩。特別是散文的寫作風格更是異軍突起。   十八世紀的前三十年,在新古典主義盛行的英國文壇上,產生了一個新的散文文學部門,就是期刊散文。1704年,有“英國小說之父”之譽,《魯賓遜飄流記》(RobinsonCrusoe)的作者丹尼爾•笛福(DanielDefoe)開始編輯出版了英國的第一個期刊《評論三周刊》(Review),發表討論政治、道德與文學等方面的散文作品。雖然笛福開英國期刊散文先河,但是這個時期在期刊散文文學上更具影響力的卻是理查德•斯梯爾(RichardSteele)和約瑟夫•艾迪生(JosephAddison)以及他們共同編輯撰稿的期刊《閑談者》(TheTattler)和《旁觀者》(TheSpectator)。這兩個期刊上的文章主要是他們二人的散文作品。他們以清新流暢,簡潔生動而帶有淡淡諷刺味道的語言論涉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旁觀者》中的文章影響深遠。美國的本杰明•富蘭克林(B•Franklin)曾在他自己的《自傳》中回憶他小的時候,是如何模仿《旁觀者》中的文章練習寫作。   十八世紀下半葉,英國散文文學的不同風格更是各具異彩。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以他辛辣的諷刺文風在英國文學史上留下諷刺作家的聲譽。他的散文作品《我的一點小小的建議》(AModestProposal)成為了英國諷刺散文的典范。   斯威夫特滿懷深切的同情與憂慮描寫了愛爾蘭窮苦人民的悲慘生活,但是文章卻以滿篇反語諷刺的語言寫成。貶語咒罵變成了深沉的愛,奉承與褒獎成了切齒之恨。作者的文句構思與語言表達充分體現了這位諷刺大家的非凡寫作技巧。與斯威夫特散文風格迥然不同,撒繆爾•約翰遜(SamuelJohnson)的散文則充溢著濃郁的古典主義氣息。約翰遜博士以編纂了英國的第一部《英語大辭典》的巨大成就而記入史冊。而他的文學成就,尤以他的散文而馳名文壇。約翰遜散文典雅莊重,文思睿智,才氣橫溢,文句優雅。他絕少用俗語和口語化的句子,他善用排比對偶,明喻暗比。他把排比句發展成三聯排比,把散文寫作技巧推向一個新高度。他的《辭典》最終完成引起了與切斯特菲爾德爵士的風波,這導致了他的一封《致切斯特菲爾德爵士的信》(LettertoLordChesterfield)的出籠。這封信是英國古典主義散文書信的典范,歷來為文學愛好者所欣賞。而他為自己的《辭典》所寫的一篇《序言》,則遠遠超越了一般序言的俗套。它的前半部分是有關語言問題的論文,后半部分則是抒發感情的優美散文詩,把他編寫英語大辭典時既自信而又膽怯的自我矛盾心情表露得淋漓盡致,他的三聯排比句在《序言》里不只一次地用到。   由于有了約翰遜這一位其貌不揚,卻又才智過人的奇才,“約翰遜俱樂部”的頭人,英國才有了一位著名的傳記作家,詹姆士•波士威爾(JamesBoswell)。波士威爾成天與約翰遜形影不離,車前馬后,把約翰遜的言行統統記錄下來,終于成就了他的《約翰遜傳》(LifeofSamuelJohnson)這部巨著。這是英國傳記文學最早的一部經典傳記,也是一部優美的散文作品。   在十八世紀的啟蒙時代,英國也產生了著名的歷史散文作家愛德華•吉本(DewardGibbon)。吉本的歷史散文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與滅亡》(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是他十二年來辛勤收集資料,訪問調查的結晶,不僅史料翔實,而且語言精彩,文筆優雅,是英國啟蒙時代的歷史散文里程碑。十八世紀英國散文風格的大發展還表現在演說散文上。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寫了一系列語言雄辯有力的演說散文與書信體散文。他以書信體形式寫的散文《法國大革命之反思》(ReflectionontheFrenchRevolution)語言蒼勁優美,但其思想內容卻是對法國大革命的不解與反對。   十九世紀的英國在經歷了工業革命后,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展。英國在該世紀完成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國”的過渡,而資產階級的本質也暴露無遺,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矛盾日趨尖銳。這一時期英國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經歷了它的輝煌時期,反映了英國社會各階層的現實生活。十九世紀的英國散文文學也在這樣的背景中豐富了它的題材種類。   像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一樣,散文的題材觸及到社會生活的深層與多面,直接地批判種種社會問題。十九世紀的前二十年代,當英國還是浪漫主義思潮統治著文壇時,一批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激進散文家就寫出了許多議論時政的散文作品,這些散文思想激進,內容新潮,文筆犀利,反映出被壓迫人民要求民主和權利的心聲,提倡改革與革命。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高德文(WilliamGodwin),潘恩(ThomasPaine)和科伯特(WilliamCobbet)。農民出身的散文家科伯特創辦的《政治紀事》周刊前后持續達三十多年,猛烈抨擊了英國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揭露了選舉中的丑行,強烈要求政治改革,而對英國的農民,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的杰出的散文作品《鄉村騎行記》(RuralRides)既寫了英國農村的自然景色,也寫了社會現實生活。   文章以夾敘夾議的方式,把自然美景與人民的痛苦揉合在一起,以冷峻的幽默和辛辣的諷刺抒發作者的情懷。   十九世紀初期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巨大成就雖然在詩歌領域,但這個時期也是英國浪漫主義散文的黃金時代,浪漫主義散文的重要代表作家還有蘭姆(CharlesLamb)、赫茲里特(WilliamHazlit)、亨特(LeighHunt)和德昆西(ThomasDeQincey)。   蘭姆從一個業余詩人成為英國杰出的散文家,其作品平易近人,受人喜愛。他的早期作品就是在中國廣為人知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TalesfromShakespeare)。用散文形式講述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故事,他的前人亦有嘗試,但沒有人像蘭姆那樣能用最簡潔生動的語言復述莎劇中的故事,讓那些不懂戲劇原文的人,甚至兒童都能理解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故事。蘭姆散文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他的散文集《埃利亞散文集》(EssaysofElia)和《最后的埃利亞散文集》(LastEssaysofElia)中。他的散文風格柔和、優雅而具感染力,文句中幽默神情與哀憐情感凝重又不落俗套。#p#分頁標題#e#   赫茲里特以他的小品散文而著名,而內容卻涉及到政治、經濟、哲學與文學評論多方面,亨特的散文也以文學批評著稱。德昆西是十九世紀前期最后一位重要的浪漫主義散文家代表。他的散文作品《一個英國抽鴉片的人的自白》(TheConfessionofanEnglishOpium-Eater)描述了他自己抽食鴉片的經歷,進而聯想翩躚。散文詞藻華麗、風格輕漫,有“散文詩”之稱。德昆西關于英國“湖畔詩人”的評論散文亦引人入勝。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末,在英國出現的“憲章運動”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工人運動。這次革命運動,在英國文學戰線上的反映就是“憲章文學”。革命性的政治散文小冊子在憲章文學史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具有號召性的散文冊子、書信、演說詞與戰斗的詩篇一起為工人運動宣揚了輿論,號召了群眾,組織了力量,鼓舞了斗志。它們在英國文學史上也占有光輝的一頁。   十九世紀的英國散文在品種上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散文作家數目之眾,也是史無前例的。十九世紀中期的一連串作家的名字,就代表了善長于不同題材的散文家。一個由蘇格蘭農民的兒子成長為維多利亞時代著名散文家的卡萊爾(ThomasCarlyle)擅長于文學評論和演說散文寫作。他對彭斯(RobertBurns)的評論散文創立了一種新的文學評論方式。   他的散文反映出他對資本主義社會丑惡的認識,對勞苦大眾的同情。但是,他又害怕群眾的覺悟,害怕群眾革命,只是寄希望于社會的“英雄”。他的這一思想在他演說散文集《英雄與英雄崇拜》(OnHeroesandHero-Worship,andtheHeroicinHistory)中暴露無遺。麥科尼(ThomasBabingtonMacaulay)則以他生動的語言寫歷史散文。他的歷史著作《英格蘭史》(HistoryofEng-land)似是斷代史,卻又不是斷代史。他以小說的描繪加抒情的方法,把枯燥的歷史事件寫成生動的描述文,讀起來令人興趣橫生。臘斯金(JohnRuskin)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藝術評論散文家。他在討論社會問題的同時,把更多的筆墨蘸注在繪畫、建筑的藝術評論上,他的關于中世紀建筑藝術的評論《建筑藝術的七盞明燈》(TheSevenLampsofArchitecture)影響到歐美的建筑潮流。散文家紐曼(JohnHenryNewman)的關注則投向大學教育方面。馬休•阿羅德(MatthewArnold)是詩人,也是著名的文學與社會評論家。   十九世紀中期,隨著科學技術的長足進步,英國散文文壇上又增添了一項新的題材,那就是科普散文的出現。1859年,達爾文(CharlesDarwin)發表了他的著名論文《物種起源》(OntheOriginofSpeciesbyMeansofNaturalSelection)。但是由于保守思想和教會勢力的阻撓,達爾文主義尚沒有普遍為人們所接受,更不為普通勞動人民所知曉。生物學家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站出來,以演講,寫文章的方式向普通勞動者宣揚達爾文的進化論。他的演說詞散文《一片白堊》(APieceofChalk)把進化論以極其通俗易懂的語言,以人們熟識的事實,解說了進化論的精髓。盡管人們普遍將赫胥黎列入科學家名單,但他的作品開創了科普散文之先河,奠定了科普散文的風格。十九世紀的最后二十五年里,一些現代主義的思潮,包括自然主義(Naturalism)和唯美主義(Aestheticism),在英國文壇上泛起。人們熟知的戲劇家和小說家魏爾德(OscarWilde)被稱為唯美主義的代表作家。   他的小說《格雷的畫像》(ThePictureofDorianGray)是唯美主義的代表作品。然而,英國唯美主義的興起卻是散文起了先鋒作用。首先在英國倡導“為藝術而藝術”(ArtforArt’sSake)理論的是散文家、文藝評論家沃爾特•佩特(WalterPater)。   他在他的散文集《文藝復興之研究》(StudiesintheHistoryoftheRenaissance)中首先提出了“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而“為藝術而藝術”正是唯美主義的宗旨。因此,魏爾德是用他的藝術形象,生動而具體地實踐了唯美主義的理論,圖解了“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十九世紀末,自然主義小說的代表喬治•吉辛(GeorgeGissing)也是散文家。   他的作品《狄更斯之批判研究》(CharlesDickens:ACriticalStudy)以比較現實與客觀的態度評價了狄更斯在文學和語言方面的成就。這個時期,另一位廣為讀者所知的小說家,《金銀島》(TreasureIs-land)的作者斯蒂文森(RobertLouisStevenson),如同他的浪漫主義小說一樣,寫了許多散文游記、隨筆和小品,為本來已經題材品種相當豐富多彩的十九世紀英國散文又增添了一個新的內容,即游記散文。   五、二十世紀的英國散文文學概況   當歷史的車輪進入二十世紀后,由于英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英國文學領域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二十世紀的英國已完成了向帝國主義的過渡,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這意味著國內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剝削與壓迫更加殘酷。國內勞資矛盾更進一步激化,工人階級在覺醒。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頻頻發生。國際上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為爭奪原料和市場,爭奪殖民地的斗爭加劇,最終導致了這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后,一步步衰落下去,昔日的大英帝國最終淪落為美國的幫兇與仆從。英國社會的歷史變遷在文學領域有深刻的寫照,英國散文文學的變化與發展同樣映照了時代的變遷。英國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已經度過了它的輝煌高峰時代。   盡管現實主義的傳統仍然被一些作家繼承著,但小說和詩歌領域受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哲學流派的影響,現代主義的作品各顯其能。未來主義(Futur-ism)、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和意識流(StreamofConsciousness)等各種文學思潮像走馬燈一樣出現在英國文壇。英國散文文學也以它自己的特點在這個大變化的文壇上展現一角。二十世紀初期,英國散文文學最顯著的一個變化就是散文寫作轉向非嚴肅性的主題。由于文學創作越來越商業化,散文寫作不再用來討論嚴肅的社會問題,而用以服務悠閑階層的娛樂,或供茶余飯后的消遣。過去英國散文傳統的嚴肅主題被輕松的議論所取代。  #p#分頁標題#e# 由于輕松散文的繁榮,幽默、機敏俏皮加上淡淡的諷刺語言便成為了這類散文的基調。小品、隨筆、速寫一類的散文充溢于報刊雜志和集子。傳統的英國散文中,典雅優美的語言風格被大量的習慣口語化的詞語所代替。這類散文的代表有麥克斯•比爾波姆(MaxBeerbolm)的《再一次》(YetAgain)、《甚至此刻》(AndEvenNow)、《事情:新與舊》(ThingsNewandOld);切斯特頓(G.K.Chesterton)的《巨大的瑣事》(TremendousTri-fles)、《差異的運用》(TheUsesofDiversity)、《一般說來》(GenerallySpeaking);貝洛克(HilaireBelloc)的《論沒什么事》(OnNothing)、《論每件事》(OnEverything)、《論任何事》(OnAny-thing)、《論某事》(OnSomething)。然而,二十世紀的英國散文還是在它自己的領域內發展著。盡管現代主義的文學思潮支配著這個世紀的英國文學創作,但散文仍然顯示出一些新的特點。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散文文學有以下特點。這個時期,傳記散文有了迅速的發展。傳記的寫法突破了舊傳統,從注意積累詳細而充分的史料事實,按歲月的進程寫出一個人的一生發展到有選擇地安排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加以描述,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點。代表作家如斯特雷奇(GilesLyttonStrachey)作品《維多利亞女王傳》(QueenVictoria)就是一部不落俗套的傳記,令人耳目一新。二十世紀中期,“小說散文”(Prosefiction)再度在英國興起。   “小說散文”的文體人們并不陌生,英國在十六世紀就盛行過。約翰•李利在他的“小說散文”中創造了駢文式的Euphuism體。他死后,這種文體在英國衰落下去。我們在浪漫主義散文家蘭姆的作品中可以尋覓到一點“小說散文”的痕跡,但也只是在作品的內容構思方面。二十世紀的散文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Orwell)重又拾起“小說散文”的創作形式,并把它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奧威爾的“小說散文”也包含著一個由簡單的小故事所構成的情節。但他的語言卻簡樸無華,沒有牽強的比喻,不刻意運用排比對偶的語言效果。沒有華麗的詞藻,文句卻有深刻的感染力。他的代表作《大象射殺記》(ShootinganElephant)是描述性散文,描寫發生了什么和可能會發生什么。文章記述了作者在緬甸當警察時的經歷,故事本身并不復雜。作者以小說心理描段生動而細膩地描寫了自己內心的矛盾感情,表露了作者對緬甸人民既同情,又怨恨的矛盾心理。在這篇散文中,作者夾敘夾議,把內心的矛盾,遲疑猶豫的心情袒露在簡單事件的處置上。文章對射殺大象過程的細節描寫使散文具有小說的特點。   然而,奧威爾的政治態度是不值得推崇的。二十世紀的一些作家在戰前與戰后經歷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轉變。有的轉向了左派,而奧威爾卻在二戰后完成了從左派到右派的大轉變。二戰后他的小說以反蘇(聯)反共為主題。對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進行惡意攻擊,為帝國主義的“冷戰”幫了忙。英國散文文學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一個突出進步是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評論出現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世界上有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十月革命的炮響,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的傳播。在英國文學領域里,一些進步作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待和評論文學現象,成為了馬克思主義文學評論家。拉爾夫•?？怂?RalphFox)和克里斯多菲•柯德威爾(ChristopherCaudwell)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怂沟奈膶W評論著作《小說與人民》(TheNovelandthePeople)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對歐洲與英國文學作了批判性評述,遣責了資產階級頹廢主義文學對人民群眾的毒害。   作者堅定地指出,唯有用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創作才有文學的繁榮,因為馬克思主義文學是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在《小說與人民》一文中,作者更進一步提出了作家應該深入到現實生活中去,投身到革命斗爭中去,“為人的靈魂而戰斗”。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怂鼓苡羞@樣的思想確是難能可貴的。   科德威爾是英國另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評論家。他的文學評論著作集中在相繼出版的文學評論集《幻想與現實》(IllusionandReality:AStudyoftheSourcesofPoetry)和《臨終文化之研究》(StudiesinaDyingCulture)。在《幻想與現實》中,科德威爾的評論重點置于詩歌方面,但所用的觀點同樣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他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評論了英國詩歌的發展和詩人的作用,認為詩歌也要滲入到社會的變革中去。在《臨終文化之研究》中,他以革命的觀點評論了戲劇家肖伯納(GeorgeBernardShaw)和小說家勞倫斯(D.H.Lawrence)及其作品。   二十世紀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評論代表了一種進步的思潮。它是在英國形形色色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中異軍突起的一支隊伍。這支隊伍中的一些人自己就是共產主義者,參加了英國共產黨。他們不僅是理論上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他們自己親自投身革命活動。?？怂购涂频峦柖硕紖⒓恿宋靼嘌纼葢饡r的國際旅與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戰,反對弗朗哥法西斯主義,并為此獻出了他們的生命。遺憾的是,英國資產階級文學家編寫的英國文學史冊上沒有給這批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評論家留下應有的一頁,正如憲章運動中的憲章文學和作家們不被重視一樣,而這些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家真正反映了英國勞動人民的心聲,他們是英國先進思想家在文學上的代表。   六、小結   作為文學一部分的散文文學既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整個文學發展道路相一致,也有其自己的發展特點。文學發展的道路是與該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息息相關,同時又給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以巨大的影響和反作用。縱觀英國散文文學的發展道路,我們似乎覺得英國的“散文之父”有點姍姍來遲,這正是英國散文文學發展的特點。盡管散文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興起俱來,但長期使用拉丁語和拉丁語散文創作習慣推遲了真正英語散文文學的發展。但是一旦英語散文文學興起后,它的發展就異常迅速,并給了英國社會的發展巨大的推動力,與社會生活緊密相聯。英國散文文學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有了輝煌的成就,它與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戲劇,浪漫主義時期的詩歌和批判現實主義的小說一樣載入了英國文學史冊。戰后的英國散文文學在進步與反動,理性與沉淪相互沖突的復雜環境中艱難地發展著,歷史將會選擇出人民所需要的文學體裁與題材。#p#分頁標題#e#

摘要：

初中語文新課程標準［最新修訂稿］總目標中明確提出，初中學生通過語文教學能具體明確、文從字順地表述自己的意思。能根據日常生活需要，運用常見的表達方式寫作。具有日?？谡Z交際的基本能力，學會傾聽、表達與交流，初步學會文明地進行人際溝通和社會交往。由此可見，提升和培養良好的表達能力在初中語文教學中的重要性。特別是在日趨發展的今天，人才競爭激烈，溝通交流彰顯主要地位，使得研究“提升初中語文教學中的學生表達力”這一課題變得適時而又重要。

關鍵詞：

初中語文；提升；表達能力；措施

前言：法國作家莫里哀說過，語言是賜予人類表達思想的工具。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不僅是人類和諧相處的方式，也是參與競爭提升自己的加分工具。而這種能力的培養離不開學校從小的教育和熏陶。特別是初中生，他們正處在人生啟蒙的關鍵時期，對任何事物都是似是而非的認知。我們應該抓住這個不可逆的時機，充分發揮語文教學的重要作用，提升初中學生的表達能力，為日后更好更長遠的發展奠定扎實的基礎。下面我們就從培養初中生表達能力的重要性著手，來談談如何提升初中語文教學中學生的表達能力。

1培養初中生表達能力的重要性

1．1適應“應試”教育，獲得分數和榮譽上的成就。

[摘要]在旅美大陸華人學者對于中國現代文學主體性的學科建構中，張旭東以其對“文化政治”的論述和對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反思與建構而具有特別的意義。首先，張旭東將“文化政治”視為現代性的核心，并透過這一概念，在普通與特殊、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中重新思考主體性的呈現的問題，從而為處于西方現代性的“話語秩序”之中的中國文化和文學現代性如何穿透性地重新確立自身的普通性和主體性確立了基本的方法論；其次，張旭東透過對五四激進闡釋學的重新闡釋，考察文化政治的邏輯與中國現代性之間的關系，重建革命與五四之間的內在關聯；再次，以對魯迅的重新解讀為中心，張旭東通過重新界定魯迅的“文學性”的內涵，重建魯迅的寫作在文學性與政治性之間的關聯，從而為打破西方現代性的話語秩序，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主體性打開了可能性的空間，并提供了方法論和具體的實踐。

[關鍵詞]張旭東；現代性；主體性；文化政治；魯迅

上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大陸一批年輕的學子，如劉東、張旭東、唐小兵、張英進、魯曉鵬、劉劍梅等留學并執教于歐美大學，改變了歐美漢學界尤其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原本由港臺華人學者和西方漢學家主導的局面。旅美大陸華人學者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盡管共處于海外的學科學術場域，卻具有與港臺學者及西方漢學家不同的文化價值立場。與港臺出去的海外華人學者不斷重構不同于大陸現代文學五四敘事與革命敘事之外的新的敘事脈絡和現代主體性不同，大陸出去的華人學者，對五四啟蒙文學和革命文學傳統的主體性有著更為真切的價值認同，盡管他們在西方文化研究和批評理論的影響下，有著與大陸本土學者不同的具有一定解構色彩的文學史觀和紅色經典“再解讀”的沖動，但從總體上，他們在海外顯示出力圖將啟蒙和革命現代性作為中國現代文學主體性建構的努力，從而成為海外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構的一股新的力量。在旅美大陸華人學者對于中國現代文學主體性的學科建構中，張旭東以其對“文化政治”的論述和對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反思與建構而具有特別的意義。首先，張旭東將“文化政治”視為現代性的核心，并透過這一概念，在普通與特殊、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中重新思考主體性的呈現問題，從而為處于西方現代性的“話語秩序”之中的中國文化和文學現代性如何穿透性地重新確立自身的普通性和主體性確立了基本的方法論；其次，張旭東透過對五四激進闡釋學的重新闡釋，考察文化政治的邏輯與中國現代性之間的關系，重建革命與五四之間的內在關聯；再次，以對魯迅的重新解讀為中心，張旭東通過重新界定魯迅的“文學性”的內涵，重建魯迅的寫作在文學性與政治性之間的關聯，從而為打破西方現代性的話語秩序，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主體性打開可能性的空間，并提供了方法論和具體的實踐。

一、文化政治與主體性

張旭東將文化政治視為現代性的核心問題。由于文化政治關涉特殊性與普遍性要求，是在特殊與普遍、他者與主體的關系中來確立主體的普遍性的價值與地位，因而也就是主體性的問題。因而對中國文學現代性與主體性的思考，需要透過文化政治的視角才能獲得某種穿透性的維度。那么，何為文化政治？對此，張旭東從“比較與可比性”出發來進行討論。在他看來，比較與可比性問題并不局限于比較文學或文化研究范圍，而是涉及到文化和文化意識的根本性問題，因而是一個哲學和方法論的問題。這里的方法論是指向一個價值領域和生活世界，是“指向不同價值領域和生活世界之間的相互滲透和相互競爭的關系”[1]（P3）。“真正的比較問題必然引發普通和特殊的辯證法；而普遍—特殊性之間的辯證法必然在具體的現實關系和符號關系中重新挑明一種文化政治意義上的、集體性的自我意識。”[1]（P3）他的這一論述基于這樣的前提，即每一種文化，在其原初的自我認識上，都是普遍性文化，是就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世界、人與神、人與時間等基本生存維度所作的思考和安排。然而這種普遍性文化卻是一種抽象的普遍性，由于它未能經過特殊性的中介，因而是未經辯證的、未經世界歷史考驗的普遍性。按照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思考的途徑不是由具體上升到特殊，而是由抽象上升到具體。未經批判的普遍性和未經批判的意識和自我意識一樣，不過是“一種幼稚的自我中心主義”，“一種想當然的空洞”和沒有生產性的“自我同一性”[1]（P5）。“在當代錯綜復雜的文化交流和文化政治的現實關系中”，“任何文化和文化意識，任何一個集體性的社會存在，任何一個生活世界及其自我意識，都必須在一個超越了自身抽象的普遍性幻覺的基礎上，在具體的歷史的現實關系中，將自己作為一種普遍性的東西再一次表述出來。不然的話，這種文化或生活世界最根本的自我期許和自我定義就只能作為一種特殊性和局部的東西，臣屬于其他文化或生活世界的更為強大的自我期許、自我認識和自我表述”[1]（P6），這正是由“普遍性”或“普世主義”話語的思想和意識形態的運作方式所規定。也正是這種歷史中的強勢文化不斷地在刻意重新制定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的新秩序、新法則，使得文化、價值和生活世界的多樣性說到底是普遍性的多樣性，只有參與對普遍性的界定權才能維護一種特殊的具體存在的文化，否則將淪為他人普遍性話語中的特殊位置，接受他者普遍性話語對特殊性的界定，在他人的話語中生活，自身具體存在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將由此喪失。同樣，“如果我們不能夠在意義、價值和‘生活世界’的整體上考慮自身的具體特殊的文化形態，我們就談不上具備一種文化意識，就談不上有自己的文化。這種文化不可能憑空被‘創造’或‘想象’出來；它也不能借‘回歸傳統’去獲得；他的歷史性的存在依附于新的生活世界的建立，而它的概念輪廓則只能在文化價值體系內部和它們彼此之間交往和沖突過程中出現。”[1]（P9）上述論證實際上說明了兩點：第一，普遍性話語的運作要求，只有參與對普遍性的界定才能獲得特殊、具體存在的文化的辯護的權力，在這一參與的過程中修改和重新界定普遍性；第二，特殊的、具體存在的文化并非一種想象的或創造的東西，而有其歷史依據和概念輪廓，對特殊、具體存在的文化的表述只有在價值體系之間的交往和沖突中進行。這既是可比性問題，也是普遍與特殊問題最終交集的文化政治。在這兩個層次上，張旭東界定了文化政治的內涵：第一，文化政治是在一個法或法哲學層面上重新思考文化的問題；第二，文化政治的根本問題來自于活生生的具體的生活世界的體驗，來自我們此生的具體有限的時間性，和我們所負載的歷史經驗和文化記憶，因而當代中國的文化政治思考就既與晚清以來的思路一脈相承又面臨前所未有的新問題。文化政治的視角提出了一種重新處理中西關系問題的新視野，它將中西問題處理為當代中國的生活世界的基本形式與現代性普世主義意義—價值體系的關系，也即是在現代性所界定的普遍性的歷史關系和理論表述的矛盾中探索中國問題的基本形態及其表述策略。然而，必須注意的是，現代性所界定的普遍性并不是外在于我們，也就是說，一個先驗的、無需論證的“中國立場”或“中國意識”實際上也是不存在的。這是由于，在中國的“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過程中，“現代性”已經內在于我們的生活世界之中，“原先只是作為一種‘他者性’的‘西方文化’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時代性文體”[1]（P10），這就意味著在新的歷史關頭，中國文化的自我認同并非如何勘定同現代性和“西方文化”的邊界，而是在于如何為界定普遍性文化和價值觀念的斗爭注入新的藝術，這種新因素“正是談論‘傳統’和中國現代性歷史經驗的唯一理由，也是批判地重新思考現代性的西方話語傳統的或隱或顯的動力”[1]（P10）。這就需要進入到現代性的歷史結構中去，這是因為“中國進入現代性基本關系中去的歷史經驗決定了看問題的特殊方式，現代性體制的某些成問題的方面、甚至它的整體性的‘合法性危機’由此變得明晰起來”[1]（P9-10），因而通過進入現代性話語的歷史結構可以同“這些蘊藏在傳統和中國現代性歷史經驗里的批判性、建設性因素相遇。”[1]（P10）

二、五四文化激進闡釋學的文化政治

張旭東通過對五四文化的激進闡釋學的闡釋，來探討文化政治邏輯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內在關系。憑借這一邏輯，反對現代文學的自由主義觀點（將五四視為啟蒙以反對革命）或者保守觀點（以晚晴反五四），反對對五四與革命的割裂性理解，而在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中重建連續性與斷裂性的辯證法?！?ldquo;五四”與中國現代性文化的激進闡釋學》[2]是張旭東對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現代性的思考中具有概括性的一篇文章，是在90周年為紀念、反思和重估“五四”的價值所寫。這篇文章主要解決“五四”與整個中國現代性經驗的關系問題。對此，張旭東對“五四”研究的主流話語及因其僵化和過度地域化所引發的被各種外圍和邊緣話語包圍、修正和顛覆的情況進行了反思。主流話語的僵化和過度地域化源于沒有跳出“民主與科學”、“個性解放”、“進步”和“反傳統”等關鍵詞所劃定的范圍，沒有將“五四”放在更大的理論語境里做開放性的理解，而種種邊緣性話語則以“激進與保守”的討論（上世紀80年代后期）或“晚晴現代性”（上世紀90年代以來）來模糊和消解五四的劃時代意義。盡管后者能夠借助于更大的知識語境和問題關聯域，但其將五四主流論述視為單一的、狹隘的政治化論述，通過歷史主義邏輯（“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時間順序）、學科專業化實證化的路徑，以打破五四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性的“壓抑”為名，打通和排除“前革命”（晚清、民國）與“后革命”（新自由主義、“歷史終結”、全球化、普世價值等等）之間的歷史障礙的做法，不過是為了達到淡化或抹掉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實踐的集體記憶和當代切關性的目的。作為“新一輪全球性文化權利和意義爭奪中的一個局部性問題”[2]，“五四”論述“關系到過去九十年乃至整個中國現代性經驗的全面理解和評價，從而同當代中國的自我理解和未來指向息息相關。”[2]因而在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生活中具有極為重要而關鍵的意義。在張旭東看來，像“民主與科學”、“個性解放”、“進步”、“反傳統”等都僅代表五四精神的主觀意愿或價值取向，如果將五四理解為一種客觀的歷史運動和思想運動，其核心實際上是“新”和“文化政治的邏輯”。“新”作為“五四”的核心之一，意指將新生活、新文化、新青年、新中國等內在化為中國人自身的情感方式和價值指向。“五四”作為一個分水嶺，將之前帶有外在的、威脅性的但又不得不去適應的種種“新”變為具有內在驅動力和哲學意義的“新”，從而徹底改變了晚清以來“理智與情感”、“可愛與可信”之間的分裂，使兩者結合起來。“文化政治的邏輯”正是由上述“新”的內在化所帶來的文化領域與政治領域貫通重合的邏輯，這種貫通重合的一致性帶來由新文化、新價值、新人所創造的與自己本質相適應的生活形式或國家形式。文化政治的邏輯是現代性的根本邏輯。近代西方民族國家就是市民階級為資本主義生產和交換提供統一市場、語言、制度和文化的過程中形成的。由于中國面臨對外學習和抵抗列強、對內顛覆和挽救傳統的嚴酷環境，因而政治與文化的貫通統一就顯示出更高的要求。“如果說魯迅筆下的阿Q代表了文化失敗和政治失敗的一致性和同一性，那么時代的‘雷鋒’則體現了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徹底的重合。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現代中國的存在是一種直達個人的文化政治的集體存在，而‘五四’正是源頭。”[2]因而，重讀魯迅也構成張旭東理解和闡釋中國文學現代性和主體性問題的一把鑰匙。雖然他對魯迅的文學批評的文字并不多，只有《遺忘的系譜——魯迅再解讀》[3]、《中國現代主義起源的“名”“言”之辯：重讀<阿Q正傳>》[4]、《雜文的“自覺”——魯迅“過渡期”寫作的現代與語言政治》（上/下）[5]、《魯迅回憶性寫作的結構、敘事與文化政治——從<朝花夕拾>談起》[6]和《重讀魯迅與中國文學批評的反思》[7]等文章和演講錄，但這在張旭東的文學批評和電影批評對象中，其文字篇幅和持續關注上卻是突出的。如果說《遺忘的系譜》的寫作仍然處于上世紀80年代國內的文化氛圍，在本雅明的文人氣質（個體與時代關系）的意義上來進行解讀的話，那么后面的這些文章大多演講和寫作在近幾年（2009年以后），并且有著較為集中的思想關切和文學解讀的具體方法的一致性，都是圍繞著張旭東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政治”這一時期的思考重心，從當下性、文學性和政治性的關系入手，來重讀魯迅文本的現代性和主體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