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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生態系統這一概念已為國內民族生態學者所接受和使用,但對這一概念的理解卻莫衷一是,亦缺乏能夠涵蓋民族生態系統內所有組成的統一模型。馬克思主義哲學向來重視自然科學研究成果,希望通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解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理論依據和發展導向。根據“自然辯證法”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社會體系模型”,民族生態系統可劃分為非生物自然環境、生物界、人與工具綜合體、社會活動、意識形態五層,五層之間通過物質循環、能量流動、信息傳遞形成緊密的整體。通過馬克思主義理論構建民族生態系統模型,既能更好地研究民族地區自然與社會的相互關系,又可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民族生態系統;民族生態系統模型;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
1背景介紹
“民族生態系統”脫胎于生態學中“生態系統”概念,涉及民族群體、自然環境與資源、社會與文化環境等,“民族生態系統”已逐漸為我國民族生態學者所接受和使用[1],且出現了一定針對“民族生態系統”“人類生態系統”“社會生態系統”實際問題的研究[2-5]。但在系統模型構建上,現有理論研究并不廣泛、深入。目前最有影響力的民族、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要數Ostrom提出的(social-ecologicalsystems,SES)框架及后續的發展。但SES及其后續大多將注意力放在系統的社會與管理方面,而具有重要影響的生態環境方面則表述不詳、地位不高,容易因此對社會生態系統做出錯誤判斷[14],即便是社會管理方面,SES也未將社會、文化的歷史積淀和未來發展納入系統中,只考慮現狀、預測短期發展。除Ostrom外,也有學者通過不同切入點對民族、社會生態系統做出了表述[15-16],但研究對象僅集中于少數幾個地區或社會生態系統,缺乏尺度大、概括性高的社會生態系統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部分,辯證唯物主義科學世界觀向來高度重視自然科學新成果,關注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便是其中的代表。將能量與物質納入社會學、經濟學中思考,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試圖完成的內容[17]。隨著科學技術發展和對物質變化規律認知加深,一種基于能量流動、物質循環、信息傳遞、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與社會學,可以解釋自然界生命活動與人類文明活動的社會—民族生態系統模型可以被提出,并應用于解決現實存在的諸多問題,尤其是族群文化的產生與保護問題。
2模型表述
模型呈金字塔結構,分為五層:最底層的非生物自然環境;第二層的生物界;第三層的人與工具共同體;第四層社會活動,即人類群體在勞動生產時所形成分工、分配,并伴隨著消費以及隨之引發的所有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的總和;第五層是人類所創造的法律、道德、文學藝術、宗教哲學、社會自然科學等組成的意識形態[18](意識形態的全部,而非狹義的社會意識形態或政治意識形態)。其中,第一至第三層分別是勞動者(人類個體)、勞動資料(特別是勞動工具在內的一切工具)和勞動對象(未經加工或經過加工的非生物環境資源和生物資源),即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也就是《哲學的貧困》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闡述的生產力[19-20];第四層是社會狀況、廣義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了經濟基礎;第五層即上層建筑[21-22]。同時,模型的三、四、五級分別構成了人類文明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圖1)。該模型可被應用于特定地域、族群、文明,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初始變量的轉化,以便對特定區域的社會生態系統進行分析。
3理論支撐
3.1模型層級的劃分
隨著自然科學,尤其是生態學的日益發展,人類對自然規律有了超越馬克思、恩格斯時代局限性的認知,而馬克思主義依舊對社會運作規律的進一步認知有著指導作用。生態學者已證實,無機環境所提供的物質和能量,是生命誕生和發展的基礎。借由生態系統復雜的食物鏈、食物網、生物化學過程,進行物質兩界循環和能量單向流動[23]。因而在模型中,經典生態系統理論的非生物自然環境和生物界分別作為模型的第一、二層。人類的手的專業化和工具的出現,意味著生產[21],意味著人類不再為生存資料而斗爭,而為了生產與發展資料而斗爭,意味著動物界的規范在人類身上不再適用[17,24]。人與工具——即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綜合體從生物界基礎上生成,而獨立于生物界基礎的特殊存在,作為模型的第三層。勞動的發展必然促使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甚至已經達到彼此之間不得不說些什么的地步[17]。這種生產決定的內部的和外部的交往,最明顯地表現在分工上,形成了各種細致的所有制、生產關系、社會等人與人交換和商業活動在內的社會活動[22]。因而將人類社會一體四面的勞動、分工、分配、消費以及隨之引起的所有社會活動總和作為模型的第四層。更大的分工導致交換的擴大,才能創立和發展科學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17,25];人只有成為社會形式形成的社會的人,藝術、科學、法律、政治和宗教等才會有意義,而不僅僅是囿于粗陋實際需要的感覺[26]。作為社會的產物,這些內容集合成第五層——意識形態[22,27]。模型中每一層級都是上一層級存在的基礎:無機環境支撐了生命的誕生,是生命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生命的進化產生了人類,生態系統所提供的資源是人類存在與工具發明和制造的基礎;人類以個體為基礎組成了社會,由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所組成的生產力是社會生產關系的基礎;最終,生產資料、生產關系所構成的經濟基礎又決定了上層建筑。
3.2能量單項流動
在原始模型表述中,能量的主流由第一層的太陽能提供,輔以無機物氧化,是一切生命、活動、意識形態最根本的能量來源。能量流至第二層生物界,由綠色植物或其他自養生物所組成的生產者固定為化學能,形成初級生產力,通過食物網向生態系統中較高的營養級流動。根據勞動方式不同,能量借由農耕與采集勞動的生產者(農作物)、游牧勞動的初級消費者(牲畜)、漁獵勞動的部分次級消費者(水產、獵物等)流至第三層人與工具共同體。人類個體擁有的能量借助工具進一步通過勞動、分工、分配、消費等社會活動形式轉換為實現社會活動所必需的機械能、功[17],進入并支撐第四層社會活動。人類社會,而非無組織的個人,通過“交往”“聯盟”或社會組織[22],將能量轉化為無物質依托的純粹意識形態,即第五層上層建筑,并伴隨著熱能散失(圖2)。能量在模型中的流動遵循熱力學第二定律,即能量在模型層級間自下而上單向傳遞,而不能逆向傳遞;低層級能量在向高層流動轉化過程中不可能完全轉換為高層級有用的能量,必然伴隨著熱能、輻射能等形式的能量散失和熱熵增加;高層級所擁有總能量不可能高于作為基礎的低層級所擁有和傳遞的總能量。
3.3物質循環流動
模型中物質流的循環則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碳、氮、硫、磷、水等無機環境中物質可借助風化、侵蝕、搬運、堆積、固結等物理、化學作用在第一層非生物自然環境中同層遷移、轉化、循環。也可以水、無機鹽、微量元素、有機小分子等非生物形式進入第二層生物界,轉化為蛋白質、脂質、碳水化合物、核酸等形式[28],由食物鏈、食物網進行同層轉移,并由分解者分解釋放或形成礦石重回第一層中。或者在人類滿足從生存資料到發展資料、享受資料的過程中,從最基本的吃、喝、住、穿開始[17,29],從非生物自然環境進入生物界,再由生物界進入人和文明創造的生產工具的共同體[22],組成人類個體和隨之產生尤其是勞動工具在內的所有勞動資料,由第二層分解者循環至第一層。在物質進入第三層后,由人類生產、分工、分配、消費等社會活動與經濟活動進行轉移,從一種存在形式轉移成另一種存在形式、從一個社會組織轉移到另一個社會組織、從一個個體轉移到另一個個體,完成物質從三層到第四層再回到第三層的循環,經第二層分解者分解,回歸自然環境形成完整的物質循環(圖3)。在模型中物質遵循質量守恒定律,僅能從一個層級、位置轉移到另一個層級、位置,或從一種形式轉換成另一種形式,其總量不發生變化。低層級能量與物質向高層級轉移的量,決定了高層級能量、物質與個體數量的最高極限,即該層級的承載力[30]。
3.4信息雙向傳遞
模型中每一層級能量隨著有序化學能向無序熱能的變化,熱力熵隨著層級增加而遞增,信息熵即申農熵亦隨之增加[31]。說明較高層級具有較高的不確定性和信息量期望[32],體現了辯證邏輯中從個別到特殊,從特殊到普遍遞進,再到無限和永久的規律[17]。這一信息量期望的極端表現形式即第五層:法律、道德、文學藝術、宗教哲學、社會自然科學等組成的社會意識形態。在民族地區則表現為傳統農業知識、傳統醫藥知識、傳統技術與生活方式、傳統文化等傳統知識[33]。這種信息通過人與工具共同體即第三層級與其他各層進行信息雙向傳遞與交換(圖4)。以第三層為核心的信息傳遞和雙向交換被馬克思與恩格斯稱之為意識,即人與周圍的可感知的環境的關系、與自然界的關系[34],即《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中“我對我的環境的關系就是我的意識”[27]。由下至上的信息傳遞與交換,使人類通過對自然和生活的認知獲取從特殊到一般的規律,精煉升華成為藝術、科學等上層建筑[17];由上至下的信息傳遞與交換,指導人通過他的所作所為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17],使新的事物、新的工具成為可能。
4模型應用與討論
任何科學、藝術、文化、制度等上層建筑都需要恰當的生產力,即自然環境(非生命環境及生物環境)、人與工具(勞動者和勞動資料)和生產關系(社會活動)支撐;如果作為基礎的非生物環境、生物環境、人口屬性、工具或社會關系發生改變,意識形態必然會隨之發生微小或劇烈的變化。如腓尼基民族因被排擠于商業之外和亞歷山大引起的人與環境的變化,最終導致腓尼基人大部分科技與發明的失傳[22]。這一推論在研究民族傳統生態知識的保護與開發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時尤為重要。人類社會已經歷了狩獵與采集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等多個文明形態,現代人類社會正處于工業文明主導的時期[35-36]。隨著人類生產力的提高和人口數量的增加,尤其是工業革命之后,人類越來越傾向直接從第一層非生物環境中提取能量和物質(礦石資源、土壤資源和化石燃料等),并將物質直接排放至第一層。在接受太陽輻射總能量不變、生物化學循環總物質的量不變的情況下,減少第二層生物界中能量的損失和物質的累計,可以有效增加第三層人類與工具可使用的能量和物質,滿足人口激增的需求;帶動第三層的承載力和第四層社會活動、第五層意識形態總量的增加,創造比過去一切時代所創造的總和還要多、還要大的輝煌文明[37]。但以這種方式滿足人類個體、工具、社會活動和意識形態的發展,造成了民族生態系統金字塔模型的倒懸,具有明顯不可持續發展的特性。直接獲取第一層的物質導致不可更新資源過度開發;直接向第一層排放物質意味著人為產生的廢棄物不能通過第二層生物降解,擾亂了同層遷移轉換的自然進程,造成環境污染;直接獲取第一層能量導致了第一、二層環境生態承載力的變化,造成生態破壞和生物量的減少,遺傳、物種、生態系統多樣性的喪失(圖5)。工業文明危機是目前人類社會環境與生態問題的根源。人類社會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發展,是民族生態系統底層失衡后,人類經過生態主義反思,反映在上層建筑的必然歷史選擇。但生態文明的核心不僅僅是簡單的對自然和生態的保護或可持續發展,更不是對人類依附自然的簡單回歸[36,39],而是“自然、社會、人”和諧統一與整體發展[36,39-40],并以法律、制度、思想意識、價值觀、行為規范等方式進行體現[39],達到民族生態系統一至五層協調平衡。能量、物質的流動也不應簡單地向某一層級進行量的傾斜,而是在層級中總量和規模加以限制的情況下[39-40],通過科學技術、管理制度、政策法規等上層建筑,自上而下指導和反作用[36,39],提高層級之間能量與物質的轉化和利用效率[35-36],以完成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的全面發展建設[36,39]和五位一體總布局[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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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賈島 桑衛國 單位:中央民族大學 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