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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從“經濟-社會-自然”復合系統出發，構建反映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對成都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綜合評價。主要結論：成都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能力總體朝著有效、和諧、可持續的方向發展，經濟系統的可持續發展水平穩步提升，自然系統在一定幅度的波動下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而社會系統波動下降；隨著成都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自然系統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不協調凸顯，制約著成都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提升，尤其是社會與經濟發展的不協調，將成為制約成都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能力提升的瓶頸。
關鍵詞：成都；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綜合評價；因子分析
一、引言
當前，生態環境惡化已經成為全球面臨的重大問題，推動生態文明建設，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是在環境保護、資源永續利用前提下的社會經濟發展。城市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載體，承擔著城市社會、經濟、環境多方面協調發展的最重要職能，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主體。因此，為了大力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首先就是要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而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又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成都市是第二批全國文明城市，通過全國文明城市的建設，成都市的生態環境得到逐步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斷趨于和諧，市民的生態觀念逐步樹立，生態城市建設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效。但是，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全市資源環境矛盾仍比較突出，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還沒有從根本上轉變，文明、健康、科學、和諧的生活方式還沒有普遍形成，部分市民生態意識淡化，適宜發展循環經濟的體制機制還有待建立健全等諸多問題。因此，開展成都城市生態系統的可持續能力綜合評價，客觀、正確地認識成都城市生態系統狀況，探索一條適合成都的經濟-社會-自然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對政府決策、引導成都建設生態城市具有重要意義。關于生態系統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相關文獻很多，但以城市為對象研究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的較少：研究對象主要是對農業、森林、城市等生態系統的運行特征和變化特點；理論背景主要是基于生態學、系統動力學、耗散結構等理論的角度；評價體系主要有牛文元等的可持續發展度（DSD）指標體系，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的“中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楊志峰等研究者的“城市生命力指數評價指標體系”等。從已有的研究可以發現研究城市生態系統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但已有的研究成果未能從城市“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角度對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能力開展研究，也鮮見對成都城市生態系統發展情況的研究。鑒于此，本文在總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經濟-社會-自然”復合系統出發，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對成都城市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進行評價，以期豐富和完善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研究的成果及方法。
二、2006～2015年成都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能力綜合評價
（一）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基于“經濟-社會-自然”三者之間的關系，綜合考慮指標數據的相關性和可獲得性，在借鑒“壓力-狀態-響應”（PSR）概念模型指標體系、城市生態系統健康性評價、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主要指標的基礎上，構建了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表1）
（二）數據來源與處理。本文數據主要來自2007～2016年《成都統計年鑒》、《成都市環境質量報告書》、《成都市環境質量公報》。利用SPSS22.0，采用因子分析，計算成都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能力，按照累計方差貢獻率大于85%的原則提取了3個公因子，其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了88.04%，表明提取的3個公因子保留了原始變量絕大部分信息。為了更準確地對3個主因子進行命名，采用方差最大法對因子載荷進行旋轉，公因子F1反映了城市經濟生產力和城市經濟活動的總規模，解釋為經濟因子；公因子F2反映了人口自然增長的程度和趨勢以及人口再生產活動中資源利用水平和資源循環水平，解釋為社會因子；公因子F3反映了城市居住區的總體環境的質量狀況，解釋為自然因子。計算2006～2015年成都城市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綜合得分F（F=53.825×F1+20.161×F2+14.056×F3）。
（三）結果分析。從圖1可以看出，成都市經濟、社會、自然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曲線相互交叉，具體表現為：1、從經濟系統看：2006～2013年成都經濟系統得到較大程度的提升，經濟系統可持續特征明顯，經濟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從2006年的-1.68提升至2013的1.19，隨后2年有小幅度的下降趨勢，2015年為0.79。與此同時，不容忽視的是，成都市經濟增長表現為明顯的高投入、低產出性，經濟效益較低，經濟結構協調性較弱，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從2006年的1，897.9億元增加到2015年的7，007億元，年均增速19.05%，而同期GDP從2，772.17億元增加到2015年的10，801.2億元，年均增速14.26%。2、從社會系統看：成都社會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波動下降，社會系統表現出明顯的不協調性。人口自然增長率從2006年的2.1‰上升到2015年的5.43‰，年均增速11.13%。3、從自然系統看：“十一五”期間，成都市自然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得到較快提升，從2006年的-1.38提升至2011年的1.2，隨后大幅度的下跌至2014年的-1.15，2015年再次回升至0.53。可吸入顆粒年均濃度（PM10）從2006年的122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11年的100微克/立方米，2012年開始，PM10開始上漲，2013年濃度峰值達到141微克/立方米，以后逐年得到控制，2015年濃度為108微克/立方米。此外，工業廢氣排放總量、二氧化硫年均濃度等指標均表現為“下降-上升-下降”的趨勢。4、從綜合得分看：成都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能力綜合得分先升后降，總的趨勢表現為上漲，城市生態系統總體朝著有效、和諧、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具體來看，成都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可分為2個階段。第一階段：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穩步提升階段。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綜合得分從2006年的-1.21上升至2013年的0.7，上升幅度明顯，經濟、社會、自然系統均不同程度的發展，尤其是經濟系統，表現為明顯的連續上升趨勢，但是隨著經濟系統的持續良好發展，城市的自然系統、社會系統的不協調性逐漸凸顯，成為制約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的瓶頸；第二階段：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斷崖下行階段。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綜合得分從2013年的0.7下降到2015年的0.06，下降幅度明顯，這種斷崖式的發展狀態，主要歸結于經濟、社會、自然系統的快速進步與經濟-社會-自然系統的不協調性之間的矛盾。成都市經濟一直保持快速增長的良好勢頭，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特征明顯，產業升級和城鎮化進程加快，但是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同樣也面臨著不少突出的社會、環境問題。成都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以資源消耗和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2015年我國GDP總量達到10，801.2億元，同時消耗了669.29萬噸鋼材、131.05億千瓦小時發電量、1，423.64萬噸水泥。此外，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成都的就業環境也不容樂觀，2010年以來，成都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持續上升，2015年城鎮新增就業26.4萬人，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19%，而2014年為2.87%。
三、幾點建議
總體上來看，2006年以來，成都城市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較大改善，但是社會系統、自然系統的發展不盡如人意。成都國家生態園林城市建設，不單單是政府的形象工程，而且是一項兩千萬市民生產生活的民生工程，更是符合成都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工程。成都城市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不僅是三個子系統的單一可持續發展，更是從全局角度出發的整體可持續性發展，任何子系統可持續性發展的成效都會對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建設的其他方面產生影響。鑒于此，筆者認為未來成都城市生態系統的建設應側重于以下三大方面：
（一）經濟系統生態建設方面：建立健全城市生態系統綠色經濟與循環經濟條例，規范政府、企業、市民等在城市經濟生態化中的行為，通過稅收、信貸、收費及投資等政策，引導和干預經濟活動朝著城市生態化的發展方向運作，有意識地采用政策手段扶持循環產業、綠色產業的發展，引導城市經濟系統更加生態、健康、可持續發展。
（二）社會系統生態建設方面：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成都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救助體系、醫療體制、健全基層管理和服務體系，推進統籌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大力發展城鄉社會事業；另一方面更要激發市民廣泛參與的積極性。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需要政府與市民的共同參與，政府應通過對生態理念的宣傳，深化市民對建設可持續城市生態系統的理解，促使廣大市民認識到可持續建設的長期復雜性，進而自覺、積極地參與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建設中。
（三）自然系統生態建設方面：應嚴格踐行成都市環境保護“十三五”規劃，嚴守生態保護紅線，建立生態保護紅線監管平臺，優化城市生態環境空間布局，構建多規融合的生態功能空間體系，優先加強生態保護與建設，加強水源涵養、水土保持等林地建設，維護地區生態安全，以“六庫八區”生態修復、水環境綜合治理、構建環城海綿體為重點，強化鄉土樹種和彩葉開花喬木運用，建設城市森林、景觀農田、節點空間和環城綠道，形成“山、水、田、林、園”一體化的大都市生態湖泊綠地系統，提升城市生態系統品質。
主要參考文獻：
［1］牛文元.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內涵認知———紀念聯合國里約環發大會20周年［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22（5）.
［2］楊志峰，隋欣.基于生態系統健康的生態承載力評價［J］.環境科學學報，2005（5）
作者:蔣志華 漆宇 彭強軍 單位:成都信息工程大學統計學院 廣安市統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