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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農民工職業技能提高培訓是提升整個國民素質水平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新型農業經濟的重要措施。文章首先對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政策和職業培訓中的一般理論問題進行了概括，然后分析我國目前在農村農民工專業技術知識提高培訓中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最后從政府的主導地位、企業的主體地位、社會非營利機構的補充、國家財政投入等方面探討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培訓的具體措施。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職業技能提升；理論與實踐；農民工

在研究現代中國發展問題的大部分國內外論文中,基本上都將農戶群體視為一種處于弱勢地位的人群,因為他們的經濟環境、生存境遇在社會現代化發展過程中處于較為弱勢地位,所以農戶群體一旦出現了職業能力或經濟社會地位上的流變,則不管流動是以何種方法實現,絕對多數人都將是向非農產業轉移。以中國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為培養對象,既包括所有向城市非農業轉移的農戶群體,也包括已進入城市非農行業的農戶。對他們開展職業培訓的主要目的就是鼓勵其走向小城鎮,或分流至小城鎮的第二、三產業市場以進行再就業,從而更安全地融入城鄉生活,并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時期我國城鎮建設的合格生力軍。所以,農民工的職業技能提高培訓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一場農民非農化或者說農民市民化運動,對經濟社會發展意義重大。

一、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與培訓相關的理論

（一）農村勞動力遷移理論

關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成因,發展階段經濟學給出了一個詮釋,即指出由于某一市場經濟所產生的各種技術變革,或是由于一些工業生產部門,如工商企業的擴大,導致了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這種轉移是某種職業或就業的改變。勞動力從農村轉向一些工業生產部門可從他們貨幣收入回報的差別中獲得解釋[1]。即出現某種產業部門相互之間的勞動收益的比較利益差別,勞動力往往從其他貨幣總收入較低的農村部門向利潤較高的工商企業等部門流轉,此說作為基本預設前提條件的社會經濟學解釋農動力轉移的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基礎。后來發展經濟學還以各種方法對此理論邏輯做出了深入的發展,如最杰出的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二元市場經濟條件下剩余勞動力無限供應的模型,把傳統部門看作是現代部門的勞動力儲水池,對處在社會經濟人均低收入部門的人而言,在高薪資部門早已確定了所必需的資金和技能之后,其余所有的人必然會盡最大的力量擠進高薪資部門中去[2]。拉尼斯、費景漢等則改進了劉易斯模型,并指出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前提是傳統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托達羅的移動模式指出,人類進行移動決定的基礎在于預期的城市和鄉村的實際工資差距以及在城市實現就業的概率,從而指出失業人數可能對總人口產生影響效應。作為對絕對收入差異假設的補充,伊斯特林又引入了關于人口遷移研究的另一種解釋框架—比較經濟地位變動假設,此學說指出,相對收入確定了人類的社會經濟活動。斯塔克等用相對的經濟地位變動這個范疇來說明勞動力轉移問題,以彌補托達、羅伊斯特林等預期收入假說理論闡釋能力的缺陷,即人們轉移不僅僅是受到相對人均收入差異的推動,還深受農戶與農戶間人均收入相對差異的影響,即他們感覺根據當地基本條件來看收入水平太低,所以很多感覺到經濟地位降低的農民也會有轉移動機。

（二）人力資本理論

人力資本的觀點,首先產生在1676年英格蘭的古代法政經濟學奠基人威廉配第的經濟思想中的“技藝”,其后,有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人力資本只是工人提高的程度,可和方便勞力、節約勞力的機械和用具一樣作為人類社會上的資產。人力資本實質構成理論研究開始于20世紀50年代末60時代初。1957年,明塞爾的博士生畢業論文《人力資本投資與社會個人收入分配》對人力資本投資和社會個人總收入相互之間產生的必然性關聯,做出了細致探究。人力資本理論的產生有其發展歷史必然意義,是人類經濟工業化蓬勃發展到特定階段后的必定產物。通過人力資本理論,找到教育培訓投資與社會個人收入水平之間的關聯,從而形成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模式；將員工投資界定為教育投入和職業培訓投資兩種變量,從而確立社會個人收入水平和這兩種變量間的函數關聯；找到了人力資本投資的生產特性,即資本對人力投資不僅是消費,而且是生產投入,并由此把對勞動者支出的費用界定為消費性開支和制造性支出（員工投資）[3]。因此,人力資源理論首先明確提出了勞動力的品質（人力資源素質）問題,將勞工這一概念劃分為勞工品質（素養）和勞工總量,進而確立了勞工品質（素養）與個人收入和社會經濟成長之間的關系理論。

二、當前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培訓存在的主要問題

中國是農業國家,但通過實際調查,可以看到農村勞動者素質普遍不高,且大部分處在初中學歷層次,專業技術的比重也偏低,造成了輸出地農業的大批富余勞動力不能進行充分轉化或分流后也無法充分就業,同時輸入地還有不少崗位上沒有就業人才,和農村出現了民工荒這樣一個問題并存的局面,既制約了農業富余人口向非農產業單位和鄉鎮分流,又制約了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其次,政府部門和營利性團體(中小企業、營利性的民營技術培訓組織)是目前我國農民工專業技術水平提高訓練的重要提供商,但由于社會經濟發展和政策分割等原因的出現,使得我國農民工無法在上述團體和社會組織中得到他們需求的、中小企業可以承擔費用的職業培訓,即我國農民工專業技術水平提高訓練面臨著人才有效供應缺失的現狀。另外由于我國農民工對專業技術水平提高培訓需求不大,在預期收益、戶籍人口等諸多制約因素影響下,盡管城市大學生的培養背景要優于一般農業勞動者的平均水平,但進城務工人員實際接受技術培訓的意愿卻遠遠不及理想的培訓狀況。

三、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培訓的對策建議

（一）加強政府在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培訓中的主導地位

造成輸出地農村大量富余勞動力無法實現充分轉移或轉移后無法充分就業,輸入地有許多職位缺乏就業人員和出現“民工荒”這樣一種矛盾并存的現象從公共市場經濟的視角,要求地方政府有關部門成為投資制度的政策制定者和市場經濟的社會監督員,并根據農民工專業技術知識提高培訓的外部性、公共商品與準公共商品的特性,適當增加投資規模,進一步完善投資制度,并就當前供求與培訓市場中容易發生的合理供應短缺現象和與現實供求市場不旺共存的現狀,運用看得見的手加強政府宏觀調控,以優化農民工專業技術知識提高培訓的體制環境和具體的培訓環節。特別是農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的陽光工程,各省市都要按照黨中央的統一部署,根據各地實際情況,把任務重點分配到各縣市。既達到促進培訓單位之間展開公平競爭,提升培訓服務質量,降低生產成本,同時充分利用和盤活已有的培訓資源,將有限的政府資金投入或直接補助給參培的農戶,也達到了減少不確定性,讓參培的農戶在培訓機構就業保證之下,進一步減少了勞動力轉移就業機會的經營風險,從而提高了勞動力就業的社會穩定性。

（二）強化企業培訓農民工的主體地位

根據企業的基本組成要件,職員(農民工)是其主體的要素之中,即在企業尋求的最高利益是職員(農民工)們和企業一起相互作用的成果。根據要素價值分享的基本原則,職員(農民工)的勞動報酬和社會福利(素質培養等)是公司本身的事情,因而,對農民工的培養是企業義不容辭的重要責任。在新農村的建設中,企業要在進一步意識到職員(農民工)的培養是影響企業長遠發展與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問題,并由此加強了對農民工的培養力度。在具體方法上,既可強化企業人力資源管理部門的有規劃、分步驟地訓練工作,又可通過企校合作的多種形式,把我國農民工素養提高的理論知識和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形成良性互動,從而切實地實現了公司在我國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訓練工作中的主體地位。

（三）發揮高職學校培養農民工的積極作用

高職學院作為培養農民工基本素質的較高素質的培養機構,具備豐富的教師和專業知識教學資源。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科學知識立國、質量富國時代的來臨,高職學校在培養農民工基本素質方面已經發揮了愈來愈大的積極作用。因此,加速發展高職教育,并發揮高職學校在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中的積極作用,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的實際抉擇[4]。根據國家教育部的有關規定和實際狀況,高職階段大學要實現入學、培養、任職推薦和職業安排的統一管理工作。各學科在設立培養工程項目、制定培養方案、選擇課程等上,都要全面考察市場需求和企業用工單位特色,以提高適用范圍和有效度。因此可積極地嘗試和發展：訂購式培養,即由培養學院和企業實際用工單元簽訂職業訂購,通過企事業單位的委托書或職業訂購,進行定向、定點招收培養；短時培養,根據用工場地和企業實際用工單元對職業人才的需求特性,開設期限不等的短時集訓服務項目或選擇豐富多樣的辦班形式,如開辦夜班、周末培訓班等；特色教學,是指針對本地區外出人才的從業習慣和擇業特征,著力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人才輸出品牌,從而培養出區域效應,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教學效率。

（四）創新非營利性組織開展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培訓的模式

非營利性組織模式經常體現為,這種民辦公助的技術培訓—就業機會—與利益保護為一體的中國農民工職業技能提高培養就業工作模式。其既能利用政府面向社會的募集部分非國家財政性類教育經費,也能運用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在普通高校招生就業工作等方面所提出的資金援助和保障措施,為我國農民工這一技術比較薄弱的群體,提供進入高端勞務市場上所需的專業技能訓練。從扶貧助困工作的總體目標以及相對低廉的培訓收費標準和較優惠的費用支付方式等方面考慮,該模式也履行了當地政府的部分責任,其提出的面向農民工的培訓業務也具有社會公益產品的特性。

（五）加大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培訓的財政投入

財政補貼和獎金標準的多少直接關系著農民勞動者參與職業培訓的積極性,以及培訓就業的成效。如果補貼標準過低,對農村經濟沒有吸引力,培訓就業的機構也缺乏工作積極性,地方財政資金也無法發揮帶動效應；而如果補貼標準過高,不但當地財政無法忍受,反而會造成政策本末倒置。各地政府應當根據職業教育培訓市場的收費標準、收入情況,合理制定教育培訓津貼和對職業培訓組織的獎勵標準[5]。對職業培訓補貼資金的管理與運用要出臺一整套方法與措施,并進行了全過程的管理與監測。尤其是財政、農業、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要共同出臺就業培訓項目管理措施,統一確定了培訓對象、目的、教學內容、收費標準、學生就業率、財務補貼標準等,并將財政補貼經費切實用于農民工學員身上。另外,政府財政也要增加對農民工發展職業教育經費的投入,要建立起以財政投資為主體的多元化投入體制,積極引導和支持社會力量尤其是民營企業和高等學校、研究組織、農村經濟合作組織開展我國農民工教育事業,逐步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相適應的投入制度和體系,使我國農民工教育事業逐漸走入良性循環和可持續健康蓬勃發展的新軌跡。綜上所述,繼續提高對農民工職業技能的培養水平,是提高中國新農民素質的必然選擇,卻也是一項漫長而復雜的工程。對農民工進行職業技能的培訓從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的戰略高度入手,轉變思想理念,在繼續深化改革,采取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非營利機構的補充、國家財政投入等方法的同時,不斷創新辦學途徑與方法,為滿足農村經濟發展的新需要,真正做好對新農村人才的全面培訓,努力形成一批優秀的現代新農村人才,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

作者：武文 單位：陽高縣就業和人才服務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