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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多次出臺各種政策和法規對京津冀環境進行治理，但治理效果總未達到預期。本文從產業、人口、公眾意識等多角度，試分析京津冀地區環境污染更深層次的原因，并從以上角度提出建議和解決方案。
1文獻綜述
近年來，隨著京津冀環境問題日益突出，越來越受到人們和學者的重視，在知網上有關京津冀環境的文獻也由1篇（2010），到70篇（2014），再到153篇（2016），172篇（2017），這也側面反映了京津冀環境治理的嚴峻性和受到人們和學者的關注程度。但由于環境具有溢出效應和外部效應，單憑京津冀單獨治理各自的地區，不足以徹底解決京津冀地區的環境問題。王?、唐?婧（2014）認為治理京津冀等地的大氣污染，應該三地聯防聯治，共同應對；在產業方面，要調節結構和發展低碳經濟；在政策方面要出臺專項法規和制度；在市場方面要引入大膽放開，拓寬融資渠道；在研究方面，要加強新技術研究，從而提供支持。劉英奎指出京津冀共同治理不僅需要一方的努力，而是需要政府機構、市場機制和社會治理三方共同努力。王?、周凌一（2015）認為，京津冀環境治理不僅要從區域多元主體協同入手，還要從區域府際協同治理入手。潘靜（2017）認為，生態環境具有強烈的外部性，需要協同治理，才能達到預期效果。孟慶瑜認為，社會民眾對于環境污染的起因以及危害后果認識不夠全面，政府應該充分發揮作用，依靠法治法規，逐步形成三方協同共治的新局面。王健偉、溫亞紅（2017）認為我國為滿足環境治理的需要，應該設立獨立的新的環境稅種以及資源稅種和新的排污費收費制度。王路、呂曉光（2018）認為，京津冀需要在環境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加強協作，從而使津冀環境治理問題得到解決。喬穎麗、王馨瑋（2018）認為京津冀等地方政府應驅動市場主體，加強民眾網絡化互動，形成新模式，探索扁平化治理新途徑。
2現狀分析
京津冀環境對于人民的幸福感、健康和物質水平的滿意度至關重要，如何在京津冀經濟發展的同時，實現京津冀環境和生態的平衡和良好，是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密切關注的問題。近幾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社會各界已經意識到京津冀協同治理環境的重要性，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法規，但由于各種原因，比如政策落實效果不明顯，比如人口密集嚴重，等等，從各個角度上看，京津冀環境協同仍然還有巨大的提升空間。
2.1產業層次差異明顯，產業結構仍需優化
總體上看，三次產業中，對于大氣環境、水環境、土壤環境破壞最大的是第二產業，而第一和第三產業對其影響甚微。孫久文、姚鵬（2015）研究顯示，京津冀三省通過產業分工，三地有不同的專業化制造業格局，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行業如鋼鐵業、電力等正從北京向河北與天津轉移，北京逐漸變為以高新技術和服務業為主。2017年中國統計年鑒顯示，河北省的地區生產總值中以第二產業占比最高，快接近一半；天津市的地區生產總值也較高，同樣第二產業也占比比較高。河北與天津的行業專業化指數較小，且該指數呈逐漸下降趨勢。三地相比較而言，北京市的產業結構相比較最為優化，第三產業達到地區生產總值的80.2%，遠遠超過天津市和河北省。京津冀地區三地的重點產業各不相同，很大是由于三地的比較優勢不同。京津冀區域13個地區的產業結構差異很大，北京經過多年的發展和產業調整，已完全實現三二一形式的產業結構。尤其在金融業、批發和零售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等高新技術產業尤為迅速，成為第三產業中所占比重最高的三個產業。天津作為新興城市，勢頭表現強勁，作為北方經濟中心，港口和生態城市而言,也逐步形成了以第三產業為主，第二產業為輔的局面。相比較而言，北京和天津的產業結構較為優良，而河北省產業還是依然是第二產業為主，而省內各個地區之間也是參差不齊，如秦皇島市，第三產業已然超過50%，又如承德市，第一，第三產業產業分別占17.34%和35.82%。河北省作為農業大省，再加上技術、人才等匱乏等因素，產業結構調整確有一定的壓力。（表2）近幾年，京津冀協同已經取得一定的進展，北京市將部分行業尤以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的企業為主，轉移到山西、河北、內蒙等地，緩解了北京的環境壓力。但河北作為產業轉移的目的地，雖然實現了經濟增長和人員就業等問題，但是以犧牲巨大的環境為前提的。而天津與河北相比，雖產業結構略好，卻存在著高端產業低端化的現狀。正如文魁（2014）所說，北京并非所有的非首都核心功能都能疏解，不僅要看到可疏解性，同時也要看到之后可能帶來的問題和挑戰。在調節產業協同的同時，也要注意京津冀各區域產業所帶來的問題。如2016年北京關閉淘汰污染制造業等企業335家，但是，北京所確定的重點產業升級的先進制造業，如新能源、集成電路、智能系統等，與天津、河北的產業調整方向相同，使得三地惡性競爭，累積負面效應，難以協同。因此，京津冀與必要在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方面要進一步協同。
2.2京津冀人口密集，環境負擔太重
環境污染不僅與工業排放有關，人口的大量聚集，超過了環境承載力，會給環境帶來巨大的壓力，同時，大量的生活污水，廢氣會造成相當程度的污染。在2015年的馬寅初人口科學論壇上，楊開忠教授就曾指出，由于人口分布與環境承載力不匹配，造成京津冀三地人口與資源環境和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北京、天津等城市人口壓力過大；河北等中小城市產業和人口集聚力不足，潛力有待挖掘等。而負效應累積循環，進一步使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成本加大。何音，蔡滿堂（2016）研究顯示，京津冀地區人口的聚集已經嚴重影響區域生態環境的健康發展，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張青、黃昌前（2017）通過京津冀污染物濃度和排放量與人口、經濟、能耗對應關系，分析得出，人口密度越大，人均GDP越低，第二產業結構越重，能源消耗量越大，污染物排放量越大；另外，研究得出，2015年京津冀人口與機動車、大氣污染物排放量呈正相比例關系，特別是機動車氮氧化物排放量呈較好的線性關系（如表3）。北京生活和機動車廢氣中的污染物排放量占廢氣一半以上比例。北京2016年生活污水排放量和工業廢水排放量分別是157680和8515萬噸，比例高達18.5:1；北京2016年生活SO2：工業SO2，生活氮氧化物：工業氮氧化物，生活煙塵：工業煙塵分別是2.23:1，1:2，3.13:1。天津人口密集程度與北京相比，雖然比例較高但二三產業結構相當，廢氣主要為O3污染，工業污染造成PM、CO污染。而河北以鋼鐵、冶金為支柱產業，可以說是整個京津冀地區SO2的排放源，也同時使得河北省是京津冀大氣污染最嚴重的地區（羅瓊，王坤巖，2014）。京津兩地由于多年大氣環境治理，SO2、NOX排放量僅占到地區排放總量的5%和14%。截取的2015年北京、天津、河北統計年鑒的部分數據，數據顯示：就人口密度而言，北京相當集中，河北省雖是北京的三倍多，是天津的近五倍，但實際上，北京和天津的常住人口密度遠大于河北，北京和天津的人均GDP遠高于河北；從就業人員上看，北京和天津的產業結構近似，而河北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比大概為1:1:1。綜上所述：京津兩地人口密度高，資源匱乏，人均GDP高，而河北省資源雖相對富裕，人口密度小，但人均GDP低。面對京津冀人口膨脹、資源不平衡和環境污染的三重壓力，需要協同三者之間的關系，同時協同產業、教育、衛生等多方面的因素。
2.3以他國經驗和歷史看京津冀環境污染
美國匹茲堡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時期治理環境過程中，制定了完善、適用的法律體系和排污標準，建立環境保護行政機構，制定責任保險制度，推出排污權交易體系，對產業進行升級，發展高新企業和服務業，依托高校發展高科技，加大醫療、教育投資力度。日本在1978年在石油危機時，對產業升級時對設備實行注冊和準入、淘汰和補償制度，鼓勵使用節能設備，協同能源資源、優化利用運輸基礎設施等，降成本，發展循環經濟，從而節約了資源也保護了環境。德國20世紀70年代治理魯爾工業區的環境污染時，通過完善環境保護法，建立跨地區環保機構，形成環保產業，甚至設立環保警察治理環境污染；同時，整頓高污染企業，發展新型工業，促進人口流通。結合發達國家走過的歷程和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可知，環境污染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當前京津冀當前的環境問題和美日歐發達國家幾十年前的情況大致相同，雖然發展階段、體制、意識形態等多有不同，但仍有許多可以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地方。
2.4京津冀環境治理各方面工作不協調
公眾意識方面：靳利華（2018）認為，京津冀環境協同過程中，制度建設存在明顯不足，公眾生態意識水平差，社會監督評價機制不健全，社會輿論影響、生態觀念和生態素質教育宣傳不足，同時也缺乏對公眾生態行為的激勵和規約。孟慶瑜、梁楓（2018）認為，京津冀區域各個方面復雜嚴峻，社會民眾對環境保護立法的關注度偏低，對環境執法的效果滿意度不高，對環境監測及其數據的信任度不夠，對環境污染時可采取的有效手段認識不足。科技投入和革新方面：黃娟，王明進（2016）認為科技創新能改善工業二氧化硫排放強度和排放總量。北京市的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遠遠超過天津市和河北省，北京的技術市場成交額是天津市的8.25倍，是河北省的86.3倍，專利申請量和專利授權量也是遠遠超過天津和河北。生態補償方面：張貴、齊曉夢（2016）研究得出，目前京津冀區域政府主導下的生態補償標準有待提高，補償方式有待改進。祝爾娟，潘鵬（2018）以張家口為例，指出存在補償主體單一、補償標準過低、補償方式缺乏市場運作手段等主要問題。政策和措施執行方面：王澤波（2016）認為，由于信息不對稱以及自身所處的位置，中央和地方在認知存在差別，中央考慮制定治理的目標并下達給地方政府實現的過程中，對地方政府監管和激勵不足；而地方政府之間，由于行政分割、發展差異和信息不對稱等等，會出現博弈和“搭便車”現象。王?、周凌一（2015）認為從整體性和環境問題的復雜性等角度出發，建議成立獨立的跨區域生態治理機構，以應對生態環境問題。縱觀國際歷史經驗，美國和德國在治理環境的過程中，都成立了相應的環境保護部門，用以治理環境污染。這一方面可成為我國環境治理借鑒的角度。
3結論與建議
京津冀環境治理不僅僅只靠北京、天津、河北各省各自處理好省內的事務和問題就可以解決的，三省應聯合起來，協同努力，共同改善京津冀環境才是有效捷徑。總體上來看，要使得京津冀地區的環境問題得以解決，要在加快推進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背景下探尋合適的合作機制。
3.1改進產業結構，協同產業良性互動
北京的絕對優勢體現在政治、文化、國際交流和科技創新上，目前第三產業也發展良好，高端服務業也越來越與國際接軌；天津有重要港口，又設立了濱海新區，同時天津自貿區又劃入了“一帶一路”戰略，應充分利用自身的優勢，發展航運、現代物流、金融、融資租賃業等產業，延伸產業鏈。而河北則是治理環境污染的重中之重，河北有著豐富的能源資源和地理稟賦，在發展農業應用現代技術的同時，生態旅游也是值得努力的方向，有控制的減少對鋼鐵業等高污染產業對經濟發展的依賴，引進清潔能源、技術，利用現有的制造業產業鏈，發展如半導體、光伏、新能源汽車等新能源領域的產業，利用好電子信息產業和制造業，依托“中國制造2025”計劃，打造制造業大城市；再者，隨著雄安新區的建立，河北可依靠雄安為經濟核心點，帶動全省的產業，探索經濟發展和環境治理的新途徑。
3.2共同控制人口數量，提高素質和環保意識
在科學測得環境和生態承載力的基礎上，通過京津冀三地不同的城市定位，重新配置人口在區域內的分布。同時，在引導人口分布的同時，注意協調產業的作用，將人口密集型產業轉移至河北。同時，可建立人口與環境、資源及健康指數的動態監測系統，定期監測、數據，同時，政府進行政策和行政調控，向最優化方向引導。《京津冀協同發展下區域人口調控策略分析》（2015）中預測，通過產業調整人口，同時治理空氣污染產生的人口健康效果，相當于北京市的社會經濟水平提升了十余年。
3.3統籌兼顧各方面工作，共同應對京津冀環境
在治理環境污染的過程中，除了要協同產業、人口、政策、法律之外，也要在公眾意識，科技投入和革新，實時監測，生態補償等方面全方位360°協同。目前，京津冀三地政府已出臺環保政策制定環境稅收和排污權交易等相關制度，在河北、天津甚至全國多數省份建立試點。與之相比之下，其他工作推進略有不足。為此，在治理京津冀環境污染的過程中，應協同好以上公眾意識，科技投入和革新，實時監測，生態補償等幾個方面。在公眾意識方面，應采取環境保護激勵措施，擴大環境保護宣傳規模和力度，構建環境保護公眾參與機制，推出參與監督制，讓民眾積極參與和行動，表達他們的想法和熱情；同時，可利用網絡渠道，微信、微博、相關論壇，在線交流等等，使公眾隨時隨地了解環境和生態理念。在技術研發方面，應加大投資，加快生態環保技術研發，加強國際交流，向發達國家尤其歷史上發生過環境污染的國家學習治理經驗和技術，引進相關人才，研發先進綠色的能源和技術。在環境監測方面，要提高環境監測管理意識，擬定嚴格的排放標準，政府要加大環境監測的資金、儀器投入，定期對設備進行檢查和校準，加強對使用人員的管理和培訓；同時，可以引進物聯網技術，完善環境監測網絡，搭建自動檢測系統，升級相關配套設施，構建預警預防體系。在生態補償方面，借鑒國際經驗，采取橫向補償、專項基金、稅收獎懲、市場交易、政府購買等多種方式并存的模式，建立政府和市場相結合的生態補償機制，提高生態補償標準，協同好成本、服務質量、經濟發展水平等各方面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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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同生 單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