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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對中國和世界發展的各個方面都帶來了巨大影響,城鎮化發展也不例外。我在此先談談城鎮化推進過程中的城鎮轉型發展問題，再談談疫情對我國城鎮轉型發展的一些基本影響。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

快速發展的基本動力我國城鎮化水平在新中國建立之初是很低的，只有10.6%，到1978年也只提升到17.9%，從1949年到1978年，平均每年提高0.25個百分點。自從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城鎮化進程加速推進，到2019年，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已經達到了60.6%（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平均每年增加1.04個百分點，是1949-1978年間平均增量的4.2倍。為什么這兩個不同階段的城鎮化發展推進力度差別如此之大？從宏觀背景來看，1978年以前，我國是在計劃經濟框架下推進城鎮化發展的，此后逐步走上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城鎮化發展開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下推進。正是因為宏觀背景上的差距，帶來了城鎮化發展機制上的巨大差異——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城鎮化發展缺乏足夠的要素價值增值的推動力，自身快速發展而市場機制使城鎮化過程中的相關要素不斷升值，城鎮化創造的新財富顯現化并不斷增加，進而推進了城鎮化不斷發展。具體而言，改革開放41年來，我國主要通過三個密切聯系的城鎮化過程而創造出了巨大的新增價值，這些新增價值又轉化為推進城鎮化繼續向前發展的直接動力。第一個城鎮化過程。這是將大量農地轉變為城鎮用地的土地城鎮化過程。由于大量的農業用地轉變為城鎮建設用地，其價值得以巨大提升，形成了大量新增財富。實際上，城鎮化過程是一個整體，既包括了土地城鎮化的過程，也包括了其他要素的城鎮化過程，我們之所以稱這一過程為土地城鎮化過程，只是為了便于更好地理解這一過程的主要特征。以土地城鎮化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進程貫穿于我國城鎮化的整個發展過程，但國務院2014年3月正式《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后，這樣的情況有了比較大的改變，通過將農業用地轉變為城鎮用地的城鎮化方式受到嚴格監管，基于土地增值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開始發生根本轉型，城鎮化過程中的土地占用逐步減少，依靠土地使用功能變化而形成的價值增值逐步減少。由于我國已有大量農業用地通過城鎮化方式轉變為城鎮用地，由此帶來的價值升值是非常巨大的，因此也就為進一步推進城鎮化發展提供了十分充足的新動力。第二個城鎮化過程。此階段，大量農村人口轉變為城鎮人口。這一過程一直都是推動我國城鎮化發展的直接動力，但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基本特征。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人口城鎮化主要依靠大量農村勞動力及其親友從農村轉移到城鎮，從過去主要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轉變為主要在城鎮從事工業、服務業生產。由于二、三產業附加值高于農業附加值，我國整體的生產率得以提高，單一勞動者的生產效率和收入水平也隨之提高，因此城鎮化過程通過加快城鄉人口和勞動力轉移大幅增加了財富。《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實施以來，城鄉人口轉移的重點從數量變成了質量，也就是城鎮化過程開始聚焦于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幾年來，近3億長期居住在城鎮的農民工基本融入到各級各類城鎮中，通過不同的方式，基本上解決了他們在城鎮的戶口、社保、教育、就業、住房等問題，人力資本價值得到了提升，城鎮化增值也得到了進一步體現。第三個城鎮化過程。城鎮本身的轉型發展，城鎮通過實現轉型發展，實現價值提升。這一過程在肺炎疫情暴發前已經開始在全國不同地區以不同的方式和速度逐漸推進，而疫情加快了這一過程的推進速度。

二、新時代城鎮轉型發展創造新動能

中國城鎮化發展的上述三個過程是相互聯系的，通常也是共同發生作用的，但不同時期三種不同因素發揮作用的重要程度卻不盡相同。在土地轉型和人口轉型空間縮小、所創造的增值遞減的情況下，城鎮本身的轉型發展對于推進我國城鎮化的進一步健康快速發展就具有決定性意義。實際上，我國的城鎮轉型發展過程早已經開始，比較典型的城鎮轉型發展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資源開發型城鎮的轉型發展。我國有相當一批城鎮的發展，是因為對其所在地擁有的特色資源（如煤炭、石油資源，旅游資源等）進行開發而集聚人口，逐漸形成發展的。特別是礦山經過多年持續開采，這些特色資源的可開發數量減少乃至使用殆盡；有些則出于環保等方面的要求而縮減或停止進一步開發。因此，這些城鎮必須探索其轉型發展的新路。資源枯竭城鎮的轉型發展問題并非我國特有，世界很多國家都存在這類問題。十多年前，我國就確定了一批典型的資源枯竭型城市，其中主要是煤炭城市，也包括有色金屬、黑色金屬、石油礦產所在地等。中央政府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支持這些城市的轉型發展。幾乎每一座城市都有幾十萬、上百萬人口。很好地解決這些城市的轉型發展問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二是制造城鎮的轉型升級發展。在國家工業化過程中，我們建立了相當數量的以制造業為依托的城鎮。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這些城鎮開始分化。一些此類城鎮在南方繼續發展，但北方特別是東北的不少制造城鎮（有些還是以國有工業發展而聞名的城鎮）卻遇到相當大的困難，不得不探索新的轉型發展之路。三是創新型城鎮快速崛起。最有典型意義的就是深圳，與改革開放同步發展，只經歷了短短40年時間，其經濟總量就超過了香港和廣州，在全國城市中位列第三，緊隨上海和北京。深圳快速崛起的具體原因很多，但核心的一條是科技創新和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制度創新也走在其他城市的前列。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杭州市通過大力發展數字經濟而促進其轉型發展。四是通過完善城鎮綜合配套設施而實現轉型發展。每個城鎮都有自己的長處，也有各自的短板：有些城鎮的硬件基礎設施很好，但軟件不夠好（比如城市治理能力）；有些則相反，軟件不錯，但城市交通基礎設施有些落后。因此，要通過強弱項、補短板，完善城鎮的綜合配套，提升其發展水平。城鎮轉型發展的形式和內容多種多樣，時代的發展也對城鎮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既包括科技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方面的新要求，也包括產業結構高度化以及可持續發展方面的要求等，因此城鎮本身的轉型發展勢在必行，且刻不容緩。只有不斷推進這樣的轉型發展，才有可能創造出新增價值，促進我國城鎮化在新時代獲得新發展。

三、肺炎疫情加快我國城鎮轉型發展

對于我國城鎮轉型發展來說，肺炎疫情的暴發意味著什么？主要是兩點：一是給了我們更大的壓力，必須加快推進這樣的轉型發展，否則生存都將是十分困難的事；二是給我們指明了轉型發展的基本方向。疫情強化了城鎮及其市民的生存壓力。這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要保障市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難的；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數字化生存的壓力，在適時強調封閉管理和社會隔離的情況下，運用數字技術來保障市民基本生活需求以及運用數字技術來保障城鎮的基本正常運行，已經成為基本要求。疫情也為城鎮產業發展以及城鎮的整體轉型發展指明了基本方向，預計四大類產業將得以快速發展：第一類，城鎮健康產業，既包括醫學裝備、醫療器械、防護物資、藥品等產品生產，也包括健康信息服務、遠程醫療、健康教育、藥品研發等健康服務。第二類，城鎮數字產業，包括基于數字技術的各種產業和行業，比較典型的有網上教育、網上購物乃至跨境電商、網絡會議、數字金融、智慧物流、智慧城鎮等。第三類，基于以上兩大產業（醫療產業、數字產業）龐大需求的科技創新、研發具有更加廣泛的發展前景。第四類，疫情加深了城鎮及其市民對于綠色生活的理解，綠色產業也將在今后的城鎮化發展中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作者:胡必亮 單位: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