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展農村遠程教育的障礙

（一）軟硬件設施不足限制農村遠程教育的發展。

首先，計算機購買成本及其他費用等是一筆很大的開支，由于收入水平限制，農村居民對計算機的認識程度還不夠；其次，求知欲不高、對學習網絡技術的為難情緒等諸多主觀原因，限制了農民的上網欲望；再次，網絡信息資源不能滿足農民實際生產生活的需求。網絡教學的顯著特征是學習內容的多媒體化，但是，當前用于農民培訓的網絡課程多媒體化程度還不太理想。對于一些專業性強、技術環節多、難理解的農業技術，沒有充分利用多媒體技術的優勢對學習環境進行模擬，僅僅利用語言或文字形式來表現，嚴重影響了農民的學習興趣和培訓效果。

（二）農民還缺乏自主學習的理念和習慣。

網絡教育學習的質量和效率，很大程度上是由農民自主學習的意識和能力決定的。受農村原有生產方式的影響，很多農民對新生事物接受能力差，態度冷淡，在學習過程中常表現為被動消極的狀態，主動學習的意識缺乏，學習質量難以提升。不支持網絡自主學習的農民認為，網絡學習就是傳統的觀看視頻，缺少與教師的交流與溝通，有些問題解答困難，不能保障學習效果，他們認為面授學習接受起來更容也更正規。

（三）農民應用網絡信息的能力還比較低。

一是一部分農民文化水平較低，對計算機操作和網絡使用技術不熟悉，接受和利用網絡知識及技術的基礎差，這也是農民網絡應用能力低的主要影響因素；二是大多數農民的網絡應用意識淡薄，而且缺乏專業技術和方法，對網絡信息的處理，如檢索、分析、識別以及接受能力比較差。

一、農民工閑暇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對農民工一系列優惠政策的出臺，農民工的閑暇時間逐漸的增多，閑暇生活逐漸成為農民工生活的重要內容。一方面越來越多的閑暇時間為農民工提供了發展自我的機會和自由；另一方面由于農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質較低、審美情趣不高、價值判斷力較弱，這些影響了這個群體形成健康文明的閑暇生活方式和閑暇生活習慣。有學者研究表明，農民工的閑暇生活單調乏味，易受一些低俗色情文化的侵蝕，或產生極端心理，通過違規、越軌和犯罪等方式來發泄情緒，影響社會的穩定。因此，對農民工進行閑暇道德教育就顯得非常必要。杜威曾指出：“一切能發展有效地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的教育，都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能培養人“對于人的生活意義的求索和生存質量的提升”。因此，對農民工進行閑暇道德教育有利于農民工群體形成健康的閑暇生活習慣、追求較高的生活質量和實現自我的人生價值目標。

二、農民工閑暇道德教育遵循的原則

對農民工進行的閑暇道德教育應該遵循以下五個原則，即引導性原則、系統性原則、主體性原則、浸潤性原則和科學性原則。

（一）引導性原則

引導性原則指對農民工的閑暇教育必須始終堅持以積極、健康、正確的價值觀、社會觀、審美觀來引導農民工的閑暇生活。當今世界是經濟騰飛的時代，是多元文化互相交融和碰撞的時代。社會中的各種思想觀念都會影響農民工的閑暇生活。先進或落后的觀念、積極或消極的文化、健康或落后的習俗并存；主流或非主流意識、核心或邊緣的心態、高尚或頹廢的精神共在。這些思想和觀念彌漫在農民工日常生活之中，對農民工閑暇生活思想與行為的選擇產生重大的影響。有學者按照閑暇活動創造價值的大小把人們的閑暇活動分為以下不同的類型，即正價值型閑暇活動、零價值型閑暇活動和負價值型閑暇活動。其正價值型包括投入情感型、積極參與型和積極創造型；負價值型為反社會活動型和傷害自我型；零價值型指消磨時間型。正價值型閑暇活動具有積極向上的意蘊，能促進社會的發展、社會秩序的維持和社會道德的完善。負價值型閑暇活動具有消極頹廢的意涵，它阻礙社會生活的有序運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社會道德。零價值型閑暇活動指對社會來說既沒有促進作用又沒有阻礙作用，卻不利于個體自身的發展和完善。農民工的閑暇生活大部分屬于消磨時間型。這種閑暇活動僅僅停留在感官層面和淺層思維階段，雖然這些活動不會直接地破壞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但不利于農民工自身的健康發展，也不利于其自我創新能力的提高，如長期看電視、上網或沉湎在玩牌、打麻將和酗酒等活動中。由于大部分農民工自身文化水平不高，認知能力有限，判斷能力較差，其自身特性導致其容易被社會中一些不良思潮和低俗審美文化所影響。因此，必須始終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農民工進行閑暇道德教育，有意識地引導農民工樹立科學、正確的閑暇思想，自覺地抵制消極落后的文化，正確地安排閑暇活動，激發農民工在閑暇生活中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樹立遠大的人生理想的意愿。

（二）系統性原則

1面臨的問題

1.1失學率高

我國流動人口超過1.2億；隨父母進城的農民工子女則有近2000萬。他們當中；失學率高達9.3%；近100萬名適齡兒童不能及時入學。有的是由于父母工作經常變動，導致農民工子女的學業有所耽誤，不能及時上學，加上家長沒文化，對于孩子要求不高，抱有希望孩子盡早獨立的思想，因而出現了沒完成學業就出去工作的情況。即使有的孩子上了學，由于不同地區的教育有差別，導致學業跟不上，出現厭學、逃學的現象，最后導致失學。有學者認為；這100萬游蕩在城市街頭的失學農民工子女；他們耽誤的不僅是自己的前途；還會成為未來社會的“定時炸彈”。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亟待引起各方重視和盡快解決。

1.2農民工子弟學校教育質量的低下

農民工子弟學校與公立學校有著較大的差距，由于辦學經費沒有教育部門的支持，所以農民工子弟學校辦學經費主要來源于學生，而農民工家庭經濟并不是非常的寬裕，這就導致學校的弊端很多，諸如:辦學條件的缺乏、教師的素質較差、學校開設的課程不完整、消防設施的不完備等等。這就導致教學質量無法與公立學校相比，進而影響學生的成績。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質量也是一個問題，好多教師并沒有教師資格證，有的也不是教師專業出身，自身的教育水平不足，導致教師對于如何較好學生沒有較大的把握，從事教師這行職業就是為了一個穩定的工作，所以，知識儲備不足的教師必然不能教好學生，這也就說明么有些農民工子弟轉入公立學校后，出現成績跟不上的情況。

1.3農民工的家庭的貧困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農業的收入特別是農民的收入并不高，加上有的地區政府征地或者土地并不肥沃，導致農民的收入很少，為了生存，很多農民不得不進入城市尋求“再就業”的機會，這也就導致農民工成為弱勢群體，據研究2008年我國有農村絕對貧困人數為2820萬，低收入的為5825萬。并且，在農村，一半以上的人是小學或這以下，大中專以上的人數只占0.05%，因為文化水平低下，這就使得他們所從事的職業選擇性不高，待遇低下，沒有醫療等保障，生活的不容易使得很少有家庭能夠花較多的錢在孩子的教育上，因而，很多農民工子女因為家庭的貧困導致放棄學業，很早就進入社會工作。

一、調查摸底，了解農民思想意識狀態

農民進入了城鎮，他們的思想意識對城鎮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接受了多少，接受態度是怎樣的？為對這些情況有一個清楚的認識，社區教育中心通過查找資料，根據本鎮實際制定了一份具體的調查問卷（附后），問卷主要內容有參加調查人員的基本情況、目前生活方式和思想狀態等幾方面內容。大橋社區教育中心人員深入安置區采取定點和入戶的方式發放調查問卷500份，回收問卷479份。通過及時總結，發現情況比設想的還要糟糕。通過調查發現農民經過拆遷，經濟條件有了一定好轉，住進了鎮區，成為一名“街上人”，但是他們的思想意識方面仍然大幅滯后。調查中發現40%的人都認為在樓宇中間種植農作物可行，現場查看的確如此，樓宇中間被分成若干塊，分別種上了農作物；32%的人認為物業公司比較煩，甚至有人認為物業影響了自己的生活，小區里環境較差，車輛停放混亂；調查問卷最后一項，問題是您在心底里是否承認自己已經完全脫離了農民的身份和生活，成為市民了么？收回的問卷近450份都沒有做出肯定的回答，超過了90%。通過調查總結，我們認為這些農民以下幾個特點：第一，身份轉換意愿不積極。目前，農村在拆遷、土地流轉中均有一定的利益，另外國家支農惠農力度不斷加大，農民在計劃生育等方面有一些優勢，而且目前農村醫療保險逐漸普及，農民對轉換成市民的愿望不如以前強烈，他們認同農民的身份，住進了鎮上的安置區，成為一個“非典型”的“新市民”。第二，農民的生活行為方式與城鎮不相適應。通過調查發現，許多人不了解城市活動的基本規則，表現出規則觀念淡薄，對城鎮中一些制度和準則視而不見，在生活中表現出以自我為中心的一種盲目的自主性和自由度，缺乏對自身行為影響力的認識和自制。第三，農民對城市價值觀認同度不高。鄉村傳統、封閉的文化與城市現代、開放的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質。他們主動介入城鎮的積極性不大，不愿意與社區打交道，在社會交往上，大多仍然以血緣和地緣關系為主的交往方式。他們的權利意識、民主意識、契約意識、理性經濟等思想觀念尚未確立，封閉、自私、傳統的思想在他們心中已經扎下了根。

二、確定內容，探索轉變農民思想意識的載體

根據以上調查結果，社區教育中心如何根據自身特點，發揮自身優勢，探索合適的載體來促進農民思想意識的轉變，從而使其真正地接受現代化的思想和觀念，成為一名新市民呢？通過分析研究，我們一致認為，只有選定一些農民迫切需要知道、了解的，與他們生活密不可分的內容才樂意為他們所接受；只有選定一些積極的、文明的、向上的教育內容才符合社會主義的價值觀。

1.城鎮生活知識。

農村生活與城鎮生活有較大不同，農村單門獨院，空間寬敞，生活自由；城鎮安置區密度比農村大，生活方式與以前大不一樣……農民搬進了安置小區，住所一夜之間變化了，但城鎮生活的知識他們掌握卻是有過程的。為了讓他們迅速了解并遵守城鎮生活的一些規則和制度，使他們能更快地融入城鎮生活，社區教育中心通過查找資料，精心編撰了《社區生活常識》小冊子，具體內容包括居民樓生活注意點，防止煤氣中毒，如何防盜防搶等。另外根據《城市生活常識》等書刊選編了城鎮里的衣著打扮、一日三餐、居家生活、交通出行以及就醫指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內容。這兩本小冊子涵蓋了城鎮生活的若干要點，兩本小冊子的分發得到了社區干部和居民的一致歡迎。

2.城鎮文明知識。

一、農民工隨遷子女入學前教育問題分析

首先，我國城市中，公辦園的數量并不多，以合肥市為例，合肥市1040所幼兒園中，僅有12%屬于公辦幼兒園，并且大部分的公辦園公開表示只收取本地兒童。其次，集體幼兒園優先考慮本地兒童，農民工隨遷子女機會較少。集體幼兒園的辦園目的主要是滿足本區域常住居民以及本機關單位職工子女的入園需求，一般情況下只接收本區域或本單位兒童，對于本區域或本單位以外的兒童實行有限度的開放，并收取較高的費用。此外，幼兒園收費出現“貴族化”現象，一是對于農民工子女的收費標準大大超出了他們的經濟承受能力。二是幼兒園對于農民工子女入園的收費項目多。入園質量低，辦園隱患多。合肥市民辦園的質量參差不齊，有的民辦幼兒園質量優越，甚至超過部分重點公辦幼兒園，但由于極為高昂的收費水平使得廣大農民工望而卻步，另外一些質量較為低劣的民辦幼兒園由于收費較少、門檻較低成為農民工隨遷子女的首選，這些幼兒園多數處于無證的狀態，并建立在合肥市各大城中村或者城郊區等區域。

調查表明，首先，大量民辦幼兒園以及農民工子弟幼兒園辦園起點低，多是租用普通民房所建。其次，院內條件簡陋，硬件設施較為缺乏。再次，園內管理缺失，幼兒園的收費水平、人才平庸、課程開發與實施、教學評估等沒有合理的規范，并缺乏長遠的規劃。另外，與公辦幼兒園、優質幼兒園相比，這些幼兒園師資力量匱乏，教學質量低。大多是由學歷偏低、無專業知識的人員組成。最后，幼兒園外部環境惡劣。家庭流動性強，幼兒適應困難。農民工家庭具有很強的流動性，因為工作的原因來到流入地城市，又可能因為工作的原因離開。首先，幼兒入園時間較短，入園年齡大。“根據有關學者的調查研究，進城務工家庭子女普遍集中在5~6歲，占調查總人數的74%，與此相應，幼兒所在的幼兒園年齡班級也集中在中大班。但是，兒童的實際年齡與所在班級占的比例并不一致，存在一定偏差，分散到了中班或者小班。”其次，幼兒入園適應困難，發展狀況不佳。陌生的環境造成幼兒心理造成了負面影響，使幼兒過度緊張，他們和周圍的環境和人不能建立起良好的信任關系，缺乏安全感。

二、社會資本的缺乏和社會資本的培育

人是社會性的，個人的存在和發展離不開一定的社會環境，或者說一個人要想在社會中取得成功必須掌握一定的“資本”。布迪厄這樣定義“社會資本”，即“社會資本是指當一個人擁有某種持久性的關系網絡時，這個由相互熟悉的人組成的關系網絡就意味著他實際或潛在所擁有的資源。”普特南認為社會資本是“由一系列的信任、網絡和規范構成的，這種具有組織性質的網絡可以促進機體合作意愿的達成”。布朗對社會資本的起源和性質提出了更具精確性的定義闡述：“社會資本指處于網絡或更廣泛的社會結構中的個人動員稀有資源的能力。”“這三位社會學家從不同角度對社會資本進行了定義，代表了最主要的三種觀點，即社會資源觀、社會規范觀、攫取能力觀。總之，社會資本理論超越了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在內的一般資本范疇，強調了社會資源、社會規范和攫取能力的重要性，提出了社會關系中嵌入資源的觀點。”從社會資本理論視角探究農民工隨遷子女學前教育問題，要分析作為隨遷子女父母的農民工自身的社會資本存量，這是研究的關鍵，衡量和增加其社會資本存量可以從以下三個維度著手，即社會規范、公共組織、人際關系。

（一）宏觀層面的分析

1.社會規范維度上社會資本不足

1農民工隨遷子女的家庭背景

北京市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口大多選擇居住在距離市中心較遠的城郊村內，受經濟、工作性質等條件的制約，他們只能遠離繁華、便利的高樓大廈，租住在市郊臟、亂、差的低矮平房里。

1.1家庭居住環境

筆者所開展田野調查的兩個學生家庭租住的房屋均屬于租金便宜、設施簡陋、面積窄小（不足10平米）的低矮民房或地下室。對此小輝曾說過“外面白天，里面黑天。外面黑天，里面還是黑天。反正你想什么時候白天就能什么時候白天，只要你開燈就行唄。”家庭周邊的居住環境里除了以流動人口為主的人口聚集區外，還有網吧、游戲廳以及色情交易的“理發店”。村內曾發生過強奸、砍手、毆打致死等惡性事件。

1．2父母職業等相關背景

開展田野調查的兩個家庭中的父母來自河南、黑龍江省份，均已來京打工多年，靠回收廢品、從事體力勞動為生，工作內容不穩定，家庭收入低薄。父母均為小學畢業，學歷較低。小輝父母曾感嘆：“沒文化，干什么也不行，給咱別的咱也不會干啊，要不說學習得像你們一樣，有出息，最起碼給咱自己（工作）的時候咱能干。哎，沒辦法，只能干點出力的活。”

2農民工隨遷子女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問題

1研究內容與方法

從年齡特征來看，烏魯木齊縣的被調查者年齡主要以中青年為主，共計95位被調查者，占被調查對象總數的59.38%，其中21～30歲的被調查者有43位，占被調查對象總數的26.88%；31～40歲的被調查者有52位，占被調查對象總數的32.50%。處于壯年（41～50歲）的被調查者有37位，占到被調查對象總數的23.13%；還有28位被調查者是50歲以上的，占被調查對象總數的17.50%。從受教育程度來看，烏魯木齊縣總體受教育程度較高，主要以中高中為主，所占比例較大。在被調查對象中，有56位被調查者是高中文化程度，占被調查對象的35%；有53位被調查者是初中文化程度，占被調查對象的33.13%；有21位被調查者是中專文化程度，占被調查對象的13.13%；有16位被調查者是小學文化程度，占被調查對象的10%；有11位被調查者是技校學歷，占到被調查對象的6.88%；還有3位被調查者是大學學歷，僅占到被調查對象的1.88%。從農民家庭收入來看，在被調查對象中，有78位被調查者每年的家庭凈收入為10000～30000元，占被調查對象的48.75%；有27位被調查者的家庭凈收入為30000～60000元，占被調查對象的16.88%；有25位被調查者的家庭凈收入為60000～90000元，占被調查對象的15.63%；有17位被調查者的家庭凈收入在90000元以上，占被調查對象的10.63%；還有13位被調查者的家庭凈收入為5000～10000元，占被調查對象的8.13%。從以上的數據分析可以看出，烏魯木齊縣的農村家庭純收入總體來說處于中等水平，這也進一步說明了烏魯木齊縣的經濟發展水平相比以前又上了一個新臺階，但是烏魯木齊縣的農村家庭純收入在60000元以上的還較少，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家庭能夠達到富裕水平，而另外三分之二的農村家庭也基本上已經脫貧，進入了小康社會。但是需要考慮的是，被調查者也有可能沒有真實的填寫收入狀況，甚至是有意填低收入，但是總體來說還是比較能夠反映烏魯木齊縣的農村家庭純收入水平。

2農民家庭收入對農村教育投資的影響程度分析

家庭經濟發展不僅推動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也是維持家庭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它對社會各個方面的影響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可以說家庭經濟發展水平是至關重要的，它從一定程度決定著農村教育的完善和發展。我們把農民家庭的年均純收入作為家庭經濟發展的指標，用以來衡量農村教育投資水平的能力。通過對農民家庭年均純收入和農村受教育程度進行Pearson檢驗，發現卡方值Sig=0，說明農村家庭年均純收入對于農村教育投資的發展有依存關系，并且關系十分不同，以至于能深深的影響農村教育今后發展的走向以及下一代孩子的教育水平。2012年中國依據物價指數把國民收入水平分為三個等級即“上中下”三個收入階層。其中規定“下”收入階層是家庭年平均純收入在10萬元以上，“下下”收入階層是家庭年平均純收入在2萬元以下；“下中”收入階層是家庭年平均純收入在2萬至5萬元，“下上”收入階層是家庭年平均純收入在5萬至10萬元。為了便于分析烏魯木齊縣的家庭年平均純收入，我們把“上中下”收入階層重新定位，認為1萬元以下是“下”家庭年平均純收入階層，1萬至3萬元是“中下”收入階層，3萬至6萬元是“中”收入階層，6萬至9萬元是“中上”收入階層，9萬以上是“上”收入階層。根據表1，我們可以發現烏魯木齊縣的家庭年平均純收入基本都在“上”以下收入階層（9萬元以下），并且受教育程度基本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占比達到了60%以上。在“下”收入階層（1萬元以下），受教育程度主要在初中和高中文化層次，分別占家庭年平均純收入的38.5%和30.8%，中專和技校的文化層次約是初中或者是高中文化層次，均占15.4%，這反映出烏魯木齊縣大部分被調查者的學歷文化水平層次較低，主要是在初中和高中，但是為了生活有一技之長，中專和技校也是被調查者所選擇的一個提升自己文化層次水平的途徑。在“中下”收入階層（1萬至3萬元），有28位被調查者是高中學歷，占35.9%；有25位被調查者是初中文化程度占32.1%，還有12位被調查者選擇中專層次學校，占15.4%，可見隨著收入的增加，被調查者對于文化水平越來越受到重視，他們認為有一定的文化知識能夠給他們創造更優質更好的生活。在“中”收入階層（3萬至6萬元），初中、高中和技校是這一收入階層比較重視的學歷層次，所占比例分別為37%、29.6%和14.8%，這也反映出被調查者注重文化知識的學習。在“中上”收入階層（6萬至9萬元），被調查者更加注重受教育程度，這主要還是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分別占48%和32%。在“上”收入階層（9萬元以上），這一收入階層的受教育程度以高中教育為主，呈一個倒“U”特征。通過以上數據的分析可以看出，隨著家庭年平均收入水平的增加，被調查者對農村教育的投資也逐漸發生變化，最主要還是在正規學校的變化，主要以初中和高中為主，并且技校和中專院校也有所偏向，但是高等教育所占比例較小，是今后發展的方向。這可能一方面是因為新疆實行了義務教育，小學、初中和高中都進行免費義務教育，中等學校教育也給予補貼政策，導致其所占比重較大。另一方面是烏魯木齊縣農村家庭收入普遍不高，難以支付高昂的高等教育學費。

3結論

農民家庭收入是農村教育投資的基礎。研究發現，農村教育投資對于農民的家庭收入具有一定的依存關系，烏魯木齊縣的家庭收入總體都在9萬元以下，受教育程度基本以初高中以下文憑為主。在“下”和“上”收入階層，農民家庭收入和農村教育投資呈現“逆反”效應；而在“中”收入階層，農民認為受教育程度能夠給他們帶來更多的收入，并且所選擇的受教育層次也較為廣泛。

作者：侯晉新 單位：新疆農業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

1研究方法、程序和內容

本文主要采用實地調查、實證研究方法，并結合文獻分析、定性研究方法。具體研究程序分三個階段進行。首先，調查問卷的設計與編制。通過對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的查閱和綜述，找物流行業相關單位和人員訪談，了解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的參與程度、滿意度及其社會適應狀況，從培訓態度、內容、目的、期望及融入城市社會等方面設計調查問卷。通過預測，修改與完善調查問卷，然后定稿。其次，發放調查問卷，訪談個案。課題組于2014年8月17日至9月10日對東莞、廣州、中山三個城市的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和社會適應狀況進行調查。采用分層抽樣方法，抽取分布于東莞、廣州、中山三個城市的機場貨運站、港口碼頭、集裝箱堆場、車站、倉庫、物流公司、貨代公司、快遞公司、配送中心等150家用人單位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為調查對象。共發放調查問卷1500份，收回1500份，其中有效問卷1480份，有效率占98.7%。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找個別新生代農民工進行深入訪談，深入了解他們對職業教育培訓和融入城市社會的想法、建議及要求。最后，資料整理與統計分析。利用SPSS19.0統計軟件對回收的有效問卷進行處理。本文主要考察新生代農民工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文化程度、職業技能等級、收入等基本情況，重點就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狀況及社會適應性進行問卷調查和訪談。

2結果與分析

通過計算克隆巴赫系數，其值為0.85，說明該調查問卷具有較高的信度。在所有被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中，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學歷分別占11.8%、41.5%、43%、3.7%。從新生代農民工接受職業教育的渠道來看，45%的農民工接受用人單位組織的職業教育培訓，20%農民工接受政府部門組織的免費職業教育培訓，25%農民工選擇高職院校接受職業教育培訓，只有10%的農民工自己花錢去培訓機構接受培訓。在1480份有效調查問卷中，選擇高職院校接受職業教育培訓的新生代農民工有370人。目前，東莞、廣州、中山三市的高職院校新生代農民工物流職業教育培訓效果不令人滿意，培訓不規范，培訓內容實用性不強，難以適應崗位的發展需要，特別是難以適應產業轉型升級對物流人才的要求。究其原因，主要是東莞、廣州、中山的高職院校人才培養模式不能適應產業轉型升級對物流崗位的新要求，主要體現在：針對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社會群體的物流人才培養方案定位不清晰、培養目標不明確，物流人才培養課程體系和實踐教學體系滯后，高職院校物流人才培養教學管理體制與用人單位對接力度不夠。

3對策與建議

根據上述分析，本文嘗試從現代學徒制的研究路向，提出珠三角地區高職院校在培養物流人才方面如何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對策與建議。現代學徒制是指學校和企業建立產教融合機制，由學校教師和企業師傅共同傳授學生專業知識、技能，以技能培養為主的現代人才培養模式。鑒于珠三角地區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實際情況，現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現代學徒制視野下高職院校物流人才的培養路徑。

3.1制定與完善物流人才培養方案，明確物流人才的培養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