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采用線上問卷和電話訪問相結合的模式，對浙江地區農村居民開展抽樣調研，發現居民有效需求較低、壽險公司保險供給不足、政府政策支持及監管力度不強，是目前浙江農村商業養老保險市場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三大問題。本文結合浙江實際情況，從市場供給角度出發，得出加快浙江農村商業養老保險市場發展的對應策略，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刺激農村居民對商業養老保險的有效需求 ；二是壽險公司通過創新保險產品并優化經營政策來增加有效供給 ；三是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及監管力度，在刺激保險需求的同時，規范市場經營。

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農村商業養老保險 ；浙江

我國自 1999 年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老年人口占比不斷攀升，且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老齡化程度將持續加重，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農村老齡化人口占比較城鎮高達 3.3%，農村地區老齡化問題更為突出。同時，受傳統養老方式的影響，家庭養老方式仍占據主導地位，人數占比高達 48.92%。為緩解農村養老問題，國務院于 2009 年起在農村地區推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以下簡稱“新農保”），并于 2020 年基本實現農村適齡居民的全覆蓋，但隨著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穩定提升，新農保保障層級低的問題也越發突顯，對此，國務院于 2014 年提出 ：將商業保險視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推動保險產品創新和多元化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本文采用線上問卷和電話訪問相結合的模式，對浙江地區農村居民開展抽查調研，從養老保險市場的供求關系出發，深層挖掘浙江農村商業養老保險市場存在的矛盾與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適應浙江農村商業養老保險發展的對應策略。這對完善國家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快速推動農村經濟穩建發展、帶動保險公司挖掘農村市場均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浙江省農村商業養老保險發展現狀

浙江省地處中國東部沿海、長江三角洲南翼，是省內各地經濟差異性較小的省份之一。全省擁有壽險公司總計 39 家，其中專業養老保險公司僅為 3 家，分別為平安養老、泰康養老和太平養老，這意味著相較于健康險、年金險、萬能險等其他保險產品，壽險公司能提供的養老保險相較有限。同時，依據調研數據分析所得，有效需求、有效供給、政策支持不足，是浙江農村商業養老保險市場在供求關系上存在的問題。

（一）浙江農村商業養老保險市場有效需求不足

調研中發現大部分農村居民仍過多地依賴于傳統的養老方式，其中存款養老占比最高 ；其次是居家養老 / 養兒防老 ；再次是新農保或社保 ；而選擇商業養老保險養老的人數可謂寥寥，雖然有一部分居民購買了商業養老保險，但多數是為了理財、人情等需求，而非從養老保障的需求點出發 ；同時 81.91% 的農村居民表示新農保能滿足自身的養老需求。這說明浙江商業養老保險市場的有效需求存在不足。而出現此類問題，究其原因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 農村居民文化水平偏低、有待提升學歷情況較大層面上關系到了農村居民在商業養老保險方面的認知表現，結合概率分析，學歷越高的群體，對自身的養老生活更有規劃、對商業養老保險的認可度更高、對政策的敏感度也更強，也就意味著對商業養老保險的有效需求更強。隨著義務教育的多年普及，浙江農村居民的文化水平有了質的提升，但本次調研結果顯示，高中及以下學歷占比仍然較高，達61.18%，可見浙江農村居民的文化水平仍有待提升。2. 傳統思維根深蒂固、亟待打破依據國家統計局浙江調查總隊調查數據顯示，2019 年浙江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達 29876 元，同時本次調研結果顯示大部分農村居民均有收入結余，可見浙江農村經濟相對發達，農村居民生活水平相對較高。受傳統思維影響，在資金的運用上，農村居民更愿優先準備子女未來的婚嫁資金，但隨著大部分農村青年往城市發展并定居，高額的房價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農村居民的經濟壓力，養老資金的規劃也成了一拖再拖的事情。

作者：曹冰玉 詹德平 單位：長沙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一、農業保險市場的逆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

(一)逆選擇:信息不對稱條件下農業保險市場主體的理性選擇“逆向選擇”的產生是由于在交易以前,買賣雙方的某一方處于信息的優勢方,從而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選擇,結果導致市場形成一種風險累積和市場失效狀態。在農業保險市場上,一般由保險人提供格式化保險條款,被保險人根據自己的需要對保險條款進行選擇。因此,在保險合同簽訂前,對自己風險狀況有較好把握的農戶往往處于信息優勢方,在既定的保險價格水平下選擇投保風險較高的項目,形成逆向選擇;保險人依此提高費率以確保收支平衡,由此卻擠出了低風險客戶。逆選擇的結果是風險的累積和保險市場的失效。農業保險的高保費和高賠付是逆向選擇的最主要表現,而這實際上就是信息不對稱條件下農業保險雙方作出的理性選擇。如圖1所示,橫軸表示保費價格,縱軸表示農業保險的供給數量。曲線D1表示在某一價格(P1)水平下(假定為市場的初始狀態)農戶對保險的需求,S1曲線表示與之適應的保險供給,S1和D1的交點E1為其供求平衡點。均衡的保費價格是保險公司按總的平均風險損失計算出來的。但是由于部分農戶的逆向選擇,保險公司為了保本或盈利,就會相應提高保費。保費提高從理論上來說會增加保險供給,形成圖中的S2曲線。此時,低風險的農戶將會因為保費價格的上升而不愿再購買價格相對較高的保險產品,于是退出保險市場。隨著低風險的農戶退出保險市場,高風險農戶便成為了農業保險市場的主要需求者,保險市場需求曲線就會相應向左移動,形成D2曲線。理論上來說,保險市場此時可能在圖中的E2處達到均衡。但實際情況會怎么樣呢?這時,因為參保的大部分農戶是高風險者,保險公司需要更高的對價才能增加供給,也就是說實際上保險供給難以因為價格提高而相應的增加,于是形成圖中的S′2曲線,其與D2的交點E′2便是均衡點。比較E2與E′2,E′2的價格高,但供給量少,即實際的供給量比預計的增加得少。如此循環往復,結果造成了保險市場的高保費現象和持續的市場萎縮,市場因需求者集中于高風險投保人,保險人減少供給而日漸萎縮,以致無法形成一種有效的風險轉移機制。

(二)道德風險:信息不對稱條件下農業保險的必然結果保險中的“道德風險”是指交易達成以后,由于交易一方無法完全觀測到另一方的行為,擁有隱蔽信息的經濟人會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效用的同時,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動。在農業保險市場上,道德風險主要存在于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一方,因為他們往往處于信息的優勢方。如農戶投保以后,相對于未投保者,被保險人可能在投保后疏于防范甚至故意導致事故發生概率大大提高;或者在出現災情的情況下,不及時施救,增加損失程度;又比如投保的農戶在務農時間、耕作精細程度和農藥化肥施用量等方面可能明顯減少。道德風險同樣也存在于保險人一方,甚至市場的監管者也可能存在這種冒險激勵。比如,在給予政策性農業保險補貼(包括保費、經營管理費等)的情況下,存在保險人忽視經營風險的可能,有導致保險公司只追求業務的數量而不考慮項目風險的可能性;政府監管執行部門同樣存在將保險轉化為一種收入轉移工具的沖動,甚至有可能存在權力尋租。出現第一種情況的原因在于農戶投保以后,保險人無法對農戶的風險狀況作出準確的判斷,農戶處于信息的優勢方;保險人之所以會忽視經營風險是因為監管部門無法完全掌握保險人所承保業務的風險情況;而監管職能部門之所以存在監管中的道德風險,是因為執行監管的受托人相對其所的“政府”(委托人)之間掌握了更為隱蔽的信息,其冒險獲利與其所承擔的風險不對等,存在冒險激勵。總之,不對稱信息的存在是導致農業保險道德風險的重要原因。

(三)經營主體創新:有效控制逆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必然選擇控制農業保險逆選擇的措施主要有:通過強制保險或給農戶農業保險補貼以提高保險覆蓋率;充分發掘并有效遴選信息提高信息傳遞效率,以緩解信息的不對稱。但強制性的保險會遭到部分農戶的抵觸,尤其是在保險意識和風險意識都較差的我國農村更是如此。給農戶提供保費補貼或給予保險人農業保險經營管理費補貼以提高覆蓋率,除受政府財力限制政府對農業保險的補貼不足會降低農戶投保的積極性以外(實際上保費補貼對提高農作物保險參保率的作用有限[1]),補貼過多也會導致更為嚴重的道德風險(包括農戶、保險人,甚至政府職能部門)。以美國為例,1980~1999年政府舉辦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總成本是150億美元,僅1999年一年政府給農作物保險的財政補貼就達22.4億美元,其中保費補貼13.53億美元。按2000年的《農業風險保障法》,此后每年政府給農業保險的財政支持都超過30億美元[2]。大量的補貼扭曲了農業保險的功能,有可能使政策性農業保險從風險管理功能向收入轉移功能轉化;經營管理費的補貼可能導致保險公司風險的累積(前述保險人的道德風險),不利于農業風險的化解。控制投保人與被保險人的道德風險,保險人可通過保險合約設計來充分體現與被保險方的激勵相容,從而加以控制[3],具體包括:只提供部分保險比例賠償與農戶共保、安排免賠額等),或者提供無賠款費率優待、采用經驗費率等。但免賠額過高會影響農戶投保積極性,經驗費率需要長期的累計數據和計算,無賠款費率優待在保險意識和承受能力均較弱的市場的作用甚微(在剛剛起步的現階段我國農業保險中只能是輔助手段)。綜上所述,因農業保險中逆選擇和道德風險的普遍存在,在商業保險市場上,保險人作出的理性選擇就是退出該市場,從而出現因為供給不足導致的市場失靈。農業保險市場效率的有效發揮,關鍵在于保險供給者能否通過制度設計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提高其盈利空間。也就是說,通過保險供給主體創新,提高其發掘并有效遴選信息的能力,控制保險供給成本,是控制農業保險逆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最有效的手段。本文將從“銀行”(本文中的“銀行”是指在農村市場從事金融業務的商業銀行、信用社、村鎮銀行、郵政儲蓄銀行等金融機構)與相互制農業保險合作在優化信息分配、降低逆向選擇、減少道德風險方面的優勢分析入手,為農業保險經營主體創新提供一種思路。

二、創新經營主體,有效控制逆選擇與道德風險

保險供給者如何進行制度設計,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逆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在實踐中也有過一些有益的探索。如相互制保險就是這種實踐探索的產物。我們認為相互制保險在充分發掘并有效遴選信息方面具有其他保險組織不可比擬的優勢,可在更大程度上控制農業保險的逆選擇和道德風險。在此基礎上,為更好的提高保險以致整個農村金融的逆選擇與道德風險的防控能力,在農村廣泛開展保險組織與銀行等其它金融組織的合作,積極探索“銀保合作”之路,對進一步拓展信息來原渠道提高信息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義。#p#分頁標題#e#

本文作者：楊小玲 單位：南京審計學院金融學院

一、引言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保險是個巨大而富有潛力的市場，同時農業保險對于構建農業、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支撐扶持作用。中央政府自2004—2012年連續9年在中央的“一號文件”中都強調“三農”（農村、農業、農民）問題，可見該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而大力發展農業保險事業，是有效解決“三農”問題，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可持續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改革開放以來，在1982年2月國務院批準的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國內保險業務恢復情況和今后發展意見的報告》中指出：“為了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保險工作如何為8億農民服務，是必須予以重視的一個課題。要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按照落實農村經濟政策的需要，從各地的實際情況出發，積極創造條件，抓緊做好準備，逐步試辦農村財產保險、畜牧保險等業務。”自此拉開了我國農業保險探索發展的序幕。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保險發展較為緩慢。

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自20世紀80年代恢復辦理農業保險業務以來，農業保險就長期處于不景氣狀態。雖然1982—1992年間農業保險發展迅速，至1992年突破8億元大關，但1992—2006年則處于波動不穩定狀態；總體上來看1982—2006年保費收入長期處于10億元以下。可知該階段我國農業保險發展遲緩，與當時蓬勃發展的經濟不相適應。隨著2004—2012年中央連續9個“一號文件”的頒布，我國農業保險獲得了較大的發展，保費收入、賠付額等都邁入了新的臺階（見圖2）。特別是自從2007年中央開始大力支持鼓勵發展農業保險以來，獲得中央財政支持的種植和養殖業保險的種類、收入不斷增加。如2007年的保費收入總額突破50億元，2008年突破100億元，截至2011年末，我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達到173.8億元。對于農業保險的研究，國內學者做過較多地分析，并取得較多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1-3]。西方經濟學的精髓在于供需曲線中分析探討問題，農業保險也是由農業保險的供給方和需求方構成的，因此本文從最簡單的供給和需求角度，探討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和矛盾，并提出相關的對策建議。

二、我國農業保險有效供給短缺

縱觀各國農業保險發展狀況，由于農業的特殊性，農業保險公司大多具有政府背景，即農業保險發展與政府支持密切相關。但目前我國農業保險發展存在政策性農業保險經營不善、虧損嚴重，商業性保險公司缺乏積極性、逐步淡出的現象。雖然近年來在中央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有部分專業性農業保險公司進入，但總體而言，農業保險有效供給不足的現象并未得到較好的緩解。具體來講，這種有效供給短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經營主體較為單一

作者：楊柳明 單位：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解決好農村人口的養老、醫療、教育等問題，已成為現今重大的社會問題。在目前社會保險在農村尚不完全普及的前提下，大力發展農村商業人身保險就顯得尤為重要，它既可以減輕國家財政對農村人口的經濟負擔，也可以解除農民個人和家庭的后顧之憂。在此背景下，我們學院組成了一個學生調查組，在暑假對湖南農村居民商業人身保險進行了市場調查。

一、農村居民商業人身保險現狀分析

我們調查了學生所在地的長沙、株洲、衡陽、岳陽、常德五個地區的農戶188戶，走訪了4家保險公司。為了真實準確地發現問題，有針對性地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次調查主要采取調查走訪和填制調查問卷等方法。調查走訪，就是在學生所在地向當地農民詢問對保險的了解和購買情況以及對保險公司服務評價和要求。我們共向農戶發出保險問卷200份，收回有效問卷188份。通過調研，我們對調查問卷的情況進行了統計和匯總，現將調查的結果分析如下:

(一)農村居民對保險的理解和認識狀況問卷調查結果顯示:22．6%的農村居民對保險比較熟悉;只熟悉一點點的占61．3%。另外，16．1%的農村居民對保險不熟悉。但據我們所知，這里所謂的“熟悉”，只是僅僅局限于聽說過“保險”和保險公司，故真正對保險和保險公司的了解程度則更低。在對保險的看法上，30．4%的被調查戶認為“買保險可以使生活更安定”;23．3%的被調查戶認為“保險是一種財務投資”。但也有18．2%的人選擇“保險在中國還不是很需要”，17．1%選擇“買保險和儲蓄差不多，還沒有儲蓄方便”，還有11%選擇“買保險和傳銷的形式差不多”。可見有近四成的農村居民對保險的認識還不是很清楚。在調查對保險市場主體的認知程度中，知道四大保險公司(中國人保、中國人壽、中國平安、中國太平洋)的占77．4%;．知道中國保監會是全國的商業保險主管機關的有22．6%。52%的人認為保險公司的功能與作用需要進一步加強。在對保險知識的了解途徑上，通過保險公司上門宣傳服務了解的占比為24．3%，通過保險營銷員游說的占比為28．7%，通過親戚朋友了解的占比為10．5%，通過報紙電視了解的占比為18．6%，通過網絡了解的占比為12．7%，其他占比為5．2%。

(二)農村居民人身保險產品的消費狀況調查顯示，被調查者中買過保險的占48．4%，保險滲透率似乎較高。其中，在購買過保險的調查對象中，71%的繳費額為1000元或500元以下。這表明大部分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較低，因此亦選擇了保險金額較低的保障水平。在問卷有關購買渠道中，很多農民消費者回答的是“在村里或小區統一購買”，這一比例竟占54%，而通過其他形式購買的共占41%。原因是一些保險公司在農村設點開展保險業務宣傳時，由于農民的收入不高，保險意識不強，對保險公司不了解，不信任，故購買比例不高。因此保險公司便“另辟捷徑”———找政府幫忙。地方政府將保險公司的推銷產品數額攤派下來，村干部或小區干部為了完成任務便大力動員農村居民購買。其中選擇“在保險業務員的強烈勸說下購買”的占22．3%，而真正選擇“自己出于需要主動購買的”僅占4%。據我們的調查和走訪了解到，大部分農村居民在投保時沒有認真詳細地理解保險條款，而到保險事故出現時，因為某些原因造成保險公司不能按規定理賠，而使得農村居民對保險公司的信譽產生懷疑。

(三)農村居民對保險產品服務的需求狀況在險種的選擇上，選擇養老保險的占34．6%;選擇健康(醫療保險)的占20．3%;選擇子女教育保險的占15．5%;選擇意外傷害保險的占16．2%;選擇其他保險險種的占13．4%。故其需求集中體現在養老保障、醫療保障、子女教育、意外傷害保險等領域。就保險公司的選擇上，28．9%的人選擇中國人壽保險公司，21．7%的人選擇中國人民保險公司，18．6%選擇中國平安保險公司，16．5%的人選擇中國太平洋保險公司，14．3%的人選擇其他保險公司，可見，農村居民還是希望有大保險公司作背景，以增強農村居民對保險產品的信任度。農村居民在購買保險時都比較關注保險公司的服務質量。我們設計的調查問卷中，保險公司的經營環節哪個環節最容易和保戶產生糾紛，有四個項目供選擇:一是展業環節，二是承保環節，三是理賠環節，四是投資環節。幾乎所有的農村居民的保戶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理賠環節”雙方最容易產生糾紛，這個占比達到了70．8%，其他三個加起來的比例才達29．2%。

摘要:我國農業保險正處于高質量發展階段，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新環境和新動能為我國農業保險市場提供了機遇，但必要的制度供給也十分重要。文章認為農業保險高質量發展可以沿五條途徑實現，應在農村農業經濟社會結構發展推動下實現農業保險高質量發展。同時其發展受到技術進步的深遠影響，而市場自發無法解決的問題仍需要政府通過制度和政策供給的方式予以補充。

關鍵詞:農業保險;高質量發展;供需失衡;對策建議

《關于加快農業保險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于2019年通過，這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在第八次會議中提出的，這一文件也意味著我國農業保險進入到了全新的、高質量的發展時期。對農業保險的發展回顧分析可以發現，農業保險的全新、高質量發展受到制約因素諸多，譬如，農民收入水平太低［1］;傳統農業占比大，農業經濟結構薄弱;國家沒有相應的政策支持;農業保險法律缺位［2］;農業保險基礎設施不完善［3］;保險范圍小，難以做到全部投保［4］。造成上述問題的產生的主體主要可以歸結為兩類:一是作為供給方的保險公司;二是作為需求方的農戶。盡管已有學者對制約農業保險高質量發展的問題提出觀點，但并未對這一問題進入深入的研究，導致造成農業保險高質量發展的問題與制度政策之間存在差異。文章認為，市場失靈是制約農業保險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考慮到這一點，文章擬探討制約我國農業保險高質量發展的固有矛盾、農業保險高質量發展的契機以及其制度政策的取向。

一、存在問題

張海軍于2019年研究認為，近幾年我國保費收入、保險密度和保險深度逐年增長，已然成了世界第二大農業保險市場，僅僅排在美國之后，排在第二位只用了十多年時間，而發達國家從發展到高質量發展，卻經過了數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時間。盡管農業保險的發展成果明顯，但部分傳統農業保險市場的固有矛盾仍未能緩解。對于保險公司方，相關農業保險法的制定還不夠全面，一部分條例雖專門針對農業保險，但其效力低于基本法。相關配套制度不完善，農業保險合同制度缺乏，農業保險經營準入制度和退出機制上也有所欠缺。對經營活動監管較少，部分地區存在虛報承保面積，從而騙取農業保險補貼的情形［5］。農險風險保障程度不足、覆蓋面小以及農戶參與商業保險門檻過高的現象尚未改變，仍存在品種單一、受益面窄、保障力度較弱等問題。農民受教育程度低，風險意識弱，對農業保險的需求就相應減少。農民收入水平低，絕大多數農業生產散戶所采取的是“自給自足”模式，在生產規模上偏小，農業綜合生產水平較低，對農業保險不甚敏感。庹國柱、王國軍等國內學者認為，我們國家的農民一般不會采用規避風險的辦法，因此購買該種類的保險能力十分低。農業的弱質性、農村社會的松散性特征以及農業保險市場交易結構特征等原因，使農業保險市場供需失衡。無論是市場還是政策干預，都沒有有效實現農業保險市場均衡發展，農業保險市場供需失衡矛盾并未從根本上予以化解。農業保險市場在一定程度上的失靈造成了農業保險供需失衡，同時，市場不能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勞務又造成市場失靈［6］。在鄉村振興戰略和新型城鎮化建設背景下，農村金融農業保險的宏觀環境、農業保險技術環境都面臨一些新的變化，對農業保險市場產生重要影響。在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業機械化程度和生產效率提高的情況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蓬勃發展，其對風險的管理意識逐漸增強，為農業保險發展創造空間［7］。新時代的信息化也有助于農業保險的發展，進行科學的技術評測，及時發現保險產品存在的問題，提出具體解決對策，確保保險產品能夠符合市場雙方需求，為農村市場功能完善提供了全新動能［8］。

二、促進農業保險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取向

新思想、新技術和新環境的到來對農業保險的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農業保險現代化進程下，農業保險不僅要承擔自然災害經濟補償，更要追求高質量發展。我國農業保險的提質增效迫在眉睫，我們要抓住這個機遇，完善農業保險的政策制度。

［摘要］縣域人身保險作為內蒙古自治區縣域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隨著自治區整體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而面臨較大的發展機遇。文章通過分析內蒙古自治區縣域人身保險市場存在的問題及形成原因，為內蒙古自治區縣域人身保險營銷策略提出對策建議。

［關鍵詞］縣域;人身保險;營銷策略

內蒙古自治區現有103個旗縣市區，有76個屬于縣域經濟范疇的旗縣市。縣域土地面積占全自治區土地總面積的90%，縣域人口占全自治區總人口的72%，縣域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收入占全自治區的比重接近60%，縣域經濟在內蒙古自治區經濟中占有基礎性地位，而縣域人身保險作為內蒙古自治區縣域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隨著自治區整體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而面臨較大的發展機遇，成為內蒙古自治區保險業未來的一個重要增長點。

1內蒙古自治區縣域人身保險營銷現狀及存在問題

1.1人身保險市場發展不均衡。內蒙古自治區縣域經濟發展水平偏低，且呈現出極強的不均衡性，差異性較為明顯。鄂爾多斯市等工業主導型旗縣市擁有較為豐富礦產資源，隨著自治區工業化的加速推進，工業成為該類旗縣市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和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縣域經濟較為發達。呼倫貝爾市大興安嶺林區的林業主導型旗縣市以森林資源為基礎，以林業及延伸產業為主導，經濟結構單一，縣域經濟發展比較困難。其他內蒙古縣域主要是農牧業主導型旗縣市，以農業和畜牧業生產為主，經濟社會發展相對獨立，農村牧區人口占全旗縣人口的70%左右，代表著內蒙古縣域經濟的主體。顯然這種狀況導致內蒙古各縣域居民收入不均衡，消費習慣也有較大差異，因而導致內蒙古縣域人身保險市場發展存在極強的不均衡性。

1.2產品同質化問題突出，服務水平較低。內蒙古各壽險公司在縣域開展業務的并不多，縣域居民可選擇的壽險公司本就有限。而各壽險公司銷售的人身保險產品同質化問題又比較嚴重，但保險責任、責任免除、保險費率等都大同小異，沒有什么特色，很難滿足各縣域居民的不同需求，激發不了縣域居民的購買欲望。大部分內蒙古縣域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市場薪酬水平偏低，年輕人在當地職業發展機會較少，對年輕人沒有吸引力，很多年輕人離開家鄉去大城市尋找事業發展機會，使得縣域勞動力平均素質相對較低。壽險公司招聘人員素質參差不齊，為縣域居民提供的服務水平較低。

1.3普遍缺乏適合的產品促銷方式。目前各壽險公司對內蒙古縣域人身保險市場的產品促銷策略，往往還是采用保險團隊人員加硬廣告為主，但縣域市場相對比較封閉，不容易接受新事物。壽險公司保險銷售人員常用的銷售方法和熟練的話術對縣域居民并不適合，反而容易引起抵觸情緒。縣域居民應對人身風險，大多數還是存有依靠家族，依靠親情、友情互濟互助的傳統思想，對于商業人身保險這種以商業方式互濟互助、共擔風險的模式而言通常較難接受，保險觀念比較淡薄。因而壽險公司與縣域居民之間往往難以建立起有效的信息溝通機制，導致在縣域銷售人身保險產品很難打開局面，銷售難度增大。

摘要：目前，國內外對于農業保險的研究在很多方面仍有諸多爭議與分歧，各個國家在農業保險的機制構架與法律規定上也有較大差異。基于此，梳理我國農業保險補貼政策的演變歷程以及國內外對農業保險補貼政策的研究現狀，為我國當下農業保險補貼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鑒與參考。

關鍵詞：農業保險；補貼政策；研究現狀

目前，農業保險已經成為現代農村金融體系和農業風險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利用自身分散風險機制，在彌補農業發展損失、提升農村發展水平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在增加農民收入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方面發揮著重要的防護作用。農業保險作為服務“三農”的主要政策工具和金融工具，對保障農民收入穩定、金融扶貧、壯大特色優勢產業、提升農民文化素養水平至關重要。

1我國農業保險補貼政策演變歷程

1982年后，我國農業保險逐漸恢復，但長期以來農業保險并未被列入政府的重點推進項目，而且缺乏相應的補貼與政策。2004年以前，我國農業保險市場一直處于規模小、增長慢的狀態，再加上農業保險的特殊性，保險公司往往難以在此業務上盈利，因而也沒有將其作為經營重點，甚至一度放棄了該項業務。2004年起，中央開始規劃建立我國的農業保險體系，當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要“逐步建立政策性的農業保險制度”。此后連續16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聚焦“三農”問題，而農業保險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更是被多次提及。例如，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提出“積極擴大農業保險保費補貼的品種和補貼力度，鼓勵各地針對當地特色農業保險進行保費補貼，發展農村小額保險，健全農業再保險體系，建立財政支出的巨災風險分散機制”。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若干意見》中，在“擴大農業保險覆蓋面、增加保險品種、提高風險保障水平”的基礎上，增加了更多首次提及的內容，包括探索農業保險保單質押貸款、探索收入保險，穩步擴大“保險+期貨”試點，鼓勵和支持保險資金開展支農融資業務創新試點、推進病死畜禽無害化處理與養殖業保險聯動機制建設等。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抓好“三農”領域重點工作確保如期實現全面小康的意見》中再次強調“抓好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政策落實，督促保險機構及時足額理賠。優化‘保險+期貨’試點模式，繼續推進農產品期貨期權品種上市。”從近年來中央一號文件中對農業保險的表述不難看出，我國農業保險已經不僅僅是防范自然風險的管理手段，而是更多地融入到我國現代農業建設各個環節，在農村金融體系建設、農業產業化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中發揮更多作用。所以，中央對農業保險的支持力度也在逐年加大。2007年中央財政對農業保險實行政策性補貼試點時，全年對于農業保險的補貼支出累計為21.5億元。然而僅僅一年之后的2008年，這項補貼支出便翻了3倍之多，達到78億元。此后更是每年連續增長，2010年時突破100億元，2014年時達到了250億元。2007—2014年，短短8年時間便有10倍的增長，足以看出中央財政對于農業保險的支持力度。

2國外關于農業保險補貼政策的研究

農業保險是政策性險種，這一點在國外理論研究方面早已達成共識。從國外的經驗來看，農業保險對于穩定農業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農業保險又往往以政府補貼政策為核心，其在歐美一些農業高度發達的國家已經實行了很長時間，并形成了一些成功經驗。例如，美國農業保險成功的經驗主要依靠政府部門的全力支持、健全的法律保障、完善的農作物保險組織體系和大范圍的農業保險產品；法國農業保險最成功的經驗主要取決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健全的法律保障措施、完善的農業保險體系和狹隘的農業保險產品。因為農業保險補貼政策起步早，因而國外對其相關的研究也較多。早在20世紀80年代，Ahsan等通過對美國農業保險多年實踐的研究，從數量經濟學的角度論證了農業保險對于農業的產量增加以及穩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與意義[1]。Kramer大量研究了美國農業保險探索初期的一些失敗案例與經驗，其中著重提到了1940年美國德克薩斯州試行的商業性的多風險的農作物全險，由于缺乏足夠的政府補貼，最終難以持續經營而退出市場[2]。1994年，美國政府頒布了《農作物保險改革法》，該法在之前的基礎上又繼續增加了被納入補貼的農業品種范圍以及風險保障范圍，學術界再次掀起了關于農業保險的學術研究熱潮。Wright等指出，由于農業風險本身具有較高的系統性特點，如果政府不通過補貼加以干預，則很難實現持續性發展，純商業性農業保險難以克服經營過程中的諸多問題與困難[3]。而且從歷史經驗來看，這一點不僅在美國成立，在加拿大、英國、法國、瑞士等農業較發達的國家也是一樣。

【摘要】

我國的農業環境相當脆弱，易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屬于一種弱質性產業，具有較高的風險。作為現代農業風險管理的有效手段，農業保險在提高農業經營戶在災害條件下的持續生產能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方面，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步入新世紀以來，國內外學者對農業保險的相關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文章從農業保險的業務需求、產品創新、市場失靈、模式選擇等四個角度來進行理論綜述，以便為我國農業保險發展模式的創新實踐提供理論依據。

【關鍵詞】

農業保險；理論研究；述評

作為一種弱質性產業，農業易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農業生產者往往不得不面對由于各種各樣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意外事故等所造成的損失（特別是經濟損失）。農業保險，作為一種建立在“大數定律”基礎之上、用以分散農業風險的經濟手段，能夠為農業生產者提供有效的風險補償，在提高農業經營戶在災害條件下的持續生產能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方面，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即便我國的農業保險得到了良好的發展，依舊還是處在初級階段，且發展的形勢也不容樂觀，尚有一些問題亟待解決。有鑒于此，本文主要從業務需求、產品創新、市場失靈、模式選擇等四個方面對農業保險的相關研究進行理論綜述，以便為我國農業保險經營模式的創新發展提供相應的理論支撐。

一、關于業務需求的研究

1947年，Neumann&Morgenstem在其出版的著作《博弈理論與經濟行為》一書中提出了期望效用理論，這一理論也成為了國外眾學者進行農戶保險需求研究的重要理論基礎。Arrow（1963）正是以期望效用理論為基礎對風險規避型消費者購買保險的情況進行深入的研究分析，他發現，當且僅當購買保險所帶來的效用水平明顯超過不購買保險時，此類消費者才會選擇去購買保險；而過高的保費又會使得期望提升效用效應蕩然無存，消費者也就不會再去購買保險①。Arrow的這一研究結論很好地解釋了保險消費需求不足的原因，這也為后期學者研究農業保險需求不足提供了主要的理論依據。Hazellet.a（l1986）經過進一步研究發現，農戶期望獲得的收入總額及其變動情況、風險承受程度等因素都會對農戶的農業保險需求量產生重大影響②。Markki&Somwam（1991）指出，政府應該從多個角度、采取不同的措施以增加農戶對農業保險的需求量；一方面，通過建立稅收延遲儲蓄賬戶的方式，充分發揮稅負的優勢以對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產生激勵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采用更先進、更科學的風險評估方法，來合理評估農戶面臨的風險及風險帶來的損失，并在此基礎上制定合適的保險費率，從而增加農戶對農業保險的有效需求。Goodwin&Smith（1995）的研究發現，美國農戶對聯邦農業保險的需求彈性介于（-0.92，-0.2）的范圍之內，即農業保險需求缺乏彈性，致使農戶對農業保險的有效需求相對較低，農戶自愿投保率也明顯偏低①。Calvin&Quiggin（1999）研究分析年影響美國農業保險的購買狀況的因素后指出，“農戶是否獲得政府補貼”已然成為了對農戶購買意愿最具影響力的因素。Coble、Knight（2002）和Babcock（2011）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Calvin&Quiggin（1999）的研究結論，指出農業保險補貼能夠極大地提升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積極性。但是，Skees（2000）研究卻發現保費補貼并不總是有利的，它會對農業保險的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Serra&Goodwin等（2003）認為，農戶財富與其購買農業保險的動機呈現負相關關系，即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動機將隨其財富總額的增加而不斷下降。Goodwin和Rejesus（2008）指出，基于成本-收益的考慮，即便災害救濟和農業保險都會使農戶獲得災害損失補償，但是農戶會更偏向于獲得特別災害救濟計劃的補償金，而不會選擇去購買還需自己支付保費的農作物保險，這就降低了農作物保險的總需求量。Enjolrasetal（2009）利用多元線性可加模型評估了法國農場主對農業保險的需求情況，結果發現，多樣化生產方式的使用能夠有效降低產量波動風險，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農戶對農作物保險的需求，這時只有政府給予高額補貼農戶才會選擇投保。Helmessy（2009）的定量研究發現，美國的土地使用因為聯邦農作物保險補貼計劃的實施而呈現出了一種不正常的狀況。不難發現，無論國外學者從哪方面入手研究，都沒有辦法準確界定各種類型保險需求影響因素的影響程度大小；但可以明確的是，政府對農業保險的財政補貼政策與農業保險需求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政府的災害救濟計劃與農業保險需求存在負相關關系。在國內，學者們或是從理論角度、或是從實證角度深入探究農業保險的需求問題。在理論研究方面，庹國柱等（2002）、馮文麗等（2003）、費友海（2005）等學者基于福利經濟學視角、從農業保險屬性著手研究農戶對農業保險的需求問題，結果均發現，作為一種“準公共產品”的農業保險，由于其外部性的存在使得農戶農業保險的有效需求往往低于正常水平；張偉（2013）、夏云（2015）、鄭軍等（2015）以我國農業保險的發展狀況為出發點，綜合考慮了農民收入情況、農業風險演變程度、農村土地流轉狀況、農業產業化進程、地區差異表現等多種影響農業保險需求的因素，結果發現這些因素的變化都會顯著地影響農戶愿意購買農業保險的數量。在實證研究方面，寧滿秀（2005）、張躍華（2007）、候玲玲等（2010）、聶榮（2013）等學者從農戶走訪調研獲得的數據著手，力求找出致使農業保險市場無法充分發揮作用的根本原因，但在實際上不同因素的影響程度卻是表現不一，因而無法達成一致結論。那么，另一部分學者就思考是否通過拓寬研究視角，能夠更好地探究農業保險有效需求問題。劉冬姣和張旭升（2011）著重研究了我國開展農業保險補貼前后農業保險需求變動情況，結果發現，農戶會因為能夠獲得農業保險補貼而增加農業保險的購買量；谷政等（2012）在對江蘇淮安市農業保險運行情況進行分析時發現，由于當地種植農業保險保障力度不足，致使農戶參保積極性明顯不高；趙君彥等（2013）的研究發現，家庭中從事非農業勞動力人數、土地規模、政策宣傳力度和農戶對農險的認知等因素，都會顯著的影響農戶的農業保險需求量；趙桂玲等（2014）認為，農業保險需求會因人均生產總值的增長而有所提升，但是不合理的前期賠付率卻會損耗掉人均GDP增長帶來的需求增量；唐德祥等（2015）指出，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對農業保險需求具有顯著的正效應，成災率的提高對農業保險需求具有顯著的負效應，農業保險補貼政策的實施并未達到提升農業保險需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