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幼教期刊的編輯工作，是“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的一種創造性勞動。構建幼教期刊編輯美學，是幼教期刊自身發展的要求，也是讀者和作者對于期刊發展的要求。編輯美學要遵循一定的原則，這些原則構成了指導幼教期刊編輯活動審美行為的準則。幼教期刊編輯美學體現了編輯人員對于期刊美的追求，具體表現在版面設計的形式美、期刊內容的科學美、學術論文的結構美和刊物裝幀的技術美。美學體系的建立是構建幼教期刊編輯美學的一個最終要求，可以將其學科體系分為幼教期刊編輯美學主體的美學理論、客體的美學理論、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美學關系理論。

關鍵詞：幼教期刊；編輯美學；必要性；基本原則；內容；美學體系

幼教期刊是積累、傳播幼兒教育知識的物質載體。幼教期刊的編輯工作，作為一種人類自身的意識行為，就像馬克思所說的，是“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的一種創造性勞動。幼教期刊的編輯不論是有無意識，也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都在按照一定的審美趨向進行期刊的策劃、編排。雖然現階段并沒有“幼教期刊編輯美學”這一專有名詞，但隨著我國報刊業的不斷發展和變革，研究幼教期刊編輯美學的要求也會越來越迫切。

一、構建幼教期刊編輯美學的必要性

（一）幼教期刊編輯美學是幼教期刊自身發展的要求

我國古代較早時期的書冊大都是以竹簡為主要的載體，這種形式是以造紙業沒有出現為前提的，主要是出于實用和經濟的考慮。東漢時期隨著造紙術的發明，紙質的書冊開始出現，其是以線裝書為主要的載體形式，雖然表面看來較竹簡的形式美觀，但仍舊是以合乎實用為主要的目的，這個時期還不能說就具備了一定的美學理論。隨著現代期刊編輯事業的產生和人們在閱讀過程中對享受美的追求，審美意義對于期刊編輯的影響逐步受到人們的重視，人們對于期刊整個出版過程的美學追求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

（二）幼教期刊編輯美學是完善美學理論的一個重要途徑

作者：趙仲明 單位：中國音樂學院

學術精神是學術研究工作中的一種誠篤精神，一種批判精神，一種超越精神。它鮮明地體現在學者執著的理論信仰、敏銳的問題意識、強烈的批判意識，以及整體的學術思想之中。在中國音樂學術史上，我們或許并不缺乏具備上述特征的學問家，然而，關注世界、關注時代、關注當下，并始終以開放的學術胸襟博采眾家之長，兼容并蓄，同時在其學術研究中保持著高度學術責任感與學術使命感的學者，恐并不多見。本文通過對于潤洋先生20世紀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學術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討于先生學術思想發展的基本脈絡及其重要學說在當代中國的西方音樂史學、音樂美學研究領域中的理論價值與學術意義，以表達筆者對于潤洋先生80華誕暨50年學術生涯的誠摯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紀70年代末至整個80年代是中國現當代史上意識形態的“撥亂反正”期，同時也是于先生學術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既是始終貫穿在于先生學術思想中予以強調的兩個研究范疇，同時也是于先生構建理論學說的“兩大基石”。然而，對于這一學術思想的探究，我們卻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學術著述之中。《器樂創作中的藝術規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發表的一篇論文。當時，雖然“”已經被粉碎，但在我國音樂創作領域內的極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樂創作中的標簽化、圖解化、概念化現象仍然較為普遍。比如，歌頌偉大領袖時采用《東方紅》的曲調；寄托對革命者的哀思時采用《國際歌》的動機；表現人民軍隊時則采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此，于先生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基本理論，從音樂學的角度對當時的現象提出了批評：器樂的認識作用和社會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為人們提供抽象的理性認識，揭示具體的哲理或觀念，而在于從感情上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從感情的積累和深化加深對社會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認識能力，進而影響對社會現實的感情態度。這是音樂、特別是器樂所具有的獨特作用。忽視了這個特點，勢必造成對器樂的政治內容、器樂為政治服務的狹隘理解。所謂“必須緊密配合政治運動”、“寫中心”就是這種狹隘理解的產物……要求器樂直接表現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樂必須直接為政治運動服務，這難免要導致器樂創作的概念化，喪失器樂所特有的藝術表現力量，同時也就喪失了器樂真正應該具有的政治內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這篇文章的結尾處，以音樂學家特有的理論敏感和遠見卓識特別提到了音樂學學科中的“歷史研究”與“美學評論”。并且，他充滿理論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錮已經打開，思想的解放必將為藝術的真正繁榮開辟道路。在器樂創作領域中，我們應該在一系列的實踐和理論問題上撥亂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規律性的東西，為未來器樂創作的繁榮創造條件。我們相信，這樣的探索也必將對整個音樂創作、表演、歷史研究、美學評論產生有益的、深遠的影響。②經過了十年動亂后的中國，一方面出版界在引進與出版外版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著作方面空前繁榮；另一方面，我國的人文科學研究以及人文社會思潮也十分活躍。隨著一大批對我國人文學術影響至深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以及其中關于哲學、美學的譯著出版（如黑格爾《美學》《/西方美學家論美和美感》、格羅塞《藝術的起源》、克羅齊《作為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的歷史》、鮑桑葵《美學史》、科林伍德《藝術原理》、蘇珊•朗格《藝術問題》《/情感與形式》、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卡爾•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李普曼《當代美學》），以及我國哲學界、美學界一批著作的陸續問世，我國的音樂美學著作出版與學術研究也開始復蘇。

1978年，奧地利音樂學家愛德華•漢斯立克的音樂美學名著《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第一版）中譯本出版；1981年，英國音樂學家戴里克•柯克的《音樂語言》中譯本問世。之后，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率先在音樂學系里成立了音樂美學小組，并著手對一些外文音樂美學文論與著作進行編譯，并以此作為我國音樂學院的音樂美學選修課參考教材。③然而，從這一時期開始，作為音樂學的學科任務———“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于先生的研究范疇。雖然，我們可以說于先生強調“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的學術思想與我國當時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人文社會思潮，以及音樂學界以往的研究狀況不無關系。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應看到這一學術思想與于先生一貫堅持的理論信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以及作為音樂學家特有的理論自覺———問題意識與批判意識直接相關。他博覽群書，從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見的理論學說，且博采眾家之長；他關注世界、關注時代、關注當下，但絕不是關注時髦，而是關注在時髦的當下被拋棄的和被遺忘的學術思想和隱蔽不彰的某些理論淵源。

以1978年漢斯立克《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中譯本的出版為例。1981年，于先生在題為《對一種自律論音樂美學的剖析———評漢斯立克的〈論音樂的美〉》的一篇論文中，對漢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現不是音樂的內容”④、“音樂美是一種獨特的只為音樂所特有的美”⑤、“音樂的內容就是樂音的運動形式”⑥等學說率先進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論批判卻也是通過大量的史學舉證和美學剖析后才得出結論：漢斯立克的學說是唯心主義的錯誤命題，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根本對立的立場。⑦并對這些表面看起來似乎僅只是音樂美學領域中關于他律論與自律論的學術之爭，但實際上卻是直接挑戰甚至動搖我們長期以來堅持的反映論情感美學及其更為深刻的一系列帶有原則性和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展開論述。包括于先生在隨后幾年中發表的《符號、語義理論與現代音樂美學》（1985）和在《羅曼•茵加爾頓現象學音樂美學評述》（1988）等論文中，也同樣堅持了“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并重的學術思想與研究方法，并分別對蘇珊•朗格的“藝術符號理論”、阿達姆•沙夫的“語義學理論”，以及對茵加爾頓“純意向性對象”以及胡塞爾現象學等理論學說予以了公正客觀的史學評價和美學評價。#p#分頁標題#e#

如果說，以上所舉論文僅是于先生在這個時期對西方各種理論學說進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話，那么，1988年他發表的《關于音樂基礎理論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筆者看來，則是于先生經過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從哲學理論層面上對音樂與音樂藝術的本質、屬性、形式、內容、存在方式，以及與之相關的史學、美學、技術理論等學科的一次深刻的學術總結與理論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這篇重要論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論構建期”與“理論深化期”的學術思想，同時也為他在未來的兩個時期中取得更多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若非如此，于先生斷不能在這篇論文中，在談到“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二者在音樂學研究中的相互關系時，更為明晰地指出：以我國的西方音樂史學研究為例，除了史學理論、方法論本身存在的問題之外，音樂美學研究的落后，種種似是而非的音樂美學觀念充斥史學工作者們的頭腦，這是阻礙音樂史學發展的重要原因。當我們的音樂哲學觀念還處在較低的層次，對音樂美學的一系列重要問題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許多錯誤的觀念所占據時，我們恐怕是很難去把握和揭示這門藝術的歷史發展規律的……在音樂技術理論領域中，關系相對間接一些，但它的深化無疑也有賴于研究者們基礎理論素質的提高，否則這門學科就只能永遠停留在經驗論的、工藝學的水平上面很難使自己站在更高層次的理論水平線上。⑧顯而易見，這一論斷既成為了于先生后來的“音樂學分析”理論學說（1993）以及《現代西方音樂哲學導論》（2000）與《悲情肖邦———肖邦音樂中的悲情內涵闡釋》（2008）專著的重要理論基礎，同時也構成了他所有學術著述中特有的一種理論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紀念導師卓菲婭•麗薩的文章中所說的那樣：（除了體系音樂學外）“麗薩在音樂學上做出貢獻的另一個領域是歷史音樂學。她在體系音樂學領域獲得的（諸多）成就，是與她在歷史音樂學方面的淵博知識分不開的。對于她來說，這兩者之間很難劃出一條嚴格的界限。她的音樂美學論著總是給人以強烈的歷史感，而她的音樂史學論著中則總是包含著理論的內容。”⑨毋庸諱言，隨著時代的進步與學術的發展，作為卓菲婭•麗薩的學生，于先生強調和堅持“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并重的音樂學研究理論與方法不僅明顯比其師麗薩更為深闊，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導的“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國當下的西方音樂研究領域中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并成為了一種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理論與哲學基礎之上的、具有中國學術特色的音樂學研究。

現象學美學文論是20世紀世界美學文論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流派。它用現象學的概念和方法來重新審視文學的藝術作品的存在方式，提供了接受和分析文學作品的重要路徑，在文學觀念和理論結構上都有突出的創新性意義。而我國對于現象學美學文論的引薦、譯介和研究，乃至于具體運用到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建構上，都還有一些需要進一步思考和解決的問題。最近兩年，我國長期致力于現象學美學文論研究的學者張永清在《羅曼•英伽登文論在當代中國的接受》和《問題與思考:國內英伽登文論研究三十年》等文章中，指出了當前國內研究現象學美學文論中存在諸多亟待破解的難題，其中之一就是:“國內學界很大程度上接受的是‘韋勒克化的英伽登’，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了我們相關研究的獨立性還有待加強。”［1］他的這個判斷，我是非常同意的。   為什么中國對英伽登現象學美學文論的研究視野受到“韋勒克化的英伽登”的制約和局限呢?這是因為英伽登的美學文論的主要著作還沒有直接翻譯成為漢語的時候，也就是中國國內讀者在沒有直接接觸英伽登著作原著之時，美國著名文學理論家韋勒克對于英伽登美學文論的介紹已經成為中國學界對英伽登美學文論思想理解、闡釋和把握的“前理解”文化解釋結構中的主要組成部分。英伽登的美學文論思想在中國的介紹始于1980年，是年李幼蒸在《美學》第2期上發表《羅曼•茵格爾頓的現象學美學》一文。此文從韋勒克對英伽登的肯定性評價來說明英伽登美學文論的價值。1983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林驤華翻譯的韋勒克的《西方四大批評家》，這是韋勒克在華盛頓大學所做概括總結20世紀前半期西方文學理論的宏觀性論述的學術演講記錄稿。韋勒克根據自己對西方特別是歐洲20世紀前半期文學理論的長期研究，認為在20世紀前半期歐洲、乃至整個西方文學理論界最有卓著貢獻的四位批評家，那就是克羅齊、瓦勒里、盧卡奇和英伽登。［2］   1984年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中譯本出版，韋勒克在這一影響廣泛的著作中借鑒了英伽登關于文學作品的分層次理論，作為該書第四部“文學的內部研究”的理論框架。而在這個時候，在中國大陸學界，從1980年到1984年，通過韋勒克等人的介紹，英伽登已經名噪一時，而他本人的美學文論的著作還沒有一部、論文還沒有一篇被翻譯過來。這就造成了中國當代學界接受英伽登理論的一種特殊狀況，“韋勒克化的英伽登”基本上成為中國學界接受英伽登的知識模式。美國學者賽義德曾經談論到東方國家、民族在接受西方現代學術理論時所進行的“理論旅行”。賽義德指出:“首先，有一個起點，或類似起點的一個發軔的環境，使觀念得以生發或進入話語。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離，一個穿越各種文本壓力的通道，使觀念從前面的時空點移向后面的時空點，重新凸顯出來。第三，有一些條件，不妨稱之為接納條件或作為接納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抵制條件。正是這些條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論或觀念無論顯得多么異樣，也能得到引進和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納(或吸收)的觀念因其在新時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3］138   英伽登美學文論進入中國的“理論旅行”，是開始于美國學者韋勒克的介紹，中國譯介了韋勒克的著作，即通過韋勒克的美國理論的中介實施的。韋勒克確實是在歐美第一個介紹英伽登的人，他說，“我自信是在英語界提到羅曼•英伽登的第一人”。韋勒克之所以看重英伽登，是因為英伽登是現象學大師胡塞爾的弟子。于是，1934年9月布拉格舉行第八屆國際哲學大會時，韋勒克在其學術演講中，向大家介紹英伽登是“《文學的藝術作品》這部出色的現象學著作的作者”。［4］686而且，正如王春元在韋勒克《文學理論》的中譯本前言中說:“本書作者很推崇波蘭哲學家英格丹(R．Ingarden)所采用的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這種方法對文學作品的那些多層面的結構做了明確區分。”“本書作者進一步發展了英格丹的研究法，設計了一套用以描述和分析藝術品層面結構的方法。”“作者正是運用這一套分析藝術品層面結構的方法，來系統地構建本書第四部，即‘文學的內部研究’的全部理論框架的。”［5］151980年代的中國，其時，中國文學理論正在進行思想方法上的從單純的外部研究向內部研究方面的轉型，韋勒克等的《文學理論》提供了較為系統的對于文學作品進行內部分析的方法，確實使人耳目一新，于是韋勒克等的《文學理論》一時成為理論界的暢銷書，而英伽登也因為韋勒克的推許而成為學術界公認的在當代美學文論上具有開拓性貢獻的人物。   按照賽義德“理論旅行”的觀點，英伽登理論在中國進行的“理論旅行”，是由于中國文學理論正處于文學觀念變化的時代環境，使得英伽登話語的進入有一個發軔的環境，而韋勒克“內部研究”的主張恰好切合中國文學理論“向內轉”的契機，可以說英伽登理論是通過韋勒克理論話語的通道進入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場域的。在這種狀況下，“韋勒克化的英伽登”就是中國學界接受英伽登理論的方向和用法。翻檢從那以后一段時間中國學者關于英伽登現象學美學文論的一些研究論著，可以看出，依循韋勒克思路去解讀英伽登是相當普遍的。我個人在當時也是如此。   毫無疑問，在當代全球化文化語境中，任何一種理論的全球化旅行的邊際障礙都已經消除，我們應該破除理論的中介式旅行的模式，對國際學界的主要理論做直接的引進和評介。理論的中介式旅行實際上存在許多問題。我們過去一段時間引進的馬克思主義是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義，至今在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關鍵概念的認識上仍然存在一些誤區。這種教訓是深刻的。   事實上，理解真實的英伽登應該認真閱讀英伽登本人最重要的兩部著作:1931年出版的德文著作《文學的藝術作品》(DasliterarischeKunstwerk)和1936年出版的波蘭文著作《對文學的藝術作品的認識》。這兩部著作是具有連續性的關聯密切的系列著作。英伽登在1936年出版的波蘭文著作《對文學的藝術作品的認識》中就說，在文學理論研究中，克服各種片面的觀點的正確途徑是，必須正確地回答兩個問題:“(1)認識對象———文學的藝術作品———是如何改造的?(2)對文學作品的認識是通過什么程序獲得的，就是說，對藝術作品的認識是如何產生的，它導致或能夠導致什么結果?”［6］30《對文學的藝術作品的認識》就是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而回答第二個問題的理論基礎則是由回答了第一個問題的《文學的藝術作品》奠定的。在中國，英伽登回答第二個問題的著作在1988年問世，而且中譯本根據波蘭文本的英譯本翻譯。英伽登回答第一個問題的《文學的藝術作品》則在1988年以后的20年以后，才與中國讀者見面。而這個著作已經不是英伽登1931年的德文版的原貌，而是1960年用波蘭文對德文版翻譯，并且更名為《論文學作品》(Odz-ieleliterackim)的文本。當然，波蘭文本《論文學作品》是經過英伽登本人校閱的，他在譯稿中作過修訂和補正，英伽登1958年在波蘭文版前言中說，“過去堅持的觀點我認為一般來說都是對的”，“除了過去的第二十六節的論述現在看來已經站不住腳，需要重寫之外，其他的地方我覺得沒有必要進行原則性的改動”。由于德文與波蘭文在表達上的差異，經過不同語言的翻譯，“照我的看法，這個波蘭文本有的地方可能比三十年前的那本書好些，有的地方差些”［7］18。#p#分頁標題#e#   無論如何，英伽登最重要的兩部文學理論著作總算是英伽登被介紹到中國大約三十年后完整地出現在中國讀者面前。時光進入21世紀，在1980年代出現文學理論的韋勒克熱和英伽登熱，由于現在文化語境的轉換，已經在文學理論的社會學轉向之后漸次形成的后現代文論的新興熱點面前黯然引退，現在認真重新閱讀英伽登這兩部著作的人似乎并不多，而在中國“韋勒克化的英伽登”什么時候能夠得到消解，何時才能還原英伽登本來的學術面貌，則不得而知。   但是我認為，我們中國學界必須認識到，“韋勒克化的英伽登”并不是真實的英伽登。而我個人認識到這一點是我在讀到2009年出版的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中文修訂版第七卷之后。第七卷的副標題是“德國、俄國、東歐批評:1900—1950”，在該書十七章“波蘭批評”中韋勒克只論述了英伽登一人。這一章的內容像在其他章節的通常寫法一樣，較為全面地評述所論理論家在文學理論方面的貢獻和缺失。但是，韋勒克將例行論述寫完以后，行文至此，突然筆鋒一轉，說道:英伽登“在第三版《文學的藝術作品》(1956年)里，收入了在某些要點上嚴厲批評本人的一篇針對性的前言”。于是十分罕見的是，立刻針對英伽登的批評，作了長達7頁之多的辯解，對英伽登的批評做了一個反批評。   《文學理論》于1942年用英語出版之際，那時波蘭因被外國軍隊占領，與世界學術活動隔絕多年。英伽登那時沒有看到這本書，也不知道《文學理論》對他自己的理論有所借用，更不知道《文學理論》對他的理論有誤讀之處。而《文學理論》的德文版于1959年問世，幾年后英伽登才讀到這本書。于是在《文學的藝術作品》第三版德文版出版之時，才寫下批評韋勒克的文字。那么，英伽登在德文版《文學的藝術作品》的第三版序言是如何對韋勒克進行批評的呢?現在我國沒有英伽登德文版《文學的藝術作品》的全譯本，我在網絡上搜索，發現新浪網上載有張旭曙對英伽登德文版《文學的藝術作品》第三版的選譯，而其中正好有英伽登批評韋勒克的第三版序言的全部內容。通過這個網絡文本，我知道，英伽登對韋勒克的不滿主要是因為，英伽登認為韋勒克在《文學理論》中對英伽登的文學作品分層理論進行了整體借用，但是卻反過來對英伽登的理論說三道四。英伽登認為，這全然是對他的理論的不尊重和誤讀。而根本分歧在于，韋勒克沒有從現象學理論角度去理解英伽登的理論。韋勒克在看到英伽登對它的批評之后，曾經發表過一篇題為《致羅曼•英伽登答辯書》的反駁文章，而這篇反駁文章的主要觀點就是《近代文學批評史》第十七章中對英伽登的反批評。而英伽登在1966年又發表了《雷納•韋勒克所言的價值、規范和結構》，對韋勒克把他的文學作品層次理論簡單地說成是一種“規范”、“規范體系”，離開了現象學理論范疇表示不滿。兩人的爭論一直沒有消歇、終止，也沒有一個最終的結論。從兩人你來我往的批評與反批評來看，似乎根本分歧在于，韋勒克并沒有從現象學理論角度去理解英伽登的理論。   客觀而論，英伽登是現象學美學和文學理論的代表人物，而韋勒克是美國新批評后期理論的核心人物，韋勒克對英伽登有所誤讀是可以理解的。現在看來，他和沃倫的《文學理論》是美國新批評理論上的一個總結，韋勒克在新批評人群中更有開放性視野，他不拘泥于新批評的固有理論，而對英伽登的文學作品的分層次理論有自己的感受，實屬不易。但是他對英伽登理論的解讀顯然又帶有新批評理論的視角，不能說沒有誤讀。這是英伽登特別惱怒的一個原因。韋勒克對英伽登的誤讀，成就了《文學理論》的創新性理論成就。而中國學界如果依照韋勒克的指引去理解英伽登，則造成對現象學文論研究的誤區，卻是我們應該深刻反省的。   舉一個例子，英伽登認為，韋勒克“在《文學理論》里，只有兩個地方(第151和156頁)提到我的名字。其一是我的文學的藝術品的層次概念，這基本上是點到為止。不過它認為我劃分了五個層次，其中就有形而上性質層。這是一種誤解。我的確考察過形而上質素，但從不曾將它們當作文學作品的一個層次。如果我這樣做的話就大謬不然了。形而上質素僅僅在被再現的世界的某些事件和生活情境中偶爾現身。倘若構成作品的一個層次，它們就必定屬于文學的藝術品的基本層次，并在所有這些作品中都如此。但實情根本不是韋勒克認為的那樣。盡管如此，形而上性質在藝術品中的作用卻非同小可，它們與同類審美價值關系密切，我正是以此為基礎來進行研究的。形而上質素可以在別的藝術品主要是音樂作品里顯現，也可以顯現在繪畫、建筑等等里面，因而它們往往屬于我所認為的作品的‘觀念’。所以，它們的顯現與作品的文學觀相沒有關系。倘若人們將其看作文學的藝術品的一個層次，那就忽略了文學的藝術品的一般的藝術品的‘解剖’(anatomical)特征和結構的作用了。”①   仔細研究一下，英伽登在《文學的藝術作品》中對文學作品的層次劃分，確實是四個層次，有書為證:“那么，哪些層次才是每部文學作品所必不可少的呢?它們就是———就像我要在下面所說的那樣———下面的層次:1．字音和建立在字音基礎上的更高級的語音造體的層次。2．不同等級的意義單元或整體的層次。3．不同類型的圖式的觀相、觀相的連續或系列觀相的層次。最后還有:4．文學作品中再現客體和它們的命運的層次。”［7］49   而韋勒克在《文學理論》中對英伽登的文學作品分層結構的論述是:“波蘭哲學家英格丹在其對文學作品明智的、專業性很強的分析中采用了胡塞爾從‘現象學’方法明確地區分了這些層面。”“第一個層面是聲音的層面”，“第二個層面:即意義單元的組合層面”，“第三個層面，即要表現的事物，也就是小說家的‘世界’、人物、背景這樣一個層面。英格丹還另外增加了兩個層面。”這段話說得非常清楚。第一個層面、第二個層面、第三個層面，另外增加兩個層面，當然是五個層面，而并不是英伽登自己分的四個層面。在層面的數量上，韋勒克替英伽登增加了一個。非常蹊蹺的是，韋勒克對自己講的“英伽登另外還增加了的兩個層面”展開了批評:“我們認為，這兩個層面似乎不一定非要分出來。‘世界’的層面是從一個特定的觀點看出來的，但這一所謂‘觀點’的層面未必非要說明，可以暗含在‘世界’的層面中。”“最后，英格丹還提出了‘形而上性質’的層面(崇高的、悲劇性的、可怕的、神圣的)，通過這一層面藝術可以引人深思。但這一層面也不是必不可少的，在某些文學作品中可以闕如。可見，他的兩個層面都可以包括在‘世界’這一層面之中，包括在被表現的事物范疇內。”［5］158－159#p#分頁標題#e#   對照上面兩段引文，確實韋勒克對英伽登有嚴重的誤讀，甚至可以說是曲解。韋勒克描述的英伽登的文學作品分層結構，由四層變為五層，平白無故增加一層。后兩層的含義，按照韋勒克的解釋應該是“觀點”和“形而上性質”。這兩個語言表述都是英伽登的書里根本沒有的，確實是“大謬不然”。值得注意的是，韋勒克在接受了英伽登的批評之后，在《近代文學批評史》中更改了英伽登文學作品分層理論的層次數量，從五個改為四個。但是《近代文學批評史》第七卷遲至2009年才出版，1984年出版的韋勒克《文學理論》中譯本在讀者中印象已經相當深刻。在我的印象中，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關于英伽登文學作品分層理論發表了許多論文和著作，似乎都是依據韋勒克《文學理論》中的這種述說。“韋勒克化的英伽登”實在害人不淺。   找到真實的英伽登必須回到英伽登的著作中去理解他的思想。英伽登是一位現象學哲學家，他的關于美學和文學理論的論著都是一個現象學哲學家對審美活動和文學活動的研究。他研究文學作品的目的也是因為他認為文學作品就是他的老師胡塞爾講的純粹意向性客體。他寫作《文學的藝術作品》的動因就是，“要對埃德蒙德•胡塞爾以如此不一般的精確程度，并且考慮到了許多非常重要和難以把握的情況，而建構起來的這種理論表示自己的看法，首先要說明的是意向性客體存在的方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明確，實在客體的結構和存在的方式同意向性客體在本質上不是一樣的。為了說明這一點，我找到了一種毫無疑問是純意向性的客體，有了它便可不受考察實在客體后所得出的看法的影響，來對這個純意向性客體的本質結構和存在的方式進行深入的研究。正是在這個時候，我覺得文學作品特別適合于這種研究。”［7］14在英伽登看來，藝術作品總的來說都是意向性客體，但是有些藝術作品，如繪畫等造型藝術，在畫面的形構上要大量運用物質材料，具有某些實在性客體的因素，雖然“也是意向性客體”但不是純粹意向性客體，而文學作品則是由詞構成的語句，即由語言使用規則構成的話語組成一個客體，是純粹意向性客體。語言是思維意識的活動工具，語言和意識在活動過程中往往是一體的。語言的使用規則本身就是人類群體意識活動的內在意向性驅使下的約定俗成產物，而在這種規則制約下作家的話語書寫也是人的純粹意識行為，“它們存在的根源和需要的來源是語言造體的意向性———例如一個語詞或者一個語句的意義———它們是由想象的行動所創造的。”［7］144詞語的書寫、傳達和接受始終是在意識行為中進行的。當然文學作品的實際存在是需要一定的傳播媒介，甚至是物質材料的。印在書籍篇頁上的文字，它的承載物是油墨和紙張，但是油墨和紙張并不構成為文學作品的形式，只有詞語的組合、句段才是文學作品的真正形式。語言構成的文本不是實體性客體，而是純粹意向性客體。它是作家意識活動的產物，也只能在讀者的閱讀中，即另一種意識行為中產生意識的再造活動。   由此，在英伽登看來，必須研究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的問題，必須確定文學作品是純粹意向性客體的存在方式，必須采用胡塞爾的現象學的理論和方法才能確定文學作品是意向性客體。我認為這三個必須是我們閱讀英伽登著作應該具有的觀念。不具備這三個必須的意識，就有可能對英伽登誤讀。西方文論的作者歷來有哲學家和文學理論家的區別。英伽登的著作必須用現象學哲學方式讀解。應該說，韋勒克在寫作《近代文學批評史》第七卷之時，是接受了《文學理論》誤讀的某些教訓的。而《文學理論》的誤讀就在于，韋勒克從西方分析哲學、邏輯實證主義，特別是美國新批評對語言和文學作品的關系上讀解英伽登的文學作品分層理論。新批評致力于確立文學文本在文學活動中的本體論地位，強調語言和語言運用自身的獨立性，把作家和讀者圍繞文本的意識行為視為“情感謬誤”、“閱讀謬誤”，當然也自成一家之言，不能說沒有一些新意。但是如果割斷或者稍許忽視現象學關于語言文本與意識行為的聯系，就根本不能理解和掌握英伽登的文學作品分層理論。   本文就“韋勒克化的英伽登”不是真實的英伽登這個問題做了一點描述，其意在于說明我國對現象學美學文論的研究確實需要重新起步。而且對當代西方文論、世界文論的引進、評述和借鑒，應當擺脫片面依賴美國化理論的學術傾向，直接面對全球文學理論的真實事實，研究各種不同語種理論文本、不同理論流派的特殊理論貢獻，書寫中國化的西方文論、世界文論論著。

作為群經之首的《周易》，是形成中國文化特色的元典之一，對包括文學在內的中國社會文化生活各方面產生了深刻影響。近年來研究易學與文學關系的成果非常豐富，同時出現了梳理、反思這些成果的綜述若干篇，如張善文的《〈周易〉與文學的關系研究綜述》［1］144－157和黃黎星的《觀其會通、探其精微———關于〈易〉學與文學關系研究的思考》［2］等。在易學與文學關系的研究中存在兩種范式，即自上而下的理論研究與平行類比的個案研究。   首先，二者研究對象不同。前者是選擇重大文學理論問題的宏觀研究，后者則是圍繞作家的作品、批評及文學思想而展開微觀的個案研究。其次，理論基礎不同。前者的理論基礎是《周易》本身，后者的理論基礎則是作家闡釋易學的相關著作。第三，研究方法不同。前者是追根溯源的，是從《周易》出發，尋找其對于文學影響的痕跡;后者則是將作家本人的易學著作與其文學著作看成一種平行類比的關系，分析二者之間一致的趨勢以及相互關系。   一、自上而下的理論研究易學對于文學理論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入的，其中文道觀、言象意、陰陽辯證、通變、美學思想等是易學與文學關系研究中的焦點問題。   (一)文道觀   《周易》在六經中最具形上性，在宗經的文學觀之下，討論文學的形上之道，自然很難離開《周易》。《文心雕龍•原道》受到《周易》非常大的影響。祖保泉的《〈文心雕龍•原道〉臆札》認為，劉勰在《周易》的基礎上建立了文道觀，他的道是儒家的，《原道》從理論體系的建立到語詞運用，都受到《周易》的影響。［3］王運熙的《〈文心雕龍•原道〉的思想傾向》、王小盾的《〈文心雕龍〉和〈周易〉的關系》都認為《原道》的“道”和《周易》的“道”主要用法相同。［4－5］李奇云的《影響范式研究:〈周易〉與〈文心雕龍〉》運用統計方法定量測定《周易》對《文心雕龍》的影響，得出的結論是:“《周易》對《文心雕龍》影響最大的在《原道》篇。”［6］《周易》如何具體影響《原道篇》，周勛初的《〈易〉學中的兩大流派對〈文心雕龍〉的不同影響》認為《原道篇》的道，與《易》中的道涵義相同，是指事物的本質和規律。［7］   范文瀾先生認為劉勰是經學古文學派，周勛初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劉勰受到漢易與王弼易學的雙重影響，其“文”、“道”關系論也受到易學兩大流派的影響。黃高憲的《〈周易〉對〈文心雕龍〉“原道”論的影響》則認為:《原道》與《周易》的“道”相同之處在于:《易傳》的解易理論對“原道”的影響，包括《易傳》的“觀物取象”說、“八卦生成”說、“三才”說、“乾坤，《易》之門戶”說等。［8］王少良的《〈易傳〉及魏晉玄學的文藝本原論》認為除了《文心雕龍》之外，《易傳》還對其他的文學本源論產生影響，他認為古代文論中的文道觀是在《易傳》及魏晉玄學的啟發下而獲得的周密闡述。［9］黃黎星在《易學與中國傳統文藝觀》一書中認為《周易》之道是文學起源論與本質觀的最重要的思維原點，［10］他還在《〈周易〉對歐陽修文學觀念的影響》、《劉熙載〈藝概〉中的援〈易〉立說》二文中對歐陽修、劉熙載的文道觀從易學的角度做了解讀，［11－12］他認為歐陽修“重道以充文”的思想來源于《大畜》卦。［11］范中勝的《〈周易〉與歐陽修的文道觀》則在黃黎星文章的基礎上，更全面地討論了歐陽修文道觀的思想來源，認為《乾•文言》的“修辭立其誠”，《大畜》卦的“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賁卦》的文質關系論是歐陽修文道觀的思想來源。［13］   (二)言、象、意   《周易》言、象、意的思想經過王弼《周易略例》的進一步闡釋，對意象理論、典型理論等產生了很大影響。   1．意象   易象與意象本自相通，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下》說:“《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為表里。”胡雪崗在《試論“意象”》中說:“‘意象’這一概念最早出現于殷周之際的《周易》中。”［14］朱良志的《象———中國藝術論的基元》則認為中國古代藝術表達的途徑是用語言來創造象，而這種重“象”與“易象傳統”有很大關系。［15］王振復也說:“中華意象美學智慧的源頭在《周易》。”［16］168易象如何影響意象?敏澤的《中國古典意象論》認為《周易•系辭》的意思就是:言、意所不能完全表達的，可由“象”來表達，就是說，“象”比“言”、“意”更具有表現力。［17］《周易》提出的言、象、意的關系有兩個影響:一是由小見大，由具體表現一般的原則;二是“象”所具有的象征性特征，使得易象通于詩的比興。黨圣元在《談“易象”》、《象•實象•假象》等文中認為:《周易》的“易象”及“取象”說、“言”“意”關系說對文學形象理論產生影響，他認為易象有“形象”與“象征”兩個特點。他說:“當我們把易象的這些特點與詩歌的‘比興’……加以對比，可以發現它們之間達到了驚人的一致。”我國古代形象理論“溯其源頭，實始于‘易象’及《易傳》之‘取象’。”［18－19］吳廷玉在《易象與意象》中探討了從易象到意象的三個階段:(1)由《系辭》發端，后以王弼為代表的魏晉玄學所討論的象、言、意的關系，為審美意象說的建立奠定哲學基礎。(2)《系辭》“稱名也小，取類也大”的創作經驗總結，以及司馬遷溝通《詩》、《騷》與《易》的批評實踐，揭示出意象營構的規律與模式。(3)王充、劉勰對易象之象所做的語義轉換，“意象”這一古典美學的核心范疇便最終生成。［20］賀天忠在《“意象”說:中國古代第一個系統的詩學理論》中認為意象說的理論經歷兩次大的理論建構和三次自身的理論提升。其中《周易》“立象以盡意”和“觀物取象”說，構成了意象說的理論基礎，王弼的言、象、意理論，進一步豐富了意象說的理論基礎。［21］#p#分頁標題#e#   2．典型   王元化指出《文心雕龍》的“稱名也小，取類也大”包含了“個別蘊含了普遍，或具體顯示了概念的特性”。［22］卓支中則把這種典型理論的源頭從劉勰追溯到《周易》。他在《立象盡意以小見大———〈周易〉中形象與典型思想試探》中認為《比興篇》的“稱名也小，取類也大”之論來于《周易》，這正是“典型性”理論的胚胎。［23］馬白在《論〈易傳〉的美學思想》中也說:“《易傳》‘類’的思想，開后世藝術概括論、人物塑造論的先河。”這種思想“對小說、戲劇中的人物塑造的典型化做出了方法論的指導”。［24］陳桐生的《〈史記〉與〈周易〉六論》分析了司馬遷的典型理論與易學的關系。他認為:《易傳》“名小旨大”的思想，是中國最早的典型理論。司馬遷運用這種典型化理論去批評屈原，同時是他史傳創作的指導原則。［25］司馬遷《屈原賈生列傳》對《離騷》的評價化用了《系辭》之語，認為《離騷》以芳草美人比擬主人公志行高潔，并寄寓國家前途與命運的重大主題，文約辭微，文小指大，言近旨遠，這實際上就是典型化理論。   (三)陰陽辯證   葉朗認為《易傳》與《老子》是中國辯證法傳統的兩個源頭，“同樣構成了中國古代美學史上辯證法傳統的兩個源頭”。《易傳》的辯證思想從四個方面影響古典美學:陰陽剛柔的美的兩大類型的統一、文藝發展中的通變思想、“知幾其神”的審美標準與理想、“修辭立誠”的詩品與人品的統一。［26］78《周易》陰陽辯證思想與文學關系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從辯證思維、藝術風格、理論范疇等三個角度展開的。   1．辯證思維   蔣樹勇的《中國古代藝術辯證法思想的哲學傳統》認為《易經》中的‘變易’與‘不變’是中國哲學智慧的光芒，影響了姚鼐的陽剛、陰柔之美，劉勰、葉燮的變與不變的通變觀。［27］《文心雕龍》充滿辯證智慧的文學思想與《周易》密切相關。繆俊杰的《略論〈文心雕龍〉中的辯證法思想》認為劉勰關于“神與物”、“體與性”、“通一與變”、“情與采”、“動與靜”、“夸張與含蓄”、“以少總多”、“文約辭簡”等關系的闡述，都受到《易經》影響，充滿了辯證智慧。［28］馬白的《從方法論看〈周易〉對〈文心雕龍〉的影響》認為劉勰運用《周易》“分而為二”的思想，分析文學現象的矛盾，提出一系列對立統一內容的命題;運用《周易》“變動不居”的思想，考察文學發展的輪廓通變;運用《周易》“類族辨物”的思想，辨別了事物的異同，建立完整的文體論。［29］宗小榮的《通變成文極數定象———從〈周易〉的辯證思想談我國詩歌形式的發展變化規律》認為從詩騷到二、三、四、五、六、七等雜言，以及古詩、律詩、絕句、樂府等詩體，詩、詞、曲、賦等文學樣式的變異演化，其原因就在于文學內部的陰陽對立、剛柔相推和奇偶相生、量變到質變的矛盾運動，這些都可用《周易》的辯證思維來解釋。［30］黃壽祺、張善文的《〈周易〉對立變化創新思想中的美學意義》指出《周易》樸素辯證思想與“寓和諧于對立”、美的相對性、美的創新等美學思想密切相關。［31］儀平策《“中和”范式•“陰陽兩儀”•“一兩”思維》一文則從《周易》的辯證思維出發，探討了中國美學以“中和”為境界的思想源頭。［32］   2．陰陽風格論   易學的陰陽、剛柔之分，對于文學風格的劃分產生影響。陳永標在《試論陽剛陰柔之美》中說:“陽剛陰柔之美，最早出現于殷周之際的《周易》。”“真正以陰陽剛柔去闡發外在的自然和社會現象的變化的是《易傳》。”［33］李小成《周易的陰陽之道對古代文學風格主流形成的影響》認為《周易》對文學風格的深刻影響表現于:陽剛之氣與“風骨”，陰柔之美與“平淡”的藝術追求。［34］風格的二分法與《周易》陰陽思想有關，《周易》崇尚剛健的思想對“風骨”論產生影響。如朱良志認為《周易》具有崇陽抑陰的思維傾向。［35］王振復也認為《周易》推崇的剛健生命力，而這種剛健生命力衍生出劉勰的“風骨”說。［16］150楊鳳琴《風骨論及其思想淵源》認為《周易》崇尚剛健博大的力量，正是風骨論的深厚底蘊。［36］   3．藝術范疇   成中英認為有中國、西方、印度三類辯證法，中國特色的辯證法是來自于《易經》的“陰陽辯證法”。《周易》陰陽辯證法是諸多創作論范疇辯證統一的思想來源。鄧軍海的文章《〈藝概〉風格論的陰陽辯證精神》就以此理論為基礎，分析了《藝概》中的柔與剛、圓與方、沈與快、婉與直、密與疏等范疇。［37］王小盾在《〈文心雕龍〉和〈周易〉的關系》中認為《風骨》和《隱秀》是陽剛陰柔風格二分論的濫觴形態。［5］在《〈文心雕龍〉風格理論的〈易〉學淵源》中他進一步完善了他的說法，認為《文心雕龍》的風格理論體系包括十個范疇。其中作為美學理想的范疇有“風骨”和“隱秀”，作為基本風格類型的范疇有《體性》八體。其中“隱秀”、“風骨”相當于陰、陽二儀，“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八體則分別對應于“乾”、“坤”、“震”、“艮”等八卦，劉勰構建風格學體系的理論基礎主要來于《周易》，是以八卦序列為其模型。［38］   (四)通變思想   《周易》的通變思想對于文學發展觀，尤其是《文心雕龍•通變篇》產生很大影響。馬茂元《說〈通變〉》、劉文忠《〈文心雕龍〉儒家的淵源關系》、張國慶《略談〈文心雕龍〉中的“通變”》等文均認為《系辭傳》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劉勰“通變”觀的思想源頭。［39－41］學者大多從《周易》的角度去挖掘劉勰“通變”原意。穆克宏的《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認為劉勰的“通”為繼承，“變”為創新。［42］他的觀點受到不少學者反對。蔡鐘翔不同意穆文觀點，在《釋“通變”》中他從《易傳》及王弼易學的角度出發，認為“通變”包括文學創作論中的通變以及文學發展論中的通變。《易傳》具有“反本”以及事物螺旋上升的思想，劉勰的通變與《易傳》相通，所以“‘通變’既包含了‘反本’……又可以與復古相通”。所以“通”不僅有繼承意，還應該包括復古。［43］童慶炳的《〈文心雕龍〉“會通適變”說新解》本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窮”、“變”、“通”、“久”順序來闡明《通變篇》中“會通適變”的內涵，他提出了“運動”說，認為“變”是文學創作發展的橫向運動，“通”是會通古典作品的縱向運動，劉勰是想把文學放到運動變化中來考察。［44］詹福瑞在《中古文學理論范疇》第四章“文變”部分，對文學通變觀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他認為《文心雕龍•通變》有四種解釋:復古說、繼承革新說、會通適變說和變新說。他對《周易》中的“變”、“通”、“通變”、“通其變”、“變通”、“變而通之”進行分析后，得出三個結論:“通”有通曉、貫通和通達之意;“通變”和“通其變”都有通與變化之意;“變通”指事物因變化而通達。“通變”與“變通”反映了《易經》作用的兩個方面，通于變化和因變而通。他說:“‘通變’這一概念的內涵的核心是是趨時而變。所謂‘通變’即如《系辭》所說的‘通其變’，也就是通于文章的變化……又有文章因變而得通達永久的意思。”［45］232他認為通非但不包含繼承的意思，而且恰恰相反。郭維森的《〈易傳〉的文學思想及其影響》、陳良運的《周易與中國文學》、李平的《〈周易〉對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影響》等均對易變思想對于文學發展觀的影響作了系統的梳理。他們認為《周易》還影響到了《毛詩序》、《詩譜序》、《文選序》、《詩式》、《詩源辯體》、《原詩》等著作以及袁枚、袁宏道、屈大均等人的文學通變觀。［46－48］黃黎星在《易學與中國傳統文藝觀》的第四章對此問題作了總結。他認為易學的“變”除了“窮則變”、“變則通”等語之外，還有“生生之謂易”、“易一字而含三義”等。這些“變”的思想對于文藝思想都有不同的影響，他總結為六點:①變動不居:《易》學的觀念性影響;②生生不已:文藝發展的生命力;③與時偕行:文因時變的認識;④變以求通:變化發展的要義;⑤變易不易:變化中的辯證法;⑥革故鼎新:新陳代謝的規律。［10］118－151#p#分頁標題#e#   (五)美學思想   宗白華是較早闡釋《周易》美學思想的學者，他在《中國美學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中以《賁》、《離》為例，分析了《易經》包含的豐富美學思想。他認為《賁》卦主旨是文與質關系，《離》卦則有四層意思:附麗與美麗的統一，虛實結合，對稱、對偶、對比的美感，通透的美。［49］20世紀80年代兩部重要的美學史著作，李澤厚、劉綱紀的《中國美學史》與葉朗的《中國美學史大綱》均關注到《周易》。前書認為，《周易》對中國美學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在于范疇的影響，作者以“文”、“象”與“意”、“陽剛”與“陰柔”等范疇為例，分析他們對美學的影響。另一方面在于思想體系的影響。如《周易》中人與自然的統一、陰陽的平衡統一與運動、辯證法等都是藝術創造的理論基礎。［50］葉朗的《中國美學史大綱》認為《易傳》的美學思想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象”這一范疇，以及圍繞此范疇而提出的“立象以盡意”、“觀物取象”的命題。［26］73王振復的《周易的美學智慧》與劉綱紀的《周易美學》是20世紀90年代相繼出版的《周易》美學的兩部專著。與其在《中國美學史》中所述一致，他把《周易》對美學史的影響歸結為系統與范疇兩大類。他同時重視《周易》在當代中國美學建構中的作用。在《易學與當代美學的重建》一文中，他認為在當代美學的重建中“易學處于十分重要的基礎性的地位”，需要在《周易》思想的基礎上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美學體系。他認為《周易》肯定人與自然、個體與群體統一的思想使得中國美學獨具特色。［51］《周易的美學智慧》則聚焦到《周易》諸如“氣”的一些元范疇，以及這些元范疇在美學史上的影響。［16］除了專著之外，還有一些論文較為系統地探討了《周易》美學問題。如鄭謙的《從〈周易〉看我國傳統美學的萌芽》，就從“觀物取象”與“立象盡意”———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濫觴、“以象喻理”———對文學特征的自發掌握、“稱名小，取類大”———初露藝術概括的端倪、意內言外———詩詞寄托說之所本、“物相雜為文”與“貞夫一”———藝術辯證法的最初啟示、陰陽剛柔說———風格美論的先聲等六個方面較為全面地分析了中國美學的源頭。［52］刁生虎的《〈周易〉:中國傳統美學思維的源頭》認為:《周易》所奠定的天人合一、陰陽和諧、隱喻象征、直覺體悟等思維方式開啟了中國美學的東方傳統，成為中國傳統美學的源頭活水。［53］蔣凡、張小平的《〈周易〉對古典美學和文論批評的影響》簡要地概括了《周易》對古典美學和文論發展的十大影響，如陰陽之道、觀物取象、中和之美、言意之辯、賁飾尚素等。［54］   還有一些論文以微觀的視角探討《周易》的美學思想，這其中《賁》卦尤其受到學者的重視，相關的論文有很多，諸如張慧的《賁飾尚素:論賁卦的審美內涵》、［55］傅志前的《賁卦美學初探》、［56］王煜《〈周易•賁卦〉對中國美學的沾溉》［57］等。周行易的《〈易經〉與畢達哥拉斯數學美學比較》是一篇角度新穎的文章。該文比較了《易經》數學美學和畢達哥拉斯數學美學，分析了他們在各自文化系統中的影響。作者認為“參差變化美”是《易經》數學美學體系的總體特征，體現出一種變化與流動的藝術精神，導致了中國文藝“寓變化于整齊”美學原則的形成，成為中國文藝講求參差錯綜美的一個觀念源頭。［58］   二、平行類比的個案研究   平行類比的研究方法，是蕭馳在關于王夫之的詩學與易學研究中首先明確提出的。和自上而下的理論研究不同，平行類比的個案研究主要從作者本人的易學著作及其思想出發，研究其對自身文學創作諸方面的影響。近年來隨著易學與文學關系研究的不斷深入，平行類比的個案研究正受到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揚雄的易學思想主要反映在《太玄》、《法言》等著作中，張濤的《漢賦與易學》聯系他的易學思想分析揚雄賦的一些創作特點。［59］阮籍對易學深有研究，著有《通易論》。錢志熙從《通易論》出發來探討《詠懷詩》。錢著認為，從主題來說，《通易論》“蘊含著阮籍對自己所處的現實的真實感受”，其中“天地一終”、“人物憔悴”的一段話“可作《詠懷》詩基本主題的概括”。另外，《周易》“天人之際”的思維模式對《詠懷》的意象創造、表達對象等均有影響。［60］148－151   王勃精通易理，著有《八卦卜大演論》，王木青的《論王勃的周易美學思想》即聯系此論闡述王勃的太極美學思想，如太極之美的生生不息、陰陽合德、輻射之美等等。［61］查正賢的《試論王勃的易學時命觀及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從王勃易學“時不可以茍遇，命不可以終窮”的時命觀入手，探討它給王勃文學創作所帶來的影響。這種時命觀不但直接成為其創作主題，而且還滲入到其文章的肌理中，影響著文中的情感流程及藝術感染力。［62］李凱的《范仲淹與〈易〉學》論述范仲淹的易學思想，并且聯系其易學分析了范仲淹律賦的一些創作特點。［63］李文炳的《試論歐陽修及其作品與〈易經〉的關系》分析了歐陽修的易學在易學史上的地位，并且分析其作品中流露出的易學思想。［64］黃黎星的《〈周易〉對歐陽修文學觀念的影響》、［65］《〈周易〉“乾坤易簡”說對古代文論的影響》［66］二文分析歐陽修的“文道關系”論、“簡易為文”說、“窮而后工”說等所受其易學思想的影響。作者認為《大畜卦》與歐陽修的文道觀有關，《周易》的憂患意識則影響了歐陽修“詩窮而后工”的理論。筆者《從“困極而后亨”到“詩窮而后工”》一文對此提出不同看法。拙文認為《易童子問》解釋《困》卦時提出了“困極而后亨”的命題，可能才是“詩窮而后工”的思想淵源。［67］   張善文的《論以易理為核心的“邵康節體”詩歌》與王利民的《〈伊川擊壤集〉與先天象數學》都聯系邵雍的先天易學來探討其詩歌特點，他們認為邵雍哲理詩是其易學義理的申言，其中包含邵雍象數易學、先天易學的思想。［68－69］拙文《“以易釋史”———邵雍詠史詩的一大特征》是從其易學思想出發，來探討邵雍詠史詩的一些特征的。［70］#p#分頁標題#e#   在宋代易學與文學關系的研究中，蘇軾是最受關注的一位。冷成金發表了一系列相關成果，如《試論“三蘇”蜀學的思想特征》、［71］《從〈東坡易傳〉看蘇軾的情本論思想》、［72］《從〈東坡易傳〉看蘇軾文藝思想的基本特征》等。［73］他從宇宙生成論、存在論、情本論、事功論等角度分析《東坡易傳》的哲學思想，認為蘇軾是一個“情本體”的哲人和詩人，其易學思想是文藝思想的基礎，而文藝思想又是哲學思想的重要實踐形式。隨后作者以《東坡易傳》“情本論”為核心分析了蘇軾文藝思想的哲學根源。金生揚的《〈蘇氏易傳〉研究》是第一部專門研究《蘇氏易傳》的專著。該書考辨《蘇氏易傳》的作者，分析其經學成就、思想特色，還探討了《蘇氏易傳》與其文學思想的聯系，特別強調了《蘇氏易傳》“無思無為”的易學思想與蘇軾自然為文的文學思想的關系。作者說:“《蘇氏易傳》又是蘇軾對其文藝思想的總結提煉，其中處處閃現出他在文藝上所表現出的熠熠光彩。”［74］   謝建忠的《蘇軾〈東坡易傳〉考論》認為《東坡易傳》中哲學觀念對其文學觀念產生了深刻制約和影響，他在考辨了《易傳》的作者、系年后，論述了《易傳》中剛柔動靜的辯證哲學思想對他文學思想的影響。作者認為《東坡易傳》的“至柔勝物，柔外剛中”的宇宙觀、人生觀深刻地制約著蘇軾的文藝觀，如蘇軾的“隨物賦形”論、“自然成文”論等。［75］阮堂明在《論蘇軾對“水”的詩意表現與美學闡發》中以蘇軾《易傳》“水”為中心，論及蘇軾的人格與文藝觀。宇宙萬物之形成、萬物生生化化的運動、萬物“獨化”自生的存在屬性，以及自然主義的人性論等，蘇軾皆借水闡發和說明。然后作者由水的“隨物賦形”論到蘇軾的隨遇而安;從水的“柔外剛中”來看蘇軾的人格精神，進而根據“隨物賦形”來比喻文藝創作特征和規律。［76］馬興祥的《蘇軾的“因物賦形”論》特別強調了“因物賦形”的性質是“柔外”與“剛中”的完美統一。［77］   張煜在文章《〈東坡易傳〉與蘇軾的詩文創作》中認為蘇軾易學具有心學化的傾向，而且有三教融合的色彩。作者拈出“誠”與“自然”的哲學范疇，討論它們對蘇軾創作的影響。［78］而楊遇青《“志氣如神”與“以神行智”———論〈東坡易傳〉中“神”的觀念》則拈出東坡易學關于“神”的一系列范疇，他認為蘇軾易學“神”的概念反映在藝術創作中就是“入神”、“凝神”、“無心”的觀念。［79］劉文元在《從〈東坡易傳〉看蘇軾〈前赤壁賦〉之“無窮”觀》一文是從《東坡易傳》思想出發，來理解《前赤壁賦》中變與不變的辯證法。還有很多學者選擇從易學到文人品格這樣的研究路徑，認為《東坡易傳》中的易學思想和哲學智慧正是東坡人格的文化底蘊。［80］   如耿亮之的《蘇軾易學與其人格》，［81］楊慶波、李秀原的《從〈東坡易傳〉看蘇軾的理想人格》，［82］齊磊、劉興明的《蘇軾人格氣象的易學解讀》［83］等。拙文《隨與健:蘇軾易學影響下的人格理想與文藝理想》抓住《東坡易傳》中的《乾》、《隨》二卦，認為其中的“生生不息”與“因物賦形”的思想是蘇軾“剛中柔外”人格理想以及“剛健含婀娜”文藝理想的淵源。［84］陳書錄在《吳偉業詩歌創作與〈周易〉的“一與多”》中，分析吳偉業所受到黃道周易學思想的影響，繼而梳理了《周易》“一與多”的思想在吳偉業詩歌中的表現，如人與人、物與物或人與物、物與人的組合方式;色彩在“一”與“多”自然景物描寫中的對比關系;“一”與“多”的關系在其詩歌結構中以及《圓圓曲》中的表現。［85］陳柏華的《從〈明夷待訪錄〉之命題看〈周易〉對黃宗羲的影響》認為黃宗羲仿效《周易》借托“明夷”寄寓情懷，《周易》樸素辯證的發展史觀對黃宗羲產生影響，并且他的書中還吸取了《周易》治國濟民思想，構建治世之法。［86］   蕭馳的王夫之詩學與易學的研究，既有方法論的啟示，又有具體的操作實踐。他對王夫之的“現量說”與“情景”理論做了新的思想溯源。他認為“現量說”是“直接承自《周易》的宇宙哲學背景”，宇宙在王夫之看來“存在于一絪缊生化、流動洋溢、無始無終的動態之中”，詩是人采自宇宙大化的一片光影，現量是在流動洋溢的宇宙“取景”時的不加追敘、不假思量、不參虛妄。［87］13蕭馳認為王夫之的“情景交融”理論與其“乾坤并建”的易學方法論是相平行的。他說:“在船山詩學的‘話語宇宙’中，其‘本體宇宙論’的‘乾坤并建’的原則表現為‘情景并建’的原則和方法。”［87］80蕭馳將王夫之易學與詩學看成一種平行關系，存在精神一致之處，他把這種研究叫做“平行類比”的研究。他說:“這樣做的好處也許是更貼近船山本身思路的發展，和更少的揣測性。”［87］94   自上而下的理論研究與平行類比的個案研究，一是著重理論，一種重視創作，一偏宏觀，一偏微觀，二者恰好構成了互補，共同推進易學與文學關系的研究。

摘要：中華美學精神在最本體的層面體現了中國人的審美方式、思維方式、表達方式。目前，學界對中華美學精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論來源、體系構建以及理論研究意義方面，整體上偏理論性、宏觀性，個案實踐研究相對匱乏；理論研究中，體系尚待完善，如何具體實現中華美學精神的現代性轉化，已有研究涉及，但成果較少。因此，開展具體、詳實的中華美學精神指導實踐個案的研究，使中華美學精神成為當代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拓展中華美學精神的研究視角是后續研究需要著重關注的問題。

關鍵詞：中華美學精神；體系研究；述評

一、中華美學精神研究背景

我國美學研究已有百年歷史。百年中，中國美學研究主要脈絡如下：20世紀初，以王國維、梁啟超為代表，用西方美學標準研究中國文學藝術；20世紀30、40年代，以朱光潛、宗白華為代表，開始在美學研究中融入中國傳統美學的內容；20世紀50、60年代，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美學研究的理論依據；20世紀80年代，隨著我國全面開放，美學研究開始出現民族化傾向，以吳冠中先生為代表的藝術家從藝術角度弘揚民族之美的探索，掀起長達數十年的關于什么是美的大討論。20世紀80年代，中華全國美學學會和中華全國美學學會全國高等學校美學分會成立。朱光潛教授在首屆全國美學學會上做了關于美學和美學史研究問題的講話。中華全國美學學會第二屆年會探討了審美教育、中西方美術史研究方法等問題。21世紀初，我國出現對中華美學精神的研究。2003年，袁濟喜在《論宗白華的魏晉美學解讀》一文中指出：“宗白華在‘五四’時期對魏晉美學的解讀，體現出他力圖通過對中國傳統美學的體驗與研究，重構中華美學精神的識見。”［1］1993年美學與文藝研究叢刊出版；1996年《美學與藝術學研究》創刊；21世紀初，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推出了“三大出版工程”。這些文獻代表了當代美學與藝術學研究的水平，但未對“中華美學精神”“中國美學精神”“中國傳統美學”“中國經典美學”進行具體、明晰的界定。［2］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曲阜參觀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時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提出了中華美學精神的概念，掀起了對中國傳統美學研究的新高潮。

二、中華美學精神研究概況

在中國知網以中華美學精神為篇名搜索。至2020年12月，共獲得文獻189篇。其中期刊論文102篇，博碩士論文3篇，報紙文章84篇。期刊論文作者來自高校的文章有72篇，來自社會科學院等相關研究機構的文章有19篇。從基金來源看，國家基金項目14項，部級項目5項，省市級項目19項。中華美學精神論文發表平臺相對較高，主要有《文藝研究》《藝術百家》《社會科學輯刊》《藝術評論》《民族藝術》《民族藝術研究》《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等重要學術期刊，《文藝報》《中國藝術報》《中國文匯報》《光明日報》《社會科學報》等報紙。此外，中國文聯出版社、文化藝術出版社等也是近年來中華美學理論成果發布的重要平臺。這些成果構成了中華美學精神的研究體系。已有成果集中在理論來源及特質、理論體系構建及原則、理論研究意義及指導實踐的個案研究等方面。

（一）理論來源及特質

一、本體論文論   西方文論發端于古希臘，以古希臘哲學為根基。古希臘哲學的核心是關于“是”或“存在”(being)的學說，即所謂本體論(Ontology)學說。從米利都學派的泰勒士(約前624－前547)起，一系列希臘哲學家分別以“水”、“氣”、“火”、“土”、“數”、“邏各斯”等為萬物的始基，巴門尼德更首倡“存在論”，認為運動變化著的現實世界屬于“非存在”，是虛假的，只有那唯一不動的“存在”才是真實的。柏拉圖的理式論(亦譯理念論)主張理式是普遍性的一般存在，個別事物由于分有了理式而實現其自身的感性存在，這種見解對巴門尼德的存在論做出顯著發展。亞里士多德一方面沿著柏拉圖的思路繼續追尋感性存在的一般原因和根據，另一方面又批判柏拉圖對一般與特殊的割裂，認為一般存在不可能與感性存在相分離，而依存于感性存在之中。在此基礎上亞里士多德建立起普遍與特殊相統一的文藝觀，肯定了文藝的真實性，確立起最初的藝術典型說和藝術形式的有機整體論。嗣后，希臘化時期和古羅馬時期的文學理論各有特色，但均未超出本體論的總體格局。古羅馬末期的普羅提諾提出“流溢說”，認為世間萬物均由“太一”流溢而出，人生的目的就是回歸與太一或上帝契合無間的狀態，實現永恒的真善美。①這種理論與柏拉圖的理式論如出一轍，成為中世紀神學本體論的先聲。古代末期基督教教父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說得更清楚:上帝是“至高、至美、至能，無所不能，至仁、至義、至德，無往而不在”;他是“一切美物之美”，即美的本體，那美不能直接觀照，卻非虛幻。②神學本體論在中世紀哲學中居主導位置，托馬斯•阿奎那認為，存在指以上帝為中心的萬物統一體，析言之，從中可分出“純粹的存在”(上帝本身)和“構成的存在”(由多種事物表現出的具體存在)，其中前者是造物主，是自在自為的最高存在，后者是被造者，是非自在自為的低級存在。③在這種觀念基礎上，中世紀文論在所難免地服務于基督教神學，把所有文學藝術都導入基督教文化體系的范疇中。“本體論”一詞由德國哲學家郭克蘭紐(R．Goclenius)提出，指對世界本原、本性或本質的研究，亦指對存在本身或萬物根本特征的研究。在神學文化居主導地位的古代和中世紀，限于科學的發展尚處于較低水平，哲學家往往兼為神學家，他們對本體或終極實在的苦思冥想最終都難免指向一個無所不能的超現實存在即上帝。即便在聲名最著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里，這一點也無法避免。柏拉圖的理式世界中存在著層次分明的等級，位于最底層的是各種具體事物的理式，位于較高層的是關于數學、幾何的理式，位于更高層的是藝術、道德、政治的理式，雄踞最高層的則是“善”的理式，亦即上帝或造物主本身。依據亞里士多德對形式與質料關系的見解，世界是由一條質料不斷追求形式的漫長系列構成的，它的一端是絕對被動的純質料，追求一切形式而不為一切形式所追求;另一端是絕對能動的純形式，為一切質料所追求而不追求一切質料，這個“純形式”便是作為世界第一推動力亦即絕對實體的上帝。即便在作為哲學大本營的古希臘，本體論的建構也離不開一個超自然的上帝，更何況在希伯來－基督教神學文化體系中。明確了這個大背景，對于啟蒙時代之前的圣經研究為何以張揚神學信仰為起點，就會了然于心了。   二、第一次轉型:從本體論到認識論   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中，人文主義者否定神性，贊美人性;反對神權，主張人權;反對蒙昧主義，追求文化科學知識。隨著數學、力學、天文、地理等學科知識的長足進步，自然科學逐漸擺脫神學，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并促使哲學從對存在問題的關注轉向對人如何獲得知識的思考，涉及人認識真理的途徑、過程和方法，人如何確定知識的可靠性和真理性等;亦使文學理論從關注本體轉向關注人對外界及其自身的認識，進入文論史上的第二個階段———盛行于17－19世紀的認識論階段。法國哲學家笛卡爾(1596－1650)是這次轉型的先行者，在他看來，哲學只有建立在可靠、清晰、明確的知識基礎上，才能達于真理。④他強調懷疑對于獲得知識的重大作用，倡導懷疑一切，唯一無可置疑的是“我在懷疑”的事實。他認為思維對于人的生命具有決定性意義，理性是人區別于普通動物的本質特征，進而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論斷。這種認識論哲學由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發展和深化。在培根(1561－1626)那里，哲學的任務是“摹寫宇宙”或認識自然;獲得真理須經歷一個漫長過程，其間對個別事實的感性經驗逐漸上升為理性的科學知識。他強調觀察和實驗對于獲得可靠知識的基礎作用，主張通過歸納而非推理演繹發現自然規律。英國另一位經驗主義學者洛克(1632－1704)提出著名的“白板說”，宣稱人的心靈如同白板，全靠實踐在上面刻出經驗和知識。他駁斥理性主義的“天賦觀念”論，斷言凡是進入理性的都首先存在于感覺中，人們關于邏輯規律、數學公理及道德原則的知識都是后天獲得的。與英國經驗主義者遙相呼應，歐洲大陸的理性主義者沿著另一條路線為認識論哲學的確立做出重大貢獻，德國理性主義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提出，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識只能來自理性，是一種天賦觀念;這種觀念最初潛存于人們心中，經過一個認識過程才能逐漸明晰起來。他區分了“推理的真理”和“事實的真理”，認為前者是依據天賦觀念、遵循充足理由律、通過歸納而獲得的，不具備普遍必然性。嗣后，康德和黑格爾把認識論哲學及其美學推向一個新的高峰。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深入探討了理性認識的發生機制，認為理性是人心中固有的把握絕對知識(即超越現象世界而把握自在之物)的天然傾向;理性所追求把握的對象，正是形而上學著力研究的上帝、靈魂和自由。在康德看來，人開始其認識活動之前必須首先弄清楚人的認識能力，對認識賴以進行的工具做出考察;人的認識能力即判斷力，美學所研究的就是個別情感現象如何借助于判斷力升華為帶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審美心理機制。黑格爾哲學實現了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他的美學定義“美是理性的感性顯現”既指出藝術是絕對理念透過感性形式表現出來的，又表明藝術是運用感性形式對理念和真理的認知。他把認識分為“感性認識”、“想象意識”和“絕對心靈的自由思考”，認為三者分別對應于藝術、宗教和哲學。⑤#p#分頁標題#e#   三、認識論文論   在認識論哲學漸居主導地位的時代氛圍中，西方近代文論的主流貫穿著忠實反映自然、全面表現人生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精神。塞萬提斯認為，小說家須以摹仿自然為己任，自然是他的“唯一范本”，對其摹仿得“愈加妙肖”，他的小說就“愈見完美”。⑥法國理性主義文論的代表人物布瓦洛在《詩的藝術》中強調，文藝創作必須遵循理性，以之為最高準繩，因為只有符合理性，才能符合真，也才能達于美;即便進行藝術虛構，“也只為使真理顯得格外顯眼”。⑦他把藝術定位于認識和再現真理，顯示出認識論文論的基本性質。法國哲學家狄德羅主張“嚴格地表現自然”，“把情節摹仿得精確”，“把自然如實地顯示給我們”，惟其如此，藝術品才能“更真實、更動人、更美”。⑧德國啟蒙文論家赫爾德(1744－1803)意識到自然環境和社會歷史條件對詩歌創作的必然影響，認為自然氣候、風光景物、民情風俗、政治制度等都會制約文學的發展，既然如此，對詩歌的解讀就應秉持一種歷史主義觀點，把某個時代的審美趣味與特定歷史條件聯系起來。他說:“誰要想影響審美趣味的歷史，就必須影響它的起因;……誰要想造就黃金時代，就要首先造就達到黃金時代的起因。”⑨19世紀上半葉的浪漫主義詩學進而引入剖析詩歌的主觀維度，依柯勒律治之見，詩歌本是主客觀統一體，是“介乎某一思想和某一事物之間的……是自然事物與純屬人類事物之間的一致與和諧。詩是思維領域中形象化的語言，它和自然的區別乃在于所有組成部分被統一于某一思想或觀念之中”。⑩此語表明詩歌中不但有外部世界的自然、社會和歷史生活，還有詩人的內在感情和思想觀念，故對文學作品的認知須兼顧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到了現實主義小說家司湯達(1783－1842)那里，文學甚至被理解成鏡子，須不避矛盾而直面人生，有美寫美，有丑寫丑，逼真地再現社會現實，如其所言:“丑惡的人在鏡子中掠過，這難道是鏡子的錯誤嗎?難道不該考察鏡子是朝著那些人嗎?”瑏瑡?與司湯達同時代的法國現實主義小說家巴爾扎克(1799－1850)更是宣布:“法國社會將要作歷史家，我只能當它的書記……寫出許多歷史家忘記了寫的那部歷史，就是風俗史。”瑏瑢?巴爾扎克以其卷帙浩繁的《人間喜劇》揭示出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基本原則:借助于千殊萬別的典型人物，反映整個社會各階層的生活風尚和錯綜復雜的歷史事件，展現廣闊的社會歷史畫面。19世紀下半葉，在科學主義思潮和實證主義哲學影響下，法國藝術理論家泰納(1828－1873)提出“種族、環境、時代”是決定藝術發展“三要素”的觀點。“種族”指由天生和遺傳造成的民族特征，“環境”包括地理自然環境和社會人文環境，“時代”則指特定時期的風俗習慣、文化精神等。既然藝術的發展受到這些要素制約，欲正確認識藝術品，就必須著眼于這些要素，對它們進行尋根溯源的考察，分析其作者的種族身份，以及藝術品賴以生成的環境條件和時代風尚。這種理論對社會－歷史批評生了深遠影響。概觀之，近代流行的認識論哲學和文學理論將文學批評家從神學本體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使之有可能在兼奉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基礎上，對影響文學發展的社會、歷史、民族文化心理乃至自然地理環境等做出合理解釋。在這種語境中，社會－歷史批評成為文學研究的主流，使歷代文學名著的作者、成書時空、受眾、傳播過程等日漸大白于天下。   四、第二次轉型:從認識論到語言學   西方文論史上的第二次轉型發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特征是從認識論文論轉向語言學文論。肇始于17世紀的第一次轉型是以人類理性登上哲學王位為標志的，相對于此，第二次轉型的核心事件則是起初隸屬于理性、僅僅充當工具的語言異軍突起，逐漸占據了哲學的王位。這次轉型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西方社會多種文化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其中首推語言學的長足進展。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1857－1913)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向傳統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發起挑戰，提出“言語－語言”、“能指－所指”、“共時－歷時”、“橫向組合關系－縱向聚合關系”等多組“二項對立”概念，表明語言符號的意義不是由其自身的含義規定的，而是在一個縱橫交錯的符號網絡中由語言的結構規定的。任何一個語言要素的意義都取決于它與周邊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即“在語言里，每項要素都由于與其他要素對立才有其價值”，“語言不可能有先于語言系統而存在的觀念和聲音，而只有由這系統發生的概念差別和聲音差別”。瑏瑤?這些思想對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解構主義等流派的文學研究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文學理論的“語言學轉型”亦受惠于哲學和美學領域中的“語言學轉型”。通常認為，20世紀西方哲學和美學有兩大主潮，一是以分析哲學及其美學為代表的科學主義潮流，二是以存在主義哲學及其美學為代表的人文主義潮流，二者在不少方面南轅北轍，但就其對語言的關注而言卻不謀而合。科學主義哲學認為，許多哲學問題之所以爭執不休，根源在于對語言的誤用，故正視語言的缺陷，揭示其真實的邏輯結構，就成了哲學的當務之急。美國哲學家羅蒂于1967年編選出文集《語言學轉向》，主張“通過改革語言，或通過進一步理解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語言，可以解決甚至排除哲學上的種種問題”。瑏瑥?作為解決問題的嘗試之一，分析哲學家提出“可實證性原則”，即某個命題有無意義，取決于它能否用邏輯證明或經驗證實的方法去確定真偽。在此原則面前，傳統形而上學所爭論的許多議題，諸如世界的本原、物質與精神的關系等，都是無法驗證也沒有意義的“偽命題”。在分析美學家看來，傳統美學家津津樂道的“美是什么”、“藝術的本質”一類課題也是永遠得不出確鑿答案的偽命題。這種思考導致對傳統哲學和美學的語言學批判。現代人文主義哲學及其美學對語言也做出全新界定。傳統的形而上學把人視為認識的主體，把世間萬物視為被認識的客體，把語言視為認識得以進行的工具。現代人文主義強調人與世界的渾然一體，反對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而用“存在”取代“主體”、“客體”一類概念。在其理論視閾中，語言與存在相互關聯，并非交際工具而是人的活動，確切地說，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即如海德格爾所論:“存在在思維中形成語言，語言是存在的家，人棲居在語言所筑的家中。”瑏瑦?語言的本質在于理解，理解的本質是此在在生存中對存在者的揭示，是存在者的顯現，而存在者顯現的方式取決于此在的在世方式。這使傳統哲學的基本問題———思維與存在的關系———轉換成了語言與存在的關系，語言則成為哲學和美學研究的中心。此外，現代西方文論的“語言學轉型”還得力于各種文學實驗中的語言創新探索。五花八門的現代派文學爭先恐后地進行語言革新嘗試，在文學史上達到前所未有的踴躍程度。象征主義詩人為了暗示現實世界與超驗世界之間的神秘聯系，紛紛追求詩歌語言的朦朧性和暗示性。未來主義詩人用“類比”、“感應”、“斷斷續續的想象”傳達作者的隱秘體驗。意識流小說家動輒采用跳躍式聯想、時序顛倒、亦真亦幻手法表現無意識活動的繁復、錯綜和紊亂特征。荒誕派戲劇家以顛三倒四、支離破碎、重復啰唆、自相矛盾的臺詞揭示人生的空虛、無聊、隔膜和荒誕。新小說作者追求語言的重疊、對稱、隱喻、類比，熱衷于從事“文字歷險”的語言學實驗。黑色幽默小說家則以稀奇古怪、錯亂顛倒的語句使讀者發出“苦澀的笑”。所有這些都呼喚著文學理論做出相應的變革，以回應日新月異的當代文學語言所發出的挑戰。#p#分頁標題#e#   五、語言學文論   在20世紀西方文論中，最早涉及“語言學轉型”的命題是意大利理論家克羅奇(1866－1952)提出的“美學與語言的統一”，他說:“任何人研究普通語言學或哲學語言學，也就是研究美學問題;而研究美學問題，也就是研究普通語言學。”瑏瑧?流行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象征主義文論對“語言學轉型”亦發生了推波助瀾作用，該派對象征語言與日常語言做出明確區分，極力論證了象征語言的暗示性、模糊性、啟迪性和再造性，主張象征不僅是一種修辭手段，還是詩歌的本質特征或本體所在。以恩斯特•卡西爾(1874－1945)和蘇珊•朗格(1892－1982)為代表的文學符號也是現代語言學文論的重要體現者，他們通過揭示藝術語言與科學語言和日常語言的差異，揭示藝術符號的獨特性，為審美活動的自律性找到合法化理由;他們不僅將藝術符號擢升為藝術本體，而且歸納出其意象性、情感性、不可言說性等特征，發掘出藝術符號與生命形式之間的內在關聯。現代語言學文論的典范形態是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敘事學和解構主義。19世紀下半葉，在文學研究中占主導位置的是實證主義和文學社會－歷史學，這種研究注重考察作家傳記、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交織著哲學、美學、社會學、歷史學、民俗學、心理學、人類學成分，反而將文學本身淹沒于與其相臨的諸學科中。俄國形式主義者力求從這種窘境中突圍，創立一種獨立自主的文學研究學科。他們認為文學的獨到之處是由“文學性”賦予的，只有“文學性”才能充當文學研究的基本對象和穩固核心。他們強化了文學本體意識，借助于“陌生化”、“形式”、“材料”、“程序”、“情節”等概念深化了人們對文學的認知。深受俄國形式主義影響英美新批評理論家將“本體論”明確引進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運用“朦朧”、“張力”、“反諷”、“悖論”等術語將文學本體與文學語言聯系起來，并將語言分析與文學批評融會貫通，把文學批評推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繼而，結構主義文論自覺地立足于現代語言學理論，提出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是文學的普遍規律而非具體文本。該派學者通過對大量文本的綜合研究發現一些帶有普遍意義的關系模式，并致力于考察作品的“深層結構”，以求對其精神文化內蘊有所認識。結構主義敘事學運用結構主義理論分析敘事性作品，試圖借助于簡化、歸納等運作方法，找到普遍存在的敘述結構，將其行之有效地運用于對所有敘事作品的釋讀。從解構主義開始，研究者對語言問題的關注和認識顯示出新特點:在充分意識到語言用于狀物表意時的局限性之后，進而關注語言本身的不穩定性、語言承載意義的不確定性，乃至語言的自我顛覆性。   此外，存在主義在現代語言學文論中亦有一席之地，它把對語言問題的討論納入存在論視野，超越了將語言僅僅當作符號式工具的傳統語言學觀念，使語言研究獲得了本體論性質。

摘要：文中采用歸納法、比較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國內外文獻數據庫收錄的有關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的文獻，以及國內外的相關專業書籍，旨在對目前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研究領域的研究進展有較為全面的了解，為今后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理論和依據。

關鍵詞：可持續；室內環境；人文

1傳統室內環境設計中可資借鑒的研究成果

在室內環境設計領域，人文可適當地理解為深厚的文化性和帶有廣泛意義的人性化的設計要素，也在說明人是設計中的出發點和歸宿。人文在室內環境中的研究早已有之，并且國內外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人文內涵研究產生了很多成果，都具有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可持續理念向室內環境的注入，使室內環境的絕大部分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有的人文理論在難以再適合于表達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特質，比如我們的室內設計都是講求以人為本，但以人為本的方式在可持續室內環境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革命性的進步。但作為室內環境這一領域范圍內的研究，傳統室內環境的人文觀點仍有一些是本課題值得借鑒和參考的，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思想是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一種揚棄。例如，錢麗竹在《室內環境藝術設計中人文關懷與人文精神的解析》（2011年）一文中指出，室內裝潢的主要目的是讓在其中的人感覺舒適、自然，設計的最終目的是讓生活或工作的人感到舒心、愉悅，只有將人貫穿于設計的始終才能完成一項完美的作品。錢麗竹［1］文中的“自然”是指人感受的愉悅和自由自在，這是對人類情感的關懷，也是可持續室內環境所應有之義，可以作為研究結果的借鑒，可持續還使“自然”富有更廣泛的含義，使“自然”顯得更加真實、更加自然而然。吳美芳在論文《現代室內設計中的人文情結》（2003年）中，以人類征服自然的傳統思想為依托，解釋了現代技術手段的進步以及對建材領域的不斷拓展，使建筑室內環境向人工化、智能化的方向發展，建筑室內環境可以擺脫自然因素的限制，充分滿足人們對舒適度的要求。并以我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大型購物超市這種購物模式為例，說明了技術為人們提供更多的人性化、情感化室內環境感受。吳美芳［2］文中對高新技術的未來展望，是可持續室內環境的技術觀念的一個反映，智能化是可持續室內環境的高技術路線，它的目標之一就是高情感化。諸如此類的文獻，都說明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思想是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一種批判性繼承，有新的觀念融入，對一些人文提法有新的解釋，也有少部分的保留，特別是在人性化和高情感化的人文關懷的研究中，傳統室內環境的研究成果對可持續室內環境領域的研究能起到些許參考和借鑒。

2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中的人文研究現狀

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產生已逾半個世紀，目前國內外對可持續室內設計實踐方面的理論研究產生了一些成果，如已出版的著作和發表的論文有周浩明的《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理論》（2011年），SianMoxon（英）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2年），洛麗•丹尼斯（美）的《綠色室內設計》（2012年），路易絲•瓊斯（美）的《環境友好型設計：綠色和可持續的室內設計》（2014年），SusanM.Winchip（美）的《SustainableDesignforInteriorEnvironments》（SecondEdition）（2011年），PilatowiczG.（美）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等。同時產生了不少成功的設計案例，如美國新墨西哥州陶斯縣的土船住宅，日本建筑師坂茂（ShigeruBan）設計的紙質住宅，讓•諾維爾（JeanNouvel）設計的法國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英國赫特福德郡的BRE未來辦公室等。相比較于可持續室內環境的設計實踐及相應理論，人文方面的研究明顯落在了后面，呈現出發展失衡的態勢。只有部分設計理論的文獻對人文方面稍有涉及，并且數量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1）周浩明的《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理論》（2011年）一書中的第二章第二節的第五部分，和第九章第一節的第四部分，概述了可持續室內環境的審美特性；在第九章第一節的第一部分，周浩明闡明了他對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本觀的個人看法，周浩明認為應本著“以自然為本”的思想來重塑室內環境的人本觀念；在第二章第二節的第四部分論述中，指出可持續室內環境應該具有動態的可適應性，整個生命周期要能滿足更多人的需求；第六部分還強調了要鼓勵大眾參與可持續的設計過程，可以更全面地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更好地營造一個屬人的可持續室內環境。（2）梁麗娜、高金鎖的論文《可持續發展觀念與可持續室內設計》（2003年）中，提到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應蘊涵著平等、發展、公平和民主原則等最基本的哲學思想，應能在提高生活質量的同時，使資源、環境、人、社會、經濟五大系統相互協調，共同進步［3］。（3）古佐夫斯基（美）的《可持續建筑的自然光運用》（2004年）一書中的第七章，闡釋了自然光與環境、社會、精神、心理愉悅之間的生態聯系；第八章闡釋了自然光可以改變我們的行為，并提高我們的生態意識。（4）布萊恩•愛德華茲（美）的《綠色建筑》（2005年）一書中的序言三，談到如何以生態倫理的觀點來把控技術；以及建筑空間對本土傳統的保護等所能負擔的社會責任；并認為室內環境應該吸取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兩大文明的傳統和文化精華，以西方現代化科技結合東方傳統思想來尋求出路。（5）郝琳在《建筑先鋒•綠見未來》（2014年）一書的綠見未來的理論部分，用永續設計的理念，為我們預測了未來建筑空間可能為我們提供的生活方式，他認為好的設計應該是可持續的，未來的永續建筑是看重匠藝的傳承（文化）、自然的保育（環境）、產業的變革（經濟）、人的生活（社會），通過高科技和智能化，永續的目標是把庶民、人文風物、自然生態升華為“無心”的日常氛圍。（6）林憲德（臺）在《綠色建筑》（2011年第二版）一書的第九章第一、四部分，用熱力學第二定律，解釋了營養能量向上層傳遞時的急劇減少，著了保護環境和有效資源，降低熵值，提倡我們過簡單的生活方式，住宅、建筑、城市都不能太過復雜，一句話，越簡單的建筑系統越是好的可持續性的。在第九章第三部分，論述了適宜技術的社會價值和可持續意義，用現有的材料、技術、施工、設備水平下，發揮最大的地球環保功能，并且保護了當地的傳統工藝的活力，使地域文化傳承發揚；還借用生態經濟學大師舒馬赫的觀點，論及了“適宜”這一人文性概念：不應該一味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生產方式、消費標準、價值體系，否則會更加依賴富裕國家而不能自拔，發展經濟應當適可而止、追求效率或生產力應適可而止、使用非再生資源應適可而止、細密分工應適可而止、以科學方法替代常識也應適可而止。（7）大衛•伯格曼（美）在《可持續設計要點指南》（2014年）的最后部分，“可持續設計的未來”中，分析了可持續暫時不被人們認同的原因，因為新生的可持續策略具有異于傳統的形式，讓人產生陌生感，有的思想進步人士又害怕人們異樣的眼光，而對可持續望而卻步。就像早先的汽車設計成馬車的模樣，是用熟悉的形式，慢慢讓人們接受新事物。大衛•伯格曼認為“透明的綠色”手法在建筑和室內空間中具有可行性，生態元素依然在那里，只不過沒有那么明顯，當可持續設計不再有一個樣子，它就不再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不再是一種宣言，不再針對一些特殊的（少數的）群體。但他也指出“透明的綠色”會失去生態化策略對人們的教育意義。（8）來增祥在《可持續發展與室內設計——兼談綠色室內環境的營造》（1998年）一文中點出了可持續室內環境具有社會性、歷史、地域文化性，可持續發展除了涉及土地利用、生態、環境、能源等所謂“硬件”的經濟技術領域之外，同樣也還與社會文化、歷史文脈等“軟件”因素有關，例如對風景名勝和文物的保護，對地域文化和地區人文景觀延續性的重視等等。可持續發展著眼于對環境的尊重和溝通，對資源的節省和珍惜，在技術上除了運用高新科技手段外，也樂于采用因時、因地制宜的“適用技術”。同時還指出可持續室內環境是對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思想的回敬，可持續發展從哲學上可與我國傳統“天人合一”的哲學觀相溝通，這里的“人”——可視為自我或群體，“天”——是否可認為是除自身或人群以外的客觀自然環境或人工環境，天人合一是人與物的共生，人與環境的“對話”、溝通和融合［4］。（9）DanielJauslin在論文（2012年）中引述了三位建筑師對可持續美學的看法和談論，并指出可持續設計的美學到底應該是什么樣的，它能在何種程度上得以實現，現在還上不清楚，但自然美學、生態美學在未來的可持續設計中必定有相當的發展空間［5］。（10）GrazynaPilatowicz在論文《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中指出：致力于建筑環境可持續的努力不僅要集中在建筑系統性能和保護資源上，還應當是基于對人的身體和心理精神需求的理解，這才是一個優良的環保設計決策的必要出發點［6］。（11）YaserRezapour等在論文《CulturalAspectsAnalysesinSustainableArchitecture》（2012）中研究了可持續建筑與文化、行為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影響，認為可持續的生活方式才能促成可持續的社會，可持續的社會才能產生可持續建筑；可持續建筑應該作為一個文化背景來建立我們最佳的可持續文化，可持續建筑內涵著可持續文化，它對可持續社會的形成有重要作用［7］。

3可持續建筑人文研究中的相關研究成果

文學現實與西方理論范式在近年來不斷變化，在變化中總結、反思乃至于提出問題成為中國文學理論界的當務之急。同時，“后理論”時代文學理論研究與文論教學在新語境和新挑戰下也需要重新被思考。為總結與反思近年來中國文學理論研究與文論教學方面的成果和經驗，加強學界的交流與合作，推動相關領域的研究，復旦大學中文系與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聯合籌辦的“文學理論的創新與文論教學”學術研討會于2011年11月18日至21日在復旦大學隆重召開。會議由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朱立元主持，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周憲發來賀電，復旦大學中文系張德興教授、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楊文虎及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李西建教授分別致辭。來自全國各大高校及《文學評論》、《文藝爭鳴》、《探索與爭鳴》等學術機構的130余位文論界專家學者圍繞文學理論與文論教學的創新、古典文論的現代價值、信息時代文論教學的困境與出路、文學理論的前景與展望等多個議題展開了熱烈的學術討論。   一、中國當前的文論建設的策略   文藝學的知識生產是今年中國文論界學人的普遍理論訴求，而如何構建中國當代的文學理論則是其中的關鍵問題。朱立元教授從四個方面簡明扼要地闡述了他對當前文藝學建設的新想法。第一，文藝學的哲學基礎應從單純的認識論轉向馬克思主義以實踐為核心的存在論（本體論）。文藝學應當在馬克思主義以實踐為核心的存在論思路下，從文學作為人的一種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人生實踐的高度，從文學活動區別于其他藝術和審美活動的基本存在方式的角度，對從作者的文學創作到讀者的文學閱讀（接受）活動，重新進行創造性的闡釋。第二，文藝學研究的思維路向應當從尋求固定不變的文學本質的現成論轉向動態建構的生成論。第三，文藝學應當從二元對立（包括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中超越出來，走向真正的辯證思維。第四，很有必要從馬克思主義的人學理論（以人為本）出發重新認識“文學是人學”命題的生命力和現實意義。朱教授認為從以人為本的人學理論出發重新認識錢谷融提出的“文學是人學”命題，就會發現它對于深入探討文學的本質問題，不但與其他探討并不矛盾，而且可能更貼近文學的本質特征和多種功能，可能揭示一些過去被忽視乃至遮蔽的重要東西。王元驤教授指出文學研究的三種模式：規范性的、描述性的、反思性的，它們分別對應為固定、經驗、批判。他分析了三種模式的形成、流行范圍、本質以及三種模式間的區別和優劣所在。對于文藝學的選擇，他認為文學批評是描述性，文學理論是反思性，文學史則是規范性的。高建平教授談到“理論的理論品格與接地性”問題。他說當論的危機是“理論多了，問題喪失了”。高教授呼吁討論問題應從問題而不是從“主義”出發，問題是理論的生長點。不要把理論當做時文的寫作，話題應該迎接社會的挑戰，理論不是智力游戲，接地性不能成為取消理論的借口，面對實際問題，它應為理論提供了契機。周憲教授在提交的論文《文學理論范式：現代和后現代的轉換》中指出：現代和后現代是20世紀文學理論發展出的兩種范式，它們在一系列文學理論的基本問題上有所沖突，并形成了對立的理論立場和價值觀。通過轉變中九個最重要的基本問題的分析，周教授認為反思其紛爭、考量其嬗變，對于文論建設來說，重要的不是去評判優劣高下，而是要思考如何超越兩者的對立而達致新的理論建構，“找出文學理論未來發展的路向”。李西建教授立足“后理論”的文化語境，探討其在“知識面貌、知識范式與理論表征”上對文論知識圖景將產生的影響，李教授認可伊格爾頓所言的文學應“重新置于一般文化生產的領域”，但它需要“自己的符號學”，這是文論知識生產應堅持的基本方向之一。顧祖釗教授則認為中國文論經歷了“全盤西化”、“西方文論中國化”的階段，現正走向“中西融合”的新階段，目前已為“新階段”做好了理論準備。他強調未來的文藝理論一定要走“中西融合”的路徑，這很有可能是中國現代文論三部曲中最為輝煌的樂章，文化詩學很可能就是中國文學理論未來的形態。張偉教授的論文也認為綜合應該成為文藝學創新的方向。   陸揚教授就“日常生活審美化”這一學界熱點指出了諸多耐人尋味又值得反思的知識生產問題。他指出該問題具有“地道的中國本土化的話語形態”，又“有直接的西方理論資源”。陸教授考察了它的直接理論來源——韋爾施的《重構美學》，該問題在韋爾施看來是“淺表的”、“荒唐透頂的”、“叫人無可奈何的”。“有意思的是”，到了中國美學語境，韋爾施反過來卻成了“鼓吹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有力佐證”。陸教授指出成為學術熱點是因為它涉及了意識形態和文化霸權的敏感問題而“招致了憤怒”。但更重要的是韋爾施強調的認知層面的“審美化”偏偏給中國學界忽略了。他感慨地說，日常生活審美化“是意味深長的。至少，它意味著美學不必在形跡可疑的日常生活審美化之中隨波逐流，相反，美學的哲學本位，其在日常生活和認識論雙重層面上的崇高和超越追求的闡釋，將是可以證明大有作為的”。劉俐俐教授從重讀錢鐘書《七綴集》獲得的啟發談起，她認為文學現象是有價值的文學研究選題得以產生的豐富資源，也是文論教學的資源。同時，文學現象具有衍生功能，可將相類似或者相反現象聯系起來比對，發現異同。文學現象的意義還在于它的復雜性，往往需要研究者改變文學觀念和研究視野才能對之說清楚，這就間接促進了文學思想的拓展和更新。宋偉教授在提交的會議論文中認為：“只有破解傳統的本體論思維方式，清洗傳統形而上學的理論模式，文學理論的重構重寫才可能會有一個新的開始和展開。”張榮翼教授的論文從身份、轉向、媒體、對話和語境五方面梳理了文學研究的問題意識的思維模板，這對于問題意識的形成具有借鑒的意義。張永剛教授認為當代文學理論與實踐的基本關系必須超越感受和信念的常識層面，在理論內部進行探討才能深入認識。王蘇生教授主張應從問題意識、批判精神和本體思考入手，最終才能達到本土化、民族化、中國特色的獨創文學理論的建立。劉慧姝則揭示了存在論對學科建構的積極意義。程鎮海認為從當前現實和實踐出發，借鑒西方，兼顧傳統的“再生性”。#p#分頁標題#e#   二、古典文論的現代闡釋與價值   發掘中國古典美學與文論的現代價值以及闡釋其當代意義，也是此次會議學者們所普遍思考的一個理論問題。許建平教授從甲骨文的意象思維說起，談了本土意象思維的諸多方面及本民族意象敘事特性和風格。吳子林從孔子“游于藝”、“依于仁”、“據于德”和“志于道”的過程探討了孔子之“學”的思想，進而由此論及人的人文化、社會化、個體化的完成，并超越“人倫日用”之生活世界，“上達”超驗的形上領域。由為“人”到為“己”再到為“道”，人性得以全面發展，并最終實現了自我的創造性轉化。程勇從儒家思想出發考察其對文藝審美的制度建設的可能性路向。孟慶麗對道家的“善行無轍跡”理論進行了美學闡釋。張艷艷關注了莊子以氣構生的身體觀念與中古通感審美體驗存在的勾連關系，由此認為通感體驗的特性不僅在五官感官的互通，其本質應在超越具體感官層面的生命一體融通。張節末教授提交的論文從《詩經》比興循環解釋現象探究了“興”起源的比類傳統。李昌舒論述生活禪的主要特點及其美學意蘊，著重探討“境”這一范疇，并嘗試從生活禪的角度解讀“境”進入美學范疇的原因所在。朱志榮教授闡釋了他最近對《滄浪詩話》詩歌語言觀的最新成果。朱教授認為應重視詩歌語言中的語音、音韻問題，應正確看待嚴羽認同前人論述與自我標榜問題（獨創性問題），應仔細辨析嚴羽所面對的詩歌及看法問題。他也提及了做學問所遇到的困難、解決的辦法及學術中品格的重要。劉凱對境界概念進行了多維探察，凸顯其在傳統思想中的價值及意義，同時展開了對境界美學內涵的思考及揭示出其整體性意義空間。   朱存明教授提交的論文認為老子的生態觀對于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自身的關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為新的美學創造提供了有益的成分。他在生態美學的視野下評價老子體現的生態觀，探索其在中國當代文化發展與建設中的意義。劉毅青的論文嘗試從海外漢學家的中國文論研究的比較方法出發，探討對我們的啟示，他認為中國文論若要確立自我身份，最終還是必須以自身的歷史文化經驗為資源，探索人類生存的共同課題。黃鍵指出從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發現與體認其中的審美價值”以抗拒現代工具價值體系的策略必須克服獨斷論思維，以新的方式處理與工具體系的關系，中國文化傳統才能為文化與社會的現展作出貢獻。祁志祥提出了如何把古代文論思想內涵上的潛體系用合理的敘述結構展現出來，并揭示其諸環節之間的邏輯聯系，建構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學理論體系的重大課題。他以個人主持并獨立完成的“十一五”國家級指南類高教教材《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所精心篩選的幾十個古代文論重要范疇、命題為起點，論述了建構表現主義民族文論體系的方法。   三、困境、出路與方法：對當前文論教學的反思   王元驤教授認為當前文論界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理論研究脫離實際，不是從現狀出發而是盲目追求西方，缺乏人文精神，思維能力的弱化是目前的突出問題。郭世軒思考了后現代語境下地方高師文論課教學的四大困境：師生間信息源不對稱與價值坐標不統一，課堂內外的熱難點不同步，感性理性的雙向追求不協調。他認為解決的策略是：矯正信息源，兼容多視角，實現信息同源化；深挖經典內涵，劃分層次性，建立多元化文化經典；擴大文化視野，關注熱點，重新調整知識建構化；重視感性價值，確立新理性，確保感性理性協調化。張文杰認為文論教學的困境在于學生興趣和積極性不高、文論課的價值受到質疑、市場功利主義影響、影視圖像文化的沖擊和對理論的漠視，出路在于文論自身的不斷創新和闡釋運用、學科配置的互滲以及直觀性教學的探索。梁曉萍認為教材的本質主義傾向，電子媒介下文學的復雜性超出了文論的解釋范圍，90后經典文本閱讀體驗和理解的缺失，西方文論的“隔”和古代文論的遮蔽共同造成了教學的困境，她認為解決此等困境：教材要踐行反本質主義思維，從文學實際出發探尋文學內在規律，體悟文學相對穩定的東西。喬東義看到了當今學生文化素養的不足，他認為出路不僅在于要加強文學教育，更重要的是加強以“五經”為代表的經典文學文獻方面的修養。李丹發現學士畢業論文中存在的主題不清、主次不分、觀點不明、理論與材料脫節等問題，她認為出路在于設置《文學批評》為必修課。張冬梅指出文論教學的問題是難度大、灌輸教育、教學效果不理想，她認為出路在于建構主義理論的借鑒意義。葛紅兵教授則從創意寫作的角度提出文化創意產業“產業化”發展與高校對口專業教學尤其是中文及文藝學教育教學模式存在的多方面問題，他認為創意寫作可先從文藝學內部改革，讓其承擔中文創意寫作系統的孵化器：文藝學應成為高校中文教育教學改革的促進器，用創作論研究、創作論教育教學改革來帶動中文創意寫作系統的創生。   在了解困境、提出出路之后，就面臨另一個問題，即文論教學中創新人才培養的方法問題。對此，張玉能教授提出了在西方文論中進行研究型教學的策略。他認為研究型教學的核心是培養學生的元典精神、質疑精神、創新精神，教會學生研究的方法。應以經典原著為根據，梳理關鍵問題，分析問題轉換，分清各流派利弊得失，審視西方文論解決中國文藝問題的可行性和適應性，鼓勵學生把西方文論作為建構中國特色當代文論的參照系，做到“洋為中用”，發展中國當代文論。楊文虎教授同樣強調創造對于文論要存在和發展的必要與迫切。他認為，要有新人的加入和承繼，對理論遺產保持開放態度，要對“人類共同的價值”和某些“不變的東西”加以關注，要“保衛文學的夢，闡發文學之夢的內涵”，要面對和解釋新現象和問題，關注社會文化精神，然后再回到閱讀和思考。之外還應對形而上關心和思索，這樣文論才能為“創造一種新人類的可能性而做出貢獻”。劉旭光教授在分析了文藝理論能夠得到什么、應當做什么、可以希望什么以及怎么教之后，認為文論在后現代語境下的使命不是關于文學規律與本質的探討，而是關于立場與理想的表達，它是對文學活動的反思與研究，它關注文學活動內部的變化，追問變化的意義。陸揚教授從德法大學建設的實際尤其是法國巴黎高師全球招生制度側重對學生思維能力考察的變化角度談了對文論教學的看法。#p#分頁標題#e#   四、學科、創新與西方文論   方克強教授就文藝學與文化研究的關系在“后理論”的新基點上重申了學科立場。他重申文藝學的學科反思是學科本位的彰顯，是社會發展趨勢，更是文學自身運動的結果。后現代為文化研究涉足和覆蓋文藝學領域提供了合法性。但如果棄文學而趨文化，跨學科甚或改變學科邊界，就會出現“捍衛學科獨立性的生存本能”。對于文化研究的崛起，他認為這與高等教育的大眾化、普及化過程“大致重合”。在“后理論”時期，重返學科本位和文學焦點是可以期待的。徐妍認為當下文學批評正置身于“知識生產”的模式化時代。批評者失去了批評意識和基本判斷，批評陷入尷尬且異常虛空。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回返到“審美基點”探尋新媒體背景下文學的新質，考察文學的外部關聯，進而重建審美批評新秩序。   在理論的創新方面，蘇宏斌教授對身體何以能夠寫作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身體不是寫作的對象而是主體，不是主張作家要“寫身體”而是要用身體寫作。真正的身體寫作主張的是身體而不是心靈為創作的主體。身體是一種靈化的肉，它與世界之間的交流構成了創作經驗的前提。創作的基礎是身體與世界之間的存在性交流。正是通過這種交流，世界對人來說才變得生動。交流中產生的感受和體驗，構成了創作所要表達的意蘊。劉鋒杰教授扼要地評判了學界重建文學政治維度的四種可能性策略：反本質主義與本質主義的合流共同解構審美論將文學引向政治之維；通過重新界定政治實施文學與政治的結合、語境論與關系論的同構，反消費主義成為訴求前提。劉教授主張重建文學的政治維度，應在文學審美性的指導下來理解這個政治維度的建構，以期能夠既堅持文學的審美本質，同時又含蘊充分的政治意識。趙靜蓉談了記憶轉向與文學理論研究的新思路，她強調記憶的重要性以及對文學理論研究的意義，指出文論界對歷史與文學關系的忽略，認為探討理論生成比站在理論的結果更重要。朱生堅以“泛政治化”為題，期望澄清“文學性”的本來面目。寇鵬程考察了“十七年”文學批評中“歪曲”話語的邏輯，并指出主觀臆想性、政治集權性與主觀惡意性，是“衍生出的三駕馬車。湯擁華以喬納森•卡勒文學理論觀的調整為參照思考了“理論如何更好地服務文學”的問題。肖偉勝的論文追溯了圖像的譜系及其與視覺文化研究的關系，傅其林的論文探討了喜劇的異質性存在及其哲學意義，曹謙認為朱光潛詩學與存在主義美學具有一定的互文性。李濤重溫了赫拉普欽科的創作個性研究。   在西方文論方面，張旭曙辨析了形式范疇之本性，他詳細考察了形式范疇的形成、特點、意義及品格等，他認為形式范疇的“恰切定性應當為既是元范疇又不是元范疇。形式是型塑、彰顯西方文化精神特質（兩個世界、本質之學、主客兩分、因果目的、精密分析等）的宿根性因素之一”。趙建軍論述了后現代語義的邏輯基礎、關鍵問題及對未來的語義穿越問題。劉曉麗認為理論的誤用是造成文學批評遠離文學作品現象的原因之一，它產生的各種批評危害的不僅是作品，還降低了理論的品質。詹冬華認為西方“哲性批評”的原創性和輻射力值得深思，應將理論儲備化約為整體經驗，不斷提升人類的精神境界。劉陽闡釋了存在主義與中國文學的批判性融合的可能途徑。王輕鴻強調信息科學在知識、思想、哲學層面對于文學研究轉型的意義和價值。張瑜通過對“實踐轉向”的轉向的考察和比較，試圖呈現當代文學觀念的發展脈搏。賈瑋借助巴特“文本”概念變化的悖論，思考了文學理論的創新問題。仲紅衛發現新型大眾讀物的出現不僅催生了知識分子的現代轉型，同時建構了初步的“文學公共領域”，并引領了“現代化”歷程。   本次會議加強了交流、密切了合作，通過對經驗的總結、問題的提出與反思、學科理論的探索，相信它一定會對今后中國文論研究和教學產生積極而深遠地影響，這也是與會學者們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