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技革命的推動與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

（一）國外學者的研究

面對挑戰和質疑，以都留重人、莫里斯•多布等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們給出了相應的回應和思考。莫里斯•多布認為，對待資本主義既不能斷言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也不能認為資本主義已進入一個全新的制度，雖然國家作用在增強，技術進步在加速，但這些不能“在任何意義上證明‘新階段’言論的有效性，或者在任何基本方面改變我們對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制度的評價和對其未來的估計”。S.都留重人同樣認為，戰后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實現了經濟的長期繁榮，但卻是以巨大的浪費為代價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并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性質不會改變。于爾根•哈貝馬斯認為，有組織的或國家控制的資本主義并不能完全消滅經濟危機，利潤率下降規律仍然在起作用。Y.A.克隆羅德否認資本主義國家能夠抑制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作用，他認為，盡管資本主義國家的作用大大增強，但世界范圍的經濟危機仍然不能避免。就在關于“資本主義發生變化了嗎？”的討論如火如荼進行時，資本主義的快速增長和繁榮發展戛然而止，隨之而來的是20世紀70年代的以石油危機為代表的一系列危機的爆發。平穩而快速的增長被“滯脹”所替代，社會累積多年的矛盾以信貸危機、經濟危機、生態危機、戰爭危機、價值危機等形式不斷地爆發出來。危機的爆發和勞資關系的破裂引發了西方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熱潮，英美等國家開始涌現出一些頗具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如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馬克思主義、后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壟斷資本學派和市場社會主義學派等。這些學派都從各自關注的視角對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資本主義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例如，美國左翼代表人物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用經濟剩余增長規律代替馬克思的一般利潤率下降規律證明了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客觀性和周期性，他們指出，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不斷增長的經濟剩余總量由于無法找到出路，決定了當代壟斷資本主義經濟趨于停滯的客觀趨勢。后現代的馬克思主義重要代表人物，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戴維•哈維認為，資本主義雖然通過轉變資本主義積累方式，即從“福特主義”積累體制轉變到“靈活積累方式”，基本擺脫了20世紀70年代經濟危機的困擾，但這種轉變更像是轉移，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的性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規律仍在繼續起作用。

（二）國內學者的研究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宋濤教授在他的著作《當代帝國主義經濟》一書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科技革命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普遍發展，是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兩個重要的出發點或歷史條件，雖然科技革命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調整，但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這一經濟基礎，不能改變追求高額壟斷利潤這一經濟運行的根本目標，因而不可能真正從根本上解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無政府狀態，更克服不了由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引起的經濟危機，更改變不了其必然滅亡的命運。顧海良教授認為，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過渡階段的歷史地位，并不會因為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而改變，但是這種過渡的進程以及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的形式和路徑，顯然可能有多種選擇。這是因為：科技革命導致生產的社會化程度有了長足的發展，科技成果的社會化應用已經并將更快地改變生產方式。所以，研究科技革命給現階段及其繼續發展的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變換，并對此作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解釋是極其重要的時代課題。徐崇溫教授認為，“在如何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問題上，既要看到這些新變化在延緩資本主義的覆滅、延長資本主義的壽命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又要看到醞釀和加劇資本主義矛盾方面的作用。要從總體上看到，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沒有也不可能改變在經過一個長過程的發展以后資本主義最終必然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的歷史命運。”

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社會主義的發展

在落后的國家首先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大創新。但如何在這樣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卻是歷史留給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具有實踐性意義的重大課題。列寧在俄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科學地認識到：俄國還不具備從小生產向社會主義直接過渡的條件，它必須經過資本主義及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這一中間環節，這是小生產自發發展的必經階段。列寧未能見到過渡時期結束后的社會主義社會，未能提出和解決社會主義社會是否存在商品生產的問題。斯大林雖然也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商品生產，但是他認為商品生產的活動范圍僅限于個人消費品，生產資料不能進入市場交換。因此，斯大林的理論是不徹底的“半商品經濟論”，不能真正解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市場關系的根本問題。

摘要

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人才是生產過程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是價值創造的主體。由于對“專門性人才”的教育培養投入能夠產出更多的剩余價值，因而資本家也關注勞動力人才的培養。但資本家對勞動力人才的教育培養是受投入產出比限制的，并非旨歸勞動者的個人發展，因而不可能培養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人才。馬克思基于政治經濟學中原理對人才本質及其培養的分析無疑體現出超前的戰略眼光，對當下我國的專門性生產人才的培養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人才;價值;啟示

人才歷來就是生產過程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馬克思曾深刻指出，“我們的能力是我們唯一的原始財富。”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馬克思深入分析了人才在價值生產中的作用。在剩余價值生產過程中，作為勞動力的人才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對于資本家而言，勞動者技能越嫻熟，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就越多。因此，為了產出更多的剩余價值，同時也為了使剝削活動更加隱蔽化，資本家開始關注“專門性人才”的培養。但資本家對工人的教育培養是受投入產出比限制的，他們并不真正關心工人的全面發展問題，因而必然培養不出全面發展的高素質人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家人才教育培養本質與局限的批判及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新人才觀的建構，對當前正處在轉型升級中的我國而言，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視域中的人才思想解析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中雖然沒有關于人才思想的獨立篇章，但卻隱藏著豐富而又深刻的人才思想。在政治經濟學視域中，馬克思認為，人才是具有高創造力的價值生產者，但高層次的勞動人才不是天生的，需要后天的教育培養，實現自身的全面而自由發展是勞動力人才發展的長遠目標。

摘要：供給側改革是中央基于中國現實國情對國家治理思路做出的重要轉向，著力從供給和需求雙向發力，雙輪驅動經濟增長。供給側改革的提出不僅有其現實基礎，還有其深厚的理論淵源，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果。通過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再思考，為深入開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究提供理論啟發。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需錯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所謂供給側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制度性矛盾而推行的改革。[1]2015年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要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2]其目標就是面對我國新常態下供需錯配的復雜經濟狀況，推動產需匹配拉動經濟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是今后一段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指向標，引導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而且也具有極大的理論意義，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需求

1、解決供需錯配問題的需要

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一直保持著中高速增長，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但是在物質生產和財富積累迅速增長的同時，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問題和困難。（1）產能過剩。市場經濟在供求規律、競爭規律、價值規律的作用下調解市場供求。由于長期的利潤和GDP驅動，中國政府主要通過拉動需求刺激生產，鋼鐵、煤炭企業不斷增加產能擴大供給。但我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不完善，加上市場調節功能自身的弊端，導致供求不平衡。行業自律機制不健全，地方保護主義風行也加劇了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我國目前仍有大量貧困人口，支付能力有限，購買力不足。因而，我國應從供給和需求雙面發力，雙輪驅動推動經濟增長，加強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彌補市場缺陷，并在經濟領域進行一次徹底的結構性改革，解決制度性矛盾。（2）有效供給不足。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科技含量高、具有自主產權、能夠滿足消費者高端需求的物質產品明顯不足。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海外購買高檔消費品成為消費常態。據統計，2015年中國游客海外消費約1.2萬億元，買走全球46%的奢侈品。同時，因為國內產品的品質安全問題，國外高質量、性價比較高的一般消費品也深受中國消費者喜愛。在我國居民消費水平提高的同時，產業結構卻沒有做出相應的調整，有效供給不能適應和滿足需求結構變化后的市場需求，影響著消費結構升級。因此，一場針對經濟結構的制度性改革勢在必行。

2、新常態下經濟結構轉型的需要

〔摘要〕宏觀經濟學經過八十多年的發展，其重要進展體現在模型動態化、引入理性預期、為宏觀理論建立微觀基礎、對總供給行為進行詳細刻畫等方面。但是，宏觀經濟學仍存在加總的理論基礎不扎實，重要經濟結構沒有引入宏觀模型，重要經濟、政治制度的理論刻畫仍不深入等不足。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科學哲學在20世紀初的快速發展是導致主流宏觀經濟學出現上述進展與不足的重要原因，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作為古典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分析框架和方法能夠為主流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提供重要借鑒和啟示。因此，宏觀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相互借鑒，是促進主流宏觀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推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重要方向。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主流宏觀經濟學;政治經濟學

一、宏觀經濟學的起源與發展歷程

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使宏觀經濟學成為經濟學中相對獨立的學科方向，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傳播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凱恩斯認為市場在短期中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和機制，并提出增大公共支出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復蘇。更為重要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為政策制定部門提供了一個計算政府支出和稅收對經濟行為影響的數量方法。此外，凱恩斯為突出一些重要變量(例如就業、收入、利率和價格)在給定時點上的同時決定，不再強調宏觀理論的動態性。因此，在一個靜態模型中直接研究總量行為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嚴重不足，將模型動態化并為宏觀模型尋找微觀基礎是許多宏觀經濟學家在20世紀下半葉所做的主要工作。20世紀60年代，以Hicks和Samuelson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學派進一步補充和完善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而同時期以Friedman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則首先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提出質疑。新古典綜合學派認為，凱恩斯主義理論解釋了存在價格調整障礙時，經濟沖擊和政策干預對經濟的短期影響和機制，傳統的新古典理論則對價格能夠靈活調整時長期經濟運行給予了正確解釋。因此，新古典綜合學派認為，宏觀經濟理論與微觀經濟理論之間能夠相互兼容。貨幣主義學派對凱恩斯主義理論提出了三點根本性批評:首先，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過于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忽略了貨幣供給也是總支出的重要決定因素。其次，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僅考慮政策的短期效果，貨幣主義學派則強調需求管理政策在長期無法影響實際收入和就業。最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作為靜態模型忽視了預期對宏觀經濟運行重要影響，貨幣主義者強調在結構方程中預期發揮著重要作用。20世紀70年代，理性預期革命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快速發展對宏觀經濟學產生了重要和深遠的影響。Lucas和Sargent的研究認為，預期對各經濟主體的行為具有重要影響，將理性預期引入宏觀經濟學理論建模具有重要意義。更進一步，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具有微觀基礎的跨期一般均衡理論引入宏觀經濟模型，并認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所使用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存在不恰當之處。Lucas［1］認為這些計量模型無法識別經濟中存在的真實經濟結構，由于公眾對未來的預期會改變其行為，所以，當經濟政策調整后，仍假定經濟中重要結構和行為不發生改變，就無法對政策和經濟運行進行正確分析。20世紀80年代，Kydland和Prescott［2］、Long和Plosser［3］創立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并對宏觀經濟理論做出如下三點重要貢獻:首先，經濟周期是經濟對外生沖擊最優反應的結果，不是市場機制的失敗。其次，該理論將波動模型建立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基礎上，并給出了模型數量化的方法。最后，該理論強調對供給行為的建模，供給決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通過假定供給對需求變化具有完全彈性，從而忽略了總供給行為對宏觀經濟的重要影響。20世紀90年代，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獲得快速發展，并逐漸成為目前最重要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綜合了真實經濟周期理論與“新凱恩斯”模型的特點，采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并將不完全競爭、價格調整障礙引入理論模型，并對各要素市場的價格決定機制進行了詳細分析。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借鑒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觀點并將它們融入一個完整模型，并進一步對經濟波動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和傳導機制進行詳細建模。由于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模型是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壟斷競爭、價格和工資粘性、理性預期等特征，因而該模型是目前研究經濟波動和宏觀經濟政策最重要理論框架。

二、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重要進展與不足

1.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重要進展

作為主流宏觀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構建、模型處理、基本假設、主要結論以及模型包容性和可擴展性都超越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并綜合了宏觀經濟學各流派的主要觀點，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重要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中為宏觀經濟理論建模。作為宏觀經濟學家最為關心的三大問題，即經濟增長、經濟波動和宏觀經濟政策，本質上都是一個動態問題。首先，經濟增長理論中核心問題之一是最優儲蓄決策，該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動態決策問題，拉姆齊模型就是在一個無窮期動態框架中分析行為人的最優消費和最優儲蓄決策問題，而拉姆齊模型與真實經濟周期模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具有天然的內在聯系。其次，作為研究經濟波動的主流宏觀經濟模型，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模型在一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框架中為家庭決策行為和企業最優定價行為進行理論建模，并通過動態規劃等動態優化方法求解模型。最后，現代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特別關注政策動態不一致性對其有效性的影響，由于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框架是一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因而在該框架中研究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性具有天然便利性，并認為對未來政策行為做出可信的承諾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關鍵。因而，將靜態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模型擴展為動態的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模型是主流宏觀經濟學最重要的發展之一。第二，將理性預期引入宏觀經濟學，并對宏觀經濟理論建模、計量模型設定與評價和宏觀經濟政策制定產生革命性影響。早期宏觀經濟理論，如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宏觀經濟學，通常為靜態模型并較少考慮行為人預期對經濟運行及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Muth［4］首先將理性預期引入經濟學分析，Lucas［1－5－6］則在20世紀70年代將理性預期引入宏觀經濟學模型，證明這一方法能夠成功應用于宏觀經濟政策研究，并指出這對于政策效果的計量評價具有重要意義。Kydland和Prescott［7］在Lucas相關研究基礎上，首先提出經濟政策制定不是與自然而是與理性經濟行為人的博弈，當經濟行為人是理性且具有前瞻性時，政策制定者就受到社會公眾當前和未來行為選擇的約束。因此，最優政策的制定需要考慮社會公眾當前與未來的行為選擇。第三，為宏觀經濟學建立完整、穩健的微觀基礎。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宏觀經濟學最重要不足是從總量假設出發研究總量關系，在Lucas［1］提出“盧卡斯批評”之后，宏觀經濟學家達成共識，即一個好的宏觀經濟模型應當具有微觀基礎，總量行為關系應該是從微觀個體的跨期最優化行為中得到。隨后的宏觀經濟學，如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均是從家庭和企業等經濟行為人的微觀主體出發建立。從微觀基礎出發為宏觀經濟理論建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個通過對深層次結構參數分析的框架，這些結構參數不會隨政策的變化而改變。因此，這一研究框架可以有效回應“盧卡斯批評”，同時，該研究框架可以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福利影響進行討論，從而使宏觀經濟學自身獲得了更科學的基礎，其邏輯一致性更強。第四，對宏觀經濟的供給面進行更加詳細的刻畫?？偣┙o是每個一般物價水平上經濟體愿意并且能夠提供總產品和服務的數量。早期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古典綜合經濟學和貨幣主義學派討論的重點是總需求管理，以Lucas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更加強調總供給行為的微觀基礎，并在分析中強調供給沖擊對總供給行為和經濟波動的影響。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則進一步強調理性預期和微觀基礎對總供給行為和宏觀經濟政策有重要影響，并認為市場不完全和價格調整障礙會導致經濟調整至自然率水平的速度變慢。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從微觀基礎出發將總供給影響因素擴展至包括生產成本等多個方面，使理論模型的供給面能夠解釋更加豐富的宏觀經濟現象。

摘要: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人類探索客觀世界和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積淀下來的成果,兩者既非完全對立,也非完全統一,而是對立統一的。正確研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分歧,解析兩者間的聯系和結合之處,既能科學地說明兩者的本質關系,又能有效地解決具體問題,提高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興趣和實效性。

關鍵詞: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異同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中占據著極端重要地位的學科，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由于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本身的重要歷史地位與政治地位，所以人們通常會在研究中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做以區分，挖掘其中的個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區別，對于正確看待這兩個不同的經濟學說以及正確理解和處理當前經濟體制改革中的矛盾來說，都有很大的意義。首先要說明的是，本文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指馬克思的《資本論》學說，西方經濟學是指從19世紀70年代邊際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所發展起來的占主流地位的經濟學說，以塞繆爾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經濟學》為代表。

一、起源與軌跡差異

眾所周知，古典經濟學是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兩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國人亞當•斯密。亞當•斯密在其經典著作《國富論》中以勞動分工為起點，詳細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發展初始的分配規律和生產模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認為亞當•斯密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靈感和來源，只是這兩個經濟學在后續的發展和繼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馬克思認為，亞當•斯密在描述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上是準確的，但受限于他的時代，亞當•斯密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制度生產關系發展將被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取代這一歷史規律。馬克思通過改進這一學說使之能夠伴隨歷史進步而堅持其正確性。但西方經濟學家們在亞當•斯密原有理論基礎上，通過對思想具化和數學建模的方式對古典經濟學中的缺陷不斷修繕完善，像類似不對稱信息、外部性理論等，類似凱恩斯主義則是回應經濟失靈現象。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只是從不同的視角對亞當•斯密的理論做了發展完善，它們只是在同一理論源頭發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論。

【摘要】

近10年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國內經濟學教育中逐步淪為邊緣地位，然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仍然具有其生命力。本文即從“實踐論”角度分析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對于現代經濟學教研科研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學科研；實踐標準論

一、前言

1978年至今實施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我國逐步實現了走向世界，全面開放，融入國際政治經濟文化體系，積極參與國際競爭與國際合作，成為“地球村”中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重要一員。其中經濟改革一馬當先，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些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實行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中市場配置資源有效地結合起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因為其作為計劃經濟的理論基礎，淡出了中國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圍。然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全部，是一個具有內部自洽邏輯體系的理論體系，其在經濟學理論中屬一家之言。其到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指導實踐、在什么時候指導實踐、要不要進行理論創新以符合實踐需要人們根據“理論結合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斷對理論進行檢驗與修正。

二、“實踐論”對經濟學教研的指導意義———理論與示例

摘要：改革開放四十年創造了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奇跡。然自2012年以來，受人口紅利的消退，“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累積等一系列因素的深刻影響，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面臨著一場結構性的危機。在問題倒逼的國情背景下，黨中央審時度勢，適逢其時地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文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域，試圖解答三個重要研究問題，以此進一步把握供給側改革的方向和脈搏。

關鍵詞：供給側改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解讀；引領

2017年10月18日，在黨的報告中明確指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需堅定不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全黨全國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再一次被提及。筆者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域，立足中國當下實際，作如下思考：

一、為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高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旗幟？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重要組成部分，是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回溯歷史長河，中國人民進行革命、發展、改革并取得一系列光榮勝利的背后，無不閃耀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偉大旗幟的光輝，它成為我們的主流經濟學是歷史和人民選擇。從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中國改革開放近四十年，在市場經濟的道路上也走了二十幾年，當下的中國經濟呈現出了市場與資本疊加的面貌。公共的生產資料和大量的私人資本并存，使得中國當下的經濟狀況更加符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做出的分析。因而，運用政治經濟學原理來指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符合當下中國的國情，具有無可比擬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從資本主義自身發展來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決定了其自誕生之日起便走向消亡。自1825年英國爆發第一次經濟危機伊始至今，資本主義世界仿佛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在每一次繁榮之后便是蕭條?；赝Y本主義國家的歷次救市，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迷信西方資本主義那一套沒有出路。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如何解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馬克思指出，社會生產總過程由四個對立統一、互為聯系的環節構成，即：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其中，生產和消費具有辯證關系，前者對后者起決定作用，后者對前者具有能動的反作用，這就要求我們在注重生產的同時不能忽視消費的作用。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在看待經濟發展問題時，供需不應分離，二者是有機的統一體。供給側改革強調“供給側”，但這并不意味著無視或輕視需求端的作用。當下，企業活力不足是造成中國經濟下行的直接原因，造成企業活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是企業的商品和服務沒有消費市場，而這絕不僅僅只是供給一端的問題。要認真貫徹落實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科學謀劃，統籌兼顧的工作方法，“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經濟方能健康發展。

摘要:在新時代的背景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逐步被中國特色化，同時還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活動相互結合，互相促進，不斷發展，對我國的經濟和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的發展都起到了促進的作用，用中國式的智慧促進了其經濟學的發展和運用。本文通過對市場經濟、社會發展以及現所處的階段進行全新的認識和分析，對其政治經濟學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經濟;市場

對于政治經濟學而言，不同的國家、不同的世代其發展特性是各不相同的。隨著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及深化，進入了發展的新時代，已經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這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特色化，并與時代共發展，與中國的國情和經濟實踐緊密結合，互相促進所分不開的。對徹底否定其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主張予以抵制，同時也對跨越階段時所面臨的錯誤觀念策略予以摒棄和改近，運用了中國式的智慧對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以及中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推動的作用，同時也為其他國家運用其政治經濟學理論提供了參與方向。

一、概述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根據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及其矛盾運動，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其理論基礎，并為其提供指導方法，概述了社會進程的發展。

(一)生產資料

在一個生產力高度發達，已經沒有了階級和國家的共產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將會被實行，人與人之間的關聯將變成自由發展的聯合體，對階級以及階級對立的舊體制進行了摒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