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東浩 單位：南開大學哲學院

本文根據(jù)相關學者研究比較邏輯學建構所提出的比較邏輯學研究三個階段和層次，即描述的比較邏輯學、評價的比較邏輯學和匯通的比較邏輯學，從本體論的研究角度上升到方法論的研究層面，即描述的比較邏輯學方法論、評價的比較邏輯學方法論和匯通的比較邏輯學方法論，闡述比較邏輯學的理論體系建構。與主體認識同步，方法論的研究也是一個由低到高的過程，在進行方法論的探討過程中，我們必須遵守一定的原則，蹈循一些具體的方法，從而在進行比較邏輯研究的過程中做到有的放矢。

一、比較邏輯學研究的原則

比較邏輯學研究必須以哲學認識論為前提和基本原則。認識論旨在探討人類認識的本質(zhì)、結構，認識與客觀實在的關系，認識的前提和基礎，認識發(fā)生、發(fā)展的過程及其規(guī)律，認識的真理標準等問題。同時，我們還必須分清唯心主義認識論和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區(qū)別。唯心主義認識論否認物質(zhì)世界的客觀存在，堅持從意識到物質(zhì)的認識路線;不可知論否認客觀世界可以被認識。唯物主義認識論則恰恰相反，它肯定從物質(zhì)到意識的認識路線，強調(diào)物質(zhì)世界是客觀實在，認識是人對客觀實在的反映，認為最終世界是可以認識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則進一步把實踐作為認識的基礎，把辯證法運用于認識論。在比較邏輯學研究中，能否從認識論的角度出發(fā)，關系到比較邏輯學學科理論建構的根基鞏固與否。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強調(diào)認識的發(fā)展，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透過現(xiàn)象認識本質(zhì);講認識和實踐的關系:實踐是認識的來源、發(fā)展動力、目的、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標準。比較邏輯學研究是一個動態(tài)的變化過程，隨著實踐的發(fā)展，認識的方法會逐步多樣，認識的層次也會逐步深入。并且在研究實踐的過程中，隨著研究者閱歷的增加，人們對比較邏輯學研究中所體驗到的具體內(nèi)容的比較探究，會越來越細微和深入，認識也就越來越深刻;同時，也會知道原有的看法是否正確，并為以后的認識積累經(jīng)驗。

(一)比較邏輯學三個層面研究中的認識論前提。比較邏輯學研究必須以認識論為前提和基本原則。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初級階段———描述的比較邏輯學，它是對三支邏輯源流本身的研究，是比較邏輯學整個學科理論研究的前提與基礎。在對描述的比較邏輯學方法論的探討中，必須堅持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觀點，這是因為:其一，描述的比較邏輯學其本身關于描述的含義必然是對元典進行史料考證與挖掘整理，而后才會得到所需的基礎知識。這就需要在研究的時候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其二，描述的比較邏輯學研究需要吸取三大邏輯體系中具備可比性的信息源。這就需要我們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從整體出發(fā)，通過歸納和演繹、分析和綜合等方法對其進行研究。其三，在以上二者的研究基礎上，通過對比較邏輯學初級階段的探討，歸納、總結、提高，并在實踐逐步深入的過程中，達到文字表述的信達雅，即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中所指出:“譯事三難:信、達、雅。”［1］所謂“信”，是指內(nèi)容準確無誤;所謂“達”，指的是表述內(nèi)容時運用的語言通順、妥帖;所謂“雅”，是指言辭文雅。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第二個階段———評價的比較邏輯學，它強調(diào)對古代、近代與現(xiàn)代三種邏輯之間的縱橫比對、同異比較，建基于描述的比較邏輯學之上。在認識論層面，它突出表現(xiàn)在從客觀的事實中挖掘出具有可比性的信息源，從而在可靠材料的背景下進行縱橫、同異比較。這是進行比較邏輯研究的必經(jīng)階段，更是對于理性認識的提煉和升華。最終，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第三個階段，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匯通的比較邏輯學研究”，它以三支邏輯源流之間的平等對話與三者內(nèi)在關系的透視匯通為基本研究對象。這一階段是認識論中的理性形成、實踐、輪回乃至飛躍的階段。它不再僅僅局限在對所認識事物的描述或評價，而是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縱橫層面突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限制，使點、線、面之間有一定的建構和匯通，從而形成理論并進一步指導實踐，并在實踐中檢驗、提高。

(二)比較邏輯學研究歷史進程中的認識論思考。比較邏輯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凸顯學科魅力，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來講是因為它具備了理論的基礎。從歷史的進程來看，則是認識論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表現(xiàn)。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指出，人們在實踐基礎上所得到的關于外部世界的初級認識是感性認識，它包括感覺、知覺、表象等形式。這是認識的初級階段。其二，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必須用理性思維對感性材料進行邏輯加工，即遵循從感性具體到抽象，又從抽象上升到思維具體的方法以及邏輯的與歷史的統(tǒng)一的原則，最后通過歸納和演繹、分析和綜合，以概念(范疇)、判斷、推理的形式，形成理論知識體系，即理性認識。理性認識是對事物的抽象、概括的反映，也是對事物的本質(zhì)、全面的反映，是認識的高級階段。最后，認識的能動性不僅表現(xiàn)在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能動飛躍，而且還表現(xiàn)在從理性認識到實踐的能動飛躍。人們在獲得理性認識以后，通過種種形式使之應用于實踐，向現(xiàn)實轉(zhuǎn)化。這是實踐檢驗理論、實現(xiàn)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xù)。在理論檢驗的過程中，又使理論更加完備。現(xiàn)以張連順(順真)教授所定義的“現(xiàn)代量論”的兩個時期為例進行說明。張教授將自1900年以來的“現(xiàn)代量論”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即1945年以前的“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時期和1945年以來的“新古典量論學派”時期。其中“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時期又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1900年至1935年，此乃“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以及“現(xiàn)代量論”的起步、奠基、初步形成的時期。張教授認為，“以舍爾巴茨基(Th．Stcherbatsky，1866—1942)為代表的‘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性質(zhì)的‘現(xiàn)代量論’學家，多以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康德的先驗邏輯等為解釋范式，實施歐洲哲學邏輯學向‘古典量論’的映射，由是完全被曲解了的陳那幾乎就竟然成了近代的康德。”這在感性認識發(fā)展到理性認識的過程中，沒有體現(xiàn)事實本意，從而是歪曲的理論。同時張教授還認為，“現(xiàn)代邏輯特別是符號邏輯開始向‘古典量論’實施映射，‘古典量論’中以‘比量智’為核心的建構系統(tǒng)被人為地從‘現(xiàn)量智’與‘比量智’的‘二量’系統(tǒng)中剝離出來，并將作為自我思維的‘自義比量’與作為自我思維在交往情境中的‘他義比量’的明顯特征強行取消由此變成單一的自我思維之形式的邏輯思維，以此強行將比量智納入到歐洲邏輯的系統(tǒng)中，在本不具可比性的比較中將量論二量閹割為一量，并將二種比量強并成一種比量，終以‘古典量論’之‘比量智’竟然也合于歐洲邏輯為內(nèi)心之快慰”。這種斷章取義的做法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說即是缺乏用理性思維對感性材料進行邏輯加工。也就是說，從感性具體到抽象、又從抽象上升到思維具體的方法過程以及邏輯的與歷史的統(tǒng)一的原則上，缺乏必要的真實性與客觀性。究其原因，張教授以為:“這是歐洲現(xiàn)代強勢文化心態(tài)在佛教量論因明學研究中的一種自發(fā)性反應，更是近代晚期以來所逐漸形成的歐洲現(xiàn)代邏輯‘去心理主義’思潮之邏輯方法論在解釋‘古典量論’時的自然映射。”①第二個階段，也就是1935年以后，伴隨著歐洲邏輯學內(nèi)部對符號邏輯的反思而形成的懷疑反思階段。張教授認為它關乎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去心理主義”的邏輯學體系能否真正成立;二是單向度的符號邏輯體系對“古典量論”生吞活剝的映射是否合理。隨著實踐的進一步變化、發(fā)展，量論“歐洲系統(tǒng)”終于走上了向“古典量論”特別是印藏系統(tǒng)全面回歸的坦途，由此形成了1945年以后的“新古典量論學派”，它建立在量論方法論的根本轉(zhuǎn)變之基礎上，其代表在歐洲即是現(xiàn)代量論“維也納學派”的開拓者弗勞瓦爾納(Erich．Frauwallner，1898—1974)，在東方即是《佛教邏輯學之研究》一書的作者日本學者武邑尚邦。#p#分頁標題#e#

武邑尚邦對現(xiàn)代量論“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的歷史地位給予了極為中肯的評價。他認為“時至今日，依據(jù)作為最新邏輯學的符號邏輯學之模式將佛教邏輯學與歐洲邏輯思想進行比較研究之嘗試，在一定范圍內(nèi)正在取得大的成果”(《佛教邏輯學之研究》序言)。但他更深刻地認識到:“在如是之新方法中，即使佛教邏輯學之符號化在某種程度上能夠?qū)嵭校荒鼙环柣蛩刂嬖谝姘l(fā)明顯，于此出現(xiàn)了新的問題。實際上，唯這沒能夠被符號化之部分顯示著印度獨特之立場，唯此才是今后一定要研究的尚待解決之課題。”(同上)張教授斷言:“這是由現(xiàn)代量論的‘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走向‘新古典量論學派’在方法論上的高度自覺，是吹響復興古典量論本義之境的理性號角。”②基于對現(xiàn)代量論發(fā)展歷程的比較研究，可以凸顯辯證唯物認識論所體現(xiàn)出來的價值，比較邏輯學的研究必須以此來規(guī)范學習和研究，從而在挖掘歷史資源的過程中摒棄錯誤的理論觀點，并且在實踐中培育正確的理論，以指導實踐并發(fā)揚光大。

本文作者：王東浩 單位：南開大學哲學院

比較邏輯學研究是一個動態(tài)的變化過程，隨著實踐的發(fā)展，認識的方法會逐步多樣，認識的層次也會逐步深入。并且在研究實踐的過程中，隨著研究者閱歷的增加，人們對比較邏輯學研究中所體驗到的具體內(nèi)容的比較探究，會越來越細微和深入，認識也就越來越深刻;同時，也會知道原有的看法是否正確，并為以后的認識積累經(jīng)驗。

比較邏輯學三個層面研究中的認識論前提。比較邏輯學研究必須以認識論為前提和基本原則。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初級階段———描述的比較邏輯學，它是對三支邏輯源流本身的研究，是比較邏輯學整個學科理論研究的前提與基礎。在對描述的比較邏輯學方法論的探討中，必須堅持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觀點，這是因為:其一，描述的比較邏輯學其本身關于描述的含義必然是對元典進行史料考證與挖掘整理，而后才會得到所需的基礎知識。這就需要在研究的時候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其二，描述的比較邏輯學研究需要吸取三大邏輯體系中具備可比性的信息源。這就需要我們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從整體出發(fā)，通過歸納和演繹、分析和綜合等方法對其進行研究。其三，在以上二者的研究基礎上，通過對比較邏輯學初級階段的探討，歸納、總結、提高，并在實踐逐步深入的過程中，達到文字表述的信達雅，即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中所指出:“譯事三難:信、達、雅。”［1］所謂“信”，是指內(nèi)容準確無誤;所謂“達”，指的是表述內(nèi)容時運用的語言通順、妥帖;所謂“雅”，是指言辭文雅。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第二個階段———評價的比較邏輯學，它強調(diào)對古代、近代與現(xiàn)代三種邏輯之間的縱橫比對、同異比較，建基于描述的比較邏輯學之上。在認識論層面，它突出表現(xiàn)在從客觀的事實中挖掘出具有可比性的信息源，從而在可靠材料的背景下進行縱橫、同異比較。這是進行比較邏輯研究的必經(jīng)階段，更是對于理性認識的提煉和升華。最終，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第三個階段，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匯通的比較邏輯學研究”，它以三支邏輯源流之間的平等對話與三者內(nèi)在關系的透視匯通為基本研究對象。這一階段是認識論中的理性形成、實踐、輪回乃至飛躍的階段。它不再僅僅局限在對所認識事物的描述或評價，而是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縱橫層面突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限制，使點、線、面之間有一定的建構和匯通，從而形成理論并進一步指導實踐，并在實踐中檢驗、提高。

比較邏輯學研究歷史進程中的認識論思考。比較邏輯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凸顯學科魅力，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來講是因為它具備了理論的基礎。從歷史的進程來看，則是認識論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表現(xiàn)。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指出，人們在實踐基礎上所得到的關于外部世界的初級認識是感性認識，它包括感覺、知覺、表象等形式。這是認識的初級階段。其二，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必須用理性思維對感性材料進行邏輯加工，即遵循從感性具體到抽象，又從抽象上升到思維具體的方法以及邏輯的與歷史的統(tǒng)一的原則，最后通過歸納和演繹、分析和綜合，以概念(范疇)、判斷、推理的形式，形成理論知識體系，即理性認識。理性認識是對事物的抽象、概括的反映，也是對事物的本質(zhì)、全面的反映，是認識的高級階段。最后，認識的能動性不僅表現(xiàn)在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能動飛躍，而且還表現(xiàn)在從理性認識到實踐的能動飛躍。人們在獲得理性認識以后，通過種種形式使之應用于實踐，向現(xiàn)實轉(zhuǎn)化。這是實踐檢驗理論、實現(xiàn)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xù)。在理論檢驗的過程中，又使理論更加完備。現(xiàn)以張連順(順真)教授所定義的“現(xiàn)代量論”的兩個時期為例進行說明。張教授將自1900年以來的“現(xiàn)代量論”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即1945年以前的“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時期和1945年以來的“新古典量論學派”時期。其中“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時期又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1900年至1935年，此乃“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以及“現(xiàn)代量論”的起步、奠基、初步形成的時期。

張教授認為，“以舍爾巴茨基(Th．Stcherbatsky，1866—1942)為代表的‘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性質(zhì)的‘現(xiàn)代量論’學家，多以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康德的先驗邏輯等為解釋范式，實施歐洲哲學邏輯學向‘古典量論’的映射，由是完全被曲解了的陳那幾乎就竟然成了近代的康德。”這在感性認識發(fā)展到理性認識的過程中，沒有體現(xiàn)事實本意，從而是歪曲的理論。同時張教授還認為，“現(xiàn)代邏輯特別是符號邏輯開始向‘古典量論’實施映射，‘古典量論’中以‘比量智’為核心的建構系統(tǒng)被人為地從‘現(xiàn)量智’與‘比量智’的‘二量’系統(tǒng)中剝離出來，并將作為自我思維的‘自義比量’與作為自我思維在交往情境中的‘他義比量’的明顯特征強行取消由此變成單一的自我思維之形式的邏輯思維，以此強行將比量智納入到歐洲邏輯的系統(tǒng)中，在本不具可比性的比較中將量論二量閹割為一量，并將二種比量強并成一種比量，終以‘古典量論’之‘比量智’竟然也合于歐洲邏輯為內(nèi)心之快慰”。這種斷章取義的做法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說即是缺乏用理性思維對感性材料進行邏輯加工。也就是說，從感性具體到抽象、又從抽象上升到思維具體的方法過程以及邏輯的與歷史的統(tǒng)一的原則上，缺乏必要的真實性與客觀性。究其原因，張教授以為:“這是歐洲現(xiàn)代強勢文化心態(tài)在佛教量論因明學研究中的一種自發(fā)性反應，更是近代晚期以來所逐漸形成的歐洲現(xiàn)代邏輯‘去心理主義’思潮之邏輯方法論在解釋‘古典量論’時的自然映射。”①第二個階段，也就是1935年以后，伴隨著歐洲邏輯學內(nèi)部對符號邏輯的反思而形成的懷疑反思階段。張教授認為它關乎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去心理主義”的邏輯學體系能否真正成立;二是單向度的符號邏輯體系對“古典量論”生吞活剝的映射是否合理。

隨著實踐的進一步變化、發(fā)展，量論“歐洲系統(tǒng)”終于走上了向“古典量論”特別是印藏系統(tǒng)全面回歸的坦途，由此形成了1945年以后的“新古典量論學派”，它建立在量論方法論的根本轉(zhuǎn)變之基礎上，其代表在歐洲即是現(xiàn)代量論“維也納學派”的開拓者弗勞瓦爾納(Erich．Frauwallner，1898—1974)，在東方即是《佛教邏輯學之研究》一書的作者日本學者武邑尚邦。武邑尚邦對現(xiàn)代量論“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的歷史地位給予了極為中肯的評價。他認為“時至今日，依據(jù)作為最新邏輯學的符號邏輯學之模式將佛教邏輯學與歐洲邏輯思想進行比較研究之嘗試，在一定范圍內(nèi)正在取得大的成果”(《佛教邏輯學之研究》序言)。但他更深刻地認識到:“在如是之新方法中，即使佛教邏輯學之符號化在某種程度上能夠?qū)嵭校荒鼙环柣蛩刂嬖谝姘l(fā)明顯，于此出現(xiàn)了新的問題。實際上，唯這沒能夠被符號化之部分顯示著印度獨特之立場，唯此才是今后一定要研究的尚待解決之課題。”(同上)張教授斷言:“這是由現(xiàn)代量論的‘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走向‘新古典量論學派’在方法論上的高度自覺，是吹響復興古典量論本義之境的理性號角。”②基于對現(xiàn)代量論發(fā)展歷程的比較研究，可以凸顯辯證唯物認識論所體現(xiàn)出來的價值，比較邏輯學的研究必須以此來規(guī)范學習和研究，從而在挖掘歷史資源的過程中摒棄錯誤的理論觀點，并且在實踐中培育正確的理論，以指導實踐并發(fā)揚光大。#p#分頁標題#e#

比較邏輯學研究與認識論研究同步發(fā)展。在現(xiàn)代，由于科學技術的迅猛發(fā)展，各種精確、嚴密的技術手段和科學方法被廣泛地應用于實踐和認識領域，人類的認識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與此相適應，認識的對象也在廣度和深度兩方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展著。主體和客體相互作用、相互聯(lián)系的中介日益復雜化。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過程中，筆者以為，應極力避免諸如視野狹窄、不察行情，注重結論、短于論證，捕風捉影、以字取義等淺顯取向。在認識的手段、方法和形式愈來愈多樣化、精密化，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中間環(huán)節(jié)也更加復雜化的同時，應考察各種認識手段、認識方法和認識形式，如各種儀器、電子計算機、模擬方法、模型方法、數(shù)學方法、符號系統(tǒng)等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以及與其相適應的思維方法。由于主體和客體之間中間環(huán)節(jié)的復雜性，認識的結構問題，主體和客體、主觀和客觀、認識形式和認識內(nèi)容、理論和實踐等關系問題更加突出。同時，科學認識的發(fā)展，使得理論對實踐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以上面提及的量論因明學研究的歷程為例，理論的實際應用、為實踐建立觀念模型、科學預見、超前反映，等等，使量論因明學得以破除“去心理主義”的影響，從而回歸正統(tǒng)。總結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成果，概括現(xiàn)代科學認識的資料，對現(xiàn)代科學技術發(fā)展中提出的有關認識論方面的問題進行研究，作出科學的解釋，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一項十分迫切而又復雜的任務。這為比較邏輯學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導向，從而也必將會發(fā)展和豐富比較邏輯學的內(nèi)涵理論以及比較邏輯學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

作者：劉楊 單位：遼寧大學法學院

在我國法學界有一句備受推崇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jīng)驗”（霍姆斯語）。與此相一致，形式各異的經(jīng)驗、實證方法在法學研究中備受青睞。但法理學正像它的別名法哲學所提示的那樣，嚴格說來它是哲學的一個分支而非法學的一個學科。就此而言，僅強調(diào)經(jīng)驗實證方法未必符合法哲學的本性。源于黑格爾的邏輯學方法對法理學研究具有方法論原則的地位和意義。這一方法經(jīng)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改造，以“辯證法”的形式為人們所熟知。我國法理學一直把唯物辯證法作為方法論原則加以提倡，但在實際研究中這一原則卻陷于被“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窘境。在法學語境下，這種方法常常被簡單地斥為抽象的、思辨的哲學方法，一方面受到規(guī)范方法的排斥，另一方面受到社會學方法的沖擊。這種狀況是沒有真正理解邏輯學作為“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的真實內(nèi)涵和深刻意義造成的。

黑格爾的邏輯學是一個本體論、認識論、辯證法三統(tǒng)一的哲學方法論體系。它以“絕對理念”自我運動的形式展開，蘊含了一系列重要的世界觀、方法論原則：（1）統(tǒng)一性原理：“絕對理念”邏輯先在地蘊含于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中，人類的思維與客觀世界服從于同一規(guī)律；（2）發(fā)展原理：“絕對理念”以具體化為發(fā)展原則，以邏輯與歷史相統(tǒng)一的方式展現(xiàn)為“概念辯證法”；（3）內(nèi)在否定性原理（矛盾原理）：事物發(fā)展的動力是內(nèi)部的否定性，即事物本身的矛盾、有限性；在它的推動下，一切發(fā)展都是事物本身從自在到自為的自我運動、自我發(fā)展；（4）反思性的認識原理：作為認識對象的存在的本質(zhì)是理念、概念、思想，因此認識即反思；（5）自由－必然性原理：真理是全體、過程通過“各個環(huán)節(jié)的必然性”實現(xiàn)的“全體的自由性”，因而是自由與必然的統(tǒng)一；（6）融貫性原理：真理不僅是認識論的，同時是本體論、方法論的，邏輯學作為同一性哲學持有融貫論的真理觀；（7）體系性思維與體系化方法：理論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只有通過體系性思維和體系化方法才能得到妥當?shù)陌才拧蚀_的解釋和完整的表述。透過“絕對理念”的神秘面紗，邏輯學方法對學術研究的最基本啟示是：要按照問題本身的邏輯去推進對它的思考，使研究過程和結論呈現(xiàn)出一種必然性的聯(lián)系。邏輯學方法之所以具有方法論原則的地位和意義，原因在于：（1）邏輯學方法不是普通的研究方法，作為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它是真正的思想方法、思維方法，事物的內(nèi)在矛盾構成其自我發(fā)展的動力和根據(jù)。其他研究方法多是在途徑、手段的意義上使用，本身不具有推進思想發(fā)展的動力，是無方向、無靈魂的，只有在人的思維邏輯地提出要求時，它們才是必要的。（2）邏輯學方法不僅是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而且以人類思想運動的邏輯展現(xiàn)思維和存在服從于同一規(guī)律，它是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統(tǒng)一。換言之，黑格爾的邏輯學是“方法與內(nèi)容不分”的“內(nèi)涵邏輯”，堪稱“方法的方法”。

邏輯學方法對法理學研究具有豐富而深刻的啟發(fā)意義。

第一，抽象問題具體化。

相對于部門法學，法理學常被評論為抽象、無用。這與對法理學的兩個認識誤區(qū)有關：（1）割裂式的抽象法理學，認為法理學與部門法學的關系是抽象與具體、一般與個別、普遍與特殊的關系。這種理解把法理學與部門法學割裂開，正是邏輯學方法所反對的。按照邏輯學，所謂抽象不是具體之外、之上的幽靈，抽象、一般、普遍寓于具體、個別、特殊之中，正像離開蘋果、葡萄、櫻桃等無法想象水果一樣，脫離部門法學的抽象法理學也并不恰當。（2）縮寫式、摘要式的法理學，認為法理學是具有最大普遍性、最高概括性的法學理論。問題是，這種經(jīng)由“提取公因式”或取“最大公約數(shù)”而形成的法理學，究竟有多大意義？如果它與部門法學是一致的，那么它是多余的。如果它與部門法學是不一致的，那么它是無用的。這兩種法理學觀都試圖從研究對象上區(qū)分法理學與部門法學，進而都陷入在法學的對象世界里難以找到法理學獨立領地的困境。

對此，邏輯學從思維方法與對象統(tǒng)一的角度定位哲學性學科，強調(diào)哲學從而法哲學是以特殊的思維方式、思想方法而立足。雖然法理學在法學對象世界的版圖中沒有獨占一席之地，但它作為特有的思維方式卻滲透于所有部門法學中。因此，當強調(diào)對象的法理學變得“無家可歸”時，作為思維方法的法理學反而真正實現(xiàn)了“四海為家”。法理學研究需要“從抽象到具體”，將部門法哲學從一般法理學中區(qū)分出來加以專門研究是這一要求的體現(xiàn)。但這一努力仍然存有缺憾：在部門法哲學的研究中，我們看到的多是諸如刑法哲學、民法哲學、行政法哲學一類的單科性研究，而缺少各部門法之間的一種“填平補齊”式的研究，即對各部門法中有關聯(lián)的概念、理論為什么會有非常不同的樣態(tài)以及彼此之間是否可以相互借鑒，缺乏必要的思考和合理的解釋。例如：為什么唯有刑法學發(fā)展出精致的構成要件理論而別的法律部門沒有？法律行為與事實行為的分類能否成為貫通所有法律部門的一種基礎性分類？特別是行政法律行為與行政事實行為是否及能否與民法中采用統(tǒng)一的分類標準？源自私法的霍菲爾德的八個基本法律概念、四種法律關系的“元形式”能否及如何運用于公法領域？為什么在對行為的合法性評價之外，還存在有效性評價（民法）和合理性評價（行政法）？合法性、違法性、有效性概念能否在各部門法中得到統(tǒng)一的解釋？競合問題為何在刑法中特別突出而在其他法律部門并不明顯？法律沖突或競合得否在規(guī)范的邏輯結構上給予精確的說明？違法、過錯、責任之間的關系能否在法理學中給予統(tǒng)一的說明？如何在法理學層面說明部門法之間的界限，特別是行政法、民事侵權法與刑法之間的界限？諸如此類的問題，既不同于一般法理學問題，也不同于單科性的部門法哲學，而是部門法之間的問題處于宏觀與微觀之間，可稱之為“中觀法理學”。這是目前法理學研究中極為缺乏的一塊，也是較為困難的一個領域。它要求研究者至少對一個部門法有精深的理解。中觀法理學的基本訴求是：建構一套一般性、統(tǒng)一性的法哲學理論，又能以這種統(tǒng)一性理論為基礎對各部門法的特殊性、差異性作出恰當?shù)慕忉尯秃侠淼恼f明。中觀法理學的基本方法是：通過比較各部門法相關理論的異同，追問其共同性基礎和差異性根源，探尋相互借鑒的可能和限度，進而深化對部門法理論的理解。從研究方法的角度說，中觀法理學也是一種特殊意義的比較法。它認為部門法的區(qū)分不應當成為畫地為牢、相互隔絕、各自為政的理由，以各部門法的任務、目的不同回答這類問題恐怕過于簡單而無實益，不同部門法中具有相關性的理論之間的比較性思考，對于深化部門法學和法理學研究都大有裨益。#p#分頁標題#e#

作者：鋼特木爾 單位：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法政學院

一、高校法律邏輯學教學現(xiàn)狀分析

法律邏輯學是交叉法學與邏輯學研究的邊緣性新興學科，是訓練法律思維能力必要的、有效的工具。我國法律邏輯學的研究起步于是20世紀80年代初，目前雖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法律邏輯學起步晚，科研和教學嚴重滯后于別的學科。

1．沒有引起學校的重視。邏輯學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七大基礎學科之一。當前，我國高校邏輯學研究水平大大提高，普通邏輯學領域出現(xiàn)了一批具有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有的在國際邏輯界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相對于普通邏輯學，雖然在國內(nèi)一些高校的哲學、法學、中文、經(jīng)濟學等學科中開設了法律邏輯學課程，但并未引起學校的足夠重視，以致法律邏輯學課時少、內(nèi)容淺，甚至有些法學專業(yè)沒有開設法律邏輯學課程。

2．教材內(nèi)容需要改進。目前，法律邏輯學教學與科研還未成為完善的科學體系，由于歷史的原因，對法律邏輯學研究主要體現(xiàn)在如何應用普通邏輯知識來解釋司法實例問題上，事實上只停留在普通邏輯學在法律領域中的應用層面上。這種研究方法談不上創(chuàng)新，只能說是“普通邏輯原理+法律案例”的一個框架，與普通邏輯學并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法律邏輯學是一門具有特殊性的邏輯學應用學科。一方面，它將邏輯學的基本知識和基本原理應用于法律與司法活動的過程中，探討涉法思維活動的一般邏輯形式與邏輯規(guī)律;另一方面，法律邏輯學要結合法律與司法活動思維的特殊性，研究涉法思維活動的特殊思維形式及其合理性規(guī)則。作為一門交叉學科，法律邏輯學教材理當首先界定清楚自身的學科性質(zhì)以及與其他相關學科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彰顯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和方法。

3．教學效果不佳。學生對法律邏輯學課程沒有充分的認識，缺乏學習的動力，很多學生學習態(tài)度消極、被動。法律邏輯學課的普及程度遠不及普通邏輯學課，大部分法學專業(yè)本科生只學過普通邏輯學而沒有學過法律邏輯學課程，對于法律邏輯學了解甚少。多數(shù)學生認為法律邏輯學神秘莫測、遠離現(xiàn)實。還有一些學生認為法律邏輯學與自己的專業(yè)學習和就業(yè)前途沒有多大關系，畢業(yè)找工作時，用人單位只會關心專業(yè)課成績或外語水平，因而學生對法律邏輯學的功能產(chǎn)生懷疑。這些問題給教學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在教學過程中雖然采取的教學方法符合高校教育教學發(fā)展規(guī)律，也能夠適應教育改革需要，但仍面臨著學生興致不高，缺乏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二、開設法律邏輯學課程的意義

作者：陳鴻儒 單位：福建中醫(yī)藥大學

在中國近代西學第一人嚴復心目中，邏輯學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學之學”，體尊用廣。［1］1028可想而知，弄清楚嚴復的邏輯思想，對于把握其整個思想體系極為必要。然而，長期以來，由于人們對于嚴復在1908年所譯述的《名學淺說》重視不夠，遂產(chǎn)生了一些對于嚴復邏輯思想的誤解，也影響了對于其整個思想體系的把握，比如，本杰明•史華茲在其名著《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中就僅僅把嚴譯《穆勒名學》視作“嚴復綜合思想體系的基本原理”，［2］127甚至認為嚴復“譯《名學淺說》的目的是以它作為對穆勒基本觀點的扼要概述”，［2］128從而判斷其思想傾向。實際上，關于《名學淺說》的內(nèi)容，嚴復自己有很明確的交代：該書“中間義恉，則承用原書”，“所引喻設譬，則多用己意更易”，最終目的在“取足喻人而已”，“謹合原文與否，所不論也”。［1］265-266與嚴復以前的邏輯思想相比，該書在西方邏輯學、中西邏輯學說比較、運用西方邏輯學對于中國舊學的批判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探討，從而構成了嚴復后期的邏輯思想。這在研究嚴復邏輯思想乃至其整個思想體系時都是不可不注意的。因而，筆者擬從西方邏輯學這個方面比較嚴復前后期邏輯思想上的變化，并試圖引申出一些結論，以就正于方家。

一、對于西方近代科學方法論奠基者的看法

在研究嚴復邏輯思想時，嚴復如下這句話常被引到：“二百年學運昌明，則又不得不以柏庚氏摧陷廓清之功為稱首。”［1］29而嚴復在《名學淺說》中對這個問題的新看法卻不見有人提及。在該書中，他指出：“以新學發(fā)起之功，歸諸培根，立成妄說。必若言之，無寧指前之羅哲爾，勿指后之佛蘭碩可耳。”［3］66“后之佛蘭碩”即他以前所說的“柏庚氏”，即寫《新工具》的FrancisBacon（1561-1626年）。“前之羅哲爾”即RogerBacon（1214-1292年）。他甚至說，以FrancisBacon為西方近代科學方法論奠基者的看法是“不考事實”的。［3］66也就是說，人們常引的上述那句話后來是被嚴復看作違背事實的。在《名學淺說》中，嚴復用了兩節(jié)來論述西方近代科學方法論奠基者是前者而非后者的新看法。其基本理由是，RogerBacon“倡言窮理斯從實測（即觀察、實驗——筆者注）”，并且，用這種方法收獲頗多，雖然一時“于學界，尚無轉(zhuǎn)移大力”，但后來伽利略用他所倡導的方法，推翻了許多舊說，從那以后，“雖累經(jīng)挫折，而實測之術終大用”；而FrancisBacon的基本理論主張雖然正確，但他不僅用自己所主張的方法“于物理無所發(fā)明”，而且對于別人“用內(nèi)籀術所得新知”，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說、吉爾伯特對磁石之間吸引力的研究，居然不能明白從而加以接受。［3］65-66《名學淺說》中的上述觀點與W.C.丹皮爾著的《科學史》（初版于1929年）中關于RogerBacon和FrancisBacon的基本觀點驚人的一致。丹皮爾也指出，RogerBacon“清晰了解只有實驗方法才能給科學以確實性”，［4］146“是實驗時代的真正先鋒”［4］150；而FrancisBacon雖然是“首先考慮歸納科學的哲學根據(jù)的人”，但“自己在實驗領域中，對于認識自然并沒有什么顯著的或成功的貢獻”，而且，除波義耳外，“對于實際從事實驗科學的人似乎沒有影響，或很少有什么影響”。他甚至指出，科學的進步很少是用純粹的FrancisBacon的方法去完成的。［4］191-192顯然，嚴復后期關于西方近代科學方法論的奠基者是RogerBacon而不是FrancisBacon的看法，說明他開始更緊密地結合科學史來探討西方邏輯學，也提示我們，他在《名學淺說》中并不會拘泥于自己以前的看法，而是試圖使自己的邏輯思想更明確、更融貫、更具有可操作性。

二、術語“內(nèi)籀”、“外籀”的使用情況

本來，嚴復都是用“內(nèi)籀”來指稱從個別性例證到一般性原理的推理，關于“外籀”，則認為其內(nèi)涵是從一般性原理到個別性論斷的推理，外延僅僅包括三段論。但在《名學淺說》中，這兩個術語的使用情況實際上發(fā)生了變化。該書對于“外籀”內(nèi)涵的理解雖然沒有變化，但在外延上卻擴大了。在此時的嚴復看來，“外籀”不僅包括“連珠”（即三段論），而且包括“有待之詞”（即假言命題）與“直敘詞頭”（即直言命題）組成的“連珠”（即假言推理）和“析取連珠”（即選言推理）。［3］58，60后面兩者中，假言推理還可以轉(zhuǎn)換為三段論，但選言推理“亦論辨中所常用，而為古名家所未深論者。直至挽近，而后大明”，［3］59它所應遵守的規(guī)則不是三段論的規(guī)則，而且“即其形式，亦不相似”。［3］60而“內(nèi)籀”則被用來指稱包括如下四層功夫的科學方法：第一層是“捃集有關系之事實，用觀察法”，第二層是“造立‘希卜梯西’（即假說——筆者注），用臆度法”，第三層是“以連珠等術，推較所臆度者，用外籀術”，第四層是“多用實事以較勘所立之例，用印證法”。［3］69從嚴復以前使用譯名的情況來看，這種科學方法與《穆勒名學》中提到的“始于內(nèi)籀之實測”、“繼用聯(lián)珠之推勘”、“終以實行之印證”的“非純用外籀”及“外籀之術”比較相似，［1］1053當然也有重大的不同：其一是多了第二層，其二是第三層是“以連珠等術”，而不只是“用聯(lián)珠之推勘”。這種包括四層功夫的科學方法，我們今天比較習慣用“假說演繹法”（MethodofHypotheticalDe-duction）來稱呼它。關于假說演繹法，陳波認為：“這中間既有歸納性成分，又有演繹性因素，但從整體上來說，假說演繹法是擴展性推理或論證，屬于廣義歸納的范圍。”［5］可見，嚴復在《名學淺說》中這樣使用“內(nèi)籀”一詞，顯然是進行了重訂譯名的工作，在他看來，用“內(nèi)籀”指稱上述科學方法比用“外籀之術”更為合理。

在嚴復邏輯思想研究中，人們常常會關注嚴復對于歸納和演繹之間關系的理解，乃至討論嚴復是否是“全歸納派”或“歸納主義”的迷信者。從嚴復前后對“內(nèi)籀”、“外籀”的使用情況以及一些議論來看，一般而言，嚴復并不輕視演繹的作用，但在對于科學發(fā)現(xiàn)的作用上，嚴復前期確實對于歸納推理極其推崇，而對于演繹推理則沒有給予它一個應有的地位。關于這一點，典型的例證是《穆勒名學》中如下按語：“窮理致知之事，其公例皆會通之詞，無專指者。惟其所會通愈廣，則其例亦愈尊。理如水木然，由條尋枝，循枝赴干，匯歸萬派，萃于一源；至于一源，大道乃見。道通為一，此之謂也。更以形數(shù)之學明之。今設云‘甲乙丙三角形，乙為直角，則甲丙方必等于甲乙、乙丙二方之和’。此專指一形，最狹之詞也。次云‘勾股形之弦自乘等于勾股兩自乘之和’，則較廣矣。三云‘三角形一邊之方，與余二邊之方，相待有定率本三角術’，則愈廣矣。設又云‘直線形求邊方，皆可以三角術御之’。此則所冒彌廣，為形學最公之詞。”［1］1042這也就是說，科學發(fā)現(xiàn)是沿著普遍性越來越大的方向上升，這個過程是用歸納推理（“會通”）來進行的。這段議論所持的正是歸納主義的立場。不過，在《名學淺說》中，嚴復所重的“內(nèi)籀”已經(jīng)是假說演繹法，他很重視假說的作用，注意到了科學發(fā)展中幾種假說相互競爭的情形、理論檢驗的復雜性，給了演繹推理在科學發(fā)現(xiàn)中相當?shù)牡匚唬_乎已不是歸納主義的立場。#p#分頁標題#e#

作者：張凱 單位：上海師范大學

國外已有很多歐洲中世紀大學史和邏輯學史的研究成果，國內(nèi)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但將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成果只是分散于相關著作中。不將兩者結合起來研究，既無法說明理性主義思想①在歐洲中世紀大學學問中的核心地位，也無法認清邏輯學在中世紀發(fā)展的環(huán)境因素和西方近代科學興起的背景。

一大學產(chǎn)生前夕邏輯學在高級教育中地位的提高

古代晚期基督教會逐步接受了“自由七藝”②(以下簡稱“七藝”)作為教育的基礎內(nèi)容，邏輯學漸受重視。奧古斯丁有專門的邏輯學著作———《邏輯學原理》流傳。由于馬爾蒂亞努斯(MartianusCapella)、波依修斯(Boethius)、卡西奧德魯斯(Cassiodorus)、伊西多爾(Isidore)等人為挽救文化而做的努力，亞里士多德邏輯學的一些內(nèi)容得以流傳到中世紀。但邏輯學在中世紀早期的教育中是不受重視的。當時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培養(yǎng)官員和教士，教育的主要內(nèi)容是語法和修辭。邏輯學處于非常次要的地位，③更很少見到在其他學科中的應用。從加洛林文藝復興到11、12世紀，一批文化中心的教育活動逐漸超越訓練讀寫的水平，向更高級的學問研究邁進，邏輯學的地位很快凸顯出來。薩萊諾的醫(yī)學、博洛尼亞的法學、法國北部的神學和邏輯學、以沙特爾和奧爾良為中心的拉丁文學迅速發(fā)展，初具高級學問的雛形。邏輯學使論證合理化、使學科知識系統(tǒng)化的工具性作用顯現(xiàn)出來，因而受到重視。在唯實論和唯名論的辯論中，各方無不訴諸邏輯學的鋒芒。憑借邏輯學，在巴黎聲名鵲起的阿伯拉爾(PeterAbelard)與眾多權威辯論并取勝，吸引了來自歐洲各地的學生。①如果說他將“是否合理”作為檢驗各種觀點的標準，那么邏輯學便是他追求合理的利器。他在《是與否》中將對立的神學觀點和理由列出，以激發(fā)讀者的懷疑精神，“雖然在書中他明顯傾向于使矛盾的解決符合權威的觀點，但這些在正統(tǒng)觀點所掩蓋下的結論無法掩蓋他這種方法的自由性。這種方法激發(fā)了好奇的心靈，支持了邏輯學的統(tǒng)治地位，這樣結果也就通過張揚對理性的信心而解放了理性，通過強調(diào)論證的過程而挑戰(zhàn)了權威，盡管他沒有直接贊頌理性而蔑視權威”。②

《是與否》所采取的是一種稍顯激進的經(jīng)院方法(scholasticmethod)。經(jīng)院方法是將對立的觀點列出，經(jīng)邏輯分析和論證，再將這些觀點加以調(diào)和，得出符合權威的結論。這種方法強調(diào)理性與權威的結合，在中世紀廣泛用于對各科材料的整理和評注。11、12世紀大學形成的過程也是許多學科由分散的初級學問向系統(tǒng)的高級學問發(fā)展的過程。博洛尼亞的法學家詳盡注釋了“查士丁尼法典”，總結出從最普遍到最具體的一系列理論，找出矛盾并進行調(diào)和。這種方法應用于法律研究，民法學才得以形成系統(tǒng)。同時，教會法學誕生的標志———《格雷蒂安教令集》，更鮮明地采取了經(jīng)院方法，將繁雜而矛盾的教令匯編起來，形成系統(tǒng)的理論體系。③神學的系統(tǒng)化有賴于阿伯拉爾的學生彼得•隆巴德的著作《四箴言書》。他吸收老師的方法，列出教會權威們對立的神學觀點，進行分析。與其師不同的是，他將這些觀點悉數(shù)調(diào)和，以符合正統(tǒng)。薩萊諾的醫(yī)學家對醫(yī)學文獻也采取了類似的處理。④以邏輯學為核心的經(jīng)院方法的流行，刺激了“七藝”中邏輯學地位的提高，導致了語法地位的降低，以奧爾良為代表的語法學術中心衰弱了，而以巴黎為代表的邏輯學中心地位日盛。⑤同時邏輯學與語法學開始相互滲透，一方面使傳統(tǒng)的文學韻味濃厚的語法學變?yōu)榧兝碚摰恼Z法學，另一方面促進了中世紀邏輯學對語言的重視，導致詞項邏輯等一系列新成果的出現(xiàn)。哈斯金斯對邏輯學的興盛扼殺了正在復興的拉丁古典文學之事深感惋惜，⑥但從整個學術發(fā)展看，對邏輯學的尊崇是重大的進步。當然，對邏輯學單純的迷戀，也帶來一些問題。索爾茲伯里的約翰(JohnofSalisbury)曾游學歐洲，先在巴黎學習邏輯學等學問，后又在歐洲其他地方學習，重返巴黎后，看到往日的同學仍終日在邏輯學上冥思苦想，感到吃驚又好笑。他并不反對學習邏輯學，但作為工具的邏輯學只是學習其他學科的工具，不能本末倒置。⑦這一弊端在大學時代得到了克服。

二邏輯學在大學教育中的基礎性地位與演繹推理的盛行

約1200年大學產(chǎn)生后，邏輯學地位進一步提高，并在大學教育中被確立為基礎學科。這主要表現(xiàn)為:邏輯學成為大學基礎學科中最重要的課程，并向各高級學院⑧全面滲透。

作者：劉惠珍 單位：太原師范學院

對邏輯學研究對象的爭論自其產(chǎn)生之日起就沒有停止過，相應地邏輯學教學改革的爭論也在持續(xù)。當我國開始重視邏輯學教學的時候，西方國家的大學課堂已經(jīng)普及數(shù)理邏輯;當我國傳統(tǒng)邏輯(普通邏輯)教學走入困境，國內(nèi)學者開始尋求把傳統(tǒng)邏輯現(xiàn)代化作為邏輯學教學改革之路時，西方國家已經(jīng)開始了批判性思維運動，隨之而來的是非形式邏輯的興起。“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爭還在繼續(xù)，但或許此時我們該重新審視此爭論并提出新的改革方案。

一、邏輯學教學改革現(xiàn)狀

“19世紀中期以來邏輯學經(jīng)歷了四次重要轉(zhuǎn)向，即數(shù)學轉(zhuǎn)向、語言轉(zhuǎn)向、認知轉(zhuǎn)向和本文所要討論的非形式轉(zhuǎn)向。”［1］相應地邏輯學教學改革也在進行。在我國，上世紀80年代，高校邏輯學教學以傳統(tǒng)形式邏輯為主要內(nèi)容。由于傳統(tǒng)形式邏輯以自然語言為主、形式符號為輔的表述形式，使得學生較易接受，無論是普通高校、自考、函授各類高等教育的多數(shù)專業(yè)都以必修課的形式開設形式邏輯課程，因而形成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全國范圍的邏輯學普及浪潮。到20世紀90年代，伴隨著形式邏輯現(xiàn)代化的提出，出現(xiàn)了“取代論”和“吸收論”兩種不同意見。“取代論者”主張用現(xiàn)代邏輯取代傳統(tǒng)邏輯;“吸收論者”主張在傳統(tǒng)邏輯的基礎上吸收現(xiàn)代邏輯的一些內(nèi)容。［2］這兩種意見的共同之處是體現(xiàn)了邏輯的數(shù)學轉(zhuǎn)向思想，在邏輯學教學中增加了大量的形式化內(nèi)容，這些內(nèi)容對普通高校文科非哲學專業(yè)的學生來講難度大大增加，離日常思維卻越來越遠，導致教學效果不好。很多高校將必修課改為選修課，壓縮課時，甚至將其從教學計劃中取消。如果說90年代邏輯學教學改革的主流還是“吸收論”，那么進入21世紀，“取代論”則很快發(fā)展起來，許多高校將文科非哲學專業(yè)的邏輯學開設為現(xiàn)代邏輯，課程內(nèi)容以數(shù)理邏輯為主，附帶少量形式邏輯內(nèi)容。自1978年提出邏輯學教學改革以來，經(jīng)過三十多年的嘗試，邏輯學教學改革的路似乎越走越窄了，正如武宏志教授所言:“有一個現(xiàn)象令人深思與憂慮:西方大學邏輯學教學在20世紀70年代‘非形式邏輯運動’和‘批判性思維運動’之后，呈現(xiàn)一派繁榮景象;而我們的邏輯教學經(jīng)過改革的第一浪潮之后，卻漸漸出現(xiàn)了衰落的跡象”［3］。

多年以來，邏輯學教學改革一直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糾纏不清，這首先是由于兩者之間的天然聯(lián)系。傳統(tǒng)邏輯是人們?nèi)粘Ｋ季S領域中的常用工具，包含了從概念、判斷到推理的一整套思維方法，但它是運用自然語言論述的，不可能完全割斷與思維內(nèi)容的聯(lián)系，也就是說，它不可能進行純思維形式的研究。現(xiàn)代邏輯用人工語言代替自然語言，構成了符號化的形式系統(tǒng)，這樣就完全擺脫了思維內(nèi)容的羈絆，使之成為純思維形式的研究。它把演繹推理必然性的研究推進到很高的程度，從而對許多科學的發(fā)展和人們的認識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伴隨著現(xiàn)代邏輯的發(fā)展，它愈來愈脫離人們論辯的思維實際。可見現(xiàn)代邏輯是在傳統(tǒng)形式邏輯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是傳統(tǒng)形式邏輯的現(xiàn)代形式。但適合作為高校文科非哲學專業(yè)學生學習的邏輯學就只有這兩種形態(tài)嗎?在美國，20世紀40年代開始的批判性思維運動推動了非形式邏輯的產(chǎn)生，它的出現(xiàn)基本彌補了現(xiàn)代邏輯在日常思維與形式研究方式之間不斷加深的鴻溝。以自然語言和日常思維的論證為研究對象和中心內(nèi)容的非形式邏輯由于能夠融入現(xiàn)實生活，培養(yǎng)并提高人們的實際論證能力，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在70年代成為美國教育改革的焦點，80年代成為教育改革的核心。在國內(nèi)，伴隨著GRE、GMAT等綜合能力測試的傳入，從80年代末開始，已有學者關注批判性思維，并出現(xiàn)了專門介紹該方法的《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以論證邏輯為工具》等介紹批判性思維的書籍。在此基礎上許多高校開始嘗試開設批判性思維的課程，其中許多高校是把邏輯與批判性思維結合起來開設的。如2000年秋，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開始把對普通邏輯的課程改革向批判性思維過渡，并于2003年秋與北京大學同步開設“邏輯與批判性思維”課程。可見，目前國內(nèi)邏輯學教學改革已經(jīng)開始關注批判性思維，即在改革中將傳統(tǒng)形式邏輯與非形式邏輯相結合。

二、邏輯學教學改革的探索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我們都熟知的方法，將這一方法論運用于邏輯學教學改革中，就是要針對不同對象，選擇不同的教學內(nèi)容，運用不同的教學方法。本文所探討的是高校文科非哲學專業(yè)邏輯學的教學改革，對于這部分學生的邏輯學教學內(nèi)容選擇，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摘要:在近代中國教育轉(zhuǎn)型過程中，教育界有識之士認識到普及邏輯學知識對培養(yǎng)現(xiàn)代國民的重要意義。1920年代初期，夏丏尊通過借鑒日本論理學研究的成果，努力探索一條將邏輯知識寓于中學現(xiàn)代語文教學的獨特路徑，在實現(xiàn)邏輯知識更大范圍普及的同時，也進一步完善了語文知識體系。1930年代，夏丏尊在中學語文教科書的編寫過程中，于形式邏輯之外，又補充了辯證邏輯的內(nèi)容，并針對邏輯學和語文的關系，提出了邏輯知識應用以情境為要的總體要求。

關鍵詞:語文知識;邏輯學;思維科學;形式邏輯;辯證邏輯;情境

在現(xiàn)代語文知識建構中，除語音、漢字、詞匯、語法、修辭、文學及文章等與語言文字直接相關的本體知識外，作為思維科學的邏輯知識既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又是語文教育理論的重要維度。現(xiàn)代語文學對現(xiàn)代邏輯學的吸納與接受，不僅促進了自身知識體系的進一步完善，而且也使語文教育踏上了科學化的軌道。在這個過程中，梁啟超、陳望道、孫俍工等眾多語文學家，進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其中貢獻最為卓著的當屬夏丏尊。

一、語文教學對邏輯知識的初步吸納

在近代西學東漸的過程中，有識之士已經(jīng)逐漸認識到，除了在器物制度的層面學習西方以外，開啟民智、啟蒙思想才是富國強民的根本手段。早在1902年，梁啟超就指出，建立現(xiàn)代國家的基礎在于造就“新民”。與之相似，嚴復也提出，“吾國之最患者”在于愚、貧、弱，“尤以瘉愚為最急”［1］。而啟蒙民眾思想所依靠的現(xiàn)代知識基礎，就是“名、數(shù)、質(zhì)、力”四種科學。居于首位的“名學”，即日本所謂的論理學和西方所謂的邏輯學。在新式人才的培養(yǎng)和造就中，“改易思理”，以西方現(xiàn)代邏輯知識變革中國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推動思想革新，成為療愈國民愚疾的一劑處方。隨著西方邏輯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思維科學的價值和功能逐漸為人們所認識，并正式進入學校課程。1902年，清政府頒布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欽定高等學堂章程》，規(guī)定了“名學大意”和“演繹法”兩門課程及其學習時數(shù)［2］。1904年，《奏定大學堂章程》用“辨學”來指稱論理學，并將其列為隨意科目;《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則將“辨學”列為必須修習的科目。此外，辨學課程作為教育科的內(nèi)容被列入師范學堂章程。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公布《師范學校規(guī)程》，論理學被確定為“教育首先宜教授”的內(nèi)容［2］。這一時期，邏輯學知識作為課程主要在大學堂、高等學堂和師范學堂內(nèi)設置，由于普通中等教育并沒有安排相關課程，因此，邏輯學知識主要還是一種專業(yè)教育。為了進一步普及邏輯學，教育界有識之士提議在普通中學教授論理學，這就為現(xiàn)代語文知識體系對現(xiàn)代邏輯學的吸納提供了契機。1918年，夏宇眾在《中學國文科教授之商榷》一文中，倡導在中學四年級增加對“論理學”大綱的教授。因為中學高年級學生“宜兼習論辯說理文字，而自中文字非慎思明辨者不辦，欲思之慎辨之明必有待于Logic”［3］。立足于培養(yǎng)中學生正確而良好的思維習慣，夏宇眾闡述了中等國文教授論理學課程的緊迫性。他認為論理學的缺失，造成了中學語文教學的種種弊端:首先，中學常出令人“瞿然駭也”的命題，這是導致中學生寫作水平差的重要原因;其次，即便是被視為佳作的習作，也不過是翻來覆去地“捃摭”傳統(tǒng)名篇中的個別語詞或觀念，發(fā)出“空泛的、籠統(tǒng)的、荒謬的”議論;再次，教師諸如“老氣橫秋”“骎骎入古”“筆情奔放”“操縱自如”等無的放矢的評語，將學生的思考力導向了“虛妄”。夏宇眾提出在中學國文課程中增授論理學，并不僅僅為了解決學生寫作的問題，而是希望學生能夠“構思審究，觀察推理，略識趨真避妄之途徑”，進而能在社會生活中明察是非、慎思明辨、祛除虛妄，避免被現(xiàn)實中的惡潮流所惑。夏宇眾在文末還附錄了《中學校論理學大綱講義》的目次。蔡元培對夏宇眾的觀點及做法曾給予肯定和贊許，認為夏宇眾對“教者、學者之通病”進行了“極精確之抉摘”，特別是在中等學校增授論理學大綱一項，“尤足矯專己守殘之習慣”［4］。何仲英在《中等學生的國文學習法》中將學習國文的筆記與論理學相結合，尤其指出批評式的筆記文章寫作，“先要看一兩部有名的論理學書”［5］。自此，語文教育界在思想觀念上已經(jīng)充分認識到邏輯學知識在教育學上的重要價值，即利用邏輯學革除語文教學中的種種弊端，完善語文學科自身的知識體系，從一個新的維度建構現(xiàn)代語文知識體系。但作為語文學本體性知識以外的另一門獨立的學科知識，邏輯學知識與語文課程并無必然聯(lián)系，如何處理二者之間的關系，中學階段應該學習哪些具體的邏輯學知識，以及邏輯學應當如何與語文教學的實際相結合，當時學界尚缺乏具體可行的方案。

二、形式邏輯寓于語文教學的嘗試

1908年春，夏丏尊在浙江官立兩級師范學堂擔任日籍教員中桐確太郎的通譯助教”［6］。中桐確太郎曾在早稻田大學講授論理學，其講義收錄于1906年出版的《早稻田大學三十九年度政治經(jīng)濟科第一學年講義錄》中，該講義系統(tǒng)地論述了形式邏輯的由來及意義，命題、推理的方法等內(nèi)容［7］。中桐確太郎任教于浙江官立兩級師范學堂期間，曾教授教育、倫理、心理、論理等科目，夏丏尊因此較早地接觸到了邏輯學知識。1919年，夏丏尊在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改革國文教學，對諸多現(xiàn)代語文教學理論中的重要課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8］，這使他有機會對中等教育中語文與邏輯學相結合的問題做出實踐上的探索和理論上的總結。夏丏尊與陳望道、沈仲九、劉大白等共同擬定的《國文教授法大綱》，將使用白話“明白、普遍”地表現(xiàn)思想感情作為語文教學的形式目的之一［9］，對學生如何掌握正確認識和思考客觀世界的方法，養(yǎng)成符合邏輯規(guī)則的表達習慣，提出了必然的要求。1920年秋，他又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任教國文科期間，進一步探討了以邏輯學指導寫作教學的具體策略。這一時期，陳望道、孫俍工、梁啟超等都曾做過相關探討，同他們的論述相比較，夏丏尊在借鑒邏輯學建構和完善現(xiàn)代語文知識體系，同時把邏輯知識寓于語文教學方面，探索出了一條獨特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