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醫文化學科的初步形成

1.1研究價值被廣泛認同

一個學科獨立存在，首先要具備獨立的學術與社會文化價值。中醫文化研究的價值體現在多個方面。從微觀方面看，有利于中醫學的學術繁榮。中醫學兼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屬性于一身，但中醫學的現代研究大多屬于自然科學研究，對于中醫學的文化研究則起步晚、成果少、影響力不大。中醫文化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中醫研究的偏差，彌補現代中醫研究的不足。從中觀方面看，有利于總結中醫學發展規律，為中醫學發展提供動力。通過對中醫文化內涵及發展規律的揭示，來傳承傳播中醫文化核心價值，保存與發展中醫學原創思維，為中醫學術發展提供方向引領與動力源泉。從宏觀方面看，有利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復興。“中醫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原創思維方式，融合了中國歷代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精華，凝聚了古圣先賢和儒、道、佛文化的智慧，充分展現了中華文化的魅力”。大力弘揚中醫文化，大力發展中醫文化事業，是提升國家軟實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選擇和重要途徑。

1.2學科內涵認識趨近

學科內涵是一個學科明確研究對象，區別于其他學科的重要標志。中醫文化學是研究中醫文化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關于中醫文化的界定非常關鍵。由于對文化本身認識的多元性，給中醫文化的界定帶來了復雜性。目前的代表性觀點有:“所謂中醫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醫作為科學技術本身，而是指這種科學技術特有的社會形式、文化氛圍，也即中醫學發展同整個社會文化背景的聯系以及中醫學中所體現的特有的文化特征”。這是從中醫文化與中醫科學技術區別角度來界定的。另外一種是廣義文化上的界定，即“中醫藥文化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體現中醫藥本質與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總和”。還有一種是從文化的具體層面來界定，如“中醫藥文化是中醫藥學內在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外在的行為規范、器物形象的總和”。幾種界定盡管角度不同，但對于中醫文化的研究對象卻基本達成共識，即中醫文化以中醫學為研究對象，研究中醫學與傳統文化的聯系及中醫學自身的精神文化、行為文化與器物文化。

1.3學術研究成果向綜合集成

中醫文化研究熱首先是由傳統文化熱推動的，中醫文化研究早期成果集中在中醫學與傳統文化特別是中國傳統哲學、易學及儒學、道學、佛學的關系上。關于中國古代哲學與中醫學關系，如劉長林的《內經的哲學與中醫學的方法》;關于易醫關系，如楊力的《周易與中醫學》、張其成的《東方生命花園———易學與中醫》;關于中西醫文化比較，如何裕民的《差異•困惑與思考———中西醫學比較研究》、祝世訥的《中西醫學的差異與交融》;關于中醫與儒學、中醫與道學、中醫與佛學方面的研究專著，如薛公忱主編的《儒道佛與中醫藥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歷史研究不可或缺。中醫學史早已經成為一門較為成熟的獨立學科，從中醫學術史過渡到中醫文化史是中醫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轉向，也是中醫文化學獨立的一個重要基礎。馬伯英的《中國醫學文化史》是中醫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醫哲學作為中醫文化的核心內容，中醫哲學史研究自然也成為中醫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個重點內容。程雅君的《中醫哲學史》計劃四卷本，目前已經出版二卷，是中醫哲學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另外，由南京中醫藥大學牽頭組織編寫的《中醫文化研究》三卷本，從中醫文化源流、中西醫文化比較、中醫文化復興三個方面對中醫文化進行了開創性研究。隨著中醫文化研究的深入，中醫文化教育在高等中醫院校中廣泛開展，編寫教材、構建中醫文化與中醫哲學知識體系成為中醫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另一項工作任務。《中醫藥文化基礎》《中醫哲學基礎》《中國傳統文化與中醫》《中醫文化導讀》等教材不斷創新，有的列入國家規劃教材，有的成為省市精品教材。從分化走向綜合，是學術研究與學科發展的規律，也是學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一、倫理：學校管理的核心

以人性假設為價值前提的角度來看，學校管理過程是管理者通過展開的一系列管理職能，使主客體在相互作用中實現以育人為中心的目標，在各個方面規導與教化著未成年的人。學校管理應成為一種強調人性中的應然層面、合乎人本性的人道管理。首先，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是腦力與體力勞動的結合，具有復雜性、情感性、潛在性等特點，學校管理活動應實施符合人性的、激發工作熱情的管理模式，盡可能滿足教育工作者對尊重、理解、支持等精神上的需要。其次，受教育者具有不同的個性心理特征及身心發展規律，這要求學校管理在尊重必然法則的同時，尤其注重人性的特征，以人性的存在為基礎，以受教育者的身心發展規律為準則，盡可能了解人的需要、情感和行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從管理背后的倫理價值選擇來考察，任何一種管理制度和行為的背后離不開深層的倫理和價值的選擇。管理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決策是整個管理活動的核心。學校管理中，常常會出現不同價值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在不同的價值選擇中，即可能存在雙方平衡的支點，也可能會包含著尖銳的價值沖突。學校決策的依據、學校管理的理念以及學校管理方式的確定都離不開價值的選擇。因此，如何更“好”地抉擇，體現價值沖突中的“合理”與“善”，要彰顯學校管理中的倫理意識和道德目標，以價值觀、倫理準則和規范作為決策的依據和指導，解決管理過程中不同價值選擇之間的沖突，使其符合評價主體的倫理道德取向、倫理追求，從而使學校管理活動具有可行性與科學性，促進學校管理活動的不斷進步。學校的倫理管理并不是一門純粹的技術科學，它與心理、價值、觀念、文化有關。彼得•杜拉克認為，“管理是一種社會職能，隱藏在價值、習俗、信念的傳統里……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無價值觀的科學。”民族文化會影響管理實踐活動的全過程和全方位，使其體現獨特的民族特色和精神。學校倫理管理中的道德價值向度和公共倫理精神與本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價值、信念息息相關。在某種程度上，我國的國民有著與西方不同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經過五千多年的文化洗禮，中華民族文化根扎于人們的思維、價值觀和行為方式中，形成了中國人的國民性格。在這樣的民族文化背景下研究學校管理，需要我們深入了解我國管理文化底蘊，實現適合中國文化的學校倫理管理。

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管理哲學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倫理型文化，又叫“崇德型”文化。在中國的倫理文化形態中，以重倫理、倡道德為原則的倫理思想和行為追求，貫穿從先秦孔孟一直到宋明理學、陸王心學，融匯在中國傳統的哲學、政治、教育中，始終處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地位。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其本質是生命文化或修道文化，是生命體驗和直覺感悟的結晶，回答的是人類自身以及人與宇宙萬物的相處之道和終極關懷如何解決的問題，強調的是人與自然圓融無間整體互動的和諧理念。張岱年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一以貫之，即中國傳統文化重視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與統一。程思遠根據這種強調和諧與統一的特征，將中國傳統文化稱為“中國和合文化”，并認為“中華民族已經形成了運用和合概念與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發展變化規律；研究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的關系；研究人的身心統一規律和養生之道的文化傳統”。張立文則開創“和合學”，并認為和合學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和”為價值取向的反思，“和”與“中和”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中”是宇宙萬物的根本。“中”是陰陽和合的結合點，是宇宙萬物的能量信息相互轉化的必經途徑和孕育萬物的能量來源，也是宇宙萬物運行的根本法則和相互作用的力量平衡點。人道治理必須知中、守中、體中、執中、用中，從而建中立極，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宇宙元氣能量，才會實現人內在的心身和諧和外在的天人和諧。“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即“和”是亨通天地萬物、人間萬世的宇宙真理。世間萬物包含著差別、矛盾和沖突，這些概念突出了事物內部之間排斥、對抗等方向，卻不能表達世界或其中事物的本然狀態，即多樣性的統一、有機的聯系和秩序。“和”意味著從沖突到融合，內涵各種成分升降相蕩的能動性和生命力。“中道和合”是“中”與“和”體現在認識和把握管理運作過程的方法論。“中道和合”即無差別、無偏倚的至理。它強調在不偏不倚中尋求恒常之道。致中和，以使事物不同因素之間的沖突相互融合。它是管理的最高原則和所要達到的最高境界。“中道和合”揭示“中道”之和首先要用在修身做人上。“中道”是仁智雙修，是內圣與外王相統一的大道。孔子認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無論是修身做人，還是治國平天下的管理過程都是修道的過程，都是自度度他、化育群倫的過程。要做到“性之德，合內外之道”，內養與外用不二；其次，世間萬物的生存和發展都是在中和平衡狀態下完成的。“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一陰一陽才成其為道，偏執一端就遠離道，唯有執中才是成事正道，是為“中道”。管理要做到全面辯證地認識分析分歧，把握管理過程的適度性、合理性，在思成并舉、嚴寬相濟中獲得和諧。最后，孔子強調“時而中”，“中”不是空間位置，而是一種狀態。它是動態的，即能夠隨著時空條件的變化而遵循“中道”原則。宇宙萬物，千變萬化。在管理中做到“從容中道”即嫻熟地駕馭事物發展變化的“中道”，體現出“得其圜中以應無窮”的灑脫與超然，游刃有余的管理智慧和管理藝術。

三、啟示：從“中道和合”看學校管理的倫理準則

《論語•子罕》中有“扣其兩端以竭焉”是孔子“中道”的核心思想。其“兩端”關系非兩級對立、非此即彼，而是在變化中保持兩者動態平衡的狀態。在管理中體現出一種由“中和”而產生的合力，使兩級復歸于“中”。在管理活動中，處于“兩端”狀態，以期達到平衡狀態有管理理念、管理過程、管理方式等各方面。本文以尋求學校管理的內在管理哲學為要義，故選取體現學校管理者、管理境界、理念以及方略倫理性的四個方面：“正己正人”、“義與利”、“天與人”以及“乾與坤”進行闡述，并非“中道”思想在管理中的全部體現。

（一）正己正人

一、近代化學教育變遷研究

曾琦的《二十世紀我國科學教育回顧》將化學教育放入科學教育的視野，把我國科學教育的發展劃分為8個階段，即萌芽階段、形成階段、過渡階段、學習蘇聯階段、探索階段、十年動亂階段、調整嘗試階段和全面發展階段。周天澤、胡定熙的《化學和我國科學教育的開拓》介紹了我國科學教育“準備”“啟蒙”“開展”3個階段中化學和化學家的推動作用，并從該角度描述了近代中國化學教育的發展情況。WilliamH．Adolph是原齊魯大學教師，他在《SomeaspectsofchemicaleducationinChi-na》中描述了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化學課程、教材、學校狀況以及人們的科學思維習慣等方面的內容，有助于我們從外國人的視角了解當時我國的化學教育情況。以上文獻的研究對象包括高等化學教育和基礎化學教育，對于更為具體的近代中學化學教育，相關研究主要有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編寫的《20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匯編:化學卷》［4］、樊冬梅的《中國近代普通中小學科學教育(1878－1922)》、解亞的《中國近代普通中小學科學教育(1922－1949)》。樊冬梅和解亞對我國中小學科學教育演變的歷史過程和不同時期的特點進行了描述和分析，將化學教育的有關內容包含在科學教育這個大的范疇內進行說明。作者認為，從1878年到1922年，我國科學教育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各自為政到制度化、從學日到仿美的發展過程，1922年到1949年則可分為新學制頒布后的科學教育(1922－1927)、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科學教育(1927－1937)以及戰亂時期的科學教育(1937－1949)三個階段。

二、與近代化學教育相關的重要機構和人物研究

中國近代化學教育有三個重要的起源地:京師同文館、江南制造局以及近代教會學校。袁振東認為京師同文館作為中國近代第一所新式學堂，它開辦的化學教育是中國化學教育的肇始，“此前一些西方傳教士以及國內有識之士通過譯書或講演的形式在中國傳播化學知識只是化學教育發端的萌芽，1904年清廷頒布新學制以后，中國的化學教育才得以全面發展。”江家發、陳波的《中國近代化學課程始端———“京師同文館化學科”體系溯探》認為同文館已經具備了學校近代化學的課程體系，為我國化學教育事業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徐振亞的《京師同文館中的化學教育》從化學課程的開設過程、師資、教材和考試制度幾個方面對同文館的化學教育進行了系統研究。其他如《京師同文館與中國近代科學教育》、《京師同文館的創立與中國早期的自然科學教育》、《京師同文館自然科學教育之得失思考》等論文，對同文館的科學教育及其在中國近代科教啟蒙和科學傳播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研究，其中對化學教育多有涉及。對江南制造局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其在中國近代工業發展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另一方面則主要是制造局翻譯館的西書翻譯事業。最近，周俊博在《近三十年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研究綜述》中從翻譯館發展、翻譯目的、贊助人、書目考證、重要譯者、翻譯方法、譯著影響、譯名統一、相關個案研究等9個角度，對近30年該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總結。而有關江南制造局對化學發展所作貢獻的專門研究則比較少見。江家發等在《江南制造局在中國近代化學發展中的貢獻》一文中指出，江南制造局翻譯館提供了中國第一批近代化學書籍，其中的《化學鑒原》被很多學堂、書院作為教材，在當時影響很大。編譯館陸續譯出的《化學鑒原續編》(無機化合物專論)、《化學鑒原補編》(有機化學)、《化學考質》(定性分析)、《化學求數》(定量分析)、《物體遇熱改易記》(物理化學的初步知識)、《化學分原》(定性分析)等6部化學專著，將西方化學的各個分支系統而完整地引入我國，對近代化學在我國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編譯館的徐壽、傅蘭雅在翻譯化學書籍時，首創了中文化學譯名原則，對中國化學的發展和傳播具有深遠的影響。王瑋的《中國近代教會大學化學教育(1901－1936年)》介紹了近代教會大學的化學科系、課程設置和教學情況，他在《中國近代教會大學早期化學課程與教材》中認為我國近代的教會大學使用國外原版教材，保證了其培養水平與國外大學基本一致。對我國近代化學教育的啟蒙者徐壽的研究，影響較大的研究有袁翰青的論文《徐壽———我國近代化學的啟蒙者》，楊根的專著《徐壽和中國近代化學史》，以及近年來汪廣仁等人的專著《中國近代科學先驅徐壽父子研究》、《海國擷珠的徐壽父子》。傅蘭雅對中國近代化學的引進、傳播和普及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近年來王揚宗的《傅蘭雅與近代中國的科學啟蒙》、徐振亞的《傅蘭雅與中國近代化學》、王紅霞的《傅蘭雅的西書中譯事業》等專著和論文較全面地介紹了傅蘭雅傳播西學的事跡和思想。戴吉禮(FerdinandDagenais)的《傅蘭雅檔案》則根據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檔案館的全部傅蘭雅檔案，整理了其旅行札記、往來書信、翻譯成就和相關論文集等資料，為研究傅蘭雅和近代中外交往史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原始資料。近代中國的不少化學教育家同時也是化學家，他們主要致力于高等化學教育，目前已有不少相關的研究。而為基礎化學教育做出了重要貢獻的教育家和出版家鄭貞文和杜亞泉，研究者則較少關注。鄭貞文與杜亞泉曾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理化部主任，是我國化學名詞統一工作的重要奠基人，編譯出版了大量理科教科書，對化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對鄭貞文的研究僅有少量傳記，如王治浩等人的《一代學人鄭貞文》、《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理學編•化學卷》中的條目介紹，以及張澔的《鄭貞文與中文化學命名》、錢益民的《鄭貞文與我國化學名詞統一工作》等對其在我國早期化學教育、統一化學名詞和編輯出版方面所作貢獻的研究。對杜亞泉的大量研究集中在其文化、倫理和政治思想方面，此處不贅述。對其在科學教育方面貢獻的研究，閻乃勝進行了綜述［7］。李學桃的《杜亞泉科技思想研究》、閻乃勝的《杜亞泉與中國近代科學教育》研究了杜亞泉的科學教育思想與實踐，對其編寫、編譯的教科書進行整理，高度評價了杜亞泉在中國近代科學教育史上的重要作用。對其在化學教科書出版方面的成就，王建輝認為杜亞泉是商務印書館最早也是最有影響的理科編輯，是“學者型的編輯和思想型的學者”［8］。劉曉嘉的《杜亞泉編輯思想研究》、余望的《探析杜亞泉的科技編輯思想與貢獻》、陳鐿文等的《杜亞泉對我國早期科技編輯和科技期刊發展的貢獻》結合杜亞泉所處的時代，從編輯學的角度研究了其編輯出版的理科教科書、科技期刊等對我國科學教育的啟蒙與普及的重要貢獻。

三、對中國近代化學建立和發展的研究

我國古代的化學工藝和經驗化學有著很高的水平，但作為科學的近代化學不是中國古代化學演進的結果，而是在近代從西方引入的。郭保章等人在《中國化學教育史話》中指出近代化學“19世紀中葉傳入中國，化學教育開始時期，幾乎與傳入時期同時發生”。因此對中國近代化學史的研究對于化學教育和教科書研究同樣是不可或缺的。諸多化學史專著，如我國第一本中國化學史專著———李喬萍的《中國化學史》、島尾永康的《中國化學史》，以及近年來周嘉華等的《世界化學史》，側重化學學科自身的發展，涉及我國的內容多為古代化學成就，對中國近代化學、化學教育的建立和發展幾乎沒有涉及。部分化學史專著，如趙匡華的《中國化學史(近現代卷)》、郭保章的《中國現代化學史略》、袁翰青的《中國化學史論文集》、JamesReardon—Anderson的《TheStudyofChange，ChemistryinChina》結合近代中國社會急劇變化的時代背景，研究了化學在中國的傳入和發展，其中涉及化學教育在中國的起步與開展情況，提供了大量相關史料。袁振東的論文《現代化學在中國的建制化(1927－1937)》依據史料對1927－1937年“南京十年”時期現代化學在中國的建制化過程進行了系統考察和分析，認為這10年是現代化學在中國建制化發展至為重要的時期，為此后中國化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張培富等的《書籍史視閾中的中國近代化學發展史考察———基于對“民國”時期出版的化學著作的計量分析》通過對民國時期化學著作的出版要素進行計量分析，結合著作產生的歷史背景，從書籍史角度對近代化學在中國的發展進行了微觀的歷史考察。

四、近代化學術語研究

摘要：

博物館和文物保護現已成為一門新興的應用型學科，但是在甘肅地區，這門學科的實驗教學正處于起步階段。本文以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文物保護與修復”實驗室為研究對象，結合四川大學考古實驗室實地調研情況，從實驗室教學建設方面、實驗室管理方面提出初步構想，以促進實驗室建設。

關鍵詞：

“文物保護與修復”實驗室；實驗教學；管理模式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對博物館的關注不斷提升，物質投入逐年增加，但博物館的專業人才缺乏，為了解決這一需求，2008年，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增設了博物館學專業，2012年增設了文物保護學專業。經過4年的建設，已經建成了“文物保護與修復”實驗室，對于實驗課課程的設置與教學還處于摸索階段，還需借鑒其它大學同類實驗室的成功經驗，提出適合自身實驗室建設及實驗教學的思路。

一“文物保護與修復”實驗室實驗教學的調研

四川大學在實驗室建設方面走在了前面，有著十分豐富的資源和經驗，值得借鑒和學習。為此，2012年7月赴四川大學及周邊地區就博物館和文物保護專業實驗教學進行了深入調研。四川大學考古實驗教學最早成立于1970年。其前身為考古技術實驗室，被列入211和四川大學“523實驗室工程”二期建設項目。下設考古技術、博物館學、文物保護、微痕分析、動物考古、成分分析、體質人類學等7個實驗室。另有中心專業圖書資料室、文物標本室各1個。多年來，該中心在教學、科研、管理等方面，尤其是在金沙遺址考古、三峽考古、西藏考古等具有重大學術影響，其采用的多種現代科學技術手段進行考古實驗教學，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形成了教學體系與教學內容特色鮮明，在中國西南乃至整個南方地區都有重要影響和示范作用的考古實驗教學中心。博物館學實驗室：2006年，四川大學考古教學實驗中心正式依托四川大學博物館成立博物館學實驗室，開設“博物館藏品管理”、“博物館陳列設計”、“博物館觀眾研究”等3門試驗課。文物保護實驗室：成立于1989年，分為“有機質文物保護實驗室”和“無機質文物保護實驗室”兩部分，現配備有金相顯微鏡、大氣品質測量儀、恒溫恒濕箱、電腦測控耐折度儀、臺式放大鏡、電腦三目體視顯微鏡、電導率儀、X射線熒光光譜分析儀、高分辨率X射線衍射儀等分析、檢測實驗儀器等多種實驗設備，既可保證文物保護專業本科生、研究生基礎實驗教學需要，亦能支持專業師生在文物保護材料、保護技術、保護理論等方面開展研究實踐。動物考古實驗室：2005年，川大考古實驗教學中心與生命科學學院合作組建了動物考古實驗室，依托于擁有60萬件動植物標本的四川大學自然博物館和考古專業多年發掘積累的動物標本及考古教學中心購買的大量動物標本，面向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動物考古學》課程和動物骨骼種屬鑒定、年代測定、動物食性測試、脂肪酸測試、動物古DNA分析等實驗。

【摘要】

加強廉政文化建設研究是高校廉政建設的治本之策。本文對國內外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狀況進行梳理分析，旨在為高校及相關部門進行廉政建設提供參考。

【關鍵詞】

高校；廉政文化；腐敗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把加強廉政文化建設做為預防和懲治腐敗的突破口。而且，各個國家采用的反腐手段不盡相同，對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的理論研究也各有不同。

一、國外研究狀況

國外廉政文化建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是校園廉政文化建設。[1]在一些國家，高校廉政文化建設已經形成一套以立法保障、經費保障、透明度高、全面高效監督為主要特征的、行之有效的防腐治腐運行機制，例如：美國、加拿大、德國、芬蘭和英國等發達國家。這些國家的高校廉政文化依托政府的法律和法規嚴格規范和控制高校行為以獲得立法保障，使自身沿著法制化軌道發展；這些國家普遍施行校務公開制度和個人財產申報制度,向師生和家長及時告知學校的一切重大情況，確保學校的權力在陽光下行使，很少發生黑箱操作的情況；在這些國家中，包括知名人士、社會團體、學生代表和家長等在內的社會力量都可以通過各種咨詢機構（委員會）、董事會、評估機構等形式參與高校的決策和管理，真正發揮咨詢和全面監督的作用。這是預防高校腐敗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上述國家的高等教育經費主要來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資，政府投資成為高教經費的主渠道，這既保證了高教有穩定的經費，又能夠保證政府以對高校核撥經費的方式對其施行宏觀調控。由此可見，西方發達國家高校雖然對廉政文化的理論研究各異，但形成了大體相似的防腐治腐機制，對我國高校廉政文化建設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摘要］學年論文是本科生學術能力提升的關鍵性平臺類專業課程。基于國內相關高校學年論文管理與實施相關規定，以重慶科技學院經濟類專業學年論文管理與實施為例，闡釋了學年論文管理與實施中的管理創新、現實困境與提升策略。強化指導教師的引進與培養，建立合理的指導教師獎懲機制，加大學術規范性和科學性培訓，強化學術理論與方法論修養的培養，拓展調研支撐經費來源渠道，是學年論文管理與實施水平提升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學年論文;管理困境;管理創新

學年論文是本科生學術能力培養和提升的關鍵性專業平臺課程，與畢業論文一脈相承又各有側重。目前，在學年論文的管理與實施過程中，主要存在學生對學年論文重要性認識不夠［1］、對學術缺乏足夠的敬畏［2］、學年論文定位不明確和力度把握不當［3］、指導教師數量不足且缺乏有效的質量保證機制［4］、材料拼湊現象嚴重且創新性不強［5］、存檔不及時及產學研脫鉤［6］、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不銜接等問題［7］。針對這些問題，學界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應對策略，包括強化學年論文在教學大綱設計中的地位與作用［8］，建立確保學年論文選題科學性的保障機制［9，10］，理順學年論文指導機制與本科生導師制、產學研合作機制、師生雙向選擇機制等關系［11-13］，實現學年論文管理系統的科學設計并強化學年論文過程管理［14，15］，實施與學年論文相關的課程改革［16，17］，以及理順學年論文與畢業論文之間的銜接關系［18，19］。盡管學術界針對學術論文存在的問題及提升策略有了較為豐富的研究，然而仍缺乏針對經濟類專業學生學術論文管理和實施困境與策略的專門研究。有鑒于此，本文擬結合國內相關院校學年論文管理和實施的經驗整理，以重慶科技學院經濟類專業學年論文管理與實施為例，闡釋經濟類專業學年論文管理創新、現實困境與發展策略問題。

1他山之石:國內高校學年論文管理和實施中的經驗借鑒

為了搞清楚國內高校在學年論文管理和實施中的好做法和優秀經驗，筆者于2017年8～12月間，基于Google、Baidu等搜索引擎，搜集和整理了相關高校或學院涉及學年論文管理和實施等的相關規定，并重點收集了經濟類專業學年論文管理和實施的相關規定，如表1和表2所示。

1．1國內高校對學年論文開課學期的設定

多數學校對學年論文開課學期都有明確的規定，僅有少數學校的規定不太明確，如黑龍江大學規定學年論文應該在專業必修課程基本結束的學期內。多數學校認為學年論文應該開設在第5學期或者第6學期，也有部分學校認為可以在第4學期開設。從學校層面看，大多認為學年論文僅應開設1次，僅有部分學校在第4學期和第6學期分別開展1次學年論文。學院層面對學年論文開設學期的相關規定基本與學校的規定一致。多數學院都強調應該在第6學期或者至少是第3學年開設學年論文課程，部分學院也認為學年論文在每個學年都應開設，如江西財經大學會計學院等。學年論文開課學期是該課程實施的重要細節。開課學期過早或者過遲，均不利于該門課程作用的發揮。學年論文的開課必須建立在學生對專業學習有一定了解的基礎上，而且應該與畢業論文寫作保持足夠長的時間周期。由此，學年論文課程的開設最好應該放在第3學年。由于第3學年第2學期專業課程大多比較繁重，且部分優秀學生已經開始籌備考研，學年論文課程宜開設在第5學期。

一、國內研究述評

從文化的宏觀角度對聲樂教育教學的思考和研究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學術論文、專著及學術會議。經本人收集和整理，可供借鑒的論文有郭克儉《傳統聲樂文化特質及其當下意義》，文章從聲樂背后的文化語境談到我國的民族聲樂應該在智慧地吸收西方科學聲音技術的基礎上發揚具備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民族聲樂，而沒有提到具體解決措施。張曉農《人文傳統背景與中西聲樂文化差異之比較》，文章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從圖騰意識、宗教觀念、學者主體、審美傳統、理論基礎五個方面比較中西方聲樂文化之差異，而筆者是從我國文化的視角談到我國聲樂教學的現狀，并提出了解決對策。李泉《中國聲樂教育的回顧與展望》，文章以聲樂不是技術是文化這一聲樂教育觀念的轉變為線索，論證了專業技術與音樂文化相依相伴的關系，提出了聲樂教育要走上科學、規范的軌道，要從教育體系的健全和基礎理論建設做起。筆者則從沉淀聲樂文化、提升綜合素質、提倡創新氛圍三方面談到的解決對策。專著有郭建民著《聲樂文化學》，本書是迄今為止國內唯一一本聲樂文化理論研究的專著，文化的視角則是貫穿《聲樂文化學》研究的第一要素，本書具備寬泛的學術視野，主要涉及聲樂文化理論概述。邢延青著《民族聲樂藝術的文化研究》，作者運用邊緣學科類比的研究方法，有比較地將傳播學、語言學、心理學等相關部分納入對民族聲樂的研究之中。學術會議則僅有遼寧師范大學于2005年9月舉辦的首屆《全國高師音樂學院辦學特色與聲樂文化學學術研討會》，王耀華先生、余篤剛教授、郭建民教授肯定了從大文化的角度審視聲樂文化的積極作用。

二、文化與聲樂教學的關系

1.文化是聲樂教學的底蘊和基礎

一定時期的聲樂藝術現象與當時社會文化背景息息相關，聯系緊密。從歷史上看，“五四”運動時期，民主、科學、進步的思想和強烈的愛國精神，其文化啟蒙作用極大地促使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也輻射到了我國的聲樂教學領域，留美的黃自，留德的青主、趙元任等，這批留學回國的音樂志士，不再滿足于填詞的學堂樂歌或單旋律的歌曲創作，開始運用和聲及作曲技法，并將中國文人的浪漫氣質融入到藝術歌曲的創作之中。40年代末到新中國解放后，我國的聲樂教育領域，開始思索如何繼承和發揚民族文化遺產，探索具備本民族聲樂特點的聲樂教學，采集和改編了大量優秀的民間歌曲，如丁善德的《瑪依拉》、黎英海的《嘎俄麗泰》；根據民族音調創作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等，都是我國民族風格歌曲中的佳作，這些歌曲至今仍然廣泛使用在我國的聲樂教學中。在“”的特殊年代里，“樣板戲”代替了歌唱藝術，衡量聲樂藝術的標準不再是優美和抒情，“寬、厚、亮”是唯一的強制性的審美標準。這種違背科學的標準扼殺了許多優秀的聲樂人才，使我國剛剛有所成就的聲樂藝術教育慘遭摧殘，也使開始繁榮的民族聲樂藝術事業落入深淵低谷。

2.文化與聲樂作品

縱觀我國古代史、近代史，一定時期的聲樂知名作品無不是當時文化的綜合體現。以《秦王破陣樂》為例，此作品反映的就是初唐時期，秦王李世民率軍擊敗叛將劉武周使得唐朝政權轉危為安后，人們在凱旋慶功時演唱的歌曲。《松花江上》，產生于上世紀30年代，九•一八事變使國內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軍閥割據的局面暫告段落，國難當頭，民族矛盾迅速激化，抗日救亡的呼聲響徹大地，《松花江上》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下誕生的一首膾炙人口的抒情歌曲。而《鄉戀》則是改革開放之初，經過“主張墨守成規”和“提倡解放思想”兩種思想的激烈碰撞下，后者最終戰勝了前者的歷史條件下誕生的，深刻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

[摘要]本文從電視藝術基礎理論研究、電視藝術類型研究、電視藝術史論與鑒賞研究、電視藝術實務研究以及存在問題與展望進行分析，梳理出40年來電視藝術的發展脈絡，同時站在新時期的當口對電視藝術研究進行審視。

[關鍵詞]電視藝術;新時期;發展脈絡

2018年是中國電視發展50周年、改革開放40周年的歷史節點，有必要回望歷史，尋找1978年至今中國電視藝術發展脈絡，把握新時期電視藝術的走向。40年來，隨著電視藝術的不斷發展，電視藝術與電視技術工作者的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學者將研究視角置于電視研究之上。也正因此，近40年來研究電視藝術的文章不僅數量和篇幅上有所增大，質量上也有所提高。40年歷程，中國電視碩果累累，電視藝術不斷發展，電視產物不斷增多，在改革開放的宏觀背景下，在政治環境、學術環境一片大好的良好環境中，工作者和研究人員本著敢于創新的精神，對電視藝術進行了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的立體化解讀。隨著研究領域的不斷擴大，大部分學者除卻對電視本體諸如電視藝術的本質、思想內容以及產生發展等問題進行研究外，還開辟了對電視市場與產業、電視美學、電視政策背景、電視與其他學科的交融等方面的探析。由于研究成果多，研究視域廣，將所有論文、著作進行整理收集難度較大，故而在初期寫作中首先選取了100多篇論文進行分析，其中胡智鋒從2003年到2014年間對論文及著作的年度化整理而作的《XX年中國電視研究著作述評》《XX年中國電視研究論文述評》以及《中國電視藝術發展報告》等文章成為本文論述的重要依托。

一、電視藝術基礎理論研究

1.電視美學研究電視美學的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產生，對電視美的創作、美的傳播、美的本質進行了一系列探索。但這只是對電視美學的傳統研究，是將各種電視類型看作是獨立的文學、戲劇等特征，沒有將電視創作、電視藝術文本之間的整體關系把握住。后期，研究者在美學方面的研究上，嘗試總結標志著總體審美的一般規律。隨著電視技術的不斷發展，傳統的對于美學的探究也開始不斷進行自我更新，高鑫教授在《技術美學研究》中將美學與大眾美學、信息美學以及通俗美學聯系起來。

2.電視文化學研究電視文化學的研究與電視美學的研究發展相近，隨著電視藝術內容的不斷發展，電視除了本體性之外，也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呈現在大眾視野中，在當今多元化發展態勢的狀態下，電視文化學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中國電視藝術發展報告》是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編寫的電視藝術藍皮書，具有專業性、系統性和權威性，2010年12月出現首卷，隨之2013年6月出第二卷，2014年11月出第三卷。第三卷增加了專題報告中針對新文藝的內容，對飛天獎的獲獎作品進行分析，以及全國電視文藝的章節，以全局性的眼光審視了我國電視藝術發展中的若干重要問題。

二、電視藝術類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