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眾創空間作為近年來逐漸興起的新型產業模式，為我國的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載體支持。本文以對呼和浩特市的眾創空間調研作為基礎，首先介紹了眾創空間的內涵和發展特點；隨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在現行創業生態系統下，眾創空間的盈利模式；最后，在分析和探究眾創空間發展中存在問題的過程中，提出了解決問題和推動發展的有效舉措，旨在為關注這一領域的人士，提供一些可行性較高的參考意見。

關鍵詞:眾創空間；盈利模式；資本投資；轉型資金；信息共享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各界對于我國眾創空間的發展，特別是在現行創業生態系統下，眾創空間的盈利模式等方面的問題，關注程度越來越高。2015年，呼和浩特留學人員創業園，被內蒙古自治區科技廳認定為自治區級眾創空間的試點單位，在建設和發展的過程中，呼和浩特留學人員創業園為創業者們降低了創業成本和管理風險，提高了新興產業創辦的成功率，成為了海內外高層次人才通過創新創業實現自我價值的平臺和載體。

一、眾創空間的內涵和發展特點

眾創空間與其他產業不同，具有如下的內涵和特點：

(一)眾創空間的內涵

針對眾創空間，可以從兩種不同的角度進行定義，即官方視角和學術視角。官方視角下的眾創空間定義，主要來自于國家政策性文件。在構建新型的眾創空間過程中，各級政府相繼頒布了多部政策性指導意見，并在《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發展眾創空間推進大眾創新創業的指導意見》中，對眾創空間進行了定義。總結推廣了創客空間、創新工場和創業咖啡等新型產業孵化模式，以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發展模式，推動國內新興產業的發展與進步。從學術角度進行分析，可以得出，眾創空間的發展源自于創客空間，眾創空間的原始形態為“興趣俱樂部空間”與“創新試驗室空間”，與線上的虛擬空間產生明顯的區別，將創意思想轉化為具有實際生產價值的生產力，關注創意成果是否能轉化為商業價值。

本文作者：楊翠英 單位：玉溪第一小學

近期看到一則新聞，一個上海留日學生在機場取出行李后，因為不滿學費遲寄一事與母親發生口角，即從行李箱里抽出刀子，數刀把母親刺成重傷。許多人同情這位母親，責怪孩子沒有良心。母親負傷之后說“：不想見孩子，很傷心。不想讓孩子受到法律的制裁。”撇開法律視角，我們感嘆母愛的偉大與孩子的兇殘。自己含辛茹苦養大的孩子，用這種方式“反哺”？這引發許多人的議論，也引發我對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的思考。據報道，這個孩子在日本留學多年沒有打工，房租和生活費全靠家里寄給他。現在是獨生子女時代，孩子對家庭而言，是希望，是未來，是譜寫幸福生活的音符，許多家庭對孩子的教育唯恐投入不夠。

許多城市的調查報告顯示：教育消費已占到第一位，這說明人們對教育的重視。但反思我們的家庭教育，對孩子大多是母雞護小雞式的。一個蹣跚學步的孩子摔倒了，媽媽用腳跺地板“：破地板，誰叫你讓乖寶摔跤的！”孩子吃飯時，被飯燙哭了，奶奶拉著孩子的小手往自己的臉上打：“都怪奶奶不好，乖，不哭！”一個三、四年級的孩子家庭作業忘記在家里,打電話對家長說：“都怪你，為什么沒有把我的作業本裝到書包里！”家長一路小跑把作業本送到教室，還得向孩子陪不是。一位小學高年級的學生遲到了，只聽家長在電話里哄孩子：“不哭，怪爸爸沒有叫你！”孩子要做家務，媽媽連忙說“：別插手，你的任務是讀書，只要把書讀好，爸爸媽媽吃多少苦都值得。”舔犢之情，無可非議。愛是偉大的，但如果愛變得沒有原則和理性，結果卻是恰恰相反。這種凡事都要家長來做，孩子在大人的庇護下成長的家庭教育，極容易讓孩子產生錯覺———自己永遠都長不大！從小孩子認為自己所有的問題都應有由父母承擔，認為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應該的，理所當然的。

然而，孩子缺乏感恩思想，到變得冷漠與自私，一旦父母不能百分之百滿足孩子，孩子就會耍賴、抱怨、斥責，甚至對父母動粗、動刀。這時候，人們責怪孩子不孝、不懂事、沒有自理的能力，但孩子怪誰？孩子的許多毛病是從小被大人“慣”出來的，是大人沒有給孩子學習孝順、自理和承擔責任的機會，是大人培養孩子的不孝與無責任感。這樣說也許會傷害許多父母的心。但在這一刻，不禁讓我想起一個故事：一個盜竊殺人犯在臨死前唯一的心愿是想再吃一口母乳。得到允許后，他一口將母親的乳房咬下，并狠狠地說：“我恨你，我這一生都是你害的，小時候我偷鄰居的一根針，你不但不制止，還夸我聰明、手腳快，從那時候開始，我就走向了不歸路。”世上沒有后悔藥，許多家庭只有一個孩子，日子不會倒過來過，但愿以上這些案例，都能成為家庭教育的前車之鑒。我們要思考培養什么樣的人，如何培養人的問題。說到家庭教育，許多家長非常重視孩子的學業成績、特長、興趣愛好的培養，卻往往忽視木桶原理———“短板”。

教育的最高價值，是使人真正成其為人，使人全面發展；教育的終極價值，是使人走向幸福。如果我們的教育只關注孩子的學習成績、忽視孩子的身心健康、人格品質、生活技能、價值觀念培養，那么孩子就會漠視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沒有生存的技能，不會與人交流溝通，這樣的教育也就失去教育的價值。所以，筆者認為，要讓孩子學會獲得幸福的生活，必須填補“教育木桶”的“短”板，那就是讓孩子學會關愛生命、懂得生存、學會生活，也就是在家庭教育中從小就加強“三生教育”。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說：“只有學會感恩，我們才能明確責任；只有學會感恩，我們才能體味真情；只有學會感恩，我們才能感受幸福，享受生活。”所以，我們要理智地愛孩子，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需要的是理智、科學的家庭教育，讓孩子從小學會感恩，讓孩子明白自己的羽翼要經過風雨的洗禮、烈日的暴曬才能豐滿。在家庭教育中，要學習老鷹教育雛鷹的方法，讓孩子從小適當吃點苦，受點委屈；要向螞蟻學習集體生存的方法，體驗集體力量的偉大，學會與人相處與合作。

今天，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了，社會進步了，生活越來越富裕了，但這不是我們培養懶孩子和不孝子的借口。我們要讓孩子從小學會體悟慈烏反哺之恩，感悟羔羊跪乳之情，從小有感恩、回報父母和社會的意識。要有意識地從衣食住行諸方面的細節入手讓孩子學會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對別人的付出要表示感謝。只有每個孩子健康成長，我們每個家庭才能和睦幸福，社會才能和諧發展。

本文作者：袁野 單位：沈陽農業大學社會科學部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1895年，當龐大的中華帝國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后，形勢發生逆轉，千百年來一直以中國為師的日本反為中國所師。此后，日本對清末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諸多方面均產生了深刻影響。

一、模仿日本的中國農業教育學制體系

甲午戰爭失敗后，清廷鑒于日本以采用西政西學而強，便多次派員赴日考察教育。1898年張之洞派出以姚錫光為團長的第一個赴日教育考察團。該考察團歸國后，姚錫光發表了見聞錄《東瀛學校舉概》。該書詳細介紹了日本的各類學校，既包括日本的官立、公立、私立學校，又包括日本的普通學校（小、中、師范學校），各專門學校（高等、大學、學院、技術學校），以及其他各類學校（商業、盲啞、華族女學院）等。《東瀛學校舉概》被日本學者實藤惠秀稱為“：在中國介紹日本學校的嚆失。”[1]1901年，羅振玉等7位教育家受張之洞和劉坤一派遣赴日，羅振玉則將在日本的所見所聞刊載于中國第一份教育期刊《教育世界》上，向讀者傳播日本的教育制度。作為成員之一的是張之洞教育改革的重要幕僚，他回國后不久便發表至少3種日本教育方面的譯著①，并且直接參與了學制的起草工作。收效最大的考察團當屬1902年赴日考察的吳汝綸代表團。吳汝綸將其在日本的見聞，包括在文部省講演摘要、學校圖表、學科課程表等全部收錄形成著名的《東游叢錄》。而《東游叢錄》此后又成為1904年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的模版。以上這些考察均為清末教育改革準備了充分的資料。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幾乎全盤模仿日本學制的《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出臺。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由政府正式頒布且在全國普遍實行的學制。其與日本學制極其相似，這一點已為許多學者認同。如歷史學家沃爾夫岡•弗蘭克指出：“《奏定學堂章程》容量極大，包括從京師大學堂到幼稚園各類學校的章程、考試、教師、教科書等，大都是模仿日本模式的。”[2]日本學者阿部洋也認為“：《奏定學堂章程》表述了學校系統基本的和最重要的特性，是完全仿照當時日本系統的。”[3]

同樣可以在具體的農業教育學制體系中對上述論點進一步證明。將“癸卯學制”與同一時期的日本農業教育學制體系相比較，發現二者有著諸多相似之處。從橫向來看，兩個學制都是普通和實業（其中包括農科）兩個系統，除職業與實業系統的名詞與內涵有細微的差別之外，其他均相同。從縱向來看，兩個學制系統在學程上基本相近，除中國的學程比日本略長外，基本上差別不大。此外，二者在農業學堂的具體分級上也基本一致，只是名稱略有不同而已。如，“癸卯學制”將農業學堂分為初等農業學堂、中等農業學堂、高等農業學堂和農科大學四級；而1900年日本農業學制同樣也將農業學校分為乙種農業學校、農業實業學校、甲種農業學校、農業專業學校四級。還有最明顯的相似之處，就是兩個學制系統均設有“大學預科”。這是英、美等國家學制中所不具備的，也可以說這是“拷貝”日本農業教育的最有力見證。除宏觀上二者有相似之處外，在辦學的具體細節上（課程設置、規章制度、辦學宗旨等）同樣有一致之處。如，由清廷學部舉辦的唯一一所農科大學———京師大學堂農科，自1910年開始招生，先設農學一門，以日文教授，聘請藤田、桔義、小野等人為教員。該校從學制、科門、課程、教材、標本、儀器等，基本都是照搬日本。由此可見，清末農業教育學制基本上承襲了日本19世紀末的農業教育學制。盡管這一學制存在諸多不符合中國農業教育實際之處，但其頒行確立了中國現代農業教育學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是我國現代農業教育學制的奠基石。

二、大量日本教習直接參與清末農業教育工作

新學制頒布后，各級新式農業學堂紛紛建立。而此類新式農業學堂面臨的首要嚴峻問題便是師資的匱乏。1904年1月頒行的《奏定實業學堂通則》中稱：包括農業在內的實業學堂，“中國現尚無此等合格教員，必須聘用外國教師講授，方有實際”[6]。張之洞也指出解決此問題的最佳途徑為———“博延外洋名師”。那么，聘請何國教習任教最為妥當呢？“查各國農學，首推美國，日本近亦講求，擬請遠聘美國農師一二人，來華教習或酌聘日本人分任其事。”[7]故此，各農業學堂最初聘請的教習，以歐美為主，自1904年后，大量日本教習來華，在各級農業學堂的外籍教師中占絕對多數。這一時期清政府大量聘請日本教習主要原因有四：近代日本先于中國引進西方先進農學，在農業教育方面頗有成績；可減少到日本留學人數，既可節省開支，又可減少新思潮在國內的傳播；可使新的近代文化的輸入、吸收完全置于清政府控制之下；從近鄰日本聘請教師比從歐美聘請費用較低。關于最后一點原因以及其他文化因素，受聘于湖北農務學堂的格羅•D•貝利爾在1899年的一封信中說到，“‘日本人愿意拿我們1/3的工資，而且他們和總督（張之洞）很熱絡。’他不懂得迎合中國人的要求和需要，他不懂中國語文，而且據說為人太呆板，老是頂撞中國雇主，在3年合同期滿前，1900年便被解雇”[8]。而取代他的正是日本的農業專家美代清彥。基于上述原因，清末開辦的農業學堂專業課教師多從日本聘請，日本教習在各農業學堂分布如表1所示。最初的專業課教師都是日本人，直隸高等農業學堂在最初時期就曾一次聘請日本教師多達10余人。各農業學堂所聘日本教習多能夠出于基本的職業道德，在工作中盡心盡力，教學效果比較突出。

一、影響專升本醫學生就業的因素

由于近年來各高校紛紛擴招，導致畢業生人數的激增，就業競爭的加劇，使得越來越多的醫學生就業困難，獨立院校的專升本學生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使其就業更是難上加難，另外，一些大學的專業及課程設置有較大盲目性，專業趨同現象十分嚴重，造成供給嚴重大于需求；第三，就業調查報告顯示，近八成的用人單位認為大學生仍存在薪資期望過高的現象，大學生的預期收入與用人單位提供的工資之間存在匹配上的困難，以上這些原因導致了醫學專升本大學生就業難的現狀。具體來說，導致醫學畢業生就業難分為社會因素以及個人因素兩個方面。

1.專升本醫學生就業難的社會因素

近年來，各大高校紛紛擴大自己的辦學規模，開設越來越多的專業，獨立院校更是將學校的規模擴展放在學院發展的重要位置上。但各大高校的專業設置與快速變化的市場需求之間往往存在著一定的錯位，從而導致部分學生因為專業的關系，產生“供需不平衡”的就業難情況。另外，大多數獨立院校疲于開展各項各類活動，而導致大多數學生在校期間疏于平時的知識積累，從而導致學生的基礎知識極為不牢固。

2.專升本醫學生就業難的個人因素

很多學生在面臨求職的時候，往往存在著定位不準確，準備不足等情況。調查研究顯示，大學生在就業招聘會成功應聘率一般只有30%左右，產生這一問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多數學生參加人才交流會都有一種“趕集”的感覺，沒目標、沒準備，全憑運氣碰，結果造成了有意向的沒信心，有信心的準備不足。另外，大學生就業理念受社會各種價值取向的影響，指導就業理念也存在一定的誤區：一是“寧愿出國帶光環，不在國內做職員”，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很多學生在畢業時都會選擇出國，而獨立院校很多學生的家庭情況相對良好，會盲目選擇出國留學，而對自己所學專業是否適應和承受力大小都不聞不問，結果“海歸”變成“海待”；二是“寧到城市醫院去打雜，不到鄉鎮醫院做骨干”，據統計，現在社會對醫生需求量最大的醫院大多都來自鄉鎮級別的中小醫院，并且其中的個人職業發展機會，以及產生成就感等都大于大城市醫院。但學生卻由于自尊心的作祟，往往盲目的選擇一線城市的大型醫院，結果一再碰壁，影響就業。

二、影響專升本醫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因素

一、高等教育實施品牌營銷的內外在條件

（一）高等教育消費市場的確立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變。特別是從1999年開始的高校大規模擴招，高等教育在向大眾化階段邁進的同時，也從計劃走向市場。高校收費制度實施后，在高等學校與學生之間就形成了一種利益關系，高等學校通過開展教育服務，成為對學生提供教育服務的生產和經營主體。作為教育服務的經營主體，高等學校就要合理配置教育設施，有效利用其擁有的教育資源，為消費者提供優質的教育教學服務。作為消費主體，學生除了需要履行接受學校教育、服從學校管理的義務，同時還應充分享有獲得優質教育服務的權利以及高等教育消費的自由選擇權利。學生消費者這種選擇權利的確立，無形中給高校帶來了壓力，高等學校再也不是“皇帝的女兒不愁嫁”，要在保證優質教育服務的前提下，擴大其社會影響規模，并為人們所熟知。

（二）高等教育消費“買方市場”的形成

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隨著高等教育資源的豐富，必然會出現高等教育買方市場。高等教育買方市場就是高等教育的某些方面、某個時候已出現某種程度的供需平衡或供應量超過需求量。高等學校之間為爭奪生源而展開競爭，采取各種手段、措施和服務等吸引學生。學生作為消費者比以往有了更多挑選學校教育的機會，高等教育消費市場開始形成有利于學生的市場現象。從我國目前的高等教育資源狀況來看，隨著近些年我國高等教育連年擴招，多數中等專業學校升為高等職業技術學院，原有的專科院校升為本科院校，學院更名為大學等多個政策與措施的實施，高等教育消費“買方市場”正在逐步形成。

（三）高等教育面臨的生源競爭壓力

據中國教育在線的《2013年高招調查報告》稱，隨著高考報名人數的連續減少，高校生源危機持續發酵。部分高校因生源銳減面臨嚴峻的生存挑戰。很多地區都無法完成招生計劃，而最突出的就是高職高專院校。從2012年開始，這種現象已經波及到本科院校。北京教育考試院公布的數據顯示，在北京2012年高考中，參加本科二批錄取院校實際錄取人數比計劃招生數少394人。參加本科三批錄取院校的實際錄取人數比計劃招生少160人。這是因為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導致高考生源數下降，高考生源在2008年達到歷史最高人數1040萬后，從2009年開始，高考報名人數轉而下降。需要引起人們重視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近幾年出國留學爆炸式的增長趨勢。一些發達國家放寬簽證政策，大力發展留學經濟。使得我國出國留學越來越呈現低齡化發展趨勢。這些都直接影響高考生源數量。面對日益激烈的生源競爭，高等教育也必須像企業一樣，走出校門，在辦學層次、專業設置、社會聲譽與影響力等方面做足功課，在市場中建立自己的品牌，為學生進行教育消費選擇增加砝碼。

1.東北亞民間經濟文化合作的特點

1.1東北亞民間經濟關系格局的特點

目前，東北亞地區已初步形成以“四化”為特點的民間經濟格局，即參與國家多元化；資源、資本、技術、勞動力互補化；資源配置、生產到流通和消費的多樣化；合作企業中小型規模化。由于東北亞國家在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均存在明顯的梯度，短時間內政府合作形成“東北亞經濟圈”并非易事，但民間經濟往來卻變競爭為合作，構筑“優勢互補、平等互利”的良好經濟合作態勢。如日本擁有豐富的資金和技術，但資源貧乏、勞動力價格高；韓國在某些技術領域占有優勢，但同樣面臨資源和勞動力短缺問題；中國資源和勞動力較為豐富，市場空間大，但資金技術方面對外依賴較大；朝鮮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豐富，但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缺乏；蒙古和俄羅斯遠東地區自然資源豐富，需要資金和技術，特別是在俄羅斯。經濟上的合作為東北亞各國開展深層次民間合作及發展政府間進一步合作奠定堅實的基礎。

1.2東北亞民間文化關系格局的特點

經濟聯系是現實的、短期的、功利的，而文化聯系卻是軟性的，產生的影響會持久、廣泛。一般而言，國家之間的文化聯系底蘊比經濟利益更為深厚。在東北亞地區，除俄羅斯以外，其他國家均屬于同一文化圈，其最大特點就是以儒學為主導，佛教為主要宗教。儒學的整體主義、溫情主義、權威主義影響甚至決定了東北亞倫理文化的發展，形成了鮮明獨特，不同于西方的東北亞價值理念。在這里，中國、日本、韓國、朝鮮雖然不是同一民族，但在文化上同屬于儒家一脈。蒙古因為歷史的原因也受中原儒家文化和滿族文化影響頗深。歷史上，日本、韓國、朝鮮、蒙古均將本民族文化與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相融合，并將其本土化，從而形成了東北亞以儒家文化核心的多元性文化格局。進入新世紀，當代儒學開始復蘇、轉型，區域內儒家文化逐漸擴大與俄羅斯的文化交流，東西方民間文化開始和諧相處，東北亞區域民間文化共同體將形成，這種“與時俱進”的文化會推動東北亞未來的政治合作、經濟發展。這種文化交流情形正如亨廷頓所說：“以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關系確定的結盟將讓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確定的結盟，重新劃分的政治界線越來越與種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線趨于一致，文化共同體正在取代冷戰陣營，文明間的斷層線正在成為全球政治沖突的中心界線”。目前東北亞民間文化交流形式較頻繁、多樣，領域涉及教育、文藝、體育、宗教、民族等諸多方面。

2.東北亞民間經濟文化合作的當前進展

當前民間交流合作進展順利，穩中有升，各國民間企業、社團都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而努力，合作更加務實。中國地處本區域經濟核心位置，在更深層次和更廣泛的領域同各國開展民間合作，這是東北亞區域經濟繁榮、共同發展的雙贏選擇。

摘要：提出武術國際傳播人才培養以體育院校（系）為樞紐，完善人才培養體系；以受眾需求為起點，優化課程設置方案；以國際合作為基調，拓展專業實踐平臺的優化策略.

關鍵詞：武術國際傳播；人才培養；國際漢語教育；經驗；啟示

武術作為我國代表性的“符號”之一，受到無數國人的追捧.［1］據《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顯示，中國武術在中華文化代表元素中位列首位.為適應武術國際化進程，迫切需要建設一支適應海外武術教學的武術國際傳播人才隊伍.本文選取北京語言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南京大學三所高校，對其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人才培養模式進行調查分析，目的是借鑒漢語國際推廣人才培養的成功經驗，探究武術國際傳播人才培養困境的破局之道.

1漢語國際推廣人才培養的經驗

1.1人才培養梯隊層次化

截止到2015年9月，全國開設漢語國際教育本科專業的高等學校363所，在校生人數63933人.［2］2007年漢語國際教育碩士（MTCSOL）專業學位應運而生，其宗旨是培養具有扎實的漢語言文化知識、熟練的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外語教學的技能、較高的外語水平和較強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高層次、應用型、復合型專門人才.目前，開設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學位的院校達108所，在校生10133人［3］，北京語言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山東大學等國內知名高等院校已將漢語國際推廣人才培養提升至博士研究生層面.

1.2課程設置方案體系化

一   2000年，教育部頒布了《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英語教學大綱》(以下簡稱《大綱》)。該大綱在提出轉變英語本科教育觀念時明確指出：“如何為21世紀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服務，處理好外語教育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系，是擺在教育行政部門、高等院校和全體外語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要完成這一任務，就必須打破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沿用的純語言、純文學的人才培養模式。”“從根本上講，外語是一種技能，一種載體；只有當外語與某一載體相結合，才能形成專業”。因此，我們必須面向社會市場，朝著所謂的“外語+專業”（如商貿、計算機、建筑、會計、法律）的復合型人才培養模式發展。這一教學大綱把英語專業的課程分為三個板塊：專業技能課（聽說讀寫譯技能）、專業知識課（語言學、詞匯學、語法學、英美文學、英美社會文化等）和相關知識課程（經貿、法律、管理、新聞、科技等）[1]。從整體上看，教育部頒布的這個《大綱》應該說是符合我國外語教育實際的，因為我國目前的確是處在一個市場經濟的特殊轉型時期，對外開放需要大批精通外語又懂得技術或專業知識的復合型人才，這毫無疑問也體現了高等教育服務于國家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因而，在《大綱》出臺的同時，就有專家撰文指出：“我國每年僅需要少量的外語與文學、外語與語言學相復合的專業人才，以從事外國文學和語言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而大量需要的則是外語與其他學科如外交、經貿、新聞等結合的復合型人才。培養這種復合型外語專業人才是市場經濟對外語專業教育提出的要求，是新時代的需求。”[2]著眼于國家層面來看，這種判斷是完全正確的，也是外語專業教學改革的方向，即外語高等教育培養的多數人將來主要是服務于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而從事純粹語言文學研究的僅僅是少數。   然而，高等師范院校的英語專業具有某種特殊性，因為高師院校的根本使命是培養具有高尚人格、良好的綜合素質和扎實語言基礎的中小學師資。不過，這種“特殊性”幾乎被完全忽視了。大多數高師院校的英語專業不顧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在培養“復合型人才”的熱浪下，特別是在“有用乃大”的功利主義思想的鼓噪下，大量增加本不擅長的外貿、經濟、法律、科技、計算機等課程。“專業知識”課程模塊的英美文學課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落，日益被邊緣化。長期在師范院校從事外語專業教學研究的蔣洪新教授指出：“縱觀近十年來的英語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實踐，屈指可數的成功者局限于幾所復合專業強大的院校。這些院校有悠久的專業歷史、良好的辦學條件和能操雙語教學的師資隊伍。如經貿院校的商務英語，往往能辦出特色與成績，但是財經類院校、師范院校等鮮有成功者。”[3]真可謂一語中的。   根據《大綱》本科課程設置規定，英語專業在大學三年級時設置“英國文學”，課時數為72學時；在大學四年級時設置“美國文學”，課時為72學時。整個英語專業的總課時為2000多學時，而“文學”課程僅占7%。“英語專業”原來的名稱是“英語語言文學專業”，而作為專業核心內容的“文學”，所占比例不到十分之一，顯然偏少。不僅如此，作為英語專業主干課程的“英美文學”，目前在高師院校遭遇的冷落更為觸目驚心。在我們比較了解的西部高等師范院校中，大多數學校就連《大綱》要求的課時數都沒有達到，更為嚴重的是，這些學校的教師和學生兩個群體中的相當部分人都認為英美文學課程屬于“可有可無”的課程。程愛民等提供的《關于我國英美文學教學現狀的調查報告》比較全面地描述和分析了當前英美文學課程的困境，特別是在談到教學材料與方法時，更是切中要害：長期以來，多數教師以史為主，沿用比較傳統的教學模式，即注重教師的講解，對學生的參與要求不高。在講授一部作品或者一個作家時，先是從時代背景、作家生平講起，接著是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特點。這四段論的程序化方法極易使課堂氣氛變得沉悶，學生也只有被動地聽。由于學生在課堂上沒有什么興趣，課后閱讀也不太積極[4]。   當然，高師院校英美文學教學的問題遠不止在課時和教學方法兩個方面。到目前為止，雖然我們沒有見到學者專門對高等師范院校英美文學課程存在的問題進行過研究，但已有不少學者包括王守仁、藍仁哲、張中載、李公昭等教授對國內高校英美文學課程所遭遇的困境進行了有益的探討。他們所提出的英美文學課程的問題大部分也是高師院校所存在的。綜合各家之言，并結合高師的教學現狀，我們認為，高師院校英美文學教學主要存在以下問題：第一，在課程體系中有不斷被邊緣化的趨勢。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對這類“無用”課程的價值沒有足夠的清醒的認識，而去追捧那些所謂“實用性”強的外貿、經濟、法律等課程。由此，英語專業的課程體系有本末倒置的危險；第二，師資資源匱乏。很多院校都沒有受過碩士以上正規教育的文學教師，在我們所在的重慶市，所有市屬二本院校中，幾乎都開辦有英語專業，但是除了一所外語專業院校外，80%的學校都沒有文學教授；第三，教學方法和手段亟需改進。大部分教師仍然是“滿堂灌”，即便是使用了PPT多媒體，但是僅僅是把該板書的提綱打在屏幕上而已，根本沒有“多媒體”的內涵。程愛民的調查報告顯示，60%的教師仍然使用傳統的教學模式，學生參與性不足；第四，教材建設滯后。大部分學校使用的教材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的英美文學史，或者文學選讀。這些教材的編寫者大都是名家，教材本身的質量是不錯的，但是這些教材大都“大而全”，用在課時、學生興趣都發生重大改變的當下顯然不很合適；第五，課時太少。由于教育部整體上壓縮了本科生的課堂學時數，而又有經貿、外貿、會計、法律等“實用性”課程的擠壓，英美文學課程一味被減少。實際情況是，在不少高師院校英美文學課開設為兩個學期：第七學期“英國文學”，第八學期“美國文學”，各36學時，再減去畢業論文寫作，英美文學課程的實際學時往往不足60學時。  #p#分頁標題#e# 二   文學教育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我國高校英語專業英美文學教學面臨的困境實際上是我國高等教育人文教育困境的縮影，誠如張中載教授指出：“當前的外語教育中，功用主義的一邊強調得多，研討得多，而人文主義的一邊聲音微弱。”[5]顯然，高校人文教育改革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解決的。但是，如前所述，由于高師院校的特殊使命，英美文學課程在英語專業人才培養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的成敗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英語專業舉辦的成敗，故而其教學改革顯得格外迫切和必要。不過，本文顯然無法提出一個行之有效的全面解決辦法，譬如辦學觀念轉變、師資力量調整等問題都不是很容易解決的。下面，我們希望從文學經典教學這個視點出發，從教學材料和教學方法兩個方面談談可能改變高師英美文學課程困境的路徑。   提出文學經典問題，表面上是一個課程教學內容或者選材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認為，高師英美文學課程的教學內容主要應該是文學經典。但是，從實質上看，這是一個涉及高師英語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和規格的問題。眾所周知，培養規格和目標主要是通過課程體系設置和教學實踐來完成的。高師院校作為培養教師的搖籃，首要目標就是培養有健全人格、高尚情操和有堅定理想信念、懂得人文關懷的畢業生。而文學經典特有的品質和功能決定了其在這個方面可發揮的作用是其他東西無法替代的。文學經典是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文化資料庫之一，包含了廣博而豐富的文化內容。通過閱讀、理解文學作品，學生可以最直接、最形象、最生動地了解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乃至價值觀念、風土人情。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可以在學習、研讀文學經典中辨識善惡、凈化心靈、體悟人性、塑造自我。美國著名人文主義學者歐文•白璧德在《文學與美國的大學》一書中對美國二十世紀大學的“世俗化”、“專業化”走向表達了強烈的不滿，指出大學的使命在于培育學生的人文精神，而培育人文精神，閱讀文學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他說：“在我們成為一個昆蟲學學者之前，我們必須先學會做人”[6]。   文學經典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美國學者布魯姆曾寫過一本很有影響的書《西方正典》（TheWesternCanon），該書在開篇就說：“經典的原意是指我們的教育機構所遴選的書”[7]。經典在英文中除了Canon這個詞外，還有一個詞Classics。Canon源于希臘語，意思是標準或規則，它后來與基督教經文的確定有關，意思是經過嚴格程序確定的宗教典律。現在我們談論“文學經典”使用Canon這個詞，實際上是在引申意義上而言的。嚴格講，應該叫做ClassicsofLiterature。Classics含義豐富，指古典、典范、一流、優秀、精致、典雅、杰出等，顯然這是對作品的主觀價值評判。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文學經典并不象宗教典律是由某個權威機構（教會）來確定的，而是由出版社、文學史家、批評家、教師、政府以及一代代讀者等多種力量共同決定的。著名學者劉象愚先生認為“經典的形成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并論證了學術大師、出版社機構、教育機構等在經典形成中的重要而獨特的作用[8]。文學經典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其變動性和不確定性，也就是說，沒有哪一部作品是一經產生就自然成為經典，它必然經過一代代接受者的反復闡釋與評判。從理論上看，也沒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被看著是永恒的經典，因為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閱讀需求和審美情趣。譬如在英國，玄學派詩人的作品在十八九世紀都沒有被當著過經典，而到了二十世紀，經過T.S.艾略特的闡釋和舉薦，它卻成為英國文學經典的一部分；而在美國，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的代表A.金斯伯格的《嚎叫》也被認為是反主流文化的，其中關于墮落、頹廢、絕望等情緒的著力渲染也不為主流所接受，只能處于邊緣狀態；但是由于美國六七十年代反主流文化逐漸遍及全國，《嚎叫》被大眾所接受，并與女性作家、少數族裔作家的作品從邊緣走向經典地位。既然如此，我們必須考慮，向學生提供什么樣的文學經典呢？   英國文學研究專家王守仁教授對為英語專業大學生選擇哪些文學經典提出過很好的意見。他認為，有四個方面的作品可以考慮：其一是在智性上有挑戰的，或者說要有“認知”深度的；其二是在審美上有價值的，即構思精巧、獨具匠心、想象豐富、意境優美，語言也有特色的；其三是能給學生帶來審美愉悅的，也就是說，小說講故事要好聽的、好看的；其四是作品的故事也有一定的普適性，具有普遍價值性的[9]。王先生談的是小說經典的選擇，我們認為談得非常切合實際。但是，作為高師院校而言，根本不可能把英語小說經典作為一門課程的全部內容，而只能在“英國文學”、“美國文學”兩門課程共計72學時中考慮英美文學的詩歌、小說、戲劇等體裁的經典作品。因此，受王教授的啟發，結合高師院校實際，我們提出英美文學課程選材（文學經典）的粗略想法，這些“想法”是基于英美文學課程全部學時用于經典作品學習，而文學史作為課外閱讀（輔以教師專題講座/概述）。   第一，總體原則。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慮：其一是少而精的原則，因為課時的限制，英美作品浩如煙海，學生閱讀能力也不夠高，如果我們不加思索地把厚厚的“諾頓文選”搬給學生，其結果不言而喻。“選文”應該控制在15-20篇，力爭每一次課（2學時）能完成一篇，“選文”篇幅不要過長，以短小精悍的詩歌和短篇小說為主，適當選一點長篇小說的片段（可以通過多媒體手段把整體情況介紹給學生）。其二是薄古厚今的原則。由于時間及語言的原因，學生對年代久遠的作品很難產生共鳴，曾有老師把幾周時間花在英國文學源頭《貝爾武甫》上，學生化了很多時間去查閱并不常用的生詞和熟悉已經幾乎廢止的古英語，學習熱情受到影響。故而我們認為，選文重點應該放在19、20世紀。   第二，經典作品的選擇原則。真正被認為是“經典”的英美文學作品也是汗牛充棟，如何遴選呢？其一是代表性，就是要選一個時代、一個流派、一種體裁上被公認為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譬如，從詩歌來看，伊麗莎白時代的莎士比亞，浪漫主義詩歌的華茲華斯，維多利亞時代的丁尼生，現代主義詩歌的艾略特等。其二是豐富性。這一點與上面談到的王教授的“智性上有挑戰的”有點類似，就是選擇的作品內涵要豐富，包括思想內容和敘述方式。其三是普遍性，也就是選文敘述的事情或者談論的話題具有普遍意義，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其四是語言要優美。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的經典性首先決定于語言的優美。這里的“優美”并非僅指文字的華麗，不同的經典作家有不同的文字風格，有的雍容華貴、有的干凈利落、有的精雕細琢、有的豪放飄逸，但是只要能自成一格，都在“優美”之列。#p#分頁標題#e#   三   毫無疑問，對于任何課堂教學而言，選好材料是最重要的一環，英美文學課堂也是如此。但是，僅有好的材料還不夠，真正要讓學生在課程中有收獲，或者說真正要使得英美文學課程在培養合格的中小學師資中擔負起應有的歷史使命，課堂教學是同樣極為重要的一環。那么，如何在課堂上進行文學經典的教學呢？   盡管“教無定法”這一古老的說法也為大多數業界人士所接受，但這并不是說我們在教學中可以完全不講章法。其實，任何一種課程，只要它有具體的教學材料、明確的教學目標、給定的教學時數和教學對象，那么還是有一定的章法可循。拿高師院校的英美文學課程來說，如若我們把其教學內容確定在一定的文學經典篇章，教學目標確定在培養高尚人格和扎實語言功底的中小學師資，那么，我們認為，綜合運用學生中心教學法(student-centeredapproach)和語言型教學法（language-basedapproach），就能收到較好的效果。“學生中心教學法”，早已廣為人知，我們也不必贅言，其核心是課程設計、課堂教學都要以學生為中心。據報載，一位在北京的著名高校讀了三年的學生轉到MIT（麻省理工）后才發現，原來中國的大學是“混”，而美國的大學才真是“讀”，理由是他在中國大學讀書時，老師總是滿堂高談闊論，而學生聽沒聽、懂沒懂并不重要，而美國的情況不一樣。美國老師每上一堂課總有很多的閱讀思考任務。從各種已有的調查報告來看，高校英美文學課程“滿堂灌”的情況不在少數，這其實是很不應該的。因為，從理論上講，由于文學經典的涵容性、豐富性，故而文學課程是最容易發揮學生主體性的課程之一，也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和闡釋能力的有效路徑。關于文學經典的豐富性，文化大家M.韋伯曾這樣說過：“一件真正‘完美’的藝術品，永遠不會被超越，永遠不會過時；每個人對它的評價不一，但誰也不能說，一件藝術完美的作品被另一件同樣‘完美’的作品超越了。”[10]例如，我們講授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著名詩人、文化批評家M.阿諾德的名詩《多弗海灘》（DoverBeach）。在課前，我們設計了這些“背景”問題供學生思考和回答，老師提供參考書目及重要章節：I.WhatresulthasindustrializationbroughttoEngland?II.WhydoesArnoldthinkculturecansaveEngland?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學生就必須去閱讀有關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歷史文化的書籍以及阿諾德本人的著作如《文化與無政府狀態》，而這對于他們正確認識和評價英國工業文明有較大幫助，進而可以糾正部分學生對物質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的無知膜拜。《多弗海灘》是1851年阿諾德帶著新婚妻子短暫游覽多弗海灘時寫下的名篇。詩歌開頭描寫了寧靜而美麗的海邊夜景：月光皎潔，朗照海灘，海風拂煦，空氣新鮮；突然，詩人筆鋒一轉，在古今對照中，對信仰失落的現代文明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曾經，信仰之海也是滿潮，鮮亮的色彩環繞五湖四海；而今，宗教式微，廣漠幽暗的海岸四處都是裸露的卵石，我們身處黑暗的荒原。這個“夢幻般的”世界“表面上那么嶄新、美麗，那么絢爛”，而卻“沒有歡樂、愛情和陽光，也沒有確定，沒有和平，沒有對痛苦的救援”。這是一首極為深刻的哲理詩，也是一首動人的抒情詩。在講解中，我們同樣以問題引入的方式與學生“互動”，幫助學生仔細領悟詩人的人文情懷，激發學生獨立思考：I.Inwhichwaydoesthepoemshowthepoet’scareabouthumanmisery?II.Whatresultdoesthecontrastbetweenthepastandthepresentreveal?III.Howdoesthepoetlookatlove?IV.“Sea”isthecentralimageofthepoem.Trytodescribethefunctionsof“sea”inthepoem.V.Whatlinesarethemostbeautifultoyou?Andwhy?   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討論與解答，學生對于詩人阿諾德的高尚人格一定會更加認同，對其深刻的洞察能力也會肅然起敬，同時也可以讓學生表達個人的審美情趣與文化觀點；因為雖然沉浸于蜜月之中，詩人卻仍然關注人類的不幸命運；雖然現代化的光輝帶給了人類福祉，但是“光輝”的背后卻是令人揪心的“悲鳴”（noteofsadness）。我們提出英美文學經典教學以學生為中心，就是要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參與性，從課堂設計開始，就緊緊圍繞培養學生正確的人生觀、高尚的人格來思考教學方法與過程。   提出英美文學經典教學的語言型教學法（language-basedapproach），是基于兩點考慮：第一是任何偉大的經典的文學作品無疑都是語言文字構成的，要真正懂得文學，離開對語言文字的細膩的把握是不可能的；第二是高師院校英語專業的核心任務是培養優秀的中小學英語師資，優秀的師資必須具備扎實的語言基礎。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英語文學經典是英語語言藝術的結晶，英語豐富的表現力和獨特的魅力在英美作家的作品里得到了最為淋漓盡致的發揮。要真正掌握英語語言，必須閱讀和了解經典的英語文學作品。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我在英國留學時的指導老師，R.卡特教授與C.布魯姆菲特教授主編過一本書《文學與語言教學》（LiteratureandLanguageTeaching）討論文學在languageclassroom（語言教室）的作用。卡特教授說：“文學文本是語言構成的，分析文本的最核心內容就是分析語言構成的模式。”[11]文學教學中的語言型教學法在國內討論并不多，它要回答的是兩個問題：第一是“howwhatissaidissaid”（什么是怎么被說的）；第二是“howmeaningsaremade”（意義是如何產生的），有些人又把這種方法籠統稱為“文體學分析法”。   我們還是以前文提到的《多弗海灘》為例。詩歌開頭描寫優雅靜謐的海邊夜景，詩人除了用“calm”、“full”、“fair”、“tranquil”、“sweet”等語詞描繪一幅美麗的景色外，還在音樂效果上做文章，大量使用長元音和雙音節詞語，輕輕誦讀，能烘托一種安靜、閑適的氛圍。而第六行的“only”是一個轉折詞，詩歌整個基調發生改變，緊接著的6-10行，詩人連續使用了多個單音節短元音，表達一種急促、不安的情緒如“Begin,andcease,andthenbeginagain”。再以詩歌主題和情調而言，從第一節的“bringtheeternalnoteofsadnessin”(帶來永恒的悲涼之聲)開始，悲哀情調貫穿全詩，這在語匯上的表現是第二節的“misery”、第三節的“melancholy”、第四節的“neitherjoy,norlove,norlight……”以及最后部分的“darklingplain”、“confusedalarmsofstruggleandflight”，等等。優秀的文學作品總是在語言上有獨特的地方。無論是T.S.艾略特的“想象的邏輯”，還是海明威的“電報體”，或者是更為極端的E.E.卡明斯的“畫詩”，作家們總是通過對語言的個性化處理達到其特殊的表意目的。通過“語言型教學法”，不僅幫助學生更為透徹地理解文學作品的精髓，深入洞察作品的細膩內涵，還能較為有效地提升學生的語言感知能力，為其打下扎實的英語語言基礎。#p#分頁標題#e#   顯然，我們無法用一篇短文全面描述當今高師院校英美文學課程遭遇的困境，更不可能開出完全解決困境的一劑良藥。但我們希望重提高師英語專業英美文學課程的重要價值，并從文學經典教學切入，提出該課程教學改革和質量提升的一些路徑，藉此表達我們的觀點并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