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發展中的金融法與環境法問題經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批準“，社會發展與法律改革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09年10月17～18日在復旦大學召開。此次會議由復旦大學法學院、復旦大學醫事法中心、復旦大學民商法學科主辦。來自俄羅斯莫斯科大學、德國洪堡大學、英國班戈大學、日本神奈川大學、韓國西江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政法大學的知名教授以及復旦大學部分教師40余人參加了會議。會議收到學術論文30余篇，圍繞“社會發展與法律改革”的主題，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討淪，是一次高層次的學術研討會。   此議題研討由復旦大學法學院楊心宇教授、王全弟教授主持，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吳宏偉教授評議。主要論文包括：   （1）俄羅斯前總理、俄羅斯聯邦審計院秘書長、莫斯科大學國家審計學院院長S．M．沙赫賴（ShakhraySergey）教授作了《國家審計與社會經濟發展的效率》的報告。他認為，國家審計是在有限的社會資源條件下國家優化解決社會經濟任務的工具，它以公民監督國家效率的機制合理取代了幾個世紀以來國家監督個人行為的制度。作為現代社會的監督制度之一，它提出了社會經濟改造中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問題，特別重視分析各種改革與戰略的社會代價。國家審計制度是一項轉向新經濟類型和高水平社會發展的前提手段。   中國學者評論認為，俄羅斯的審計制度對于俄羅斯的反腐敗有重要作用。國家審計制度從學術角度來說是憲政的視角，值得中國學者研究與借鑒。   （2）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系主任A．K．戈利琴科夫(GolichenkovAleksandrKonstantinovich)教授作了《生態立法的新的法律編纂》的報告，介紹了俄羅斯生態立法的主要任務、結構、主要途徑(跨部門的法律編纂)、法律部門的區分與整合(環境保護法與自然資源法區分整合后形成生態法)、法典制定者必須解決的問題，認為生態立法改變了環境保護活動的法律基礎，將會促進向清潔技術轉化并保障國內經濟在高生態標準下進一步增長，促使建立真正的國內生態安全體制。中國學者討論認為，俄羅斯將環境保護法與自然資源法整合為生態法，這種跨部門的綜合性的立法，即社會法的產生，值得我們研究。   （3）英國班戈大學法學院院長德莫特•卡希爾(DermotCahill)教授就其論文《歐盟內歐洲法院在公共采購領域對透明原則的運用》發表了演講，介紹了歐盟在公共采購領域的一些最新發展，歐盟法確立了公共采購領域的透明原則及非歧視原則。歐洲法院（ECJ）的諸多判例已經對27個歐盟成員國不透明的公共采購現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強化了透明原則，產生了擴大適用非歧視和透明度一般原則的結果。英國法院遵循了歐洲法院的司法判例，以致幾乎所有該論文討論的新近案件中，公共機構都被認定為違反了歐盟法律或一般原則。中國學者結合金融危機及中國的政府采購，與克希爾教授探討了多層次的金融監管問題。   （4）復旦大學法學院朱淑娣教授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與金融規制法研究》為題作了演講，以利益平衡為視角，探討了中國金融領域的重大問題。朱教授指出，金融規制法律規范的評價標準主要包括規制發生的正當性、規制的合理限度和規制的法律控制3個方面。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的金融公法   2社會發展與侵權責任法改革   規制主要目標包括：雙向兼顧性目標、利益平衡化目標和全球化貢獻目標。會議還收到復旦大學法學院張建偉教授提交的論文《金融危機的法律思考》，俄羅斯的S．G梅德維杰夫教授提交的論文《俄羅斯聯邦銀行儲蓄保險制度》，探討了相關中、外金融法律問題。此議題的研討由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高富平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法學院段匡教授評議。   主要報告有：   （1）中國民法學會副會長、復旦大學醫事法研究中心、民商法學科負責人劉士國教授作了《中國侵權責任法制定中的爭論問題》的主題發言，向中外學者介紹了中國侵權責任法的立法進程等基本情況，著重對以下幾個立法中的爭論問題及主要意見予以介紹和評述：①侵權責任法調整的社會關系，是否僅規定侵犯民事權利，是否再規定侵犯利益；②關于統一死亡賠償金的規定；③關于要不要規定國家賠償責任；④關于責任能力和行為能力的關系；⑤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責任是否規定礦害等工傷事故責任；⑥樓上拋擲物傷人找不到加害人可否由相鄰人賠償的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劉士國教授認為：①侵權法調整的就是侵犯絕對性民事權利產生的社會關系，法與法律有區別，即使法律沒有規定的權利，也可能存在于社會生活規則中，那就是法律之外的法涉及的權利，反對對利益作出特別規定。②統一死亡賠償金標準是大勢所趨，有利于保護受害人。③主要從性質上說，國家賠償是國家與公民之間的平等關系，就此，侵權責任法應作規定。鑒于國家賠償法是民法的特別法，侵權法僅規定一條就可以了，表明這是侵權責任的一個類型及賠償的性質，具體條文由國家賠償法規定。④采用責任能力規定是正確的和必要的，這涉及侵權法和民法通則相關規定的改革。監護人責任應以被監護人無責任能力為條件，如被監護人有責任能力，被監護人應承擔責任，不能賠償的，由監護人承擔補充責任。前者，是直接責任。侵權法以救濟受害人為主要目的，也有教育、預防的功能，未成年人有過錯，應予批評教育，甚至責令賠禮道歉。⑤侵權法應規定礦害事故的使用人因違反對被用人的安全保障義務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而且不限礦害，凡使用人對被使用人違反安全保障義務均應承擔民事責任。⑥樓上拋擲物傷人找不到加害人不應由相鄰人賠償，法院不宜以共同危險行為或公平責任加以判決。加害人不明，公安機關應予立案偵查。   如仍不能確定加害人，公安部門可會同民政部門，對嚴重受害者實行社會救濟。此外，受害人仍可依醫療保險減輕所支付的醫療支出，保險制度已對此具有救濟功能。   對于中國侵權法的制定，外國專家饒有興趣，就諸多問題與劉士國教授進行了探討。#p#分頁標題#e#   （2）韓國西江大學法學專門大學院長嚴東燮教   授以《韓國制造物責任法》為題，介紹了韓國制造物責任法的概要內容、制定該法以后韓國案例的動向，指出了該法的缺陷，提出了如下修改完善的建議：應對“缺陷推定”作明文規定；《制造物責任法》適用范圍應當包括預售公寓的缺陷責任；應明確規定免責事由“法令制定的標準的遵守”中的“法令”局限為強制性的；法規條文應更明確。   （3）華東政法大學張禮洪教授就其論文《對侵權行為過錯認定標準的新認識》作了報告。他以《阿奎利亞法》中關于過失的原始文獻為基礎，對完善現有的過失判斷標準提出了建議：侵權過失的判斷標準以客觀過錯為基本原則，即過失是對行為人沒有盡一個理性善良的人的義務，預見或者預防自己行為的后果進行的。過失的存在以存在不法行為、侵權行為和損害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為前提。過失概念本身就蘊含了因果關系。過失的存在以行為人是否盡一般人應采取的謹慎義務為標準，但是，還應根據社會的一般認識，以造成損害的危險是否由行為人所知或者被害人是否根據自己的意志將自身處于一個不應處于的危險區域來判斷行為人的過失。   （4）復旦大學民商法學博士生王淑華作了《未登記過戶之機動車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責任主體的確定》的發言，她認為我國《物權法》對機動車的物權變動采用登記對抗主義，機動車所有權自買賣交付時發生移轉，登記過戶僅是買受人據以獲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不屬于物權變動不得對抗的“第三人”范疇。轉讓交付但未辦理登記過戶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損害的，應由對機動車享有運營支配權和運營利益的機動車實際所有人承擔賠償責任，登記的所有人一般不承擔賠償責任，除非其對于交通事故的發生具有過錯構成侵權行為。會議還收到復旦大學民商法學博士生王康提交的論文《機動車交通事故共同侵權損害賠償中的保險責任研究》。   3社會發展中的醫事法律問題   此議題的研討由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韓長印教授主持，復旦大學王全弟教授評議。主要報告有：   （1）日本神奈川大學法科大學院森田明教授作了《日本醫療訴訟與醫療的法制度的動向》的報告。   通過一些具體的案例，介紹了日本國內患者權利運動的發展、重大醫療事故訴訟持續增加的特點以及最新的法律制度的施行：產科醫療補償制度、對因出生時的原因造成的腦性麻痹患兒的無過失補償制度、醫藥品副作用受害人的無過失補償制度及預防接種被害人的補償制度。   （2）復旦大學法學院姚軍副教授作了《醫療事故侵權責任范圍的正確確定》的演講，他提出，作為法治社會核心價值的社會公平的核心內容，要求行為(或責任)人對己方行為及其不良后果承擔(法律)責任(即法律上對己不利的后果)。在具體承擔法律責任時，它又意味著責任人僅對由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擔責任，而不應對超出該不良后果部分負責；同理，基于該核心價值(也是諸法的基本原則)，醫療事故的責任人也只應對其行為所造成的后果承擔侵權(賠償)責任，立法即司法上不應強迫其承擔超出該后果的責任。   （3）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滿洪杰從比較法的角度進行了《人體試驗侵權責任研究》的發言，建議我國應當構建獨立于醫療過失責任的人體試驗侵權責任制度。人體試驗侵權責任應適用過錯責任原則，但可以在對過錯的舉證上采取舉證責任倒置。在因果關系問題上，應當采取相當因果關系、倒置。在因果關系問題上，應當采取相當因果關系、疫學原理因果關系以及因果關系推定理論來進行綜合判斷。   （4）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李燕以《雙性兒童性別確定的法律問題探究》為題，提出雙性兒童并不是不正常的，當前醫學界普遍施行的、經父母知情同意而為雙性兒童確定性別的性別再造手術，并不符合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性別確定應是兒童自己的憲法權利，父母對子女性別再造手術的知情同意權與雙性兒童自己的憲法基本權利相沖突。法律應承認男女二元性別體系外的第三種性別，雙性兒童的性別確定應待其長大后自己決定。   韓長印教授評議認為，醫事法的研究提醒學者注意到平時不為大眾所關注的處于弱勢群體的少數人的權利，也提醒學者們思考我們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法論問題。由于醫事法內容的中外共同性，中外學者就醫療過失認定、損害賠償、醫療訴訟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4社會發展中的其他民商法律問題   此議題的研討由人民大學法學院吳宏偉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段匡教授評議。主要論文有：   （1）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法學院萊因哈德•辛格(ReinhardSinger)教授作了《變遷中的民法典的社會模型》的報告，介紹了社會模型的概念和它作為法律發展因素的功能、在19世紀私法秩序的社會模型的發展以及德國民法典的社會模型的變遷，提出了現代私法中的民主化和社會國家化、告別契約法中形式自由倫理模式，強調程序的和實質的合同正義，強調了民法的社會責任。   （2）復旦大學法學院王全弟教授所作報告《兩岸擔保物權比較研究論綱》，就如何確立保證債權獲得完全清償的制度，比較了2007年3月中國大陸《物權法》與臺灣地區在2007年3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的擔保物權修正草案，在擔保物權的追及力、擔保物權的實行期間、抵押權順位、動產抵押、最高限額抵押、權利質權和商事留置權7個方面對大陸地區和臺灣地區的物權制度進行了比較分析，提出有利于兩岸發展及法律相互借鑒與完善的建議。   （3）復旦大學法學院胡鴻高教授作了《中國企業并購及其法律改革》的報告，介紹了中國企業并購及其法治演進歷程與特點、中國企業并購的模式、企業并購突出問題與法律改革。胡教授呼吁，企業并購，不僅應當有利于國家安全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而且要實行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加強信息披露法制，增加透明度，保障中小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還應當特別關注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在企業并購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益，保護環境、防治污染，發展社會保障公益事業，建設和諧社區與社會。目前當務之急，在于通過法律改革，明確企業社會責任的范圍和實現機制，倡導和激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p#分頁標題#e#   （4）復旦大學法學院何力教授作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法律問題及對策》的演講，指出中國的資源特需改變了世界資源供求格局，闡述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進展，分析了經濟主權和資源主權成為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法律障礙，分析了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的環境法和政治動亂問題，最后就中國海外資源投資保護的法律對策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5）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蓋威作了《社會組織在我國協商治理模式中的地位與功能》的論文發言，建議進一步完善立法、修定民法通則、明確規定社會團體法人和非法人團體，盡快制定社團法、修改現行特別法增加法律責任的規定，進一步扶持社會組織的建設和發展，淡化一些社會組織的行政色彩，轉變政府中心主義治國理念，確立以民為本、以市民社會和市民組織活動為導向的治國之策，進一步完善協商治理機制。   （6）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法學院托馬斯•萊塞爾(ThomasRaiser)教授作了《合同與合同法》的報告，俄羅斯A.Sherstobitov教授向會議提交了《關于俄羅斯聯邦民事立法修訂的構想》的論文，復旦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生韓偉、王森波分別提交了論文《斯多葛派的倫理哲學與羅馬法的轉型》、《必亦正名乎?———美國加州同性婚姻立法風波透析》。

摘要:通過中國知網查閱《中國衛生法制》近10年來的電子期刊，刨除期刊中簡訊等相關不屬于學術論文部分，共刊發學術論文1111篇。查閱這些文章中有無中醫、中藥、中醫藥相關法律研究等信息，結果顯示共有44篇，總體占比為3．96％，占比較小。據此得出今后要加強中醫藥相關法律制度、法律規范、法律保護等方面的研究，為我國中醫藥事業的快速發展提供重要保障。

關鍵詞:《中國衛生法制》；中醫藥；衛生法律；中醫藥法律

中醫藥作為中華民族的瑰寶，在疫情防控、疾病治療期間發揮了巨大作用，也引起了我國社會各界對中醫藥發展的關注，中醫藥行業迎來重要發展契機。國務院于2009年5月7日頒布的《關于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了“研究制訂中醫藥傳統知識保護名錄，逐步建立中醫藥傳統知識專門保護制度”［1］。《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2016－2030年）》曾指出“以提高中醫藥發展水平為中心，以完善符合中醫藥特點的管理體制和政策機制為重點，以增進和維護人民群眾健康為目標，拓展中醫藥服務領域，促進中西醫結合，統籌推進中醫藥事業振興發展”。《中醫藥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國家鼓勵科研機構、高等學校、醫療機構和藥品生產企業等，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和傳統中醫藥研究方法，開展中醫藥科學研究，加強中西醫結合研究，促進中醫藥理論和技術方法的繼承和創新”。可見加強中醫藥行業迎來重要發展機遇的同時，其相關法律的研究勢在必行。《中國衛生法制》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管，集學術性與實用性為一體，研究衛生法和衛生法學理論，探討衛生法制工作的規律和發展方向，介紹國內外衛生法制建設動態和衛生法學研究成果，交流地方衛生法和執法經驗，普及衛生法律知識等的中文學術期刊，在相關衛生法律研究領域中具有代表意義。本文通過分析《中國衛生法制》近10年來中醫藥相關法律研究情況，并根據其結果指出我國近年中醫藥相關法律的研究狀況，以期為中醫藥相關法律的發展提供建議。

一、對象與方法

（一）對象。以《中國衛生法制》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所刊發的中醫藥法律相關的44篇學術論文（不包括簡訊、文摘與信息等）為研究對象，對其數量、作者單位、基金項目、被引情況逐條記錄，進行統計分析。

（二）方法。在參考相關文獻的研究方法基礎上［2］，通過查閱《中國衛生法制》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所刊發的1111篇學術論文，仔細查看有無中醫、中醫、中醫藥相關信息，并將登記數據分類輸入Excel進行統計處理。

二、結果

一、我國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誕生期

綜觀整個80年代，我國對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從對蘇聯相關文獻的翻譯，開始有了初步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繼續深入介紹研究國外青少年法制教育舉措，重點反映國外(主要是蘇聯)對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視，希望我國也予以重視。第二，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展，從單純重視對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拓展到法制教育與預防青少年犯罪之間的關系研究，并提出要加強對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協調好道德教育與法制教育之間的關系，強調預防青少年犯罪是全社會的責任。此外，除了研究領域的拓展外，也有人提出拓展對青少年進行法制教育的場所與方式。第三，明確提出對青少年進行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客觀地說，20世紀80年代是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起步期和誕生期，出現了青少年法制教育方面的研究論文，相關研究成果涉及的面比較廣泛，有突出青少年法制教育重要性的，有域外借鑒的，有拓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場所和方式的。這個時期的研究基本上奠定了未來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研究基礎和發展方向，是我國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誕生期。不過由于當時整個國家尚處于法制的初創階段，相關研究還比較少，研究的水平深度還不足，有待進一步發展。

二、我國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發展期

進入90年代，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相關研究有了進一步發展，其中明顯的表現就是研究成果比80年代有了一定的增加。當然這只是表面的，深入的分析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筆者發現圍繞青少年法制教育這一主題的研究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方面是理論水平的進一步加深，呈現出從多維度、多視角研究這一問題的趨勢;另一方面表現在實證研究的出現，開始出現了以某一地區為代表的研究成果。具體來說，在理論研究方面的深入主要表現在:第一，對青少年違法犯罪高發現象進行了反思，認為學校教育存在失衡，學校之外大環境惡劣，家庭教育不當是開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障礙。提出了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對策，用立法的形式保障青少年學習法律常識，實行多種形式的教育方法，加強綜合治理。第二，法制教育是青少年行為規范教育的必然選擇，而法制教育過程中還存在很多問題，最主要的問題在政府，并提出了政府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的對策性建議，即以學校為中心，依托社區，包括邊緣青少年，進行規范性教育，構筑法制教育的管理體系。第三，青少年法制教育存在法制教育目的偏差、流于形式化、過分依賴學校、農村青少年法制教育落后等亟待解決的問題。第四，首次出現了對鄧小平法制教育思想的研究，認為加強法制根本在于教育人，重點是領導干部思想覺悟，目標是使全體公民知法、懂法、守法和護法。在具體的工作中，要切實培養青少年的公民意識，樹立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培養自覺維護社會秩序、校園秩序的觀念;學習市場經濟的法律知識。第五，在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思路方面也出現了專門的文章討論。在實證研究方面表現在:第一，結合具體地區的案例型研究。青少年法制教育伴隨著上海社區化的過程，上海市通過積極探索社區化的過程，努力開展針對青少年進行社區化法制教育的實踐，利用華東政法大學等研究優勢資源，推進這一工作的開展。第二，結合具體地區的調查型研究。共青團河北省委的工作人員赴滄州、衡水等地進行了專門調研，在調查的基礎上進行了分析，認為一方面青少年法制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另一方面由于青少年法制教育尚處于探索階段，還有一些問題，有待完善。并分析了青少年法制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剖析了相關原因。最后結合法制教育的相關特點，提出了一些建議。這些實證研究在當時應當說是有一定的進步意義，許多問題與建議都是建立在調查的基礎之上，比較有說服力。不過對于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整體判斷不甚準確。此外，媒體對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報道與宣傳在這一時期開始出現，報道內容簡單通俗，易于理解，對青少年法制教育走進普通人的視野中、引起大家的重視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其中，采訪相關專業的專家也成為一種凸顯青少年法制教育重要性的形式。

三、我國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的繁榮期

進入21世紀，青少年法制教育相關研究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研究呈現出多層次，多視角，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研究成果豐碩，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有體現。這一時期，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進入繁榮期，表現是多方面的。

(一)專門以青少年、青年群體為研究中心的學術期刊的繁榮

【摘要】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人們的生活水平也隨之提高，無論是生活、學習、工作都利用了互聯網的便利條件，但互聯網時代為我們帶來方便的同時也使我們的個人信息安全受到了威脅，所以政府也提高了對互聯網時代法律的保護力度，那么在互聯網時代傳統的法律保護手段已經跟不上時代的潮流，法律保護措施也需要融入互聯網思維，這樣才能有效提高對個人信息的保護力度。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推動了立法思維的提升，受互聯網時代信息開放性的影響人們的財產安全很容易受到威脅，個人信息泄漏事件也時有發生，想要有效改善互聯網背景下個人信息安全問題，在加強法律管理的同時也要加大治理力度，提高法律制度下對個人信息的保護能力。

【關鍵詞】互聯網+;個人信息;信息安全;相關法律

引言:

互聯網+背景下人們的個人信息安全受到了網絡不安全因素的影響，個人信息是指自身的姓名、指紋、卡號、手機號、身份證號等重要的能夠被識別的個人身份證件和信息，當這樣的個人信息被泄漏不但會威脅到財產安全對我們的人身安全也存在著威脅，所以法律所設定的相關條例如:《網絡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都是為了加強我們個人信息的保護，但是當前互聯網+背景下個人信息安全保護的法律措施也存在著很多不足之處，還需要不斷的去修訂去完善，來適應互聯網背景下信息化思維的管理體制，一下本文將針對互聯網+”背景下個人信息安全的相關法律進行探討，有效改善互聯網背景下的不安全因素，加強對個人信息安全的法律監管和治理。

1．互聯網+”背景下個人信息安全保護現狀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網絡也成為了人們生活和學習的重要載體，但是網絡環境下信息技術的發展存在很多的技術隱患，對于用戶的個人信息無法進行數據化的安全防護。個人信息的泄漏會導致個人安全無法得到保障、財產安全也會收到威脅，所以在網絡安全隱患的刺激下我國也頒布了相應的法律保護措施來維護我國人民的個人信息安全。網絡數據化發展下出現了以盜取個人信息的網絡犯罪群體，這影響了網絡環境也影響了用戶的個人權益，為我國的立法工作增添了難度。

2．互聯網+”背景下個人信息安全保護問題

摘要：大數據時代背景下，個人信息已成為一種越來越受人重視的社會資源，頻繁發生的數據泄露和網絡安全事件使得個人信息的法律保護更加緊迫和必要。我國現有的法律規定對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尚有不足之處，在行政法層面仍面臨著諸多困境：個人信息保護的立法不夠完善；個人信息處理的主體缺少監管；行政監督和救濟制度不健全等。本文旨在分析我國行政法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存在的問題，與域外的個人信息保護經驗相對比，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個人信息行政法保護路徑，使公民的個人信息安全得到更全面、有效的保障。

關鍵詞：個人信息；行政法；保護；路徑探索

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的法律保護成為各國面臨的重要問題。在我國，私法領域的保護較為被動，且規制的范圍主要是針對營利性主體和非政府機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而公法領域的刑法所要求的條件較高，一般的侵害個人信息的違法行為在未達到犯罪標準的情況下，無法運用刑法進行懲罰。而從行政法層面加強對個人信息保護具有更高的嚴密性，行政法可以明確具體地規定個人信息的請求更正權和救濟權，規制范圍更具有針對性。因此，對國外先進的行政法保護經驗進行對比分析，提出對我國更具有針對性和適用性的行政保護策略具有較為現實的意義。

1個人信息概述

1.1個人信息的概念界定

我國沒有個人信息方面的專門立法，對個人信息的概念尚未統一，根據學術界的學者們關于個人信息的內容達成的基本共識，個人信息可以被界定為“以直接或間接的手段獲取的足以識別特定自然人的受法律保護的信息，范圍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號、工作、教育、財務、健康狀況以及其他具有個人指向性的信息”。

1.2個人信息的特征

摘要：

當前，智能設備逐漸深入，互聯網技術不斷發展，因特網已經逐漸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成為我們生活的便捷助手。社交網絡就是通過互聯網將全球的個人聯系在一起，組建一個開放性的社交平臺。社交網絡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朋友之間的友誼，與此同時，社交網絡中用戶個人信息的安全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成為影響互聯網發展的一道屏障，為了保護社交網絡中用戶個人信息安全，本文通過對當前社交網絡個人信息安全現狀進行分析，對當前一些較為流行的互聯網保護措施進行研究，并提出一些保護用戶個人信息安全的措施。

關鍵詞：

社交網絡；隱私保護；個人信息安全；信息安全舉措

引言

社交網絡平臺是互聯網應用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隨著當前科技的發展，移動互聯終端迅速普及，智能手機、移動電腦等設備充實人們的生活。社交平臺為社會上的個人創建了一個平臺，在這個平臺上，用戶可以逐漸發展自己的人脈關系，擴充自己的人脈網絡，尋找曾經的朋友；用戶還可以通過這個平臺分享自己的照片等；還有就是近兩年逐漸流行的朋友圈之間互發紅包等等，通過該平臺逐漸拉近了朋友間的友誼。但是，分享的同時，個人信息也被上傳到網絡平臺，成為一些不法分子注意的對象，近年來，網絡犯罪的比例日益變大，社交網絡中個人信息安全的保護迫在眉睫。

一、社交網絡安全性分析

摘要：當前，農村環境污染呈現面源污染和點源污染彼此疊加、工業污染與農業污染相互共存的特征，影響了農村各種生產要素的作用發揮，因而必須加強農村環境污染的治理工作，這也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基礎。實踐證明，單純依靠行政手段來解決農村環境污染問題，對農民的環境權益的保護不具可持續性，亟需構建適應農村現實情況的法律制度，從而促進農村社會的和諧發展。

關鍵詞：農村環境污染治理；公益訴訟；法律援助；排污權

近些年來，我國環境污染治理工作的重點傾向于城市，忽視了生活在廣袤農村地區的廣大農民的環境權益。農民作為環境弱勢群體，其環境安全正不斷遭受著各種顯性和隱性的威脅，這明顯有違權益公平的原則，究其原因在于農村環境保護法律制度的缺失。我國憲法的第26條將環境保護和防止污染上升到國家基本國策的高度，規定國家和各級人民政府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實行環境保護，且《環境保護法》中第16條至第23條也明確規定了各級人民政府要對自己管轄范圍內的環境質量負責。然而從實踐效果來看，將這些法律條文用于解決城市環境污染問題行之有效，但對于農村環境治理而言適用性不強，導致農村環境保護工作一直處于法律邊緣化狀態。因此，必須從根本上解決當前農村面臨的環境治理困境，建立起適合農村特點的《農村環境保護法》，以此作為我國農村環境保護和治理的基本法規，實現有法可依、違法必究，但本文認為在目前的立法過渡時期，面對嚴峻的農村環境問題采取一些有效的法律手段十分必要，進而為《農村環境保護法》的制定提供實踐依據。

一、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

環境公益訴訟是指當行政機關、企業組織或個人存在行政不作為或者違法行為，使得環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時，公民為了維護環境公益擁有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權力。然而，在2013年出臺的新《民事訴訟法》中，將原告資格限定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公民“個人”則被排除在外。同時，在農村環境公益訴訟中，由于面對著不菲的訴訟成本問題，且環境訴訟案件的審理目前尚處于探索階段，訴訟費用的承擔和分擔問題尚無定論，導致很多環境訴訟案件最終不了了之。另外，農村環境污染治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為對農村環境造成侵害的責任主體相對多元化，如造成農村河流污染的源頭可能來自于企業的工業廢水亦或農民的生活污水，或者兼而有之，證據的缺乏很容易導致真正的制污者最終逃脫法律的追究。因此，首先要拓寬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范圍。環境污染具有潛伏周期長、危害面積廣的特點，生活在鄉村中的農民對此自然是有深刻的感受，他們提起環境公益訴訟也是公民履行法定權利的應有之義。因此，我國法律有必要拓寬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的原告范圍，應囊括國家機關、社會團體、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使農民成為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提升他們參與農村環境保護的積極性；其次，降低原告的訴訟成本。訴訟成本過高往往會成為環境公益訴訟的最大障礙，導致很多案件最終選擇了息事寧人。因此，降低原告的訴訟成本很有必要，政府應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基金，并制訂配套的基金管理辦法，以支持農民發起環境公益訴訟，保障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功能的有效發揮；最后，完善環境公益訴訟證據制度。在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中，如果原告因為技術原因及經濟原因等無法收集到足夠的證據，法院可以對原告的申請進行審查，對符合條件的簽發具有法律效力的證據收集令，規定相關的企業、法人、公民及其它社會組織有責任如實地提供相關的證據資料，如拒不配合則可依法追究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應該注意的是，要對證據收集的主體、客體、范圍和程序等做出明確的規定，以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二、建立環境法律援助制度

目前，我國農民已成為環境糾紛中的弱勢群體，無法保障自己在健康、安全和舒適的環境中生產和生活，在與強勢的排污者進行協商和談判的過程中處于劣勢，同時相較于城市居民而言，在環境保護資源供給不足的同時也阻止不了城市的污染轉移。加之現行的環境保護法律在保障農民環境權益方面還十分薄弱，導致他們在法律活動中處于非常不利的局面。總體而言，環境保護法律具有明顯的城市中心主義特征，不能充分反映農村和農民對環境污染控制及生態保護的要求，在基于環境公平和環境正義的前提下，迫切需要借助法律援助手段來滿足廣大農民在環境污染中的利益訴求，這也是建立法治社會與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目前尚處于起步和探索階段，導致環境法律援助工作進展緩慢。因此，首先要制定專門的《法律援助法》。為了確保農村法律援助制度的順利執行，應制定《法律援助法》并在其中以條文形式對農村法律援助的對象范圍、援助程序和資金使用等進行規范；其次，設立專門的農村法律援助機構。可以建立農民法律援助中心等類似援助機構，并規定其援助范圍應包含農民的環境權益保護，通過為農民提供法律咨詢和文書等服務，引導和幫助農民依法維權；再次，設立環境法律援助基金。環境法律援助基金的來源以政府財政撥款為主，同時通過輿論引導等手段吸引社會捐贈，進而拓寬資金的來源渠道，減輕農村法律救助機構的經營壓力；最后，強化合作意識。農村法律援助機構應與工會、律師事務所、公證處、基層法律服務所等相關組織進行密切合作，進而減輕工作量、擴大覆蓋面，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順利開展。

摘要：走生態文明發展之路，已是當今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必然選擇，這意味著我國將需要大量的適應生態文明社會的新型法律人才，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課程的發展有很大上升空間。文章以生態文明社會新型法律人才需求為導向，以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課程為載體，以“參與式教學”為突破口，改革教學模式、優化教學內容，以提高課堂教學質量為核心，立足于民辦高校教學實踐進行研究。

關鍵詞：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

我國高等法學教育旨在培養具有系統的法律專業知識、實踐技能和創新能力的現代法律人才。教育部《關于進一步深化本科教學改革全面提高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07〕2號，提出深化教學內容改革，建立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課程體系。要堅持知識、能力和素質協調發展，繼續深化人才培養模式、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實現從注重知識傳授向更加重視能力和素質培養的轉變。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的需要，及時更新教學內容，將新知識、新理論和新技術充實到教學內容中，為學生提供符合時代需要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要大力推進教學方法的改革，提倡啟發式教學，注重因材施教。由于我國傳統法學教學教育重理論、輕實踐，不利于學生法學創新能力的培養，已經不能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因此，改革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育，以適應生態文明建設人才培養的需求乃大勢所趨，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育的改革應當以培養生態文明法律新型人才為目標，為我國創建生態文明社會目標奠定基礎。

一、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模式反思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是一門新興學科，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自1997年被列為法學二級學科以來，已有二十年，教育部于2007年將“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增列為法學核心課程。“生態文明”寫入黨的十七大報告，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在提高大學生環境保護意識、樹立環境法治理念、普及環境科學知識等方面的作用是其他部門法無可比擬、也無法替代的。目前我國環境立法、環境執法、環境司法方面處于蓬勃發展時期，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研究亦是近年來法學界最為活躍的領域之一，處于蒸蒸日上的時期。生態文明建設不僅為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帶來新的契機，也為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戰，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教學改革勢在必行。三江學院法律與知識產權學院為本科生獨立開設2個學分32個課時的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選修課。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是一門邊緣學科，它的許多原則、制度和專業術語與憲法、法理、民商法、行政法、經濟法、刑法、訴訟法、國際法等多個法學學科緊密聯系，其內容更體現出與環境倫理學、環境經濟學、環境社會學、環境生態學等多個跨一級學科的交叉制式。與傳統部門法相比，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這門課程本身的理論性并不是很強，但是該課程呈現出整體的理論體系比較分散的特點。筆者從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教學多年，深知傳統教學方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在法學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時它也存在著諸多弊端：

（一）講授式教學法

如果僅僅單一的講授式教學法，學生對知識的了解限于教材和教師的灌輸，對知識點的掌握靠強行記憶，會導致缺乏學習熱情，不利于提高教學效果，無法達到對學生解決實際環境糾紛能力的培養。如何對現有講授式教學方法進行改革，是法學教育尤其是在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這樣一門具有強烈專業特色的學科教學中的瓶頸。法律本身就是一門實踐性、應用性很強的學科，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誕生和發展的歷史表明其是作為解決社會問題之利劍應運而生，是實踐推動著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的建立和完善，其實踐性、應用性更加明顯，且環境要素本身體現出高度的社會性，是社會的整體利益和價值追求，此外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特殊性意味著其必須反映自然科學規律，在理念上吸收環境科學的研究成果，通過技術規范和標準發展出相應的法律規范即較強的技術性。因此從根本上說，對環境與資源保護法的深入理解和靈活運用，對環境立法、環境執法、環境司法狀況的了解，是單一的教師中心型教學方法無法完成的。加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內容較為龐雜、課時較少，若教師細致講解，會導致填鴨式教學，反而影響教學效果，若教師不講，會導致學生只能了解教材上的知識，所學有限視野狹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