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

比較文學是對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文學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以及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和其他意識形態的相互關系的比較研究的文藝學分支。它包括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它興起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歐洲。比較文學一詞最早出現于法國學者諾埃爾和拉普拉斯合編的《比較文學教程》(1816)中,但該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與理論。使這一術語得以流行的,是法國文學批評家、巴黎大學教授維爾曼(1790~1870)。1827年他在講授中世紀和18世紀法國文學課時,曾幾次使用“比較文學”和“比較分析”等術語,兩年以后他將題名為《18世紀法國文學綜覽》的講稿出版。1865年后,“比較文學”作為專門術語而被普遍接受。然而,較之于國際問話視野下成立的民族文學、國別文學、總體文學與世界文學這四個學科概念,也較之于在本土民族文化視野下成立的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當代文學這三個學科概念,比較文學的確是一個在字面上易于引起誤讀而產生爭議的學科概念。(楊乃橋,2005:56)從漢語層面上對于比較文學的“比較”通常會產生兩種誤讀。一種誤讀是把“比較文學”一詞看作是偏正短語;“比較”是形容詞,“文學”是名詞。這樣“比較文學”從字面上誤讀為“比較的文學”;另一種誤讀是把“比較文學”看成是動賓短語;“比較”被釋義為動詞作謂語,“文學”則是名詞作賓語。這時“比較文學”就被誤讀為“對文學的比較”。

以上兩種誤讀都會使我們把比較文學誤讀為文學比較。這對比較文學這一學科的規范性發展和研究都有著極大負面影響。例如:把表面上看來具有相似性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等進行類比,就是我們常說的把兩張皮生硬的貼在一起進行簡單的膚淺的比附。那么什么是比較文學,從比較文學的發展史來看,在不同時期不同的學派給了它不同定義。主要有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和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法國是比較文學的創生地,法國學派在哲學上崇尚唯事實主義、唯科學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因此偏重從文學史的角度給比較文學下定義。較早給出比較文學定義的學者是梵•第根。他在其《文學比較論》中為比較文學作了描述性的定義。他認為比較文學基于來源不同事實的采納,在方法上要求比較文學必須是在文獻學與考據學的實證主義基礎上展開,拒斥沒有事實聯系的純粹的美學評價,比較文學研究是跨兩種以上語言,研究文學現象的共同性和差異性的影響研究。而美國學派推崇的則是平行研究,1962年美國學界出版了第一部比較文學論文集《比較文學的方法和觀點》,該論文集載有美國印地安納大學教授亨利•雷馬克《比較文學的定義與公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雷馬克在這篇文章中闡明了美國學派的觀點,對比較文學給出了自己的定義:比較文學是超出一特定國家界限的文學研究,也是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的研究,這些知識和信仰領域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塑、建筑、音樂)、哲學、理事、社會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簡而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楊乃橋,2005:70)如果說法國學派及影響研究注重考察各種文學現象的實證關系,那么美國學派及平行研究強調的則是沒有明確的淵源關系的文學、文化現象之間的研究。(楊乃橋,2005:181)隨著比較文學的發展,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都已歸屬于比較文學下的兩種研究方法。

翻譯研究

翻譯研究從翻譯的發展史上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以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轉向”為分水嶺,在此之前翻譯研究主要是從語言學的角度對譯本本身進行研究。注重“語義結構,內容選擇和組織的方式”,“詳細分析修辭手法,權衡和比較修辭價值”,強調意義的構成特征和語言結構,力圖制定對等轉換的規則。但隨著20世紀80年代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翻譯研究不僅僅只局限于對譯本本身的文本內研究,同時還把目光投射到了譯作的發起者(即組織或提議翻譯某部作品的個人或群體)、翻譯文本的操作者(譯者)和接受者(此處的接受者不光指的是譯文的讀者,還有整個譯語文化的接受環境)身上。它借鑒了接受美學、讀者反應等理論,跳出了對譯文與原文之間一般字面上的忠實與否之類問題的考察,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譯作在新的文化語境里的傳播與接受,注意到了翻譯作為一種跨文化傳遞行為的最終目的和效果,還注意到了譯者在這整個翻譯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等等。這無疑是翻譯研究的一大深化和進展,大大拓展了我們翻譯研究的視野。正如當代西方學者謝莉•西蒙所指出的:“八十年代以來,翻譯研究中最激動人心的一些進展屬于被稱為‘文化轉向’的一部分。轉向文化意味著翻譯研究增添了一個重要的維度。

不是去問那個一直困擾翻譯理論家的傳統問題———‘我們應該怎樣去翻譯?什么是正確的翻譯?’(Howshouldwetranslate,whatisacorrecttranslation?)———而是把重點放在了一種描述性的方法上:‘譯本在做什么?它們怎樣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響?’(Whatdotranslationsdo,howdotheycirculateintheworldande-licitresponse?)……這種轉向使我們理解到翻譯與其他交流方式之間存在著有機的聯系,并視翻譯為寫作實踐,貫穿所有文化表現的種種張力盡在其中。”翻譯研究從文化層面上對翻譯進行整體性的思考,諸如共同的規則、讀者的期待、時代的語碼,探討翻譯與譯入語社會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的關系,運用新的文化理論對翻譯進行新的闡述,等等,這是當前西方翻譯研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個發展趨勢。在這種情況下,翻譯不再被看作是一種簡單的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行為,而是譯入語社會中的一種獨特的政治行為、文化行為、文學行為,而譯本則是譯者在譯入語社會中的諸多因素作用下的結果,在譯入語社會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翻譯說到底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我們今天所提出的翻譯的概念,已經不僅僅是從一種語言轉變成另外一種語言的純技術形式的翻譯,而是從一種形式轉化成另外一種形式,從一種文化轉化為另外一種文化,它是通過語言作為媒介而實現的。任何跨越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研究都是一種翻譯。這樣看來,翻譯實際上也變成了一種文化傳播和文化闡釋,特別是文學作品。#p#分頁標題#e#

翻譯研究與比較文學

國際民間敘事研究學會第12次大會于1998年7月26一31日在德國中部古城哥廷根召開，各國學者228人與會。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民間敘事的流傳問題。   具體的參考題有:①民間敘事的未來，②民間敘事在日常大眾傳媒中，③民間敘事傳播和性別的關系，④跨文化的流傳，⑤民間故事傳播和報紙、刊物、出版物，⑥民間敘事研究和精神智力。   民間敘事包括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童話、離言、笑話、敘事詩等口頭文學作品，但也有諺語、民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實際上囊括了整個民間文學。民間文學是一種口語文學，一種活的文學，有表演性、變異性、實用性、即興創作和立體性等特點。它與作家書本文學不同，是民眾的口頭集體創作，在人民生括中有實際的功能，并不斷變異。此次大會以“流傳”為中心，正是掌握了民間文學的立體性特點。它突破了以往歷屆大會以作品文本的分析和比較研究為主的格局，而著重研究民間文學的活的生態及其發展前途、流傳方式等問題。   1民間敘事的發展前景   西方由于在現代化過程中生活方式急劇變化，傳統民間故事受到很大沖擊。有學者認為民間敘事只屬于過去，現已逐漸走向消亡。而中國卻不同，我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吸取了西方的教訓，不僅注意收集、保存并精選出版傳統故事，還特別注意發展新故事。在工作中充分發揮故事的娛樂功能和教育作用，有故事員、評書評話藝人在茶館、會場、廣播電臺、電視臺表演故事與評書(長篇故事)，在報紙刊物上經常發表故事作品，有不少專門的故事刊物，很受歡迎，如上海的《故事會》每期發行400多萬份，為全國文學期刊發行量之最。故事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   保加利亞學者科西娃的論文《新世紀的故事前景》，匈牙利學者沃以特的論文《在現實的民間敘事的前面，有黑暗的前景嗎?》就前景問題進行了研究。后者認為，如果不及時做工作、采取各種積極的措施而任其自生自滅，民間敘事是有可能消亡的。這一帶有預言性的替告，使各國學者對中國的經驗更加重視。   喀麥隆學者蒙委一桑巴的論文《民間敘事研究在莫屬喀麥隆教育系統中的未來》就民間故事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研究。許多學者認為傳統民間故事在現代社會中仍然有生命力，應該引起重視。美國學者麥卡錫•巴拿的論文“美國童話—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的舊故事”，麥克安德路斯的論文《美國西部牛仔女的幽默和形象的前景》，皆對此予以關注。   阿根廷學者布來奇在論文“軼事作為新聞中的一種社會和文化背景的象征表達方式”中說明了古老傳說在現實政治生活中仍發揮著實際的作用。   美國學者巴奇隆就法國1697年記錄的門米。道內斯故事與今天的情況，說明這些故事是民眾精神的文學表現。   印度學者卡洛斯在《格林童話在印度故事中的處境》中，調查了格林童話在口述流傳中發生變異的情況。   美國學者康瑞德在論文《追蹤吃人魔:變相的政治》中，說明童話中的幻想形象—吃人的魔鬼，曾是政治斗爭的一種象征，其作用至今仍未消失。   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波雅林在論文《故事與猶太法學權威的確立》中，說明故事傳說在猶太社會生活中所起的重要輿論作用。芬蘭學者波力金好衣的《法庭上的故事—1871年一個屠夫的情況》反映出故事在法庭審判中的作用，為故事的社會功能提供了一個歷史的證據。英國學者拜倫在《愛爾蘭人存在的重要性》中說明傳說故事在各國的愛爾蘭移民中作為民族文化衛道者的重要功能。   美國學者阿里在《故事為兒童維護正義和道德》也具體論述了故事的社會功能，正是這種社會功能使故事始終活在人民之中，充滿了生命力。有些學者還研究了故事的預兆作用。如瑞典約翰生《預兆和學問的積極探究》，芬蘭學者凱沃拉的《述夢:夢的故事作為未來的鑰匙》等。   芬蘭學者賈威林的《襲讀公墓的卡累里亞民間故事—道德行為的民間概念》一文通過民間故事研究民眾的道德觀念。   娜威學者普列明格的《歷史回憶和民族精神!》，美國學者繆連的《種族和人種史的寓言》探討種族歷史的敘述代代相傳至今的情況。以色列學者海山—羅肯的《墨守本文的人民:民間敘事出版物與以色列現代國家一體化》，非洲尼日利亞學者奧拉瓦勒的《一個跨文化的傳播:(松迪亞塔)史詩和西非一體化》等文，都說明民間敘事經長期流傳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在國家、民族與地區團結、統一事業中具有重大作用。故事的社會作用是多方面的，在文學創作、宗教活動和社會交際乃至醫療事業中都有實際的功能。   俄羅斯學者卡西列娃《童話故事在兒童讀物中:19世紀和20世紀俄國作家的自傳回憶》以大量事實說明俄國作家學習并運用民間童話進行兒童讀物創作的種種情形。美國學者奧瑞英的《笑話作為一種虛飾》說明現代社交中幽默笑話作為一種虛飾語言藝術的作用。   娜威學者西爾堡的《通過奇跡—從懷疑到信仰》說明在基督教傳教活動中，講述宗教奇跡故事，使之具有從懷疑到信仰的作用。甸牙利學者陶斯在《有什么見聞的證據—匈牙利女巫審判中的證據和有害的敘述》中通過調查證實，在女巫審判時，民間傳說故事是作為重要的見聞—證據起作用的，很有權威性。美國學者唐哈里利在《英雄和說謊—護理人員中的故事講述計謀》中介紹了醫務人員在精神療法中，如何運用英雄故事鼓勵病員提高信心戰勝疾病的。   民間敘事作為一種實用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服務功能，必然產生報酬問題。美國學者米爾斯在“財產、證券、財務—在人道主義的社會研究中的倫理學出版物的敘事學者的獎金”中對此作了調查研究。   2多種多樣的流傳手段   #p#分頁標題#e# 傳統民間故事是在民眾日常生活中結合各種民俗形式講述的，除夏夜乘涼、冬日烤火時的談天場含外，還在各種儀式中出現。印度學者巴沙克《孟加那的儀式故事》中論述了在孟加那地區流傳的多種多樣的儀式故事，如各種慶典、求簽、畫圖和戲劇等民俗活動中表演的故事。坦桑尼亞學者馬拉卻的論文《婚禮上的故事傳播》，美國馬申各的《對娜威人婚姻故事的透視》，芬蘭馬蘭達的《期待生子—第一胎的故事》，伊朗米爾•蘇克雷的《兒童朝圣者的故事》等文章，說明了在各有關場合講述故事的情形。   法國坎票音等的“瑪麗•安東尼特和她的著名笑話:三種傳媒的水平、三種指貴的方式，兩個煩惱的世紀”就18世紀的瑪麗女王對法國人民的講話《如果沒有面包，就吃點心好了9這一著名笑話流傳的悄況進行了較深人的探討。南斯拉夫卡南諾維克在《學生示威運動的標語作為一種傳播方式》中調查了1996~1997年貝爾格萊德學生示威運動中運用民間文學作標語口號流傳的情形.在現代大眾傳媒中和市場上，民間敘事的流傳日益受到重視，會上有些調查研究的成果，如:匈牙利學者那格義的《每日傳媒上的傳統民間敘事表演的情節說明》介紹了中歐國家的調查資料。尼日利亞奧坎拉翁的《尼日利亞民間敘事在大眾傳媒中的范圍》，美國勞的《消費的過程—市場中的連續故事和思想差異》，印度巴達卻瑞的《民間文學和每日政治—民族傳媒的同一性和差異》，烏克蘭布列采娜的《傳說、笑話和幽獄在每日傳媒中—對故事本文觀察的經驗》，英國關代夫的《日常傳媒中的敘事詩歌—表演、形式和功能》等文，均屬民間敘事在每日傳媒中的流傳情況以及功能的調查研究。   近年來隨著國際網絡的出現，故事流傳又出現更快更好的形式。有學者對“網上故事”作了研究，如愛沙尼亞學者考依娃的《國際網絡—研究故事講述的新的機遇》，斯拉伐克的赫勞斯考娃“民間文學或偽民間文學—網上或群眾文化中的故事講述”等。由于民間文學在記錄時會有所加工改寫，有人就認為那已不是真正的民間文學而成了“偽民間文學”。   在故事研究中電子自動化技術也有實際運用，匈牙利學者達侖義等人的論文《故事本體中的母題的自動識別》講匈牙利科學院以自動化技術進行故事情節單元(母題)自動檢索的情況，這是大大提高研究效率的先進方法，在國內尚待開發。   3新故事與舊故事的流傳研究   對現代新出現的民間敘事作品，也有不少專門研究。如希臘學者阿夫代柯斯的《笑話謎語—一種新的短小形式和功能特色》，智利學者但尼曼“智利今日故事的研究”等。英國學者本尼特在《生了一個貴婦，死了一個圣徒—在流行報刊和大眾評論中戴安娜的神話》中對英國王妃的新傳說作了調查研究，分析了她的形象在民間和大眾傳媒中被神化的情形。瑞典古斯塔夫生以20世紀的飲酒新故事作為邊界飲酒文化的比較研究資料。   在新故事中存在著舊故事的成分，表現在情節、思想、語言等方面，羅馬尼亞學者康斯坦丁斯庫在《當代童話中的19世紀日常生活和思想》中對此進行了研究。   很多新故事帶有個人回憶的特點，這是傳說故事的初期現象，據此可以研究故事的產生和創作過程及其與現實生活的異同。德國學者席米德的《納美比亞個人經歷的故事與自傳》，芬蘭學者彭鐵開林一馬甲《難民個人經驗故事的研究》，瑞典學者尼爾生的《回憶和能力—在瑞典工人回憶的出版物上》，以色列學者巴的《波蘭猶太人受迫害時期的傳說》，以色列學者沙拉蒙的《講述奴役—從埃塞俄比亞到以色列》等文，都屬個人回憶自己受難或傳奇的經歷方面的調查、探究。   傳統故事在流傳中必然發生變異，講述者會自覺不自覺地進行改編增刪，研究這一現象甚為重要，也是有爭議的問題。阿根廷學者帕列羅在“阿根廷民間故事的口頭講述與本文增益”中研究當代故事在講述上是如何超越文本以適應當時需要的。美國夏威夷大學的學者巴克齊里各《關于夏威夷民間敘事改編本中“地方”的理解》，美國學者林達《“中間省略”在當代美國民間文學研究中》，德國學者羅茨的《越過界限:民間故事的翻譯與加工改寫本》，均屬探討故事改編增刪情形以及應有的界限方面的文章，與過去的墨守文本的忠實紀錄相比有了一些突破。這是故事現代化過程中必然會碰到的，中國早已解決這類問題，“推陳出新”的方針在國外也有不少知音。   肯尼亞學者阿連比在《口頭故事在肯尼亞電子傳媒工具上的緊急情況:是一次黃金的傳播機遇的探索，還是僅僅改變傳播工具的操作》，說明故事的現代化應是全面的，而不僅僅是工具的變換。   4故事講述藝術研究.   民間敘事是一種立體文學，是需要講述、表演的。故事的藝術魅力不僅在它的文學性，而且也在它的表演性。有學者對其講述藝術作了專門研究。如意大利學者巴達坎的《巴洛克的故事講述藝術》，羅馬大學的卡路所從美學角度研究故事講述在調查基礎上所寫的《西班牙地區的故事講述美學》，羅馬尼亞學者魯克山多育的《在非藝術語言中的敘事結構和策略》等。   以韻文唱故事的民間敘事詩歌，也是一種重要的敘事傳播形式，它便于記憶，在一些地區相當發達，深受群眾喜愛，因而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重視。如伊朗學者巴該里的《波斯民族史詩中的傳播敘述》，以色列耶松的《史詩類作品的敘事模式和類型索引》。   孟加那國的如拉則在《論一首宇宙起源的敘事歌》中論述孟加那創世神話史詩至今仍在民間流傳的情形。   故事家、歌手是民間敘事的重要載體，對故事家的調查研究也非常重要。孟加那國邪德厚里的《比賽民歌比卻根及其歌唱能手貝雅提》，德國該達的論文《格里奧的概念和非洲故事家的講述方法》，匈牙利卡爾曼的《俄羅斯宗教民歌手的分類問題》，希臘學者帕帕米切米的《民間敘事田野調查和故事講述人的智力才能問題》等文，都有新的調查研究成果。#p#分頁標題#e#   5跨文化傳播與全球化   以色列學者菲亞柯娃的論文《跨文化傳媒中的移民民間文學》研究不同國家猶太移民的故事，是宏觀的研究。羅馬尼亞伊斯帕斯的《口頭文化與跨文化傳播—關于德來古拉伯爵的故事》，匈牙利學者克瑞查的論文《東歐民間故事中的跨國英雄》，阿美尼亞學者的論文《阿美尼亞巨人桃克和泰拉羅斯、克里特的泰羅斯、弗雷簡的坦特羅斯、匈牙利的桃陀斯》則是具體故事人物的比較研究。英國學者牟哈威的《在翻譯和教義之間—阿拉伯民間故事作為跨文化的象征符號》等文都屬民間敘事跨國傳播的研究。有些故事如狼外婆、灰姑娘等流傳在許多國家之中，早已引起了人類學家的注意。在當今全球一體化的浪潮中，故事的流傳、變異與趨同情況更值得注意，過去偏重于源流研究，通過異文的比較來追尋故事的流傳路線，找到故事的發源地(有埃及中心說和印度中心說等理論)。這種歷史地理研究(芬蘭學派的方法)曾流行了相當長的時間，如今人們對這種追尋推想的可靠性發生了疑問，此法已不流行。此次會上的故事流傳研究偏重在故事的現代化與全球化方面?？缥幕瘋鞑ゲ⒎峭耆内呁?，它仍然保持各自的民族特色，何克儉(中國寧夏)的論文《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研究的新生兒—回族故事的形成和特性》，瑞士學者昆‘漢斯的論文“民族傳統在民間文學中—一種式樣的風格?”等文、對此更作了專門研究。不只故事是跨國傳播的，諺語也是。匈牙利學者帕克左萊的論文《在不同文化中的公共諺語》，發現在歐洲流傳著28~56種語言中的諺語，還發現其中遠東的中國、日本、朝鮮諺語有173條之多(包括《史記》和《論語》等書中的諺語)，說明現代傳媒對民間文學傳播的巨大影響。

2010年9月26—27日，“多元視野下的中國文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師范大學隆重召開。本次會議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語言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早稻田大學國際日本文學•文化研究所共同舉辦。大會開幕式由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主任李春青教授主持。北京師范大學校黨委副書記唐偉、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童慶炳、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張健、北京語言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所長黃卓越、早稻田大學教授高松壽夫分別為本次大會致辭。來自中國大陸、日本、瑞典、美國、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眾多知名大學、研究機構的80多位專家、學者出席了大會并發表了論文。

一傳統文學思想研究與當代文論建構

傳統文學思想與當代文論建設的關系在理論界是一個常論常新的問題。無論是進行古代文論研究的學者還是致力于當代文論建構的學者都要對這個基本的問題做出自己的解答。在這個基本問題的視域之下，一系列的相關問題都成為學者們熱烈討論的話題：如何認識自己的傳統？如何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展開文化的交流與對話？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何為中國文學思想研究定位？與幾年前理論界熱烈討論的“理論焦慮”現象相比，此次會議出現了一批學者的研究成果，正在試圖以具體的研究成果為理論建設夯實根基，在中國文學思想研究領域發出更加堅實有力的聲音。這些研究成果當中既有對理論研究方法論的探討和反思，也有具體的個案研究；既有對基本理論問題的清理，又有開掘理論研究新視角的探索，正如主持分會場討論的程正民教授談到的感受：過去談的“多元”更多的是理論上的描述和要求，今天的“多元”則有了豐富的實踐成果。

（一）考鏡源流，彰顯傳統理論資源

北京師范大學童慶炳教授在《〈文心雕龍〉“物以情觀”說》一文中以劉勰《文心雕龍》反復提出的“情”的范疇為討論對象，認為劉勰對于文學情感問題的貢獻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學創作中的運動。他指出，研究者們關注中國文學的“情”的傳統，卻忽略了中華古文論中“情觀”論，即情感的移出過程。劉勰所提出的從“物感”論到“情觀”論，恰好構成了詩人在創作中的情感全部運動。因此，研究者應對劉勰的“物以情觀”的理論以更多的關注。南開大學的盧盛江教授在《蜂腰論》一文中認為“蜂腰”應以《文鏡秘府論》的解釋為準，蜂腰為什么是病犯，是考慮到句中節奏點。永明詩人提出蜂腰，詩作又犯蜂腰，是因為聲律追求自身有矛盾，一些病犯規則從理論的提出到創作中實際運用有一個過程。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圣元教授在《唐宋類書“文部”的文獻文體學價值》一文中認為，中國古代類書尤其是唐宋類書最豐富、最集中、最系統地把中國古代文體文獻資料匯集在一起，具有“綜羅文體資料文獻”的功能。中國社會科學院杜書瀛教授在《關于“評點”》一文中認為，“評點”是中國古典文論的典型形態和主要樣式之一；通過對評點源流、理論形態特征、組成因素的清理和分析，他認為“評點”這種批評方式最切合中國人把握對象、感受對象的心理特點和思維方式。北京師范大學李壯鷹教授在論文《“選官”與“選佛”》中探討了士林與禪林的風習的交相影響，并重點論述了兩個問題：一是中唐后士人在貢舉中形成的文人集團的組織形式是受了禪家“選佛”機制的啟發，二是唐代的“秀句”、“格”、“式”等詩論著作形式也是士人選官與禪僧選佛交相影響的結果。首都師范大學左東嶺教授在《論高啟詩歌審美觀念的轉變》一文中對高啟的詩學觀念進行了考察，認為入明之后，其詩學思想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主張格、意、趣的兼顧，表現在創作上則是臺閣詩與詠懷詩的兼顧。但由于明初嚴酷的政治環境，從而使其詩學理想與創作實踐同歸于失落。首都師范大學吳相洲教授在《“綺靡”解》中認為：陸機《文賦》中所說“綺靡”是指詩歌聲律而言；“詩緣情而綺靡”實際上承襲了儒家對詩歌的一貫看法；后世學人對“綺靡”的種種指責其實是一種誤會。北京師范大學姚愛斌副教授在《王夫之〈詩•小雅•采薇〉評語的癥候式解讀》當中認為王夫之在評語中提出的“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倍增其哀樂”的觀點，不但與詩意不合，也有悖其本人的詩歌情景觀。忻州師范學院劉淮南教授認為《文心雕龍•原道篇》在文學理論基礎的建構和文化血脈的承接方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北京語言大學郭鵬教授在《論“邵康節體”》一文中探討了“邵康節體”作為一種特色化詩體從開始確立到流傳的過程，辨析了包括《滄浪詩話》在內的宋人詩評中所謂“邵康節體”的本來含義。安慶師范學院方錫球教授認為明代中后期，唐詩學研究出現大量論爭，最著者乃是“唐無五古”、“唐人七律第一”、“李杜優劣”等爭議。在這些論爭中，包含藝術理想范型與詩歌高潮、范型與詩歌衰落的關系，關涉“詩變”問題。

（二）理論話語資源的重新審視香港教育學院的陳國球教授在《“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以陳世驤之說為例》一文中集中探析陳世驤的中國文學史論，對“抒情傳統”的提出背景和內涵進行了重新的清理和辨析。值得關注的是，本篇論文以翔實的資料展現出陳世驤站在中西比較的角度來闡明自己觀點的文化立場，已經表現出那一代學人在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沖擊時，重新審視自身文化傳統的自我意識和努力。他認為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陳世驤“抒情傳統”的論斷在解釋中國文學和文化時，仍有不小的理論闡釋空間。北京師范大學王一川教授試圖激活傳統文論中的“感興”傳統，為當代文學理論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為當代文學研究拓展闡釋空間。他認為無論是“典型”還是“意境”這些來自古典傳統的批評術語，都要回到“感興”。他提出要把感興和修辭論結合起來，即：感興修辭，以彌補中國現代文論術語缺乏的困境。中國人民大學袁濟喜教授在《從道器角度觀察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知識建構》一文中指出，中國古代文論作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不僅應注重其具體的理論學說，范疇命題，以及演變發展的通史，更應注重背后的精神價值的開掘與承傳。要使中國古代文論走出以古釋古的范圍，與當代文學活動相融匯，變為當代文論發展與延伸的精神資源，這種創造性的精神闡釋與承傳是一項重要的工作。#p#分頁標題#e#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評論》的吳子林副編審以歷史主義的精神透視、辨析了孔子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和“《詩》可以興，可以群，可以怨”兩個詩學命題，提出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孔子詩學思想的最高旨趣；孔子的詩學思想與其說是“實用”的或“功利主義”的，毋寧說是重視自我人格修養之人生實踐的生命詩學。中國社科院彭亞非教授認為，中國文化的特征可以說是一種哲思文化，正是中國哲思文化與智慧文化特有的終極追問意識，影響了乃至決定了中國文學、中國詩學的特有本性。這一特有本性與中國文學、中國詩學的文構示意性敘事形式的結合，便形成了中國文學理念中相應的感知、意會的詩歌接受與闡釋傳統。中國傳媒大學張晶教授則從中國文論及藝術理論中發掘中國美學中的生命感及空間感。以此來重新觀照中國傳統文論中的“物色”范疇以及“氣化”思想，為我們認識中國古代文論范疇的特征打開了一個新鮮的視角。北京師范大學程正民教授認為，中國的文論研究需要有開闊的國際視野，通過國際交流，通過中西文論的比較研究，在世界文論的大背景和大格局中突顯中國文藝思想的獨特價值、地位影響。他著重介紹了巴赫金“外位性”理論對于文學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意義。西南大學代迅教授認為中國的文論研究要擺脫以西方中心論為基礎的世界主義觀念，吸收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同民族國家的跨文化資源，中國文論在異域的傳播并富于建設性地融入西方文論體系，在世界主義文論話語的建構過程中將發揮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遼寧大學的高楠教授認為，文學理論的品格在于向著文學生成，因此他提醒研究者要始終著眼于從文學經驗的維度出發來進行理論的闡發和開拓。北京師范大學毛峰教授則借鑒了傳播學的理論資源來探討中國文學思想的研究。北京語言大學的黃卓越教授在《批評史、文論史及其它》中指出，在目前所稱的“文論史”的概念中，應當關注曾經占據主導地位的“批評史”概念的獨特性，這源于批評史的概念在提出時所注入的特定內涵。由此可見，文論史的概念不僅不能全部囊括批評史的意義，而且二者之間實際上還存在著某種裂隙與緊張。通過對文論史概念的批判性反思，“理論之后”的趨勢正在逐漸形成。因此黃卓越教授將批評史、文論史兩個概念的區分作為重新理解學科史范式及其轉換的重要命題。

摘  要：近年來，在西方文藝理論和批評界逐漸升溫了一個概念“流散”，從“流散”的視角重新審視華裔美國作家作品可以更好地理解華裔美國文學的文化歸屬問題。由于華裔作家的雙重身份、雙重意識，因此作品中所使用的中國文化符號已經與中國本土的文化符號有一定的差異。本文以三位著名華裔作家為例，探索了美國華裔文學作品中的文化歸屬問題。

關鍵詞：流散；華裔美國文學、文化歸屬

    一、文學視角下“流散現象”的含義

    “流散現象”是近百年來全球化進程中的一個必然產物，這種現象的出現造就了流散寫作的誕生。流散或散居（diaspora）一詞來源于希臘語diaspeir，意思是“離散”或“散落”（speir: scattering），原是植物學名詞，描述植物種子在一個或幾個區域的散布。后來有人借用以描述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種族（或人種）在較大范圍內的遷徙移居現象（如猶太人），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散居族裔與當地居民在社會、經濟和文化交流中的適應、沖突和融合等問題。（引自張沖：2007）依據“流散”的含義，是指在外部的或散在的生活分布、與某種文化中心的疏離、邊緣化的處境、狀態或人群。在文化全球化和文化研究的潮流中，處于美國白人主流文化邊緣的華裔美國文學在美國多元文化的推動下已經成為美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流散”視角下對美國華裔文學的研究之所以方興未艾，其一體現在當前全球化語境下華裔美國文學處于跨國界、跨文化、跨語言的交叉研究之列；其二華裔美國文學自身位置的邊緣化與美國主流文學之間的差異使得華裔美國文學能夠挑戰主流文化與霸權文化，為贏得華人的話語權奠定了基礎。因此，流散視角下華裔美國文學研究成為熱門課題。

    二、華裔美國文學作家的文化歸屬研究-----以湯亭亭、譚恩美和趙健秀為例

    1.華裔美國文學的興起

    本文是黑龍江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項目面上課題《流散視角下的華裔美國文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2512146

摘要：隨著高考制度不斷改革，高校擴招形勢日益突顯，這就需要更強大的師資力量作為保障。“互聯網+”時代被引入高等教育，成為高校教學手段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商務英語作為一門新興的跨學科專業，師資力量和教學設備還不夠完善，而“互聯網+”時代為商務英語教學提供了現代化的教學技術和信息化的網絡資源，形成了以科技為基礎，以學生為主體的新型移動化教育模式，為培養跨專業、跨學科、跨國際文化的商務英語人才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本文主要探討教師移動化教學能力的現狀，通過分析面臨的一系列問題提出相應的方法策略。

關鍵詞：“互聯網+”;商務英語;移動化教學;能力培養

我國作為世界經濟強國，對外交流不斷加強，過境貿易有著突飛猛進的發展，新時代、新形勢要求高校的商務英語專業為國際貿易培養優秀的人才，需要順應時代的需求和發展趨勢。在互聯網的影響下改革舊的教育模式，改變傳統教學理念，進一步使高校教育與網絡化和信息化接軌，更好地利用“互聯網+”時代的優勢，使教學方法與時俱進，培養出英語功底好、商務知識扎實、外交能力強的復合型人才。這對高校教師移動化教學能力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賦予了教師更艱巨的任務。“互聯網+”為高校商務英語教學提供先進的現代教育技術和豐富的網絡信息資源，促成了以學生為中心、以能力培養為核心的移動化教學模式，最終推動了以培養合格的跨文化商務交際人才為理念的高校商務英語教學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和市場化方向的進一步發展。

一、“互聯網+”時代商務英語移動化教學

“互聯網+”戰略由總理于2015年3月提出，主要內涵是整合互聯網技術與我國的經濟實力，使其不斷發展壯大。而互聯網技術已經應用到生活的各個領域，尤其是在商務英語教學中更能突顯互聯網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的重要意義。“互聯網+”時代標志商務英語的教育模式開啟了新的紀元，培養英語交際能力強、商務基礎知識穩固、經濟貿易和管理等理論知識熟識、能熟練使用英語進行商業交往的國際綜合型人才，是“互聯網+”時代高校教師義不容辭的責任?？鐣r代商務英語移動化教學專業的理論體系、培養目標及教學科研中的重要地位的基礎上，對跨文化商務英語教學研究的主要議題，尤其對以往研究之不足進行簡要評析。商務英語教學使學生不能單純地滿足于對其他國家的風土人情、社會文化及主體價值觀念的了解，除此之外，必須對交際對方的職業文化、個體差異有所了解，了解其他文化的總體經濟狀況。商務英語專業要培養合格的跨文化商務交際人才，有必要通過科學論證、精心設計，建立系統的立體化跨文化商務交際課程群。

二、“互聯網+”時代商務英語移動化教學存在的問題

1.沒有引起高度重視。目前，部分高校教師一心撲在論文和科研上，他們更注重的是職稱評定和課題研究，這就導致他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和科研成果上，沒有多余精力運用互聯網對學生進行移動化教學指導。這種在教學態度上不夠重視是問題的根源，是目前需要改善的首要環節。例如，一些高校商務英語專業的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認真鉆研，，導致幾年下來部分同學能寫出相關論文，卻不能將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中，沒有真正的跨國交往能力，缺乏商務英語口語交際能力，缺少真正的實用性人才，這些都需引起教育行業警惕。另外，還有一些年長的教師固守傳統的教學模式，一根粉筆書寫整個課堂，不愿意學習并使用互聯網的相關知識，導致課堂教學呆板落后。2.教學目標不夠明確。作為一門綜合型專業，商務英語的主要教學目標是為國家培養既精通商務知識又能夠靈活運用語言的應用型人才，而不只是研究型人才。因此，如果僅教會學生關于商務英語的理論知識，培養出來的更像是英語專業的人才，而不是跨專業學科的綜合型商務人才。教師除了講述專業知識，還應教會學生具體的應用方法，能夠將商務知識學以致用，用精通的商務知識和熟練的語言能力解決真實的商務問題，這樣才能使教學目標得以真正實現。3.教學方法不夠恰當。“互聯網+”時代是呼喚新事物的時代：在互聯網技術和計算機技術日益發展的背景下，出現了移動化購物中心——各種電商平臺；衍生出移動化支付方式——在線支付；創造出移動化交通工具——共享單車，這些都離不開先進技術和恰當方式的綜合運用。在教學中，多媒體信息技術作為教育行業最關鍵的技術方法，沒有得到廣泛恰當應用。在商務英語的實際教學中，一些教師并沒有打破傳統教學系統限制，教學媒介采用網絡下載的現成的教學設計和課件，籠統地接受和運用在教學中甚至將多媒體當成講述英文單詞的“電子詞典”，網絡中單詞的發音、意思、例句一覽無余，減輕了教師的備課負擔甚至成為投機取巧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導致學生學習時一味敷衍，無法深刻記憶。4.缺乏優秀的教學資源。首先，商務英語方向的優秀教材并不多，配套的教學資源有限，師資力量相對薄弱。部分教師雖然學歷較高，專業技術知識較扎實，但由于缺乏授課經驗，不懂得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只是系統、片面地按照互聯網上的內容進行講解演示，導致講授內容嚴重脫離實際，照本宣科，課程重點不夠明確，沒有主次，知識不能連成體系，學生無法深入透徹地理解課堂內容，不會舉一反三。例如，個別短語和語法不能結合真實的商務背景進行分析舉例，導致學生無法運用到實際中，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一、基本原理研究：構建“世界文學”體系

作為一門歷史并不悠久，尚在成長中的學科，比較文學尚有許多原理性的“疑難雜癥”，如定義、根本屬性、可比性和中國學派等未獲有效解釋。比較文學家們往往會根據自己的志趣和專長，擇取其中一二加以考辨。自踏入比較文學界以來，胡良桂對比較文學基本理論進行了持續性和系統性的關注，只不過他側重于另一個原理性問題的探索：“世界文學”。1996年，他發表了第一篇比較文學論文《“世界文學”的成因與現代意義》[1]，拉開了追問“世界文學”奧秘的序幕。該文被人大復印資料《外國文學研究》同年第6期、《文藝理論》同年第12期全文轉載，還被《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同年第6期轉摘。這些熱烈的反響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廓清“世界文學”概念對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設的重要性。胡良桂繼續用系列論文和42萬言的專著《世界文學與國別文學》，從“何謂世界文學”、“世界文學提出的背景”、“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的關系、“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以及“世界文學的共同規律和特殊規律”等角度，構建起一個自成一家的“世界文學”體系。胡良桂以“世界文學”為中心和起點，通過建構“世界文學”體系來建設他的比較文學理論，較為符合比較文學發展的內在軌跡，因為，比較文學本身就起源于歌德在1827年所“發現”的“世界文學”：“民族文學在現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經來臨了?，F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2]“何謂世界文學”？它通常有三種含義：①世界各國文學的總和。②超越族界、時代，廣為流傳的世界名著、經典。③世界各國文學將成為一統的時代，各國文學融為一體。胡良桂認為，歌德所倡導的“世界文學”顯然指第三種理解，即靜態、孤立、封閉的世界各國文學，以世界名著、經典為代表和載體，通過相互的交流、互識、互補，構建起一個動態、聯系和開放的“世界文學”。

歌德提出“世界文學”的背景是什么呢？在胡良桂看來，這一觀念的提出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產物。資本主義以世界市場為市場，以世界資源為資源，它的侵略性和開拓型客觀上推動了文化、文學的交流，也正是在這一前提下，身居德國的歌德才有機會閱讀到來自遙遠中國的《玉嬌梨》、《花箋記》和《風月好逑傳》等小說，從而領略了另一種獨具魅力的文學和文化，這也引發了歌德的“世界文學”暢想。歌德發現了“世界文學”，實際上也為后人設置了一個文學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因為“世界文學”固然呈現出一種趨勢，但是趨勢不等于現實。首先世界文學的基本構件，即“國別（民族）文學”是豐富而龐雜的，如何認識把握它們非常困難；其次，國別文學之間的交流非常有限，就像歌德那時還只能讀到三部三流的中國小說，對于李白、杜甫等主流文學還一無所知；再次，不是每一個人都像歌德那樣形成了“世界文學意識”，大部分人恐怕還只是局限于自己的民族視野。所以說，“世界文學”不僅對歌德來說是一個遠大理想，就是對今天和未來的人來說，也將是一個美好的祝愿。這并不意味著“世界文學”的提出毫無意義。對于人類而言，理想的價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希望，而人類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實際上已經完成了理念的升華和自我的超越。何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也是倔強的人類喜歡做的事情。所以歌德也向世人發出邀請，“現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就算“世界文學”在事實上不可能來臨，那么，我們至少要用自己的努力來逼近這個境界，就像人類無法成為上帝，但至少應該朝著至善的方向跋涉一樣。這樣，歌德在提出“世界文學”的同時，也就提出了另一個重要問題：“國別文學”如何通向“世界文學”？“比較文學”的提出正是后人響應歌德的號召，出力促使“世界文學”早日來臨的結果。“世界文學”的基本構件是國別（民族）文學，因此，要實現“世界文學”的理想，必須從“自覺”推動國別文學之間的交流起步。如何“自覺”推動國別文學之間的交流呢？“比較文學”便“與時俱進”地誕生了。為此，胡良桂撰文《比較文學是橫向溝通的形式》[3]，清晰闡明了“國別文學”、“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的關系：“比較文學”是“國別文學”通向“世界文學”的一個必然和重要的橋梁。這樣，比較文學的基本任務和根本性質也隨之浮出水面。

胡良桂認為比較文學的基本任務在于溝通。由于異質性的存在，“國別文學”之間很容易產生沖撞和摩擦。比較文學張揚用世界的眼光看本土文學，乃至用世界的眼光看世界文學，可以引導國別文學在相處的過程中求同存異、相互敬重、取長補短。比較文學需要并且能夠承擔這樣的重任，這是由它的根本性質所決定的。胡良桂認為，“比較文學”的根本性質在于它“是一種自覺的跨文化的文學關系研究與對話”[4]，簡潔而又切中要害。通常認為，比較文學的性質在于“四跨”：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5]這樣的表述很容易造成語義上的重疊和含混。首先，“跨民族”的未必“跨文化”，如美國是一個多種族文化國家，但不同種族的文化都屬于“美國文化”。其次，“跨語言”的未必“跨文化”，如印度有上千種不同的語言，光法定語言就有十六種，但印度的十六種語言不等于十六種獨立的文化。再次，“跨國界”的未必“跨文化”，如韓國和朝鮮是兩個國家，但他們屬于同一種文化。最后，“跨學科”則使得比較文學的學科邊界變得模糊不清，容易讓比較文學研究走向非文學的研究。因此，把“跨文化”視為比較文學的必要條件，較好地解決了比較文學的學科定位問題。作為個體的比較文學學者，由于語言、身份、學識等方面的局限，無法跨越所有的異質文化，但如果每個學者都可以立足自己的文化語境，跨越兩種或以上的文化，那么，無數個體的跨文化交融在一起之后，“國別（民族）文學”也就面向“世界文學”的方向，遙望、爬行、最后有節奏地大踏步了。在追尋“世界文學”的路途中，如何處理好“民族（國別）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胡良桂為我們提供了幾種思路：第一，“民族文學”應該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世界文學”是“民族文學”的終極目標，但這并不意味著民族文學完全丟棄自己的民族性，臣服于某些抽象的世界性。民族文學走向世界文學，不單純指民族文學認識、學習他人，也指民族文學走向世界舞臺，被他人所認識和學習。第二，世界文學既是民族文學的目標，也是民族文學自我完善的動力。“民族文學”的演進有縱向的動力源，它來自民族文學自身的傳統，還有橫向的動力源，它源于異質文學之間的相互碰撞和交融。只有兩種動力的“合力”才能造就更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學。第三，要努力揭示民族文學的世界性，即通過民族文學的相互參照，揭示民族文學的共通因素，這些共通因素也就構成了世界文學的共同規律，而民族文學的民族性則構成了世界文學的特殊規律。#p#分頁標題#e#

二、“平行—貫通”法：超越“X比Y”模式

世界文學的共同規律和特殊規律是胡良桂致力于探索的一個領域。為此，他發表了《世界文學中的20世紀意識》[6]、《文學的人類性、世界性及其與民族性、時代性的關系》[7]、《異化：一股世界性的文學思潮》[8]等論文，并在專著《世界文學與國別文學》中設置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總體人類關懷”、“全球化：世界文學的總體形成”、“世界總體文學的發展脈絡與階段性特征”、“世界文學共同體的形式選擇模式”等章節。這些總體性的探索顯然不是“X比Y”式的兩項或兩極對比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多項、多極的旁征博引的比較研究才能承擔。在比較文學提供的研究方法中，平行研究運用最廣，由于它常常只涉及兩種異質文學之間的比較，因此被稱為“X比Y”模式。不少比較文學專家對這種模式批評多于認同。比如季羨林就認為：“試問中國的屈原、杜甫、李白等同歐洲的荷馬、但丁、莎士比亞、歌德等有什么共同的基礎呢？……勉強去比，只能是海闊天空，不著邊際，說一些類似白糖在冰淇淋中的作用的話。這樣能不產生‘危機’嗎？”[9]錢鐘書對平行比較也充滿擔憂：“看到人家大講‘比較文學’，就記得小學里造句：‘狗比貓大，牛比羊大’；有個同學比來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師一頓罵。”[10]平行研究之所以飽受詬病，并不是比較文學不需要這種研究方法，而是因為人們由于視野和能力的局限，常常將平行研究機械化、簡單化成為兩國文學（包括作家、作品、文學思潮等）的簡單比附，缺乏問題意識和深度挖掘。至于多國、多民族文學現象之間的關聯，自然讓這種“X比Y”模式無能為力，而世界文學的共通規律和特殊規律則更讓它束手無策了。錢鐘書不僅在語言上揶揄這種平行比較，他更是用實際行動為超越這種“X比Y”模式作出了表率。王向遠正是以他的《管錐編》為范本，提煉出一種完善版的平行研究：“平行—貫通”法。[11]

王向遠發現，《管錐編》在論及古今中外的文學時，很少使用直接的、表面的比較，它們更多是把多種文學現象連綴在一起，不做過多的展開和發揮，給人留下了許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間。這種“比較”類似于修辭學上的“排比”，即用一連串相關和類似的材料來反復強化和凸顯同一主題、同一觀點或同一結論。這些材料本身來自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體系，一般沒有事實聯系，但一旦在特定的議題下把它們擺在一起，它們就成為一個活的有機體，各條例證材料之間就能相互顯發，有了密切關聯。通常的“平行比較”常常流于“X比Y”式的兩相比較，而《管錐編》運用的則是“X1∶X2∶X3∶X4∶X5……”這樣的多項式“排比”；一般的“X比Y”式“平行比較”只是說明被比較雙方的“異”和“同”，而錢鐘書先生的多項式“排比”卻不是簡單地求同存異，而是發現和呈現隱含于這些材料中的某些規律性現象，在材料例證的連綴和排比中，古今中外就被“打通”了。一般的“比較”常常缺乏可比性，未必能有“打通”之效，不免穿鑿附會，流于皮相之見，而錢鐘書的將古今中外匯而通之的方法，是水到渠成的自然而然的“打通”，也是一種更深層次的上下貫穿、左右相連的“平行貫通”。來自不同民族、不同語種的材料，在表達內容與表達方式上竟如此相似和相通，就不由地使讀者產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文化認同感，而作者的觀點也就自然呈現，有時無需多費一詞，便有很強的說服力。[12]在《世界文學與國別文學》的后記中，胡良桂表達了對《管錐編》的敬意，“原計劃這是一部百多萬字的多卷本，很想寫成像錢鐘書《管錐編》那樣———古今中外囊括于中———探索人類文學共同規律與特殊規律的皇皇巨冊。”[13]雖然該著作的規模離《管錐編》還有一些差距，但在某些方面確實深得《管錐編》的神髓，比如在尋找世界文學的規律時，它同樣將“平行—貫通”法運用得自然和充分。不過，錢鐘書偏愛于靜態的案例類比，不喜做理論和價值判斷，這一點，胡良桂表達了不同的意見。在談到《管錐編》、《談藝錄》中的比較方法時，他認為“類比與對比雖有簡潔、明確和方便的優點，但也有其局限性。它的思維方法基本上是線性的，是在一個層面上直線式地分辨一物與它物的同與異；而且，隨著參照系的變換，比較所得的結果也往往大相徑庭。”[14]

GarfieldE創立的科學引文索引和引文分析理論是科學計量學研究的基礎，引文分析反映了文獻引證和被引證的知識網絡，“被引頻次”是引文知識網絡最直觀的體現。雖然學界針對負面引用、錯誤引用、不良自引等行為提出“被引能否作為合理評價指標”的質疑［1］，但不可否認，被引頻次已經成為現今衡量論文學術影響力、期刊評價、學者評價最重要的指標之一。中國學術走向世界，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多次強調要大力開展對外文化交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和對外話語體系建設，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加強中國科研論文的國際影響力，對于提升中國科研話語權和文化軟實力具有重要作用，隨著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進一步實施，人文社科領域積極開展國際性問題研究、召開國際會議、擴大英文期刊國際傳播、加強國際學術合作和人才交流。增加人文社科期刊論文國際被引是擴大中國人文社科成果國際影響力的重要表現，但期刊論文被引具有復雜性，受到主客觀和偶然性因素的影響，因而，了解中國人文社科期刊論文被引的主要影響因素，有助于我國學者有針對性地選擇合作模式和學術期刊，提高中國人文社科成果的國際學術影響力。

1相關研究

1.1引用現象研究

AvramescuA［2］利用科學信息擴散論將論文的引用周期分為5種類型:廣泛認可的引用曲線、基本認可的引用曲線、很少認可的引用曲線、“睡美人”型引文曲線和“曇花一現”型引文曲線。屈文建等［3］重新歸納為6類:將前3種統一為“經典引文曲線”、重新定義“指數下降引文曲線”、“睡美人”引文曲線2類、新增指數增長引文曲線、多峰引文曲線、波形引文曲線3類。高被引論文往往是領域突破性或創新性成果［4］，其價值和意義得到了科學界普遍認可和重視，分析高被引論文的特征因素、預測高被引論文方法拓寬了學界對高度引用現象的認識，科睿唯安的“引文桂冠獎”正是利用論文的高被引特征成功預測出多位諾貝爾獎得主?？茖W界也存在一些從未被引用的論文，但論文未被引并不意味著他們沒有學術價值，VanRAFJ［5］從這些零被引文獻中發現被“延遲承認”的“睡美人文獻”;國內學者杜健等［6］、LiJ［7］等對“睡美人文獻”的特征、潛力預測等開展系統化研究。論文引用規律和引用現象的研究進一步完善了人們對引文結構網絡的認知。

1.2引用動因研究

研究人員引用他人論文的原因是復雜多樣的，引用行為不僅僅是出于對科研成果的認同，還有很多非科學因素［8］，GarfieldE［9］最先提出引用的15種動機，HarwoodN［10］提出引用的11種動機，馬鳳等［11］歸納出6類引用動機，邱均平等［12］將引用動機分為內在引用動機(知識主張、價值感知)和外在引用動機(信息源便利性、引用輸出、引用重要性)兩類，內外動機相互影響信息行為。也有學者針對引用中對編委的阿諛奉承、為利益派別的不正當引用現象進行研究，研究結果表明負面引用并不能有效提高引用［13］。隨著引用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嘗試用理論的角度來解釋引用動因。段慶鋒等［14］以規范理論和社會構建理論，提出引文是學術性和社會性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楊思洛［15］將前人對引用動因的理論解釋歸納為5類:“科學規范理論”、“社會結構理論”、“心理過程理論”、“自反引文理論”、“引文進化理論”;AksnesDW等［16］用“可見動態性”概念解釋引用行為，認為引用也存在“馬太效應”。

1.3影響因素研究

一、現代性與文學理論的現代性   現代性是個非常繁復的概念。它最早是由波德萊爾在《現代生活的畫家》中首次界定其含義的。“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就是藝術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變……為了使任何現代性都值得變成古典性,必須把人類生活無意間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煉出來……誰要是在古代作品中研究純藝術、邏輯和一般方法以外的東西,誰就要倒霉!因為陷入太深,他就忘了現時,放棄了時勢所提供的價值和特權,因為幾乎我們全部的獨創性都來自時間打在我們感覺上的印記。”[1]從文中可以看出:波德萊爾是從藝術審美的角度來闡釋“現代性”,認同現時、當下;藝術要將“現代”與“永恒”結合起來才是完美的;藝術研究不能陷入到故紙堆里,要肯定當時的個人的獨特感受。   其后,現代性逐漸蔓延到政治、經濟、哲學、社會學等領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描述和側重點,它的內涵與外延日漸豐富與復雜。   利奧塔在早期以其對“現代性”是一種宏大、壟斷敘事或元敘事的批判而著名,他對現性、啟蒙、總體化思想給予了猛烈的抨擊,締造了后現代重鎮,但隨后他又對“現代性”進行了“重寫”,他說:“在現代性中已有了后現代性,因為現代性就是現代的時間性,它自身就包含者自我超越,改變自己的沖動力。”[2]安東尼•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后果》(1990年出版)中認為,“現代性指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大約十七世紀出現在歐洲,并且在后來的歲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圍內產生著影響”。[3]其顯著特征是“工業主義”、“資本主義”和“民主一國家”等。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在《單一的現代性》(2003年出版)中認為,現代性有四個基本準則:“1•斷代無法避免。2•現代性不是一個概念,無論是哲學的還是別的,它是一種敘事類型。3•不能根據立體性分類對現代性敘事進行安排;意識和主體性無法得到展現;我們能夠敘述的僅僅是現代性的多種情景。4•任何一種現代性理論,只有當客觀存在能和后現代與現代之間發生斷裂的假定達成妥協時才有意義。”[4]卡林內斯庫認為現代性有五副面孔,孔巴尼翁認為現代性有五個矛盾。事實上,有關“現代性”的觀念遠遠不止以上這些,中外學者對此的解釋舉不勝舉,而且不是簡單、單純的,其間還存在著矛盾和沖突。   那么,現代性有沒有一定的統一性呢?“我們應當看到‘現代性’這個概念所具有的多義性、雙重性、矛盾性和差異性,而不能教條地把它們簡單化,但這不應當成為我們無限期地推遲對該概念進行必要解釋的理由,成為我們含糊其辭的借口。雖然這個概念的使用范圍廣泛,涉及歷史層次、美學價值、意識形態動向,但我們還是可以從這些使用中發現一些統一的語義場。”[5]無論在什么領域,如果把這個領域內的“現代性”與“傳統性”作比,就會顯示出不同的價值取向與精神狀態。國內一些論者認為:“‘現代性’關涉到的應當是現代的一個最抽象、最深刻的層面,那就是價值觀念的層面。作為現代社會的價值體系,‘現代性’體現為以下的主導性價值:獨立、自由、民主、平等、正義、個人本位、主體意識、總體性、認同感、中心主義、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征服自然等。與之相應的是,作為前現代社會,即傳統社會的價值體系,‘前現代性’體現為以下的主導性價值:身份、血緣、服從、依附、家族至上、等級觀念、特權意識、人情關系、神權崇拜等……”[6]在精神狀態上,“現代性”相對于“傳統性”的因循守舊表現出的是直線向前、不可重復;相對于“傳統性”的閉關自守、自以為是是視野開闊、思想自由。“現代性”還有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反傳統”,具有強烈的反思意識。   在對“現代性”有一些了解之后,讓我們再去追問文學理論的現代性。錢中文先生在這方面的研究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他認為:“在文學理論中,探討現代性問題,自然不能把它與科學、人道、民主、自由、平等、權利等觀念及其歷史精神、整體指向等同起來,但是又不能與之分離開來。文學理論要求的現代性,只能根據現代性的普遍精神,與文學理論自身呈現的現實狀態,從合乎發展趨勢的要求出發,給以確定。”“當今文學理論的現代性的要求,主要表現在文學理論自身的科學化,使文學理論走向自身,走向自律,獲得自主性;表現在文學理論走向開放、多元與對話;表現在促進文學人文精神化,使文學理論適度地走向文化理論批評,獲得新的改造。”[7]中國文學理論的現代性追求可以追溯至中國近代,國門被迫打開,歐風美雨之下,文學理論實現自主,文學理論不再置于文學創作之后,產生了成仿吾、馮雪峰、林伯修等大批職業理論家;文學理論實現學科化,文學概論赫然出現在大學課程表上,脫離古學、經學,得以建制。但是,其后中國文學理論的現代性追求一度中斷了,直到20世紀晚期,隨著西方現代文學理論的譯介在中國再次掀起新高潮,中國文學理論的現代性追求再次啟動。   二、中國文學理論的現代性追求與西方現代文學理論的譯介   從20世紀晚期開始,中國文學理論重新走上現代性追求之路,在這條崇尚獨立自由、追求主體意識、富于反省反思的求索之路上,既有中國文學理論自身的孜孜不倦、自強不息,又有西方現代文學理論之于的重大影響。   首先,20世紀80年代初文藝美學學科的提出,預示了中國文學理論現代性追求起步。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實行改革開放,中國社會開始走出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氛圍。“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政治統帥一切,改革開放,首先就是突破政治統帥一切。什么是最少政治性而又最有正當性的思想呢?美學。”[8]人們開始普遍關注從美學角度思考文學理論,把審美感性作為文學藝術的根本特性。由此,20世紀70-80年代中國學者提出的一個具有原創性的新學科———文藝美學。文藝美學是新時期學術研究突破“左”的思想禁錮和僵化理論模式的重要成果,是對文學是“階級斗爭工具論”等庸俗政治、社會文藝學的反撥,它要求文藝研究要有自主性、自律性,要回到文藝本身,注重文藝的審美特性。文藝美學學科的提出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理論自身建設的需要和必然,標志著中國文學現代性追求起步。同時,它倚重的美學視角,從審美話語闡釋文學藝術,為西方現代文學理論進入中國文學理論建設提供了重要契機。而且,文藝美學從誕生起就具備的研究方法的多元、研究視野開闊,也使得中國學者接受相對陌生的西方現代文學理論變得容易。#p#分頁標題#e#   其次,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理論在現代性精神訴求中走向開放、多元與對話。在研究中國文學理論現代化進程中,“文學主體性大討論”是不可遺漏的,它涉及的人員之廣、持續的時間之長、所具備的理論之深,成為20世紀80年代最惹眼的學術景觀之一,它是學術研究轉型的一個關節。錢谷融、李澤厚、劉再復等人在這場大討論中對“人”的主體地位進行肯定與深化,使文學理論界普遍認為文學理論應以文學審美活動為核心,以探求文學活動審美規律為根本。文學理論研究回到了文學本身,獲得了自我,正是在此基礎上,現代西方文學理論以其特色為中國學者所借鑒,并全面介入20世紀80-90年代中國文學理論。   20世紀80年代涌入中國的西方現代文學理論包括:弗洛伊德主義、形式主義、結構主義、新批評、讀者批評、文化批評和社會批評。   弗洛伊德的無意識理論、“力比多”升華、白日夢、俄狄浦斯情結等理論為文學創作與人的心理之間的關系分析提供了大量的理論資源,引導人們去發掘精神世界,從心理角度分析作品、作者和讀者,對于打破機械反映論、關注文學內部審美活動具有重大意義。   俄國形式主義特別提出“文學性”、“陌生化”的概念,探尋文學之所以為文學、如何在文學作品里將熟悉的情感體驗獲得新鮮感、產生美感。英美新批評認為形式就是內容,文學研究的本體就是文學文本,講究細讀。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對于文學研究采取的都是一種類似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和深切的關注度,文學研究回到了文學本位,有力地推進了對文學主體性和獨特性的探討。結構主義者以語言學的術語和方法應用到文學研究上,對作品進行整體分析,尋找隱性的結構模式,深化了文學內部規律的研究,把對文學本體的認識推進到語言本體的維度。對于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和結構主義在20世紀80-90年代中國文藝理論的文學主體性追求中的影響,陳原誠和王寧在《西方當代文學批評在中國》一書中,給予了恰當評價,(結構主義批評)“不僅僅是一種借用來的文學研究方法,其更為重要和深遠的意義是通過這種對文學研究的定位,和新批評、俄國形式主義一道突出了文藝作品自身的價值,實際上是確立了文學的獨立品格,以之打倒傳統的庸俗社會學的文學思想和批評模式”。“在這個意義上說,結構主義批評在中國的意義首先體現在對整個文學觀念的革新上,這種文學觀念的革新促進了文學研究的現代性。”[9]讀者批評包括闡釋接受美學、讀者反應批評。伽達默爾完成了闡釋學現代意義的轉化,他展開了一系列命題:“成見”、“視界融合”、“效果歷史”,強調讀者與“傳統”、“歷史”的對話。接受美學重點闡述的是讀者接受作品的過程,形成以讀者為核心的文學觀和文學史觀。讀者反應批評以重視閱讀主體的能動性而著稱。讀者批評在中國的傳播催生了一種個人化意義經驗形式———作為個人的讀者的意義闡釋權,意義不再是唯一固定的,而與讀者的“成見”、“視界”息息相關,讀者不僅是意義的闡釋者,而且是意義生成的干擾者。西方讀者批評的意義在于,它為中國文學主體現代性建構中增加了“讀者中心”的內容。   以弗萊為代表的神話—原型批評對于中國文學理論界既陌生又熟悉。它以文化人類學為基礎,重視原始文化心理積淀,文化色彩濃厚,遠離政治;其中貫穿了文學發展與人類歷史發展的互動邏輯,有力超越了機械反映文學理論;從文學整體文學傳統中認識作品的背景和意義,具有廣闊的社會、文化視野。它被廣泛應用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文學尋根小說的分析中,不斷啟發中國學者挖掘傳統文化精神,將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問題提到理論建設日程之上,進而豐富著20世紀90年代前期中國文藝理論界對文學主體性的認識。   對20世紀晚期中國文學理論影響最深最廣的“西馬”社會批評:第一代以盧卡奇、葛蘭西為代表、第二代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西馬”長期關注文藝與社會的關系,反對前蘇聯把文藝直接介入社會生活的工具論文藝觀,充分肯定文藝以其自身的審美特性與社會發生關系,對社會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對意識形態的引導和塑造上。“西馬”將文藝的社會性與獨特性較好結合,使得中國文學理論研究不至于“向內轉”而遮蔽了文學與社會的關系,文學主體性研究也更加全面而沒有走極端。   最后,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學理論借助西方“后”理論進行自我反思和超越。由上文的分析可知,不斷的反省、反思是現代性的重要特點,西方“后”理論是現代性的發展要求和必然結果,是對西方現論的顛覆和解構。   西方“后”理論主要有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批評、新歷史主義等,它們的顯著特征就是對本質與整體的“嘲弄”。   解構主義從結構主義陣營中分化而來,拆解、破壞文學形式本體觀,認為把文學語言和結構看作文學本體是“邏格斯中心主義”的產物。解構主義文學理論“強調語言的意義不是生發于先驗的外在于語言的實在或固定的本質,而是語言系統各種因素之間差異性關系的產物,這種語言系統向新因素敞開,因而不斷改變著自身,語言以差異為根,是變動著的‘差異的系統游戲’,其展示出不可化約和不斷增生的多樣性”,[10]表明文學作品沒有終極絕對真理,意義產生于文本的互文性、語言符號能指的滑動。   解構主義的觀點對于文學主體認識構成了挑戰,但同時也給中國文學理論更大的發揮空間,使其視角伸向影視等更廣闊的文化領域。   女性主義批評認為西方現代文學理論是男性視角、男性霸權的產物,主張以政治性、顛覆性的眼光重新審視傳統文學藝術、文學批評,她們要通過對文學藝術的再解讀、對女性文學傳統的發掘來反抗男性社會,為女性爭得文化陣地,提高女性社會地位。所以文學主體性在女性主義批評那里,經過了性別視角再燭照。#p#分頁標題#e#   “后殖民批評與我們慣常熟悉的文學研究不同。它的視野已經不再僅僅局限于文學文本中的‘文學性’,而是將目光擴展到國際政治和金融、跨國公司、超級大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以及研究這些現象是如何經過文化和文學的轉換而再現出來的”[11]。后殖民批評具有“全球化”的批評品性,文學作品不具備真正獨立的價值,而是國際政治文化視野下的觀念反映體。后殖民批評促使中國文學批評家更加關注文學批評的民族特色,為處理“民族性”與“世界性”提供更多借鑒。   新歷史主義的核心觀點是“歷史的文本性”,歷史文本是由語言構成的,與文學一樣,具有詩性、語言性、虛構性。它打破了文學與歷史的隔膜,消解了“傳統”的權威性,開拓了“文化詩學”這一新的研究領域,推動了文學研究的向外轉,加強了文學人文精神化,促進了文學理論適度地走向文化理論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