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隨著20世紀批判理性主義與歷史主義的興起，科學哲學有了極大的發展，形成了以波普爾為中心的證偽主義和以庫恩為代表的范式理論，正是在這兩種理論的相互影響基礎之上，產生了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拉卡托斯批判繼承地發展了波普爾、庫恩的科學哲學觀點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科學理論，為后面的科學哲學理論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

科學研究綱領；范式；證偽主義；批判發展

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LaKatos,1922～1974)是英籍匈牙利數學哲學家、科學哲學家，并且是波普爾的學生，因此在他的一生中受波普爾的影響很大，他說：“他從波普爾那里獲得的教益是無法計算的，他比任何人都更大地改變了我的生活，我將近40歲時才進入他的知識的磁場，他的哲學使我終于放棄了我堅持了近20年的黑格爾世界觀，更重要的是，它為我提供了一個非常豐富的問題領域，實際上，提供了一個真正的研究綱領。”1由此可見，拉卡托斯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繼承波普爾學說的。當然，波普爾的學說并不是完美無缺的，因而另一方面他也充分吸收庫恩理論中的合理因素。所以說，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是對波普爾、庫恩的批判和繼承。可以分為兩點，首先是從“樸素證偽主義”到“精致證偽主義”，其次是從“范式”到“研究綱領”。

一、從“樸素證偽主義”到“精致證偽主義”

拉卡托斯不僅贊成波普爾的觀點，并且修正了波普爾的樸素證偽主義。首先，他對證明主義與可錯主義進行了分析與比較，證明主義就是認為科學知識是已被證明為正確的知識的理論，可錯主義則是與它相反的理論，認為科學知識并不是可被證明和已被證明的絕對正確、永無錯誤的知識，而是一種可錯的知識，拉卡托斯認為，波普爾基本上堅持可錯主義，認為一切科學知識都是可錯的猜測或假設，是正確的、合理的。因此，他繼承了波普爾的這一點，也堅持可錯主義，否棄證明主義，但也存在缺陷。接著，拉卡托斯又論述了他的方法論證偽主義與教條證偽主義的區別，他認為兩者最根本的問題就在于經驗能否證偽理論。教條證偽主義認為一切經驗都是不可錯的，經驗可以證偽一切科學理論，而方法論證偽主義則不同，它認為經驗是可錯的，因此，經驗不能證偽理論。波普爾的樸素證偽主義認為經驗可以證偽理論，拉卡托斯則對這一原則進行了批判，并提出了“經驗不能證偽科學理論”的原則，正是這一原則成為精致證偽主義與樸素證偽主義的主要區別。那么拉卡托斯為什么認為經驗不能證偽理論呢？一方面，從經驗自身來看，經驗是主觀的，因而對于同一事實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觀察結果，另一方面，理論自身也是相對復雜的，當理論與經驗不一致時，難以確定是理論背景知識有問題還是周圍條件有所變化，所以拉卡托斯說：“如果有足夠的想象力，便可以通過調整一個理論所置身的背景知識，使該理論永不被‘反駁’”。2既然波普爾的經驗原則不能證偽科學理論，那么什么才能夠證偽科學理論呢？拉卡托斯提出了理論證偽理論的觀點，也就是說，用新理論對舊理論進行證偽，這也是拉卡托斯對波普爾在分界標準和證偽規則方面的繼承與發展，波普爾認為科學理論的單位是一個個各自獨立的命題，評價的單位也是孤立理論的取舍，而拉卡托斯則認為科學理論的單位是整體的，聯系的，因而他提出了超經驗內容的分界標準，意思是具有更多的經驗內容或更多的可預見性理論才能證偽理論，他說：“評價任何理論都必須同他的輔助假說、初始條件等一起評價，尤其是同它的先行理論一起評價……”3其次，在證偽規則方面，拉卡托斯與波普爾也是不同的，波普爾認為理論如果與經驗、觀察不一致，那么它就被證偽了，拉卡托斯則認為經驗不能證偽理論，而是被具有超經驗的新理論證偽的，前面以提到，這里便不再多說了。總而言之，拉卡托斯在繼承波普爾科學發展模式的同時又批判發展了，因而是把波普爾的科學理論叫做樸素證偽主義，他把自己的科學發展模式叫做精致證偽主義，這也就是從“樸素證偽主義”到“精致證偽主義的過程”。

一、復雜性研究的提出及主要流派

一般認為，復雜性科學始于20世紀40年代美籍奧地利生物學家貝塔朗菲的一般系統論研究。隨著系統科學的研究不斷獲得進展，耗散結構論、協同學、控制論、信息論、混沌理論和超循環論等陸續創立，為復雜性科學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對于當前尚在蓬勃發展、方興未艾的復雜性研究，不同的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分類。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沃菲爾德認為，在美國就存在系統動力學學派、適應性系統學派、混沌學派、結構基礎學派等。我國的戴汝為認為，國際上研究復雜性科學，按其所用術語可以概括為三方面：一是歐洲的普利高津、哈肯等人開創的遠離平衡態的開放系統；二是美國圣菲研究所以復雜適應系統為標志的工作；三是中國錢學森提出的以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為主線的研究。綜觀當前對復雜性科學的研究，大抵可以分為四大主要流派：一是一般系統論學派。一般系統論學派是由美籍奧地利生物學家貝塔朗菲開創的。早在1937年，在芝加哥大學的一次哲學討論會上，貝塔朗菲就提出了“一般系統論”的概念。1945年，他發表《關于一般系統論》一文，提出一般系統論的任務。1968年貝塔朗菲出版了《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一書，書中全面闡述了一般系統論的思想、內容和理論框架。在《一般系統論》一書中，貝塔朗菲開始自覺地運用“整體”和“系統”的概念來認識和處理存在于一切知識領域中的復雜性問題。他力圖從對立、斗爭和一致性中發現系統演化的機制，從系統內部說明何以能夠出現由簡單到復雜、由低序到高序的演化。美國圣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長考溫認為，復雜性研究作為一門科學，肇始于貝塔朗菲的研究。一般認為，貝塔朗菲創立的一般系統論，標志著復雜性科學的誕生。二是自組織理論學派。自組織理論學科群涵蓋了耗散結構理論、突變論、協同學、混沌理論、超循環論和分形理論等新興學科理論，代表人物有普利高津、哈肯、托姆、拉茲洛等。“這樣的新興學科，它們研究的對象盡管不同，但是都具有共同特征，那就是它們都是非線性的復雜系統，或非線性的復雜的自組織形成過程”。

自組織理論研究組成元素眾多的復雜系統如何自主從無序到有序的演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由于大量的組成元素致使單一的中央控制成為不可能，使得整個系統的演化不可避免地具有非線性、隨機性。此外，自組織理論還探討復雜系統演化過程中的漲落、分叉、相變等現象，使得人們對系統復雜性的認識更深入。所以普利高津在其著作《探索復雜性》一書的序言中指出：“自組織現象是作為一個嶄新的科學范式出現的，它使人們可以設想出復雜性如何在自然中出現，以及可在何種程度上被加以探索研究。”三是復雜性范式學派。代表人物是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埃德加•莫蘭。1973年，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埃德加•莫蘭發表《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一書，在批判傳統的“簡單化范式”的同時，率先提出了“復雜性范式”的概念和理論，并號召人類進行思維方式上的新革命。莫蘭認為，經典科學認識事物的方法，主要是采取還原式、分離式、割裂式的“簡單化范式”，“相信世界的簡單性，是從德謨克里特以來在西方科學中形成的基本信念。牛頓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指出，自然界喜歡簡單化，不愛用什么多余的原因來夸耀自己”。在這樣一種方法指導下，經典科學的主要任務就是不斷揭示隱藏在復雜現象背后的簡單規律。但是，簡單化范式在探索認識基本粒子、氣象等等方面現象時，由于失去了確定性的根基，顯得越來越無力。為此，埃德加•莫蘭認為新的復雜性范式的萌芽已經出現，要用復雜性范式發展自己，迎接挑戰。由于埃德加?莫蘭的“復雜性思想”，涉及到認識論和方法論領域，因此具有更普遍的意義。四是復雜適應系統學派。主要代表是美國的圣菲研究所。1984年圣菲研究所成立時就以“復雜性科學”作為研究所活動的旗幟，旨在通過開展跨學科、跨領域的研究，探索建立復雜適應系統理論。圣菲研究所的工作成績斐然，陸續提出了“適應性主體”“、可變圖示”“、混沌邊緣”、“適應性景觀”的新概念，并建立了復雜適應系統的整體多樣性和演化模型。目前圣菲研究所在歐美影響很大，發展很快。綜上所述，當前復雜性研究的這四種流派都從各自研究領域揭示出復雜性研究的重要性，研究內容既相通，又互有區別。一般系統論從系統理論出發，聚焦于研究系統如何從簡單走向復雜，從無序走向有序。普利高津的“復雜性科學”則作為一種超越經典科學的科學方法論的新視域，旨在用“演化的物理學”代替“存在的物理學”。莫蘭的復雜性思想首先致力于用復雜性的方式建立全面的、整體的人類學，進而拓展至探討建立一般的科學研究的復雜性方法，其復雜性理論涉及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圣菲研究所的“復雜性科學”則主要是指其創立的“復雜適應系統理論”。該理論主要探討了世界上生物層次以上的高級的復雜系統能動地適應環境的演變內在機制。但是，無論是1928年貝塔朗菲提出一般系統論思想，還是普利高津的復雜性科學，亦或是埃德加?莫蘭的“復雜性范式”，均未能對“什么是復雜性，什么是復雜性研究”，給出統一的界定。但是也并不是說這一階段的研究就沒有突出的理論成果，因為在這一階段研究中，他們各自提出了一系列復雜性概念模型，比如：埃德加•莫蘭提出的“宏大概念”，美國圣菲研究所的“復雜適應系統理論（CAS）、涌現生成理論、混沌理論等。當然，復雜性科學誕生的首要意義在于，他們把關于“復雜性的研究”作為一個科學的命題，擺在了研究者的面前。

二、復雜性研究的主旨及其劃時代變革

復雜性和復雜性科學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界定，對于復雜性或復雜性科學，我們無法以一種簡單的肯定的方式給出界定，但運用復雜性科學的研究方法，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大致勾勒：一是復雜性科學只能通過研究其運用的方法論來區別，復雜性科學的理論標志就是非還原的研究方法論。復雜性科學的重要特征就是通過研究方法論來進行界定或定義。復雜性科學它不是一門具體的學科，而是分散在眾多的學科中，是學科交叉互涉的，從傳統的學科分類到現在的交叉學科，從研究政治、經濟、生物等的分類學科，過渡到研究語言、大腦、市場、交通等等的交叉研究，它幾乎涉及到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正是由于它那有別于還原論的方法論立場，才被稱為復雜性科學。二是復雜性科學力圖打破傳統分類學科之間那種互不往來的狀態，努力尋找并試圖建立各學科之間的相互溝通、相互聯系的協調機制。復雜性科學打破了牛頓經典力學和線性理論的統治和主宰，打破了還原論適用于所有科學的夢想。三是“復雜性本身就是一種兼備多種組分要素、結構要素和功能要素的復雜觀念”。復雜性科學力圖創立新的理論體系或科學范式，并應用新的思維范式來解釋世界給我們提出的一系列問題。

綜上所述，復雜性科學并不是簡單的一門學科，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系列的相關的學科群，“是一群具有復雜性意識和復雜性思維的理論叢林”。在這個被稱為復雜性科學的學科群中，主要包括以下若干個理論：系統科學的耗散結構理論、復雜巨系統理論、超循環理論、協同論、突變論；非線性科學中的分形理論、混沌理論等。從未來發展看，構成復雜性研究的核心理論主要是：涌現生成理論、遺傳進化理論、人工生命理論、復雜適應系統理論、復雜網絡理論、自組織臨界性理論等。復雜性研究的興起都對傳統自然科學研究、甚至于哲學思想等都將帶來劃時代的變革和影響。首先，復雜性科學的誕生拓展了自然科學研究的領域，它使自然科學研究從線性的、確定的、有序的傳統的研究領域拓展到非線性、不確定、無序的研究領域。傳統自然科學在獲得對自然界及其規律的認識的同時，也給自己劃定了研究領域，即研究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這一做法在取得了諸如牛頓經典力學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阻礙著人類認識的進一步發展。隨著復雜性科學的誕生，那些原本不是科學的領域，或者超越原來的科學研究領域的對象，也逐漸被納入到了科學研究的視野，科學研究的宗旨也隨即從原來的探索尋求簡單性規律，發展到了了現在的探索認識復雜性。所以，復雜性科學的誕生是科學發展史上的大事件，被認為是“21世紀的科學”。其次，復雜性科學的誕生，還對傳統的科學思想、觀念、理論和方法產生了重大影響。復雜性科學的發展，為我們的科學研究提供了復雜系統分析的新方法。具體說，它為我們分析復雜組織的生成演化過程提供了分析手段。傳統科學的思維方式是建立在有序分割和理性三大支柱上。隨著復雜性科學的興起，這些支柱的基石都一個個被動搖。然而，復雜性科學研究絕不是要排除事物的確定性、必然性規律，去單純追求建立一種不確定性理論，絕不是完全排除分割、剝離和理想實驗的方法，去單純追求建立一種不可分割性理論，簡單排除邏輯推理，以便允許對邏輯規則的任何違反。相反，它的研究方法是穿梭于確定性和不確定性、要素和整體、可分割和不可分割之間，探求事物復雜性本質。因此，在復雜性科學研究中，要把傳統科學的研究方法整合到一個更廣泛、更豐富的理論框架內，把整體主義和還原主義，系統的整體性和局部的具體性聯系并有機結合起來。

總之，復雜性思維方式、復雜性科學的研究方法，并不是“簡單化范式”的對立面，而是要包容并整合“簡單化范式”的一種新的融貫的思維方式，新的融貫的研究方法。復雜性科學特別是其中的復雜適應系統理論、涌現生成理論、復雜進化理論、混沌理論、復雜網絡理論等，為我們的認識提供了建構比較完備的復雜系統分析模型新方法、新工具。再次，復雜性科學的興起，將對人們的世界觀產生重大影響，將徹底改變傳統的哲學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在本體論上，復雜性科學的興起對呈現在人們面前的世界圖景進行了重新的描繪，復雜性科學為哲學本體論提供了新的對象、新的可能。在認識論上，復雜性科學的興起嚴重沖擊并影響著傳統認識論，在未來的認識論研究領域，認識復雜性，將成為主要任務。在方法論上，復雜性科學研究方法與傳統科學的研究方法也有很大差別。未來的思想家、科學家將采取不同于簡單化、還原性方法的復雜性方法，如隱喻、類比和思辨等等，這無疑將極大地豐富科學研究的方法。最后，復雜性科學的興起在沖擊對傳統科學觀念、思想、理論的同時，也需要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及時總結包含在復雜性科學中的哲學思想，梳理復雜性科學所包含的具有哲學意蘊的東西，同時對復雜性科學產生的各種認識問題作出反思和回應。對于復雜性科學的哲學研究業已成為當代科學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前沿陣地。

一、高校“思政課”教育：傳道使命的擔當者

教育為政治服務，體現出的是國家意志。正因如此，古今中外的教育以傳“道”為第一要務，這里的“道”主要是指規律、方法、信仰、道德、社會制度等。在不同社會制度下，“道”有著不同的內容。曾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其中傳承的是儒學之“道”，從漢武帝采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以來，經過漫長的封建傳道士的不懈努力，從啟蒙教育開始，一直到仕途科舉，著力灌輸、渲染孔孟之道，導致社會出現為官為宦、安邦治國均遵從孔孟之道，最終“儒術”被完全地確立起來，幾乎婦孺皆知，達到貫穿國人靈魂，規范國人行為之地步。雖然后來經歷了多次對“儒術”否定的社會革命，如辛亥革命等，但是，時至今日，它仍有根深蒂固的影響。今天，我國社會主義高等教育所傳之“道”，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科學真理，在一代又一代的社會主義建設者與接班人之間永遠傳承下去。這就是黨和政府要求做好高校宣傳思想工作時，賦予社會主義高校的神圣使命。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理論，學習、傳播、豐富、發展這個科學理論，需要有一定的科學理論修養作基礎。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地確立馬克思主義根本指導思想的地位，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工作者堅持不懈的努力。這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論工作者在向高校青年大學生傳馬克思主義之“道”時，將傳道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相結合，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去廣泛傳播、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以推動馬克思主義全面社會化，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凈化社會靈魂。

二、高校“思政課”教育：塑人靈魂的工程師

1.高校“思政課”教育為大學生的專業學習和研究提供科學世界觀方法論指導。有部分學生認為，我既不信奉唯物主義世界觀、也不信奉唯心主義世界觀，我信奉我的專業，因為我將來只靠它吃飯。這種觀點不僅錯誤、而且在

實踐中有害。雖然，大學生想努力學習專業知識，以便將來能夠成為某一方面的專家、學者無可厚非。但是，任何人的思想都離不開世界觀方法論指導，任何人的任何行為都是在不同世界觀方法論指導下所作的行為。世界觀是人們對世界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會有什么樣的觀察、分析、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任何專門學問的研究只是對世界某一方面的研究，而任何研究都離不開世界觀方法論指導。

2.有益于大學生修煉良好的人格魅力。

要想將來當專家，不僅要受世界觀支配，而且還必然受一定人生觀、價值觀支配。一個人不管他能否成為專家，學生時代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將來要如何做人、做一個什么樣的人、培養自己一個什么樣的人格。即使成為專家，也存在著一個具有什么人格力量的專家的問題。已經成為了專家，在個人的榮譽、地位、利益等系列問題上，如何對待？已經成為專家，將自己的智慧用于為自身個人利益而努力奮斗還是造福于人類社會？當科研受到挫折和失敗時，是氣餒、退縮，還是迎難而上直至成功？遇到科學研究的社會環境不理想，是抱怨、發泄還是積極克服、主動進取？如此等等系列問題，都需要作出明確的、毫不含糊的回答。馬克思主義不僅是科學的世界觀，也是科學的人生觀，以它為思想武裝十分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德才兼備。大學生只有以這樣正確的人生觀作為人生行為的指導，努力學好專業，將來才有可能成為受到國家和人民歡迎和重用的、有人格魅力的專才、專家。

本文作者：郭美霞 單位：雞西大學

愛因斯坦創立相對論所需用的物理知識，不見得比所需的哲學思維多，愛因斯坦頭腦中的哲學成分一直是人們的研究課題，因為是他成功地改變了后來者對宇宙時空觀的看法。雖然在兒童時期，他的智力發育遲緩，但他那刨根問底的哲學探索精神使他對空間、時間的鉆研比別人更深刻。他曾說，他受過斯賓諾莎哲學的影響，傾向于唯理化，但是他又始終注重實驗事實，“相信有一個離開知覺主體而獨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學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哲學理論思維。日本物理學家坂田昌一，根據恩格斯和列寧關于辯證自然觀的思想，反對把粒子看做“物質的終極”，站在“物質具有無限層次”這一立場上致力于物質結構研究，l956年他提出了包括奇異粒子的復合模型，認為強子是由原子P、中子n和∧粒子這三種基礎粒子組成的，“坂田模型”在解釋和預言強子的性質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這是坂田昌一長期堅持自覺學習和運用自然辯證法的結果。

他寫道:“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就像珠寶的光芒一樣照耀著我四十年的研究生活。”［3］在牛頓時代，研究機械力學，沒有辯證法相對來講還過得去。然而，在今天，辯證法成為自然科學研究必不可少的方法。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離開了辯證法將寸步難行。現代科學的許多復雜問題不能單靠實驗的方法來解決，要借助于想象力和哲學思維。例如，我們無法直接觀測電子等許多基本粒子的實際運動狀態，只能在一些模型或理論的基礎上進行間接觀測，而這種模型或理論的建立就需要哲學的幫助。關于幾十億光年以外的天體情況，幾十億年以前的宇宙狀況等，都無法直接用實驗來驗證。各種宇宙學說的建立離不開哲學的指導。辯證法對現代科學的指導作用一天比一天重要。

人類借助于科學實驗活動，把我們的認識從已知的此岸引向未知的彼岸，包含了觀察、假設、推理、實驗、論證、檢驗等階段。在每個階段中，以及從這一階段轉移到另一階段時，都必須要有充分的依據、合理的原因、嚴謹的推理、科學的驗證。歸納、演繹、類比、分析、綜合的過程，就是對感性材料進行整理，通過科學抽象做出哲學概括的過程，這對整個科學實踐活動起著一般方法論的作用，是最高層次的科學方法。地殼運動的板塊模型的建立是現代地質學的重大發現。這之前經歷了大陸漂移假說、海底擴張假說和板塊構造學說三個階段。最先把大陸漂移作為一個假說提出的德國氣象學家魏格納，設想全球的大陸曾經都連在一起，稱之為“聯合古陸”，并給出聯合古陸破裂、漂移過程的圖示。

魏格納認為使大陸漂移的動力是地球自轉的離心力及太陽和月亮產生的潮汐力。但是，地球物理學家的計算表明，這個力實在太小，不足以推動大陸的漂移。20世紀60年代，美國地質學家赫斯提出“海洋擴張假說”，他認為，大陸不是作為獨立體運動的，而是與海底連在一起在地幔軟流圈上移動。60年代末，在海底擴張說的基礎上，美國的摩根、法國的勒比雄和英國的麥肯齊共同提出了“地球板塊構造模型”，這一學說成為新的地球構造理論。從大陸漂移學說、海底擴張學說到地球板塊構造學說，每一個學說的提出，都是從假設開始，在觀察或實驗方法無法企及的情況下，借助抽象思維的能力，反復分析、推理而概括得出的結論。所以，“概括”作為一種思維方法在每一個階段演進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從20世紀50年代起，帶領數學工作者深入生產一線，潛心探索一條讓數學更好地為發展國民經濟服務的途徑。

他在常年實踐的基礎上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學方法，概括為:大統籌、廣優選、聯運輸、精統計、抓質量、理數據、建系統、策發展、抓工具、巧計算、重實踐、明真理。凝練的36個字，處處閃爍著哲學思維的光芒，今天這套方法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是哲學方法論在自然科學中的典型應用。事實證明，只有那些認真實踐而又善于思索的人、善于概括總結的人，才有可能在科學探索中捷足先登，摘取科學之果，也才能成為推廣科學成果、促進科學進步的強大力量。從這種探索過程中可以看到，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迅速進步及其向各個領域的廣泛滲透，尤其是數學方法的推廣和應用，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等橫斷學科的發展，使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方法論上逐步相互滲透，日漸趨向統一。正如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所指出的:“在現代科學技術中所用的研究方法也逐漸統一了，不能區分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和社會科學的方法論。”

由于理論思維的工作特點是抽象的理性功能，不需要實驗室，而是在頭腦中運用科學的邏輯加工感性材料，突出了事物的主要特征，因而使人們更便于發揮科學抽象的作用，使理想形態的研究結果超越現有條件，指明研究的方向，形成對新事物的科學預見。因此，正確的理論思維能夠對客觀世界做出科學的預見。這些科學預見往往經過科學技術手段的進步，在一系列研究活動中得到證實，從而形成新的科學理論。通過哲學思維所進行的科學預見，在歷史上非常之多。恩格斯運用辯證法對當時自然科學發展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做出了很有見解的分析，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預見，對機械運動中兩種量變的爭論做出了歷史的總結，對原子可分、電子運動的物質基礎、放射到太空中去的熱能量重新集結，物理學和化學之間邊緣科學的發展，人工合成蛋白質的可能，非細胞生命的存在等做了預見。

歐洲探險家們在通過旅行獲得大量人種志資料的基礎上開展比較研究，人類學和比較語言學等都在這一時期相繼產生。與空想社會主義浸透著哲學甚至形而上學的傳統思維方法及其失敗的社會實驗不同，建立在調查獲得的事實資料基礎上的社會科學此時業已萌生。朱利安倡導比較教育的最初意圖在于“使教育成為近乎實證性的科學”，他認為，就像比較解剖終于促進解剖成為一門科學一樣，“比較教育的研究也必然能為教育的完善而成為科學，提供一些新的手段”。［2］這樣的設想，與當時整個社會科學“科學化”的訴求在總體上是一致的。同時，庫森(VictorCousin)基于人口統計資料的比較教育研究、賀拉斯•曼(HoraceMann)和巴納德(HenryBarnard)在跨國旅行中進行的比較教育研究，也都與這一時期整個社會科學發展進化的歷史是相一致的。

到20世紀早期，歷史哲學和歷史意識形態結合形成的“歷史主義”在社會科學中產生廣泛影響，它“強調變化與發展在人類社會(humanrealm)的決定性地位”，［3］集中代表歷史主義范式的史料編纂學(historiography)等得到發展。歷史主義在社會科學界很快受到質疑和批判，反對者主要攻擊歷史主義背離了自然－科學的解釋模式，認為它導致了反科學的懷疑論和相對主義。波普爾在其1957年出版的《歷史主義的貧困》一書中指責“反對自然主義”的歷史主義是“目的論”和“整體論”的，而“贊成自然主義”的歷史主義則以虛構的歷史規律為基礎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提出了預測。回顧比較教育在這一時期的發展歷史，薩德勒(M．Sadler)、康德爾(IssacKandel)、漢斯(NicholasHans)等人的歷史主義研究范式和對編纂《年鑒》的學術熱情，以及貝雷迪、霍姆斯(BrianHolmes)、諾亞和艾克斯坦(M．A．Eckstein)對歷史主義的批判和對社會科學方法的推崇，同樣與當時的社會科學發展大背景密不可分。在《社會學方法的準則》這一對社會學成為一門科學具有重大影響的著作中，迪爾凱姆(?mileDurkheim)曾對社會學的方法論特性，展開了詳細而嚴密的論證。他認為科學只有通過比較兩種現象在不同的環境下是否同時出現或消失來證明不同現象之間的因果聯系和相互依存性，若這些現象被認為是可以控制并可重復再現的，就可以用實驗的方法加以研究，“如果相反，事實的產生并非我們所能支配，我們只能比較那些自發地產生的事實時，那就應該采用間接的實驗方法或比較方法。……因為社會現象顯然不能由觀察者左右，所以只有比較方法適合于社會學”。［4］在同屬比較法的相同法、相異法、剩余法和共變法中，迪爾凱姆認為共變法(ConcomitantVariation)最適合社會科學研究。孔德(AugustComte)認為社會學的主要任務不是確定不同社會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而是要發現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和方向，他認為“真正的實證精神主要在于為了預測而觀察，根據自然規律不變的信條，研究現狀以便推斷未來”，［5］所以要用綜合的方法把人類社會發展的狀況聯系起來，這種方法就是歷史的方法。孔德認為比較的方法需要使所比較的現象脫離其所屬的歷史，這就割裂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出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迪爾凱姆認為共變法可以避免孔德對比較法的疑慮，因為“共變既不要求我們進行支離破碎的列舉，又不要求我們作膚淺的觀察。為使共變法得出正確的結果，只有幾個事實就足夠了。只要證明在多數情況下兩個現象是共變的，就可以肯定其中有一個規律”。［6］這種實證的努力改變了早期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認識因其依賴對旅行者見聞之道德信任而帶來的先天脆弱性。［7］從迪爾凱姆等人的方法論及其相關研究可以看出，“比較法”在社會科學中是作為一種帶有根本性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受到重視的。在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比較在“假設———推測———驗證”等主要環節中起著分析事實以證明或證偽不同因素之間因果聯系的重要作用，即比較包含多種因素的社會環境，分析某種社會現象的出現與某一種或幾種影響因素的出現之間的聯系，從而證明關于這種社會現象的社會科學規律。回到比較教育產生初期，我們應當看到，“比較”在當時其實是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的基本研究方法被引入到教育科學研究中的。在整個比較教育研究的發展歷史中，“比較”也一直是被作為一種基本研究方法而非研究成果形式對待的。從后來貝雷迪、諾亞等著名比較教育學者關于比較教育方法論的爭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問題在于，雖然歷經了貝雷迪、諾亞和艾克斯坦等學者的強烈呼吁和傾心努力，比較教育研究在其發展過程中并沒有完全摒棄早期旅行者見聞的色彩，它錯把那些加入了作者主觀評價抑或簡單的統計數據，而主要性質仍然是關于國外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報道性、描述性文字(包括在國外期刊上報道本國教育的文字)也納入了“成果”之列。實際上，在這類文字中，“比較”只是一種敘述形式，它根本就不是作為一種研究方法而存在的。這也正是朱利安在早已產生關于教育的旅行者見聞之類文字的背景下，仍然強調要通過“比較”來使教育成為一門科學的重要原因。

然而，比較教育成果中至今依然夾雜著大量國外教育報道和“改良版”的旅行者見聞，很多關于別國和本國教育的記述，都因為其在形式上對不同國家教育的“比較”而煌然列于比較教育“成果”之列。實際上這些文字只是對不同國家教育的描述，充其量也只是簡單的“對比”，而并非作為社會科學基本研究方法意義上的“比較”。也就是說，這些“比較”其實只是一種跨國報道而非研究，它們最多只能算作比較研究的資料性準備。比較教育學者們在方法論科學化方面的努力，并沒有把大量沒有運用科學方法論進行研究的文字從比較教育的“成果”中清理出去。在這一意義上說，比較教育研究一直沒有最終完成自身的“科學化”。這也是它如今面對學科同一性危機的最根本原因。

一、歷史的變化與“比較”的進化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比較教育是作為一種教育科學中的一個“工種”而非“學科”被“重新”建立起來的，它主要承擔的是搜集國外教育信息和追蹤國際教育改革發展動態的任務，而不是進行“比較研究”的任務。就學科發展而言，中國比較教育此時實際上還處在“前朱利安時代”。隨著社會需求和學科環境的巨大變化，中國比較教育研究的科學意識開始覺醒，但它一直沒有自覺地展開自身科學化的工作。只是近幾年，在社會需求和全球化的大背景的推動下，中國比較教育研究才開始悄然(仍非自覺地)邁動了科學化的步伐。中國比較教育研究在改革開放之初之所以作為那樣一種特殊形態而被重建，是由當時它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和教育科學其它學科的需求所決定的。當時的中國剛剛結束與國際社會幾乎完全隔絕的十年，教育科學研究隊伍的外語水平普遍較低，教育科學諸學科之國際視野極其有限，因此亟需有一批外語水平較好的專業人員專門從事搜集整理和翻譯介紹國外和國際教育發展的最新信息的工作，于是，中國比較教育重新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水平起步。1964年前后，全國高校雖然先后建立了數個外國教育問題研究機構，但“由于我們對資本主義國家教育的基本立場是批判和否定的，在形式上又僅重視資料譯介而缺乏深度分析”，［8］并且接踵而至的很快就把這初燃的星星之火給撲滅了，因此，比較教育當時在中國還遠沒有成為一種研究。到20世紀70年代末，它又“而今邁步從頭越”，回到了60年代中期的水平。這種發展狀況適應了當時的社會需要和教育科學其它學科的需要，因此，比較教育在此后的十多年時間里在中國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然而，進入90年代之后，中國比較教育學界逐漸意識到并開始討論學科同一性危機的問題。無論是起初的快速發展還是后來的學科危機，究其根源，仍然取決于社會需要和教育科學其它學科需要的變化，以及比較教育研究對這一變化的適應情況。

僅從我國國內的變化來看，比較教育如今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和學科環境，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已經有了根本的不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加上日益加速的世界全球化過程的影響，中國比較教育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和教育科學內部學科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是英語的普及，使得教育科學研究隊伍的外語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越是年輕的研究者，其英語或其它語種外語的水平越高，改革開放之初那種主要搜集譯介“外國教育情報”的比較教育研究“工種”已經喪失其存在的必要性;其次是國際交流的日益頻繁，特別是信息化提供的便利，使得教育科學普遍打開了國際視野，國際學術范式直接影響著我國教育科學研究的發展;最重要的是我國教育改革開放逐漸步入了“深水區”，更加開放的政策環境使得我們對國際教育改革和發展經驗的借鑒也呈現出全方位和更加深入的特點，翻譯介紹和“準旅行者見聞”式的“成果”，已經不能滿足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對比較教育研究的新要求。為了更清晰地反映中國比較教育發展環境的變化。教育改革和教育科學其他學科的變化對比較教育研究的影響是最為直接和深刻的，而所有這些變化，都與另一個更大的社會歷史背景相聯系。這個社會歷史背景就是席卷世界的全球化。在這樣一個時代，“一切固定的古老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于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系”。［9］同樣，比較教育學者們也必須進行冷靜的思考。“在這樣一個地球村里，我們究竟為什么還要進行比較分析?”［10］面對這樣一些極具挑戰性的質疑，比較教育學必須做出回答。

格林(AndyGreen)認為，比較教育研究在全球化時代面臨著一系列嚴峻的問題，因為“國家教育制度這一概念構成了比較教育之精神結構的基石”，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有些學者甚至得出了“跨國的比較如今已是多余”［11］的結論。無論這種結論是否可信，比較教育研究自身都必須發生進化，以適應新的社會需求和全球化時代背景的嚴峻挑戰。要成功應對這一系列挑戰，比較教育首先必須褪去早期旅行者見聞的色彩;要褪去旅行者見聞的色彩，必先擺脫早期粗陋的研究方法;要對比較教育研究方法做出科學的改進，又必須在方法論上做更加深入的反省，以重建格林教授所說的“比較教育之精神結構的基石”。全球化在某種程度上動搖了比較教育精神結構的傳統基石，但并未從根本上否定比較教育研究存在的價值。正如戴爾(RogerDale)所言，“全球化并不必然導致同質性，甚至也不增加各國教育制度之間的相似性”，因此，我們仍然可以“把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分析出來，指出那些限制和引導其對教育制度之影響的因素，從而站在更好的位置上從國家的和比較的兩個角度來回答教育的核心問題”。［12］問題在于要成功地把這些因素分析出來，并對其進行可靠的研究，比較教育研究之“比較”必須進一步進化。面對全球化的嚴峻挑戰，“比較教育被指責經常墮落為旅行者見聞、政策主張和對不科學政策借鑒之投機取巧的理論說明，若想避免這些指責，它就必須進行比較，而且要系統地進行比較。”［13］比較教育研究之“比較”需要進化，亦即比較教育研究在方法上應當進一步理論化、系統化和科學化。它必須重新找到其精神結構的基石，并由此出發建立一整套邏輯嚴密的方法論體系，從而像社會學等學科那樣，在自身科學化的過程中逐步證明其獨立存在的價值。

摘要:公共管理科學研究的基本邏輯包括理論邏輯、經驗邏輯和方法邏輯。理論邏輯指公共管理科學研究不能是純粹的經驗事實而必須堅持理論指導，經驗研究是公共管理科學研究必須建立在一定經驗基礎上，方法邏輯是連接公共管理理論與公共管理經驗的中介和橋梁。公共管理科學研究的三重邏輯是檢驗公共管理科學研究質量的基本標準。

關鍵詞:公共管理;科學研究;基本邏輯

關于公共管理研究是一種解釋性研究還是行動性研究，因對公共管理研究本身界定不清而導致認識有些混亂。馬克思有一句至理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1]馬克思看似強調改造世界的重要性，但是解釋世界同樣重要，改造世界須以解釋世界為前提條件。公共管理研究取向應該是兼具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首先要解釋世界，其次才能改變世界，對公共管理現象的科學認識和解釋是改變公共管理實踐的基礎。公共管理研究具體可分為三類：學術研究、咨詢研究、評估研究。公共管理學術研究是另外兩種研究的基礎，只有對公共管理規律進行較好的把握，才能進行相應的咨詢研究和評估研究，所以公共管理學術研究也稱公共管理科學研究。公共管理科學研究取向有描述性研究、解釋性研究、行動性研究。不論公共管理科學研究的哪種取向，都包括三個基本活動：詮釋理論、尋求經驗、匹配理論與經驗。由此引申出公共管理科學研究的三重邏輯：理論邏輯、經驗邏輯和方法邏輯。

1公共管理科學研究理論邏輯

凱恩斯說過：“事實上統治世界者，就只是這些思想而已。許多實行家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的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2]公共管理科學研究不能純粹是經驗材料的堆積，其必須有一定的理論指導。能夠指導公共管理科學研究的理論，是介于公共管理宏大理論與微觀理論之間的中層理論。首先，公共管理中層理論的界定。理論是通過假設、觀察、檢驗而得出來的有關現象和因果關系的一系列互相關聯的結論。理論代表著人們探索世界的規律，研究借助于理論思維或理論概括才能實現，否則只是簡單停留在具體事件上的描述，無助于公管理實踐的進步。公共管理中層理論是介于宏大敘事的一般理論與細節描述的微觀理論之間的理論。公共管理中層理論“能夠有效響應時空條件轉換的需要并充當溝通宏觀理論與具體經驗的橋梁”。[3]對于公共管理科學研究而言，如果不能在受各種條件限制的事件中概括出具有共性的本質聯系或必然趨勢，那么就形成不了對公共管理發展變化總體趨勢的一般性認識。其次，公共管理中層理論的類型。公共管理中層理論根據不同維度，有不同劃分方式。根據公共管理科學研究的目的，中層理論可分為描述性理論、解釋性理論和行動性理論。描述性理論如韋伯的官僚制理論，解釋性理論如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行動性理論如奧斯特羅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論。根據公共管理科學研究的領域，中層理論可分為公共組織理論和公共政策理論。公共組織理論如績效管理理論、政府再造理論和網絡治理理論，公共政策理論如政策網絡理論、政策執行理論、政策工具理論和政策評估理論。最后，公共管理中層理論的應用。公共管理中層理論為我們認識公共管理現象提供了理論視角，通過不同的理論視角對待同一件事情都會有不同的解釋。在公共管理科學研究中，盡管有使用理論工具的意識，但在理論工具選擇方面往往存在著以下問題：理論工具選擇太多，理論范疇太大或不恰當，如選擇治理理論、新公共管理理論，甚至公共政策理論為工具，導致在后面的經驗分析未能體現理論視角，過大的理論難以應用到具體的經驗研究中。在公共管理科學研究中理論選擇方面應選擇較具體的，如治理理論下面的分支理論——協同治理理論、網絡治理理論、整體性治理理論等。

2公共管理科學研究的經驗邏輯

以往公共管理研究多充斥概念演繹或推理，從概念到概念忽視公共管理經驗的研究難以稱得上科學研究，公共管理科學研究必須以中層理論為指導，并建立在公共管理經驗的堅實基礎上。首先，公共管理經驗的界定。經驗指從多次實踐中得到的知識或技能。公共管理經驗就是從公共管理實踐中得到的公共管理知識或公共管理技能。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公共管理經驗往往是公共管理實踐者的親身經歷或個人體驗。公共管理經驗進入研究過程，成為公共管理科學研究的素材，依賴特定的資料搜集方法和資料分析方法。資料搜集方法用于獲取公共管理實踐者的經歷或體驗，資料分析方法用于整理這些經歷或體驗，以學術性話語重新把其呈現出來。其次，公共管理經驗的類型。從前面對公共管理經驗的界定看，作為研究素材的公共管理經驗，主要包括公共管理活動產生的文本知識和實踐知識。前者主要是一些文獻資料，如政府工作報告、政府文件匯編、政府統計資料等；后者是實際調查獲取的資料，包括政府活動過程、政府間關系、官員公務行為、政府與公眾關系、政策執行情況等。對于這兩類資料獲取的公共管理經驗有不同的理解邏輯：一類是公共管理文本邏輯，主要通過文獻資料得到的經驗；一類是公共管理實踐邏輯，主要通過訪談、觀察或問卷等調查方式獲取的經驗。對公共管理經驗的理解一直存在文本邏輯與實踐邏輯的悖論，公共管理科學研究要把文本與實踐相結合，以理解豐富的公共管理經驗。最后，公共管理經驗的應用。如何看待公共管理研究經驗，在中層理論的指導下應遵循三個原理。一是差異原理。公共管理經驗的相同點不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其呈現出的不同才更具研究價值。如兩個地區資源稟賦相同，發展績效卻不同，或兩個地區資源稟賦不同，發展績效卻相同。二是分組原理。公共管理科學研究應堅持從集體層面解釋經驗之間的差異，即用一種公共管理經驗去解釋另一種公共管理經驗。如政府績效問題可以用資源稟賦去解釋，把資源稟賦分為不同的組。三是情景原理。從某一公共管理環境歸納出來的理論，不能夠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應用到另一個不同環境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理論大多來源于西方，因產生的社會背景不同這些理論是否適合我國國情本身需要檢驗。同樣，公共管理理論是否適用于隨著時間發生變化的公共管理經驗，也必須先加以檢驗。

一、行為金融學的主要理論

行為金融學的主要理論基本來源于心理學的研究成果，通過將這些理論應用到投資者行為的研究當中，可以很好的把握住投資者的交易行為，從而可以為相關的投資機構和管理機構制定相應的投資策略和管理策略提供一定的理論指導。具體來說，行為金融學中有關股票市場交易異象的主要理論包括前景理論、后悔理論以及過度自信理論、自我歸因理論、心理賬戶理論等等。本文將重點介紹與行為金融學最為密切的前景理論、后悔理論和過度自信理論。

1、前景理論

前景理論由卡尼曼和沃特斯基（1979）提出，通過修正最大主觀期望效用理論發展而來的。它假設風險決策過程分為編輯和評價兩個過程。在編輯階段，個體憑借“框架”（frame）、參照點（referencepoint）等采集和處理信息，在評價階段依賴價值函數（valuefunction）和（主觀概率）的權重函數（weightingfunction)對信息予以判斷。在價值函數是經驗型的，它有三個特征，一是大多數人在面臨獲得時是風險規避的；二是大多數人在面臨損失時是風險偏愛的；三是人們對損失比對獲得更敏感。因此，人們在面臨獲得時往往是小心翼翼，不愿冒風險；而在面對失去時會很不甘心，容易冒險。人們對損失和獲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損失時的痛苦感要大大超過獲得時的快樂感。

2、后悔理論

后悔理論是指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常出現后悔的心理狀態。在大牛市背景下，沒有及時介入自己看好的股票會后悔，過早賣出獲利的股票也會后悔；在熊市背景下，沒能及時止損出局會后悔，獲點小利沒能兌現，然后又被套牢也會后悔；在平衡市場中，自己持有的股票不漲不跌，別人推薦的股票上漲，自己會因為沒有聽從別人的勸告而及時換股后悔；當下定決心，賣出手中不漲的股票，而買入專家推薦的股票，又發現自己原來持有的股票不斷上漲，而專家推薦的股票不漲反跌時，更加后悔。

3、過度自信

一、經典實用主義中的社會科學哲學：為社會科學哲學崛起奠基

經典實用主義以社會科學介入現實問題的解決，從而形成的社會科學哲學思想的特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實用主義真理觀：為信仰服務。對一個命題的判斷通常有真假兩種結果，實用主義學者的評判標準不再是“符合論“”融貫論”或是“多余論”等，而是一種某種意義上的一致。這就意味著只需要談話諸方在他們共同的信念下認為某一個理論或某一類思想可以達成一致就可以了。在那之后，實用主義被擱置了很久。但最近，甚至是在更早的時候，它又被恢復了它在美國的地位。其實，這是可想而知的。實用主義這次的回歸不僅保持著經典實用主義的傳統，還帶來了新的內容。實用主義的包容性越來越強，可以使用的范圍也越來越大。這就不難解釋它的生命力。新實用主義的思想主要是以羅蒂為主的后哲學思想。他的思想把許多學科都包容了進來，尤其是文學、政治和道德倫理。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學科有了可以冠以“科學”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時候，羅蒂認為文學、政治或是倫理道德比傳統社會科學學科還值得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實用主義，不僅在美國站穩了腳跟，而且在美國的外交手段中，我們可以不斷地看到他們的實用主義精神。這種精神不僅僅是一種功利的、利己的，同時還是開拓的、探索的。二是實用主義研究方向：以人為本。實用主義的魅力是當你使用這種方法論時候，你會感到很輕松，很有效。它的研究永遠是一種向上的力量，這應該與它的理論淵源有關。在實用主義哲學中我們永遠都抹不掉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影子。這樣的理論告訴我們，人類或是其他物種都遵循優勝略汰、適者生存的原則，所以我們的研究就會越來越復雜同時也是向上的。在實用主義的思想中，我們同時還能清晰地看到以人為基礎，尤其以人的興趣和情感為出發點的唯意志論的影子。尼采的非理性主義在實用主義中可以找到。

實用主義很注重的是研究某一問題的興趣，以興趣為出發點，便可以充分調動研究人員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更有利于達到有效的目的。同樣來自于唯意志論的觀點，即對人本身的考慮很重視。這點達成共識：“人類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可以進行思考的生物。當我們把自己作為研究對象的時候，那些把自然科學作為研究對象的大部分理論原則便不能使用。”因為，研究人類不能僅僅通過對某一個社會背景下的他們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推而廣之。我們需要在特定的時期、背景、文化中判斷他們的行為，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語言所表達的觀點，而理解這些語言的重點便是語言的環境。因此，對于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來說，實用主義是一個不錯的方法。這個方法會讓我們在了解我們自己和周圍環境的同時，變得開心、有趣和更有上進心。實用主義方法論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三是實用主義的價值取向:實際且多元。實用主義作為一個哲學學派，他們沒有明確的界限，只是有些觀點屬于實用主義的范疇，尤其體現在對社會科學研究中。許多哲學學派一直以來都信奉自然科學研究框架下的社會科學研究。因為他們認為“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都應該模仿自然科學。其實他們贊同了價值中立原則，認為歷史學家或社會科學家應該不帶有個人感情和價值導向來研究社會現象。”

但無論是實用主義學家皮爾士的科學主義、還是詹姆斯的意識流、還是杜威的工具論都充分地證明了社會科學的研究無法做到價值中立或完全客觀。因為，作為研究對象的人類行為、人類的生活習慣或是他們的信仰，都沒有辦法擺脫掉他們所生活的環境和能夠影響他們的信仰。而生活環境和信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一種觀點在某種社會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另一種背景下則是無解的。比如，我們常常看到：一個男孩子在路上看到一個吸引他的女孩子，通常會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看著她的眼睛微笑。而對方也會為自己被關注而感到驕傲。如果換個場景，結果就會大相徑庭。假如剛才的行為我們在美國的黑人區做一次，估計那個男孩子就難逃一劫。因為在那里的社會背景下認為盯著不認識的陌生女孩子看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為，甚至是一種輕微的性侵犯行為。因此，我們很難在有限的時間里找到一種通用的社會行為準則。

在使用實用主義的方法論研究社會科學中，有兩位學者起了重要作用。第一個人是庫恩，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為實用主義這個不能體現嚴格意義上的理論的理論提供了成為科學理論的基礎條件。因為庫恩對那些“反常”的理論提供了自我修正的條件。我們的社會科學理論在不斷地“前進”，但如果僅僅因為他們不符合某種嚴格的邏輯框架就剝奪了他們生存的權利，顯然是不公平的。只有當他們的理論內核真正的“壞掉了”，我們才可以宣判這些理論的不可存在性。而在這里，我們認為的內核不能再使用的標準是：實用主義的理論無法讓我們的問題變得更加容易解決。就像各大學派一直在爭執的主觀與客觀的區別。第二個人是羅蒂，他的種族中心主義為我們研究社會科學提供了切實有效的方法。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例子，這樣的現象在社會實際中比比皆是，還有很多奇怪的、我們無法理解的、可能與某種宗教信仰有關的現象。當我們面對這樣一群與我們生活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差很遠的人并與之交往時，又該怎么辦？羅蒂的辦法是以自己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為出發點，與對方溝通。我認為，這個辦法可能不是最快的溝通方式，但一定是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我們的信仰和觀念不一定要強加于對方，只需要找到可以達成共識的信仰和觀點即可。找到共同點會對我們進一步了解對方的行為和語言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