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為解決工科院校“專業課廣而不深，學生學而不精”等問題，開展《石油工程導論》教學改革嘗試。教材改革以“完整性、先進性、立體性”為標準，進行多角度創新，開展深層次教學改革，教學中增設理論與實踐、實驗與案例分析、研討式教學等教學環節，同時充分結合國外大學教材與前沿技術進行編寫，進一步提高了教材編寫水平和教學質量。

關鍵詞：石油工程導論；教材；改革；實踐

教材是體現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知識載體，是進行教學的基本工具，教材改革是高校人才培養工作的一項基礎性措施。教材建設是學校教學基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深化高等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提高教學質量、師資水平，反映教學改革成果，培養創新人才的重要保證。因此，為響應我校的“落實教育改革，提高培養質量”教育教學理念，結合教研團隊多年的研究生教學經驗特進行研究生教材改革[1-5]。《石油工程導論》是石油工程專業學生重要的主干課程之一，學生學習質量的高低對于日后科研工作能否順利開展關系緊密，教材的針對性編寫與合理運用對于當前的教育體系尤為重要[5]。為此，調研國內外有關內容，優勢互補，同時建立教材網絡平臺體現先進性與信息化。全面準確地闡述本學科的先進理論與概念，充分吸收本學科國內外前沿研究成果，科學系統地歸納本學科知識點的相互聯系與發展規律，深入淺出，案例生動，結構科學，體例完整，理論聯系實際。精選優化《石油工程導論》課程教材內容，通過對教學中理論與實踐、實驗與案例分析、研討式教學等先進教學環節的合理安排來設置教材內容，同時充分結合新技術介紹與國外大學教材借鑒分析進行教材編寫，進一步提高了教材編寫水平和教學質量。經過一年多的改革與實踐，《石油工程導論》教材改革進行了多種嘗試，正所謂“教學相長”，結合師生反饋不斷改進，現已初見成效，學生反饋教學效果較好。現將多角度教材創新，深層次教學改革經驗分享如下。

一中學為體，知識傳承

授課對象多為中國學生，所授知識不僅有西方經典理論，更有我國油田經幾代人不斷實踐所發展的特色理論，因此教材應當且必須傳承前人寶貴理論成果與實踐經驗。本課程經過多年課程體系建設，教學團隊骨干老教師具有豐富的石油工程教學、現場工作、科學研究經驗，有扎實的理論功底；教材設計立足于基本國情，已解決實際問題、提高科研能力為宗旨，絕不照搬西方模式。

二西學為用，國際接軌

借鑒西方高等教育教材創新模式，參考國外同類教材編寫經驗，參照世界一流大學石油工程專業本科生教材和教學參考書、經典文獻庫，補充完善教學體系，改革和優化核心課程的教學內容。教學團隊引入海外留學優秀人才，海外人才思維活躍，教學形式新穎，與老教師相互促進，互通有無，為培養一流國際化人才奠定扎實基礎。同時，教學團隊老中青結合形成了較好的“傳、幫、帶”教學隊伍。

【摘要】以開設本科信息安全專業的16所高校為樣本，采用文本分析和多元統計的方法，從學分要求、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和實踐教學環節比較研究了高校信息安全專業本科課程的設置。研究發現高校在學分要求、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和實踐教學環節開設上存在差異。研究結果可為信息安全專業學生和高校充實和完善其課程提供借鑒。

【關鍵詞】信息安全專業；本科；課程設置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互聯網已經成為個人生活、企業和政府工作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信息成為重要的戰略資源，如何保障信息安全成為個人、企業和政府均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面對社會對信息安全人才的需求，部分高校也設置了信息安全專業。目前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信息安全技術的研究，如信息安全模型設計（左高等，2016；林顯寧，2017）[1-2]、區塊鏈的信息安全技術研究（丁慶洋等，2018；丁偉等，2018）[3-4]、信息安全評估方法（付淳川等，2017；高志方等，2017）等[5-6]。二是信息安全行為的研究，如信息安全管理投入意愿研究（朱光等，2018）[7]、信息安全違規行為研究（甄杰等，2018；房琦等，2016）[8-9]、個人信息安全行為研究（張曉娟、李貞貞，2018）[10]等。三是信息安全專業某門課程建設的研究，如信息安全實驗課程的探索（孟魁等，2014；董飛、聶秀山，2015；吳淮等，2018）[11-13]、網絡信息安全課程教學改革研究（吉星、王秉政，2010）[14]。四是信息安全專業的課程體系研究，張煥國等（2004）在探討了設立信息安全本科專業的必要性后，介紹了武漢大學信息安全本科專業的辦學思路和課程體系[15]；張愛新等（2009）針對信息安全的專業特點及人才培養特點，提出了分層次、立體化的課程體系理念，介紹了上海交通大學信息安全本科專業課程體系設置[16]。綜觀現有研究，尚缺乏對信息安全專業本科課程設置的系統比較研究。本文運用網絡調查法和統計方法，比較研究國內高校信息安全專業課程設置的特點及差異，以期為信息安全專業學生和高校充實和完善其課程提供借鑒。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通過訪問陽光高招網站獲得開設信息安全本科專業的985、211高校，確定了調查高校；訪問被調查高校開設信息安全學院主頁，在其主頁下的本科培養欄目獲取信息安全本科專業“培養方案”或“課程設置”；剔除無數據的985、211高校，共獲得了16所樣本高校數據，具體高校及所在學院見表1。從表1看信息安全本科專業主要設置在計算機、信息和網絡類學院。

二、信息安全專業學分要求比較

從樣本高校信息安全專業總學分看，總學分要求在145-193學分之間，總學分要求最低的是中央財經大學，總學分要求最高的是華中科技大學。必修課程學分由公共必修、學科基礎必修和專業必修學分構成，樣本高校必修學分要求在89-137學分之間，要求最低的是湖南大學，要求最高的是華中科技大學。從公共必修要求學分看，公共必修學分要求在28-69學分之間，要求最低的是哈爾濱工業大學，要求最高的是西北工業大學；從學科基礎必修要求學分看，要求在27-58.5學分之間，要求最低的是中央財經大學，要求最高的是福州大學；從專業必修要求學分看，要求在5-41學分之間，專業必修要求最低的是華南理工大學，僅為5學分，要求最高的哈爾濱工業大學，為41學分。從個性選修課程學分看，要求在28-69學分之間，要求最低的是福州大學，為14學分，要求最高的是西安電子科技大學，46學分，說明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更注重學生的個性化發展。從實踐教學環節學分看，要求在8-54學分之間，要求最低的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僅為8學分，要求最高的是中國礦業大學，54學分。

摘要:

近年來以“翻轉課堂”為代表的在線課堂教學模式逐步進入高校，通過分析高校化學類課程在線課堂的發展歷程，總結了其具有教學時空擴大、解答針對性強、演示實驗安全性三大優勢，但是也存在學生學習自覺性較差、高校師生互動薄弱、知識點過度簡化、動手實踐無法替代這些不足，建議通過授課教師學科交叉背景、豐富的案例教學、合理的考試考核、強化課程考核測量與評價等環節逐步完善高校化學類在線課堂的教學。

關鍵詞:

高校;化學;在線課堂;教學模式

1高校化學類在線課堂發展歷程

2004年，薩爾曼•可汗用計算機遠程指導他表妹學習數學，后來他開始錄制十幾分鐘的教學視頻放到網絡上，供其他人下載學習。2007年，在前期的積累下，薩爾曼•可汗創立了可汗學院，興起了“翻轉課堂”為代表的在線課堂教學模式［1］。近10年來，在線課堂不僅在國外發展迅速，在我國也是逐漸被廣大師生接受。2000年以前，受制于電腦硬件軟件價格高昂，國內大多數高校非計算機類的專業的教學過程只有較少的使用電腦。進入21世紀的前5年，PPT這種教學手段廣泛進入了國內高校的課堂，但是大學生個人電腦的持有率還較低。2005年以后，個人電腦基本在大學生中普及，雖然這一時期電腦軟硬件價格下降了，但是網絡通信的費用還是比較高，同時網速較慢也制約了利用網絡進行教學，這一階段，雖然國內很多高校制作了精美的精品課程網站，但是這些網站基本沒有互動，且較少更新。2010年之后，智能手機迅速發展，同時網絡資費大幅度下降，為國內高校在線課堂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基礎［2］。近幾年來，國內高校大量的在線課堂紛紛呈現出來，但是基本偏向文科類和通識教育，理工科在線課堂不多，其中的化學類在線課程就更加少了。截止2017年3月15日，在國內幾大主要在線課堂平臺上搜索題目中帶有“化學”的課程，其結果如下:(1)在超星公司爾雅通識課有復旦大學的化學與人類、浙江大學的化學與人類文明2門;(2)“智慧樹”在線學習網有蘭州大學的化學工程基礎、中國海洋大學的食品化學、天津中醫藥大學的生物化學3門。第三，清華大學“學堂在線”課程有9門，分別為清華大學的有機化學、四川大學的化學反應工程、清華大學的材料化學導論、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水分析化學、北京大學的化學與社會、臺灣新竹交通大學的微觀化學世界、哈佛大學的生物化學原理、麻省理工學院的固體化學導論、美國戴維森學院的藥物化學。第四、網易公開課在線學習課程較多，有大連理工大學的改變世界的化學、南開大學的化學類專業導論、化學與社會、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化學與日常生活中的安全、中國石油大學的身邊的物理化學世界、濟南大學的化學與人類健康、天津大學的化學漫談、安徽大學的化學與科學素養、湖南大學的化學與能源、南京理工大學的神奇的化學元素、河北工業大學的綠色化學技術、河南大學的走近化學，加利福尼亞大學歐文分校的普通化學、有機化學、化學生物導論、熱力學和化學動力學，麻省理工學院的魔術背后的化學、固態化學導論、化學原理、耶魯大學的新生有機化學、可汗學院的基礎化學、有機化學。可以看出國內大學的課程仍是以科普通識教育為主，雖然也有少數高校為專業性比較強，但相對于國外高校較弱。

2高校化學類在線課堂教學模式的優勢

【摘要】為實現新工科人才培養的目標與要求，對電子信息工程專業的人才培養模式的重新構建進行闡述。通過課程體系、質量監控等方面的改革，模式重構后的人才培養效果證明，新的人才培養模式全方位促進學生實踐創新能力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新工科；創新能力；電子信息

1前言

2016年，我國教育部門正式提出“新工科”這一概念，此概念的提出主要是為了應對新一輪的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促進服務創新的驅動發展[1-3]。新工科建設于2018年4月2日正式推進[4]，建設目標為立德樹人[5-11]，建設理念為在應對變化的基礎上塑造未來，主要途徑包括三方面：一是繼承與創新，二是交叉與融合，三是協調與共享，主要特征為創新性與開放性。據統計，到2020年，我國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電力裝備、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新材料將成為人才缺口最大的幾個專業，其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人才缺口將會達到750萬人[12]。到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人才缺口將達到950萬人。因此，探索新工科背景下電子信息工程專業學生的培養模式是實現新工科人才培養的關鍵步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2電子信息工程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構建與實施效果

以新工科建設為背景，我校電子信息工程專業經過多年的改革與探索，確立了培養基礎理論扎實、強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的應用型高級工程技術人才的目標，提出了專業應用型人才的核心能力是電路系統的設計與開發、信號與信息的處理及程序編寫的能力。立足本校特色，制定了符合市場對電子信息工程專業人才需求的培養方案，通過“知識與能力、教師與學生、學校與企業、硬件與軟件、專業與崗位”5個方面的深度融合，形成了“校企協同育人、學用結合”的“金字塔型”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利用課內實驗、各種學科競賽、實習實踐訓練、導師科研項目、公司實習等多途徑培養學生的硬件設計開發、程序編寫和工程應用能力。

2.1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構建

作者：陳明 吳正平 張清河 單位：三峽大學理學院

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專業的現狀

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專業基本設置在理科或與物理相關的院系,這與各院校授予理、工學士學位基本是相匹配的。但大多數院校,尤其是原重點綜合性和重點理工院校的這個專業是從專業目錄調整前的相關專業演變而來,從課程設置來看,相當大部分院校此專業與電子技術或電子信息工程或電子科學技術,甚至與計算機應用與通信等專業差別不大。電子信息產業是一項新興的高科技產業。該產業的長足發展,直接推動了電子信息類畢業生的就業工作。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專業通常是一所大學中比較熱門的專業,是不少優秀考生的首選。同時,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專業畢業生在理論基礎方面比較扎實,按理說也應當是用人單位的首選。但是不少用人單位反映,該專業畢業生雖然了解的知識很多,但是許多畢業生存在動手能力差、對工具和方法的應用不熟、經驗不足、缺乏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缺乏實現抽象模型和軟件系統方面的能力等問題。而且由于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專業的專業特征不明顯,因而缺乏競爭力。我院是有近50年歷史的地方理科院系,在教學、科研方面都有著良好的基礎,基礎設施也有一定的規模。如何結合我院良好的理科教育基礎,建設特色鮮明的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專業,是同類型理科院校面臨的共同問題。在專業建設中，主要存在的問題為：一是,專業范圍不容易界定,電子信息涵蓋的范圍極其廣泛,并且處于不斷發展和擴充之中,使得該專業的建設方面表現出了一定的不適應性或盲目性[3]。尤其,我校還有相近的電子信息工程專業。本專業的課程體系、發展方向、專業特色等是影響學科建設和學生就業的嚴重問題。二是,缺乏有著本專業系統教育背景的教師。三是,實踐實習的校外基地建設與社會支持力度難以滿足教學要求。四是,教學方法及思路的更新要求。因此,從目前本專業的現狀來看,有很多方面與現階段的培養目標是不相應的,特別是在專業課程設置與實驗室建設兩個方面,這就無法為人才培養體系創造和諧的環境條件,也就無法培養合格的人才。

磁電子方向課程群的構建

針對上述問題,通過這幾年廣泛深入地調查、分析和研究,我們明確了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方向；明確了地方經濟發展規劃方向,特別是電子行業的主流方向；明確了湖北省對電子技術人才的需求；了解了湖北省各高校特點和專業設置現狀。結合我校特點與我院師資優勢,我們逐漸探索出一條適合我院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特色專業建設的路子,逐步形成了以磁電子器件應用和磁電子信號處理為專業發展方向,以數理類、磁電子技術類和信息處理類為主要課程體系,以磁電子器件應用實驗室、磁電子信息處理實驗室、EDA與嵌入式系統實驗室的建設為支撐,以校外實習和創新基地為補充的一個本專業人才培養體系。

1磁電子技術微電子材料與器件是二十世紀人類最偉大的創造之一，但是沒有利用電子自旋特性。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半導體組件的尺寸縮小到納米級后，許多原有宏觀特性將喪失，必須采用電子的自旋特性來解決半導體的尺寸效應問題。自旋電子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產生的。自旋電子學是一門以研究納米尺度范圍內電子的自旋特性為主要內容的一門交叉學科。自旋電子學，亦稱磁電子學，它是磁學與微電子學相結合的產物。采用磁電子材料制造全新的或者高性能的器件，與傳統半導體器件相比，具有大幅度降低能量消耗、增加集成密度和提高數據處理速度等優點。磁電子器件廣泛應用于磁場感應、高速信號耦合和數據存貯等領域。磁電子材料及器件是目前國際學術界的一個熱門研究領域。根據巨磁阻(GMR)效應[4-5]和自旋隧道(MTJ)效應[6]制成的各類先進磁敏器件迅速走向商品化。磁電子器件包括磁性傳感器、磁性隔離耦合器和磁性存儲器的市場前景巨大,未來年銷售額估計將高達1000億美元[7]。在2008年11月湖北召開的第十三屆全國磁學和磁性材料會議上,磁電子材料和器件的研究被認為是事關中國能否趕上世界第四次科技發展浪潮的一個關鍵。目前，由東方微磁公司在湖北宜昌投資興建的磁電產業園第一條磁電子芯片生產線已經建成，預計在未來幾年，對具有磁電子技術背景的畢業生的需求呈上升趨勢。

2磁電子方向課程設置磁電子方向課程群由微電子電路基礎、固體物理導論、磁電子學與傳感器與檢測技術等四門課程組成。該方向培養的總目標是夯實專業基礎,加強實驗技能,強化工程意識,拓寬專業口徑,突出磁電子應用特色。

內容摘要：李約瑟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涉及到大量中國文化負載詞，本文主要探討該巨著中物質層、制度層、心理層、社會習慣及行為層的文化詞匯翻譯。探討這些文化負載詞的漢英互釋有助于推動跨文化交際領域的科學文化的交流和發展。

關鍵詞：《中國科學技術史》；文化負載詞；互釋

李約瑟(JosephNeedham）被譽為20世紀世界著名的科學家和科學史家，也是中國科學技術走向世界的傳播者。他致力漢學四十多年，尤其是在中國抗戰期間，走遍了西南西北多個城市，深入了解中國的哲學、科學技術等，與多位中國科學家、思想家展開廣泛的交流，收集了有關中國古代科學技術領域豐富的第一手材料，創辦了《科學前哨》、《中國科學》，撰寫了鴻篇巨制《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被公認為當代“利瑪竇”。中外學界高度評價了《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學術價值及李約瑟的學術思想，由此帶來了翻譯界對這部巨著的翻譯研究，尤其是隨著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文化負載詞的英漢互釋非常重要。本文主要以卷一《導論》、卷二《中國古代科學思想史》等為研究對象，探索文化負載詞的翻譯，以期增進英漢互譯互釋的闡釋力。

一.《中國科學技術史》翻譯版本

科學史家李約瑟一直強調東西文化應該進行平等對話，這是他的文化思想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支點，也是他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初衷。他認為，東西文化各具特色，都對世界文明做出了各自的貢獻，他對歐洲中心主義的傲慢與偏見持激烈的批評態度：許多西歐和美洲人認為自己是文明的代表，負有統一全世界的使命，這種自我吹噓是毫無根據的。中國學者費孝通提出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他向人們充分揭示了一個道理：不僅要懂得各自欣賞自己創造的美，還要包容欣賞他者創造的美，追求“各美其美”和“美美與共”的和諧世界。由此，《中國科學技術史》引起了學界強烈的翻譯研究及文化互釋興趣。《中國科學技術史》最早的版本是臺灣民族主義政治家陳立夫指導的完整譯本；第二版由《中國科學技術史》翻譯團隊翻譯，包括第一卷和第三卷，1975年由科學出版社分七部分出版；第三版本是1978年由香港中華圖書公司出版，第四版本是科學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全譯本。可以說，李約瑟撰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是一部百科全書，涉及跨度大，內容豐富，因而翻譯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大部分是由多位學者合作完成。在參考文本方面，本文選擇了由科學出版社與上海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版本的文化負載詞翻譯進行分類研究，以期為理解文化負載詞的互釋提供一些參考。

二.文化負載詞翻譯的理論研究

在國外，著名翻譯理論家彼得·紐馬克曾把20世紀稱為翻譯時代(紐馬克，1982)，翻譯理論家埃德溫·根茨勒指出，90年代是翻譯理論繁榮的時期。在新世紀初，翻譯理論家巴茲爾·哈提姆詳細闡述了翻譯研究的新發展，并斷言翻譯研究正在得到高度重視。翻譯理論在世界范圍內的蓬勃發展令人矚目。根據奈達的觀點，語言是文化最顯著的特征，可簡單地將文化描述為一個社會的信仰和實踐的總和。自巴斯奈特和勒費夫爾(1990)提出翻譯研究中的文化轉向以來，文化在翻譯中的170作用就成為研究焦點。文努蒂(1995)強調了翻譯中異化的重要性，反對發達國家的文化霸權。然后，他們(1998)根據翻譯研究與文化研究的聯系情況，提出了文化研究中的翻譯轉向的主張。翻譯界越來越重視翻譯中的文化語境。文化負載詞體現了文化和語言的關系，在翻譯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值得我們密切關注。所以，隨著90年代末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學者特別強調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現象研究。事實上，文化負載詞并不是最近才出現的新詞。類似的術語也經常被學者們使用。RobertLado在其作品中認為，有些詞的意思存在于一種語言中，而在另一種語言中則不存在(周泉，2015)。莫娜貝克(1992)認為源語言詞可以表達目標文化中完全未知的概念。這些概念通常被稱為特定文化的概念。在文本翻譯活動中，彼得紐馬克(1998)認為，文化負載詞被稱為文化詞翻譯時，必須決定是否將一個不熟悉的原語文化詞翻譯為目標語文化等同詞（特有的文化詞）。文化人類學家薩莫瓦爾(2001)曾將文化負載詞定義為在其他語言或文化中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某種文化內涵或聯想的詞語或短語。有學者認為文化負載詞也被稱為詞匯空白、語義不實、特定社會文化的關鍵詞、文化約束或文化制約詞(楊媛媛)。在中國，許國章先生在1980年首次提出了文化負載詞，并給出了詳細的例句，引起了中國學者的注意。王歡(1987)根據說話人所處的文化背景，將這些詞稱為文化綁定詞，是代表該獨特文化中所產生的事物的概念。如果在另一種文化中沒有這樣的東西，那么就會有相應的詞語來表達。他們從詞匯層面闡述了文化差異帶來的翻譯困難的四個方面，即對等詞的零詞義的沖突、語義聯想和語用含義。翻譯理論家劉宓慶在其專著中總結了語言是本體文化的：文化和人文特征是語言的本質，語言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他將文化負載詞稱為文化系統結構中的文化信息。總之，文化負載詞強調詞中隱含的文化因素。由于不同的國家、地區甚至同一國家、地區有著不同的文化，一種文化的人可能對另一種文化不是很熟悉，一種文化的詞語在另一種文化中可能沒有相應的表達。因此，分析其中所隱含的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成為翻譯中一個重要的問題。

摘要：暨南大學是一所華僑大學，海外學生（外招生）培養是一項基本任務，計算機學科和技術由于發展速度快、應用廣泛，現有面向外招生的計算機專業課程體系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本文分析了現有外招生課程體系存在的問題，根據外招生生源狀況和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提出適合外招生的計算機專業課程體系。

關鍵詞：外招生培養；計算機專業；課程體系

一、計算機專業課程改革的背景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是一個發展速度快、不斷創新的領域，它的發展呈現多極化、智能化、網絡化和移動化的發展趨勢。到目前為止，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已滲透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計算機類專業的人才培養需要適應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的需要，也要結合本身的生源情況制定課程體系。暨南大學是一所華僑學校，招生的生源分為兩部分：一是國內高考錄取的應屆畢業生（稱為內招生），二是通過幾所華僑學校自主命題聯招的海外和港、澳、臺地區的學生（稱為外招生）。雖然，有許多有關高等學校計算機專業人才培養和課程體系的研究[1-3]，但是有關高等學校計算機類專業外招生的人才培養和課程體系研究較少，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的人才培養模式不適用于華僑學校，尤其是對外招學生的人才培養。在外招生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和實踐中，要充分認識外招學生的來源、基礎知識和就業需求與內招生的差異，因此，暨南大學的課程建設與人才培養與全國普通高等院校相比需要獨有的特點和方案，外招學生的培養目標，課程體系和運用的教學方法應該有所針對性，才能保證較高的本科教學質量。計算機類專業外招生人才培養模式必須突破現有的普通高等院校培養方案和課程體系，因材施教，培養適應計算機科學技術發展和滿足社會需求的合格人才。

二、課程體系的現狀分析

近年來，暨南大學計算機科學系一直在努力探索和建設適用于海外華僑和港、澳、臺學生的具備“僑校+名校”特色的計算機類專業本科教育創新體系，力求使教育模式、課程結構、教學內容和教育技術等專業建設和改革的核心內容適應信息社會發展對計算機專業人才培養目標提出的新要求。根據暨南大學的華僑學校特色，每個專業都制訂了內招生（內地高考錄取）和外招生（華僑學生）分類人才培養方案，并存在以下問題。1.課程體系主要參照了教育部高等學校計算機教學指導委員會的課程設置，根據我們對計算機類專業的外招學生的學習統計，在一些基礎課程，如高等數學、線性代數、概率統計、數字邏輯、計算機組成原理、匯編語言、計算機網絡等，大約有50%以上的學生不能通過課程考試，說明現有的培養方案不適合外招學生的學習基礎，導致大量的學生不能按時畢業或退學。如表1所示，這是連續六屆畢業學生的畢業率統計，大部分學生經過延遲畢業，最后的畢業率最高也只有76%。2.根據外招學生的就業去向，有不到10%的學生從事科學研究和系統軟件的開發工作，大部分學生從事應用型、服務型和維護型工作。學生需要學習一些計算機學科的最新發展和應用，如移動APP開發應用、系統和軟件環境的維護等課程，在現有的培養方案中有關的課程較少，說明現有的人才培養方案不適合外招學生的就業需求。3.現有的人才培養方案重視基礎教學，教學實驗、實踐和實訓環節薄弱，不能滿足目前計算機類專業人才培養的現狀和信息化社會對計算機人才的需求，導致學生的學習興趣不高，就業導向不明確。

三、計算機類專業外招生的課程體系設置

作者：趙仲明 單位：中國音樂學院

學術精神是學術研究工作中的一種誠篤精神，一種批判精神，一種超越精神。它鮮明地體現在學者執著的理論信仰、敏銳的問題意識、強烈的批判意識，以及整體的學術思想之中。在中國音樂學術史上，我們或許并不缺乏具備上述特征的學問家，然而，關注世界、關注時代、關注當下，并始終以開放的學術胸襟博采眾家之長，兼容并蓄，同時在其學術研究中保持著高度學術責任感與學術使命感的學者，恐并不多見。本文通過對于潤洋先生20世紀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學術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討于先生學術思想發展的基本脈絡及其重要學說在當代中國的西方音樂史學、音樂美學研究領域中的理論價值與學術意義，以表達筆者對于潤洋先生80華誕暨50年學術生涯的誠摯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紀70年代末至整個80年代是中國現當代史上意識形態的“撥亂反正”期，同時也是于先生學術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既是始終貫穿在于先生學術思想中予以強調的兩個研究范疇，同時也是于先生構建理論學說的“兩大基石”。然而，對于這一學術思想的探究，我們卻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學術著述之中。《器樂創作中的藝術規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發表的一篇論文。當時，雖然“”已經被粉碎，但在我國音樂創作領域內的極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樂創作中的標簽化、圖解化、概念化現象仍然較為普遍。比如，歌頌偉大領袖時采用《東方紅》的曲調；寄托對革命者的哀思時采用《國際歌》的動機；表現人民軍隊時則采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此，于先生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基本理論，從音樂學的角度對當時的現象提出了批評：器樂的認識作用和社會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為人們提供抽象的理性認識，揭示具體的哲理或觀念，而在于從感情上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從感情的積累和深化加深對社會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認識能力，進而影響對社會現實的感情態度。這是音樂、特別是器樂所具有的獨特作用。忽視了這個特點，勢必造成對器樂的政治內容、器樂為政治服務的狹隘理解。所謂“必須緊密配合政治運動”、“寫中心”就是這種狹隘理解的產物……要求器樂直接表現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樂必須直接為政治運動服務，這難免要導致器樂創作的概念化，喪失器樂所特有的藝術表現力量，同時也就喪失了器樂真正應該具有的政治內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這篇文章的結尾處，以音樂學家特有的理論敏感和遠見卓識特別提到了音樂學學科中的“歷史研究”與“美學評論”。并且，他充滿理論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錮已經打開，思想的解放必將為藝術的真正繁榮開辟道路。在器樂創作領域中，我們應該在一系列的實踐和理論問題上撥亂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規律性的東西，為未來器樂創作的繁榮創造條件。我們相信，這樣的探索也必將對整個音樂創作、表演、歷史研究、美學評論產生有益的、深遠的影響。②經過了十年動亂后的中國，一方面出版界在引進與出版外版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著作方面空前繁榮；另一方面，我國的人文科學研究以及人文社會思潮也十分活躍。隨著一大批對我國人文學術影響至深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以及其中關于哲學、美學的譯著出版（如黑格爾《美學》《/西方美學家論美和美感》、格羅塞《藝術的起源》、克羅齊《作為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的歷史》、鮑桑葵《美學史》、科林伍德《藝術原理》、蘇珊•朗格《藝術問題》《/情感與形式》、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卡爾•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李普曼《當代美學》），以及我國哲學界、美學界一批著作的陸續問世，我國的音樂美學著作出版與學術研究也開始復蘇。

1978年，奧地利音樂學家愛德華•漢斯立克的音樂美學名著《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第一版）中譯本出版；1981年，英國音樂學家戴里克•柯克的《音樂語言》中譯本問世。之后，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率先在音樂學系里成立了音樂美學小組，并著手對一些外文音樂美學文論與著作進行編譯，并以此作為我國音樂學院的音樂美學選修課參考教材。③然而，從這一時期開始，作為音樂學的學科任務———“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于先生的研究范疇。雖然，我們可以說于先生強調“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的學術思想與我國當時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人文社會思潮，以及音樂學界以往的研究狀況不無關系。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應看到這一學術思想與于先生一貫堅持的理論信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以及作為音樂學家特有的理論自覺———問題意識與批判意識直接相關。他博覽群書，從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見的理論學說，且博采眾家之長；他關注世界、關注時代、關注當下，但絕不是關注時髦，而是關注在時髦的當下被拋棄的和被遺忘的學術思想和隱蔽不彰的某些理論淵源。

以1978年漢斯立克《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中譯本的出版為例。1981年，于先生在題為《對一種自律論音樂美學的剖析———評漢斯立克的〈論音樂的美〉》的一篇論文中，對漢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現不是音樂的內容”④、“音樂美是一種獨特的只為音樂所特有的美”⑤、“音樂的內容就是樂音的運動形式”⑥等學說率先進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論批判卻也是通過大量的史學舉證和美學剖析后才得出結論：漢斯立克的學說是唯心主義的錯誤命題，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根本對立的立場。⑦并對這些表面看起來似乎僅只是音樂美學領域中關于他律論與自律論的學術之爭，但實際上卻是直接挑戰甚至動搖我們長期以來堅持的反映論情感美學及其更為深刻的一系列帶有原則性和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展開論述。包括于先生在隨后幾年中發表的《符號、語義理論與現代音樂美學》（1985）和在《羅曼•茵加爾頓現象學音樂美學評述》（1988）等論文中，也同樣堅持了“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并重的學術思想與研究方法，并分別對蘇珊•朗格的“藝術符號理論”、阿達姆•沙夫的“語義學理論”，以及對茵加爾頓“純意向性對象”以及胡塞爾現象學等理論學說予以了公正客觀的史學評價和美學評價。#p#分頁標題#e#

如果說，以上所舉論文僅是于先生在這個時期對西方各種理論學說進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話，那么，1988年他發表的《關于音樂基礎理論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筆者看來，則是于先生經過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從哲學理論層面上對音樂與音樂藝術的本質、屬性、形式、內容、存在方式，以及與之相關的史學、美學、技術理論等學科的一次深刻的學術總結與理論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這篇重要論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論構建期”與“理論深化期”的學術思想，同時也為他在未來的兩個時期中取得更多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若非如此，于先生斷不能在這篇論文中，在談到“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二者在音樂學研究中的相互關系時，更為明晰地指出：以我國的西方音樂史學研究為例，除了史學理論、方法論本身存在的問題之外，音樂美學研究的落后，種種似是而非的音樂美學觀念充斥史學工作者們的頭腦，這是阻礙音樂史學發展的重要原因。當我們的音樂哲學觀念還處在較低的層次，對音樂美學的一系列重要問題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許多錯誤的觀念所占據時，我們恐怕是很難去把握和揭示這門藝術的歷史發展規律的……在音樂技術理論領域中，關系相對間接一些，但它的深化無疑也有賴于研究者們基礎理論素質的提高，否則這門學科就只能永遠停留在經驗論的、工藝學的水平上面很難使自己站在更高層次的理論水平線上。⑧顯而易見，這一論斷既成為了于先生后來的“音樂學分析”理論學說（1993）以及《現代西方音樂哲學導論》（2000）與《悲情肖邦———肖邦音樂中的悲情內涵闡釋》（2008）專著的重要理論基礎，同時也構成了他所有學術著述中特有的一種理論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紀念導師卓菲婭•麗薩的文章中所說的那樣：（除了體系音樂學外）“麗薩在音樂學上做出貢獻的另一個領域是歷史音樂學。她在體系音樂學領域獲得的（諸多）成就，是與她在歷史音樂學方面的淵博知識分不開的。對于她來說，這兩者之間很難劃出一條嚴格的界限。她的音樂美學論著總是給人以強烈的歷史感，而她的音樂史學論著中則總是包含著理論的內容。”⑨毋庸諱言，隨著時代的進步與學術的發展，作為卓菲婭•麗薩的學生，于先生強調和堅持“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并重的音樂學研究理論與方法不僅明顯比其師麗薩更為深闊，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導的“歷史研究”與“美學評價”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國當下的西方音樂研究領域中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并成為了一種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辯證法理論與哲學基礎之上的、具有中國學術特色的音樂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