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總體要求

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總書記關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講話和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圍繞文物事業高質量發展主題，堅持文物保護利用改革，以文物保護科技賦能為動力，全面提升我省文物保護研究利用水平。

到2025年，文物保護意識不斷增強，文物保護水平全面提升，文物安全狀況明顯改善，文物科技賦能水平取得新突破，文物保護機構隊伍力量明顯增強，文物活化利用不斷創新，更好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文物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程度明顯提高。

展望2035年，我省將建成與創新型文化和旅游強省建設目標相適應的文物保護管理工作體系，科技創新、人才隊伍建設有力支撐文物保護研究利用，考古成果、博物館事業、紅色資源保護傳承利用取得明顯成效，文物助力彰顯徽風皖韻獨特魅力明顯提升，文化歸屬感顯著增強。

二、主要任務

（一）加強文物資源和文物安全管理。制定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申報遴選辦法，適時公布第九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全面摸清全省文物底數，推動省內各級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規劃編制、公布和實施，將文物資源空間信息納入國土空間基礎信息平臺。統籌劃定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地下文物埋藏區、水下文物保護區等，納入國土空間規劃“一張圖”，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兩線”納入率達100%。研究制定出土文物移交管理制度。加強對紅色資源、工業遺產、農業文化遺產、水利遺產、科技遺產等調查和保護。完善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歷史文化街區、歷史建筑等保護機制。將文物安全工作全面納入各級政府績效考核評價體系。實施文物安全直接責任人公告公示制度。推進打擊防范文物犯罪專項行動。建立“一單四制”，深入開展文物火災隱患整治和消防能力提升三年行動（2020—2022年），持續舉辦文物建筑博物館消防隊伍“大比武”競賽活動。加快文物“三防”項目建設，到2025年，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文物一級風險單位防火防盜安全設施建設率達到100%。推動市、縣文化市場綜合執法隊伍落實文物行政執法責任。（省文化和旅游廳、省公安廳、省住房城鄉建設廳分別牽頭，省財政廳、省自然資源廳、省農業農村廳、省水利廳、省應急廳、省市場監管局、省消防救援總隊、合肥海關、省軍區政治工作局、各市人民政府等按職責分工負責）

（二）推動文物科技創新。深化基礎研究，面向文物保護利用基礎理論需求、關鍵科學問題，促進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等學科同文物保護深度融合，提高省自然科學基金和社會科學基金對跨學科研究的支持力度。聚焦文物斷代、病害形成及發展等關鍵科學問題，開展考古溯源與斷代新技術、有機質文物材質工藝識別、劣化程度評估與保護技術、文物考古材料組成分析等基礎研究。積極推進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科學技術在文物保護、考古研究、博物館展覽、文物資源管理等領域的運用，力爭在智能考古勘探技術應用等方面取得突破。推動文物專有設備研制升級，建設區域考古研究標本庫和考古實驗室。支持博物院申報油畫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加強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聯合實驗室、科研工作站和科技創新聯席機制。（省科技廳、省文化和旅游廳牽頭，省發展改革委、省教育廳、省經濟和信息化廳、省財政廳、省數據資源局、省社科院、各市人民政府等按職責分工負責）

一、關于社會經濟研究

對西藏遠古時期的社會經濟的認識、研究，是認識和了解藏區遠古時期的基礎。喬政《西藏遠古經濟社會略述》一文對西藏遠古時期的農業、手工業、畜牧業和商業發展情況作了闡述。該文通過對昌都卡若遺址考古資料的分析，提出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卡若人已經過著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畜牧業和狩獵在經濟生活中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通過卡若遺址呈現的文物，我們可以看到，西藏地區的人類及其文化與黃河中游地區有著密切的聯系，而這種聯系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賢者喜宴》記載，居住在西藏雅隆地區的原始人類，“食自然之稻谷，衣樹葉之衣，生活狀況猶如林中之獸類”。此時，西藏地區的先民尚未開始原始的農業生產，只是“食自然之稻谷”?；粑　对囌撐鞑馗咴氖非坝文两洕c文化》一文通過考古材料，分析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業的起源、游牧經濟與文化的基本面貌以及早期游牧民族在高原的遷徙與移動空間等問題，對距今約5000年的新石器時代以至西藏“早期金屬器時代”史前游牧人群的生態環境、生活樣態、藝術創造等從不同的側面與斷面作了大致勾勒，闡述了高原游牧業由原始農業轉化而來的歷史進程。作者指出，“近年來的考古新發現為我們揭示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經濟與文化產生與發展的若干重要線索，尤其是提供了大量過去文獻記載闕如的由史前原始農業朝著游牧業轉化過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細節，為重新構建一部西藏史前游牧民族的經濟文化史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

隨著史前游牧經濟的發展，早期作物種植、家畜飼養也逐漸興起。徐旺生《西藏原始農業初探》一文從“新中國成立后田野考古的成就，結合歷史時期的氣候變遷，對西藏原始農業起源，以及西藏早期農業和畜牧業之間的承屬關系作一初步探討”。沈志忠《青藏高原史前農業起源與發展研究》一文，從歷史地理角度分析作為獨特地理單元的青藏高原是如何影響遠古時期這一地區的人類活動，并將其與中原的農耕文化相對比，認為“青藏高原雖然地處中國的西南地區，但原始農業卻與北方黃土高原相似”。但曾雄生在《中國農學史》一書中持不同觀點，認為可能是受到起源于中原的粟作農業文化的影響，隨后也可能受到西亞麥文化的影響。張亞生、占堆《從“蕃”和“乃”的詞源看西藏農業起源》一文，則從詞源角度來探討西藏農業起源，作者認為“‘蕃’有農業生產地域、經濟活動職業、以及土地占有者幾項含義;‘乃’是栽培青稞之稱謂”。從該文可以看出，藏區農業的起源與發展體現在歷史的方方面面，隨著西藏歷史研究不斷深入，對西藏農業的研究也會取得新成果?；粑　稄目脊虐l現看西藏史前的交通與貿易》一文以近年來一系列考古新發現為依據，從交通與貿易方面進一步展示了西藏遠古時期的社會經濟狀況。文章指出，在西藏遠古時期，“高原居民便已經和中原及黃河上游、喜馬拉雅山周邊地帶的原始文化之間有著相互交往和影響，寶貝的南下，玉石的西傳，麥類作物的東漸，早期金屬器的傳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學文化遺存。這些史前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后來吐蕃王朝統一高原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基礎，也為我國西部邊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終形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開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

二、關于文化藝術研究

霍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學探索》一文，通過研究近年來西藏西部地區新發現的考古資料，回顧了在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探索若干問題上的研究歷史與現狀，并通過對這批新發現的考古材料的分析，聯系敦煌古藏文寫卷中所涉及的關于西藏遠古歷史上“恰”“穆”氏族以及古老象雄文明等問題，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聯系和今后的研究方向，對新出考古材料的時空關系及其學術價值也作了扼要的介紹。楊曦《西藏高原新石器時代文化簡論》一文以西藏新石器時代考古發掘資料為主要依據，對西藏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文化內涵、經濟形態進行分析，以探討西藏遠古人類的生計文化以及高原自然環境與文化面貌的關系。并在對現有材料進行總體研究的基礎上，歸納出西藏新石器文化的基本特點，表明西藏高原在新石器時代就已向世人呈現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劉志群《西藏遠古時期文藝發展淵源》一文對西藏遠古時期文化藝術發展源流作了梳理，作者認為西藏遠古時期，特別是原始社會的文化藝術，主要是以詩歌與散文形式流傳在民間的神話故事和詩辭歌謠。法國著名藏學家石泰安指出:“歌唱家則歌唱一些隱晦的難解之謎，也可能還歌唱一些家譜故事……始終是以詩詞形式來陳述的，其特點是使用了隱喻，口頭禪般的套話和俗話。”石泰安認為，“謎歌此字的辭源即意識著它實際上是指以問答形式進行的輪唱，其中涉及到創世問題以及人和神的世系內容。”

達娃《古陶———西藏原始文化史的縮影》一文通過對考古發掘的古陶的研究，認為西藏古陶瓷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組成部分，西藏古陶瓷器發展歷史，是一部間接而形象的遠古西藏發展史。文章指出，“在民族母體中孕育、成長與發展，它凝聚著創作者情感，帶著泥土芬芳，留存著創作者心手相應的藝術形象，表現著民族文化，敘述著一個個動聽的故事，展現著廣闊的社會生活畫卷，記錄著蕓蕓眾生的悲歡離合，描述著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發展與變化，伴隨著民族的喜與悲而前行”。萬代吉《傾聽遠古的舞動———探討藏族遠古時期的舞蹈》一文，主要從三方面論述了遠古時期的藏族舞蹈，即從古人類遺跡、遺物，神話傳說，原始舞蹈遺存進行分析研究。認為“藏族遠古舞蹈的內容豐富，與當時的地理環境、生產勞動、人們的思維方式，原始宗教等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李延浩等在《藏族原始“擬獸舞”考察》一文中，認為“產生于遠古時期的藏族原始‘擬獸舞’，是藏族先民早期自然崇拜、萬物有靈觀念的產物。‘擬獸舞’不僅蘊含了遠古藏族先民獨特的思維方式與審美觀念，重要的是其間隱含了藏族舞蹈起源的線索”。格曲在《西藏民族器樂發展史簡論》一文中，對遠古時期的器樂藝術做了簡要概述，認為“遠古時期文化、歷史情況的資料異常稀少，對于了解那時的器樂情況造成了極大困難”。但同時又說:“就其現在所知道的遠古時期的樂器而言，雖然是遠不能反映其全貌，但是還是明顯地看出這些本教和世俗民間的遠古樂器對后期藏傳佛教器樂音樂和民間器樂、歌舞、藏戲伴奏等產生的影響。”德卻卓瑪《論西藏狩獵巖畫對遠古先民經濟行為的記錄》一文給予巖畫很高的地位，文章通過概述狩獵巖畫的大致分類以及主要內容來分析其反映出的深層含義。作者認為，“在沒有文字之前的遠古時代，巖畫是藏族先民最初的美術作品和‘文獻’”。

三、關于喪葬習俗研究

第一篇：計算機網絡技術應用進展探析

摘要：

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計算機網絡技術開始在諸多領域內被不斷應用。同時，在全球信息化的進程中，計算機網絡技術以其便捷性特點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其在國計民生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現綜述了計算機網絡技術的發展歷程，總結了其分類，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計算機網絡技術未來進一步發展的方向。

關鍵詞：

計算機網絡技術；發展歷程；分類；方向

0引言

從工業化時代邁入信息化時代，世界范圍內的信息總量與信息更新速度不斷加快，傳統信息處理方式已難以滿足實際生產生活需要。計算機網絡技術由計算機技術和通信技術相結合發展而得，具有傳輸信息、共享數據的功能性特點，給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同時，人們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加速了高新技術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使得技術的革新速率不斷提高，計算機網絡技術的發展速度也隨之大大加快。相信通過在教育、政治、經濟與軍事等重點領域中的廣泛應用，現代計算機網絡技術將在國計民生中發揮更為顯著的作用。

摘要：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文化以及科學信息技術水平的不斷提升和發展，在我國職業院校中開設的有關考古專業文物保護技術課程的教學方法以及在這種教學方法下的教學質量，逐漸受到現今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

關鍵詞：

考古專業；文物保護技術；教學方法

近幾年以來，隨著我國經濟、文化以及科學信息技術水平的不斷進步，我國考古活動也不斷取得突出的成就。在我國現今發展階段，在高職院校內設立的考古專業課程中，有關考古文物保護技術課程教學方式方法的研究逐漸受到我國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如何才能更好的完善職業院校考古專業文物保護技術課程的教學方式，本文經過研究，特得出以下結論。

一、職業院?？脊艑I文物保護技術課程的教學現狀及成因

1、我國職業院?？脊艑I文物保護技術課程的教學現狀

作者：馮光生 單位：中華世紀壇世界藝術館

中國當代的音樂考古學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來源雖亦出自對于音樂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實際內容已越出考古學的范圍。”④方建軍：“音樂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遺留的音樂文化物質資料，研究人類音樂文化發展歷程及其規律的科學。”“作為音樂史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音樂考古學的研究成果無疑可以填補、充實和豐富古代音樂史的內容。”⑤李純一：“從研究對象、方法和目標等方面來看，古樂器學乃至音樂考古學應該既是普通考古學的一個特殊分支，又是音樂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對獨立性。”⑥王子初：“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史學的一個部門。是根據與音樂有關的實物史料，如古代的樂器、書譜、銘文、石刻藝術和洞窟壁畫等，來研究音樂藝術的歷史的科學。”⑦汪申申、田可文“：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學和考古學的交叉學科，它要求從業者不僅具備音樂學（特別是音樂史學、音樂形態學和樂器學）方面的知識，還要掌握歷史學、考古學的基本理論和田野發掘作業的全部技能與經驗。”⑧李幼平：“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學、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學科在交叉、融合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邊緣型新興學科”，“考古學與音樂學研究應該是它的兩個基本立足點。”⑨王子初：“從歷史的角度考察，音樂考古學脫胎于一般考古學，兩者之間是一種母與子的關系”，“中國音樂考古學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學界之驥尾。”⑩“音樂考古學是考古學和音樂學相結合的產物，是一門跨學科的邊緣學科。……音樂考古學是考古學的組成部分，其時空框架必須借助一般考古學的地層學和類型學以及考古學利用的其它各種手段才能建立起來。同時，音樂學的理論應該是音樂考古學研究的重要理論指導。”輯訛輥方建軍：“音樂考古學主要是考古學與音樂學尤其是音樂史學相互交叉、影響和滲透所形成的一門邊緣學科，它具有從屬于考古學和音樂史學的雙重性質，但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輰訛輥“中國音樂考古學則從普通考古學中萌芽，是中國考古學滋養下本土化的產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國音樂考古學也受到了考古學和音樂學（尤其是歷史音樂學）的雙重影響。”輱訛輥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義顯示：普通考古學是音樂考古學脫胎的母體，萌生、滋養的基礎，交叉滲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點之一，等等。這種深刻的認識，基于音樂考古學萌芽期的實踐總結。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音樂學界在文物、考古學界的幫助和推動下，創立了音樂考古學科。迄今為止，這一新興的學科已經形成了具有本科、碩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隊培養體系；出版了大量的專著成果；參與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發掘；基本完成了與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礎性工程《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常設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建立了國際性的學術組織并組織了多次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中國音樂考古學呈現著繁榮、活躍的學術景象。不過，從理論和實踐上來說，中國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還存在著一定的問題，潛在著影響學科發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隱憂。

在理論上，迄今為止，中國音樂考古學并未受到中國考古學的正式認同。在考古學理論著作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的“考古學”條目中，受普通考古學影響所產生的特殊考古學分支現已包括了諸如美術考古學、宗教考古學、古錢學、古文字學和銘刻學等等，并不包含“音樂考古學”。輲訛輥在實踐上，中國現行的考古事業管理制度，只有國家文博單位和高等院校的歷史考古專業才有考古發掘權。以音樂學學術身份出現的中國音樂考古學家從身份和職業上均未被納入考古界之列，更難以進入考古學的田野考古發掘領域。而在考古事業的機構和職位序列里，也沒有“音樂考古”的建制和席位。于是，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在田野發掘的交叉重合區域里存在著制度性的專業脫節。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的學術銜接保持著一種“你發掘，我研究”的線性流程及默契。音樂考古學家的研究工作，主要還是停留在根據考古發掘報告和出土文物資料做案頭研究的階段。偶爾幾次考古大型發掘項目的參與，也是來自考古界少數知音的邀約，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態工作。這種情況對于兩個學科和藝術及文化遺產事業都是不利的。自20世紀后半段開始，世界考古學的研究重點已經從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質文化譜系研究逐漸轉變為更深層次的社會歷史和文化重建。中國考古學的學科視野已從證經補史的窠臼中脫離出來，從線到面，從物到人，進一步擴大到全面探討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認識人類歷史的進程及發展規律，形成更為廣闊深遠的獨立的闡釋系統。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學對人工遺跡和遺物的地層學、類型學、年代學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領域就會顯得力不從心。

考古學面對古代音樂遺存時，尤為如此。作為物質的研究對象，考古學可以對其采用類型學和年代學的方法進行一般的研究，諸如物態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斷代等等。由于知識結構、研究方法和專業意識的局限，在現實的田野考古過程中，往往會發生如下問題：（1）遺存的現場處理有發現障礙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為禮樂遺址的環境信息，樂器的使用痕跡及詳盡的存放狀態，器物的結構及附件的配套關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禮樂器實物及由之顯現的禮樂場景，引起了研究者從音樂遺址的角度對整個墓葬再審視。這個后起的理念已經錯過了發掘過程，難免損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絲馬跡。同樣，由于缺乏經驗和敏感的專業意識而令人惋惜的事例，還有出于現場的清洗保護處理，該墓笙簧與笙苗的關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擾亂、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遺痕也完全杳無蹤影。（2）遺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陳述。通常的考古發掘報告多從人工的遺跡、遺物的角度，談論其層位關系、具體位置、器物組合、保存狀況、自然環境；描述其形狀：大小、數量、位置、方向、文字、紋飾；報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質地、硬度、質感、火候、聲響等。但對于音樂文物尤其是古代樂器的觀察和描述，往往是語焉不詳。比如樂器，往往是：結構不明、數據不全、交待不清，還缺少專業的鑒定、測試、分析報告。相關的照片資料一般只能反應器物的整體和外觀，沒有關鍵部位的特寫，等等。由此提供的實物和資料只能作為古物學標本而不是音樂考古標本。（3）遺存的報告無力提供藝術史解讀。對音樂遺存尤其是古樂器的認識，“形”僅僅是表“，形”上所含的無形的信息———“音”才是其靈魂，音樂學對于“形”的追逐是為了究其“音”。音樂考古就是要從這些有形的物質中獲取無形的音樂信息，考查出當時音樂的結構性元素和音樂生活方式。由于解讀和描述能力的專業局限，現有許多發掘報告都難以對音樂學問題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識支持，更談不上建構和還原當時的音樂活動場景。許多音樂遺存的發現需要千載難逢的機緣，其出土時的環境信息以及器物附著的跡象往往極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樂文物以極其脆弱的材質身處現實的保護條件也許還會得而復失。這一切，如被熟視無睹的目光掠過，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學不能有音樂考古盲區?？脊艑W的學科發展需要開拓音樂考古領域。學科設置和學科建設并非純學術問題。#p#分頁標題#e#

一個學科的確定和建設，需要相應的行政歸屬和管理、專業設置、機構設置、教學培訓體系。普通考古學對音樂考古學的不認同，自然會影響到考古學相應的知識結構、人才結構、體制結構和管理制度，影響到其對音樂考古學的支持力度和貢獻，影響到考古學自身的發展?；谶@種認識而形成的顯性和隱性的“行業壁壘”，最終會影響到音樂考古學的良好生態和成長。這將是考古學學科的損失，也是人類文化遺產事業的損失。關于音樂考古學與考古學的關系，音樂學界的認識也不統一。本文開篇所羅列的有關音樂考古學的定義，全部出自音樂學界，其在音樂考古學的歸屬上有如下分歧：音樂學分支、音樂史學分支、音樂史學和考古學雙重性、音樂學和考古學雙重性、考古學特殊分支。顯然，也有音樂學者不認同音樂考古學歸屬于考古學。部分學者在強調音樂考古學的獨立性和特殊性時，強調音樂考古與考古的區別和剝離，對考古學之于音樂考古學的關系在觀念上有些疏遠和游離。誠然，一個獨立的學科必須有其可獨立之處。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的區別在于：（1）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通過考古學方法所獲取的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物質遺存，而音樂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僅限于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音樂文化物質資料，其中除了考古學方法獲得的資料之外，也包括傳世的文物；（2）考古學研究重點在實物本身，音樂考古學的研究重點是從實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載著的當時音樂的結構性元素和音樂生活方式；（3）考古學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層學和類型學，音樂考古學除遵循這些方法之外，還需要運用音樂學的研究方法；（4）考古學研究的歷史下限在元代，音樂考古學研究的歷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隨著這一新興學科的不斷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獨立、完善的學科體系。

盡管如此，音樂考古學的特殊性和相對獨立性并不能使其擺脫它對考古學的依附性。音樂文化遺存的發現和獲取基本都來自考古發掘，這些文化遺存的時空坐標需要用考古學方法標定，針對實物、圖像、文獻、遺址的查驗、檢測、紀錄和考證，現場調查及整理是音樂考古基礎性工作。如果脫離考古學來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樂文化遺存，脫離對音樂文化遺存的時代、文化區系、類型序列、共存關系、從屬關系、器物組合等考古學的綜合考察與分析，音樂考古學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搞音樂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類型學、不能掌握考古學文化這些方面的基本知識，這種考古學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這就脫離了考古學基本手段去研究，和過去的古器物學沒有什么區別。……有了這些基本認識，有了在考古學整體基礎上把握的音樂考古學，這才有了比較堅實的基礎；脫離這個基礎，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音樂考古學。”輥輳訛由于現行體制的障礙及其由之產生的與考古學的游離意識，在音樂考古工作中存在著這樣的問題：（1）不辨器物的考古學關系，將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組合，視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內在的組合關系，盲目將入葬組合等同于原始組合；（3）不實地全面、具體考察原物，僅憑發表的資料和數據望文生義，很難觸及研究對象的實際及其規律；（4）不顧及器物的考古學背景，就物論物，缺乏體系概念和人文視野；等等。這些不循考古學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誤入歧途。

此外，音樂考古學也只有在考古發掘和調查中參與搶救、采集、保護古代音樂文化信息，才能擔負起自身在文化遺產保護中無可替代的責任。音樂考古學者直接從田野工作中獲取第一手資料往往更具體、更詳盡、更實用、更有效。音樂考古學者由古樂器音響檢測到音樂形態研究，由編鐘鑄造技術觀察到編鐘調音規律的發現等等，都是音樂考古學者深入考古發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樂考古學對考古學古樂器斷代的反哺和重要貢獻。音樂考古工作者要參與發現，從田野發掘工作做起，在考古發掘、資料整理與分析、報告編寫和專題及綜合研究等各個環節主動參與、積極回饋，在與考古學的滲透中更加主動、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樂考古學植根于考古學的沃野才能根深葉茂。

摘要：文化遺產學科是一個文理交叉的學科，涵蓋著考古學、文物保護學和文化遺產管理學三個專業方向，在教育教學中需要多方面的知識理論和實驗實踐的支撐。在考古發掘過程中需要具有完備的文科知識體系，在文物保護過程中又需要扎實的理工科背景，在文化遺產規劃的過程中更是需要具有良好的藝術認知。故而，這個特殊學科的實驗室更是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需要滿足多方面的使用需求，在日常運行中更是需要建立符合其自身特色的管理模式。針對目前文化遺產類實驗室的實際使用需求設計了基礎性實驗教學、綜合性實驗訓練和創新性提升實驗三個模塊，以減少實驗室的重復學習和使用，避免資源浪費，提高教學質量，滿足文化遺產類學科研究的實際需求。

關鍵詞：文化遺產學科;實驗室;現狀;模塊化管理

隨著國家對文化遺產事業的大力支持，文化遺產研究類專業的發展在全國范圍內日益壯大，開辦此類專業的高校也如雨后春筍。文化遺產專業實驗實踐中的文物信息提取、信息分析、無損或微損的測試方法、數字化修復與虛擬化文物展示等等新方法、新技術也日益更新。在教育教學的實踐環節，實驗室不僅僅是滿足學生日常上課學習的教室，更是為教師和學生提供科學研究和創新實驗的場所。然而，文化遺產學科本身的特性決定了其專業實驗室的管理模式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理工科類實驗室，而應該設計出一套符合交叉學科自身需求的管理運行模式，以適應其特色需求。因此傳統實驗教學模式和手段的局限性已經成為高校實驗教學發展的制約因素,尋求一種新的實驗教學模式,改善實驗環境和實驗內容,轉變教學方式,更新教學方法手段已勢在必行[1]。

1文化遺產專業的特點

文化遺產，是先民發展歷史的重要見證，是各族人民創造的光輝燦爛文化的重要載體。作為特殊的戰略資源，文化遺產在當前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作用日益凸顯。但是，文化遺產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一旦破壞就不可能真實和完整地再現。因此，作為以傳承文化為主要使命的特殊資源，發掘、保護和展示文化遺產就顯得特別重要。文化遺產學科，尤其是文化遺產保護學科具有很強的應用性，其實驗實踐教學環節是人才培養體系和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動手能力和相關技能必不可少的關鍵環節。實驗實踐教學是以增強學生實踐能力、培養創新精神和提高綜合素質為目標，以實驗教學改革為核心，以高素質實驗教學隊伍和先進完備的實驗條件為保障，創新管理機制，實現實驗教學資源開放共享，全面提高教學質量。多年來，我國的文化遺產考古研究與保護工作，從無到有，由淺入深，已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就。在實驗室實踐教學研究的支撐下，具備了獨立開展從考古發掘時的現場保護到實驗室的后續研究、從具體文物的保護方案到大遺址的管理和保護規劃的制定等多方面、多層次系統研究的能力。尤其在實驗儀器更加豐富、內容更加充實的條件下，滿足了學生實踐操作能力的提升需求，切實做到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2文化遺產類實驗室的管理現狀

文化遺產類實驗室是服務于考古學、文物保護學與文物與博物館學等方向的不同學科背景和研究方向的實驗室，尤其是文物分析技術，它是考古學、文物保護研究與實踐的前期基礎與必要條件，故而文物分析技術實驗室與文化遺產行業的需求關系密切，是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的有效途徑。

摘要：介紹了沙埠鎮青瓷文化的現狀，并從提高認識、培養文化傳承人、集中力量研究沙埠青瓷標本、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挖掘沙埠青瓷文化內涵、發揮青瓷文化的教育功能、加大宣傳力度等7個方面對黃巖區沙埠鎮青瓷文化研究與開發利用進行了探討，以期為活躍黃巖活躍西部山區的經濟，為浙江的兩個高標準建設貢獻力量。

關鍵詞：沙埠鎮青瓷文化；發展現狀；開發利用

古老的黃巖沙埠青瓷窯，又稱黃巖窯，起于晚唐，盛于北宋。1956年，被浙江省文管會在黃巖秀嶺水庫考古時發現。1963年，被列為浙江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黃巖窯并不是一個窯廠，而是原黃巖縣，也就是現在臺州黃巖、椒江、路橋、溫嶺境內有一定歷史脈絡的系列窯廠［1～3］。據考古界考證，黃巖窯開始與春秋戰國時期，唐代后期逐漸成規模，經過慢慢地發展，到了宋代達到了鼎盛時期，因出產青瓷而聞名，后來自成一派，史稱越窯系窯場。北宋以后黃巖窯又迅速衰落，規模大幅度收縮，現在發現的成規模的遺址僅存于黃巖區沙埠、高橋、院橋三鎮一帶，雖然萎縮于3個鎮，但是也大小分布著11處，而且這11處留存的青瓷堆積數量豐富，而且都很有代表性，具有很高的考古研究價值，甚至還有一定的觀光開發價值，如圖1所示。從現場采集的標本來看，窯具有匣缽、墊餅、墊圈等制作工具；成品器形主要以盛裝食物的盤子、碗，還有生活用品盆為主，還有一些杯子、碟子、水壺、瓦罐、花瓶，甚至圓鼎、方鼎之類的。青瓷表面的花紋考究，圖案秀麗，劃紋鮮明，兼有印紋，紋飾有羽毛、花卉，如鳳凰、鸚鵡、牡丹、菊花、芙蓉等20多種，此外還有云紋、太陽紋等，可見當時市場很廣泛，需求很大，層次也很豐富。而且據后來發現，馬來西亞、菲律賓、日本等國家也發現了沙埠鎮青瓷，可見當時青瓷產業之發達，影響力之大，憑借沿海的優勢，遠銷海外。

1沙埠鎮青瓷文化開發利用途徑

對黃巖區沙埠鎮青瓷文化進行研究的文獻并不多，探討開發利用途徑的就更少了。浙江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的婁佳清會同黃巖博物館、上海博物館、臺州市文管辦的同志對沙埠鎮的青瓷窯廠進行了考古調查，并提取了一些典型的實物樣本，利用熱致光技術對樣本進行了年代檢測，還利用能量色散X熒光分析技術對樣本的胎釉化學成分進行了檢測，最后得出黃巖區沙埠鎮青瓷樣本出產于唐宋時期，并且具有較高的陶瓷燒制技藝的結論［4］。但是對如何開發利用青瓷文化并沒有進行深入研究。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看，在開發利用方面，近年來沙埠鎮青瓷文化取得了一系列經驗，包括以當代設計觀念轉化傳統樣式，以當代青瓷語言轉化傳統文化元素，以當代設計創意產業轉化傳統文化產業，以當代品牌設計轉化傳統代工生產。但是還不夠，要開發好，利用好沙埠鎮的青瓷文化，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1提高認識，加大宣傳

首先要提高思想站位，高度認識到青瓷文化是黃巖基因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大對外的宣傳力度，特別是加大對省文化廳，省博物館的宣傳力度，這樣上面了解了，關注了，獲得的支持力量就大了，就能開發出更有價值的窯品，對青瓷文化的保護形成良性循環。

【摘要】博物館是城市記憶的載體，通過在博物館陳列有代表性的歷史文物，可以幫助人們了解城市的風云變幻、歷史變遷及歲月往事。山西省太原博物館的基本陳列展覽旨在彰顯太原的悠久歷史和深厚積淀，弘揚城市品格與精神風貌，從考古與藝術的角度闡述太原的歷史脈絡和這座城市的故事。本文在分析博物館城市文化建設意義的基礎上，闡述了博物館的城市文化建設功能，并提出太原博物館發展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方案。

【關鍵詞】城市文化建設；理念；城市博物館；研究

前言

一直以來，博物館作為一個城市的文化名片，承載著宣傳城市形象、彰顯城市活力、提升城市發展前景的功能。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靈魂，具有代表性、包容性、吸引性的同時，反映著當地的風土人情、民俗特點，與城市的歷史文化、地理環境、經濟水平息息相關。

一、博物館的城市文化建設意義

博物館對于一座現代化城市的科技文化及教育事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既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內涵，也是這座城市進行社會文化教育的理想場所。博物館除了體現城市的歷史價值之外，更應對城市居民起到文化熏陶的作用。博物館中收藏的文物應當涵蓋城市的發展歷史、城市信仰、科研成果、杰出人物等，成為一個合格的、全面的城市符號。[1]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設與城市博物館息息相關，沒有博物館作為城市歷史與城市文化的承載，城市就失去了其文化靈魂。太原博物館除體現城市歷史發展脈絡的基本陳列之外，還設有專題展覽，可以策劃不同主題的有時代風貌的展覽。目前，展出的“摶土成金——館藏明清瓷器展”不僅展示出中國瓷器生產的輝煌，也有力地推動了世界陶瓷文化的發展；“盛世華容——邵仲節牡丹主題畫展”以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為時代背景，通過牡丹的富貴華容來展現新時代盛世中國的蓬勃風貌；“美成天龍——天龍山石窟數字復原展”深刻貫徹落實“文物保護一定要靠科技”、讓文物“活”起來的文化宗旨，開啟了“中華文化走出去”成功實踐，將舉世聞名的天龍山石窟通過現代數字科技實現了身首合一、魂歸故里，向世人再現了輝煌絢爛的天龍山石窟藝術，在提升觀眾文化參與感的同時，增強了居民城市文化自信心。這些展覽既講好了太原文化故事，又向外界傳播了中國傳統文化，提升了太原、山西乃至中華文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充分發揮了博物館在城市文化建設方面作用。博物館在城市文明的不斷發展中孕育而生，是一座城市文明程度及綜合實力的良好體現，對于人們文化素質及文化凝聚力的提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博物館與城市文化建設相互促進，相輔相成，只有城市文化資源充沛、文化氛圍濃郁、文化水平高度發展，才會形成兼具歷史價值、文化價值與藝術價值的博物館。

二、博物館的城市文化建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