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全球化下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

（一）宏觀經濟的內在矛盾與沖突

在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隨著各國銀行制度與金融結構的整合，使得各國金融活動的相關程度提高，這就客觀地要求匯率制度或匯率政策的靈活性，以消除外匯儲備耗盡的風險。然而，由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對美、歐、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依賴性較大，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各國紛紛選擇了美元或以美元為主的“一籃子”貨幣的固定匯率制度。這種匯率制度的安排就造成了這些國家宏觀經濟的內在沖突。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弗諾德、伽伯等人提出的國際收支危機模型（又稱理性投機攻擊模型），比較客觀地解釋了這種宏觀經濟的內在沖突引發金融危機的機理。在資本市場開放條件下，造成金融危機的最主要的問題是發展中國家所特有的固定匯率制度與獨立的貨幣政策和資本流動之間的內在沖突。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資本的流人與流出不受限制，這同時也是金融自由化發展到最后階段的必然要求

（二）金融全球化下的理性預期和道德風險

金融全球化造成的三元沖突是金融危機發生的必要條件，但并不是充分條件。金融危機之所以頻繁發生還在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投資者理性預期的自促成及道德風險的普遍存在。隨著資本運動，在完全不可變更的貨幣聯盟和完全的浮動匯率之間沒有舒服的中間道路可走。奧伯斯持菲爾德模型證明，危機的根源是市場預期和固定匯率制度，而不是政策和經濟狀況，維持固定匯率制度是不可能的。除了市場預期會引發金融危機之外，道德風險的普遍存在也是引起危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所謂道德風險，在這里是指由于實際利率水平的提高，銀行為了追逐高額利潤而將貸款投向高風險項目。而由于存在著政府對銀行的顯性或隱性的保險，使得這種追逐高風險回報的貸款行為超出了一定的限度。

（三）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宏觀經濟內在沖突的激發

從以上兩類金融危機模型可以看出，對于金融危機產生機理的研究正在從實體經濟領域向金融活動運行的內在機制深入。由于許多金融危機理論只是對當時的一些危機現象做個案式的剖析，盡管模型續密；推理嚴整，也相當深刻地說明了某一方面的問題，但不斷變化的金融危機現實不斷地給出新的難題，無論哪一個模型或哪一個階段的理論都無法全面地說明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而在經濟、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對于金融危機機理的研究還尚有很大的空白。更值得指出的是，現有的金融危機理論模型似乎沒有充分注意到20世紀70年代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甚至世界范圍內日益加快的金融全球化進程。在分析金融危機時，似乎沒有考慮到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國乃至全球宏觀經濟的深刻變化。因此，我們在這里試圖充分考慮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透過資本市場開放時期宏觀經濟的不協調性，對這些金融危機理論做嘗試性的綜合。

摘要:金融跨國波動形勢與傳播機制等變數使金融危機的跨國效應愈演愈烈，稍不留意便會借助外貿渠道迅速“傳染”至其他國家，而最終演變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作為外貿高依存度國家，我國應立足內需的策略需求，適度降低對外貿易的過度依賴;國際貿易要“走出小圈子、闖出大市場”，理順貿易伙伴新型多元化機制;以制度措施促規范，實現貿易集體固定式匯率制;以積極的心態投身國際金融貨幣合作，不斷提升我國在維護國際金融經濟穩定的效能。

關鍵詞:全球化經濟;金融危機;跨國效應;免疫對策;探究

目前，經濟全球化大趨勢愈演愈烈，隨之帶來“雪球”效應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屢有發生，這種經濟高關聯所引發“傳染性”危機的迅速蔓延，已引起理論界與輿論界的廣泛關注。面對這樣流行性“頑疾”，學者們痛心疾首、大聲疾呼，以不同的聲音喚醒人們對這種世界性“傳染”危機的警覺與重視，提醒世人應盡快、竭盡全力加以解決。

一、基于金融“頑疾傳染”的危機路徑辨識

為規避這樣的“頑疾傳染”，國內外理論界則始終把防范金融危機傳播機制作為經濟發展頭等要務，并不懈致力其研究當中，竭力從看似雜亂無章、并無關聯路徑中辨識相似或相近的特征，在跟進的特征突破中尋覓一種預防危機“重演”的有效手段。有知名學者曾提出，市場中一旦出現與市場匯率不協調“音符”，即便是政府的“強硬”宏觀調控，其結果也必將是背道而馳，金融危機則一觸即發。盡管學者研究危機問題的立意視角各有不同，但基于實際結合理論研究問題的思路是相通的，從不同的角度分別進行了探討，進一步增強了人們對金融危機路徑的理性辨識。路徑一:共生因素的辨識。一般而言，國際金融市場形成的協調價格運動多由共生因素導致，由此而引發的各國貨幣危機皆源于此。該理論辨識點在于突出解釋了一些新型工業國家貨幣危機的根源，在遭受國際商品的價格沖擊影響，國內貨幣危機通常會一觸即發，而危機的“罪魁禍首”則是來自一些經濟發達國家的調整政策，即便再多一些掙扎，也如同風雨中嬌弱的身軀難以撼動大樹一樣，顯得多么蒼白無力。路徑二:外貿危機的辨識。用一句形象的話講，外貿危機就是國內危機通過貿易活動形成國際外溢，從而引發國際“連鎖式”金融危機。該理論辨識點強調了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關聯性，提出國際貿易危機其傳導渠道不僅限于貿易國之間，由此還可帶來第三方市場的動蕩，也就是說某國家的發生貨幣貶值，在出口競爭力得到提升的前提下，無形中也間接性掠奪了同類商品生產、供應國家市場，其結果則是國際性市場預期將被無情打壓，貶值國匯率勢必險象環生，最終誘發貨幣危機。路徑三:資本市場的辨識。資本市場作為老生常談的話題，重拾話題又有新的市場說法。國際化資本危機新的表現形式為跨市場的金融危機，資本國際化的滲透無形加劇其危機的“蔓延”和“傳染”。隨著國與國之間經濟交流的層層深入，各國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系也逐漸掙脫了國界限制，而彼此緊密聯系起來，在這種情形下，一種國際流動性貨幣資產頻繁交流在所難免，一旦其中某個國家發生流動性危機，最直接、最便捷的手段就是頭寸拆借緩解，盡管能短期奏效但也無形加大了他國潛在的貨幣危機風險。倘若國家間的資產運動具有高度共性之處，則金融危機可借助跨國市場背景下的套期保值迅速外張，造成他國“再蹈覆轍”，顯示出跨國危機的“傳染高發性”。路徑四:投資波動的辨識。投資者的市場運作行為是導致金融市場相關價格波動的主要誘因，不規范的投資行為極易引發金融危機。對投資波動的辨識，應著眼于投資心理預期與資產市場調整行為的沖突環節。金融市場由此而導致的波動與前三種大有不同，這種波動的出現并非國家的經濟實體基礎暴露非穩定性，而是一種由投資者單純行為導致而成的資本短期異常流動與大幅資產調整等，由此帶來某國國內以及跨國金融資產市場價格的驟變波動。

二、源自危機“跨國傳播”的病態機理探析

爆發初期的金融危機的危害性為主表現在國內市場，但受經濟全球化大趨勢驅使，這種局域性的小范圍危機則極容易蔓延，借助外貿渠道就可輕易傳至其他國家，如同“腫瘤”般孳生，演變成全球性的金融規模危機。外貿活動是其借助的主要傳播渠道，貿易伙伴與競爭對手是其實現跨國傳播的主要力量。究其病態傳播機理主要如下:(一)貿易伙伴傳播機理。這種傳播也就是通常所講的直接雙邊貿易傳播，通常情況下，“危機源”主要通過外貿交易、對外商品及貨幣投資等擴散路徑，將本國風險傳播擴散到其他合作貿易國。其病態機理主要是，危機源頭國家因金融危機的沖擊形成本國貨幣在短時期內大幅驟然貶值，帶給貿易合作國家最直接的結果便是同步增加的巨額貿易赤字。陣痛之余，合作國的外匯儲備也驟然減少，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這種被動經濟趨勢也極容易讓這些國家成為國際貨幣投機者的沖擊對象，結局更不容樂觀，最終將遭受貨幣危機的沖擊。在此情形下，危機源頭國家大幅的短期貨幣貶值必將同步拉低貿易國家的價格水平，造成貿易合作國家價格消費指數的整體下降，相對合作國家居民消費，國內市場的貨幣需求量也相應減少，而外幣兌換需求則反其道而行之，短期內驟然上升，對外匯儲備無疑又“雪上加霜”，更加嚴峻的貨幣危機如履薄冰，極易導致再次惡性循環。(二)競爭對手傳播機理。如此稱謂的傳播可理解為間接性雙邊貿易傳播，究其根本，盡管對象不同但也是憑借貿易聯系與對手國家將危機“傳染”開來，所不同的只是傳播形式與貿易伙伴傳播略有不同而已。可將此傳播路徑如此假設，A、B兩國為競爭對手，倘若A國遭受了貨幣危機，在大幅貶值出現的同時也將帶來出口貿易量的增長的短期“利好”，而競爭國B國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絕不可“袖手旁觀”，危機面前也必然是采取相應的貨幣貶值政策積極應對，同步刺激跨國貿易。表象看競爭對手B國的做法似乎無可非議，但透過現象看本質實則不然，該種情況一旦出現，B國則會無形增加被投機者實施貨幣攻擊的潛在風險。同樣使原本只發生在一國之貨幣危機擴散、蔓延成跨國型多區域性質金融危機。

一．金融與經濟發展的模型分析

隨著金融危機理論模型對現實重大金融危機的解釋力越來越強，也就日益接近金融危機發生的本質原因。金融危機下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會相應的發生一系列的變化，而這點能夠明顯的表現在金融業的調整方面，根據原有的AS-AD模型來分析,按照假定總供給在短期內不發生變化，貿易順差巨大的背景下,銀行利率升高加上外資流入增加，使得貨幣供給增加，帶動總需求曲線右移，最終的結果是物價上漲。有理論指出，一國宏觀經濟已經出現某種程度的內外不均衡，則國際短期資本流動所形成的巨大沖擊很容易成為最終引起貨幣危機、金融危機全面爆發的導火索。對于這樣的情況，金融業要根據經濟和金融發展的模式積極的調整自身的策略方向，以應對外部經濟環境發生變化帶來的影響。

二、金融危機后我國經濟發展的特點

雖然2009年下半年至整個2010年都是經濟企穩的整固期，但是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使得世界經濟仍會較為疲弱，經濟增長結構將發生一些新變化，2009年內需增長很強、外需極為疲弱，而2010年則會是內需增長有所放慢、外需則有一定的回升，政府對經濟增長的直接拉動作用有所減弱，但市場內生的增長動力有較明顯的增強。在保持總體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下，保增長政策將使得經濟在短期內重新進入高速增長通道的可能性極小，2009年二季度后，世界三大發達經濟體或下降幅度明顯收窄或已初步復蘇，向上的趨勢開始形成，帶動我國出口有較明顯的復蘇。但是面臨失業率過高、消費增長乏力、財政赤字嚴重等較多的內在障礙，發達國家的復蘇力度將是一種弱勢狀態，未來較長時間內的增長都不會很強、我國出口產品結構較低并面臨印度、越南等后發國家的競爭挑戰等，未來幾年我國出口都可能呈現弱勢增長局面。從投資的角度分析，在金融危機中投資的高增長得力于強大的政策推動，而不是受市場力的驅動，2010年投資增長盡管會有所回落，但增長結構將出現更加積極的變化，即政府對投資的作用會有所減弱，市場對投資的作用會明顯增強。從消費的角度看，危機之后就業形勢依然不夠理想，從而對消費的抑制作用還是比較長的，物價經過下降的趨勢后，將逐步恢復正增長，現在我國再次出現了貨幣的持續高增長，但由于宏觀經濟總體供大于求的形勢沒有變，不少工業行業面臨越來越明顯的產能過剩壓力，在外需仍然存在較大壓力、內需增長需要整固的形勢下，使工業生產保持平穩較快增長而不是加快增長成為許多企業的共同選擇。

三、我國金融業發展的概況及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業發展迅猛，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穩步發展，我國金融業發展越來越引人注目，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但是，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對我國的金融業造成極大的沖擊，雖然平穩度過，但是金融危機過后，依然對我國金融業帶來了嚴重的影響，使我國金融業面臨市場競爭加劇，通貨膨脹態勢增大，資本市場漲幅較大，投資風險逐步加大的影響。

（一）發展概況

摘要：在當今時代，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受到了越發廣泛的關注，甚至成為當今世界發展的兩大主題。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增強，貿易自由化、金融國家化以及經濟金融化等的快速發展，使得原本屬于各自獨立的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呈現出了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關系。本文從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的現狀出發，分別從優化資本稟賦、改善商品結構、強化風險管控、改進金融機制這四方面出發探析了金融發展對國際貿易的作用機理，并就如何實現兩者的共同發展提出了優化金融產業結構、調整金融發展策略、擴大貿易商品結構這幾點建議，希望對我國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發展有所幫助。

關鍵詞：金融發展；國際貿易；作用機理

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之間的影響作用是相互的，以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為例，其對于中美兩國國際貿易領域的沖擊極其巨大，中國和美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占據了極其重要的位置，貿易沖突會影響全球經濟的穩定增長，并引發各種各樣的問題，如海外需求疲軟、經濟走弱等，導致經濟下行壓力的增大。基于此，應該積極探索金融發展對國際貿易的作用機理，推動我國經濟的轉型升級。

一、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的現狀

（一）金融發展現狀

金融發展可以看作金融結構的變化，其發展過程是金融功能持續擴充與完善，促進金融效率提高、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結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2017年，我國金融業增加值達到6.5395萬億，2018年達到了6.9100萬億。同比增長4.4%，這也表明現階段我國金融發展相對穩定。有研究人員指出，對于國家而言，良好的金融發展態勢會對當地國際貿易產生正向激勵作用，而較強的金融實力意味著不弱的經濟實力，能夠為區域在國際貿易中爭取到更多的話語權，帶來更多利益[1]。

（二）國際貿易現狀

當我們對某一觀點產生慣性思維后，就很難發現其中的不妥之處。例如，在理解宏觀經濟產出時，不管基于何種意圖和目的，我們都假設經濟是單一企業生產單一產品。雖然宏觀經濟學家們一直在努力豐富經濟總量中不同層次商品和服務的多樣性，但大部分學術研究和政策討論仍局限在這一假設下。這一假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意味著，在不涉及部門之間和部門內部發展的基礎上，總需求不足、經濟波動和生產率的長期演變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釋。也就是說，在考察宏觀經濟產出時，可以不用考慮諸如一個經濟體生產何種產品更有比較優勢，或者一個企業生產何種產品更有效率等問題。總括之，與資源錯配有關的問題不會對宏觀經濟產生多大影響。但實際上，資源錯配與宏觀經濟產出之間的聯系可能比我們想象的更為密切。對這一問題的忽視已經成為當前宏觀經濟學的盲點。因此，進一步研究兩者的關系并探討其政策含義，有助于彌補和解決這一問題。下面，我將從金融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這一角度闡述該問題。眾所周知，大金融危機（GFC）已經警示我們，金融周期會對宏觀經濟產出產生巨大影響。最近的一些實證研究也表明，大規模金融擴張和收縮（金融周期）導致的資源錯配可能會對生產率增長產生實質性的長期破壞。同時，利率、資源錯配和生產率之間也可能存在關聯性。

一、金融周期與生產率的關系

大金融危機讓我們真正意識到金融周期會對經濟造成巨大損失。正如我所強調的那樣，沒有金融周期的宏觀經濟學就像沒有王子的《哈姆雷特》一樣。信貸、風險和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地產價格之間自我強化的相互關系，可以導致金融體系自我可持續的擴張和收縮，當其總量足夠大時就會使經濟發生嚴重衰退、復蘇乏力以及持續低速增長，并長期處于低迷狀態。在銀行危機發生時尤其如此。為了解釋這些事實，經濟學家們在假設經濟只生產一種產品的情況下，著重考察了需求因素，即重點研究了產出缺口，而忽視了其組成部分的重要性。這種解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毫無疑問，金融周期引發的支出崩潰是經濟損失背后的主要原因。這就是全部事實了嗎？金融資源錯配起到作用了嗎？它們是不是通過影響生產潛力及其與總需求的聯系進而與宏觀經濟產出產生了密切關系呢？在近期的研究中我們找到了答案。我們的研究過程如下。首先，我們將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變化分解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對所有經濟部門來說都相同的組成部分，另一個是由勞動力跨部門流動產生的部分——這是此項研究中的一個基本特征假設。其次，在控制其他變量的影響后，我們比較了兩個組成部分影響信貸擴張的程度。最后，我們檢驗了信貸擴張期生產率各組成部分在隨后的經濟衰退期影響未來生產率趨勢的情況。這里，我們特別研究了銀行危機發生時生產率的演變情況。樣本選取了21個發達經濟體1969～2013年的相關數據。研究主要有以下兩個結論。第一，信貸擴張會降低生產率增長。一個典型的信貸擴張期每年至少降低生產率0.25個百分點以上。其影響機理是，信貸擴張使勞動力向生產率增長較低的部門轉移，尤其是使建筑部門在短期內膨脹。也就是說，信貸擴張與生產率增長的分配之間存在經濟上和統計上的顯著關系。這一機理解釋了近三分之二的生產率增長。正如切凱蒂和卡魯比（2015）所指出的，信貸擴張會降低生產率增長，其主要途徑是誘導勞動力資源向低生產率增長部門轉移而造成的。第二，如果發生銀行危機，那么金融擴張期帶來的勞動力重新分配會對生產率增長造成更大影響。危機發生后的五年，生產率增長平均每年下降0.5個百分點。整體效果的規模可能更大。考慮一個完整的金融周期，包括五年信貸擴張期和危機后的五年，生產率增長的積累缺口將達到約6個百分點。也就是說，2008～2013年，出現經濟繁榮和危機的發達經濟體生產率增長每年損失約0.6個百分點。這大致等于它們同期的實際平均生產率增長。以上事實說明，對于造成生產率增長損失的實際因素應該給予更多關注。如何解釋銀行危機發生后，經濟繁榮期資源錯配會對生產率增長產生更大的影響呢？這需要更多研究，但一個合理的猜測是在繁榮期過度擴張的部門在后續發展中不得不收縮，這不僅涉及資源重新分配，還需要糾正前期的資源錯配。在這種情況下，銀行危機發生后過度負債和已遭破壞的銀行體系使得資源調整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例如，如果家庭抵押貸款債務超過其房屋價值，那么這些家庭將很難通過搬遷來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更重要的是，雖然部分銀行資產負債表受損，并持有高額不良貸款，但其并不愿確認損失和信貸錯配：仍然保證還款能力較差的借款人的信貸水平，卻壓低還款能力強的借款人的信貸規模或增加信貸成本。實際經驗也證實了這一點。以上分析使我們對經濟生產能力持續弱化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宏觀經濟學家始終假設經濟只生產一種產品，總需求持續不足可能會導致供給減少，失業者失去技能，投資不足會降低未來生產潛力，尤其是減緩新技術的應用。但生產結構也很重要。過度擴張的部門需要縮小到可持續發展的規模，這就涉及總需求的擴張和收縮，調整過程會較為復雜。其核心不再是廣義的需求缺口，而是各部門之間的資源錯配；事實上，經濟繁榮期總需求大量增加促進了資源錯配。這就意味著經濟恢復必須解決錯配問題。各部門之間的情況也同樣適用于部門內部。從分析角度看，基于企業的研究更為有利。不僅可供觀察的企業數量龐大，最重要的是“需求”因素能夠得到有效控制：可以假設同一部門的所有企業面臨相似的需求。這樣“錯配”問題的識別更加簡單，不同需求的差異也更為明顯。例如，我們可以判斷在生產率較低的部門，產出需求快速上升是由于經濟增長還是長期的經濟發展不平衡。但對宏觀經濟而言，研究部門之間的錯配問題可能更為重要。

二、利率與生產率之間的聯系

金融周期、資源錯配與生產率之間存在廣泛聯系，那么利率尤其是持續低利率與生產率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呢？目前的觀點普遍認為，兩者確實存在聯系，但僅限于生產率提高真實利率，反之則不存在。這一觀點的理論基礎是“貨幣中性”（即長期來看，經濟的實際產出水平不受貨幣政策影響）。因此，貨幣市場利率將逐漸收斂于某一均衡利率水平或自然利率水平，且只受非貨幣政策因素的影響。我認為上述分析過于簡單，大大低估了貨幣政策的作用。實證研究表明，生產率增速影響真實利率這一假設非常脆弱。同時，上述研究并未說明該關系在“某種條件”下成立的可能性（比如貨幣政策的窗口期）。利率與金融周期的相互作用可能是利率影響生產率增速的途徑之一。基于此，考慮金融目前所處的周期階段和對政策的響應將變得尤為關鍵。在金融擴張期，低利率尤其是持續的低利率可能會擴大金融周期的幅度和長度。這是因為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具有促進信貸增長、推升資產價格和鼓勵過度冒險的傾向。此外，低利率的影響更有可能存在異質性。因為各部門企業的對外融資需求和在市場上的議價能力各不相同，因此對利率的敏感程度也不盡相同。根據低利率促進金融繁榮的程度不同，金融資源會流入不同的實體部門，如建筑業或金融業，進而對生產率變化產生影響，銀行危機發生后，上述現象將更加明顯。由于金融周期的時間跨度一般會比較長，可達16～20年，且對生產率增長的影響較為持續，所以可以認為利率變化是中性的，似乎“在貨幣政策的窗口期內”并無益處。在金融收縮期，持續低利率具有同樣的影響。具體來說，首先是在危機管理時期，銀行危機導致金融蕭條，低利率受到市場歡迎，有助于穩定經濟運行，防止金融系統和經濟產出的螺旋式下降。其次是在危機恢復期，此時的首要問題是修復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但持續、異常的低利率可能導致抵押品損失，緩解借貸者沉重的債務負擔，尤其是以浮動利率計算的債務。這也許會降低資產負債表的修復速度。因為當利率長期處于低位時，一方面銀行背負不良貸款的機會成本更低，另一方面區分借貸者的難度更大，這都將延緩銀行解決潛在的資產負債表問題。最終，盈利能力較差的僵尸企業仍然得以存活，還擠占了其他企業的金融資源。上述機制在理論上可行，但缺乏相關的實證證據。現有研究大多只討論銀行本身的脆弱性，并未涉及持續低利率造成的影響。顯然，兩者通常會同時存在，因此對其進行區分并非易事。研究表明，大規模的資產購買能夠壓縮信用風險溢價，尤其能降低風險區分。以上研究還不足以證明低利率對資源分配的影響，仍有待進一步深入分析。利率水平與僵尸企業之間是否存在更一般意義上的關系呢？班納吉和霍夫曼（2018）利用來自14個OECD國家1980年至今包括近32000家上市企業的數據，對該問題進行了實證分析。首先，根據OECD對僵尸企業的定義（即成立10年以上且盈利不足以支付利息支出的企業）進行篩選。其次，在OECD定義的僵尸企業的基礎上，進一步選擇其中預期增長潛力相對更低的企業，即托賓Q比率低于行業中位數水平的企業，其目的是剔除特斯拉這種目前虧損卻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企業。研究發現，第一，僵尸企業的占比持續上升。剔除周期性波動，OECD定義下的各國僵尸企業占比均值從1980年的接近于零穩步上升至2016年的10%以上，在更嚴格定義下的僵尸企業占比均值也達到5%。第二，僵尸企業的存續時間變得更長。例如，更嚴格定義下，1987年的僵尸企業在下一年仍是僵尸企業的概率是40%，但2016年這一概率上升至65%。為什么今天的僵尸企業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存續的時間更長呢？目前該問題的答案仍不那么清晰，但可能的原因在于，本世紀以來企業縮減債務的壓力更小了。回歸分析結果顯示，2000年以前，僵尸企業縮減債務的規模占總資產的比重比非僵尸企業多了3個百分點，但2000年以后，兩組企業沒有顯著區別。即使僵尸企業的償債覆蓋率有所惡化，但其利息支付仍有所下降。綜上所述，由于償還債務的壓力下降，僵尸企業進行資產拋售和縮減資本支出的動力不足，因而阻礙了金融資源的再分配，擠占了具有競爭力企業的金融資源。值得關注的是，僵尸企業的誕生與名義利率下降之間存在密切關系。如圖1所示，僵尸企業的占比和存續時間都與政策利率呈顯著的正相關性，即使剔除變量的周期性波動，上述關系依然成立。因此，較低的利率水平可能反映了整體經濟的疲軟，導致僵尸企業發生率上升和存續時間延長。但上述關系也可能僅僅是巧合。可能原因之一是利率之外的其他因素導致上述關系的出現；例如，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即由于生產率下降和經濟活動低迷，企業盈利能力減弱，從而導致央行放松貨幣政策、降低利率。這無疑能解釋周期性波動部分，但對其他部分的解釋力則稍顯不足。如前所述，一方面，在某種條件下低利率可能會通過放大金融周期對生產率造成長期損害，從而導致僵尸企業出現；另一方面，由于持續的低利率水平，貸款人發現繼續為僵尸企業提供資金支持的機會成本正變得更低，這使其更具有容忍度，特別是在貸款人仍希望獲得收益時，僵尸企業會存活更長時間。目前，我們對低利率、僵尸企業和生產率等因素之間的關系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這將有助于了解資源錯配的影響因素并制定相應的貨幣政策。例如，OECD已經意識到了僵尸企業對生產率增速下降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僵尸企業的占比越高，提高名義利率的風險就越高，我稱之為“債務陷阱”。從選擇合理的操作目標到制定更廣泛的結構調整政策和宏觀經濟政策，上述因素對各類政策的制定都提出了巨大挑戰。

三、結論

在當前的研究和討論中，資源配置與宏觀經濟總產出之間的關系總是很不明確，這是當前宏觀經濟學的盲點。大量的研究應該關注它們之間的互動，而不是強調它們的獨立性。我通過重點關注金融與宏觀經濟波動之間存在的長期被忽略的關系，說明了這一點。金融周期通過影響資源錯配，對生產率提高造成長期損害。我們需要了解更多利率和這種錯配之間的聯系。制定政策時更需要考慮這些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實踐經驗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一些教訓。例如，銀行危機之后我們需要解決資產負債表的修復問題，為強勁和可持續復蘇奠定基礎。這樣的策略對緩解貨幣政策壓力也同樣重要。但是，大金融危機之后這種做法在一些區域的推廣較為困難。其他方面（如持續低利率的影響）也需要更好地納入政策考慮范圍。如何做好以上這一切可能會成為解決當前政策挑戰的關鍵之一。

作者：劉佳 單位：廣西民族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院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課程，由于特殊的教育功能，使其在我國高校的課程設置中有著極為特殊的學科發展地位。當前，伴隨全球經濟發展模式的多樣化，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也呈現出多樣性的特點。在這樣的背景下，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也遇到了一些新的問題和挑戰，本人就理論和教學當中如何凸顯時代性的問題提出幾點思考，希望對該門課程的教學實踐能有所幫助。

一、豐富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內容，凸顯時代性

課程的研究對象是對一門學科的研究范圍、主要任務和研究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學科間相互區別的重要基礎。一門學科只有確立科學的研究對象，才能建立它合乎邏輯的學科體系。關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序言中明確寫到：“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1]即馬克思明確把生產方式作為《資本論》的首要研究對象。但長期以來，在我國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幾乎都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歸結為生產關系，出現了不重視對生產方式的研究或撇開生產方式抽象地談生產關系的現象。而當前的時代背景，決定了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把財富增長和經濟增長問題作為這一時期的主要任務，理論研究的重點也集中在如何發展生產力的問題上。對于資本主義國家來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過三百多年的發展，其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達到該制度所能容忍的最大公平。因此，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已從以往主要研究生產關系轉向生產力，主要研究市場中資源配置如何達到效率最大化的問題。這一社會現實，讓以往主要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作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陷入了困境，甚至讓人們錯誤地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產關系的觀點已經過時。固然，在財富對一國及個人的影響日益重要的今天，如何讓資源配置合理、高效以實現國家富強和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每一個人也包括當代大學生應該關注的。但弄清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背后的本質關系，弄清轉型時期社會生產關系的實質，不僅是理論研究的需要，更是指導社會實踐的必需。生產關系研究的弱化或缺失將不利于學生對當前我國經濟關系的把握，削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代性、發展性和科學性。因此。政治經濟學必須把研究對象堅實地樹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在把握研究生產力發展的同時，進一步把握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生產關系的本質及其運動規律，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揮理論的強大生命力。

二、理論體系的構建應增強現實說服力

作為一門歷史科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構建應該及時反映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其理論必須具有現實實效性和與時俱進的精神。二戰以來，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藍本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其經濟和政治都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如果教材理論不能根據實踐變化而豐富和發展的話，必然削弱理論的權威性和信服力。另一方面，隨著社會實踐的深入，一些經濟理論和經濟范疇其含義和所指向的內容、范圍出現了新的變化和拓展，這要求我們在教學中必須對這些經濟范疇及經濟理論作出符合社會現實的解釋和說明，使理論能有效地指導實踐。如關于資本的概念，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是能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體現了資本家剝削雇傭工人的關系，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范疇。而當前，資本與我國經濟建設互為促進的功能已日益突出，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我們對資本的界定還停留在傳統的概念上，把資本在資本主義社會運動所具有的特殊形態上升為一般的話，顯然不利于我國建設一個成熟、健康的資本市場。只有正確界定資本的內涵，才能對資本的功能地位做明確的評價，而地位的清晰將有利于資本推動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再比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它承認信息、科學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在經濟增長和價值創造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突出，但認為是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勞動者，使勞動者的復雜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比重不斷增長，勞動仍然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2]這樣的認識與知識、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越來越多地應用到現代化企業生產當中。一些學者因此對勞動價值論產生質疑，甚至否定理論的現實功能。要解決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唯有創新，依據實踐去豐富和發展理論，這才是實現理論生命力的有效途徑。此外，目前我們教材所使用的一些數據明顯陳舊，如教材126頁表8-1“美國制造業的剩余價值率”，引用的是1929-1985年的數據；在說明當達資本主義國家壟斷的新形式時，教材165頁引用的仍然是20世紀80年代的一些壟斷組織。[3]數據、實例等如果不能及時反映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整個理論大廈的信服力無疑是受到很大的影響，課程教學的目的性和作用力也會大打折扣。

三、借鑒其它經濟理論的內容和分析方法，夯實和發展理論體系

第一篇：企業財務風險和防范

【摘要】

伴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經濟制度的不斷完善,我國企業漸漸步入了穩步發展的階段。但在經營管理過程中,企業還可能面臨一些風險,其中當屬財務風險影響最大。企業的生存發展與企業面臨的財務風險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由此,財務研究的重心放在了對企業財務風險的研究。本文分析論述了可能產生財務風險的原因,并結合我國企業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合理化建議以及有效的防范措施,希望可以使企業在進行財務管理時，認清風險，更加有效的防范風險。

【關鍵詞】

財務風險;風險防范

一、財務風險產生的原因

財務風險是指企業在財務管理的過程中,由于多種不確定的因素，例如市場環境、行業環境等，影響了企業的預期收益，使其遠遠小于企業的實際收益，因此導致企業發生損失的可能性。企業財務風險產生的本質是來自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因此,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內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帶來的沒有保障性的企業財務操作的結果,是導致財務風險的最主要原因。

摘要：金融和貿易在國民經濟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是國民經濟活動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國際分工日益明確，經濟全球化進程也不斷加快。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金融與貿易在區域內以及區域間的融合與互動關系日益增多。因而，對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互動機理進行分析探討，并采取合理措施解決互動中存在的問題，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關鍵詞：金融發展;國際貿易;策略

近年來，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深化發展，金融與國際貿易之間的融合不斷深化，與此同時，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之間的互動也不斷增多。因而，這成為國際經濟及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但是，不同的學者對其研究持不同的觀點。因而，對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互動機理進行研究，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發展的必然要求。

1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互動機理的研究內容

1.1融資成本與貿易結構

(1)金融部門的融資成本差異與貿易結構的概述。金融部門的融資成本，與貿易結構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一國在總進口總額和進口產品差異化程度，與銀行債權額和貿易融資貸款數量有關，兩者之間呈正相關。也就是說，總進口總額和進口產品差異化的程度會隨著銀行債權額和貿易融資貸款數量的增加而增加。金融的發展，可以使資金在分配方面進一步優化。與此同時，也會使不對稱條件下逆向選擇的成本得以降低。在這一發展模式下，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一國的出口結構。因而，一個國家要想使無形資產產業部門在這一發展模式下快速發展，需要做好產權保護，順應時展潮流，滿足社會發展需求，繼而增加出口產品在本國產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2)金融發展水平對產業部門的融資成本和資產結構的影響。金融發展水平的高低對產業部門在融資方面和資產結構發揮著重要作用。當然，在這一發展模式下，繼而也會對貿易結構產生影響。產業融資借貸能力與金融發展水平息息相關。金融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國家，產業融資借貸能力也相對較差。恰恰相反，金融發展水平越高的國家，擁有較多無形資產的產業部門。因而，對于可以那些金融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國家，在產業融資方面將會更容易，也將會獲得更多的貸款。因而，一國產品的出口結構，受該國的金融發展水平和產業部門資產結構的共同影響。也就是說，本國的出口能力是與該國的金融系統呈成正相關的。金融系統相對較發達的國家，出口能力相對較強。反之，金融系統欠發達的國家，出口能力相對較弱。因而，在信貸約束相對較少，或金融系統相對較發達的國家，企業更容易獲得貸款。因而，該國要結合本國實際發展情況，對本國的貸款利弊進行準確衡量。從而使貸款的優勢得以充分發揮出來。當然，也可以根據國家發展需求，將這一貸款優勢發展為本國的一種比較優勢，繼而使本國在世界的舞臺上進一步發展，從而在出口中占據有利地位。這是一國在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互動中的必經之路。

1.2貨幣流通性與貿易融資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