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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電子商務是互聯網產物，隨著越來越多的電商選擇走出國門，跨境電商便隨之而生。選取2011－2016年與中國有國際貿易往來的103個國家，研究跨境電商和華商網絡對OFDI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跨境電商對OFDI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華商網絡對OFDI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且華商網絡跨境電商與OFDI之間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關鍵詞：跨境電商；華商網絡；OFDI

1引言

隨著“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中國的對外投資規模在迅速增長。根據《2016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簡稱OFDI）流量創下近2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在全球占比達到13．5％。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的過程中需要克服各種不利因素的影響，但是，各種政策以及制度設計也為企業走出去創造了許多有利條件。其中種族網絡在OF－DI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其海外移民規模也很龐大。截至到2013年，中國海外移民存量近一千萬，如此龐大的移民規模，形成了巨大的海外華人人才庫，對中國的OFDI以及全球范圍內的貿易和投資都發揮重大作用，華商網絡的發展也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重視，對華商網絡的研究也越來越深入。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電子商務開始興起，電子商務的出現改變了傳統的商品交易模式。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電子商務也選擇走向國際，隨之產生的就是跨境電商。跨境電商因其可以降低信息以及交易成本對傳統的國際貿易產生了很大的沖擊，但同時跨境電商也促進企業實現規模效應，擴大了國際貿易規模。跨境電商促進貿易的作用機制主要是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那么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分析跨級電商對OFDI的作用機制：第一，降低交易成本。跨境電商使得產品擁有更低廉的價格，并且與傳統的國際運輸相比，跨境電商的出現也促進了第三方運輸平臺的發展，國際運輸的時間更短、運輸成本也更低，這些因素使得產品進入東道國市場的成本大大降低。第二，跨境電商擁有更加廣泛的信息分享平臺，能夠顯著降低了國際投資過程中的信息成本。跨境電商也擁有更加寬廣的分銷渠道，降低了信息的不對稱現象。跨境電商第三方交易品臺的出現，使得小企業和個人有機會進入國際市場，未來可能國際投資不再只是大企業或是華商網絡的特權。但是，跨境電商的交易過程中也存在著大量的風險，例如，平臺交易使得消費者并沒有親眼見到商品，再加上國與國之間的商品評價標準的差異，使得消費者收到不滿意的商品，并且國際交易的退貨渠道相對于國內的退貨服務復雜得多，消費者的權益受到很大的侵害；跨境電商的出現時間較短，不管是單一國家或是國際關于跨境電子商務的法律都不完善，使得跨境電商的交易過程風險更大。而華商網絡則可以克服跨境電商的缺陷。由華商網絡促成的交易或投資很多時候并不需要依附第三方交易平臺，華人之間形成的特殊的信息分享渠道，使得他們在網絡社群內就可以交易。而且華商網絡之間具有充分的信任，解決了跨境電商的信任危機，減少了跨境電商的交易風險。遍布世界各地的華商網絡熟知各國的貿易環境和貿易規則，能夠幫助跨境電商選擇最好的貨源和最優的發貨地點，充分的保護消費者的權益還可以提高商家的信譽。華商網絡還可以幫助跨境電商搜集當地消費者的偏好、市場信息，這可以幫助跨境電商選擇最優市場。反過來，跨境電商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使得大量的移民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加入到國際貿易的行列里，使得華商網絡規模進一步擴大。華商網絡對于中國OFDI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華商網絡對于OFDI的作用機制主要是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跨境電商作為一種貿易模式，其本身對于國際貿易具有促進作用，作用機制也主要是降低交易成本以及信息成本。傳統理論認為，貿易最終會導致對外投資，那么跨境電商作為一種對國際貿易有促進作用的貿易模式對于華商網絡會有怎樣的影響？在國際投資的過程中跨境電商會起到怎樣的作用？跨境電商會不會同樣能夠促進中國OFDI？華商網絡在跨境電商與OFDI的關系中發揮著作用？本文利用2011－2016年與中國有OFDI往來的103個國家的面板數據研究三者之間的關系。

2文獻綜述與假設

2．1跨境電商對OFDI的影響

跨境電商是近年來新興的貿易模式，其對傳統的國際貿易模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近年來，跨境電子商務保持了快速增長的態勢，成為中國外貿的重要增長點（來有為和王開前，2014）。跨境電商主要通過網上交易，一鍵式下單，大大降低了不同語系之間的溝通障礙，同樣也減少了文化摩擦和信息搜集有關的貿易費用；而且跨境電子商務可以通過采用重新分配運輸成本的定價策略來降低成本壁壘，并且可以縮短快遞運輸的時間（胡以一，2018）。在“一帶一路”的背景下，中國的跨境電商雖然起步較晚但是對中國國際貿易體系同樣產生了深刻影響：一方面，傳統貿易方式單一，支付方式也多為現金交易，多有不便。而網上交易支付方式多樣化，且近些年來中國的跨境物流也實現了飛速發展，國際貿易的物流模式也在發生著高速的變化和發展；另一方面，跨境電子商務可以幫助企業實現規模經濟，為企業提供新的發展思路，促進了中國對外貿易產業鏈的轉型升級（陽群，2016），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對外投資是在貿易發展成熟之后才產生的，外貿易有利于OFDI（高揚，2017）。跨境電商對國際貿易有正向促進作用且其本身是國際貿易形式的一種，所以本文認為跨境電商對OFDI有正向促進作用。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假設1：跨境電商對OFDI有正向促進作用，即跨境電商規模越大，越有利于中國OFDI的發展。

2．2跨境電商對華商網絡的影響

跨境電商的低進入門檻，使得個人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國際貿易的一員。所以跨境電商的出現使得海外華僑華人，例如華人學生等能更容易參與到國際貿易中，擴大了海外華商網絡的規模；同時跨境電商的出現也可以促進華商網絡升級轉型，海外華商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區位，海外華商的成員也不再只局限于企業高管等高知識分子。所以，本文認為跨境電商對華商網絡的規模有正向促進作用。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假設2：跨境電商對華商網絡有正向促進作用，即跨境電商的發展會帶動華商網絡規模的擴張。

2．3華商網絡與OFDI

種族網絡是一種網絡中成員通過彼此之間建立相互信任的機制幫助彼此克服國際合同執行過程中的非正式障礙的方法，網絡內部通過內部懲罰機制保證成員之間的相互信任。文麗（2014）通過研究雙邊移民對貿易的影響發現：移民流動揭示了本國的文化特征和勞動力屬性，對雙邊貿易具有顯著地正向影響。移民可以成為母國投資者與東道國合作者之間的中間人，或者直接充當母國投資的合作伙伴。移民比母國的投資者掌握更多關于東道國的信息，作為一個“信息者”，移民可能會吸引母國的投資者與其合作到東道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在金融市場不完善的情況下，移民可以作為不完善的信貸和保險提供的替代品，從而對投資產生積極影響。因此移民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袁海東和朱敏，2017）。華商網絡是中國移民在世界各國自發形成的商業網絡，所以本文認為華商網絡對中國的OFDI可能會有正向促進作用。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假設3：華商網絡對OFDI有正向促進作用，即華商網絡規模越大，中國OFDI的發展就會越快。

2．4華商網絡的中介作用

跨境電商的低進入門檻促進了海外華商網絡的升級轉型，并進一步促進了華商網絡規模的擴張。學者們關于華商網絡與中國OFDI的研究證明兩者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袁海東、朱敏（2017）通過分析五十多個個國家的海外華人存量數據與中國對外投資宏觀的國家數據認為海外華商網絡對中國OFDI的促進作用到文化距離和區位的影響。吳群鋒和蔣為（2015）也認為全球華商網絡促進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且高技能華商網絡與OECD國家的華商網絡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更為明顯。高遠等（2015）通過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移民網絡可以有效推動中國對OECD國家OFDI的流出。以上研究結果充分表明華商網絡對OFDI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所以本文認為跨境電商可以通過華商網絡促進中國OFDI的增長。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假設4：華商網絡在跨境電商和OFDI之間起到中介作用。

3研究設計

3．1指標說明

3．1．1被解釋變量

本文選取2011－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的中國對103個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作為變量（OFDI）。

3．1．2解釋變量

跨境電商（CBEC）。借鑒田文和王超男（2018）的研究方法。

3．1．3中介變量

華商網絡（CHI）。東道國中國移民存量與東道國人口比例作為變量。

3．1．4控制變量

正式制度距離和非正式制度距離采用Kogut－Singh距離指數公式計算；對外開放度，用東道國進出口總額表示；經濟距離，用東道國與中國人均GDP的絕對值之差表示；東道國經濟規模，用東道國的經濟生產總值表示；東道國技術水平，用東道國的高科技產品出口／總制成品出口的比值表示；東道國勞動力成，本用東道國人均國民總收入表示；自然資源稟賦，用東道國燃料、礦石和金屬出口／商品出口比值表示；地理距離，用北京與東道國首都的直線距離來衡量。

4實證結果分析

首先，對面板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表明，各變量均在1％水平上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通過檢驗。其次，運用極大似然法和方差膨脹因子法對已建模型分別進行了面板異方差和多重共線性檢驗，均通過檢驗。運用Stata．13軟件在固定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和混合回歸模型之間進行選擇。F檢驗拒絕“混合效應模型是可以接受的”的原假設；LM檢驗拒絕“不存在個體隨機效應”的原假設；Hausman檢驗不能拒絕“應該使用隨機效應模型”的假設，最后選擇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回歸。模型2檢驗跨境電商對中國OFDI的影響，檢驗結果顯示，跨境電商的系數為0．849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跨境電商對中國的OFDI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跨境電商規模越大，越有利于中國OFDI的發展，假設1的到驗證。模型3檢驗跨境電商對華商網絡的影響，檢驗結果顯示，跨境電商的系數為0．087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跨境電商對華商網絡規模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跨境電商的發展會帶動華商網絡規模的擴張，假設2得到驗證。模型4檢驗華商網絡對中國OFDI的影響，檢驗結果顯示，華商網絡的系數為0．051在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華商網絡對中國OFDI規模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華商網絡規模越大，中國OFDI的發展就會越快，假設3得到驗證。在模型5中加入自變量（跨境電商）和中介變量（華商網絡），可見跨境電商和華商網絡對OFDI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通過與模型2的結果比較，跨境電商的系數由0．849下降到0．845，表明華商網絡在跨境電商之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設4得到驗證。

5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實證研究了跨境電商對中國OFDI影響，并進一步討論了華商網絡在兩者之間所起到的作用。實證結果表明：跨境電商和華商網絡對中國的OFDI都會起到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且華商網絡在跨境電商與OFDI之間的關系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政府應當鼓勵企業進行跨境電商貿易，充分發揮跨境電商貿易降低談判、信息和中間商成本的優勢。但同時，政府應當加大對跨境電商的優惠政策力度，降低跨境電商的關稅，企業應當加大海外倉儲，充分降低跨境運輸成本，這樣才能發揮跨境電商對OFDI的促進作用。華商網絡在跨境電商與OFDI之間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所以企業應當重視與華商網絡的結合，政府也應當重視華商網絡的構建和擴展，幫助企業理解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降低交易成本，充分發揮華商網絡的作用。

參考文獻

［1］來有為，王開前．中國跨境電子商務發展形態、障礙性因素及其下一步［J］．改革，2014，（5）：68－74．

［2］胡一以．我國跨境電商物流模式分析與市場研究［J］．現代商貿工業，2018，39（31）：30－31．

［3］陽群．跨境電商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促進作用［J］．對外經貿，2016，（3）：113－114．

［4］田文，王超男．跨境電商對華商網絡貿易的效應分析［J］．南京審計學院學報，2018，（1）：35－45．

［5］文麗．移民社會網絡對國際雙邊貿易的影響［D］．湘潭：湘潭大學，2014．

［6］袁海東，朱敏．海外華人網絡對中國對外投資的影響研究———基于東道國異質性的視角［J］．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7，（5）：79－89．

［7］吳群鋒，蔣為．全球華人網絡如何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J］．財經研究，2015，41（12）：95－106．

［8］高遠，趙耀，崔兆財．中國移民網絡與OFDI流出的關系———基于中國經驗的研究［J］．商業時代，2015，（35）：77－80

作者:燕曉娟 單位:華僑大學工商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