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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終身凈轉移額、內部收益率作為指標，借助定量分析對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收入再分配的代內再分配效應和代際再分配效應進行探究。研究證實，關于再分配效應的研究中，工資增長率、利率和繳費年限都產生一定影響。故應繼續加強各行政部門之間的溝通和政策協調，增加政府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建立科學合理的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才能使收入再分配效應的積極作用得以充分發揮。

關鍵詞：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代際再分配效應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收入差距問題一直未得到完全的解決，針對這一問題，雖不能做到絕對的分配公平，但可以相對公平。社會福利制度是我國緩解收入差距的有效措施，而作為社會福利體系核心構成部分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也應體現公平效應，這樣才能更好地在實現社會公平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為了強化養老保險改革效果，我國國務院2015年推出《國務院關于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標志著養老保險雙軌制度改革正式開始，且改革后的養老保險的公平效應如何，備受社會公眾的關注。從目前來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面臨的競爭壓力在不斷加劇，導致人們的收入差距越發明顯，這就需要利用收入的再分配機制來緩解這些問題。因此，本論文選擇終身凈轉移額、內部收益率兩大指標，分析工資增長率、利率和繳費年限對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收入再分配效應產生的影響，同時提出優化政策的建議，以期使養老保險的收入再分配效應得到正向的發揮。

1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收入再分配研究背景

社會福利體系關乎民生，是影響人們生活質量和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社會福利體系中的重要構成部分，是決定“老有所依”的重要制度。因此，養老保險制度需要以公平作為首要標準，通過收入再分配效應推動社會福利制度的建設和發展進程。不過，從實踐中看，我國事業單位和企業的養老保險制度并不完善，無法充分發揮收入再分配的正向調節，引起了一定的社會矛盾。因此，我國出臺各種制度和措施對其進行建設與完善。《國務院關于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的出臺就標志著養老保險雙軌制度改革正式推進。社會公眾也密切關注著養老保險改革后的公平效應是否得到更好的發揮。

2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收入再分配研究意義

2．1現實意義。從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社會穩定發展出發，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收入再分配制度是滿足我國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具有縮小經濟差距的目的和作用。因此，關于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收入再分配的探討，不僅能夠對改革后的養老保險制度的收入調節效果進行一定的評價，也為政府優化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本文在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背景下通過終身凈轉移額、內部收益率兩種評價指標對收入再分配的現狀進行了研究。以此深度剖析養老保險的調節作用及存在的問題，希望以此為基礎，探究我國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收入再分配優化途徑。

2．2理論意義。目前，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已經全面啟動，在各事業單位進展穩定。為了做出更好的理論指導，理論界對養老保險的收入再分配效應進行深入分析，已經涌現出部分優秀的實證研究成果，但研究學者采用的精算方式研究較少。本研究論述中對國內外相關研究內容進行分析和總結，并且對眾多學者的觀點進行整理與歸納，以具體數據作為論述依據，分析我國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收入再分配的現狀，從而通過數理精算模型深入剖析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所面臨的挑戰，以期對該領域的理論研究起到一定的補充作用。

3養老保險收入再分配效應的研究綜述

3．1國外研究。MargitKraus（2004）在養老保險制度對收入再分配的影響研究中采用了集群分類法，以歐盟國家為研究對象，利用調查小組公開的數據（ECHP）對15個國家的實際情況進行探究。該學者為了使研究結果更清晰，將研究對象的總體數據按照四種支付模式進行分析，發現支付方式不同使得養老保險收入再分配效應存在明顯差異。其對歐洲養老制度實施情況的分析后發現，該國家的養老保險制度對于低收入群體收益較多；而該結果與北歐學者貝弗里奇模式的研究結論不同，即后者的研究結果認為養老保險制度更傾向于高收入群體；在研究過程中還發現在中歐地區實施的養老保險制度對于工人更為關注，但低收入人群得到的利益仍是最低水平；在南歐，俾斯麥模式產生了較弱的縱向再分配效應。Rodrigo（2008）對養老保險制度收入再分配效應的研究運用了一般均衡模型，他以智利為區域，研究分析該地1981年養老金由現收現付制轉變為個人賬戶制對于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他認為：新的養老保險制度的收入再分配主要體現在個人養老金方面，低收入者退休以后的收益會高于退休前的收益，他們得到了最低養老金保障，但改革后的養老金體制還不能滿足許多低收入者的需求，綜合而言，新的養老保險制度已經使退休者的養老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升。

3．2國內研究。鄭偉、孫祁祥（2003）通過搭建一個簡化版的A－K模型，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從現收現付制轉變為部分累進制變遷的經濟效應進行了模擬量化分析。結果表明：我國養老保險制度變遷具有正向收入再分配效應。彭浩然、申曙光（2007）選取1997—2005年養老保險收入數據進行研究，利用精算方式對養老保險的收入分配效應進行了定量分析。結果表明，2005年的養老保險制度雖然增強了激勵約束機制，但顯著減弱了代內再分配效應，如果目前的宏觀經濟條件不變，長此以往，下一代的負擔可能會加重，從而導致嚴重的代際不公平。何立新、佐藤宏（2008）利用CHIP的1995年和2002年不同的數據，研究了我國以年度與終生收入為基礎的部分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收入再分配效應的實際情況，最終結果表示，養老保險制度收入再分配效應具有明顯的正向作用，對于縮小經濟差距、穩定民生具有重要影響。其表示，在影響途徑上，代際分配作用明顯。陳其（2014）以深圳市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為研究對象，通過抽取現有的職工工資數據建立工資模型，并預測職工的終生收入；然后比較城鎮職工參加養老保險前后的凈轉移額，最后采用基尼系數、泰爾指數等指標對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收入再分配效應進行了定量分析，同時做出相應的評價。結果表明：隨著養老保險的施行與完善，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漸縮小，而在途徑效應分析中，代內收入再分配效應較代際收入再分配效應較強。戴文強（2018）采用實證分析的方法，將已有的統計數據代入經濟模型，通過不平等指數測算我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再分配效應。結果表明：在繳費環節上，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起著逆向調節的作用；養老金給付后，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對不同人群收入差距正向調節有限；雖然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具有正向的再分配效應，但財政轉移支付占比較大。綜上，由于論述出發點的不同，各學者的研究結論也有所偏差，在參考我國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本論文主要借鑒學者有關養老保險再分配效應的精算模型，分析養老保險的代內、代際再分配效應。

4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測算的相關評價原理

本文在養老保險再分配效應分析中選取研究學者普遍認可的終身凈轉移額和內部收益率兩大指標進行測算和評價。

4．1終身凈轉移額的相關評價原理。本文計算養老保險的指標為終身凈轉移額，根據精算原理，該指標是通過參保人員終身獲得的養老金現值以及保險費現值做減法得出的。當終身凈轉移額處于正數時，表明參保人的終身養老金現值大于終身繳費現值，反之則表示為終身養老金現值小于終身繳費現值。終身凈轉移額的評價原理主要概括以下四項。（1）當高收入者＜0，低收入者＞0，該精算結果表現為養老金從高收入群體向低收入群體轉移，兩者間的收入差距在減少，體現出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發揮了正向代內調節作用。（2）當高收入者＞0，低收入者＜0，該精算結果表現為養老金從低收入群體向高收入群體轉移，兩者間的收入差距增加，體現出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發揮了逆向代內調節作用。（3）當高收入者＜0，低收入者＜0，該精算結果則表現為三種情況：首先，站在代際層面來分析，財富遺留而產生的代際分配不公平性；其次，地區層面來分析，財富的轉移情況表現為甲地區轉移至乙地區，當乙地區經濟相對落后的情況下，表明養老保險制度對收入起到了正向調節作用。反之，當乙地區經濟相對繁榮的情況下，表明養老保險制度對收入起到了負向調節作用。最后，從碎片化養老保險體系來看，財富的轉移是從被測人群逐漸轉向其他模式的養老保險人群。（4）當高收入者＞0，低收入者＞0，該精算結果則表現為不公平的代際分配，而且，著眼于地區因素，財富的轉移情況表現為乙地區轉移至甲地區，當乙地區經濟相對落后的情況下，能夠表示出養老保險制度對收入起到了負向調節作用，反之亦然。

4．2內部收益率的相關評價原理。從養老保險制度角度看，如果參保人通過養老保險得到的投資收益率較高，則表示其內部收益率也處于較高的水平，內部收益率的大小能夠很好地體現出參保人收入水平的不同，也是體現養老保險制度調節收入的主要方式。在對內部收益率測算的過程中，學術界有關研究較多，但意見不一。部分學者對于內部收益率的研究以參保個人、單位為研究對象，即主要對參保人員的內部收益率進行分析；在關于內部收益率的計算中，僅選取個人參保作為計算維度，并以內部收益率作為判斷指標。由于終身凈轉移額的單一統籌內容，本研究以參保人個人內部收益率作為精算標準，以此保證測算體系的全面性。所以本研究中的個人內部收益率是參保人繳費的現值總額與養老金未來支付的現值總額相等時的收益率，本文出于以下原理選取內部收益率進行收入再分配效應研究。低收入者＞高收入者：養老保險制度發揮正向收入調節作用。低收入者＜高收入者：養老保險制度發揮負向收入調節作用。

4．3測算過程與結果。為了使研究結果更為全面，本文研究的內容主要從國家、地區兩個方面出發。因國家、地區的經濟發展變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指標變動。因此在研究中需要考慮經濟發展水平和繳費時間。本文針對終身凈轉移額不同假設條件下的情況進行分析，具體的參數指標為工資增長考慮（4％、6％、8％）、利率（1％、3％、5％）和繳費年限（15年、30年、43年）。通過了解和計算可知，事業單位人員的平均入職年齡約為22歲，在退休年齡最高為65歲時，最長繳費年限為43年。將參保人的平均壽命定為82歲時，養老金的領取時間為17年。根據現行養老保險政策，事業單位人員在繳費時統籌部分可以按照16％的繳費率進行計算，個人繳費率按照8％計算。4．3．1終身凈轉移額角度在繳費年限不同時，工資增長率為4％、利率為3％和工資增長率為6％、利率為5％時，高收入者＜0，低收入者＞0，反映出養老金從高收入群體向低收入群體轉移，反映出養老保險制度發揮了正向代內調節作用，且在利率和工資增長率一樣的情況下，繳費年限數值越大，代內再分配效應越明顯。但是，當工資增長率大于利率且兩者之差較大時，如工資增長率大于6％和8％，或者利率較低為1％時，收入較高的事業單位工作者在終身凈轉移額方面可以出現正數的機會，這說明養老保險制度不存在代內再分配效應。繳費年限不同時，當工資增長率、利率分別為4％、5％時，收入較高人員的凈轉移額即為負數，證明養老保險制度失去了代內再分配，或者產生了代際分配不公平，或者意味著參保人的財富轉向其他模式的養老保險人群，促進整體養老保險制度的收入再分配。且在利率和工資增長率一樣的情況下，繳費年限數值越大，再分配效應越明顯。4．3．2內部收益率角度從參保人通過養老保險得到的投資收益率方面看，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改革增強了城鎮職工收入均衡性。所以，工資增長率的變化是不會影響高收入群體內部收益率小于低收入群體的事實。表現為養老保險制度發揮正向收入調節作用。而且，隨著工資增長率的不斷增長，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之間的差距不斷增大，表明養老保險制度正向收入調節作用在不斷增大，反之，二者之間的差距將不斷減少，養老保險收入再分配效應將產生逆向的作用。

5結論與啟示

5．1結論。5．1．1關于代內再分配效應從終身凈轉移額分析，當工資增長率＞利率時，可以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是新型的養老保險制度能夠降低收入差距，發揮了正向代內調節作用，且其他地區的參保群體存在收入再分配的機會。第二種是在工資增長率大于利率且兩者之差超出正常范圍時，養老保險制度不存在代內再分配效應；當工資增長率＜利率，意味著參保人的財富轉向其他模式的養老保險人群，這不僅提高財富的使用效率和轉移效率，更有利于養老保險收入再分配效應的發揮。結合內部收益率的精算結果可以發現，高收入群體的內部收益率均低于低收入群體，表現為養老保險制度發揮正向收入調節作用。5．1．2關于代際再分配效應以代際再分配角度考慮，工資增長率＞利率時，新型的養老保險制度將對下一代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工資增長率＜利率時，新型的養老保險制度將對上一代體現出不公平的特征。5．1．3關于繳費年限對養老保險制度收入再分配效應的影響隨著繳費時間數值的越大，代內再分配效應、代際再分配效應越明顯。

5．2啟示。通過本文的研究結果，可以歸納以下內容：第一，工資增長率、利率和繳費年限都對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收入再分配效應產生影響，而這些因素的形成又涉及眾多行政機關，所以在實踐中要結合多部門進行協調和溝通，保證政府所具有的調節能力，再結合利率和工資等因素的基礎上完成養老保險制度的修正和完善，從而形成使收入再分配效應正常發揮的養老保險制度。第二，需要通過彈性調節機制對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進行設計，按照精算結果，需要注重繳費年限對效應的影響。所以，在充分考量利率與工資因素的基礎上建立繳費年限的彈性調節機制，促進其增強正向的收入再分配效應，避免其加劇負向的收入再分配效應。

作者:楊君 單位:北京市普仁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