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對外直接投資選擇理論下跨國公司論文，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發達國家的成本論
內部化理論：1976年Buckley，Casson在借鑒Coase交易成本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市場內部化理論，在存在著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前提下，跨國公司內部化可以規避市場不完全而造成的交易成本偏高的問題，其內部化理論也涉及到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問題：跨國公司傾向于選擇在內部化成本低于市場成本的地區開展直接投資。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本質是企業管理、控制權的擴張，通過跨國公司的內部機制代替不完善的外部市場機制，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克魯格曼、赫爾普曼認為，到東道國開展直接投資的一個目的是為了減少直接貿易帶來的運輸成本，繞開當地的貿易保護。Friedman等也認為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地理距離大小直接影響到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績效，跨國公司傾向于就近投資，以降低運輸成本、搜尋成本。
（二）發達國家的優勢論
1．壟斷優勢理論
1960年美國學者Stepsen Hymer首先提出“壟斷優勢”理論，70年代后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Kinderburger做了補充和發展。在東道國市場“不完全”的情況下，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利用自身的壟斷優勢排斥自由競爭，獲得超額利潤。他們認為市場的“不完全”性是跨國公司利用壟斷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前提。指出“不完全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產品市場不完全，主要是商品性能、商標、市場技能存在差異；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性，各種生產要素的性能存在差異；由于規模經濟引起的市場不完全；還有由政府關稅等政策造成的市場不完全。他們認為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主要體現在：市場壟斷優勢，如產品性能差別、特殊銷售技巧、控制市場價格的能力等；生產壟斷優勢，如經營管理技能、融通資金的能力優勢、掌握的技術專利與專有技術；規模經濟優勢，通過一體化生產，擴大生產規模，降低成本；信息網絡技術優勢。壟斷優勢論解釋了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所具有的壟斷優勢，也從另一個角度解釋跨國公司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所在。跨國公司要根據自身的壟斷優勢決定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應選擇在能發揮自身的生產、市場、規模經濟等壟斷優勢的區位。
2．相對優勢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是由美國學者Vernon提出來的。其理論的主要內容是：每一個產品都要經歷創新階段、成長階段、標準化階段和衰退階段，在產品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產品的市場需求、要素密集度、生產區位都是不斷變化的。在產品的創新階段，產品市場需求較小，需要大量的資本、研發投入，產品生產區位位于創新國，有少量的產品出口；當產品走向成長階段時，產品的需求、生產量開始上升，生產企業可以選擇到一些對該產品需求旺盛、技術資金較好的發達國家進行生產投資；當該產品進入標準化階段，產品的創始國放棄在本國生產該產品，因為該產品的國內市場需求接近飽和，將產品轉移到其他國家包括一些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生產；當產品步入衰退階段，產品已經老化，不能適應市場需求，該產品就會完全退出世界市場。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指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應主要基于產品的生命發展周期，在產品生命周期的不同發展階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是不同的。
3．比較優勢論：邊際產業擴張理論
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是由日本的小島清教授提出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的主要內容：對外直接投資應從本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即邊際產業開始，逐漸依次進行。與以往支持發達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壟斷優勢等理論不同，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強調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時，應選擇投資國具有比較劣勢的產業，將其投向能將該產業轉化成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東道國，這將引起本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進出口組成結構的變化，而這一產業將在東道國演變成比較優勢的產業。邊際產業擴張有利于投資國優化資源配置，重新調整產業結構，對東道國而言，接受了投資國的技術、管理、資本，有利于形成新的比較優勢產業。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從產業比較劣勢的角度闡述了投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依據，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應是本國具有比較劣勢的產業，選擇海外投資的區域應是能把該比較劣勢產業轉化成比較優勢產業的國家或地區。該理論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轉移一些標準化產業到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解釋了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的國家之間投資的情況。
（三）發達國家的綜合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該理論是由英國瑞丁大學教授鄧寧提出來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吸收有關國際投資的壟斷優勢理論和內部化理論等的基礎上，結合區位理論解釋跨國公司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問題。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跨國公司必須滿足三個優勢條件：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所有權優勢指的是一國企業所擁有的而國外企業所沒有的優勢。如一國企業所擁有的技術訣竅、研究開發、銷售技巧等方面的技術優勢，企業所擁有的規模經濟優勢，大公司所具有的先進管理能力，企業家才能，大公司所具有的金融與貨幣優勢；內部化優勢指的是為避免不完全市場給企業帶來的不利影響，諸如對外交易成本較高，外部買者對技術出售價值的不確定，將其所擁有的資產加以內部化而保持企業所擁有的優勢，它指出了跨國公司內部交易的必要性；區位優勢指的是東道國在投資環境方面所具有的優勢，包括諸如東道國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很好的市場發展潛力，東道國的貿易政策等。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跨國公司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時必須將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區位優勢三者結合起來加以考慮。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特別強調了區位優勢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性，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具有理論上的指導意義。
（四）有關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Louis Wells從發展中國家角度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說明發展中國家憑借“小規模技術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能性。他認為發展中國家擁有為小市場需要服務的勞動密集型小規模生產技術，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相比，生產成本低，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地位。還有學者從“心理距離”的角度，闡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決定因素，例如John Cantwell認為，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很大程度上受到“心理距離”的影響，其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首先選擇周邊國家，然后是發展中國家，最后是發達國家這樣的區位選擇順序。
二、研究進展：利用新視角分析
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
（一）基于微觀視角
傳統的有關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理論多把不同類型的跨國公司看作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從宏觀角度來研究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近些年來，有些學者從更微觀的角度來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從企業異質性的角度：他們以跨國公司企業間存在異質性為前提，具體分析異質性企業的區位選擇。關于企業的異質性，最初Bernard，etal．通過分析美國微觀出口企業和非出口企業的經濟規模、生產率、資本和勞動密集度等經濟數據，發現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存在異質性；Metliz后利用主流框架研究企業異質性，一般把各企業的生產要素差異作為衡量異質性的主要標準；Chen，M．and Moore，M．從微觀角度分析了法國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法國各跨國企業生產力的不同直接影響各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法國高生產率的跨國企業更傾向于在那些市場潛力較小，較高單位勞動成本，較低勞動生產率，較低進口關稅的地區開展直接投資。謝冰認為不同性質的企業存在很大的差異，尤其是高新技術企業因其創新能力強、產品生命周期短、定制化程度高而與其他企業相比有著很大的不同，應針對其特點來研究中國高新技術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王方方在經典的企業異質性理論框架基礎之上，構建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動力機制框架，論證企業異質性對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結論證明由企業異質性所帶來的對外直接投資數量、模式的擴展及其企業異質性的空間效應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有直接的影響。
（二）基于跨國公司全球發展戰略視角
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世界經濟出現全球化、一體化的趨勢，理論界一些觀點認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要和全球經濟的發展結合在一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要考慮跨國公司在全球的生產經營戰略，跨國公司應當在全球范圍內而不是在某一個特定國家內去整合資源，優勢互補，安排生產、銷售，謀求全球長期的、全面的利益。例如，跨國公司要整合全球生產，協調各部分的價值鏈。價值鏈最早是由波特提出，他認為企業的活動分為基本活動和支持性活動，兩者構成了價值鏈，基本活動主要包括后勤、生產、銷售、售后服務等，支持性活動包括人事、財務、計劃、研究與開發、采購等。全球生產價值鏈理論要求企業要綜合全球的比較優勢，安排生產、投資，取得最大的利益，價值鏈理論對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劉偉全認為“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發達國家將一些失去競爭力的價值環節重組到發展中國家，其本身重點關注高附加值的價值鏈環節，低端嵌入價值鏈的發展中國家企業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地理上靠近先進廠商分享技術擴散的好處，實現價值鏈升級。”
（三）基于空間組織發展模式的視角
Porter在闡述其競爭優勢理論時，首次提出產業集群概念，競爭優勢所需要的關鍵要素的地理集中性，直接導致相關產業地理集聚的出現，比如美國的硅谷，英國的拍賣業，意大利的紡織業等。Porter在有關跨國公司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還建議跨國公司到相關產業集聚的地區投資，便于利用產業集聚帶來的技術、規模等效應。現在，產業集聚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主要產業組織模式，也成為引導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一個新趨向，高新技術企業只有嵌入產業集群體系中，才能更好地獲得集群創新資源，這種集群優勢是其他區位優勢難以具備的。Nachum L．，Keeble．D．等認為，單憑借跨國公司內部獲得知識存在著局限性，跨國公司必須進入集群網絡，因為集群擁有更多的技術、信息和管理經驗，跨國公司子公司開展對外直接投資要盡可能地融入當地集群里，以便于獲得更好的創新資產。Teece D．J研究外國跨國公司選擇在美國硅谷投資的原因時發現，跨國公司之所以選擇在硅谷進行直接投資是為了利用硅谷集群產生的知識技術溢出效應。
（四）基于投資動因———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視角
近些年，學者為了彌補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不足，提出了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包括影響直接投資的各種直接要素：資本、勞動力、科學技術、管理等，也包括間接要素：文化、制度等。這些要素無論是在投資國還是東道國都成為影響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由此而產生資本尋求型、技術尋求區型等區位選擇動因。尋求影響直接投資的直接要素。如市場尋求動因：Bevan ＆Estrin認為東道國市場規模大，能夠使直接投資者擴大產量，降低生產成本，從而實現規模收益。Braunerhjelm ＆Svenson，Venables認為，東道國市場規模越大，其對外來投資者的吸引力就越大。國內學者江小涓認為更好地貼近海外市場是中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之一。丁祥生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國內市場發育不成熟，隨著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國內市場已經不能滿足企業發展的需要，企業較好的途徑是開拓海外市場；尋求資源的動因：Dunning認為尋求和獲得持久的生產資源也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江小涓認為，中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以便于更多地參與國外資源的開發；尋求效率的動因：主要尋求東道國相對廉價、充裕的勞動力、土地和其他生產要素。2006年的《世界投資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有三個方面：尋求市場，尋求效率，和母國政府對國有跨國公司的戰略要求；尋求戰略資產：跨國企業到國外進行直接投資可以吸收較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品牌、經銷網絡等戰略性資產以獲得比較優勢。Deng認為，尋求戰略資產（如品牌和市場網絡）構成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Buckley，et al．認為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弱勢企業可以從發達的企業那里獲得技術優勢，彌補自身的不足。尋求影響直接投資的間接要素，包括東道國或投資國優惠的投資政策、制度環境、文化、雙邊協定等非經濟要素。如尋求有利于投資的規章制度：當選擇是否進入一個國家的市場進行投資時，東道國規章制度的合理性與否是投資企業主要考慮的問題。一般來說，投資企業總是選擇那些外資管制制度較寬松的地區進行投資，這使得跨國企業較容易適應當地的規章制度。現有的一些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到有利于吸引外資制度的地區投資（如穩定的經濟政策、保護財產安全、較少限制所有權、較少腐敗官僚主義）對跨國企業在該國進行直接投資具有積極的作用。鄧明認為，東道國制度因素對于中國企業“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母國的制度環境也對其企業在海外進行直接投資選址產生很大的影響。Meyer，et al．認為，中國所具有的與別國完全不同的、不斷變化的制度環境，使得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眾不同。如果中國與引資國的制度差異大，即相對于中國的引資制度，東道國的引資制度較寬松，對吸引外資較友好，那么，中國的跨國企業就會傾向于選擇東道國與中國制度差異大的地方進行直接投資。柴忠東認為，母國在市場轉型過程中存在的“制度缺陷”既促使一部分新興市場企業退出本國市場投資海外以規避高昂的交易成本和風險，但同時也增加了這些企業在與母國相類似環境中從事經營的優勢。因此，制度的差異會導致OFDI選址分布的不同。倘若中國政府給跨國企業制度上的支持，中國跨國企業也會投資于風險較大的地區，進而獲得投資利益。宗芳宇、路江涌、武常歧等認為，雙邊投資協定是促進投資的特殊機制，能夠替代較差的東道國制度環境。發展中國家與潛在投資目標國家的制度環境往往差距較大。制度較差的東道國法制薄弱、政策多變，外國企業的投資很難得到東道國一般性制度的有效保護，外國企業的風險很大，投資協定能夠保護其利益，減少投資風險。Spender＆Grevesen認為，跨國企業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需要獲得和維持其合法性，因此面臨當地制度環境的同構壓力；尋求較小文化價值觀差異：東道國已經形成的價值觀、標準會制約著跨國組織行為。跨國企業需要樹立和培養當地的社會認知體系，因其更容易遭受當地利益群體的攻擊，還要面對當地已經形成的各種約定成俗的標準。Kostova ＆Zaheer認為，樹立當地的社會認知體系恐怕比遵守當地的法律制度更困難，因為社會認知已經根深蒂固。Yiu ＆Makino認為，文化差異是主要的海外投資障礙，對投資選址有強烈的影響。東道國與母國的文化差異越大，跨國企業越難獲得東道國的文化認可。因此，從這點來說，跨國企業傾向于在那些與母國文化差異較小的東道國投資。關于文化差異的衡量，現普遍使用Hofstede提供的方法，Hofstede歸納出比較不同文化價值觀的四個維度：權力差距、不確定性的規避、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男性度與女性度。Buckley，et al．基于1998—2004年間中國企業在世界上49個國家政府批準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數據，發現市場規模更大，與中國文化相似性更強的東道國能夠吸引更多的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
（五）基于習慣效應的視角
Scott認為，一種行為被多次重復，會視作習慣。在投資選址中，趕時髦、隨大溜效應會起一定的作用。東道國與母國交易的頻繁性可以通過兩國之間的貿易額體現。大的雙邊貿易額體現了東道國與母國經濟來往頻繁。不斷重復的交易被視作習慣，這會影響投資企業選擇與其母國有頻繁交易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因為，投資國企業會感到與其有頻繁交易的國家信譽更好，更有安全感。中國學者胡昭玲，宋平應用動態VAR模型和面板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進行檢驗，結果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是良性互動的，這說明，與中國有頻繁貿易聯系的國家越能吸引中國企業的直接投資。
三、評價及展望
（一）評價
1．從多個視角、采用多種方法研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
從對經濟因素到對非經濟因素的研究。傳統的有關區位選擇理論主要是從經濟因素方面考慮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如成本論、優勢論等。隨著經濟的發展，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尤其是世界經濟一體化、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出現后，新理論嘗試從多視角闡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如從非經濟因素中的投資國與東道國雙邊的制度狀況（雙邊協定、貿易政策，雙邊文化差異等）的角度，探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原因；還有從心理距離、習慣效應、投資動因等角度闡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如何進行區位選擇的問題。從宏觀到中觀到微觀的研究。傳統理論主要把跨國公司看做是無差異的整體，研究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近些年來，很多學者是從較為微觀的角度具體研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如把企業看做是異質性的，研究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同的區位選擇問題；還有基于中觀的視角，研究不同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還基于全球化視角，把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納入全球的經營戰略，考慮價值鏈的協調整合因素；空間組織模式的創新，認識到產業集聚給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的利益，跨國公司區位選擇和產業集聚聯系在一起。研究方法不斷創新。由于數學的應用，從一般的理論分析發展到實證分析，心理學、制度學等學科也逐漸滲透到投資理論里，理性經濟人的純粹經濟學理論假設前提，逐漸被社會人所取代，投資區位選擇理論更趨向于接近實際，結合心理學、制度學、管理學等學科方法研究投資國、東道國的制度、心理等因素對投資的影響等。
2．現有理論研究較為分散，尚未形成獨立的體系
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套完整的、專門的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理論體系，現有的區位選擇理論主要是主流投資理論的附屬品。相關跨國公司區位選擇依據的研究較為片面、分散。僅僅憑借一種或幾種因素來決定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是不夠的，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分析應該是綜合的，既要考慮投資主體情況，主體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投資企業的各種優勢、投資動因、戰略導向等，也要考慮東道國的客體情況，諸如制度、環境、文化、市場規模；既要從宏觀上研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的區位選擇問題，也要從中觀、微觀具體分析不同產業、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體制、不同性質企業的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因其研究較全面，還是值得借鑒的，但是該理論主要是指導早期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實踐，無法說明在經濟、文化全球化發展的當今社會里，文化、制度、全球化生產組織模式等新因素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在現有的研究中，雖然有學者結合制度、心理等學科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但是這些研究還處在較邊緣的位置，尚未納入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的主流。
3．現有理論的研究一般有局限性
目前在有關跨國公司區位選擇的研究中，對發達國家區位選擇的研究占上風，對發展中國家相關問題的研究較少，現有關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區位選擇問題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發達國家相關理論基礎之上，未能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特質，提出開創性理論，原因之一在于發達國家是跨國公司的創始者，其對外直接投資的歷史較長，相關理論研究也較為豐富。關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區位選擇的“小規模”技術優勢論，也不能解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對外投資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基礎設施落后，綜合實力不強，其“小規模”技術優勢已經日益被發達國家地方化的跨國生產所瓦解。西方盛行的小規模定制模式也有取展中國家憑借“小規模”技術優勢投資的趨勢，適應時展需要的有關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特有理論體系尚未形成。由于中國開展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時間還很短，國內學者相關理論研究缺乏創新性。中國在該方面的研究還沒有太大的突破和創新，大多是對西方現有直接投資理論的分析和驗證，他們在西方經典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基礎上，利用單純的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所用數據往往忽略了一些個體差異，存在偏差，不能很好地對企業的投資情況展開實地調研，尚不能完全反映現實的有關投資的問題，不能很好地指導中國企業實際開展對外直接活動。國內研究建立在西方有關投資理論的基礎上，忽略本國特有的政治、文化、制度特點，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其對外直接投資有特殊性，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也應該有自己的特點。
（二）展望
1．區位選擇在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作用將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區位選擇是否影響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從實際情況來看，好的區位選擇有利于跨國企業規避投資風險、各種制度缺陷、利用當地豐富的資源、技術等優勢，取得巨大的投資利益，反之，亦然。從現在的研究情況來看，就區位選擇和跨國企業投資質量的關系的研究往往被忽視，實質是“舍本逐末”。重視研究區位選擇和投資質量二者之間的關系，是未來研究的一個趨勢。
2．系統研究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
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經濟、文化技術水平等方面還存在著很大差距，完全照搬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等理論來指導和驗證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實踐是脫離實際的。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憑借壟斷優勢、比較優勢理論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并進行區位選擇，而發展中國家自身相對不具備上述的競爭優勢，近年來卻也開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21世紀，新興市場國家①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成為世界經濟領域里的一個亮點，這些“后發”企業憑借在母國開發的“非傳統型能力”，更早、更快地開展國際化經營，追趕發達國家的“先行”企業。作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更迅猛，中國的企業能夠到發達國家開展投資，以劣勢產業收購強勢產業的現象很多。中國的聯想收購IBM筆記本，雙匯收購美國的肉類加工商Smithfield Food，并購規模達到70多億美元，吉利汽車公司收購了美國老牌汽車公司沃爾沃。跨國并購投資也不再是大企業的專利，中國小企業也開始進行并購投資，2013年10月青島的一家藻業集團就成功地并購了澳洲的一家大的海藻公司。系統研究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為什么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如何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機理是怎樣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有何特殊性等是未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一個主要的研究方向。
3．綜合、具體地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
隨著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各國環境、制度等的標準化，制度、文化應成為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主要考慮的因素，例如研究發展中國家基于內部制度不完善，制度逃逸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新的全球分工標準，新的技術基礎導致全球新的生產模式出現，價值鏈、產業集聚等新的產業組織模式必將進一步豐富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內容；未來對外直接投資不僅重視“量”還會更重視“質”，它不僅包括對外直接投資的直接經濟利益的獲取，還包括投資引致的各種非經濟利益的增加。諸如技術的提高，管理經驗的增加，制度的完善，生態環境的改善、關系的協調等，這也必將豐富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的內容。未來的研究還應該更多地從微觀視角，具體研究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問題，而不是簡單地依靠一些存在誤差的數據做出數理實證分析，而是針對不同行業、不同特點、不同投資動機企業，運用案例具體研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研究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問題時，不能僅僅憑借壟斷優勢論，以國有企業作為主要的投資主體，而忽略中小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作用；從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特殊性出發（從整體上看與發達國家的高新技術企業相比，其技術還不具有很強的優勢）研究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中國高新技術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更多地吸取當地的先進技術，其應主要選擇到技術發達的國家投資，而不能完全憑借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競爭優勢到技術、經濟落后地區進行投資。
作者：李軒 單位：東北師范大學經濟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