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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2003-2018年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利用企業首次跨國并購行為作為準自然實驗,運用基于匹配的雙重差分方法,衡量跨國并購對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實施跨國并購能夠提高企業的創新效率,而創新促進效應是否能夠持續依賴于后續研發投入的多少。進一步研究發現,市場獲取型并購企業通過加大實用新型、外觀設計方面的研發力度,有效地推動了企業創新效率的提升。本文結論對改進和完善企業跨國并購策略、支持企業充分利用國際市場開展資源配置、推動企業創新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跨國并購;創新效率;雙重差分傾向得分匹配法
一、引言
隨著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不斷加快,我國企業的跨國并購日益活躍,成為拉動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增長的重要引擎。在經歷前些年大量資金紛紛出海,盲目擴張的亂象之后,我國企業對跨國并購目標的選擇也更為理性,“跨國并購的結構不斷優化,有望對國內經濟轉型升級發揮重要作用”(王碧珺,2016)。為進一步評估跨國并購對我國企業創新的影響,本文結合企業發展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以期為企業開展跨國并購活動提供借鑒參考。結合現有研究,本文主要進行了以下拓展:(1)通過構建2003-2018年A股上市公司跨國并購數據庫,驗證了跨國并購能夠提升企業創新效率,有效識別出并購行為與企業生產率提升之間的因果效應,為研究跨國并購推動技術創新提供了新的視角;(2)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基于匹配的雙重差分方法(PSM-DID),有效地克服了可能存在的樣本選擇性偏差和內生性問題。(3)通過對并購動機的檢驗,有效識別出不同動機企業差異化的創新效率提升渠道,有助于揭示跨國并購影響企業創新效率的作用機制。
二、機制分析與研究假設
為更好地分析跨國并購活動如何影響企業創新,通過對現有文獻的梳理,相關文獻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促進效應
跨國并購突破了在一國范圍內進行生產經營的局限,企業采取直接并購的方式收購發達國家具有技術優勢的企業,通過收購后的資源整合,實現技術在企業內部轉移,有利于推動企業創新效率的提升。LeeD(2017)認為,“通過跨國并購的方式進入新市場,會激發并購方企業的擴張欲望,加大研發投入力度以整合母公司與子公司的資源,加快技術更新。”李梅、余天驕(2016)通過對我國信息技術行業的研究發現,“跨國并購具有明顯的技術溢出效應,有利于并購方企業利用國際研發資源,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并建立起自身的競爭優勢。”林春培、張振剛(2017)發現,“跨國并購提高了企業資源配置的靈活性,有利于企業內外部知識的交換和流動,提高企業創新績效。”吳先明、張雨(2019)通過選取2001-2011年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數據進行研究,也驗證了跨國并購能夠有效地提升產業技術創新績效。較之于FDI投資只能被動地接受先進國家轉移技術的限制,跨國并購得以有針對性地選擇技術短板領域進行投資,企業通過并購活動融入到東道國的生產鏈條當中,便于跟蹤學習先進技術,實現自有技術與并購技術的有機融合,提升企業的創新效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H1:開展跨國并購活動,能夠促進企業創新效率的提升。
(二)擠出效應
考慮到跨國并購增加了企業的財務成本,減少了技術研發可供使用的資金,對企業研發投入存在“擠出效應”,此外,不同國家間企業文化和制度上的差異,也增加了并購后企業的協調、管理成本,會降低企業的運營效率。Chen(2011)認為,“跨國并購能夠促進企業資源的優化配置,但是來自于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并購導致企業生產率不斷下降。”Stiebale(2016)發現,“來自于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并購,注重并購的短期效應容易導致長期創新投資不足,影響了企業生產率的提升。”黃錦濤(2016)通過對A股制藥業企業的跨國并購活動進行分析,發現“跨國并購后企業的規模得到提升,但是生產率水平變化不顯著”。蔣冠宏、蔣殿春(2014)通過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認為“技術研發型的對外投資不能提高企業生產率”。黃璐、王康瑞、于會珠(2017)通過研究發現,“部分企業通過跨國并購獲取了目標研發成果后,會減少對收購方的人員和資金投入,導致后續研發投入不足。”通過跨國并購的方式獲取技術,有利于企業快速彌補技術短板,實現對行業主流技術的追趕,尤其是針對技術積累較為薄弱的企業而言,通過購買技術的方式實現技術進步遠比自主研發的效率高。長此以往,企業的跨國并購,不僅降低了自主研發的動力,還擠占了用于自主研發的資金。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設:H2:開展跨國并購活動,無法促進企業創新效率的提升。
三、研究設計
本文選取2003-2018年在滬深A股上市的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并按照研究慣例進行以下處理:(1)考慮到制造業作為拉動技術創新的主要陣地,本文選取制造業企業的跨國并購活動進行研究。(2)為保證樣本的可比性,刪除了2017年及其以后上市的企業。(3)刪除了針對避稅天堂(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百慕大群島)的跨國并購。為防止離群值的影響,本文對主要連續變量在1%水平上進行了縮尾處理。本文企業跨國并購的數據基于Zephyr數據庫,該數據庫收錄了世界各國的境內并購和跨境并購數據,是目前研究跨國并購的主要數據庫之一。其余數據來源于CCER數據庫和CSMAR數據庫。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文采取基于匹配的雙重差分估計方法,引入研發支出(R&D)、上市年限(Age)、員工人數(Labor)等變量作為企業特征變量對實驗組和對照組進行Logit回歸,然后采用最鄰近匹配的方法進行一對一匹配,并采用包括企業個體(Firm)和時間(Year)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展開分析,較好地控制了選擇性偏誤,消除了實驗組和對照組之間的共同變化趨勢,提升了論文結果的可靠性。回歸結果表明,與未實施跨國并購的對照組企業相比,進行跨國并購的實驗組企業顯著提升了生產率,而且動態看來,實施跨國并購活動對企業生產率提升的激勵效應表現出不斷增強的時間趨勢。因此,本文的分析結果驗證了H1的基本假設,跨國并購能夠拉動企業創新效率的提升。依據表1第(1)欄的檢驗結果顯示,實施跨國并購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較未實施跨國并購的企業相比,具有顯著提升,充分表明通過并購活動,有利于提高母國企業的生產率。為進一步考察并購活動對企業生產率影響的大小,第(2)至第(5)欄的動態檢驗結果顯示,跨國并購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具有持續效應,隨著并購活動的進行,企業的生產率水平不斷提升。為提高本文結論的穩健性,通過調整結果變量,選取專利申請數量、發明申請數量、實用新型申請數量、外觀設計申請數量來衡量企業創新效率的變化,檢驗結果(篇幅所限檢驗結果未列出)與前文基本一致,跨國并購發生后企業的生產率逐年提升。因此進一步驗證了H1的基本假設,可以判定實施跨國并購能夠促進企業創新效率的提升。
五、機制檢驗
為進一步區分跨國并購活動如何影響企業的創新效率,本文借鑒王碧珺、李冉、張明(2018)的做法(通過閱讀上市公司公報、公司網站、公開報道等形式,篩選出“技術”“資源”“市場”“成本”等關鍵詞,識別出企業跨國并購活動的動機),將實施跨國并購活動的企業劃分為:技術驅動型、資源驅動型、市場驅動型和效率驅動型企業,依據企業跨國并購的不同動機進行分組檢驗。通過引入并購動機的分析顯示,交叉項系數顯著為正且逐漸變大,表明跨國并購能夠提高企業生產率。但是通過對傳導機制的分解發現,在不同動機的驅動下企業生產率的變化情況不一。技術驅動型跨國并購的系數顯著為正,資源驅動型跨國并購的系數顯著為負,而其他類型并購活動的結果并不顯著。表明以獲取技術為目的的跨國并購能夠帶動企業生產率的提高,以資源為目的的并購活動可能更多基于戰略意義的考慮,對于提升生產率而言不是企業考慮的首要因素。為考察在不同并購動機的驅動下,企業生產率的變化趨勢,通過動態比較的方式來進行分析。技術驅動型跨國并購企業生產率的增長從并購1年后的0.157上升到并購3年后的0.160,但是隨后兩年的增長分別為0.139和0.128,結果表明,隨著期限的拉長,技術驅動型企業的生產率盡管能夠保持持續上升,但是增長趨勢逐步放緩。為解釋這一趨勢,通過引入研發支出(R&D)這一渠道進行機制分析,隨著時間的推移,企業研發投入數額不斷減少,可以看出跨國并購后企業研發投入數額的減少抑制了企業生產率的持續增長。因此,以技術為目的的跨國并購主要采取購買技術的策略來實現技術創新,并購后疏于對“技術學習”和“技術消化”的重視,影響了生產率的后續提高。通過對跨國并購活動影響企業的渠道進行分析,發現跨國并購能夠帶動企業專利申請數量的增長,其中,并購活動對于企業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數量的影響最為明顯,增長幅度高于其他專利類型的申請數量;發明專利的申請數量在并購初期增長顯著,第二年增長幅度趨于放緩,到了第三年增長趨勢已不顯著;而外觀設計專利的申請數量并不顯著。結果表明實施跨國并購活動后,企業主要是在實用新型專利方面投入了較大精力來進行專利申請。隨后引入并購動機來分析企業跨國并購活動如何影響企業專利申請數量的變化。依據表2的結果顯示,市場驅動型企業在跨國并購后的實用新型申請數量顯著為正且逐年增加,通過對不同并購動機企業的分組回歸結果顯示,市場驅動型企業的研發投入較其他類型企業相比顯著為正且數額較大。表明市場驅動型企業,得益于在技術研發方面的大力投入,有效地推動了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數量的增長。對于市場驅動型的跨國并購企業而言,僅僅依靠并購當地企業的方式,難以獲取東道國市場的足夠份額。為了更好地融入當地市場,需要根據東道國市場的需求偏好做出有針對性的調整,依據母國企業的自身優勢,結合并購企業的既有資源,加大對實用新型專利的研發投入,形成獨具特色的企業優勢,能夠提升企業產品的競爭力,提高企業創新效率,在爭取東道國產品市場份額方面搶占先機。通過對外觀設計專利申請的檢驗也表明了這一點。雖然整體而言,實施跨國并購活動對企業外觀設計專利申請的增長并不顯著。但是引入并購動機因素進行分析后,發現市場驅動型企業的外觀設計專利數量顯著增長,而技術驅動型、資源驅動型、效率驅動型企業的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數量增長依舊不顯著。通過對市場驅動型企業研發投入的進一步分析來看,在外觀設計方面,市場驅動型企業與其他動機的企業相比,在研發投入上數額較大且顯著為正,再次驗證了企業跨國并購活動與專利申請數量增加之間存在的傳導機制。結果表明,市場驅動型企業在并購后,針對當地市場的需求,通過加大對技術研發的投入,能夠有效提升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數量。因此,本文認為不同并購動機類型的企業存在差異化的創新策略,有別于技術驅動型企業購買技術推動進步的方式,市場驅動型跨國并購企業,更多采取加大研發投入的方式進行專利創新。為了能夠更好地適應當地市場,市場驅動型企業要結合自身優勢積極做出變化,并購后通過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在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專利方面進行創新,以實用新型、外觀設計的優勢尋求技術突破,實現生產率水平的提升,打造出獨具特色的競爭優勢,以擴大產品在東道國市場的份額。
六、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以企業首次跨國并購行為作為準自然實驗,運用基于匹配的雙重差分方法衡量跨國并購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結果發現:一是實施跨國并購活動企業的生產率較未實施跨國并購企業有明顯提升;二是通過動態分析,識別出后續的技術消化、吸收研發投入不足,是造成企業創新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三是通過對跨國并購活動推動企業創新效率提升的渠道機制進行分析,識別出不同并購動機企業差異化的創新策略。技術驅動型跨國并購企業通過購買技術提升創新效率,而市場驅動型跨國并購企業更多的是通過加強實用新型、外觀設計方面的創新來提升創新效率。
(二)啟示建議
為支持企業“走出去”通過跨國并購打造競爭優勢,提升創新效率。結合本文分析結果,提出以下建議:一是持續推進“走出去”方針,鼓勵企業開展跨國并購。本文結論充分表明開展跨國并購活動能夠提升企業的創新效率。受全球經濟低迷、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緩慢等因素的影響,存在大量具備一定技術優勢、市場估值偏低的目標資產,這為亟待生產轉型的國內企業提供了發展機遇。政府要在市場信息、資金支持、外匯管理、稅收優惠等方面為企業提供便利,支持企業“走出去”,開展對技術短板行業的跨國并購,積極參與更高水平的國際分工,學習發達國家在技術、品牌、管理等方面的優勢,不斷積累技術儲備,努力縮小與行業領先企業的技術差距,實現企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的攀升。二是加強對跨國并購活動的引導,降低企業風險。為抵消國內要素價格不斷上漲帶來的發展壓力,部分企業“盲目出海”尋求跨越式發展,并購失敗的案例層出不窮,增加了企業的債務風險。隨著“逆全球化”思潮的不利影響,個別國家試圖通過實施貿易保護措施遏制我國經濟的發展。企業通過主動的跨國并購,在全球進行資源配置組織生產經營,能夠繞開貿易壁壘對我國的封鎖,有效提升我國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和適應能力。政府要加強對企業跨國并購的服務與引導,針對不同類型的企業提供差異化的服務,以降低企業跨國并購風險,提高并購活動成功率。三是加大研發投入力度,注重對并購技術的消化吸收。隨著國際外部環境的惡化,發達國家對我國技術轉讓的審查態勢趨緊,通過以往購買技術實現技術提升的傳統路徑已不可行,技術引進不能替代自主研發。企業要轉變觀念,減少對購買、引進技術以及實現技術進步路徑的依賴,重視創新驅動引領企業發展的關鍵作用,通過制定長期創新計劃,尊重技術發展規律,加大并購技術在消化、吸收方面的研發投入,實現并購技術與自有技術的有機結合,早日補足關鍵技術短板,實現“卡脖子”技術環節的進口替代,為實現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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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建 張廣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