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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經濟發展已經步入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單純依托貨幣信貸的增長來支持投資、出口和消費的增長，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和規模擴張的負債推動型擴張模式已經不能滿足發展要求，同時還會積累較多的金融風險。我國金融體系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考驗，國家花費了高昂的代價才化解了接二連三的金融風險。因此，應當正確認知金融本質，把握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有序推進結構性去杠桿，強化審慎經營理念，推進金融供給側改革回歸本源，強化金融服務功能，找準金融服務重點，以服務實體經濟、服務人民生活為根本，讓金融運行更加符合規律，立足我國實際，走出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
【關鍵詞】金融風險；結構性去杠桿；金融供給側改革；高質量發展
一、傳統金融運行模式的問題
1.我國金融發展現狀。我國目前的金融服務模式屬于傳統金融服務模式，是基于經濟的規模擴張和高速增長模式產生并發展起來的，其基本特征是依托貨幣信貸的增長來支持投資、出口和消費的增長，從而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和規模的擴張。然而這種模式在以間接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系之下會導致金融資產負債規模的擴張，其本質上是負債推動型的擴張模式，不可避免會造成金融杠桿的不當增加，這種情況自2008年以來表現得越來越明顯。首先從貨幣規模的變化和經濟的關系來看：2008年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年末M2余額47.5萬億元，當年GDP為30.1萬億元，增速為9%，M2/GDP=1.58，M2/GDP增速=5.28。2009年和2010年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2009年年末M2余額60.6萬億元，當年GDP為33.5萬億元，增速為9.2%，M2/GDP=1.81，M2/GDP增速=6.97；2010年年末M2余額72.6萬億元，當年GDP為39.8萬億元，增速為10.3%，M2/GDP=1.83，M2/GDP增速=7.05。2011年至今一直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2011年年末M2余額85.2萬億元，當年GDP為47.1萬億元，增速為9.2%，M2/GDP=1.81，M2/GDP增速=9.26；2012年年末M2余額97.4萬億元，當年GDP為51.9萬億元，增速為7.8%，M2/GDP=1.88，M2/GDP增速=12.49；2013年年末M2余額110.7萬億元，當年GDP為56.9萬億元，增速為7.7%，M2/GDP=1.95，M2/GDP增速=14.38；2014年年末M2余額122.8萬億元，當年GDP為63.6萬億元，增速為7.4%，M2/GDP=1.93，M2/GDP增速=16.59；2015年年末M2余額139.2萬億元，當年GDP為67.67萬億元，增速為6.9%，M2/GDP=2.05，M2/GDP增速=20.17；2016年年末M2余額155.01萬億元，GDP為74.41萬億元，增速為6.7%，M2/GDP=2.08，M2/GDP增速=23.14；2017年年末M2余額167.7萬億元，GDP為82.7萬億元，增速為6.9%，M2/GDP=2.03，M2/GDP增速=24.3；2018年年末M2余額182.7萬億元，GDP為90.03萬億元，增速為6.6%，M2/GDP=2.03，M2/GDP增速=27.7。2008~2015年，我國GDP從30.1萬億元增加到67.67萬億元，增長124%，廣義貨幣M2余額從47.5萬億元增加到139.2萬億元，增長193%。生產單位GDP所需要的貨幣從1.58個單位增加到2.05個單位，推動一個百分點增速所需要的貨幣從5.28萬億元增加到20.17萬億元。統計表明，貨幣運行的效率正在下降，同時也說明依靠放松貨幣信貸來刺激經濟增長這種“大水漫灌”式的增長模式的邊際效應在不斷下降，刺激效果越來越差。而代表實體經濟融資情況的指標社會融資規模的存量2015年末為138.14萬億元，同比增長12.4%，2016年末為155.99萬億元，同比增長12.8%，增速比上年高0.4個百分點。2017年6月末為166.92萬億元，同比增長12.8%，2017年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為174.64萬億元，同比增長12%，也都超過了經濟增長。再從銀行業總資產的增速看，從2003年至今一直遠超GDP增速。2015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199.35萬億元，同比增長15.7%，2016年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為232.3萬億元，同比增長15.8%，而這兩年我國GDP增速分別降至6.9%和6.7%，且兩者之間的缺口越來越大，由此也說明貨幣政策刺激的邊際效應在遞減。而從國際比較看，我國銀行業的總資產在2016年底達到33萬億美元，而歐元區為31萬億美元，美國為16萬億美元，日本為7萬億美元。我國銀行業總資產是同年國內GDP的3.14倍，而歐元區銀行總資產是其GDP的2.8倍，美國為1.16倍，日本為1.48倍。可以看出，相對GDP規模而言我國銀行業資產的運行效率也是偏低的。最后從杠桿率的變化來看，宏觀杠桿率M2/GDP從2008年的158%上升到2015年的205%，增長了接近30%；代表實體經濟融資結構的指標社會融資結構顯示，2017年年末社會融資存量結構為債務融資占96.2%、股票融資占3.8%，2017年的增量結構為債務融資占95.5%、股票融資占4.5%，表明債務融資仍然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
2.現行金融運行模式存在的問題。隨著金融體系資產負債規模的擴張超越經濟增長越來越多，金融資產的邊際收益呈現出逐步下降的趨勢而負債的邊際成本則越來越高，金融資產的邊際收益與負債的邊際成本差在不斷收窄。當金融體系的資產負債變化超越某個臨界點后，就會出現金融資產的邊際收益與負債的邊際成本差倒掛。此時如果流動性發生困難，就會出現負債兌付困難乃至發生違約風險，從而導致資產質量下降與金融風險上升，這一點從債券市場違約增加可以發現。2015年公司債、企業債和債務融資工具共發生18起違約事件，較上年有所增加。其中，公司債12起，涉及債券本金35.3億元；企業債2起，涉及債券本金23億元；債務融資工具4起，涉及債券本金60億元。2016~2017年8月，公募債市場共有33個發行主體出現實質性違約，涉及77只債券,債務總額近600億元。其中2016年違約主體28家，2017年新增違約主體5家。與此同時，各類風險事件也頻頻發生：2015年8月，理財平臺昆明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發生風險事件，全國20多個省份的22萬投資者的430億元資金難以討回，被喻為“中國的龐氏騙局”；2015年12月，網絡理財平臺“e租寶”發生風險事件，初步查明實際吸收資金500余億元，涉及投資人約90萬名；2016年2月，理財平臺中晉資產發生風險事件，涉及資金總額340多億元，涉及總人次超過13萬，其中60歲以上投資人就超過2萬。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上半年僅上海出問題的理財平臺就有中晉資產、融宜寶、上恒資產、炳恒集團、長來財富、盈璽資產、盤聚資產、上海鵬華、晉興資產、金鹿財行、當天財富、國洲金融、大駿財富、國弘匯金融、巨璽財富等，涉及金額達1000億元以上，預計待還金額超過800億元。而債券市場的違約和頻頻發生的各種風險事件則會極大地損害投資者信心，進而導致信用評級受到影響。2016年3月2日，國際評級公司穆迪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下調至負面。還將我國38家國有企業及授予評級的子公司、25家金融機構評級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3月31日，評級公司標準普爾將我國主權評級的展望由穩定調整至負面，但維持我國長期“AA-”和短期“A-1+”的主權信用評級。同時將中國移動、中國南方電網、中海油、中石化等20家央企，以及農業銀行、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等我國部分金融機構的評級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這種情況如果任其發展，將會造成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早在2013年6月銀行間市場就出現了所謂的“錢荒”事件，多家商業銀行出現突發性的支付困難并發展為流動性危機。2015年我國股票市場出現了大幅波動。2015年上半年，滬深兩市股指快速上漲，上證綜指6月12日盤中達到全年最高5178.19點，較上年末上漲60.08%。6月15日，滬深兩市股指開始快速下跌，上證綜指于8月26日盤中觸及全年最低2850.71點，較全年最高點下跌44.95%；深證成指于9月15日盤中觸及全年最低9259.65點，較全年最高點下跌49.17%。才兩個月時間，卻經歷了過山車式的行情。2015年6月12日至7月8日，上證指數從5178.19點下跌到3421.53點，跌幅達34%；7月9日至7月23日，上證指數又升到4132.61點，升幅達20.78%；7月24日至8月3日，上證指數又跌到3549.50點，跌幅達14%；8月4日至8月17日，上證指數又升到3994.54點，升幅達12.5%；8月18日至8月26日，上證指數又跌到2850.71點，跌幅達28.63%；8月27日至8月28日，上證指數又升到3235.84點，升幅達13.5%。大量的投資者由于進行了配資操作而被迫強行平倉，從而使得股市風險通過配資渠道向外擴散，積累了越來越多的系統性風險，最后不得不由國家出面“救市”。金融市場的大幅震蕩不僅發生在股市，也發生在匯市。從2015年8月中旬開始，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經歷了三輪迅猛貶值：第一輪是從2015年11月2日至2016年1月7日，美元對人民幣中間價從6.32貶值至6.55，幅度達3.95%；第二輪是從2016年5月3日至7月19日，美元對人民幣中間價從年內低點6.46貶值至6.70，幅度為3.73%；第三輪是從2016年10月10日的6.70貶值至11月25日的6.92，在44天內即貶值3.26%。鑒于匯率震蕩可能產生的巨大影響，國家又不得不出面采取措施穩定匯市。受投資者信心不足及金融市場震蕩的影響，跨境資本流動波動加大。2015年我國國際收支經常賬戶為順差3306億美元，資本和金融賬戶為逆差4853億美元，而2014年為逆差514億美元。2016年前三季度，我國經常賬戶順差1747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順差3669億美元，服務貿易逆差1830億美元，初次收入逆差48億美元，二次收入逆差45億美元。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856億美元，其中：資本賬戶逆差3億美元，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逆差3794億美元，儲備資產減少2941億美元。2015年，外匯儲備資產減少3423億美元，2014年外匯儲備資產增加1188億美元。外匯儲備自2014年6月達到接近4萬億美元的高點，一直到2015年7月都保持在3.6萬億美元以上，8月下降到3.55萬億美元，9月下降到3.51萬億美元，10月上升到3.52萬億美元，11月又降到3.43萬億美元，12月進一步降至3.33萬億美元，直到2016年底才穩定在3萬億美元的水平。短短一年多時間，外匯儲備減少了近1萬億美元。從“錢荒”到“股災”再到“匯率貶值”，我國金融領域短期內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考驗，國家花費了高昂的代價才化解了接二連三的金融風險。人們不禁要問，我國金融究竟怎么了？是什么原因讓原本引以為豪的金融業成為讓人擔心的金融業？現在看來，最根本的原因是對金融本質和規律的認識不夠深刻，沒有很好地把握金融與經濟的關系。
二、采取措施化解累積風險
眾所周知，金融是服務經濟的，其本質是通過對資源的有效配置服務實體經濟。從宏觀視角考察，金融要完成“儲蓄向投資”轉化；從微觀視角考察，金融要滿足市場主體的“投融資”需求。一方面要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要降低投融資成本。然而金融資源配置作用的發揮并非隨心所欲的，在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法則下，各市場主體對資源和資金的使用結果并非完全一樣，有成功也有失敗，這就意味著金融資源的供應者在提供金融資源給使用者時要承擔失敗的風險。因此，金融的本質也可以表述為：在風險承擔能力許可的范圍內完成資源的低成本高效率配置。而既有的金融運行的傳統模式更多的是從擴大金融資源配置規模這一角度體現金融的本質，較少考慮金融資源配置的成本和效率，很少考慮金融資源配置的風險，從而展現出效率低、風險大、不平衡的特征，而風險的累積則成為其中最突出的問題。由此金融工作重心必須轉變，提高認識、采取措施、化解風險成為金融工作新的重點。中央政治局于2017年4月開啟了以“金融安全”為主題的集體學習，并提出六大任務：深化金融改革、加強金融監管、采取措施處置風險點、為實體經濟發展創造良好金融環境、提高領導干部金融工作能力、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2017年7月14日、15日五年一次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賦予新時期金融功能新定位：緊緊圍繞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務。2017年10月召開的提出：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2017年12月18日、20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今后3年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等“三大攻堅戰”[1]。隨后，我國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一系列加強監管和化解風險的思路、原則和措施。要以關于金融工作的理論和政策論述為指導，深刻把握現階段經濟金融運行的內在規律，強調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要從國情現實出發，以自我革命的理念和方法，主動消除經濟金融隱患，形成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中國方略。要把主動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準確判斷風險隱患，采取措施處置風險點，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防控金融風險，要促進金融與實體、金融與地產、金融體系內部的良性循環，做好重點領域風險防范和處置，打擊違法違規金融活動，加強薄弱環節監管制度建設。以更積極的態度處置各類隱患，以經常的“小震”釋放壓力，避免出現嚴重的“大震”，總體上要用事先的而不是事后的、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整體的而不是零散的方法，去矯正各種偏離，及早恢復經濟金融平衡。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刻不容緩，既要關注金融體系本身的風險，也要關注其對實體經濟可能造成的影響。具體措施是：要準確判斷風險隱患，采取措施處置風險點，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要把主動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學防范，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著力防范化解重點領域風險，著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線和風險應急處置機制；要推動經濟去杠桿，堅定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把國有企業降杠桿作為重中之重；嚴控地方政府債務增量；要堅決整治嚴重干擾金融市場秩序的行為，強化金融機構防范風險的主體責任；要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健全符合我國國情的金融法治體系。核心工作是結構性去杠桿。2018年第一季度，金融監管部門出臺了多項監管政策降低企業杠桿率、加快處置“僵尸企業”、消化不良貸款。4月2日，中央財經委第一次會議指出，“要以結構性去杠桿為基本思路，分部門、分債務類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要盡快把杠桿降下來，努力實現宏觀杠桿率穩定和逐步下降”。在這一系列監管措施的穩步推進下，我國在監管體系建設和金融風險處置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結構性去杠桿階段目標已經達到，高風險金融業務收縮，一些機構野蠻擴張行為收斂，金融亂象得到初步遏制，市場約束逐步增強，市場主體心理預期出現積極變化，審慎經營理念得到強化，金融運行整體走向穩健。但對此仍要保持謹慎樂觀，因為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是一項中長期任務，任務完成難度大。
三、推進金融供給側改革回歸本源
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也要有新模式。目前我國經濟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所有這些都要通過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實現。而推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是要進一步深化對金融本質和規律的認識，要讓金融運行更加符合規律，回歸本源，二是要立足我國實際情況，走出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具體而言，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強化金融服務功能，找準金融服務重點，以服務實體經濟、服務人民生活為本。以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重點，優化融資結構和金融機構體系、市場體系、產品體系，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更高質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務。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端正發展理念，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積極開發個性化、差異化、定制化金融產品，增加中小金融機構數量和業務比重，改進小微企業和“三農”金融服務。建設一個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完善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把好市場入口和市場出口兩道關，加強對交易的全程監管。圍繞建設現代化經濟的產業體系、市場體系、區域發展體系、綠色發展體系等提供精準金融服務，構建風險投資、銀行信貸、債券市場、股票市場等全方位、多層次金融支持服務體系。適應發展更多依靠創新、創造、創意的大趨勢，推動金融服務結構和質量來一個轉變。注意尊重市場規律、堅持精準支持，選擇那些符合國家產業發展方向、主業相對集中于實體經濟、技術先進、產品有市場、暫時遇到困難的民營企業重點支持。強化金融科技基礎設施建設[2]，對金融科技創新進行監管。此外，還要建立監管問責制，由于監督不力、隱瞞不報、決策失誤等造成重大風險的，要嚴肅追責。要解決金融領域特別是資本市場違法違規成本過低問題。要做到“管住人、看住錢、扎牢制度防火墻”。要管住金融機構、金融監管部門主要負責人和高中級管理人員，加強對他們的教育監督管理，加大金融領域反腐敗力度。要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結算機制，適時動態監管線上線下、國際國內的資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資金流動都置于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督視野之內。要完善金融從業人員、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運行、金融治理、金融監管、金融調控的制度體系，規范金融運行。
主要參考文獻：
[1]趙錫軍．“強監管”下金融運行模式的變化與挑戰——改革開放40年來金融業發展［J］．領導科學論壇，2019（2）：45~65．
[2]鐘慧安．金融科技發展與風險防范研究［J］．金融發展研究，2018（3）：81~84.
作者:趙錫軍 單位:博士生導師
